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答案，多亏了新近成立的“古病理学”，即在古代人遗骨上检查病征的学问。在一些幸运的情况下，古病理学家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研究古人的病理，就像病理学家研究现代人一样。举例来说，考古学家在智利沙漠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木乃伊，经过病理解剖，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人临死前的身体状况，就像今天在医院里检验新鲜的尸体一样。美国内华达州一些干燥洞穴中，过去有印第安人居住过，他们留下的粪便，保存得十分好，因此我们还能在其中找到钩虫与其他的寄生虫。
因此，现代残存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绝不是“恶劣、野蛮、短命”的，别忘了，他们是被农业族群逼进世界上最糟糕的角落里的。过去的猎人，仍然居住在肥沃的土地上，绝不可能过得比现代的猎人还差。但是，所有那些现代狩猎采集社群，已经受农耕族群的影响不知几千年了，对于农业兴起之前的生活形态，他们所能提供的线索大概不多。进步史观实际上对远古时代的生活品质，做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因为采纳了农业而改善了生活。考古学家在史前垃圾堆中，经常发现动植物的残留，只要鉴定它们是野生种，还是家生种，就可以判断农业兴起的时间。当年那些制造垃圾的人，健康状况怎么样？我们可以判断吗？如果农业兴起后他们的健康状况明显地改善了，不就是支持进步史观的直接证据吗？
不过，古人的遗骸通常只剩下骨骼供古病理学家研究，但是他们仍然能从骨骼中找到许多线索，推断他们生前的健康状况。首先，骨骼能透露性别，以及身高、体重与死亡年龄。因此，要是能够找到足够的骨架，就能制作那个社群的“生命表”——保险公司用“生命表”计算各个年龄的平均剩余寿命与死亡风险。古病理学家测量不同年龄的骨架，可以计算生长率；检验蛀牙（高糖食物的指标）与珐琅质缺陷（表示童年的食物品质粗劣）；还能辨认许多疾病在骨带上留下的痕迹，例如贫血、结核病、麻风与骨关节炎等。
农人集中精力生产高糖分农作物，如稻米与地瓜，可是今日的狩猎采集族群，食物包括各种野生动植物，含有更多蛋白质，营养也比较平衡。布须曼人平均每日摄取2140卡路里热量，蛋白质93克，以他们娇小的身材与剧烈的活动量而言，远高于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推荐的量。狩猎采集族群，身体健康，疾病少，食物内容丰富，也不会像农人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遭到饥荒——因为农人依赖少数农作物维生。布须曼人能利用85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他们难以想象饿死是怎么回事，而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因为番薯传染病导致歉收，死亡人数达百万以上。
古病理学家从骨架上发现了什么？先举个直截了当的例子，谈谈身高的历史变化吧。在许多现代社群中，我们都观察到：改善童年的营养，成年后身材就会增高。我们到欧洲的中世纪古堡观光，得弓着身子穿过里面的房门，可见那些古堡是为身材矮小、营养不良的族群建造的。古病理学家研究希腊、土耳其出土的古代人骨，发现了一个平行的现象，令人惊讶。冰期结束之前，在那里生活的狩猎采集族群，男性平均身高是177.8厘米，女性是167.6厘米。农业兴起后，身高急剧降低，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男性是160厘米，女性是155厘米。到了古典时代（上古史），身高又开始缓慢上升，但是现代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还没有“恢复”到祖先的水平。
当然，找到食物并不代表肚子就能填饱；食物到手后，还得处理、调理，像坚果那种食物，处理起来得花不少时间呢。因此，放弃进步史观，认为过狩猎采集的生活才是闲适惬意的，大可不必。（有些人类学家就那么浪漫。）不过，认为布须曼人比农人还辛劳，必然是错的。与今日我的医生、律师朋友，或我开店铺的祖父母比较起来，布须曼人的确悠闲得多。
另一例，是美国伊利诺河谷与俄亥俄河谷印第安人冢的人骨。玉米是几千年前在中美洲驯化的农作物，大约在公元1000年，成为那两个河谷的主要农作物。在那以前，印第安人遗留的骨骼，“看来非常健康，简直没什么好研究的”，一位古病理学家这么抱怨过。玉米传入之后，印第安人的骨骼突然变得“有意思”了。成年人嘴里的牙齿上蛀洞的数目，从平均不到1个，跃升到近7个：牙齿脱落与牙周病极为猖獗。儿童乳牙的珐琅质缺陷，表示在怀孕期与哺乳期间母亲严重营养不良。贫血病例增加了4倍；结核病已经是风土病：人口中有一半感染上螺旋菌或梅毒；75％有骨风湿，或其他退化性疾病。每一个年龄的死亡率都增加了，活过50岁的人，只占人口数量的1%——玉米传入前的黄金年代，却有5%。全体人口中，20％的人1—4岁之间就夭折了，也许是因为幼儿断奶后营养不良，再加上传染病。这样看来，一向认为给新世界带来福祉的玉米，实际上却是公众健康的祸根。世界其他地区，农业兴起之后，也在骨架上留下了相同的痕迹。
