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台事件中，总理衙门于1874年5月11日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质问其， 为何没有任何商议与知会就擅自兴兵台湾，且声明全台湾皆系中国领土a。但
打破总理衙门对电报的矛盾心态的第二件事情，是日军侵台事件 (1 874 )、琉球事件(1 879 )与崇厚赴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事件 (1879),接连让清廷饱尝信息传递不畅之苦。 •
直到同年7月15日，日方才以一种傲慢的语气正式回复清廷，此时距离日军侵台 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日方之所以迟迟不做回复，固然是在刻意拖延以便谋求更 好的局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清廷没有驻日使领馆，也没有驻日使节，与日 本外务省之间更无电报连接，只能将照会托付给总理衙门雇佣的一名英国人带 去日本。此人本非专使，因事在途中耽搁，导致照会迟至6月4日才送抵日本外 务省。2。
李鸿章觉得，电报在清帝国即将进入“万不能禁”的状态。唯一的应对之 策，是将传统驿站系统改为电报系统，将传统运输系统改为铁路系统。如此才 能与洋人抗衡。李希望丁日昌能深思此事，因为这是今后数十年乃至百年不可 扭转、不可违逆的历史趋势。
1879年的中俄伊犁交涉，清廷同样因信息传递落后而处处被动。当时，电 报从俄国发出要经过海参嬴、长崎才能到达上海2二而上海和北京之间是不通 电报的，使用传统的驿站传递系统，信息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往返，最快也要十 多天。再加上总理衙门在接到崇厚自俄国发来的消息后，还得去征询远在西北 边疆的左宗棠的意见（同样也没有电报线可用）。如此，就直接导致崇厚无法 将谈判的最新进展告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也无法将西北边疆的情报和各国驻 华公使的立场传递给谈判前线，更无法及时阻止崇厚某些自以为是，实际上却 极不妥当的做法。信息交流迟滞一个月以上竟成了谈判中的常态。崇厚自作主 张与俄国达成荒唐的《里瓦几亚条约》，与他在前方缺乏情报支持，两眼一抹 黑，对局势只能靠猜有直接关系。
电线由海至沪，似将盛行，中土若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 持。闻此议者，鲜不咋舌。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18
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决定“变坏事为好事”，将崇厚在沙俄的失败当成 改革的契机。他趁着满朝舆论均在批判崇厚对俄交涉丧权辱国，上奏请求朝廷 允许在上海与天津之间架设电报线。李在奏折中说，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西 洋各国利用电报可跨越数万里海洋来互通军事消息，近年来俄罗斯与日本也都 已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系统，如今的情况对清帝国越来越不利：
事情实际上已经失控。1872年，李鸿章闻知大北公司的电报线已在上海登 岸后，写信给丁日昌说：
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 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 图，其消息灵捷极矣。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 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 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倘堵用兵之际， 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 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
