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传统医学在实证方面有太多不足，尤其是一味以经验附会各种似是而非的理 论，却连最基本的人体脏腑情况都没有搞清楚。王清任曾尖锐地批评自己的同 行，说他们"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但是，解剖尸体在晚清是一 件几乎没有可能的事情。王清任只能寻求其他变通之法。1797年前后，河北滦 州稻地镇发生小儿传染病，当地孩童“十死八九"，许多穷困人家无力置办棺 木，只能以布袋竹席草草浅埋，尸体常遭野狗扒出撕咬。王清任在坟地里花了 整整十天时间，全面观察了三十多具尸体，得出的结论是：前代医书所绘人体 脏腑图，与真实情形全燃不合；许多传统医学著作，甚至连脏腑数量的多少也 没弄明白。23
中国传统医学也曾有过追求实证、向现代医学转型的时刻。嘉庆时代的河 北玉田人王清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王清任修习传统医学多年，深
此次坟地验尸，王清任收获颇丰。但也有遗憾，他观察到的尸体被野狗啃 食严重，已找不到完整的"胸中隔膜”。王对这片膜非常感兴趣，认为它在人 体脏腑中可能有着"最关紧要”的地位。他很想知道该膜的位置究竟是“在心 下还是在心上"，它的生长情形究竟"是斜还是正”。为了补上这一课，此后 的30余年间，王又至少三次前往刑场观尸。一次是在奉天府，因犯人是女性而 未能近前观察，只见到了刽子手挖出来的心、肝、肺。另两次是在京城，其中 一次见到了脏腑，可惜"膈膜已破”；另外一次，则因被处决者是朝廷重犯无 法靠近。直到1829年，王清任才从一位见惯了死尸的前领兵将领处，间接得知 了 "膈膜”的真实情状。汉
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现代医学属于实证医学。经验未获科学方法（如 双盲对照实验）证实或证伪，故传统医学往往呈现出各种不同模样；现代医学 则反之，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在哪种文化之中，基于实证的现代医学，都必然 是同一种模样。 '
至此，王认为自己"访验四十二年”，终于对人体脏腑的情况有了比较确 切的了解，遂“绘成全图，意欲刊行于世"。这些图，后来被附在了他自己所 著《医林改错》一书之中。王清任绘制的脏腑图，脾由竖置改为横卧；膈膜 被正确画出；肺上也不再有"孔窍"；胰腺则是第一次出现……虽与当代解剖 学的观察仍有不小差距，但已比过去所有中文传统医学典籍的描绘与记载都要 准确。汇
王清任很少，张锡纯太多
在《医林改错》的序言里，王清任说，自己这本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 腑之书也"，书的主旨不是治病开药方，而是普及治病的基础，形成对人体脏 腑的正确认知。王还说，自己这本书当中，恐怕也难免"有不实不禁之处"， 如果后来人能够通过"亲见脏腑"对自己这本书有所修正增补，那将是自己的 荣幸2\这种谦虚，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拓荒者的自知之明：拓荒者推动了认知进
1881年12月，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在天津正式成立，名为"北洋 医学堂"，英文名是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总督医院附属学校）， 学制三年，由马根济和英美两国驻天津的海军外科医生担任教学任务。?2遗憾的 是，马根济在1888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该校失去了最重要的主持者。李鸿 章打造一支以现代医学为基础的"军医团队"的梦想，只得另起炉灶。
步，但既然是拓荒，条件有限，误读、误解也一定在所难免，《医林改错》自 然也不能例外。比如，书中将动脉误认作气管；将精道、血管与溺孔描绘为互 通，就是错误的。这与王清任只能在坟地与刑场随机观察、无法获得正规的尸 体解剖机会有直接关系（王的医学理论也尚未脱出传统的窠臼）。
