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车鼎丰、车鼎贲两兄弟。现在知之甚广的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即出自车鼎丰的名下。当时还有个传闻，说某日车鼎丰与弟弟车鼎贲一起喝酒，当时用的酒盅是明朝时生产的瓷器，盅底还有“成化年造”的字样。车鼎丰喝完杯中酒，倒翻其杯，戏曰：“大明天子今重见。”车鼎贲瞧见酒杯底，便给哥哥斟满酒，把壶放在一旁，说：“且把壶儿搁半边。”“壶”、“胡”同音，意思是把满洲贵族建立的大清搁在一边。吕留良案发后，两人都被牵连致死。
另外，这些人的门徒和相关人等也遭到严惩，如房明畴、金子尚被革去生员的功名，杖责一百，与其妻儿一起流放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候、沈林友被革去相应的教谕、举人、监生、生员功名，杖责一百，判三年徒刑。严鸿逵的门徒朱霞山、朱芷年和沈在宽的门徒张圣范、朱羽采等人因从学时年纪尚小，不予论罪。
曾静其实是老实人，最终被整得跪地求饶，服服帖帖，连扇自己耳光。在供述中，曾静连称自己是“弥天重犯”，说自己“空有一副人脸，但连匪类也不如；听了皇上的道理后，如坠深渊，极为的痛苦和悔恨，就算死一万次也赎不了自己的罪过；从长沙押到京师的路上，看到的都是盛世景象，听到的也都是万民对皇上的赞誉声；弥天重犯自小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体察百姓的疾苦和艰辛，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万死不赦的重犯。弥天重犯即使是如同草木一般没有知觉，如同顽石一般没有头脑，也应被感化悔悟。当今皇上圣明天纵，皇恩包容天地，弥天重犯万万次叩首，望皇上发哀怜之心，体恤我们这些无知之人”。
吕留良的徒弟严鸿逵，当时也已去世，但仍旧被戮尸枭示，其孙辈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有诗云：“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结果被认为是存心不良，判斩立决。自称严鸿逵私淑门人的黄补庵，作诗曰“闻说山中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被认定为荒唐狂悖，判斩立决，妻妾子女给功臣之家为奴，父母、祖孙、兄弟流放两千里。车鼎丰、车鼎贲，刊刻逆书，判斩监候。孙用克，阴相援结，判斩监候。周敬舆，甘心附逆，私藏禁书，判斩监候。
皇帝出马，一个顶一万。经过雍正的一番亲自“训导”，曾静果然判若两人。唉，中国的读书人！
对于雍正来说，吕留良的言论当然是异端邪说，极其叛逆。因此，雍正对吕留良这一干人等的处理也是十分残酷。当时尽管吕留良已经死了四十多年，他的长子吕葆中（曾中进士）也早已去世，但也难逃刨棺戮尸的厄运。曾静、张熙案审结后，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和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次子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
正当大家认为曾静、张熙这两个案件直接当事人必死无疑时，雍正却一反常例，竟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大臣们对此非常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人凌迟处死，雍正颇为不耐烦地说：“这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向朕上奏此事，谁要是再上奏本，朕也不再看了。”
吕留良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的后人和学生将他的遗作汇集成册，并刊刻发行，包括《吕晚村诗集》、《吕晚村先生文集》、《惭书》、《四书讲义》、《论文汇钞》、《八家古文精选》等，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吕留良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他秉承了黄宗羲等人的激进思想，反对君尊臣卑，提倡民权。对于清朝政权，吕留良也是极为蔑视，他在文中从不称“大清”或者“圣朝”，却用“燕”、“北”来代替，以表示他不承认清王朝。
不仅如此，雍正还特别下旨，“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以求保住曾静、张熙的性命。这桩清朝最大的文字狱案，雍正在其中的表演花样百出，令人大跌眼镜。