随后，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达成协议，将上海以北的区 域划归大北公司经营，香港以南区域划归大东公司。香港、上海之间作为“中 立区”，由丹麦大北公司铺设海底电报线，利益由两家公司共同瓜分。1871 年，大北公司的海底电报线铺设至上海，无视清廷规定秘密延伸至租界电报 房。之后因电报线遭渔船铁锚损伤，丹麦公使多次与清廷交涉要求保护和赔 偿。这些交涉让总理衙门颇为烦恼。"更严重的是，眼见清廷无力迫使丹麦公司 拆毁其岸上电报设施，其他国家也纷纷前往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与丹麦公司一 样在岸上布置电报房。
之物……22
既不懂得利用"领海主权"，又不愿意洋人将电报线设在中国，总理衙门 绞尽脑汁，出台了两项政策：一是因盗匪出没难以禁绝，洋人又必欲在海中暗 设电报线，清廷提前声明，对这些海中电线不负任何保护责任；二是“线端仍 不得上岸”，也就是说不允许电报线出海进入陆地，即便是通商口岸也不行， 只允许设在水面船只之中。I6
李拿曾纪泽自俄国传回的信息情报举例，显然是在含蓄提醒清廷，崇厚与 俄国的谈判之所以丧权辱国，与中国没有电报系统导致信息传递不畅有直接关 系。据此，李提出请求，希望朝廷允许自天津沿着运河南下，一路架设电报线 直到上海一一其实，李鸿章之前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擅自”架设起了大沽、北 塘炮台至天津的电报线，且运作顺畅。
1870年与威妥玛的交涉是中了圈套，“同治九年之议，本可即作罢论"。15
清廷的批复是"即着妥速筹办"。
威妥玛此函，貌似是在表达一种对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尊重，实际上却是 在明欺清廷朝野上下无人懂得国际法里的"领海权"。早在1864年，总理衙门 就已出版过丁魅良所译《万国公法》，将其颁发给各省督抚使用，以利对外交 涉。遗憾的是，六年过去了，清廷高层中似乎仍无人对“领海主权"有清晰的 认知。对威妥玛来函，总理衙门的理解是"由海底暗设，与前数年所议者在陆 路明设之说迥不相同，似觉无甚关碍，尚可会商”。这种理解，显然已掉进威 妥玛设置的陷阱。直到1883年，清廷才终于意识到"领海主权"的存在，开始 在交涉中以《万国公法》中的“傍岸十里之海，皆隶中国版图”为依据，指出
作茧自缚
此次所商，系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房屋内安 放，与从前所论迥不相同，谅贵亲王自必洞彻此理，抑思线端若非必须上岸， 此事始终可以毋庸置议，惟因沿海洋商盖房居住之地，虽系承租,究系贵国内 地，未经达明贵亲王，不便即准遽行安置。14
其实，早在日军侵台事件后，清廷改革派中的一些人物，就已经决心放弃 纠结、拥抱电报这一新事物了。
第一件事情，是洋人利用清廷对"领海权”缺乏认知，成功以海底电缆的 形式将电报线引入中国。1870年，英国东方电报公司(Eastern Telegraph Co.)计 划从香港开始铺设电报线至上海，将沿途的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等 通商口岸全部连接起来。英亩驻华公使威妥玛奉英国政府之命与总理衙门交涉 此事。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威妥玛利用认知落差，耍了一个小手段：
比如船政大臣沈葆桢，就曾在1874年奏请朝廷在福建与台湾之间设立电报 线。沈在奏折中说，“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要 想保持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信息畅通，必须要有电报才行。朝廷的回复是“着沈 葆桢等迅速办理”。
打破这种矛盾心态的是两件事情。
按恭亲王奕诉当时的设想，“洋人设立电线，只准水内暗设，不引上 岸”，中国自己创办电报线则"水陆皆可不论"，想怎么铺设就怎么铺设。只 要"所有福建设立电线，均归中国自力、"，也就是一切费用都由官府来出，不 让洋人插手，那么清廷就能保证讯息的传递快于洋人（毕竟洋人的电报线不许 上岸）。孰料福州通商局的官员“不解此意"，认为官办电报不妨碍将工程委 托给洋人去做，擅自与外国公司签下合同，结果酿成外交风波，被清廷紧急叫 停，随后引来英、法、美、德四国驻福州领事联衔照会，最后只能以高价将电 报线工程“买回自力、"。23
被逼至走投无路才肯廨禁
这期间，朝中舆论对设立电报一事集体持反对立场。奕祈担忧的主要问题 是洋人能通过电报获得大于清廷的信息传递优势，反对电报建设的朝廷言官， 却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电杆铜线会破坏风水引发民怨这种说法上。其中，工科 给事中陈彝的奏章很具代表性，他主张“电线一事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
