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任道倍在奏折里向朝廷承诺，浙江还将出台其他搜刮 政策，钱铺、典当、牙帖、契税……所有人所有行业都跑不了。不算人关税等 间接负担，在清廷存在的最后九年里，浙江民众总计直接负担了 1227.6万余两白 银的辛丑赔款。" •
六、收酒税，酿够50缸酒得缴纳"照费洋” 10元；在本地卖，每100斤酒收 税2角洋银，运去外地卖，收税加倍，变成4角。
对地方官员们而言，庚子赔款是政治负担，是必须要完成的摊派，也是致 富的机会。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制造新名目来疯狂敛财‘。1901年5月，内阁中书
五、卖出1两银子的鸦片，收税20文。
许柄在奏折中说，京郊的延庆被摊派了庚款13万，而当地官府实际摊派给民众 的数额已超过了20万。"但清廷无意查办这类敛财行为，竭力凑足给列强的赔款 以延续大清政权才是首要之务。惩办不法敛财则会妨碍这个大局。这种微妙的 心思，从1902年12月底慈禧下发给各省督抚的一道严旨中不难窥见。慈禧说：
四、按月租金的十分之一收房租税，房主与租客对半承担。
此次赔款载在条约，必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迁延，致失大信。着各直 省将军督抚务须遵照全权（大臣）、户部会议办法，竭力筹措，源源拨解，按 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致生枝节。倘或因循贻误，定惟该将军、督抚等是 问！慎之！慎之！ 16
三、每张盐引加价0.4两银子。
官员们的贪腐无足轻重，一切都得为完成赔款让路。所以，在敛财欲望 的驱使下，食盐加价这类"常规手段”，可以一用再用一户部已经加了一次 （各省每斤一律加价4文），省内不妨再加一次（比如湖南、江西、河南）；省 内加了一次，也不妨碍县内再加一次。苛捐杂税，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福建的 丁漕每两加征200文"丁漕捐”；江西的漕粮每石"按粮输捐" 160文；四川每 年按田亩征收“赔款新捐” 100万两；南京对小推车收税，必须凭照上路；苏州 对驴和马每匹收洋银2角，没有执照的驴子和马不许接生意上路；奉节在原来的 屠宰税之外，每杀一头猪加收200文税，叫作“新加肉厘”，后来又再加收一 次，叫作“续加肉厘”……17
二、每斤盐加价4文钱。
光绪三十二（1%6）年九月，《华字汇报》刊载了一则陕西的新闻。里面 写道，陕西将摊派下来的庚子赔款"全数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陕西农民头 上，百姓早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铁路，社会上出现传 言，说这笔钱也要按田亩加派，于是：
一、按固定比例增加"粮捐”，以前征1两银子的，一律再加收300文。
渭北各州县人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 甘心送人耕种者。18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浩大的加税加捐运动。以浙江为例，据巡抚任道格 的汇报，该省到1902年4月，已采取如下加税加捐政策：
老太后要“量中华之物力"保住权位，代价便是沉重的庚款摊派将民众压 迫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连土地都不想要了。
清廷筹集这笔巨款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关税，二是直接盘剥民众。关税 方面，当时的清廷已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所以，原拟将进出口税率提高到10%的 计划，因英、日两国反对，最终只定为5%。盘剥民众方面，则先由清廷拟定具 体数额，分别摊派到各省，共计每年1880万两库平银（一两等于37.301克），再 由各省官员负责具体执行。
改革上谕的核心目的不是改革
先是以中国人口数（4.5亿）为准每人摊派一两，定为海关银4.5亿两；再定 下39年期、年息4厘的清偿方式，本息共计9.82亿余两海关银。再加上地方赔偿 教会、教士、教民损失的2000万两，共计海关银10亿余两。据王树槐的考据与 计算，若将后来的“庚款退回”之数视为"其利益全为中国所得"，则中国实 际所付赔款相当于“总赔数的45.11%”。此外，1903—1905年的“付金付银” 交涉，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还使中国在庚子赔款上需要再多支 付1.68亿两白银。"
与下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大略同期，1901年1月30日，“西 狩”至西安不敢归来的慈禧太后，还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过一道改革上谕。
于是，便有了总额空前绝后的庚子赔款。
这份改革上谕对理解清末新政极为重要，故大篇幅引用如下：
最终付出代价的是底层百姓 •
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昭然 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自播迁以来，皇太 后宵肝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 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第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 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 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 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 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 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 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 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 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 我往圣之遗训，既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学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 能……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 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 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 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 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 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 I9
