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人物不能遗漏，那就是十三阿哥胤祥。虽然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康熙六十一年，胤祥似乎在储位斗争中几近消失，但在所有的阿哥里面，胤祥可以说是胤禛最铁的死党，这个人虽然在康熙生前没有给胤禛夺取储位带来帮助，但在胤禛即时和即位后，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起胤禛的小集团，就不能不提及他。
其中有个重要人物值得大书一笔，那就是当时的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他似乎也在康熙末年加入了“四阿哥”集团。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儿子，佟国维一家本都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若以胤禛和佟佳氏的关系，按理隆科多应该支持胤禛才是，由此也可见胤禩的笼络能力。隆科多是在第二次废太子时，取代了“太子党人”托合齐的步军统领职位。也许是因为隆科多见八阿哥胤禩已经没有希望获胜，由此在储位斗争的最后时刻加入了胤禛集团。
以上可以看到，胤禛虽然韬光养晦，但其集团的人在康熙末年却已经掌握了一些重要的职位，在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在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伏于朝廷，如此势力，虽说不是太大，但也令人不敢轻视。对比其他的阿哥，三阿哥胤祉势力太小，八阿哥胤禩的死党大都是朝中文官，而十四阿哥只有部分兵权并没有得到朝中的普遍支持。如此考量下来，胤禛集团在综合实力上显然处于上风。
对于那些想挖而没有挖到的人才，等到胤禛即位后，都不会因为当年他们不给面子而加以忌恨，只要觉得他们的确有才，胤禛都会予以重用，如鄂尔泰、觉罗满保等人。只要能为他所用，胤禛还是很尊重人才的。
不仅如此，康熙晚年对胤禛的好感和重视也是与日俱增，这从康熙和胤禛的来往频繁度和委派的事务也可以看得出来。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这点很得康熙之心。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随同康熙出巡时，康熙指责佟国纲的儿子鄂伦岱与八阿哥胤禩结党营私，以皇亲国戚自居，不敬尊长。胤禛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便骂道：“此等忤逆之人，乱臣贼子，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康熙当时看在自己表兄弟的份上放过了鄂伦岱，但胤禛即位后，抓住他在乾清门院内掀衣便溺的不敬之事大做文章，最后鄂伦岱被诛。
光有本府之人是不够的，胤禛又开始在外面挖人。譬如礼部侍郎蔡珽，胤禛多次拉拢，但蔡珽都以“不便交往”为由推辞不见。但胤禛仍旧不死心，后来终于在蔡珽要去任四川巡抚前来热河向康熙辞行，这才由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引荐给胤禛，蔡珽见了胤禛后，又向他推荐了左都御史李绂，后来这两人在雍正朝都得到重用，并经历大起大落。
“二废太子”事件中，胤禛负责对原步军统领托合齐进行审问，一举端掉“太子党”的重要人物。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顺治淑惠妃去世，康熙发现办理丧事的人员不负责任，随便潦草，令胤禛去严厉查办。胤禛接到任务后，对承办单位工部和光禄寺进行了调查，最后将工部尚书满笃、工部侍郎马进泰、光禄寺大夫马良和内务府总管等人进行了处分。
为了让这些人对自己死心塌地，胤禛时而拿出主子的威风，动辄呵斥；有时却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关系，为这些人升官谋职，以保证将他们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年羹尧因为官做得顺利，有段时间对胤禛的口气不是那么恭敬，在其书信里竟自称官职，加上胤禛听说三阿哥和十四阿哥对他有所拉拢，心里很气恼，便抓住年羹尧信里说“今日之不负于皇上，即异日之不负于王爷”这样一句话，说光凭“异日”这两字，告上去就可以诛年羹尧全家，警告他不要得意猖狂，要认清自己的主子是谁。为惩罚年羹尧，胤禛还命他将带到任所的弟侄和十岁以上的儿子全部送回京师，以加强对年羹尧的控制。对于自己的亲信戴铎，胤禛也是屡加严责，以防止其变心。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策妄阿喇布坦在西北兴风作浪，康熙召集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征求他们的意见，胤禛主张用兵，当时被人认为是谋求军权，可惜康熙最后还是委派了十四阿哥胤禵出征。
这个小集团，以胤禛的“藩邸旧人”为主，也就是那些胤禛的亲眷、属人或者为雍亲王府服务过的人。其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戴铎，原任福建某知府，后升道员，康熙末年升至四川布政使；戴锦，戴铎之兄，经过胤禛的活动，康熙末年出任河南开归道；年羹尧，胤禛的大舅子，其妹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是汉军旗人，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已就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晋升为四川总督，六十年升为川陕总督，势大权重；魏经国，康熙末年已经是湖广总督；常赉，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之子，官居副都统；博尔多，藩邸旗下之人，举人出身，后官居内阁中书；沈廷正，做过陕西商州知州和甘肃兰州同知。另外，这个集团还有傅鼐、马尔齐哈、沈竹、金昆、诺岷、黄国材、黄炳等人。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明十三陵墓群发生被盗事件，康熙得知后命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前去调查处理，并让他们进行祭拜。同年，孝惠皇太后去世，由于康熙病重，皇太后的丧务大都是由胤祉和胤禛两人在康熙的指示下安排处理。第二年，皇太后的梓宫要安放进顺治的地宫时，康熙病重不能前往，也是由胤禛负责整个事务，并在陵前代为宣读祭文。
