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写一下难民营和勇气。”母亲说，“让人们假设一下，假如有一天他们不得不马上逃命，放弃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那将会是何种情景？我还打算写一下全世界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题，写下他们中间发生过的感人故事，还有为什么没有人信任他们，或者他们对自己抱着怀疑态度。还有难民营的男孩子们，我们要让他们有事可做。还有战时的教育问题，这很重要，因为只有教育才可以让孩子们获得稳定感和希望。即便外面硝烟弥漫，你也得想出让孩子们学习的办法。但我不清楚自己还能否有力气写下这些。”
母亲的桌前有一本打开的《杧果的滋味》，她标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机构任职的朋友对作者说的话：“在北美洲，很多孩子都拿上学不当一回事，觉得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要是你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度，你就会懂得教育能带来多少好处。教育可以为你打开很多扇门。就算你没有双手，你还有大脑。我觉得你很聪明。要对你的聪明才智善加利用，你会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帮你写。”
“我生病没多久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们提醒我检查过程中机器会发出骇人的噪音，许多人对此会很不适应。不过说实话，事后我和他们说，和我以往从西非难民营返回时乘坐的俄罗斯直升机相比，这好受多了。这让我想拿起笔写点东西，关于像我们一样有医疗保险的人如何幸运，却不知道珍惜，觉得享有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以及那个在午餐会上发言、写了《杧果的滋味》的年轻女人，她很让人佩服。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
“你可没时间做这件事。”
午餐会过了几天后，母亲的病情渐渐恶化。虽然她经常把精力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现在所剩已不多了。一周后，我去家里看望她时，发觉母亲紧咬下唇，她显出很难受的样子，而她还有几件事打算和我说。
“我可以抽点时间出来，而且我很愿意写。”
当发言结束时，我和母亲挥手道别，母亲还不打算回家朋友和同事们包围着她，他们想要向母亲表达他们是多么爱她，在这里见到她又是多么高兴。为了让母亲来参加这次午餐会，也为了让自己目睹这一切，我甘愿付出一切代价，我会把这一幕永远珍藏在脑海里：这个瘦小的、满头白发的女士，被那些对她又爱又敬的人团团包围。
“我也始终在想。”母亲接着说，“和那些我们看过的书有关。你一定还有想看的其他的书，不光是我给你看的那些。”
在书的结尾，有人让作者见一下伊斯梅尔·比阿，塞拉利昂反叛军的前童军，《长路漫漫》的作者。开始她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见他，也不清楚能否面对，最终她决定不想那么多了，应允下来。比阿激动地为她的书撰写了前言，还出席了这次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午餐会。
“没有。嗯，早先也许这么想过，不过我非常喜欢我们一起看过的书，包括《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幕，意识到那些伤害过我的反叛军男孩们一定也有自己的亲人。我忆起那个希望我和他们一起参加游击队的叛军男孩，“他也会让我杀人吗？”我不禁自问。
“我也是。不过你没把那本书全都看完吧？”
在倒数第二幕戏中，反叛军男孩们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向彼此承认犯下的错误，期望着回家，恢复各自以往的生活，如同我们所有人不必奢望就能实现的梦想。
“还没有，但是一定会看完的。”
玛利亚涂的故事里最感人之处在于她怎样学会了宽恕。一个剧团来到她住的难民营，她和团员共同演了一出戏，戏剧中有个情节，讲述的是反叛军首领给男孩们发放毒品，“使他们变得更大胆”，要是有人不听，便会遭到毒打。
“你其实不必这样。”母亲说，这句话让人觉得确实很奇怪。我知道她喜欢约瑟夫系列，虽然刚开始她认为这本书很可怕。之后她补充道：“你做得已经不少了，你们做得都够多了。”
《杧果的滋味》文笔优美，简洁却有力度。书中还讲到作者怎样在遭到性侵后坚强地活下去；怎样与同样惨遭断臂的儿时伙伴取得联系；怎样在塞拉利昂的受害者中建立了家庭；怎样由于参加了一个戏剧团而得到拯救，以巡回演出的方式向大家描述战乱与艾滋病，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作用怎样移民到加拿大进行新生活，同时也不忘与塞拉利昂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并帮助当地的受害妇女和儿童重建家园。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继续交谈。我可以听见母亲呼吸的声音比平时还要沉重。她闭着眼睛，这次她没有睡觉，似乎在尽力回想什么事情，也或许她感到身体有点痛。