另一个间接验证进步史观的例子，是研究现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看看他们是否过得比农耕族群差。目前世界上还有几十个所谓的“原始民族”，主要居住在不适合农耕的地区，像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比较正式一点的名称是“郭依族”），直到最近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族群过的生活非常惬意，闲暇的时间很多，睡眠的时间不少，为了果腹也不必比邻近的农民更辛苦地劳动。举例来说，布须曼人每星期觅食所费的时间，平均不过十二三个小时。请问读者，你每星期要工作几小时呢？有人问一位布须曼人，为什么他不学邻近族群去耕种？他的答案是：“干吗？四处不是有那么多坚果（mongongo）吗？”
农业对人类健康有害，至少有三组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狩猎采集族群的食物，种类繁多，蛋白质、维他命以及矿物质的含量适当，而农人的食物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结果，农人得到的是廉价的热量，付出的代价是营养不良。今天，人类消耗的热量中，单单是三种高糖植物（小麦、稻谷、玉米）供应的，就超过50%。
让我举个例子说明他们使用的间接验证方法。假如务农果真是个绝妙的点子，那么农业一旦兴起，就应该会迅速传播开来。事实上，考古记录显示：农业在欧洲的“进展”简直就如蜗牛爬行。一年勉强可达3000米。大约一万年前，农业自近东兴起，2000年后，向西北到达希腊，再过了2500年，才进入英伦三岛与北欧。那完全说不上“热烈响应”。直到19世纪，美国加州的印第安人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农业这回事，因为他们会与务农族群交换货品。然而加州现在是美国的果园，难道那些印第安人都不知道为自己谋福利？或者他们太聪明了，看穿了农业虚有其表，包藏祸心，大部分人类陷溺其中，脱身不得？
第二，由于农人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维生，要是庄稼歉收，饿死的风险比猎人大得多。爱尔兰大饥荒就是个例子。
现在让我们回去讨论持有进步史观的人看待“农业革命”的眼光。本章一开头我就解释过，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就认为：从狩猎采集生活形态转变成农业部落，随之而来的是健康、长寿、安全、闲暇与伟大的艺术。虽然这种观点铁案如山，却难以证实。一万年前，放弃狩猎采集生活而务农的社群的生活真的变好了吗？你怎么知道？直到最近，考古学家都无法直接验证这个问题。他们只好采取间接证据，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农业纯粹代表进步”的结论。
最后，今天大多数主要的人类传染病与寄生虫，要不是农业兴起，根本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生根。那些人口杀手，只有在拥挤、营养不良与定居的社群中，才能长存，因为在那样的社群中，很容易反复传染，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或者是通过排泄物与污水传染。例如霍乱菌在人体外不能长期存活，它的传播方式，是病人的粪便渗入饮水。麻疹在小族群中会自然消失，因为没有抵抗力的人都死了，而剩下的人又有了免疫力；只有在人口至少几十万的社群中，它才能长久蔓延下去。规模小又散居的猎人队群，经常变换营地，各种“拥挤人口传染病”，无法持续蔓延。结核病、麻风与霍乱必须等到农业兴起才能“出头”，而天花、黑死病与麻疹直到最近几千年才在人间出现，因为拥挤的城市才是它们大显身手的地方。
毋庸置疑，我们农耕、畜牧的本领，不是从蚂蚁遗传来的，而是自己发明的。事实上，“发明”这个词太重了点，因为人类务农、畜牧，在早期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言以蔽之，不是有意的发明。农牧业的产生，影响到人类的行为，以及动植物的反应与变化——最后导致动植物的“驯化”。举例来说，动物驯化部分源自人类将野生动物当作宠物的习惯，同时动物也学会了利用与人类接近的好处（例如狐狸跟随猎人捕捉受伤的猎物）。同样地，驯化植物的早期阶段，包括人类利用野生植物，丢弃种子——因而意外地“播种”了。不可避免地，那些植物、动物，无论物种、品系、个体，只要对人类有用，就全被“选择”，整个过程无需涉及“意识”或“计划”。最后，有意识的选择与计划终于出现了。
