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上为本土鸦片彻底松绑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总理衙门。1874 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向清廷提出"种烟弛禁”的主张（事实上此前已经弛 禁，只是没有形成文件），建议用自产鸦片抵制进口鸦片。李说，据他所知，
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比如，一篇题为《拟弛自 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总结了三条理由，呼吁朝廷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 控：一、国人既然喜食鸦片，放松对土产鸦片的禁控，政府一可征税，二可 使数千万两白银留在国内，免致流失。二、改进鸦片制作方法，仿行印度办 法，以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政府不但有巨额税收，农民也可以增加收 入。三、凭借征税而使鸦片售卖价格增高，贫者戒吸而富者渐减，最终自然不 禁而禁。32
每年从印度进口的洋药"约七万数千箱，售银三千余万之多”。英国人既不肯 禁止鸦片的输入，还欲禁止中国内地自行种植，"用意殊极狡狠"。为今之 计，只有“暂行弛禁罂粟”，也就是允许内地民众种植鸦片，如此，"不但夺 洋商利权，并可加赠税项"，等以后进口鸦片越来越少，再推行政策严禁鸦片 种植。何况如今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各省已“多种罂粟”，无视这 一既成事实再去禁止种植，不过是"徒为外洋利薮之驱，授胥吏扰索之柄"， 等于给洋人牟利，方便胥吏们去民间敲诈勒索。"
以本土鸦片抵制进口鸦片，这种论调在晚清官场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比如 刑部左侍郎袁保恒（袁世凯画叔父），曾在光绪初年对总税务司赫德说："他 和其他人将要保护本国的鸦片种植，直到能够制止外国人输入鸦片，那时本国 就将停止种植鸦片。" 3。再如，洋务知识分子郑观应，也明确提出了 "鸦片商 战”这一概念，将"鸦片战”视为对列强进行商战的上策。早在1862年，郑就 开始提倡"以土抵洋”，建议朝廷"弛令广种烟土"，希望民众多吃本国鸦 片，少吃进口鸦片，进而“固国卫民”。31
就字面逻辑而言，♦李鸿章这一主张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即：对鸦片 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也就是所谓的"以征为禁”和"寓禁于 征”。但就具体的实施而言，这一做法却成了 “两害相权取其重"。原因是地 方官僚在其中扮演了极为贪婪的角色，"寓禁于征”成了幌子,鼓励乃至逼迫 百姓种鸦片以扩大税源，成了第一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一如郭嵩煮所了解 到的那样：
曾几何时，反对禁烟的许乃济被朝野内外集体唾骂。世易时移，转眼却换 作了主张禁烟之人吞吞吐吐。比如，晚清禁烟名士许珏，在给湖南巡抚赵尔巽 的一封信中如此说道："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 则众皆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 29 禁烟名士不敢轻易谈禁烟，担忧被视作迂腐遭到耻笑•，可见流风所向，已然 大变。
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 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 常腻。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积久而种罂粟者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 度所出烟土严禁其民吸食也。因以积成偷惰之性，饮食费用，虚耗日多，遂使田 赋常供，亦多不能输纳，卒致官民交困，而夺民食之需，以空仓腹之藏。广种罂 粟，流毒无穷，岂复能有自存之理。"
1847年，已调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也改变了自己的"鸦片观”，与许乃 济成了 "同道中人"。在给友人文海的回信中，林则徐说道："鄙意亦以内地 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此时的林则徐，担忧 的是那些吸惯了洋烟的人，不能回心转意支持土货，"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 回心向内耳！”进而导致白银的流出。如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等省，都已把推广罂粟的种植，当成官吏考核的 优先项目。于是，种鸦片成了一种看起来对官府和民众都有利的事情，不但四 处蔓延不可遏制，种罂粟的民众也纷纷成了瘾君子。久而久之，结果就是粮食 生产越来越少，民间无粮，国库也无粮。如此这般，国家岂能自存？
化。如此，政府既可从中征税获利，又能制定政策规范贸易。27
此时的郭嵩煮尚在驻英公使任上，忧心忡忡之下自伦敦连上了两道奏折， 希望朝廷禁烟，而不是听任乃至鼓励本土鸦片种植。但这种主张，得不到朝中 主流舆论的支持。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即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明言，郭嵩煮 的主张万万不可施行：