假如参加午餐的人对他们为何出席或者对他们的捐款是否被合理使用有所怀疑的话，阿齐米医生和玛利亚涂的出现会消除他们所有疑虑。这本书是玛利亚涂和加拿大记者苏珊·麦克利兰合著的，把书起名为《杧果的滋味》，是因为当玛利亚涂清醒过来之后，想方设法利用双脚将衣服包住伤口，她连夜奔跑在毒蛇出没的小径上，最终遇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男人。男人带着一个杧果，于是把杧果递到她的嘴边，但她拒绝了，“我不能依赖他的手吃东西，像婴儿般被人喂食是不对的。”她勉强用伤残的双臂拿起杧果，吃了几口。她不得不努力做到自己吃东西，如此她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你没事吧，妈妈？”我说。我想说的话太多了，关于读书会，关于她为我做的一切，关于我对这些有多么感激，但现在还不到时候，似乎无论何时都不到时候。我也明白我肯定会流泪，而我不想那样，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我也不希望母亲来安慰我，也许我担心只要开始流泪就再也停不下来。
书中接着写道：“我半眯着双眼，用余光看见叛军男孩们相互击掌，我听见他们在大笑。在我失去意识之前，我问自己：‘什么是总统？’”
“没事，我离开一会儿，马上回来。”母亲说，接着突然起身离开了房间。十分钟后，在我犹豫是否要过去看下她时，母亲回来了，手里端着茶盘。茶盘上有茶壶、滤网、两个茶杯、牛奶、砂糖，甚至茶壶保温罩也拿来了。我急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茶盘，放在桌上。母亲为我们俩倒了茶：“我认为喝点茶会好点。”
他们砍了两次才把她的右手砍断。“第一刀砍下时没有砍断骨头，只是把手骨砍裂了，坑坑洼洼的。”她这样描述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断。
喝完茶的确感觉好些了。“有时只需做些事就会使情绪稳定下来，即使是泡茶这种小事。”她说。
男孩们说只要砍下她的双手，她就无法投票了。他们和她说不会杀死她，只是要她去找总统，向他展示一下他们对她所做的事。他们说：“现在你无法为他投票了，让总统送一双新手给你吧！”
“你说还有其他事情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我问。
她请求他们别伤害她，和男孩们说她和他们同龄，与跟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他们可以做朋友。她问为何要伤害一个会喜欢他们的人。
“我的讣告。我已经把我一生的经历都整理好了，包括去过的地方还有一些别的事。我想让你帮我写，尽管我知道这得占用很多时间。我还写了一些信，每个孩子都有一封，等他们长大些再给他们看。我希望他们明白祖母有多爱他们，把每一个都视若珍宝。我相信你会妥善保管这些信，以后会送到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三个男孩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起来，我不停地胡乱踢打、尖叫，试图挣脱开。虽然他们不过是小男孩，但我又疲惫又虚弱，只好任他们摆布。他们把我拖到屋外，扔到一块大石头前。”
这时，我哥哥来了。
被抓起来一段时间之后，玛利亚涂觉得反叛军会放她离开，且不会伤害她一丝一毫。而就在她要离开的时候，被拦住了，他们强迫她选择将手剁掉才放她走，他们问她：“想好剁哪只手了吗？你想先剁哪只？”
“太棒了，你哥哥也来了，你们俩一起再看看我的假发我认为它好看了些，如今颜色不那么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对了，道格，我还想再和你谈一下葬礼的事，看一下要唱哪首赞美诗，念哪段经文。”母亲和道格就这件事谈过好几回了。
玛利亚涂在塞拉利昂出生，当反叛军把她抓起来的时候她只有十二岁。反叛军里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开始的时候，她被迫目睹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恐怖场面——亲眼看着熟悉的人被虐待和杀害。在书里，她写到几个反叛军男孩怎样把二十人在里面避难的屋子用木板钉上，然后点火将屋子烧毁，把里面的人活活烧死的情形。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真的要和所有人说明白，要是他们预备一直哭个不停的话，就别来了。就算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我还活着呢。”
大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玛利亚涂·卡马拉失去了双手。人们看到她用残肢骄傲地接过奖杯，然后将它轻轻地放在了身后的桌子上。她长得很美，长长的头发盘着，好似戴着一顶王冠，身穿金黄色的非洲印花长袍，肩披橘色围巾，她的声音清晰而响亮，有明显的非洲口音和加拿大母音。
2009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大卫和我去拜访了我们的朋友汤姆和安迪。在母亲确诊得了癌症的第一年，我们在他们家过的感恩节，那里风景很美。大卫和我都成了那里的常客，不断地去打扰他们，而汤姆和安迪好像并不在意。到那一个小时后，电话响了，是拉里·克莱默打来的。20世纪50年代母亲在伦敦戏剧团时和拉里是好朋友，我在上大学期间与他熟悉起来，我们俩还与另一位朋友合写过一部电视剧。
下面的“勇气之声”奖颁发给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玛利亚涂·卡马拉，她是《杧果的滋味》的作者。母亲给我们的读书会选了这本书，我们昨天晚上才看完。
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想告诉我的肯定是个坏消息，他说：“威尔，我是拉里。”