对马根济及其医术的信任，加上对“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 21的认 知，再加上留美幼童被迫中止学业撤回，这三项因素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李 鸿章于1881年创办"北洋医学堂"的决定（此事系由毕德格与马根济向李建 议）。在马根济的主持下，部分受过近代基础知识教育、被迫半路回国的留美 学生，将会在"北洋医学堂”内接受正规的现代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训练。李 鸿章期望他们可以成为合格的军队医官。
王清任还说，自己"何敢云著书"，哪里敢自命不凡著书立说。之所以要 出版《医林改错》，不过是希望当代及后世的医生看了本书的绘图后，能够对 人体脏腑有更准确的认知，能够减少错误的诊断，能够救治更多的病人。至 于后人如何赞誉我、如何诋毁我，那是不重要的："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 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 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
1881年，李鸿章给张佩纶的两封信函，也颇能显示他对马根济等人带来的 现代医学的信任程度。第一封写于旧历四月十九日，李在信中说，自己很担 忧张佩纶兄长的"黄病”，刚刚在衙门里询问了马根济、伊尔文（J.O. Malley Irwin ）两位英国医生的意见，计划次日派人引领马、伊两人前去张佩纶府上 为其诊病。李还说，“洋人医药视中土较精，屡试有效，贤昆玉幸为采纳"。 第二封信写于旧历四月二十二日，也就是马根济等人前去张府诊病归来之后， 李鸿章在信中说，"服西医药少愈，应请令兄勿再参以中医之剂，以竟全功为 盼”，请一定要劝住你的兄长，让他不要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了。2。
但这样的愿望,不可避免地动了同行们的饭碗。
规模也有所扩大，成了天津人眼中有背景的"总督医院”。
依托对脏腑的实际观察，王清任对被同行奉为经典的《黄帝内经》《难 经》等传统医学典籍，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他批评《难经》，说它对心、 肝、肺的描述具体到了 “每m重几许"，对大小肠的描述具体到了 “每件长若 干”，对胃的描述具体到了能够装下谷米"几斗几升”，给人感觉很真切，可 实际上并不准确，作者没亲眼考察过脏腑，只是"以无凭之谈，做欺人之事， 利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利己有限损人甚重，实在是不可取。28
得到了李鸿章的欣赏与支持，郝维德留在了天津一所教会创办的妇幼医院 工作。马根济原本在天津负责“伦敦会施诊所”: 在李鸿章的资助下，该诊所
他还批评《金匮》对疾病的描述，并非真的了解病源，而是在玩弄似是而 非的文字游戏。《金匮》里说受风会令人鼻塞喷嚏，又说受风会令人半身不 遂，王清任质问道：“今请问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鼻塞喷嚏、咳嗽声 重、鼻流鼻涕？何等风、何等中法，则令人半身不遂？” 29
郝维德与马根济的医术让李鸿章心悦诚服，生出了中国传统医术犹如政治 术一般“全是虚伪骗人"的感慨。郝维德与马根济每月倒贴“数百金”免费施 诊的仁心，也让李鸿章赞叹不已。李不但将马根济等人推荐给身体抱恙的丁日 昌，还在信中劝丁一定要亲自来一趟天津，让马根济等人直接诊治一次，“来 春二三月，务搭轮舟来津就诊，勿参以华医华药，必能霍然"，诊治之后绝不 可再吃中国医生开的药方，那样才能痊愈。 ：
这种较真式的质问，是推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往前进步的必要，却 引起了同行们的厌恶与反感。在他们眼中，王清任走得实在太远了。他不但质 疑、批评《黄帝内经》与《金匮》这样的皇皇经典，还否认了 "三焦“的存 在，否认了传统说法对“经络”的描述一一王清任认为，"灵机在心” "心主 神明"这类传统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真正产生意识与感觉的不是心，而是“脑 髓"，也就是大脑。 .