李鸿章与沈葆桢对待电报的这种矛盾心态，与奕圻、文祥与董恂面对丁鞋 良的电报机时的矛盾心态，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国”，理由是：
遇有机密事务，彼一二日而达者，我十余日尚复茫然，将一切机宜为之束手 矣"。？沈不反对禁设电报线，他担忧的是禁不了洋人架设电报线。如果禁不 了，则不如自行创办电报系统。否则的话，洋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将机密情报 传递到位，大清靠传统驿站系统却需要十多天，许多事就耽误了。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 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 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 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 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借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 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24
1870年，沈又给总理衙门写信说：洋人坚持要架设电报线，“如能禁使弗 为，则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倘其势难中止，不如我自为之……•若听其自作，则
陈彝的逻辑是：设立电报线要往地里插电线杆；插电线杆会破坏风水，破 坏地脉，进而破坏祖宗的坟墓；容忍电报线破坏祖宗坟墓是一种不孝；大清国 的立国基础是忠孝合一，只有孝子才会忠诚于大清；允许在陆地上设立电报 线，等于朝廷在鼓励百姓不孝，那朝廷要到哪里去寻找忠臣呢？这套逻辑在今 天看来虽然荒唐可笑，但对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而言却极有说服力。
1868年，总理衙门为应付中英修约召集地方将军督抚共商国是，其中一项 正是"可不可以在条约中写入允许洋人修筑铜线铁路"。几乎所有参与讨论的 将军督抚都反对此事，不少人因无知而将电报斥为无用之物。沈葆桢的意见却 是：“秦筑长城，当时以为殃，后世赖之。铜线铁路，如其有成，亦中国将来 之利也。”--沈承认电报是个好东西，在将来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大好处。但 具体到现在，他的意见是切不可将“允许建设”的字样写入条约，否则必会引 来各种民间冲突，然后又会升级为外交冲突。12 .
外有冲突，内有异议，1874年福建至台湾的电报线建设遂无奈流产。
另一位洋务重臣沈葆桢，与李鸿章的见解大体相近。1865年，沈写信给总 理衙门说，洋人的轮船已经比中国的驿站邮递快了许多，在公事上已给大清带 来了许多麻烦，"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之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 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观听”"。
其实，陈彝并不知道，假借民众的名义以风水为由来反对洋人兴建电报线 路，是丁日昌在十年前（ 1865年）的“川沙厅—上海敷设电报线风波”中想出 来的主意。如前文所述，丁当时让地方官府组织民众拆掉了洋人树立的电线 杆，然后制造舆论，说当地民众认为电线杆破坏了风水，村中有人暴毙就是风 水被破坏所致，必须要洋人偿命。后来，这项策略得到清廷的认可，被推广给 各省督抚将军。这种推广，终于在1874年化为清帝国一般士绅与底层百姓深信 不疑的"常识”，又在陈彝这里与忠孝之说合流得到了 "理论升华"。
总而言之就是：李鸿章承认电报是个好东西，且承认它在未来是一定会广 泛流传开来；但此时此刻，李觉得能严禁还是继续严禁，这是对清廷利大于弊 的事情。
这种演变是一种深重的悲哀，是典型的作茧自缚，让人想要发笑，又完全 笑不出来。
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 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 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造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 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 敌彼飞线之一法。存而勿论可也。鸿章仍随时设法严禁，决不稍有松动也。】。
