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才能实实在在提升在军中的地位，才能真正光宗耀祖。与之配套，清廷还 规定：勇营将领获得绿营高级官职（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后，须 遵守绿营的制度离开原部队，只允许带少量部属前去指定省份任职。为了进入 “体制内”让功名富贵合法化，许多勇营将领愿意接受这种条件。清廷这一策 略，相当于反曾国藩的建军之道而行。勇营高级将领为了个人富贵选择离弁 后，勇营上下级间的“恩谊”自然不复存在，对勇营的整编也就容易多了。21
为了破坏勇营，清廷还刻意以绿营的武官升迁系统来捆绑勇着将官。具体 来说，就是勇营内的官职系统（统领、营官、哨弁）被定性为“体制外”的职 务，不能享受朝廷赋予的种种优待。勇营将领只有在获得绿营系统的官职之
当然，用绿营来消化勇营也不是毫无难处。比如，要裁撤勇营，清廷首先 得将欠勇营士兵的大量饷银补上，不补饷银而裁军很可能引起兵变。再比如， 勇营将领虽然愿意进入绿营的体制内，但绿营兵的待遇远比勇营兵低，其实很 难吸引优质的勇营兵流向绿营。所以最后整军的结果是清廷只达成了部分目的。 从绿营里提炼出来的"练军”虎头蛇尾，人数最多时有13万之众，但战斗力仍一 塌糊涂。勇营也未能被全部裁撤，不得不保留二三十万人改编为“防军”。
不止八旗军，清廷围绕绿营实施的改革也于1863年前后启动。大体方向是 将绿营中的精壮分子挑选出来编组为新的“练军”。清廷当时的考量是：太平 军与捻军日渐式微，湘军、淮军与粤军等团练武装（勇营）也有必要结束使 命，或遣散，或整编为由朝廷控制的正规军。对八旗部队施以西式训练，是为 了保证爱新觉罗氏手中有可以制衡团练武装的军事力量；对绿营实施整顿，也 怀有相似的动机2。。众所周知，绿营当时的待遇不如勇营，战斗力也不如勇营， 清廷不用勇营来消化绿营，反用绿营去容纳勇营，主要原因就是绿营属于由朝 廷直接掌控的"正规军"，勇营则掌握在湘军、淮军出身的地方督抚手里。
总体而言，到1880年前后，洋枪洋炮已大量进入清帝国的陆军。无论是 八旗军，还是绿营及其升级版"练军"，抑或由残留的勇营改编而成的"防 军”，都或多或少接受过西式训练。但清军的战斗力并未出现质的提升'，洋枪 洋炮用来镇压境内百姓固然绰绰有余，但要与欧美各国的军队对垒，却是实力 严重不足。这自然是因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器械，也取决于 军队的体制一一曾国藩在勇营里建立的体制，其实已是传统军队体制优势的巅 峰。清廷以绿营容纳勇营，则是抛弃传统体制优势的巅峰，让清军重回到更坏 更无战斗力的体制当中。
1862年，清廷自八旗军中挑选了一批官兵，趁英法联军已决定撤离但尚未 撤离的空当，前往天津接受西式训练。教官是英国军官斯得弗力（Charles Wil-liam Dunbar Staveley） , 训修用的器械来自俄国赠送的一批洋枪%斯得弗力曾 任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华英军的旅长，参与了攻占大沽口之役；后又指挥英军在 上海捷攻太平军，1863年离华。他对奕诉说，中国最好是将练兵规模扩大至1万 人，至少也要有5000人，且希望能同时选派30岁以下将领3 50名一同参与训练， 如此才能保证这些军官在日后可以按先进战术来有效部署部队并指挥战斗。奕 诉大体采纳了斯得弗力的建议。19
这种倒退式改革，等同于让清军距离近代军队越来越远。近代军队需要种 种近代体制来支撑，包括实施国民义务兵制度、推行步骑炮工兵种专业化、建 立军官培养拔擢退役制度、建立近代陆海军和士官学校、建立近代军事工业 等。遗憾的是，晚清改革的前20年，除引进洋枪洋炮和仿造洋枪洋炮的技术 外，几乎没有致力于这些制度建设。
几乎与淮军同步，在恭亲王奕诉的主持下，京城的八旗部队也启动了改革。
统治术的优先级高于强军术 ’
刻意摧毁曾国藩的建军之道
1878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建议朝廷废除武举，其实只是想
队，其武器配属与营制操练已"全部因袭德国成法"。淮军还雇佣德国军官李 励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1876年又选派了七名军官赴德国学习近代 陆军与海军知识，这是清廷第一次派现役军官出洋留学（此前已派遣福建船政 学堂学生，分三批前往英国和法国学习舰船驾驶和制造，不过这些学生不能算 现役军官）。遗憾的是，此次军官留学的规模太小，七人之中又有二人提前回 国，还有一人在学业结束之际病故。17
在清廷陈旧的军事体制上打开一个极小的缺口。