康熙五年（1666年）后，吕留良决心不再参加清朝科考，也决不做清廷官吏。从此后，他便隐逸山村，以著书授徒为生。为迎合当时考试经济的需要，吕留良曾选评了历代科举中的优秀八股文，编辑成册，即前面提到的《时文评选》，这本参考书刊刻发行后，流行甚广，这使得吕留良获得了“东海夫子”的称誉。康熙十八年（1679年）时，当地官员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康熙特设的考试，由各地官员推举本地公认有学识、有名望的名士前来参考）的考试，但被他坚决拒绝。第二年当地政府又以“山林隐逸”的名义举荐他，他居然当着别人的面自残，“吐血满地”。后来他干脆削了头发，出家当和尚，以表示他誓不仕清的决心。
死罪已免，活罪难逃。雍正随后又给了曾静和张熙一个政治任务，那就是把他们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候使用，让他们去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借以戴罪立功。所谓“观风整俗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吕留良案引起。雍正认为浙江这个地方“风俗浇漓，甚于他省”，“恩威所不能感化，狼子野心聚与一方”，于是他派了官员前去整顿其风俗，还一度停止了浙江的乡试，断绝那些士人们的科举求身之道，以示惩罚。
雍正知道，对付那些家奴容易，但像吕留良这样的思想犯既危险，也难对付得多。吕留良（163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吕少年时博览群书，曾在顺治十年（1653年）考中秀才，后不知何故，思想大变，极为悔恨自己猎取清朝功名的行为——正如其别号“耻翁”。
曾静回到湖南后，长沙城内便出现了传单，说是要抓住曾静投入深潭，淹死这个罪人。这传单究竟是对曾静的悖逆不满呢，还是对曾静的变节愤怒？无从而知。不过，曾静由反清转向奉旨吹捧雍正和朝廷，这个华丽转身也未免过于滑稽。曾静被派往湖南进行宣讲时，雍正特令地方官员和平民百姓，不能对之蔑视讥讽。
如此一来，侦察人员便顺藤摸瓜，经过辗转查访，最终查出是允禟等人被流放的太监和党羽在发配路上做了“宣传队”。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每到市集便高声吆喝，招引众人来听故事，这才使得这些宫廷秘闻散布于沿途各地，随后更是一传十、十传百，流言遍天下。这些人的下场在史料中不得而知，但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必是人头落地，锉骨扬灰。
雍正还觉得不过瘾，他随后又将此案的全部谕旨和审讯记录，加上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汇编成书，名曰《大义觉迷录》，发往全国各地，“每学宫各贮一册”。雍正还说，各学宫“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如此一来，《大义觉迷录》风行天下，以至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作为雍正的得意之作，《大义觉迷录》刊印数量之多，在雍正年间据说是第一名。
人言可畏，雍正从曾静、张熙的投书中似乎也意识到民间流言的可怕性，所以，他第一件事情是要追查这听起来言之凿凿的“十大罪状”究竟从何而来。经过一番严厉的拷打之后，曾静称自己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而何立忠和陈象侯又说自己是听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陈帝锡被逮住了，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便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的。
不过，乾隆一上台，便立即推翻雍正对曾静、张熙免予追究的遗命，并下令“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曳漏。其嫡属交地方严行看守候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又下令将“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
但是，张熙投书之时已是雍正六年（1728年），此时非但年羹尧、隆科多等强势人物被先后铲除，就连允禩、允禵等皇族内的异己势力也已被收拾殆尽。唯有曾静、张熙等人因消息闭塞，浑然不知政局的变化，却自以为获得了雍正“谋父、逼母、弒兄、屠弟”等“十大罪状”的确凿证据，又创造性地联想到川陕总督岳钟琪乃岳飞之后，反清的条件、时机都已成熟，所缺的不过是振臂一呼，天下群起响应。殊不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们的鲁莽行为，却给其他本不相干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更要紧的是，乾隆以最快的速度将雍正精心编撰并已刊行天下的《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要求立即停止刊刻和发行，凡是有这本书的，统统上缴收回并统一销毁，若有私藏，依法严惩。由此，《大义觉迷录》便成为“老子编来儿子禁”的天下第一禁书，在乾隆朝后难得一见，这也大大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滑稽的是，《大义觉迷录》作为雍正朝的御制国书，它的发行量之大，读书人中间可谓是人手一本，怎么禁止得了？