最先提出有必要给本土鸦片种植业以生存空间的，是对林则徐禁烟持有异 议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许看来，鸦片是禁不住的，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
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 税厘约百万有奇，3巨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 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 想朝廷不再垂询。35
本土鸦片迅速取得对进口鸦片的压倒性胜利，与清廷的扶持密不可分。
刘坤一说得非常明白：广东绝对不能禁鸦片。禁了鸦片，针对鸦片的“洋 药税厘”就会丧失征收的合法性。这一项收入每年有100多万两白银，很多地方 都仰仗这笔钱运转。“鸦片财政”没了，那100多万两白银的收入，谁能弥补？ 要从何处弥补？所以，郭嵩煮的奏折，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既无反驳也无赞 成，而是不做讨论。因为一讨论，就要涉及"鸦片财政”这种收入的不道德。 为了保护"鸦片财政”，刘坤一所主张的“暂缓置议"，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 式。刘说“想朝廷不再垂询"，背后的含义是朝廷对"鸦片财政”的重要性也 心知肚明，必然会有默契，敷衍了郭嵩煮之后，不会再给各省督抚们下发文件 来商讨禁烟之事。
次年，许士提交的贸易报告里，中国的本土鸦片已经开始对外输出了： “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让位于中国鸦 片。就像华西的鸦片正在大批流入缅甸一样，东面的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其 部分鸦片供货。" 26本土鸦片彻底逼走进口鸦片，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那清廷对“鸦片财政”的依赖有多严重？据周育民对清廷财政收入、海关 收入、鸦片税收入的统计比对，1887—1894年这段时期，"经由海关征收的鸦 片税收入占到海关税收人的30%—40%；而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到10%。内 地土药厘金的收入也为数不少，同治年间不过数万两，而到甲午战前已达到 五六十万两。没有鸦片税收入，清朝财政就无法正常运行"。%须注意的是，此 处统计中的"五六十万两” 土药厘金，所指仅是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地方政 府通过向土药即本土鸦片征税之所得，往往是中央所得的十倍乃至更高。也就 是说，在晚清的整个"鸦片财政”（中央+地方）当中，10%这个比例，只是一 个最低最保守的统计。
1881年波斯鸦片的进口量已增加到1364担，但中国产鸦片在质量和数量上 都提高得这样快，以致不足为奇的是它不久就严重地"干扰" 了印度鸦片，并 使波斯鸦片的进口完全停止了……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 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 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牛庄曾经每年进口约3000担的印度鸦片，1881年却 只进口了358担……烟台和天津也在缓慢地仿效牛庄。1881年，它们进口印度鸦 片的数量已减少了 15%。25
晚清人何启与胡礼垣，在1901年前后，也提供过一项统计，可供参考：
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 ( Patrick Joseph Hughes )在1881年的一份贸易报告中 不无哀怨地写道：
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入以鸦片为大宗。洋药进口厘税六百万两， 土药厘税名虽二百二十余万两，而实则二千余万两。是合洋药土药而计，每年 值二千六百余万两。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舍此项，则补救无 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37
本土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制造质量的提升，直接导致进口鸦片与 走私鸦片逐年减少。至19世纪8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已远远超过进口鸦片。 比如在上海，1882-1891年的海关报告显示，硕山鸦片足以供给本地所需的 75%,另由四川供应15%,台州、象山供应10% (未加工的土浆)，进口鸦片几 无立足之地。24 -
朝廷和地方政府都要依赖这笔钱运作，谁愿意主张禁烟？ 一切全如民国学 者于恩德在《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所说的那样，政策上放开本土鸦片的种 植，是因为"朝廷深知鸦片弛禁每年可收巨款”，而所谓的"寓禁于征”，其 实际目的"乃在于征（税），而非在于禁（烟）”。而且，这种政策最后成了 "禁烟成功之阻碍，因政府恃为利源而不肯舍弃”。于恩德还说，"大多数国 民陷于万恶之毒害中"，清廷放开本土鸦片种植须负主要责任。38
