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个人？”
“我所相信的和他一样。”母亲说，“这正是我去做难民工作的原因。难民绝对是和我们相同的人，只是他们失去了所有，需要第二次机会。世界上发生的事和小说中的同样令人惊讶，疯狂的事情在人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时候发生。向人伸出援手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人确实需要彼此相帮，即使那个人一无所有。这也不光是关于第二次机会，大部分人都应该得到无数的机会。”
“当然不是。”母亲说。“当我想到利比亚，以及查尔斯·泰勒是怎样残暴地统治他的国家，对塞拉利昂所做的一切被杀死的百万条生命，他的残忍和野蛮。嗯，他绝对是邪恶的他永远不配得到哪怕一次机会。假如你相信有上帝，你也会相信有魔鬼，纯粹的魔鬼。”
这本书中的讲述者说，人真的可以改变。拉瓦列以讲述者的口吻这样写道：“做一个美国人，就要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对于体制没有几分信心，但我相信人。”
关于《大机器》，我们聊了不少。这本书讨论起来很有意思，同时也应该认真地阅读和分析，这对吃了利他林和类固醇、情绪高涨的母亲而言更是如此。母亲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快要去世的前几周里由于重病、太疲惫或不能集中精力而无法阅读。实际上她已经有一段时日由于病重无法看书了，不过她会看电影、旧片《法律与秩序》、没完没了的新闻还有其他政治评论节目。当她表示她坐着一口气看完《大机器》时，那既是对这本书的赞美，也让我们明白她依然是她，可以集中注意力，保持清醒，而且还能沉浸于书中。只要她能坐着一口气看完一本书，就表明她的生命还没到最后。
在书的结尾，一个名叫拉维的人问讲述者，人是不是确实可以改变，即便是像他那样的人。罗尼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能够“左右摇晃他的长鼻子，显得既可笑又性感”。他是个赌鬼，也是个笨蛋，他被哥哥从家里赶了出来，每个人都躲避他。他寻找的不是救赎，而是重返人类世界的请柬，“只是一个可以解脱的可能”。
8月末的一天下午，我去父母的公寓替母亲办点事。吃饭对她而言越发困难，近来发现她能吃一种肉冻，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食物。我的烹饪网站的合伙人做了一些给她另一个家里包办酒席的朋友也送了一些。还有一个朋友是父亲最好朋友的妻子，发现了一家卖清炖肉冻的商店。这让母亲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春时光，以及晚餐派对上各种新奇又美味的胶状菜肴。母亲也还能吃玉米，朋友们知道后也给她送过来。有好些人还送来蓝莓麦芬。除此之外，母亲能吃下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
“所有人都认为品钦的书很恐怖，而我一直认为看他的书特别享受。而我极喜欢拉瓦列之处在于他对第二次机会的观点。”
母亲开始消瘦。才一周时间，精力和体重就迅速下降。上周我们还能穿过几条街去一家咖啡店吃麦芬蛋糕，母亲还接受了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朋友的采访，面对镜头讲了几个小时，聊生命中让她有所启发的女性。而现在，我们有一件事得一道去做：穿过街道，走到对面的银行取款机处。母亲哆哆嗦嗦地抓着我的手，和我一道出门，她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我不曾看过品钦的书。”我如实说道。母亲看了我一眼，我急忙说：“不过我会看的！”
纽约是一个虚伪丛生之地。在我走路的时候，我诅咒闯黄灯的出租车司机；而当我快迟到的时候，如果司机开得很猛，我的小费会给得特别慷慨。我也习惯于迅速走过拥挤的人行道。但此时，我和母亲在一起，看她战战兢兢地迈出每一步，每一步或许都走不稳，所以我很厌恶那些粗鲁地摇着手臂，或者毫不在意地背着笨重的包或双肩包又横冲直撞的人。到了街角，穿过马路更让人心惊肉跳，没有人为瘦弱的灰发女士停滞一秒，她如此努力地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中，还没做好躺在床上的准备，还没做好死去的准备。
“很精彩，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我明白为什么有人将他和品钦相提并论了。”
妹妹不久又回到纽约，这两年她多次回来探望母亲。父亲常带母亲去纽约的每个地方，哥哥和嫂子，以及很多朋友也会陪母亲外出。母亲不想用轮椅或助步车，只愿意用手杖。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让我们中的一个人陪着。不过有些事情她坚持自己做，不理会任何人的劝阻，比如去一家礼服店给妹妹买一条黑色的礼服裙。妮娜后来才知道，母亲希望她穿一条漂亮的裙子参加葬礼。九岁的小侄子艾德里安在学习黑人文艺复兴运动，于是母亲跑遍了各种画廊，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20世纪20年代伟大摄影师詹姆斯·凡·德泽的摄影作品。虽然她没有找到，但还在继续努力寻找。