夏间内子病危，赖男女三洋医治之立效。至今该医尚月贴数百金在津施 诊，前所荐即其人也。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西国机器兵 法，固高出华人之上，即医术亦相悬甚矣。外科较内科尤为神妙，如足疾沉 病，非若辈不起也。18
《医林改错》首次出版是在1830年，次年，王清任与世长辞。直到人生末 年才刊行自己最重要的发现，与王清任不愿在生前体验同行们的愤怒有直接关
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彻底变成了现代医学的拥护者。该 年，李的夫人身患重病，延请中国传统医师诊治，前后更换名医17人之多，始 终不见效果。万般无奈之下，李鸿章决定向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求助,时任美 国驻天津副领事的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紧急自北京请来美国美以美会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的“医学女传教士"郝维德(Leonora Annetta Howard,加拿大人)。郝维德与同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 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 )合作，共同治愈了李鸿章夫人。"此番经历让李 鸿章感触极深。在给同僚兼好友丁日昌的书信中，李如此说道：
系。同时代的名医陈念祖( 1823年去世)，给王扣上了 "不仁” “狂徒” “邪 人”的大帽子3。。稍晚于王的名医陆懋修( 1818-1886),则斥责王的拓荒之 举"是教人于幅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矣"。除了道德批判，陆懋修还试图 从"学理层面"否定王清任的努力。他说，人死之后“气已断"，王要如何确 定自己找到的是“气门”？人死之后“水已走"，王要如何确定自己找到的是
但被拒绝了。另一方面，也有记载称奕诉并不排斥由德贞和德贞的学生来给自 己诊病。曾纪泽1888年底前往恭王府探视奕诉，"在园中久坐，德贞后至，同 谈”，曾纪泽在恭王府花园里遇到德贞，可知德贞此时正负责给恭亲王诊病。 二人之所以会有一番闲谈，是因为曾纪泽此时也是德贞的病人。有统计称，在 曾纪泽人生的最后3年多(约42个月)的时间里，"两人(曾与德贞)每月见面 超过25天的有27个月，基本等于天天见面"16。与德贞的交往，让曾纪泽成了现 代医学的忠实拥冤。
”水道”？那些尸体被野狗啃过，被刽子手处理过，靠这些要如何确定人的内 脏数量，从而就说经典里的记载是错误的？第
恭亲王奕诉对现代医学犹犹豫豫、半信半疑的态度，是一个很有参考价值 的例子。一方面，据总税务司赫德1882年11月7日给金登干信中的记载，“恭亲 王病得很重，结石病，而且不肯进行手术治疗。假如他去世，我本人、海关和 同文馆都将失去一位坚定有力的支持者，而中国也将失去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 官员" "，可知赫德或其他人曾建议恭亲王以现代医学手术来治疗他的结石病，
这些近似于胡搅蛮缠的辩护词里，潜藏着同行们深深的嫉妒与仇视。
1871年，德贞在京师同文馆内开设现代生理学与医学讲座。1873年，总理 衙门大臣董恂向北京施医院捐赠50两银子。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官方公布的 信息是皇帝死于天花，但德贞不太相信这一说法，理由是他来到北京之后，曾 给同治皇帝提供过牛痘疫苗。如果同治皇帝接种了该疫苗，那么他就不可能患 上天花。-考虑到清廷最高领导层对现代医学仍将信将疑，同治皇帝没有接种德 贞提供的牛痘疫苗也是有可能的。同治去世后，美国驻华公使在给本国政府的 报告中说：“同治病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 症”\ 可知欧美国家的驻华公使曾提议清廷以现代医学为同治皇帝诊治，但遭 到了拒绝。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 )与龙华民 (Nicola Longobardo)已翻译出版过一部西方解剖学著作《人身图说》。此书对 人体内部结构的叙述与图绘，比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要准确许多。但在长达 200余年的时间里，《人身图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传统医学界的视野，连孜孜 于寻求脏腑实证的王清任，似乎也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1861年，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在北京 城内创建了 "北京施医院"。该院是后来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前身之一，主要依 赖在华外国人士的捐款运营。医院引进先进的病案管理制度，可进行内科、外 科、皮肤科与眼科方面的诊疗。1864年，雒魏林离开中国，医院交由另一位英 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德贞(John Dudgeon )管理。1867年，德贞成功挽 救了总理衙门大臣谭廷襄之子的性命--这个9岁的孩子在玩弄洋铳时不慎射穿 了自己的胸部。中国传统医师束手无策，德贞施以手术，将孩子抢救了回来。 感激之下，谭廷襄向德贞赠送一块匾额，题辞“西来和缓”(医缓与医和是两 位先秦名医)。同年，德贞还治愈了武英殿大学士贾桢的身体右侧瘫痪。11