I860-1870年，罂粟种植已遍及全国。北至蒙古，西至甘陕，南至闽粤， 东至江浙山东，各省皆有大量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 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黄河和长江之间的 土地上都布满了罂粟田”如。
要让吸食鸦片的人戒掉鸦片，是极为困难的；要让依赖"鸦片财政"的清 政府戒掉"鸦片财政"，同样也极为困难。1900年之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 开始禁烟，地方政府收入锐减，怨言极多。比如，1909年11月，山西巡抚上奏 说，自禁烟之后，山西再无本土鸦片的厘金税赋可以征收，省财政迅速入不敷 出，新政也因为没钱办不下去了：
野渚，草屋数间，售杂物以应客舟者，则更比户青灯矣……蜀地凡山林槁瘠之 区，不植五谷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本省进款，自开办统税，药厘一项骤短银二三十万，至本年禁种，更无税 厘之可收。出款日增而入款转减，计三十三年已亏银七十万，三十四年将亏至 百万，本年又加认海军开办经费，每年应允解银十五万，常年经费五万，本省 审判庭及谄议局经费约共十万两，截至年终计须亏银一百四十万。狞
四川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883年，刘光第路经涪陵，对当地遍地罂粟的景 象“不胜骇然”，他在日记《南旋记》中说：“此地与忠州、丰都皆以种罂粟 为要务，葫豌、菜、麦，至市他邑，故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 也。” 2[1890年，何嗣焜人蜀，其所见较刘光第当年的描述，更为骇人：“川 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若荒江
这诉苦声里，显然已经忘了在20年前的丁戊奇荒里，漫山遍野皆是罂粟的 山西，曾发生过饿死四五百万人的人间惨剧。在政府收入与民众温饱之间，清 廷的最高决策层，自慈禧、奕诉而下至李鸿章、刘坤一这些地方督抚，均一 致选择了前者。鲜有人像郭嵩煮那般，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 当真。
光绪年间，贵州的中部和东部也已成了罂粟种植的集中区域。1894年，开 州知州陈惟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说，自己赴任途中经过的州县，"开垦之地半 种洋烟"。2。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
光绪年间，云南全省已有约三分之一的耕地种植罂粟，鸦片成了该省最重 要的农产品。时人游览昆明，曾如此描述当地的罂粟种植：“出南门，绕过金 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 ‘8此后 仍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据1893年蒙自关和1908年腾越关(税关名)的估计， 罂粟种植面积在清末时已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十分之六。19
回到山西的灾情。
许多史料直观地记录了这一变化。
山西巡抚衙门之所以能够容忍李提摩太前来赈灾，与灾情实在过于惨重有 直接关系。因为朝廷其实是极不喜欢洋人站出来赈灾的。丁戊奇荒期间，日本 驻华公使森有礼前往总理衙门，表示日本民众愿意向山西饥民提供赈粮，而且
本土开始大量生产鸦片，约始于19世纪30年代，乃是自印度引入、由云南 一路北上东进。但在1830—1857年，清廷对鸦片本土种植仍长期采取严禁政 策，种植鸦片者处斩，故种植区域并不甚广。1858年，为筹集军饷，清廷对进 口鸦片征税，相当于默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性。次年，《征收土药税厘条例》 出台，本土鸦片的种植禁令名存实亡，产量大增。传教士哈德逊♦泰罗(Revd J.Hudson Taylor)说："当我1854年第一次到中国时，鸦片上瘾的人相对较少， 但近二十年鸦片迅速蔓延，近十年更快，现在吸食鸦片猖狂得惊人。""1854 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4年之又。这鸦片吸食者数量的激增背后，显然与1859年 《征收土药税厘条例》的颁布有直接关系。
这些粮食已经运抵天津，总理衙门王大臣们的反馈是"以山西转运艰难力为劝 阻” 4。,即把粮食运往山西路途太艰难了，所以这些赈粮我们不能要。
山西"本土鸦片种植"的大爆发，可以追溯到1859年。该年，清廷为了增 加财政收入，颁布了《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变相宣布本土鸦片种植合法化。
李提摩太等人去山西赈灾，也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河南学政瞿鸿概将他们 的行踪密报给朝廷，瞿还说，这些人的居心“险不可测"，他们跑来赈灾，是 想乘机收买人心，窥探我大清国的虚实。"山西巡抚曾国荃很快就接到了谕旨， 要他“婉为开导，设法劝阻"，将这些外国人劝离山西，因为“外国捐助名为 善举，实则流弊滋多" 42。所以，当李提摩太第一次去巡抚衙门求见曾国荃时， 他不但没有受到礼遇，还被当成了不怀好意：
曾国荃于1876年秋就任山西巡抚，山西搞成遍地皆是罂粟这样的局面，完 全不是他的责任，所以他敢在奏折之中如此细致地陈述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的一个秘书一一我必须先见他--告诉我说，巡抚因为我的出现非常生 气……他认为我的到来只是为了收买人心，使民众对政府离心离德。心.