淮军于1862年成立洋枪队之后，李鸿章又引入外籍教官如法国人毕乃尔" 等，来传授洋枪洋炮的使用之术。次年，李鸿章“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 炸炮洋枪之法" \在淮军中引入西式操练。光绪初年，淮军新增的十九营炮
沈在奏折里说：本朝文职官员以出自科举者最为尊贵，但武举出身者，其 升迁反排在行伍和军功之后。我到两江就任之后，军中的武举们联名前来上 诉，说自己到军队差不多十年了，仍然没有得到职衔，还滞留在最底层。我很 同情他们。但一番详细考察之后，我又发现，论管理部队，他们比不上那些行 伍出身的人；论奋勇耐劳，他们又比不上那些靠军功升上来的人。为什么会这 样？因为军队需要的能力，和他们为参加武举所练习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22
这是曾国藩尚未亲见洋枪洋炮威力时的一种自信。待到后来见识到土枪土 炮与洋枪洋炮之间的差距，曾国藩也转而成了引进洋人技术来“制器”的鼓吹 者（当然，他也从未放弃所谓的"反己守拙之道"），江南制造总局即是在曾 的支持下设立的。
沈还说，这些在军中的武举算好的，至少有军队约束着他们。那些“无 事家居者”，也就是待在家中无所事事的武举，拿着顶戴当护身符“武断乡 曲”，才是民间的大祸害。废除武举是废除无用之物，既能给国家省下许多 钱，又能"为民间留一分元气”，实在是大好事。
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前年 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 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 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 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 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 14
可是，朝廷拒绝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
对李鸿章的这种做法，曾国藩内心是有抵触情绪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函 中，有一番谆谆告诫，反复强调真正的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不可专在 洋枪洋炮上下功夫，仍要努力固守"反己守拙之道"，也就是要以传统军事智 慧里的选将练兵之术为核心。曾还断言，真正善战的将士不必打破头去争抢洋 枪洋炮。信函原文如下：’
1878年5月5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批复的谕旨中说："沈葆桢奏 请饬停武科以节经费等语。’国家设立武科，垂为定制，其中不乏干城御侮之 才。沈葆桢辄因搏节经费，请将武闱停止，率改旧章，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 申斥，所请着毋庸议。" ^
1862年，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说："洋枪实为利器，和（春）、张 （国棵）营中虽有此物，而未操练队伍，故不中用。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 枪队悉改为洋枪队……程学启三营中并改出洋枪队一营，临阵时一营可抵两营 之用。"李鸿章还建议曾国荃与鲍春霆的部队中也多添一些洋枪洋炮。13
其实，沈葆桢的建议没有任何过激之处。他在奏折里提到的两个关键信 息：清廷军队提拔将领，多不用武举出身者；武举出身者能力太差，普遍无法 胜任军官职务，乃是清朝官场众所周知的事实。比如，雍正时代各省绿营军加 上八旗军，自提督至守备共计1555人，其中以功绩出身者524人，以侍卫出身 者572人，以武进士出身者只有220人，以武举人出身者只有83人。尽管这项统 计中存在重复，比如某人既是侍卫出身，也曾因立下军功升迁；比如某些军 官的出身资料欠缺，故出身统计与军官总人数不能完全吻合。但从中仍不难 看出，有武进士和武举人身份的武官，在清军当中确属绝对少数，只占到了约 20%。24
将曾国藩的这种传统练兵之道，与洋枪洋炮和近代步骑炮兵战术相结合 的，是李鸿章的淮军。
至于武举出身者的能力太差，实是清代武举考试误入歧途所致。
催收税赋等，绿营兵实际上沦为了地方官府的差役。12
