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已经出台并正式实施。法律是公民社会唯一的解决标准，同样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一是能否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二是如何执行才能体现“三公”原则。
在经济大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并无更好的选择，只能“用发展的手段解决发展中问题”，各级官员责任重大，一天天被数字、指令所异化，并在GDP面前产生一定的危机感。而时代变了，再用传统的计划生育方式已经不管用了，扁平化下的城镇一些市民已经开始保护自己仅存的那点利益，甚至要求更多。
拆迁的好案例也很多。二战时期，因一位老人的反对，邱吉尔放弃了对一处民房的战略性征用；有一位朋友在开发时遇到极硬的钉子，夫人怕他上火，自己煲汤去搬迁区问寒问暖，并安慰原居民好好生活，这种理解万岁的方式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在激烈的冲突当中，对抗双方往往会因意气用事而忽略了初衷。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提供部分土地的普通市民。政府的公用地可以划拨、批租；企业的地能够退二进三、改变用途；集体及农民土地许以就业；现在到了一无仅有的市民阶层，利益之对抗就开始不可避免和激化起来。
战国的扁鹊三兄弟，老大防患于未然、老二手到病除、老三起死回生，结果老三冠绝当代，哥哥默默无闻。这种情况很像我们的时代，法律像老三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道德如老二不痛不痒，宗教颇似老大，虽然能从根上解决问题，但不受信任而缺失发挥的平台。像拆迁这种出现一些典型案例的情形，本不高明的医生只剩下最后一招：
拆迁，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是两种根本利益方面的角逐。房地产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大致有四种既得利益，即政府、银行、开发商、部分消费者。在土地收入占各级政府财政50%以上的情况下，其实是财政、银行（国有股份制）、国企（及代表资本利益的民企）和有中等以上消费能力的房屋购买者的博弈。
“化疗啊！那可是最可行的科学办法。”
又要过年了，大家一如既往地忙，社会生活的江湖之下，仍然潜伏着几种主要的暗流：房地产的拆迁、各地的升官罢爵和几千只股票的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