首倡"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的丁日昌，自己其实并不信这些东西。1875 年，他改任福建巡抚，不久后便向朝廷再次提议建设台湾至福建的电报线。丁 在奏折中说，日本处心积虑窥伺大清边疆，近日又有传闻屯兵琉球：德国也时 常派遣军舰前往台北测绘地图；那日军已在台南扎营十多天了，反观大清，地 方政府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可见很有必要修筑一条高雄一台南一基隆的
其实，总理衙门之所以没有反应，是因为他们仍然拿不准这件事情的利 害。1865年，李鸿章曾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信函中说，铁路需要凿山过河， 耗费甚巨，洋人们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一般不敢擅自兴建，但电报线路 不同：
陆地电报线。丁还告诉朝廷，与浙江、福建等地不同，"电报线破坏风水”这 种说法在台湾没怎么流传，不用担心。25
门将电报机带走。他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奕诉、文祥与董恂，既对电报很 感兴趣，又始终无意推广这项技术。
台湾不流行“电报线破坏风水"之说，当然是因为洋人对在台湾建设电报 线的兴趣不如在浙江与福建等省份大，所以台湾的地方政府向士绅们"普及" 电报线会破坏风水的知识的阻力也就小了很多。
奕诉、文祥与董恂对电报机的兴趣，显示他们很清楚这项技术在未来的意 义。丁趣良将电报机放在总理衙门一整年，以提醒众大臣不要忘记此事，结果 却是电报机上落满灰尘，电报建设没有任何消息。失望之余，丁只好去总理衙
从天津到北京要走三年
丁屐良担忧这四人的报告会让奕诉等人对电报产生偏见，又亲自带着机器 前往总理衙门“请他们亲自考察一番”。于是，在一个清晨，总理衙门众大臣 集体体验了一把如何收发电报。丁魅良回忆说："一切进行都很顺利，各老大 臣都和秘书们是一样的孩子气，不过秘书们是弄着带磁性的鱼、鹅玩，他们却 是弄着电机玩，时而发送信号，时而把铜丝缠住身体，时而闭塞电路，时而接 通电路；看见电花飞跃，报锤上下，则狂笑不已。作完实验，照例就在衙门吃 早餐，是时在座的客人除我以外，只有赫德一人，他是刚从欧洲回华的，坐在 我的身旁。我告诉他表演成功了，他却漠然答道’这种小事也是有益的'。可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小事，在户部大臣董（恂）看来也不是一件小事，他常 常来看电机，仔细研求，居然学会了发报的方法。他又帮我制成一套字母，报 针指着两种记号便可拼成一个字，简便得很。大学士文祥也认为我的电机有用 处，来看过多次。" 9
回到1880年。借崇厚的外交事故，李鸿章建设电报线路的请求获得朝廷批 准。随后，李在天津设立中国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又创办电报学 堂，聘请外国人来培训电报专业人才。
总理衙门众大臣首次见到电报机实物，大约是在1869年，此前只能通过外 国公使及出洋官员的日记来获得间接认知〈该年，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 老会传教士丁鹿良试图走高层路线，将这项先进技术引入中国。丁在美国费城 学会了怎么使用电报机，又自费随身带来了两套器械，“一套是莫尔斯制的， 一套是备有字母盘的"。奕诉从总理衙门派了四个人去丁魅良家中观摩学习， 这些人曾协助丁校订过《万国公法》的翻译文字，已属于衙门内较为开明之 人。但丁观察到，这些人对电报似乎仍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作实验的 时候，他们只是望着，既不了解，又无兴致的样子。其中有一位翰林，竟轻蔑 地说道：'中国四千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 8
1881年春，电报架设工程正式启动。为防止洋人介入并减轻财政负担，李 鸿章采纳盛宣怀的建议，决定在电报线路建成之后，再效仿轮船招商局的办法 搞"官督商办"，将电痕局的股份出让给本国“公正商董”，由他们分年偿还 政府建造线路的费用。由盛宣怀起草，经李鸿章核定的《电报局招股章程》里 说：朝廷兴办电报，“以通军报为第一要务，便商民次之"，自天津至上海的 电报线路建设成本“仅十余万两”，官府拿得出来，商人也能搞定，但这种事 情如果没有官府出面主持，是没法创办的；如果没有商人负责经营，也是很难 持久赢利的，所以建成之后将实施“官督商办”。.