清代武举始于顺治时代。分童试（在县府举行，合格者为武秀才）、乡试 （在省城举行，合格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举行，合格者为武进士）、 殿试（在皇宫举行）四个层级。殿试的前三甲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调动部队，也不能擅自更改兵政。三、高度分散驻扎，以方便八旗对之进行 "以整制散”。四、要做大量的杂务，比如押送犯人、缉捕盗贼、查察走私、
考试内容分内、外两场。外场考骑射、步射和技勇；内场考策论。骑射的对象 是用毡做的球；步射的对象是用布做的假人。技勇有三个项目，开弓、舞刀、 掇石。判断是否合格的标准，是看从多远起射、命中多少支箭、拉开多强的 弓、舞动多重的刀、提起多重的石头。策论是写几篇文章，主要从《论语》 《孟子》《孙子》《吴子》《尉缭子》等先秦著作中出题。比如康熙五十二年 (1713)的殿试题目之一，是要参加者以“洁己恤兵”(品行清廉爱护士兵) 为主题写一篇文章。早期的会试录取，户外弓马成绩只用来筛选是否合格，名 次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室内的文化考试。但文化考试很快就靠边站了。到了嘉庆 年间,考虑到大多数武举考试的参加者文化水平很低，已将文化考试由写文章 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到了道光时代，皇帝又下旨重申，武举考 试的成绩，必须以户外的弓马比试为主，至于默写《武经》之类的文化考试, “断不能凭此为去取”，绝不能拿来作为淘汰和排名的依据。25
这种做法，同样是在吸取绿营体制的历史教训。绿营兵原是清军入关后以 归附的原明朝军队改组而成的。出于一种依赖兼防范的心态，清廷对绿营的制 度设计，除前文提到的"世代为兵"之外，还包括：一、营兵驻地不动，将领 定期由兵部调转，以免其与军队结成一体。二、以文职出身的总督、巡抚为军 区最高长官，军区中的提督、总兵等武职官员只有管理指挥部队的权限，不能
这种录取倾向，严重恶化了清代武举合格者的文化水准。
曾国藩还说，为了让部队的各级军官可以向下级施展“恩谊”，须做到充 分授权，“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 不为遥制”。统领要招兵买马，要储备粮草军械，要给下面的将官升职降职， 要防御还是要进剿，大帅须做到"有求必应，从不掣肘” \军官们必须拥有这 种相对独立的决策与赏罚之权，才可能与下级结成牢固的纽带。
从顺治三年( 1646)；到光绪二十四年( 1898),清代一共举行了109次武 举会试，共产生了 109位武状元。王金龙统计了这109位状元的地理分布，并将 之与223名文状元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
三、统帅自选将领，将领自募士兵。曾国藩如此描述这一原则："勇营之 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 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 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 难相顾。” 1。大意就是：湘军之中，统领亲自选营官，营官亲自选哨弁，哨弁亲 自选什长，什长亲自选士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军队的各个层级，变成一 种彼此间存在“恩谊"的状态，到了战场之上，自然也就能够做到互相照顾。
是："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 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 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8大意就是绿营里 跑出来的兵不收，练军里有过溃败历史的兵不收，水乡、城市之兵不收，只收 山乡之民。原因是山乡之民生存环境既恶劣又封闭，恶劣造就犷悍，封闭造就 朴拙。这些人既不会像八旗兵那般因养尊处优而变得骄横懒散，乃至于连骑马 都会坠地；也不会像绿营兵那般因世代行伍而变得油滑狡诈，深通各种战场全 身之术。曾国藩的这种选兵标准，其实是对戚继光选兵标准的完整继承。戚在 《纪效新书》里说过，招兵时“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 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 \这其中，似隐约可见商鞅的"贫民" "愚民"之 道。当然，商鞅是有意制造“贫民”和“愚民"，戚继光与曾国藩仅是有意挑 选"贫民”与"愚民"。