除了营养不良、饥荒与传染病，农业还给人类带来了另一个天谴：阶级分化。狩猎采集族群几乎没有余粮，谈不上储蓄，也没有集中的食物资源，像果园、乳牛群。他们以野生动植物维生，每天都得出门觅食。除了老弱病孺，人人都得自助天助。所以他们没有君民，没有专职专业人员，没有社会寄生虫阶级——专门夺取他人找来的食物，吃得脑满肠肥。
至于养殖动物，许多昆虫会分泌含糖量很高的蜜露，蚂蚁可以当作食物。它们常发展出互利共生的关系，例如有些蚜虫演化成蚂蚁的“乳牛”：它们身上没有防身装备，全靠蚂蚁保护；它们从肛门分泌蜜露，而且肛门经过特殊的解剖学设计，方便蚂蚁汲饮。蚂蚁需要的时候，只消抚弄蚜虫的触角，蚜虫就会分泌蜜露了。有些蚂蚁会将蚜虫卵搬进巢里过冬，春天来了就带孵化的蚜虫外出进食。最后蚜虫长出翅膀，四散寻找新的栖境，幸运的会被蚂蚁发现并“收养”。
只有在农耕社群中，才会分化出为疾病所困的普通大众，以及健康、坐享其成的精英阶级。迈锡尼岛上3500年前的希腊古坟出土的骨架显示：皇族的饮食比平民来得好，因为他们的身高高出5—7.5厘米，而且牙齿状况比较好（平均每人口中只有1个蛀洞或脱齿，平民有6个）。在智利，公元1000年的战场出土的木乃伊，发现精英阶级不仅拥有装饰品与金发夹，传染病造成的骨损伤，也只有平民的25％。
美洲有一群蚂蚁，不下几十种，除了彼此有亲缘关系之外，它们的共同点还有：务农。那些蚂蚁都会在巢里种植特定品种的酵母菌或真菌。它们不使用自然的泥土，而是调制特别的堆肥：有的蚂蚁收集毛虫粪，有的找昆虫尸体或死亡的植物，还有的利用新鲜树叶、树枝以及花朵。举个例子好了，切叶蚁会切下树叶，把叶片切碎，除去不需要的真菌与细菌，再将碎叶片搬到地下蚁穴中。在那里，叶片再进一步切碎，形成均匀的叶糊，掺以蚂蚁的唾液与粪便，最后种植蚂蚁喜爱的真菌种，那种真菌就是它们的主食。切叶蚁也会在它们的“田”里“除草”——清除异类真菌孢子。新蚁后离巢另建新巢的时候，会带着它们辛苦培育的菌种，就像离乡寻找新殖民地的人，带着家乡农作物的种子一样。
这些健康分化的迹象，不仅在地域社群中可以发现，在现代世界中，也是个全球现象。对大部分美国人与欧洲人来说，“狩猎采集的生活，平均而言，比我们的现代生活好一些”，这样的论调听来荒唐得很，因为今天在工业化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比狩猎采集社群的人健康。不过，美国人与欧洲人是今日世界的精英阶级，依赖石油与其他物质，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那些国家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健康水准很低。如果有机会选择，你愿意当哪一种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南非布须曼人或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农民。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健康状况最好，但是东非农民的健康可能是最差的。
在我们主要的文化特征中，农业出现得特别晚，大约不到1万年。我们的灵长类亲戚，没有一种从事过类似农业的活动。即使只是形似的都没有。最类似人类农业的生产活动，在动物界中必须到蚂蚁群里去找。蚂蚁不只发明了农业，也发明了牧业。
阶级分化是农业的结果，但是性别不平等却可能由来已久，农业只是进一步地加深了不平等的鸿沟。农业兴起后，女人往往沦为役畜，又因为更频繁的怀孕、生产而透支体力（详细如后所述），健康日益恶化。例如，公元1000年的智利木乃伊，骨风湿的病例女性比较多，传染病导致的骨损伤，也是女性骨架上比较多。在今日新几内亚的农业部落中，我经常看见妇女背负沉重的蔬菜与柴火，步履蹒跚，而她们的男人却空着双手。有一次，我出钱招募村民，将我的补给物资从简易机场搬运到山上的营地，男人、妇女与孩子都愿意干这差事。最重的一件是一包近50公斤的米，我把它捆在一根棍子上，指定了四个男人一起抬。后来我赶上了村民，发现男人只拿着比较轻的行李，可是一位体重不满50公斤的小妇人，却背负着那包米，借着一条绳子以额头撑着，可是腰仍弯得像虾米似的。
信仰进步史观的人，并不就此打住，他们更进一步，认为农业是艺术的温床，而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瑰丽绽放。由于农作物收成后可以储藏，而且耕作所得比到丛林里狩猎还好，所以农业让人类享受的闲暇，狩猎采集时代的人是难以想象的。闲暇是创作艺术与欣赏艺术的先决条件，没有闲暇，一切免谈。因此，说到底，雅典的巴特农神庙、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是农业给人类的最佳献礼。农业使我们有闲暇创作与欣赏艺术。