“你觉得如何？”我问母亲。
她和孩子们的谈话内容，更多地成为我们讨论的重点。一点儿不夸张地说，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她全在为孩子们而活。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和母亲讨论《大机器》这本书。以往十年里，我读过的书也不少，发现多数书籍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太平淡了，而且情节一猜就透。但这不意味着我喜欢为了荒谬而荒谬，但若是我看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后大吃一惊，且情节并非那种根本不合乎逻辑的荒谬，那么我认为这个作家就是优秀的作家。大部分书不过是循规蹈矩，一点儿不令人惊讶，比如每一本谈到海难和潜水者的书里，潜水者都经常会在深海船难处发现尸体。
朋友们会来看她，她也在接着有所选择地尝试生物反馈疗法和灵气按摩等非传统的治疗方法。之前有一个她的学生给她带来许多新时代哲学和灵魂学的资料。“你爸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气疯的。”她对我说。但她也接受了学生的好意，但是不曾去找过灵媒。
那确定是个异常精彩的故事，一个清洁工受到一封信的召唤，拿上别人给的火车票后，乘火车前往陌生的佛蒙特州殖民地，加入了那里的一个戏称为“蹩脚学者”的黑人社团，调查各种奇异事件，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传说中的诡异事件，有男人怀孕、美洲土著传说、鬼神学、连环杀手，以及野猫。母亲深深受这个故事吸引。虽然她已经先看了结局，但结局并未透露里面那些精彩异常的故事。
实际上父亲早就不对她发火了。他身材高大，毛毛躁躁的，但他在屋子里总是蹑手蹑脚地，害怕打扰到母亲的休息。他的办公室离家不过几条街远，母亲请求他不要在工作时间跑回家里。他将近八十二岁了，母亲对他在8月盛夏里来回奔波很担心。
那个8月，我们一道读的第三本书是三十七岁的小说家维克多·拉瓦列的《大机器》，这可算得上非常异想天开的作品。他同时还是个短篇小说家。在姑妈的乡间小屋时，母亲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过一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我向出版这本书的朋友打听，而母亲曾经给这位朋友的女儿提供过一些有关学校方面的建议，所以，在我们都还不知情时，书就已经送来了。我那本是自己花钱买的。
对于父亲给予母亲的真切关怀和付出，父母的一些朋友和家人都表现出惊讶。他们两个人，我们都觉得父亲是不好相处的那一个。父亲脾气暴躁，母亲却性情温和。父亲对吵闹的孩子、求助的人缺乏耐心，而母亲对此却极其欢迎。父亲只和为数不多的人聊天，母亲则和谁都能聊得来。
那天晚上我看完了《父亲的眼泪》，之后把书还给了母亲，这样她就能够再把书借给别人看。我们没有讨论这本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评论。而每次我们提到这本书，都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似乎我们在谈论的是母亲去世之后的父亲，而这点母亲基本不谈及，不过是漫不经心地为我们所有人安排一些活动，比如没有她的旅行，或常去父亲的俱乐部一块吃饭等。当我看了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后，母亲说她确信席德在妻子去世之后不会有什么事。我们就只说到那里，并且再也不曾提及。如同我们不再提到厄普代克新书的名字一样。我只是把它称作“厄普代克的新作”。
然而他们相伴这一生，父亲一直是替母亲发脾气的，他始终尽全力去保护她。他们喜欢一起待着，让对方开心，喜欢的事物几乎一模一样，音乐与艺术方面的欣赏水准，以及对人的看法都惊人的雷同。
厄普代克去世了。当母亲阅读他的书时，她眼前浮现的是那个聪明绝顶的高中一年级小伙子，还有他一定要写的有关变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
如果一方不在时，和另一方谈话，你就会发觉，他（她）是那样挂念和思念对方。私底下，父亲很大方，可以说是有些感性，他不喜欢母亲一直没完没了地工作，却用开玩笑的方式取笑她，而母亲总会被逗乐。如果父亲说得太过了，母亲会用一种带着爱意又不失严肃的目光注视他，然后说：“喂，道格拉斯！”就能制止他再说下去了。