与王清任同时代的理厚家俞正燮( 1775—1840),倒是注意到了这部书， 但他读这部书，旨在寻找方法来防范“以夷变夏”。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人的脏腑构造与西洋人全然不同，所以西洋人的宗教，中国人不能信。那 些信了西洋宗教的中国人，其脏腑必然不全。俞的原话如下：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从传教士转型成外交官，不再从事 医疗工作。有统计称，接受过伯驾治疗的病人共计5.3万余人。i。伯驾的继承 者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于1866年重建了眼科诊所，将之升级为“博济 医院”，可以治眼疾、麻风病、疝气、割除扁桃腺、摘除肿瘤与结石和做乙蹄 麻醉。
中土人肺六叶，彼土四叶；中土人肝七叶，彼土三叶；中土人心七窍，彼 土四窍；中土人睾丸二，彼土睾丸四；……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传 教，欲中土入学之，不知中国人自有藏府经络；其能信天主教者，必中国藏府 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于西洋教何益？ ^
耆英近20年的皮肤病。
俞正燮将排斥洋教与排斥现代实证医学混为一谈，今人回顾，实可谓荒谬 至极。俞可能也没有想到，他这番牵强附会的论述，反替尘埋许久的《人身图 说》做了广告。名医王孟英(约1808—1868)与其友人胡琨读了俞的文章后， 真去寻了一本《人身图说》来阅读。二人读完原著，发现俞正燮只是在"涉猎 浮文”，根本没把书读明白。王孟英还找来了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做对照阅 读，结果发现《人身图说》对脏腑的描绘，与中国的医学典籍《灵枢》《素
在广州，伯驾得到了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协助，开设了 "广州眼科医 院”，为人免费治病。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伯驾为清廷派往广东禁烟的钦差 大臣林则徐治疗过疝气。据伯驾为林则徐建的病历卡，林为了避嫌始终没有与 伯驾相见，只愿通过间接的方式治疗。林先派十三行的商人给伯驾送去一份 《各国律例》，要他将其中一些段落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让“南海知县知事和 高级行商”以一种"顺便"的姿态向伯驾寻求治疗疝气的"疝气带"。显而易 见，林则徐不愿被人指责“专门去找洋人治病”。可是，疝气带的使用需要由 外科医生亲自为病人操作示范，林则徐只好又派了弟弟前去见伯驾，理由是兄 弟二人体型基本一致。9除了隔空给林则徐治疝气，伯驾还治愈了困扰两广总督
问》《难经》迥然相异，却与《医林改错》大略相同。33
“医药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郭雷枢在眼科方面的成功经验，直接促成 许多精通现代眼科医疗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然，他们不会想到，因为眼科 医生在"医药传教士”中所占比例甚高，竟会催生出教堂"剜人眼球炼银”的 荒唐谣言。1834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派遣传教士伯驾(Peter Packer)来华， 就是看中了伯驾是一位精通现代医学(也包括眼科)的专家。
遗憾的是，无论是传教士引进的《人身图说》，还是王清任撰写的《医林 改错》，均未能将其科学实证精神传递给那个时代的中国医学界，中国的传 统儒医更乐于使用阴阳五行理论，来推演人体的结构与运作，而非去做实证 观察。
皮尔逊、利文斯顿、郭雷枢这些人在中国的医疗活动，让传教士们有了一 个发现：凭借医学来拉近与中国民众的距离，是更有效的传教方式。此后，
这是王清任的悲哀，也不只是王清任的悲哀。
利文斯顿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合作，翻译了一批中国传统医学典籍，并在 澳门开办诊所，聘请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前往坐馆诊病，以观察其诊断原理和 治疗效果。郭雷枢是一位眼科专家。当时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卫生观念，因手部 不卫生而导致的眼病非常普遍。郭雷枢在澳门开办免费眼科诊所，让数千人重 获光明。8
王清任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又有著名学者俞棚，于1879年撰成《废医 论》一文，明确主张废除传统医学。
皮尔逊之外，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与广州的利文斯顿(John Livingston)、 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iledge )等人，也是现代医学进入中国的重要 推手。