至于“农业创造了余暇，奠定了艺术的基础”这种说法，事实上现代狩猎采集族群，平均说来，余暇至少不比农民少。我同意：工业社会与农耕社会中有些人拥有的余暇，任何狩猎采集人都比不上，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人供养，而其他人的闲暇，就少得多了。农业无疑创造了专职匠人与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要没有他们，大规模的艺术创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例如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然而，过分强调“闲暇”是关键因素，解释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我觉得并不明智。我们今天没有创造出超越巴特农神庙的艺术品，并不是没有时间。农业兴起后，技术的进步的确促成了新的艺术形式，并使艺术品易于保存，可是克罗马侬人早在农业出现之前1.5万年，就创作了精美的壁画与雕塑，只是形制没有科隆大教堂那么大罢了。现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也创作了传世的精美艺术品，例如爱斯基摩人与美国西北太平洋岸的印第安人。此外，我们计算农业兴起后社会所能支持的专门职业，不但要将米开朗琪罗、莎士比亚算上，还应算上逐渐增多的“职业杀手”。
我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进步史观，因此乍听有人问“为什么几乎我们所有的狩猎采集祖先都采纳了农业？”不免觉得他们天真得可以。他们当然会采纳农业，因为农业比较有效率，花较少的精力就能收获大量的食物。我们的农作物，以单位面积产量而论，比根茎类或野果大多了。只要想象一下，当年奔驰于原野丛林中的野蛮猎人，整日忙着采集坚果，追逐野兽，无暇喘息，突然间闯进了一片果实累累的果园，或发现一大群驯良的绵羊徜徉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试问：那些猎人得想多久，才会领悟农业的好处？千分之一秒？
农业兴起后，精英阶级变得更健康，但是许多人的健康恶化了。即使我们将进步史观抛开，不再相信“我们选择农业是因为务农对我们好”，一位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追问我们：如果农业给人类带来的，是祸福相倚，那么我们怎么会陷溺于农业呢？
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大部分时间过的都是一种原始的生活模式——“狩猎采集”——以野生动植物维生。过去人类学家常引用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话，来描述那种“狩猎采集”生活：恶劣、野蛮、短命。由于那时食物都得到野外去找，储粮不可能多，于是（根据这种看法）每天时间都花费在觅食上，根本没有余暇搞其他的玩意。我们直到上一个冰期结束后，才从这种悲惨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分别在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地发明农耕与养殖动物的技术。农业革命逐渐扩散，分布全球，今天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族群，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的日子。
答案可以归结为一句格言：“强权就是公理。”农业能供养的人口，比狩猎多得多，至于平均说来是否每一张口都分配得到更多的粮食，是另一个问题。（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密度，每2.58平方公里不到一人，可是农业族群的人口密度，至少高10倍。）部分原因在于：一亩种满了庄稼的田地，比起一亩森林（其中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并不集中）能生产更多的食物，因此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游牧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采取杀婴或其他手段，维持4年的生育间隔，因为母亲必须照顾幼儿，直到他们长大，跟得上大人。定居的农耕社群就没有那样的问题，妇女可以两年生育一次。也许我们难以摆脱传统智慧（农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幸事）的主要理由，是农业的单位面积生产量比较高。我们忘了农业也创造了更多人口，而健康与生活品质，与食物摄取量成正比。