买，山西唯一的办法，就是以高于粮价十倍的代价，翻越太行山向东去别省寻找 粮食。16
然而，山西的灾情实在太过惨重，曾国荃没有遵旨将李提摩太"请”出山 西。在给朝廷的回复中，曾国荃赞扬了李提摩太，说他带着银子来到山西，先 在阳曲、徐沟等地赈灾，"诸称平顺"，与地方官府非常合作，并没有闹出任 何事端；之后听说山西省南部的灾情尤其严重，又“愿赴平阳散放"，到了那 边之后事情也都办得“极妥协”，完全没有学政瞿鸿概"所奏情事"。44
按曾国荃的说法，山西仅有35万顷耕地，本就不足以供养山西1000多万百 姓，如今竟是"弃田之半“来种鸦片。据他调查，山西北部“大、朔、代、忻 及归化七厅”，原本是山西的主要产粮区，以往每到秋后，就会有粮食从北边 络绎不绝运到太原，如今则是"罂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山 西南部的"平、蒲、解、绛”等地，以前都是依赖从陕西的渭南平原购买米麦为 生，如今"秦川八百里……（渭南）亦遍地罂粟”，渭南平原的粮食产量连本地 百姓都已养不活，自然也就没有粮食可以卖给山西。南北情形如此，西面无粮可
李提摩太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给灾区带来实际援助的人。1876年在山东青州 府的赈灾，李提摩太动用的是个人积蓄；当他发现灾情规模远比想象中严重 后，即亲自前往烟台向外国侨民进行募捐，又通过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 《万国公报》《申报》等媒体，不断刊载山东的灾情信息，呼吁居住在中国的 外国人士向灾区捐款。最后成立了一个由传教士、外国商人和驻华外交官组成 的"山东赈灾委员会”（该委员会后升格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与英国 伦敦成立的、以前驻华公使阿礼国为首的“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有着密 切合作），募捐事宜由该委员会负责，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则负责深入灾区察看 灾情，统筹具体的放赈事务。在山西太原、平阳等地，李提摩太共发放赈款12 万余两白银，救助灾民15万余人。在山西临汾，官府自光绪三年（1877）十月 到光绪五年五月，共发放赈款4.82万两，李提摩太在光绪四年夏到次年三月，在 该地共发放赈银5万余两。45
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 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磷瘠之区…… 查罂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罂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 纵令全行播种嘉谷，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民食安 得不匮？ 15
这种切实的赈灾能力，也是曾国荃愿意在奏折中力陈李提摩太绝非不怀好 意的缘故。但朝廷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曾国荃大不相同。相比救济灾民，朝 廷更忧虑洋人此举是在“怀柔远人”，而这原本是大清国才有资格来做的事 情。尽管传教士们的赈灾活动几乎全部是在得到清廷的许可之后进行的，且有 指定区域并由地方官员监督，并不会给他们多少宗教宣传的空间，但传教士们 仍会因赈灾活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进而也就会改善他们在底层民 众中的形象，一如李提摩太所言："我想饥民分发救济的经历，对群众而言， 颇具说服力。这说明，•我的宗教是可靠的。"传教士的形象改善，自然会引 来问询者，李提摩太则顺势送给每个前来问询的人“《教义问答》和《赞美 诗》" 46o这种事情，让身处庙堂之高的统治阶层如坐针毡，也让身处江湖之远 的士绅们如疑在喉。
但鲍的继任者曾国荃不会忽略这一点。1878年初，他在给朝廷的奏折 中说：
1877年旧历二月下旬，苏州士绅谢家福在"以资遣灾民”（带着资金去赈 济自山东南来的灾民并将之遣送回籍）自泰州归来，途中听到了一个消息： 包括李提摩太、慕惟廉:倪惟思及英国驻烟台领事在内的一批西方传教士， 正在山东赈济灾民。这让谢家福立刻紧张了起来。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自 己获知此事后的焦虑心情：
鲍源深强调了两点原因：一、山西土地贫瘠，百姓多以商业谋生，只有两 三成百姓务农。但太革军与捻军的兴起，让山西商人的生意遭受了重大损失。 二、丰收年份，山西的粮食都需要自邻近省份买入，更何况1877年大旱颗粒无 收。这两点原因，当然都是真实的，但鲍源深有意没有提另一项同样极为重要 的原因：官府在山西推广"本土鸦片种植”。鲍源深出任山西巡抚，是同治十 年（1871）九月到光绪二年（1876）八月，提山西的鸦片种植，那是在给自己 找麻烦。
知耶稣教之洋人慕惟廉、倪惟思、李提摩太及烟台领事哲美生等在东齐赈 给灾民，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 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已。外