母亲下两周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和亲朋好友的短暂见面，还有给无法见面的人发e-mail，包括儿时的伙伴、大学同学、常年与她共事并共同走过许多地方的女同事、招生办公室的同事、曾任职的学校的老师、董事会的朋友，乃至有几十年交情的好友，以及学生、表亲和侄儿。这些人不但带给母亲快乐，也带来了力量。在那些和她关系最好的老朋友、同事和家人眼中，她不是一位即将死于癌症的七十五岁灰发女人，而是一位校长、一个一起聊天的朋友、约会的对象、在达尔富尔共同盖一条毯子的人、一个波斯尼亚选举的监察员、一个精神导师、一个同你在教室和教员休息室里一道大笑过的老师，或一个董事会同事，你们在开完一个意见不一致的会后一起发泄不满。
其实父亲的变化无常大多不过是做样子罢了。在万分自由的剑桥，他常常愉快地和所有人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投了一票；一直到几年前，他才坦白自己并不曾为尼克松投票。对他而言，看到人们听到那个消息后的反应真的太好笑了。他也调侃说自己是剑桥最小气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会以奇特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当小朋友登门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筹款而玩“不给糖就捣乱”的游戏时，他便问他们是要糖还是要钱。“我本想看看你们是否会放弃糖果，选择金钱去帮助那些挨饿的孩子。”他会这么教育一些穿着巫师的衣服要糖的小朋友，“我不会一起给你两样，你选哪个？”答案总是糖果。这证明了他的看法，但在后院的母亲却气得直摇头。
但我们不这么看自己，我们不觉得自己走路如此摇摇摆摆，如此老得动不了了。我们看见的是幼儿园时的自己，他们有着清新的圆脸、圆耳朵、长睫毛。我们听见小学里的愉快叫喊声，还有高中舞会时当地爵士乐队用优雅的萨克斯风和低音小号演奏出的布鲁斯音乐，整个体育馆沸腾了。
当母亲病得越发严重时，父亲不再继续这种社会实验了；他开始接电话（他依旧厌恶这件事），甚至对很多打电话的人还礼貌有加。母亲时常会坚持叫父亲跟哥哥和我出去吃晚餐。不过除此之外，他每个晚上都陪母亲在家吃那种适合她吃的食物。
聚会节目单背后是去世同学的名单，越发长了；班里的美女们有的肥胖笨重，有的骨瘦如柴，都变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太婆；以前的体育健将和非体育健将们，都要靠起搏器和塑料膝盖的帮助才能行走；我们都退休了，几乎要开始占据墓地了，幸好我们死去的父亲们大部分已经贴心地让出了他们的位置。
8月24日星期一，母亲发了一条新的博文给我，让我传上去。她的风格一如往常，但她对于这篇文章特别不放心，还问我是否合适。“请替我编辑一下，要是不太好的话和我说。我对她说，文章的想法太棒了，标题就叫“安宁照护与卫生保健”：
“标题的那个故事。那个谈及很多死亡的故事，在这儿。母亲把书翻到一个章节递给我。那是一个有关第五十五次高中同学会的段落：
母亲想让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安宁照护团队在照顾她，她认为他们很好。这个团队包括护士、社工、营养师此外，在父亲的陪伴和一片利他林的作用下，她已经能够在上午去听莫扎特再现的交响乐排练，下午再看两场演出，晚上则待在家里。
“你最喜欢哪个故事？”
我们下周会去看医生，然后会看另外一份医疗报告。
“好极了，写得太棒了。你知道，我在拉德克利夫任职时，招收过一名特别聪明的一年级新生。我不曾记住他的名字。几年后，我才发现他是才华横溢的约翰·厄普代克。他写的这些故事触动我很多回忆，例如我们全家去摩洛哥旅行，还有一个发生在剑桥的故事。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个故事，再看感觉如何。”
母亲希望每个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可以拥护卫生保健的改革。她觉得她能够享受妥帖的医疗照顾，是因为她非常幸运，也觉得和她一样辛勤工作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是极其不幸的，不论是由于他们失业了，或是他们工作的单位不参加医保，又或是由于以往的健康情况而无法购买或买不起的人，都必须享受公平的、平等的待遇。这一切目前还找不到彻底的解决之法，但这个秋天必须通过一些法案。
“故事如何？”我问。
向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艺术品在保存、收集和欣赏的同时，还要花时间对其进行整理和摆设，因此母亲对于废物或平凡的物件缺乏耐心，尤其在清楚自己余日无多后，越加没有耐心了。我则相反，我把很大一部分时间浪费在看电视真人秀、打探各种名人的生活、以虚假的讽刺和伪善的平民论消费文化垃圾上。平民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有下面几代人的象征。母亲真的无法理解，我喜欢看《重回蓝色珊瑚礁》，或贴在电视机上看星期天真人秀马拉松节目。当我和她说我打算做这类事情时，母亲不曾说过一句批评的话，但她的确会显露出一种表情，不久就会想办法让我转换话题。8月的一天，我去母亲家里看她。我谈到一个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当我住口时，母亲问我是否打算看厄普代克的新故事，那是他去世后，几个月前才刚出版的一本选集，书名叫《父亲的眼泪》。