议和的过程中，李鸿章还曾为端郡王载漪等人辩护。瓦德西的回应是： "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犹未提也。”]2一如 今点名要求惩办之人不过是从犯，为保全清廷体面尚未追究首罪之人。瓦德西 口中的“首罪"，所指正是慈禧。李鸿章将瓦德西的强硬态度传至西安后，慈 禧随即同意在"惩凶" 一事上完全应允列强的要求。稍后，便有了严苛至极的 十二条议和大纲送至西安，慈禧回应全盘照准之事--尽管指示中仍要求奕勘 与李鸿章就细节问题与列强"婉商磋磨”，以求"稍资补救"，但这些话显然 只是在粉饰门面。十二条大纲已全部"照允"，磋磨和补救的空间其实早就没 了。谕旨可以将“量中华之物力”的“量"字装点为"尽可能少”之意，但在 实操中，却更接近"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
概括起来，这份改革上谕的内容有如下几个要点： -
但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谕旨的措辞关乎皇权的体面， 自然少不了要用话术来包装。回到具体的和议谈判中，慈禧真正想要的，却是 不惜代价也要确保自己不被追究，继而实现和谈成功。正如时人李希圣所言的 那般："太后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悄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 勘、鸿章尽如约。" 1。 一一慈禧一直焦躁不安，担忧列强追究祸首会追到自己头 上，后见列强提出的十二条和议大纲里没有提到自己，大喜过望，遂命奕勤与 李鸿章全盘接受（即1901年2月14日谕旨中的"昨据奕勘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 大纲，业已照允"）。张之洞也曾提醒英国驻汉口领事："洋兵一日在京，两 宫一日不能回銮，缘皇太后深恐一经回銮，其权或为联军所削夺也。""
一、大开改革空间。除了三纲五常这一根本制度不能动，其他具体政策都 可以改革。
仅就字面意思而言，王开玺的理解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在谕旨原文里，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一句之前，确实有“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 详细节目，悉心酌核"这样的指示。此处的"悉心酌核"，再加上后面的“婉 商力辩”，确实是在指示参与谈判的大臣们，须想办法减少赔款总额，不能任 由对方随意开口索要，更不能对方要多少便答应给多少。更何况，谕旨里还有 一句："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
二、将“庚子之变"的责任，归结为之前的改革有问题，即所谓的“数十 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并明言慈禧的改革立场一直是“取外国之长，补中 国之短"。
简单来说便是：胡绳认为“量中华之物力"的“量"字是“尽可能多”的 意思；而王开玺则认为，这个"量”字是“尽可能少”的意思。
三、为戊戌年的政变辩解。强调康有为的改革不是变法，而是乱法，是 想要谋害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镇压康有为，并不是要镇压变法，而是铲除乱 逆。并声称慈禧与光绪在变法问题上母子同心意见一致，慈禧并没有“不许更 新”，光绪也从未“概行除旧"。
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助、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 实相商，不得在赔款等问题上漫天要价，任意要挟，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 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四、批评以前的改革只是学一点洋人的语言文字和器械制造之术,没有触 及到“西政之本源"。
不过，王开玺不同意这种常规解读。在他看来，《辛丑条约》签订之前， 为了削减赔款数额，清廷曾努力与列强交涉，只是最终没有成功。何况该谕旨 里还有一段话，是指示奕勘与李鸿章等人与列强讨价还价，要他们“细订约 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 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故此，王开玺认为，对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慈禧名言的正确解读应该是：
五、将“西政之本源"，也就是洋人富强的根本原因，钦定为中国的传统 文化"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然后命令清帝国的核心官僚集 团，必须在两个月内向朝廷拿出自己的改革方案。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常规的解 读，可参见胡绳的看法：'"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 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确是值得 ‘保全'的。" 8
这当中，对戊戌政变和两宫关系的解释，可谓此地无银，只可视作一种政 治粉饰。2。开篇时大开改革之门，说什么除了三纲五常不能动之外什么都能讨 论；后文却又步步收紧，紧到最后连何谓"西政之本源"都已然给出了标准答 案。这种微妙的表述方式，则需要局内人仔细品味、谨慎体察。
虽然“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说出来 的，但它的版权拥有者毫无疑问正是慈禧太后一众所周知，自戊戌年后，光 绪皇帝便已只是傀儡。
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到改革上谕后，并没有急着就如何变法上奏。庚子年， 张坐镇江楚，与刘坤一、李鸿章等联合发起"东南互保"，为清廷保住了一丝 元气。张自然很期望慈禧能放弃排外立场重启改革——他甚至还在英国驻汉口 领事的面前为慈禧辩护，说她自I860年以来，作为清廷的掌舵者，"屡次削平 大难，华人莫不倾心，即洋人亦多有称之者。况听政三十年，从无仇视洋人及 憎厌西法之意，故宫殿中所用之物，亦皆以洋式者为多，且颇欲与外国妇女为 友” 2:但张久历官场，已成了老油条，自然能够看出这份上谕不寻常，内中藏 有玄机。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在西安的关系网写信，希望弄清上谕 来路。信中说：