沃壤，产粮本属无多。.即在丰年，不敷民食，必须仰给于邻省。本年入春后， 迄未透雨，刻值青苗长发之际，出土一二寸许就已枯槁，眼见收成难望，人心 咸切惊惶。到处黎灾、遍野哀鸿，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 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为粉，和土为丸，饥饿至此， 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亡。惨目伤心，与言欲涕。14
谢家福担心洋人借着赈灾向民众布施恩惠，然后扩张他们的主张与思想。 觉得自己不能无动于衷，但自己又能力有限无法可想，于是耿耿于怀非常难 受。在这种“耿耿于怀"情绪的支配下，谢家福给熟识的江南士绅们写信，尝 试着鼓动他们站出来，与洋人的赈灾行动相抗衡。
晋省向称财富之区，实则民无恒业，多携资出外贸易营生。自经东南兵 燹，生意亏折，富者立贫，元气大伤。其系种地为业，仅十之二三，又兼土非
谢在信里说，洋人们在山东，明里打着赈灾的幌子，暗里却干着收买人心 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民心恐将流失，异教恐将横行，必成中国之大患。谢 建议筹集巨款，采用“跟踪济赈"的方式，来消除洋人赈灾对中国民心的损 害。简单说来就是追踪洋人的救灾路线，洋人前脚发完赈银赈粮，我们后脚跟
1877年初夏，山西前巡抚鲍源深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有一段解释：
上再发赈银赈粮。谢还说，这是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并赋诗一首：
山西为什么无粮？
大兵之后又凶年，
戒鸦片难，戒鸦片财政更难
国计民生孰见怜？ 安得赈钱三十万， 管教压倒慕维连！虫
但在高压政策之外，也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毕竟，类似的告示，山东 的巡抚衙门也曾张贴过，但山东抢富户很常见。而且，也不能说山东的饥民不 怕官府，他们恳求李提摩太做起事的领袖，正是为了找把保护伞来对抗官府的 围剿。牛庄村的石碑《丁丑大荒记》也提到过，村中“强壮者抢夺亡命'「，求 生的本能是可以突破官府高压带来的恐惧的。但李提摩太在山西，确实没有见 到大规模的民变。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提摩太抵达山西之时，饥荒已进入第 三个年头，灾区早已很难找到有粮的在野富户，民间已无粮可抢。有统计称， 1877年山西全省人口为1643.3万人，1883年仅为1074.4万人，净减568.9万人。其 中，太原灾前人口约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13
除了 “跟踪济赈"，谢家福还主张以收养难童为先，与传教士展开竞争。
地方官府的高压政策，无疑是原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在 赋予"村镇首脑"对抢掠者就地正法之权的同时，山西巡抚衙门还出台了政 策，强迫民间绅富捐粮保村，可谓一手控制饥民，一手控制绅富。晚清时期， 山西的社会控制一直做得比较好。这一点，可由后来义和团在山西的兴衰，完 全随山西巡抚衙门的立场而浮沉这一事实得到印证。
在给好友李金情的信中，谢家福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难童从洋人 的手里抢过来，“东省灾后，子女流离者不可计数，为他族收养者，闻有数百 名之多。窃恐人心外属，异说横行，为邹鲁之大患”，正所谓"急则治标"， 这个“标"就是儿童，因为儿童智识未开，情窦未通，最容易被异族蛊惑。他 在信中激动地写道：眼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之中，再也不能重新 做人，但凡有血气者，“能无锥心肝、竖毛发，亟图补救哉”。皱
在遍地皆是饿殍与死尸的山西，李提摩太生出了一种困惑："置身于这无 所不在的灾难之中，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没有人抢劫富户？ "这种困惑，很可能 与前文提到的李提摩太在山东的经验有关（不断有人上门乞求李提摩太带他们 去抢大户）。在1878年1月30日的日记中，他尝试着给出一种解释："今天，这 个疑问有了答案：每一个村中都贴了告示，宣布巡抚有令，任何人胆敢行凶抢 劫，各村镇首脑有权对抢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现象出奇地少。大家都听天 由命，我唯一看到人们流眼泪的场面是在母亲们埋葬她们的孩子的时候。”口
这些倡议，在江南的士大夫圈子里获得了普遍认同。苏州士绅袁子鹏给谢 家福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多收养一名，就少 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5°。另一位苏州士绅尤春畦则说：