从表中可以看到，武状元的分布，整体上以北方为主，约占到了总数的70%, 其中仅直隶和山东两省，就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反观文状元产出最多的江
二、招募"朴拙少心窍"的山区农家子弟当兵。曾国藩自述其选兵标准
苏、浙江两省，皆只产生了7名武状元。湖南、安徽、湖北等南方省份，甚至没有 出过武状元。这种分布态势，与清代对武举考试的轻视有直接关系。第一次鸦片 战争谈判期间，清朝官员伊里布前往英国军舰拜访，见到军舰上有穿军服的随军 实习生，即惋惜道："这么年青的孩子，应当在学校里吸收‘绝理智的学问'， 这不比到战舰上学习如何打仗更好吗？"言语中满是对武举与军职的鄙视。27
一、以深受忠义思想熏染的儒生为将。这与清廷八旗、绿营军队自行伍 （如杨芳、陈化成等）和武举（如关天培、葛云飞等）之中选拔军官，旨趣迥 异。有统计称，湘军中儒生出身的将领占到了58%,主要将领的，四分之三都有儒 学背景1
除了状元、榜眼与探花，清代武举还产生了约9600名武进士，和约10万上 下的武举人。28
而当湘军在19世纪50年代崛起为清廷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时，它所依赖 的“练兵之道”仍是来自古代传统军事智慧。曾国藩筹组军队遵循三个基本 原则：
就考试本身而言，要市武举成为一名武进士并不容易。康熙十三年（1674） 的标准是：骑射一项，须在三十五步之外纵马三次，射九箭中三箭算合格；步 射距离八十步，射九箭中两箭算合格；开弓至少要将八十斤弓开满三次；舞刀 至少要拿着八十斤的大刀耍出“闯刀过顶，前后舞花”，也就是俗称的“雪花 盖顶"；提石头至少需要将二百斤的大石提到胸腹之间，再将石头左右翻转各 一次。考试过程中若前一项不合格，即不允许参加后一项，直接淘汰。
19世纪前半期，日本已自西方编译引入《西洋火攻神器说》（平山龙 子）、《西洋火器说》（荻生徂彳来）、《西洋火器解》（清水正德）等近代武 器专著，也引入了《三宾战术》（铃木春山）、《兵制全书》（高野长英）、 《练兵说略》（山鹿素行）等介绍近代的步骑炮兵战术、军制形态、练兵要义 的军事理论著作。有统计称，"整个江户时代，西方传入日本以及日本学者受 西方影响所著军事著作达289种"。5进入明治时代后，日本又在1874年确定以 英国为海军建设的学习对象，海军教材全部翻译自英国，海军的领导体制和组 织形式也全面套用英国的海军章程。为加速军事近代化转型，除了多次向海外 派出军事考察团外，明治政府还高薪聘请法国、英国的军官数十人，来到日本 军事学校任教，并遣送青年军官去英美（海军）、德法（陆军）等国留学。6
遗憾的是，就选拔培养军事人才这个目的而言，这种高难度只是一种无意 义的门槛设计。它选出来的，既非精通格斗的护卫人才（考试全是单独演练， 没有互相搏击），也非精通军事知识（比如弓弩的设计、火炮的原理与应用） 的技术人才和指挥人才，只是一群会骑马、能射箭、力气大、能默写一点指定 书籍（默写内容一般在百余字左右）的壮汉。
改革的这种开端模式，与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只是日本引入西方制器之 术和练兵之道的时间要略早于清廷。
在顺治时代，武状元会直接授官为正三品参将，武榜眼是从三品游击，武 探花是正四品都司，其他武进士依次类推。康熙时代，改为半数武进士送去军 营做军官带兵，半数留在宫中做侍卫，跟着前辈侍卫们学习格斗。但武举既 然只能选拔壮汉，无法选拔军事人才，那么，越到需要将领的时代，武举们就 越只能靠边站。这也是为什么在雍正时代的清军中，武进士和武举人出身的武 官，只能占到约20%的绝对少数。再往后，太平军与捻军兴起，中外军事摩擦增 多，武举人和武进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边缘。
左宗棠也说，大清要想巩固海防，必须整顿水师；要整顿水师，首要之务 就是向洋人学习技术"监造轮船”，正所谓"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 泰西有，而中国不必傲以无也”，人家既然有巧思先进的技术，大清不妨全拿 来使用。4
也就是说，在1878年，武举的存在对提升清廷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已几乎 失去了正面价值。陆军方面的军官，或出身湘淮军队有军功或儒学背景，或沿 袭八旗和绿营旧例由行伍提拔，没有武举的生存空间。海军方面，此一时期成 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已开始教授外语与数学，以及航海、驾