对丁日昌的这一处置办法，总理衙门甚为欣赏。此后，“中外国情不同、 设立电线杆架设铜线（也包括铁路）会妨害风水、引来民众敌视”这类理由， 就成了地方将军督抚拒绝电报建设的一种常规说辞。
同年11月，津沪电报线全线竣工，共耗资17.87万两白银。12月24日，第 一封电报由天津成功发往上海。1882年，中国电报局引入商股转型为"官督商 力、"企业，获得“华商独造旱线” 27的垄断特权。到1889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 线路已将清帝国的核心地带全部连接起来：
情汹汹"。乡民们集体上诉要求查明究竟是哪一国的商人所为，他们提出了偿 命的要求。6
供商用或私用的电线从北京经过天津到达上海，并沿海东下直达广州，然 后由此到达香港，从镇江沿长江而上直达成都；从开封经过济宁到芝果；在满 洲由吉林到盛京。所有向西沿着安南和缅甸的边界的延伸电线；和由此通向重 庆附近的泸州的电线都是官办的；此外，满洲至朝鲜的电线和台湾的海线也均 为官线。28
同年6月，利富洋行的英国商人雷诺（Reynolds）在英国领事的支持下5,无 视清廷禁令，擅自在川沙厅一上海沿线地区树立电线杆、铺设电报线路。江南 海关道丁日昌向上海和川沙厅的地方官面授机宜，命他们组织百姓趁夜拔掉英 商树立的电线杆。英国驻华领事以两国条约内未提及电报之事为由，与丁日昌 交涉要求赔偿。丁日昌则回应称：一、总理衙门已有明确规定，"所有沿海内 地，俱不准设立电气线，致与风水民生有碍"，且强调“条约所不载之事，即 属不准之事"。二、据地方官调查，这些电线杆“系该乡民因有碍风水农田于 夜间拔去，但不知何人所拔，无从查问”。三、该地乡民正联名控告，说外国 人在当地树立电线杆之后，“致与风水有碍，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病身亡，众
这一扩张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是将电报线自天津引入北京。这段在今天自 驾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当年的电报线却足足走了三年之久。
朝廷真正的担忧是洋人有了电报线路之后，一方面这会给国防和外交带来 麻烦，这与担忧铁路会让列强的军队朝发夕至是相同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担 忧生出许多外交事端。因此，总理衙门在文件中要求将军督抚们，以后再遇到 洋人有这类请求，“须查照本处办法，力弭衅端为设法阻止"。
李鸿章在1880年的奏请中，没有提电报线入京之事。他担忧如果提及此 事，会引来朝野舆论的反对，结果可能连天津一上海的电报线也造不成2%这 并非多虑。自1865年朝廷将"电线杆破坏风水”当成抵御洋人的理由进行推广 后，经过十余年的发酵，电线杆和电报线会破坏风水之说，已在清帝国朝野拥 有了极多信众。说电线杆抽取地气者有之，说电报能传递信息是利用死人的灵 魂者有之。发展到最后，连清廷官府出面架设电线杆也已难被百姓接受。1890 年，清廷在陕西境内架设电线杆，两年后陕西境内发生干旱，就有民众散播揭 帖称"电杆歉旱，纠约砍伐，此帖一到，上村传下村，一家出一人，如有一人 不出，必公同议罚”，揭帖传播迅速不可遏制，用时任陕西巡抚鹿传麟的话说 就是：“此界传彼界，一人传百人，各砍界内之杆，来似蜂屯，去如兽散。" 鹿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这些砍电线杆的百姓，真是“其罪固不容诛，而其愚 不无可悯"。其
中国地势与外洋情形不同，倘任其安置飞线（即电报线），是地隔数千百 里之遥，一切事件，中国公文尚未递到。彼已先得消息，办事倍形掣肘。且该 线偶值损坏，必咎于官民不为保护，又必业生枝节。4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电报线仍未获准进入北京。前线军情电报抵达 天津后，须用驿站系统的快马飞驰送入京城。总理衙门深感这短短二百多里 路程会耽搁许多事情，遂与李鸿章"函商展电线近京师”之事一一所谓"近京 师”，显示总理衙门仍不敢断然将电报线路引入京城之内。李鸿章接信之后， 即部署人员，于同年9月份将电报线路自天津延展至通州。消息抵达通州电报 局后，再由驿马快递入城，约要一个小时。问题是，消息如果是夜里传递到通 州，驿马是进不了城的。当时阻碍电报线路入城的，仍是电线杆的存在会破坏 皇城风水--内阁学士文治说，自己“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 "；另一 位内阁学士徐致祥也说，西山是朝廷"地脉所系，王气所钟，妄施开凿，亦属 不祥”九