新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在1877年底给朝廷的报灾奏折里，也提到山西灾情 之惨。曾国荃说，自己奉命巡察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 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气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 御，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 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 "总体算下来，山西有80多个州县发 生了饥荒，"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11
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 量，事却甚好。幼孩如何领来，有亲属者作何安顿？至来苏之后，经费无不 竭力。“
光绪三年，岁次丁丑，春三月微雨，至年终无雨，麦微登，秋禾尽无，岁 大饥。平、蒲、解、绛等处尤甚。先是，麦市斗加六，每石果银三两有余；至 是年，每石银渐长至三十二零。白面每斤钱二百文，馍每斤钱一百六十文，豆 腐每斤钱四十八文，葱韭亦每斤钱三十余文，余食物相等。人食树皮、草根及 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猫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 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卖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 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家产尽费，室如悬罄，尚莫能保其残生。人死或 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餐，较之易子而食，折骸以爨 为尤酷。自九、十月至四年五、六月，强壮者抢夺亡命，体弱者沟壑丧生，到 处饥殡相望，往来饿殍盈途。一家十余口，存命仅二三；一处十余家，绝嗣恒 八九。少留微息者，莫不目睹心伤，涕泗啼泣而已。此诚我朝二百三十余年未见 之惨，倦，未闻之悲痛也。虽我皇上赈贷有加，粮税尽蠲，而村共绝户一百七十二 户，死男女一千零八十四口。总计人数死者七分有余。10
有了士绅们的支持，谢家福启动了赈灾行动。友人高龚甫致信谢，鼓励他 努力去做，"不可存推诿之心"。谢家福在回信中说：“弟之此行为敌夷，不 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 顶，有所不辞。” "意思是此行的目的乃是抵抗夷人，而非为了赈灾。赈灾讲究 仁心，抗夷讲究大义。为了大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李提摩太的日记没有夸张。山西的牛庄村（今归运城市盐湖区上王乡管 辖）于1883年，也就是灾情大体过去数年之后，立有一块石碑《丁丑大荒 记》。该村在饥荒中死去了70%以上的人口。石碑上所刻内容实可谓惨绝人寰：
“抗夷”的旗帜赢得江南士绅们的高度赞赏。上海士绅王震保来信说，谢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在下一个城市是我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一幕。清 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 女尸。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 另一个坑里。" 9
家福将众多孤儿从黑暗的"禽兽之域"中拯救出来，实在是一种伟大的壮举， 这壮举足以证明世事尚有可为。王麋保说，自己很愿意与谢一起并肩战斗，抵 抗夷人。53
太原后首次有人向我乞讨。" 8
"抗夷"的旗帜也给谢家福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让他拥有了强大的精神力 量来克服振灾行动中遇到的种种苦难：“生平灭夷之志，刻不能忘……（如 今得此机会）而交臂失之，则身存实死，天下不必有此人，谢家不必有此子 也。” X捐款者当中，偶有人提出耶稣教与天主教不同，不必过于仇视。谢家福 有这样一段义正辞严的向击：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半天内就看见了六具尸体，其中四具是女尸。 一具躺在一个敞开的棚子里，赤身裸体，腰上缠着一条带子；一具躺在小河沟 里；一具浸在水里，半身暴露出冰面上；一具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躺在路 边的一个洞口旁；还有一具已被食肉的鸟兽撕碎；还碰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 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另一个年轻人背着他的母 亲--她已经没力气走路了，看见我盯着他们，年轻人便向我求助，这是我离开
