读北京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报纸，亦不难看到上海普通市民对日本人的排斥心理同样大大增强了。一方面，上海学生的街头宣传、报纸舆论的文章，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日人较多，反日运动很容易造成底层民众对日人阴谋的防范甚至是恐惧心理。冯筱才写过一篇文章，列出了一二十条6月间上海中英文各种报刊对市民这种恐慌情绪的报道。当时最多的关于日人阴谋的传闻，就是“日人置毒于华、法两界之自来水中”。城市里，人人靠喝自来水为生，水被投毒，非同小可，自然要引发恐慌。
由于会上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定，同学们回到寝室后翻箱倒柜，凡是日本产的东西统统扔出来打坏掉了，然后还结队上街去检查商店的日货，并四处去对民众演讲，要“唤起他们来爱国”。他回忆自己受到此次行动的刺激，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称当时自己“幼稚的脑筋中，作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我想在高小毕业后，即去投考陆军学校，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带几千兵或几万兵，打到日本去，踏平三岛”！
此类消息虽经租界当局再三辟谣，但对日本人的反感明显地助长了三人成虎的效应。再加上不少中文报纸加油添醋，不断帮助传播这类消息，结果是不仅使市民对日人的恶感加剧，而且促成了一种对日本人如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在两周多的时间里，街头接连发生了日本侨民甚至日本巡警受到市民围殴的情况。因为上海本地市民往往弄不清谁是日本人，以致日本人不出来了，街上一些不会说上海话或长相、穿戴不像中国人的中国学生、军官、路人、小贩，被民众当成日本人，接连被打伤，甚至于被打死。好在上海租界当局和华界军警从一开始就注意采取行动弹压，这场骚乱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平息了下去。
方志敏事后回忆过他在江西上饶弋阳读高小时所经历的这场风波。他写道：“小的时候，在乡村私塾中读书，无知无识，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自然，不知道爱国为何事。”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就渐渐懂得要爱中国的道理了。五四爱国运动当时就波及他所在的小学，学校里的年轻教师曾组织几百学生开大会声讨日本。他提到，当时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台，特别把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他的声音由低而高，渐渐地吼叫起来，脸色涨红，渐而发青，颈子涨大得像要爆炸的样子，满头的汗珠子，满嘴唇的白沫，拳头在讲桌上捶得嘭嘭响。听讲的我们，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那一个不是鼓起嘴巴，睁大着眼睛——每对透亮的小眼睛，都是红红的像要冒出火来；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
一时间的日本压迫欺凌事件，会刺激起相关地区部分普通市民的反日心理，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状况不断的情况下，或不难想象。但是，除去知识界、学生界和大城市部分精英阶层确会因此而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进而诉诸有组织的抗议行动外，底层普通民众类似的恐日情绪和无组织的反日暴力，是否也称得上是一种民族意识或民族主义的表现，却颇值得怀疑。方志敏就讲述了他高小毕业后，前往南昌、九江读书，后又到上海逗留，并搭乘日轮回江西时看到的种种情形。在他看来，五四运动过了好几年，包括日本人在中国蛮横霸道，中国人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胆小懦弱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
受日本霸占胶东半岛不还一事刺激而来的这样一种“觉醒”，是否影响到了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并促成了他们的“觉醒”呢？
英国史学家乔治·古奇（George P. Gooch）曾这样解读阿伦特讲到的那个被征服国刺激起来的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亦即所谓“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指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人，相信有必要为实现、维持与延续本民族的认同、整合与繁荣，为本民族应享有的地位甚或独立而努力。如果这一解读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像上海部分底层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或暴力，也包括方志敏梦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岛”之类，应该都还达不到这种“觉醒”的要求。
其实，日本对中国施以武力“膺惩”和局部占领的做法由来已久，如1874年入侵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4—1905年旅顺口争夺战等，无不是公然侵略行为。然而，当年日本人的这些行径，几乎没有引起多数国民的反感。相反，从改良派到革命派，却对日本钦羡不已，几年时间竟有多达十万青年学子先后浮槎东渡，学习取经。对日本国观感上的重大改变，最先应该是始于日本政府1915年初提出的意在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此一要求，引起许多留日学生愤而归国以示抗议。紧接着，1918年日本政府逼迫中国段祺瑞政府秘密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中日军事协定，消息披露后再度引发了留日学生集体归国和国内学生的游行示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1919年日本在巴黎和会坚持霸占胶东半岛，而中国方面要求归还权益的主张反而被拒，中国舆论界及知识界自然会愤然发声抗议，青年学生更是大批上街示威，留日学生再度发动归国运动，就连大中城市中一些工商业者也采取了罢市行动，抵制日货就更不用提了。
当然，如前所述，19、20世纪世人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并不一致，至少有英、法、美式的，以及德、意、日式的。因此，人们所谈论的所谓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或民族觉醒的内容也未必相同。相对而言，越落后的国家，距离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越远。德、意、日的民族主义，就明显地带有中世纪帝国的、暴力的、排他的和整体主义的特色。
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必须要尊重国民权利的美、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倾向逐渐开始趋于消解了，而东亚后起的强国日本却步德、意式强调整体主义的民族国家之后尘，不顾一切地向中国进行蚕食和扩张。由此带来的一个明显后果就是，最早以征服者姿态凌驾于中国的，明明是英、法等列强，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人最反感的，却是后来的且高唱要共同抵御白种人东侵的日本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工业化、电气化尚未起步，半数以上的县不通公路，绝大多数农村不通电，四亿人口中90%以上都在农村，绝大多数还是文盲，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发展严重不平衡。可以想象，在如此落后的国家，要想在短时间内建成英、法、美式的民族国家，通过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来结成以国民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恰恰是外敌的入侵和占领较快地将众多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出来。