由于我在博客上贴出的文章，还有其他交流方式中提及了母亲在安养护理期间，大部分人不久就明白这表明母亲即将离世了，因此关心传达得越加多了。我又一次体会到一件非常有用的东西：当她收到在她一生中曾经接触过的人发来的慰问时，她会感到非常欣慰。假如发来的是e-mail，母亲会愉快地看着；假如不是，她喜欢自己倾听这些人对她说的话，或是经由我们转达。
欣赏这些陶器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从某个角度看，以不同的方式放置，体会作品似蛋壳般易碎却又质地坚硬的特质，观赏光线投射下的阴影，体会它们的重量和质地——这些于母亲而言是一种冥想。我去她家时，看到她以一种中间聚焦的方式观赏这些陶器，并非瞪着它们，而是安静地体会它们。和这些美丽的东西共同生活，母亲感到极大的快乐和平静。
下面这封e-mail是大卫·罗德于8月初发给母亲的。
在母亲日渐虚弱之际，陶器越发吸引了她的关注。好比一本书指引向另一本书，陶器也能做到。在一位英国朋友的引导下，她对英国陶器艺术家克拉里·克利夫的几何图形艺术装饰作品的热爱，又将她指引向了陶艺大师汉斯·柯帕，接着是新一代的英国年轻陶器艺术家。年轻艺术家使用单色釉，通过简单的形状和对人性的赞美来进行创作：略微失衡的形状、不整齐的瓶口、抽象的不完美、略微的不对称赋予了无生命的器皿以个性和生命。这是母亲和父亲同样的爱好。他们喜爱的陶艺家还有埃德蒙多·德瓦尔、朱利安·史达儿、鲁珀特·斯派拉、卡琳娜·西斯卡托和克里斯·基南。
亲爱的安：
这是贯穿母亲一生的主题。她常常去博物馆、画廊，在购买艺术品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不管何时，假如一幅画的售价可以促进年轻艺术家事业的发展，她就会出钱购买。在她生病后，依然尽量去看艺术展览，虽然在画廊里徘徊对她而言越发困难。
很感谢你寄的慰问信，抱歉我没有回复你的第一封信。我们在马德林和朱迪森的婚礼后，就去缅因州走访亲戚了，因此收信迟了。能在婚礼上看见你真的是太好了。表面看来你还不错。在我被监禁的时候，有时把那种生活当成是和癌症的长久斗争，结局无法预料，但我必须竭尽所能活下去。塔利班对我不算苛刻，正如我和你说的，他们不曾毒打过我，每天给我一瓶水，甚至还允许我在一小处院子里溜达。简单来说，我不曾经历你正在承受的痛苦。
“一个人没必要学会做一切事。”她说，“人们不记得了，人也能够通过选择仰慕、支持的事物来反映自己的观点。其他人创作的美好的、充满挑战的事物带给我巨大的快乐，那是我怎么也无法创造出来的。我不会用那种快乐交换任何东西。”
从某方面来说，被囚禁比得了癌症要容易面对多了。我能够尽量和绑架我的人交谈，尽量唤醒他们人性的一面，而你不能和疾病交谈。你从头到尾表现出的勇气让我备受鼓舞。若是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请务必让我知晓。无论何时，我都会很高兴见到你，若你想要听塔利班的故事来转移注意力，我非常愿意和你分享。若是不愿意听，我也绝对可以理解。请努力休息、放松，不用回信。你的身体需要时间休养。作为一个曾被囚禁的人，我很清楚努力睡觉和努力吃饭是恢复一切的前提，这也是令我坚持活下去的重点。我会为你祈祷，就像你曾为我做的那样。最后，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自然会尽力奋斗，但也要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泰然处之，上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种信念使我们不管面对何种情况时，都能觉得安心。之后，突然在没有一点儿提示的情形下，我们能够逃脱成为幸存者。我发自内心地希望，在你身上也能发生奇迹。
如今鼓励人们，尤其是鼓励孩子们，进行创作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而网络给人类带来的最明显的好处之一，就是为人类开辟了创作的世界。母亲对这一切自然也充满感激，不过她也很满足于享受一切，虽然她自己不曾进行创作。
祝平安
母亲对音乐、艺术、陶器和文学的热爱却是无人能及的。
大卫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写的是卡罗尔·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故事。书中有个部分与母亲没有一点儿关系：这三人面临创作的瓶颈，需要且渴望通过音乐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母亲不属于创作型的人，她不作曲、不写歌词，甚至不会演奏乐器、不作诗、不写小说，基本不写日记、不绘画，也不做雕塑，饭做得还可以但只会做一些家常菜，喜欢漂亮的衣服却不想花太多心思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