“求之愈近失之愈远"，怎么都造不出能与洋人媲美的好炮。3
驶等技术课。尽管在军事指挥层面，仍以《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子 兵法》《读史兵略》等古代著作为主要教材，落后同期的日本海军学校甚远。 日本当时已全面引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 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军事著作为必读书29。海军领域更没有武举的容 身之地。
与恭亲王一样，李鸿章在1864年也说过：大清要想自强，“莫若学外国利 器”，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洋人的器械搞过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莫如觅制 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最好是把洋人制造器械的工具和办法搞过来，如此就不必再倚仗洋人。李在奏折里颇为沉痛地承认，之所以要向洋人学 这些，是因为中国自己没有这样的技术。以制炮之术为例，中国存世的最好最详 细的资料，是汤若望的《则克录》和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但这两本书"皆不 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内容既不精深，许多地方还似是而非，结果就是
然而，沈葆桢请求废除武举的奏折却被慈禧太后否决了。非但否决，还惹 来了 "实属不知大体，着传旨申斥"的责备。为什么会这样？上谕中没有任何 解释。不过，从事后反推；并不难揣测慈禧太后执意保留武举的用意。
这场改革是从"练兵“与“制器"开始的。恭亲王奕诉在1864年的一道奏 折里说得很明白："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 兵又以制器为先。” 2 “练兵”与“制器”可以说是晚清洋务之臣最重视的两项 工作。
1894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了日本。次年是文科会试，废除武举成 了举子们当中的流行舆论。翰林院一位叫作秦绶章的官员，于1895年12月上奏 请求朝廷改革武举，将考试内容从弓马石刀变为枪炮，同时加重文化考试的 分量。光绪将奏折交给兵部讨论。兵部呈报的讨论结果是：考试枪炮，等于鼓 励、允许民间使用火器进行练习，与朝廷的禁枪炮政策是冲突的，要不得；加 重文化考试的分量，会刺激应试者请枪手替考，也要不得。兵部建议对秦绶章 的奏折采取"毋庸议”的办法，束之高阁，不批复、不反驳、不讨论。然后 “帝从之”，光绪采纳了兵部的建议。30
这种黑暗，正是英法联军能够轻松攻破北京城的重要缘故，也是晚清军事 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戊戌年，深受慈禧信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荣禄，再次上奏请求改 革武举，以近代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朝廷将奏折下发给军机大臣和兵部讨 论。或许因为荣禄本人既是军机大臣之一，也是兵部尚书，所以讨论出来的结 果是：一、武举改考与枪炮有关的内容；二、停止玩默写《武经》的把戏。31遗 憾的是，这个讨论结果，先是被朝廷接受，然后很快又被慈禧的懿旨否决了。 慈禧在懿旨里说，"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科举的核心目的， 不是选拔人才，而是给士子们提供一个进入体制的路径。武举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培养军事人才，那是"营武学堂"的事情。所以，之前的改革作废，各级 武举考试“均着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进士们被录取 后，再送他们去地方部队和神机营里练习枪炮"。