20世纪初中国人碰到的，正是同样的情况。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多数殖民地或落后国所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主要的宗主国或“征服国”，中国并未变为哪一国的殖民地，却一样要面对诸如东交民巷公使团那样的“太上皇”，甚至不得不眼看着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争我夺。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彻底瓦解之后，德意志民族一直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没有人能将众多各自独立的公国、侯国、伯国、贵族领地和自由市统合起来。德意志人之所以会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认同感，并最后能够重新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共同遭遇到了法国人的入侵、占领和统治。
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有过一种看法，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类型的国家。一种是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由公民组织起来的国家”，它的基础是“自由公民的联合”，正是“从希腊罗马制度中发轫的这种政治文化，才发展成为现代发达的公民权概念和现代公民国家”。另一种则是“部族—民族主义国家”，它生成于原始社会野蛮时期，建立在血缘、亲属关系基础上，“往往把宗教、族属和政治制度混同为一个单一原则和属性”，因而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不平等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与格罗斯所谈的古代国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它是一种现代产物，但从欧洲那里开始，这种所谓现代民族国家至少就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前一种与格罗斯所说的“公民国家”相一致，即是18、19世纪诞生的，如英国、法国，也包括美国式的，本质上把国家视为国民自由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后一种是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诞生的，德国、意大利式的，即把国家主要看成文化传承甚至是血缘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其内部公民或国民权利的平等，与种族、民族、族群间的平等最初又并不相通。因此，无论是公民国家的英、法、美，还是民族主义国家的德、意、日，很长时期里都一样是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盲目扩张殖民地，“以征服者的姿态”在统治和掠夺落后民族与地区。结果显而易见，即如阿伦特所说，因刺激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逐渐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进而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显然是当年这些自视为先进文明的列强所意想不到的。
在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之后，没有人能够判断出，如果不发生“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七七事变”，中国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真正实现自身的统一与独立，变成英、美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最少恐怕也要像英国革命那样，经历许多反复，还需要花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行。中国没有走上英、法、美那样的民族国家建设之路，反而走上了近似19世纪德国那样一种建国之路，某种程度上要“拜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的狂妄无知所赐”。正是因为日本狂人出来扮演了当年法国拿破仑扮演的那个角色，一个“九一八事变”还不足，还要发动“华北事变”，进而还要再来一个“七七事变”。就这样，日本人一步步把一个四分五裂、老大懦弱的农业中国里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刺激起来、调动起来了。
不过，对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生成来说，不管哪个中心说“政治正确”，至少，采用“冲击—反应”的考察方法，还是更容易看清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条件。说起来，这本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汉娜·阿伦特说得好：“任何一个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国家，都会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种情况将会破灭（征服国家）缔造帝国的野心。”只不过，从人类社会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差不多所有当年自以为比别的民族文明发达的国家，在对外扩张时，都很少能弄明白这种因果关系。
日本敢于大胆侵略中国，除了盲目迷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逻辑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德国纳粹一样，自认“优秀”且“文明”，把中国视为劣等且野蛮。因此，许多日本人相信“中国非国”，“支那人无立国之资格”。战争打起来之后，日本政府甚至还公开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过去在大陆曾比较流行。自1980年代末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传入，多数中国学者也转而批评起这种“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思路来了。原因很简单，“冲击—反应”模式多少有些西方中心说的嫌疑，而柯文则帮着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应有的立场，即中国中心说上来了。
其实，蒋介石当年决心抗战，要争的就是这个立国的资格。而从中国各党各派各军能够一致对日抵抗的那一天起，日本人关于“支那人无立国之资格”的判断，事实上就被打破了。只要中国有人能把这种抵抗坚持下去，日本之挫败，中国之独立，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