一开始，支持进步史观的证据（也就是反对我这种“修正派”观点的证据），对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人与欧洲人来说，简直铁案如山，不容置疑。我们的生活，几乎在任何一方面都比中世纪的人过得好。中世纪的人，又比冰河期的洞穴人过得好。洞穴人比猩猩过得好。要是你有点儿愤世嫉俗，请想想我们的优势吧。我们的食物，数量丰盛，种类繁多，我们有最精良的工具、物质货品。我们享受的寿命与健康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冻馁之忧，也不受猛兽的威胁。我们主要以石油与机器的能量做工，而不依赖肌肉与汗水。我们真有人宁愿放弃这样的生活方式，回到中世纪、冰河期，甚至到丛林中与猩猩同栖吗？
狩猎采集族群的人口，到了冰期结束时，已经逐渐增加。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各个队群都必须“选择”——无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是迈出发展农业的第一步呢？还是设法控制人口成长？有些队群采取了前一个方案，可是他们无从预见农业带来的副作用，他们追逐眼前的近利，享受农业提供的丰饶，直到人口增长到既有的粮食生产系统无法负荷为止。于是他们就会驱逐、杀戮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扩张农耕面积。他们通常能成功，因为农民占数量的优势：10个营养不良的农民对付1个健康的猎人，应无问题。狩猎采集族群并不是自愿放弃传统生活形态的，而是头脑清醒、不肯放弃传统的狩猎采集族群被迫放弃祖先游憩的土地，移居到农民不要的土地上。现在世界上仍有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主要生活在零星的地区，农民根本不会想去开发，例如北极圈与沙漠。
特别是，最近的发现显示：农业兴起（包括畜养家畜）的确是个里程碑，可是农业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传统教科书中大书特书的那些好处，更多的苦难也随之而来。不错，务农社会的食物生产量与储粮，都大大地增加了，但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疾病与独裁暴政，也随农业出现在人类史上，至今我们还难以摆脱它们的诅咒。所以，在这一部讨论的人类文化特征中，农业功过相参，位于两极之间，一边是代表我们高贵品质的语言与艺术（前两章讨论过了），另一边是不能原谅的恶癖（本书后面几章将会讨论的吸毒、大屠杀与环境破坏）。
讨论到这里，笔者想到世俗对于考古学的“评价”，说那是一门奢侈的学问，只关心遥远的过去，对现代人毫无启发，不禁觉得讽刺。人类采纳农业，是影响历史的关键决定，研究农业起源的考古学家，已经为我们重建了那个过程。想当年，我们的祖先，被迫在限制人口与增加粮食生产之间，作一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结果导致饥馑、战争与暴政。今天我们也面临了同样的抉择，我们能从过去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自命万物之灵，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这等膨胀，却经不起科学戳穿。天文学让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不过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咱们仰之弥高的太阳呢，又不过是几十亿颗恒星中的一颗，没啥出奇之处。生物学让我们面对自己的自然史——我们与千万种生物一样，是演化而来的，而不是上帝特意创造的。现在考古学揭穿了另一个神圣的信仰：过去100万年的人类历史，是个进步的故事。
在人类史上，“狩猎采集”是最成功、最持久的生活形态。相对地，我们仍然陷身于农业兴起以来所带来的问题中，现在还不清楚我们是否能解决那些问题。要是一位从外太空来访的考古学家，回去后向同胞解释他的发现，他也许会用一个24小时的时钟，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最近10万年经历的沧桑。在那个时钟上，人类历史于午夜开始，现在的我们，正处于这一天结束的时刻。这一天里，几乎整天我们都是狩猎采集人，从午夜、清晨、中午、黄昏。最后，到了接近午夜的11∶54分，我们采纳了农业。回顾起来，那个决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也不可能走回头路了。但是午夜迫近了，现在非洲农民的凄惨状况会不会逐渐扩散，最后将我们全部吞噬呢？或者，我们终会得到农业当年用以诱惑我们祖先的那些“福分”？迄今，农业令人炫目的模样，带给我们的，只是祸福相倚，令人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