这些理由当然不是总理衙门的真心话；或者说只能算总理衙门的一小部分 真实看法。1865年，总理衙门向各省将军与督抚下达指示，要他们竭力阻止洋 人在中国修建电报线路，其中特别提到朝廷为何持这种立场：
1884年1月3日，饱受信息不畅之苦的总理衙门终于下定决心，要将电报线 路自通州直接引入城内的总理衙门。在给李鸿章的指示中，总理衙门说：电报 线虽然到了通州，仍距京城稍远，信息传递上还是不方便；张佩纶昨日回京， 提到你有将电报线扩展至京城的想法，与总理衙门的意见吻合，所以现在决定 “安设双线，由通州展至京城。以一端引入署中，专递官信"，电报线不走电
1862年，俄国公使请求修建北京一天津的电报线路。1863年，英国公使提 出修筑恰克图一海口电报线路。两次请求皆被总理衙门委婉否决。否决的理 由，或是声称“本大臣现在尚未能逐层了然”电报的运作原理2,要等日后搞明 白了再说；或是声称中方无力保证电报线不被民众破坏，不能"保其永固” 3, 不希望因发生电报线破坏事件而引发外交纠纷。
线杆，可以从水关暗入,.以免造成舆论风波；待开春土壤解冻，就赶紧把这件 事给办了。李鸿章接到指示后，于1月18日回复总理衙门：京城是皇上居住的地 方，必须顾及朝廷体面，满大街立电线杆子会"骇观听"，很不妥。所以计划 是入城后将铜线埋入地下33。这之后，李鸿章便开始着手采购物料。
但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清廷对电报是持高度反对立场的。
电报线要人城的消息传开后，再次引起了舆论反对。有人主张电报线只须 “展至都城之外，不必直达内城”，延伸到城墙底下就行了，不可以入城。
电报传递信息的迅捷程度，远非驿站、信鸽、烽火等传统手段所能比拟，正是清帝国这种幅员辽阔的国家急需的统治工具。它可以有力地帮助清廷将中 央意志及时传递给地方，有助于中央加强对地方政府与边缘地带的有效控制。
于是，李鸿章又在6月19日再次致函总理衙门，要他们坚持住电报线由水关入 城后走地下进入总理衙门、城内不立电线杆子的原计划"。
电报的实际应用始于19世纪30年代。19世纪50年代，英国与法国、荷兰等 国的电报已通过海底电缆连接了起来。19世纪60年代，海底电缆横跨了大西 洋。1870年，英国铺设本土—印度一新加坡的海底电缆。1871年，英国又铺设 新加坡一香港的海底电缆。同年，丹麦大北电信公司铺设完成香港二厦门一上 海一长崎一海参威的海底电缆。
可是，之后的实地勘测显示，开挖地沟走水路并不现实，因京城之中的沟 渠极为污秽，对线路的腐蚀伤害非常严重，会发生需经常翻地维修的情况。李 鸿章不得已，只好再次奏请使用电线杆。为求"不甚触目”，他建议将电线杆 油漆成红色，并拉长距离以减少电线杆的数量（七百余丈共计二十余根），铜 线也建议改成“极细钢线"。总之，以尽可能少引人注意为妙。35此外，李鸿 章还一度建议，如果舆论压力太大，那电报线走水路进入外城就行，内城没水 路，就不进去了。
改革者们纠结了整整20年
李鸿章的这些建议，总理衙门都没有采纳。最后的折中方案是：电报线进 人内城，但不进总理衙门，只在城墙边的泡子河附近择地设立官报局。36
总理衙门的焦头烂额，对李鸿章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终于得到 了机会，可以在天津与上海之间架设电报线了。
电报线正式进入总理衙门，已是经历了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那时，距 离丁题良将电报机带入总理衙门，已过去了29个年头。
上一年，崇厚曾奉命前往俄国交涉，结果令清廷朝野震动。当时的谈判环 境对清廷相当有利：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正取得胜利；刚刚经历俄土战争的沙俄 政府财政匮乏，柏林会议还使之陷入了外交孤立，几乎所有欧美强国在伊犁 问题上都不支持沙俄政府。然而，崇厚在谈判中几乎完全没有利用这些外交优 势，以一种只图尽快了事的心态擅自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虽收回 伊犁，却又是割地，又是赔款，又是贸易免税，又是放开内河航运。马士在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评价该条约，说崇厚答应的那些条件“只会是战胜 国强加于战败国的" \完全不像是两个国家正常交涉产生的结果。崇厚的昏避 在清廷内部引起了愤怒。总理衙门不得不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改派曾 纪泽前往俄国重新交涉。
对总理衙门来说，1880年最头疼的事情，是必须与俄国就归还伊犁问题重 新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