俞棚对现代医学并无太多了解。一般认为，现代医学发端于19世纪中叶， 以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被应用于医学领域，进而诞生出实证医学为 核心标志。俞概没有接触过细胞学、微生物学和实验生理学，但他是一位朴学 家，朴学究其本质是考证之学，是追根溯源寻求实证。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 何率先对传统医学发难之人，会是一位朴学大师。
李鸿章对现代医学心悦诚服
俞棚主张"废除中国传统医学"，并非以现代医学为参照，而是基于他对 传统医学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的深入考据与研究。俞发现，中国传统 医学对所谓的脉象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论经典"，众说纷 纭却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一方面是理论层面混乱 到这种程度，一方面是实践层面传统医学从业者又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 二者合在一起，怎么看都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m
嬉先后负责主持的“洋行公所痘局”，在约30年的时间里为约100万广东人接种 了牛痘，让他们彻底免受天花感染之苦。
不过，俞槌不否认某些传统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传统医道” 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他也认为"药不可尽废"。俞檄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 弟子陆渊雷，均曾研究过传统医学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提出 “废除中医”这种高度刺激他人神经的口号，但他们对传统医学的基本态度， 与俞槌是大致相同的。比如，章太炎认为，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 并不成立，《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有 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 种种治病之法，实是谬论。章氏曾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国传统医学，千万 不要去学它的医理医道，只可去学它的药方，且对药方的有效性需重新验证。"
皮尔逊于1832年离开中国。有统计称，由广东洋行商人出资，皮尔逊和邱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俞彳越已经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
意思是：牛痘苗的效果和安全性都比鼻痘苗（人痘）好。种牛痘不会像种 人痘那样发病，也没有后遗症。牛痘法的出现，不但砸了传统痘师的饭碗，连 带着儿科医生、外科医生与药铺，也都有损失。所以这个行当里，愿意对牛痘 持公正态度者不多。许多人是在故意捏造谣言说牛痘法的坏话，以恐吓民众让 他们不敢接种牛痘。
好了”这种主观认知，并不能作为疗法与药物对疾病有效的证据。他在《废医 论》中写道："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以苟且。其药之而愈 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也。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 病以重,重病以死。" %大意是：这个时代的医生（指中国传统医学从业者）虽 多，但他们的医术实在是不行。那些所谓吃了他们的药然后病好了的，其实很 多都是不吃药也可以好；有些没吃药病也没好的，其实即便吃了他们的药也好 不了，不但好不了，轻病还有可能因为了吃了他们的药变成重病,重病还有可 能因为吃了他们的药直接死掉的。
牛痘尽善尽美，最有碍于塞鼻痘医；牛痘不必延医，又不利于幼科；牛痘 无余毒遗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无药有喜，于药铺亦不无小损。是故每有射 利之徒，视善举为妒业之端，暗中煽惑。以刀刺为惊人之语，以再出为阻人 之词。7
很明显，俞棚的这段论述，已经隐隐约约触及了 "自愈” "自限性疾病” 等现代医学概念。再往前多追问一步"究竟该怎样才能确认一种疗法或药物对 疾病真的有效"，就可以与“盲法实验”等现代医学高度依赖的科学工具发生 理念接桦。
1885年，牛痘医师沈善丰出版了《牛痘新编》一书。内中也感慨说：牛痘 法进入中国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可以说已经给了众人很充足的时间去审视；各 省设置种痘局，有不少人接种，可以说效果如何也是有目共睹。种牛痘的办法 也很容易学，不是什么艰深之术。然而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是“是者少而非者 多，信之一而疑者百”。为什么会这样？为该书作序的许施身说得很直白：