大意是：夏天“拳匪”作乱得罪友邦后，曾授权庆亲王奕勘与大学士李鸿 章为全权大臣，与友邦议和。奕勘之前呈送的议和大纲已批示照准，并饬令两 位全权大臣将详细内容细细斟酌查核，务必做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 心”。如今既然有了悔祸的机会，便该颁布自责的诏书，将朝廷所有“委曲难 言”的苦衷，说与天下臣民知晓。
初十明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祈速示。22
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 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 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知之。7
得到回复称"明谕闻出圣意，荣相赞成" ^ （是光绪皇帝的意思，军机大臣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叠命庆亲王奕助、大学士李鸿章作为 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助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
荣禄也赞成）后，张之洞仍不放心，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源。然后，安徽巡抚王 之春的来电，便让张的心凉了下去。王在电报里说：
对义和团的迫害，本书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赘。“量中华之物力，结与 国之欢心” 一句，出自慈禧于“西狩”途中，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给内阁的一 道谕旨，时为1901年2月14日。内中说:
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 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24
三、改善个人的排外形象，发布改革上谕。
大意是：刚刚接到"行在军机章京”也就是流亡在外的慈禧身边的军机章 京们的密报，要我等上奏谈论变法时，不要偏重西学。想来这才是太后与皇帝 的真实想法，无奈。不过，若在奏折中以中国之古法来立论，大概不致引来上 面的愤怒。
二、迫害义和团。
张之洞读完电报后给王之春回电，感慨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 事？ " 一一宣布变法又不让以西法为重点，那还有什么可变的？张还提醒王，
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与列强议和。
〃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 25,最好是等东南各督抚有了共识 后一起行动。随后，张2洞又给鹿传霖（张的姐夫，时为军机大臣，正随慈禧 在西安）去电，询问变法上谕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在电报中满怀忧虑地说道：
列强衡量得失之际，慈禧太后也在日夜担忧自己的政治生命与政治权力。 她最后决定做三件事来回应列强，以期逃脱洋人的惩罚：
闻有小枢（指军机章京）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 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 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 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 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 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指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 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 26
与舆论的一致声讨不同,列强内部对如何处置慈禧，是存在不同意见的。 德国坚持将"惩办真正的祸首"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且明言所谓祸首"必须 是些大家伙"。英国则认为‘“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是从现实利 益角度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无论是对 英国还是对整个欧洲，都是不利的。6
内心深处，张之洞并不愿相信军机章京们传出来的小道消息，不希望“复 奏万勿多言西法”是慈禧的真实意志。这位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晚清改革 的督抚重臣，经过20年与洋务的直接接触，早已洗去了清流气息，认识到改革 的本质是革掉旧法引入西法。若不许讲西法，那所谓的改革便是毫无益处的空‘ 谈，清帝国的自强也绝无可能，只会落得一个贫弱遭欺的下场，成为世界各国
此时的西方媒体，对慈禧的观感已降至冰点。英商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 报》发表社论，支持恢复光绪的权力，同时主张“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 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也说，应该换一位“不 同慈禧集团相联系的新皇帝”，而慈禧的命运只能是"退隐"。来华传教士要 求惩办慈禧的态度也很坚决。1900年9月，来自20个传教团体的约400名英美传 教士集会上海，联名致电列强政府，要求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迅速和适当 地惩处起自慈禧太后的所有煽动暴乱的官员"。5
眼中顽固自大的异类。张希望鹿传霖能从慈禧的宠臣荣禄处探询到改革的真实 底线一督抚们回奏时能否说真话，哪些改革可以说，哪些改革不能碰？
于是，如何处置慈禧太后，便成了善后问题的核心。
鹿传霖在回电中否认了慈禧有"勿多言西法"的指示，还说所谓的军机章 京传递出的小道消息只是妄言。鹿告诉张之洞，变法上谕其实是他与荣禄两人 建议的，“上亦谓然"，光绪皇帝也认同。至于该如何去做，“总期实事求 是，决无成见"。但鹿同时又说，改革的各种主张都可以提，不过最好不要挂 在西学名下，“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 27。
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的四分 之一04
张之洞读懂了鹿的回信，在给鹿的回信里，写下了一段措辞非常激烈的 文字：