从此以后，吕留良也就成了曾静、张熙两人的精神导师，他们也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思想，并进而付诸行动，这就是开篇所发生的投书事件。当然，曾静、张熙的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有缘由的，在雍正初年，民间关于雍正实系篡位的流言传播甚广，加之雍正即位后用法严苛，社会上也的确是怨言四起，政局颇为动荡。
乾隆之所以要火速将这本书禁掉，原因是这本书不但没有出现雍正希望的效果，反而让皇宫里的丑闻秘事、皇子间的尔虞我诈等“皇家重大机密”外泄，这些老百姓对赞扬大清没什么兴趣，却对雍正的“十大罪状”，特别是“谋父、逼母、弒兄、屠弟”这些秘闻津津乐道，茶余饭后地说个没完，严重损害了雍正的光辉形象。如此一来，不但没有起到“觉迷”的效果，反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笑料，让全国人看大清皇帝一家子的笑话，这还了得？
读完吕著后，曾静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说：“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有鉴于此，乾隆登基之前就早已羞得满面通红了！
再说曾静，他在看到这些书稿后，一时大开眼界，对其中许多闻所未闻的观点，“始而怪，既而疑，继而信”，特别读到吕留良关于“华夷之辨”的论述后，更是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到这时他才明白，他们和周围的人之所以困窘不堪，原因就在于满洲贵族的统治。
乾隆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事情本就是“不说倒罢，越抹越黑”，当时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居然要和全国人民争辩自己是清白的、正确的。他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推向了审判台，让全国的人来评判，但问题是，当时人的思想觉悟能达到那个程度吗？这就害得儿子乾隆一上台就要去给他“擦屁股”了。
由于所处之地乃湖南的穷乡僻壤，文化落后，无书可读，曾静便在雍正五年（1727年）时派自己的高足张熙去浙江买点参考书回来。曾静对《时文评选》印象很深，临行前特意叮嘱张熙到了浙江后去吕留良家访书。当时吕留良早已过世，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和他的学生严鸿逵及徒孙沈在宽（严鸿逵的学生）热情接待了他。这几个读书人见张熙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专访，心里很是感动，于是便把吕留良的遗稿包括《备忘录》、《吕子文集》等都送了一份给他。
经过慎重考虑后，乾隆觉得哪怕是冒着违犯父皇遗命的罪名，也要把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反面教员”给杀了，以绝后患。他降旨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于是他一改雍正的“攻心”政策，直截了当地采取“灭身”之举，以肃清其流毒。
话说岳钟琪将曾静、张熙的底细摸清后，不觉哑然失笑。原来，曾静和张熙都是来自于湖南某偏僻之乡的读书人，前者为准备科举考试，当年曾读过浙江人吕留良所编的科考辅导书——《时文评选》——就是那种把历年写得很好的八股文搜集起来进行点评的书，以帮助考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可划入“考试秘笈”之类。
实事求是地说，乾隆的手段不过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和他父亲的手段相比，着实要拙劣许多。至少，雍正还敢公开整个案件的情节（包括诋毁自己的内容），敢于进行批判和辩论，甚至还敢于赦免曾静和张熙这两个“弥天重犯”，让他们改过自新，充当反面教员，这种勇气和做法，在历代皇帝里面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和他儿子们的故事算是讲完了，最后再交代一下开篇两个小人物的结局。
清朝的文字狱屡见不鲜，但雍正年间的曾静、吕留良案却是最为人所熟知的，此案株连规模之广，诛戮惩处之严酷，外加雍正处置方法的出人意料，都是历朝历代所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的诸多故事，也是人们为之记忆犹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