首先，自军官至士兵，其社会地位普遍低贱。其次，吃空饷是常态，如贵 州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再次，军饷克扣与贪赃枉法也是常态，如广东绿营开设 赌场，福建水师将战船租给商人，广东水师的核心收入是鸦片走私。如此种 种，让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发出感慨："我为了研究结论的公允，曾千百度 地寻找光明，但光明始终远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鸦片战争时期 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1
1895年与1898年的这两次改革，均不以废除武举为诉求，仅试图改变武举 的考试内容，将枪炮技术与文化知识纳入考试范围。慈禧太后对这项改革表 现出极大的不安。她非常担忧武举考试枪炮，会冲击到朝廷的"私藏火器之
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清帝国军队，可谓腐败黑暗至极。
禁”，会给清廷的统治带来不稳定因素。而这恰与朝廷设立武举的初衷“无非 为士子进身之阶"背道而驰。所谓"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实际上就是给民 间游勇提供一种进入体制的途径，以免他们成为朝廷的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 古老的统治术，宋神宗就说过，北宋为了达成"无叛民”的目的，不惜“招聚 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不惜牺牲军 队的战斗力，也要将大批无赖游民招入军队之中。"
湘军其实是一支传统军队
对慈禧太后来说，内部维稳才是武举之事的"大体"，至于武举能否与军 事体制的近代化改革接禅‘并不重要。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晚清军事改革在"练 兵“与“制器”之外，始终无法再进一步的核心原因。因为再进一步，如实施 国民义务兵制度，实施军官培养、拔擢、退役制度等，就会触及体制层面的东 西。在慈禧看来，这种触及与废除武举一般无二，会破坏清帝国的内部稳定。 在统治术和强军术之间，慈禧坚定地选择前者。
遗憾的是，沈葆桢的建议被严词驳回了。
清廷正式废除武举，是在八国联军兵不血刃攻陷北京城之后。1901年，张 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联名上奏抨击武举，慈禧终于不得不以光绪皇帝的名 义下旨，公开承认武举考试是无用之物，其考试内容“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 日亦无所用”"，将之彻底废除。"无知”壮汉们至此终于退出晚清的军事舞 台。清廷也不得不承认，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旨在洗刷“庚申之变”耻辱 的军事改革，最终以较之“庚申之变"更为耻辱的"庚子之变"结束，可谓全 面失败。在1901年的"新政上谕"里，慈禧太后不得不将变革军制与编练新式 陆军，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再次提出；1903年，清廷正式成立练兵处；1904 年，又参照西方国家的军队体制，拟定颁布了《陆军营制饷章》；1907年，陆 军部正式提出《全国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方案》。
1878年，日本效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开始全面学习德国陆军，其军事近 代化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清廷在这一年也有过实施军事体制改革的机会，两 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奏，请求废除传统武举。
但一切为时已晚，失去的改革窗口期不会重来。当陆军部试图在练兵过程 中用留学日本、德国和法国的陆军留学生（如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 来取代袁世凯的北洋嫡系将官时（有统计称，1901—1910年毕业的留日士官生 共计620名，大部分被清廷编入北洋新军方），这些留学士官生早已对清廷失 望。在1911年的大变局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革命，而非保全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