究其实质，丁融良与李提摩太的主张乃是"推翻慈禧，重组政府"。但列 强的核心诉求是"与一个有所改良的政府完成议和"，不愿如此激进。他们提 出了两个议和的前提条件：一是惩凶，即处分朝廷中的“顽固势力"；二是两 宫回銮，即要求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回到京城。这两个前提，指向的是“将旧 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 3 （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之语），即对 军机处之类的具体机构进行人事上的换血。这种保守，与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判 断有关。他认为：
去腊变法谕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 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二语也，并非因“整 顿除弊" "居上宽，临下简" "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 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 此，变法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溯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 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 顿之谓也。若仅整顿常谈，安能数年即有成效，安能即望自强，且与外国何 涉？……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 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 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 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 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 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 之教乃能久存……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28
七、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 北京。2
这段话显示张之洞读懂了 "变法上谕”里的玄机，只是他无法认同这种 玄机。所以才会在电报中说，天下人见到“变法上谕”欢欣鼓舞，，觉得国家有 救了，是因为看到了上谕里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这样两句 话，而不是因为上谕里写了 "整顿除弊" "居上宽，临下简" "必信必果"这
六、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些话一后面这些话，恰恰是上谕钦定的“西政之本源"。张不认同上谕钦定的 “西政之本源"，也不认同上谕对“西学之皮毛"的批评，反强调西学的精华不 容易得到，一切都要先从皮毛学起。
五、新内阁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张之洞的这些话，与"变法上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是在 否定"变法上谕"。
四、内阁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各国人民生命财产，保障中国领土完整。毫 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从连续数个“必变西法才能如何如何”中，不难窥见张之洞在拟写这封电 报时的激动情绪。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已然看清，这份公开发表的"变法上 谕”，核心目的并不是变法，而只是太后的一种自我宣传。太后希望通过这样 一份上谕，洗刷掉自己“顽固排外" “反对改革"的标签。这些标签，正是列 强坚持要惩罚她，坚持要迫使她归政光绪的主要说辞。谕旨中写入“采用西 法”之类文字，其实只是写给列强看，并非真的要那样去做。太后仍是以前那 个太后，刻意传出的小道消息“不言西法”，才是她的真实主张。总之，这份 所谓的"改革上谕"，只是维系个人政治生命的权术，而非振兴国运的筹谋。
三、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可以推派同等数目的人为阁员。这些被推举的 人，必须得到列强的信任。
这也是张之洞为什么要在给鹿传霖的电报中大谈特谈“必变西法，然后可 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乃至于发出威胁称，若不变西法，将来两宫回銮， 很可能发生不测之祸。既然太后最在意的是如何逃脱列强的惩罚，那么，便搬 出列强来压迫太后吧。张在电报里说，自己"夙夜忧焦，不敢不密陈，不忍不 尽言"，每天都为此事焦虑难安，他希望鹿传霖能将电报里的这些意见“与略 园、仁和两相密商之”，也就是告知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二人，再通过这两 人传递到慈禧耳中。
二、每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中国的大国，可以派二人为阁员。
督抚们想要改变决策模式
一、内阁由一半外国人与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不愿看到“中国终归撕灭矣！" （撕灭的意思是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张之 洞，同一时期还在联络各省督抚，希望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以向慈禧施 加更大的压力。
他为这个联合内阁设计了具体形态:
这种串联的结果是： ，
广学会的主持者李提摩太，也拟写了一份关于"如何处置清廷”的意见 书，供各国政府参考。李提摩太说，时下的中国，已没有“被各国信任并能执 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须由列强出面，组织一个联合内阁，进而"使中国 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一、虽然上谕限期各省督抚在两个月内做出回复，但督抚们集体动作迟 缓，以致流亡西安的清廷中枢，不得不于1901年4月再次下旨，强调两个月的期
四、各国划分利益范围，指派代表监督各自利益范围内督抚们的行动。1
限已过，督抚们须"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三、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由各国批准后执行。