在致谢之后，委员会播放了一段母亲多年前在委员会工作的旧影片。接下来是午餐时间，大家随意聊天，最后是“勇气之声”颁奖典礼。在塔利班垮台后沙迈尔·阿齐米是第一个重返阿富汗的女医生，她从巴基斯坦带了一队女医生过去，为阿富汗的孕妇和儿童提供医疗服务，这是无论哪个男医生都无法提供的。我想起了我和母亲关于勇气和服务的谈话。
“拉里，怎么回事？”
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创办人之一丽芙·乌尔曼当场发言，并在发言中向母亲致敬，她说玛丽·安·施瓦尔贝不仅让她作为妇女难民委员会的一员而自豪，而且让她因身为女性而骄傲。委员会现任会长卡罗林·梅金森在前面的发言中也以幽默的口吻讲述了母亲第一次向她筹款的情形，后来她们成了朋友，最终母亲居然说服她来管理这一机构。我想，在人们仍活着时对他们的贡献予以肯定，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罗杰自杀了。他从丹佛开车前往墨西哥州一个小镇时，开枪自杀了。”拉里沮丧极了，他曾是罗杰最好的朋友。
大厅内人满为患，服务生在人群中穿梭清理桌子上的餐具很困难。母亲觉得这种午餐只需一个盘子就行，不必中途清理，在桌子上放几块饼干作甜点就足够了，这类事情过后她会提醒一下妇女难民委员会的朋友。
挂断电话后，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这件事。一年半以前，罗杰和母亲的那番谈话曾让她害怕不止，我们不久前跟他通话时，他还发牢骚说背痛越发严重了，之前做的手术完全无效。他还和母亲说进行同性恋运动很孤单，一起做活动的人都相互恶语相加。母亲曾建议他改做援助难民的工作，因为不论条件怎样恶劣，不论来自何处，会集起来援助难民的人互相间都很友好，互相照顾。但是，最让人担心的依然是罗杰的抑郁症。
而母亲确实在估算费用。她也和我们所有人明白表示过，时间一到，她就会喊停。
拉里说，罗杰常说某天会杀了自己，还说要是这天真的来临，他希望所有人都明白他确实是不想活了。“是的。”母亲说，“人们也许会有自杀的想法，但没有人愿意被抑郁、疼痛、孤独或者伤害包围。当这些已经超出了能承受的界限，总有一天会选择让自己得到解脱。我真不愿意事情变成这样。罗杰是个那么好的人，为其他人做了那么多事情。威尔，明天我想去教堂，我要为罗杰做祷告。”
母亲和她的老朋友们一起用午餐，和孙子们一起消遣。有六个年纪在六十岁到九十岁之间的好姐妹亲自来探望她，她们每年聚会一次，已经三十多年了。母亲和父亲共同的好友有两个，一个是哈佛有名的学者（目前已退休），一个是母亲在董事会结识的大学校长，他们天天打电话，时常约上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逛街。这些，如何用金钱衡量呢？母亲会在欣赏音乐会、看书、观赏陶瓷上花很多时间，即便是如此简单的事，但能用数字去定价吗？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于是问母亲下一次去医院就诊的时间。
母亲的化疗已经进行了一年半了，这段日子以来，她不停出现口腔痛、脚胀、呕吐、头痛、体重下降、虚弱、腹泻、抽筋、高烧等症状，有时要在医生办公室、急诊室和医院待很久，母亲始终在忍受着。她个人已经支付了几万美元，医疗保险也支付了数十万。而此时看见她站在这里，和所有的朋友、同事共同参加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儿童援助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并甘心用自己余生继续付出的时候，这所有的一切，如何是用金钱能衡量的呢？
“星期五。星期三要做扫描，我要认真考虑下是否使用实验疗法，要是有名额的话。我已经把全部文件都寄给你妹妹了，我可能不做了。他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一期实验计划，还无法确定用药剂量，效果也不确定。况且还得住院，做很多检查。总要有人成为实验品，这样以后才会帮到其他人。但我确实不愿意把余下的时间都浪费在医院里。先看下医生和你妹妹什么意见吧，然后我再做决定。”
大厅里有点凉，我看着母亲，她好像不觉得冷。她戴着珍珠项链，围一条色彩艳丽的围巾，身穿一件草绿色的立领丝质衬衫，外面披着一件大衣。她的身边围着一群人，有她在纽约办公室里共事过的同事，还有曾经一起环游世界的朋友。
“在此之前，我想去看马克·莫里斯舞蹈团表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要演出三个小时呢，我清楚自己也许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而即便感觉很糟，但眼睛还在欣赏优美的舞台表演，这可比坐在客厅里盯着墙壁好多了。而且这可是很有意思的普罗科菲耶夫版，你知道他的版本吗？”
2009年的这一天，1000多位客人会集在哥谭大厅，其中绝大部分是女性。他们聚集在一起，到这里参加庆祝妇女委员会的难民妇女儿童委员会（现更名为“妇女难民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不知道。”我说，“怎样的？”
在曼哈顿的中心地带，正对着梅西百货大门的地方，有一栋宴会大楼起名为“哥谭大厅”，它原本是一座银行。哥谭大厅的建筑规模非常宏大，主厅建成洞穴状，富丽堂皇得令人难以置信。当初的银行仿佛一座吸钱的神殿，为了让来访者能够把钱放心地存到银行，银行家倾其所有斥资打造了这座恢宏的建筑。
“会有个大团圆结局！修士告诉罗密欧，朱丽叶并没有死，不过是吃了药，因此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没有死。我认为现在要去看一场欢乐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让自己开心一下，我们都该开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