在“太子党”土崩瓦解，“八王党”分崩离析，而“十四阿哥党”未成气候之时，“四阿哥”集团在戴铎“挖掘和培养本门人才，壮大本门实力”的建议下，已经是初具规模，悄然浮现。
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值康熙登基六十年大庆，胤禛被派往关外盛京祖陵大祭。本来康熙是想亲自去的，但由于自己年老力衰，最后派了胤禛带着十二阿哥胤祹和世子弘晟（三阿哥胤祉之子）等人前去，以表示重视。胤禛回来后，又奉命代祭太庙。同年三月，因为会试中没有中第的举子们认为判卷不公而闹事，胤禛又奉命带人前去复查试卷。
胤禛即位后，曾对大臣们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但是，“戒急用忍”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一味忍让，相反，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必须出手、敢于出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也就是康熙驾崩的前一个月，通仓、京仓亏空之事泄露，康熙命胤禛带领大队人马前去清查，其中包括隆科多、延信等人。通过这次实际的调查，胤禛认识到貌似强大、繁荣的康熙王朝，其实不过是“刀切豆腐表面光”，里面早已是糜烂不堪，很多上报的财税数字、仓库存余等，其实都是数字游戏，并非是真的国家财富。由此，胤禛上台后，狠抓的第一件事便是清查亏欠，追查那些陈年老账。
胤禛这时候提出这事，显然用意很深。一来他当时的表现很好，得到了康熙的赞扬，这时候提出要求很容易得到批准；二来以此加深自己对康熙的印象，说明自己已经长大成熟，不再有原先“喜怒不定”的毛病，特别在当时储位未定时，胤禛此举很有必要。果然，康熙帝同意了胤禛的请求，降谕说：“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九，也就是康熙驾崩前的第四天，冬至将到，胤禛被委派去南郊天坛行祭天大礼。按常例，祭天这样的大礼都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的，康熙也从没有委以他人。康熙委派胤禛前去祭天，明白人已经能看出点端倪了。要是康熙真的有意传位给胤禛的话，那这次祭天，也就成了上苍对这位未来之君的审查了。冥冥之中，也许真是有命数的。
是福亦是祸，是祸躲不过，关键看怎么去对待。胤禛吃了这次亏后，也开始懂得凡事忍让，并逐渐收敛自己的性子，不使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身上的棱角没了，胤禛自然圆滑玲珑了不少，也就不会再“喜怒不定，遇事急躁”了。譬如“一废太子”时，他的表现比起大阿哥胤禔来说，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倘若性子不改，弄不好也会闯下弥天大祸。
正如戴铎所说：“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应该说，胤禛很好地把握了处理政事的尺度，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都竭尽所能去办好，而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
年轻时的胤禛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评语对自己的影响，对于康熙劝他“凡事只以忍好”的话也没有太在意，结果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诸子封爵时，大阿哥胤禔和三阿哥胤祉都被封为郡王，而只比胤祉小一岁的胤禛（二十一岁）却被降一级，只封了贝勒。胤禛一贯好强，这次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以至于自己做了皇帝还为之耿耿于怀，说：“朕初为贝勒时，人称为王，辙赧然羞之。”
康熙末年，胤禛四十来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在当时的皇子里面，八阿哥胤禩虽然也有能力，但已经靠边站了；而十四阿哥胤禵长期在外用兵，对政务并不了解；剩下的竞争者中，同样受到康熙重视的就只有三阿哥胤祉了。可惜的是，胤祉虽然年长而且有才学，但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也没有深谋远虑，不足以和胤禛抗衡。
胤禛这个时候向康熙提这样一个要求，粗看似乎无关紧要，但细细推敲，却是极为巧妙的。胤禛从小被皇贵妃佟佳氏抚养于宫中，因为这层关系，康熙对他关注颇多，而对于胤禛身上的性格弱点，康熙也很了解。胤禛的性格，其实和他的生母德妃和同母弟胤禵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阴险多变，而更多的是强硬和倔强。正因为如此，康熙有一次在论及各皇子的优劣时，在胤禛的身上用了“喜怒不定”四个字。
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掉石头砸脑袋倒是有可能。胤禛的未雨绸缪，一张一弛，何尝不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底，正当废太子和公推太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胤禛却突然向康熙上奏，要求父皇恩免早年对他“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