二、张之洞原拟与各省督抚联名上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 等近20位地方督抚均愿意响应。督抚们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引起了清廷中枢的 警惕，下令不许联名，各省督抚均必须单独上奏。张之洞遂致电先前联络过的地 方督抚，要众人单独上奏时，仍须步调一致。刘坤一则仍坚持要与张之洞联名上 奏，最后二人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在1901年7月连续呈递了三份阐述"改革应该 如何搞”的奏折，共计四万余字，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核心内容，仍 是力主“采用西法”。30 ‘
二、取消慈禧太后戊戌年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
最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原本想将“开设议会" 一条也写入奏折之中。在 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陶模、山东巡抚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的 电报中，张之洞曾如此解释“开设议会"在整个新政改革中的重要性：
一、由各大国共同议定，放逐慈禧，恢复光绪的合法权力。
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 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 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 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 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 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 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堂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 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工 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亦不能无， 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请诸公略本此 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则幸甚。3]
丁鞋良劝告西方世界，不要将清廷视为铁板一块，“得区分进步的光绪帝 和排外的慈禧太后"，"（光绪）因热烈支持进步而被剥夺权力，、因此他特别 值得我们的同情”。他还将自己对清廷的具体处理意见，公开刊登在了《京津 泰晤士报》上：
这段电报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层意思：一、上、下议院是西 法里最好的东西，也是"诸法之根”，是变法中的基础性建设。二、下议院 （平民院、众议院、国民议会）目前还不能搞，因为下议院的议员‘是由选民产 生的，清帝国的百姓受教育程度太低，不能胜任选民。三、上议院（贵族院、 参议院）目前可以搞而且应该搞。而且应该全面推行，不但地方省府州县要
这种意见在当时极具代表性。义和团事件后，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清廷内部 存在两股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势力--慈禧被视为"排外运动"的罪魁祸首，光 绪则被视为新文明秩序的拥抱者。
搞，中央各大小部门也应该搞。地方督抚由下面的司道府县公举，朝中重臣也 由下面的京官公举。四、为什么要搞上议院？因为公举出来的官员，必然“胜 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鹿良在1900年8月至11月间提出的主张是"以华制 华”。希望列强与持“东南互保”立场的南方督抚合作，废黜慈禧、扶植光 绪，限制清廷军力，由洋人入主军机处。
"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具体指的是谁？张之洞没有明言，甚至还有些遮 掩（如"枢垣不敢轻议” 一语）。但其实也不必明言，经历了 "庚子之变”， 清帝国的体制内重臣们，皆已从沉痛的教训里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 里--老太后与一二重臣决策于深宫之中的模式，是很危险的。因为刘坤一持 谨慎立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正式文本里没有写入“议院”方面的内 容。不过，参与了此次讨论的两广总督陶模，却在单独上奏时明确提出了开设 “议院"的主张。他说：
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后，最费思量的一个问题。
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而政府得由议员 以周知民间之好恶，最为除壅蔽良法。或谓中国民智未开，骤难创立。窃考泰 西选举议员，本有限制:民智未开，限可从严，民智渐开，限亦渐宽，自无众 论纷淆之弊。哭
如何处置清廷？
他希望清廷在接下来的新政改革中，将议政权与行政权分离。议院负责议 政，做出决策；政府各部门机构则负责将该决策落到实处。这项建议无一字提 及慈禧，却非常明确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 "慈禧与二三亲信直接决策"的现 实。很显然，"庚子之变"给了陶模极深的刺激。
"量中华之物力"的真实含义
此类主张的结果，自是可想而知。陶模的建议被冷藏，根本未曾下发给重 臣督抚们讨论。朝廷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也仅止于"事多可行"与 ”择要举办”。于是，所谓的清末新政，在1901年便仅止于对慈禧个人政治形 象的重新塑造。
可慈禧太后不具备这种见识与勇气。
1902年1月，两宫回銮，慈禧与光绪结束流亡回到京城。随后，老太后便频 频在宫中举办宴会，邀请各国驻华公使夫人入宫，请他们吃西餐、参观自己卧 室内的英国女王挂像，以装点开明。^这大约也是庚子年后老太后做出的最大 改变。
正如I860年的“庚申之变"直接驱动了晚清自强改革，1900年的"庚子之 变”也直接驱动了清末新政。二者的不同是：自强改革启动时，咸丰皇帝已经 死在了热河，改革的主导者恭亲王奕诉与慈禧太后皆非引致"庚申之变"的核 心决策者，他们没有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压力。清末新政则不然，它是慈禧 太后仓皇“西狩”期间下旨启动的，是引致"庚子之变"的核心决策者迫于外 力，不得不转身成为新改革的启动者和主持者。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反省、自 我否定，是极需要见识和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