以盲法实验之类的科学方法，来对药理与药方做实证检验，是传统医学向 现代医学转型的必由之路，中外莫不如此。加拿大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的创始教授之一威廉。奥斯勒（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被誉为“现 代医学之父"。他撰写过一本著名的现代医学教科书《医学原理与实践》。奥 斯勒在这本书中坦率承认，流行于世的传统或非传统药方均声称有效（且不乏 患者现身说法来支持），但在实证检验之后，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很可疑。比 如：一、有许多据说是治疗猩红热的特效药剂，但全都没用。二、肺炎是一种 自限性疾病，不管用什么药，它都是按自己的规律走。目前所记载的任何治疗 方法都不能缩短它的病程，更不可能治愈它。三、目前还没有可靠药物治疗紫 瘢。四、脑膜炎病人剧烈头疼，给他做抱疗徒然增加痛苦。五、对于帕金森 病，没有满意疗法可以推荐。珅剂、鸦片、颠茄可以试试，但应该如实告诉病 人家属，此病无药可治，除了尽量解除不适，没什么可做的……37
当时的上海，猪肉每斤约20文钱，这意味着免费种牛痘可以得到约15斤猪 肉。租界当局的这则广告，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之所以要下这样的血本，是因 为租界自1871年开始推广牛痘接种后，民间几乎毫无反应。
不迷信传统，不惧怕同行的侧目与指责，敢于承认药方无效；也不依赖 “我吃了他开的药后病就好了"这种不可靠的病患证词，来追求成为"神 医”，而是老老实实地根据科学实证，承认许多疾病还没有治疗办法。威 廉-奥斯勒能够获得“现代医学之父"的美誉，绝不是一种偶然。
大法国工部牛痘局，今设在上海新北门外东兴圣街姚辰庭大方脉医室内， 每逢礼拜二、礼拜六为期，如来种者，到期两点钟到局种痘无误，分文不取。 倘有贫者，给钱三百文，为调养费。此亦西国人成美之道济之德也。6
遗憾的是，李鸿章等人对现代医学的信任，王清任与俞槌等学者对传统医
等沿海地区，并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内陆。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 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说，只要响应租界当局号召，去指定地 点接种牛痘，不但“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广告原文 如下：
学的反思，并没有带动晚清传统医学的转型。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医生，既非传 统医学从业者，也非现代医学从业者，而是玩“往传统药方里添加现代药物， 后者负责药效，前者负责挣钱"这种新医疗模式之人。
不过，邱嬉式的“本土化包装"，终究敌不过"同行间赤裸裸的仇恨”。 所以，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牛痘法的传播仍局限在广东、福建
首创这种医疗模式者，大约是河北人张锡纯。他的本业是科举，但未能成 功。落第期间，张在乡间做私塾教师谋生。闲暇时研读《黄帝内经》，偶尔也 给人诊病。张思维活络，甲午前后，为延续生计，曾因应时代变革，粗略学习 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现代学科。所以，当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许多 传统私塾教师丢了饭碗，他却可以很顺利地转型为本县（河北盐山）的代数几 何教员。38
1806年，广东暴发天花，许多人涌入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事情渐有改 观。稍后，在十三行商人郑崇谦的协助下，皮尔逊关于如何种牛痘的英文小册 子，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定名为《噗唁喇国新出种痘奇书》。该书曾被东印度 公司作为联络外交的礼物，多次赠给两广总督与海关官员，但未引起他们的兴 趣。郑崇谦还运作招募了一批中国人来向皮尔逊学习如何种牛痘，其中就有著 名的中国牛痘术推广先驱邱嬉。1817年，邱嬉出版著作《引痘略》，用中国传 统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经络理论，对皮尔逊的种牛痘法做了一番"本土化包 装”。以现代医学的眼光去看，这种包装在医理上可谓牵强附会，比如书中解 释说：牛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牛在五行中为土畜，人的脾脏在五行中也属 ±,所以用属土的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医理虽错，但这种 解释模式，契合了国人当时落后的医学观，反而消弭了一部分民众对皮尔逊种 痘方式的疑虑，促进了牛痘法的传播。《引痘略》一书先后再版五十余次，曾 国藩、阮元等督抚重臣均曾将邱嬉奉为座上宾。s "
19世纪90年代，德国拜耳化学制药公司研制出一种叫作"阿司匹林"的药 物。该药价格低廉，服用方便，在抗炎症、缓解疼痛、退热方面有很好的效 果，所以在正式投产后的短短十余年内就传遍了世界，成为许多西方家庭药箱 里必备的常规药物。20世纪初，这种药物也由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比 如瑞典人1904年在平凉修建的福音堂，就常使用阿司匹林给人治病），并于同 期进入到了张锡纯的视野。张锡纯把阿司匹林与石膏混在一起，"开发"出了 一种叫作"石膏阿司必林汤”的新药。