某之所办者，不第在教门之良莠，尤重在中外之界限。山左灾民受洋人赈 恤三月有余，几乎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矣。诸君好善乐输，下以回已去之人 心，上以培国家之元气。即此便是忠臣，便是义士。若不能权自我操，反为教 堂筹费，如国计何？且既受教堂之赈，必服外洋之教，无论其为天主、为耶 稣，终不当以中国之民，服外教而废五伦，童子何知，坐令陷溺，于心安乎？ 55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边躺着四具尸体。其中一个只穿着袜 子，看来已没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着移动。有两个是女人，人们为她们举行 过葬礼，只是把脸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对其中的一个更仁慈一些，没有把她的 衣服剥去。第三具尸体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盛宴。随处可见肥胖的野熊、野 兔、狐狸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 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说：我们的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 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7
大意就是，谢家福并不在乎天主教、耶稣教的分别，只在意"中外之界 限"，也就是不能让山东的难童接受洋人的赈济，不能让他们"知有洋人不知 有中国”。
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过两个显然刚刚断气的人。一个衣着鲜亮， 但死于饥饿。往前走没几里路，发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走在我们前面，摇 摇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阵风吹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 6
受这样一种"抗夷优先"理念的支配，谢家福将募来的活动经费几乎全部 用来与传教士争夺难童。曾有人建议谢拿出资金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 燃眉之急，结果被谢拒绝，理由是：儿童与成人不同。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 慷慨赴死；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在 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救济儿童，以免其失节于洋人。谢在日记中说， 自己对这个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气
1878年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 个人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碰上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 扛着已经死去的大约十岁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甫'和送丧者， 把孩子放在了城墙外的雪地里。" 5
谢家福所谓的"成人有觉悟，可以持节慷慨赴死"，并非虚言。1877年的 山东，就有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 赈”的事情发生57。河南也是如此，某些灾民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社会上还 出现了谣言，说传教士借赈灾之机行虐待之实，以致有参与赈灾的洋人无奈给 《申报》投书说：
无意带领饥民起事的李提摩太，在山东做了一年多的赈灾工作。1877年 秋，他去了灾情更严重的山西。在那里，他见到了更骇人听闻的人间惨相，并 将这人间惨相，写入了自己的日记。
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 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 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 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58
李提摩太拒绝了秀才们的请求，"我告诉那两位民众代表说，我从来没想 到要干这种事情，因为那只会加重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暴动一旦开始，没有人 知道会如何收场，但毫无疑问会造成大规模流血。我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 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们的处境”。4但类似的请求，仍不断来到李提 摩太跟前。比如，7月3日晚上，青州东面某个受饥饿之苦的村镇也派了代表前 来，希望李提摩太做他们的领袖。
不要洋人赈灾的银子，害怕被洋人骗了去剜眼挖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 情。此类谣言已在大清国读书人圈子和底层社会流传了上百年（甚至可以追溯 到明朝利玛窦来华的时代）。但有人模仿《铁泪图》将传教士画成凶神恶煞， 将剜眼挖心之类的场景用宣传品具象化，这显然并非灾民所为之事，他们温饱 都成问题，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就是说，河南也有一批类似谢家福这 样的士绅，怀揣着"灭夷之志”在努力保卫“中外之界限”。
交谈之后，李提摩太了解到他们的真实目的："他们两人是一大群人派出 的代表，大家希望我能作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因为当局不能提供食物，他 们活不下去了。他们已经安排好了房子，并且有数不清的人准备接受我的命 令。" 3简单说来，就是希望李提摩太出面，带领饥民们去抢粮食。朝廷和地方 官害怕外国传教士，已是大清国广为人知的一种常识。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河南，传教士们不被允许逗留，也不被允许以任何 方式参与赈灾。地方政府还发布了通知，若洋人不离开河南，官府不保障他们 的生命安全。当传教士花百香等人抵达开封时，城内已遍贴告白"宁可食夷 肉，不可食夷粟”，书院也罢课称“要与西人打仗”，且下了战帖约在第二 天59。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放弃了赈济河南灾民的计划。
作为一种"地方官员不敢得罪"的存在，外国传教士成了饥民们努力想要 争取的资源。6月30日，两名约三四十岁的秀才从寿光县和益都县赶来拜访李 提摩太，但未能得见。第二天他们又来，一进门就跪下，请李提摩太收他们做 弟子。
据前往河南赈灾的苏州士绅孙传鸿《游汴见闻实录》里的描述，彼时的河 南，正在上演“父子相食"，前一刻卖儿子后一刻反悔来赎“则小孩已在锅中 矣" “遥见一人持一（人）腿随食随走" “人肉煮好者每块八文”……的人间 惨剧。6。
5月的时候，青州的饥民们已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见到，“一群 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 下一顿。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很不错，便组成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 村子地劫掠取食”。2
但是，本文绝非是要将谢家福这样一位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重要人物，塑 造成一种简单的负面形象。事实上，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才是支持中 国北方艰难熬过丁戊奇荒的核心力量。谢一生从事赈灾活动，“先后通解赈 银二百五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活人无算”，这里面还不包括赈济山东灾民（难 童）不足一年即筹集到的43万余两白银。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救灾之中（至少是 送到了灾区地方政府手中）61 o以山西为例。按《清实录》的记载，清廷中央 所拨赈灾款，总数不过数百万两，赈米也不超过100万石，而《清吏稿•曾国荃 传》里的数据是"先后散发赈银一千三百万两，米二百万石，救活饥民六百万 人”。也就是说，山西绝大部分的赈款和赈米都来自民间，包括中国士绅，也
1876年，“丁戊奇荒"已初露端倪的那个夏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正身 处山东青州。
包括外国人士，其中又以中国士绅为最有力者。这也是《清史稿-食货志》仅 笼统地说：“光绪初年，山西河南陕西之灾，拨币截漕均巨，合官赈、义赈及 捐输等银不下千数百万两”，官史不将官赈数字单独提出的缘故，是"因为其 份额远远小于义赈及捐输” 62。
山西已成人间地狱
时代是多面相的，具体的历史人物也是，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 朝廷失职，以谢家福为代表的民间士绅成了天愁地惨时代里的中流砥柱。但这 些中流砥柱，自身也仍困在陈旧的"夷夏之防"里。
这场灾荒暴露了晚清改革期间地方治理的种种弊病。
自1876年起，至1878年止，中国北方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旱灾，灾 民人数达1.6亿至2亿左右，1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从重灾区 逃亡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1877—1878年是灾情最严重的两年，1877年是丁 丑年，1878年是戊寅年。所以这场人间惨剧，史称"丁戊奇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