活跃于道光时代的医生熊乙燃，在江西推广牛痘法时，痛心于许多有意接 种者被流言所阻，最后死于天花。他愤怒批评中国传统医药从业者，为了一己 私利而不惜害人性命：“近因种神痘辈极力毁谤，人心疑畏，往往愿种人家， 闻风辄阻，而卒罹于流痘之灾者，不计其数。" 3所谓，，种神痘辈，，，指的正是 那些从事种人痘术的传统痘师。他们发现自己的饭碗受了影响，不是想着与时 俱进去学习种牛痘术，而是在社会上散布谣言，对牛痘实施各种诋毁，让无力 判断是非对错的普通民众不敢去给孩子接种牛痘，使许多本可得到挽救的生命 无辜消亡。活跃年代略晚于熊乙燃、致力于在杭州推广牛痘法的医生赵兰亭， 也遭遇了以种人痘为业的那群人的诋毁。原因是牛痘法的出现，让他们“无所 施其巧” 4,损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
这是张锡纯的成名之药。在自己的专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书名的意思 是要从药理和药方上将中西医融为一体）里，他如此表述该药的“药理”：
皮尔逊的责备并非虚言。
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斯必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 力稍轻。阿斯必林之原质，存于杨柳树皮津液中，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 部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羽
皮尔逊的推广过程并不顺利。在牛痘法出现之前，中国已有预防天花的人 痘法，且传入了欧洲。人痘法的操作方式是从天花的脓包中抽取浆苗，待其干 燥后吹入人的鼻子，以期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缺点是安全性不够，若选苗不 当，很容易导致人感染天花丧命。牛痘法远比人痘法安全。遗憾的‘是，民众很 难从自己和周围人群的有限个案中意识到牛痘法的安全性，本土痘师又常常基 于"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对牛痘法做污名化攻击，结果便是鲜少有人愿意接受牛痘种植。皮尔逊曾无奈地说道："中国医学界，尤其是医生们对其持完全不 接受态度，这成为牛痘传播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们甚至将痘症、麻疹、天疱 疮、皮疹症等说成是因先前接种牛痘造成的。" 2
这段描述，将现代医学对阿司匹林的药理研究全部抹杀，而代之以典型的 传统医学理论。于是，阿司匹林能够起到退热效果，不再是因为它能够"抑制 下丘脑前列腺素的合成和释放”，而是因为它提取自杨柳树的树皮上的津液； 这些凉性津液既然很容易穿透树皮渗至表面（最善达表），人将它服下，自然 也可以很容易让体内的热穿透皮肤散发出去。不需要任何试验，不需要任何临 床，不需要任何现代生物学、现代生理学、现代化学知识，张锡纯靠着一种抽
这种传入，除得力于来华传教士外，也与东印度公司有密切关系。该公司 为保障员工健康，在澳门与广州两地聘请了专业医生。两地的中国民众因此得 以近距离接触到现代医学。将治疗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英国医生皮尔逊 (Alexander Pearson ),就是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时为1805年春， 也就是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9个年头。同年9月，西班牙宫廷御医巴尔密斯 (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率领船队，自美洲执行"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 动”返程经过澳门，也曾协同澳门当局为当地民众种痘。1
象的类比（和以形补形的思维模式几乎一样），就将现代药物阿司匹林的药 理，用传统医学给包装起来。
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嘉庆道光时代。
然后，"石膏阿司必林汤"的用法，也被彻底"传统医学化" 了。张锡纯 说："石膏与阿斯必林，或前后互用，或一时并用，通变化裁，存乎其人。"4° 一切都是没有标准的。究竟是先喝生石膏汤，还是先喝阿司匹林，或者是两者 混在一起喝，全看那医生的经验和手段。
同行之间才有赤裸裸的仇恨
张锡纯毕生酷爱使用各种"阿斯必林汤"--除了石膏汤，他还弄出了麻 黄汤、山药汤等药物品神，足以组成一个"阿斯必林矩阵”,以致被一些懂得 现代医学的同时代之人讥讽为"阿斯必林医生"。但张锡纯并不在意，阿司匹 林的抗炎、镇痛、退热功效，已被现代医学彻底证实；只要往传统汤剂里加入 阿司匹林，患者大概率会体察到炎症消退、疼痛减轻、体温下降的直观效果， 张锡纯的"名医"光环自然也就越来越巩固。
就时代转型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新的思维 方式。
1881年是改革严重受挫的一年。留美幼童们在该年被朝野上下批判，成了 “思想犯”，被强行中止学业，集体撤回国内。1881年也是改革继续蠕动的一 年，先是清廷自建的首条铁路"唐山—胥各庄”段正式通车，然后又创建了中 国第一所现代医学教育机构"北洋医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