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藻这份奏折，显示他将约束同治帝的期望仍放在慈禧太后身上。辅政 的恭亲王与诸位帝师都拿年轻皇帝的任性胡为毫无办法，只有慈禧太后才能管 住皇帝的轻狂躁进。这一点，也在"圆明园重修风波"即将失控之际得到了事 实的证明。
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增一分识见，二 者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慎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认真 讨论。乃
谁也没有想到，年纪轻轻生龙活虎的同治帝很快就去世了。
在帝师李鸿藻看来，同治帝种种政治上的不成熟，与他只热衷"游观”而 不愿为清帝国的命运担起责任有直接关系。所以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里，李鸿 藻劝谏说：前几年皇帝来弘德殿"读书看折"，是一种"孜孜讨究”的态度，如 今却是"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来去匆匆，可谓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他 希望年轻皇帝将精力放到学问中来：
同治帝发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中旬，时间很短，近乎 暴毙。官方文档说他死于天花，民间长期传言死于梅毒。就史料对勘的结果而 言，同治帝确实死于天花无疑。毕竟，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万岁爷进药用药 底簿》经医家鉴定，确实是治疗天花的药方26。帝师翁同稣的私人日记里所载病 情症状与所录药方，也有与天花相合之处2,但民间流传的梅毒说，也非是毫无 根据的揣测。同治帝确实经常偷溜出宫，有感染梅毒的可能。御医李德立是皇 帝的主治医生之一，据其曾孙回忆，李德立生前曾告诉家人，同治帝是染有梅 毒的：
同治帝在风波中的种种表现，可谓集轻狂与躁进于一身，冲动而不顾后 果，决策被情绪严重左右。这足以提供一种理解：1874年的奕诉与文祥等人并 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台。之前的十余年里，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 了她在"维持大局" 一事上的隐忍与得体，而年轻的同治帝显然还无法做到这 一点。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里，他发出过"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 口，不难尽歼此辈（法国人）"的妄言23；在1873年的"公使觐见"中，他又对 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以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仍拿当日之事 来质问反对者："当洋人求觐之时，汝何不奏请止其觐见乎？ ” m略言之，对慈 禧与奕祈而言，"庚申之变"是刻骨铭心的沉痛往事，他们见识过英法联军摧 枯拉朽的力量；但年轻的同治帝很难感同身受（他当时年仅4岁），他念兹在兹 的是要将洋人尽数歼灭。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时，我为此疑案当面问过他，他说，“同治确实是 死于梅毒"。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经看出是梅毒之 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梅毒大 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 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
对这种隐秘动机，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祈自然是洞若观火。慈禧爱子心 切，在1873-1874年，似怀有一种乐见同治帝顺利实现亲政、展示乾纲独断的 心态，故长期未就圆明园重修之事发表意见。奕诉审时度势，也曾一度响应皇 帝发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的号召，在1874年初带头捐 献了第一笔白银共计2万而（后来又补捐了5000两）。随后，醇亲王等8名皇室 成员也在1874年5月份捐献了5.6万两白银。再之后，帝师群体也捐助了银两，虽 然数额颇小，也相当于表达了赞同的立场。22直到李鸿章借着"李光昭案"将 “圆明园重修"再次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言官们冲锋在前，众王公大臣才又 再次坚定立场，联名向同治帝施压。
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 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糊涂吧。既然宫中 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室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 眼闭一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28
“微行"是偷偷摸摸之举，终究不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来得舒坦。所以， 在1873-1874年，同治帝强烈希望耗费巨资重修圆明园，以之作为两宫太后的 养老之所。当年，乾隆皇帝曾以尽孝的名义，将母亲安置在紫禁城外的绮春 园。如今，同治皇帝也想要效仿先例，将慈禧太后安置在重修后的圆明园内。 其目的既是"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热衷圆明园的重建，减少对国家事务的关 注。通过将太后移至园林，从而掌控皇权”T,也是为了彻底挣脱慈禧以母爱之 名构筑起来的牢笼。
第一种可以有效治疗梅毒的药物碑凡纳明.（Salvarsan, 一种有机碑化合 物），要到1910年才由欧洲医学界发明。对1874—1875年的清廷御医来说，梅 毒确实是一种让人束手无策的疾病。翁同稣日记中记载的同治帝的某些症状， 如"腰间、臀部肿处两孔皆流脓，而根盘甚大”等，与"杨梅大疮”的症状似 也很难做明确的区分。对御医们来说，站在自保立场，与其诊断称皇帝得了梅 毒并将之记入药方，确实不如不说也不做记录为妙。对皇室来说，梅毒之症既 然无法治愈，为保住皇权的体面，也只能对外宣称皇帝得的是天花。不过，档 案里治疗天花的药方毕竟难以否定，梅毒也未必会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即致人死 亡（不少人患病后还可卷活多年）。有学者据此认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 天花，终于梅毒” 2"他频繁出宫"微行"，有可能同时感染了天花与梅毒，两 种疾病合力加速了同治帝的死亡。
皇帝懒于读书？说白了就是经常夜间外出，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哪有精神读 书。学生放老师的假，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2。
大转型时代最需要的是见识
比如1874年10月31日（也就是重修圆明园风波发生约两个月后），翁在日 记里说，昨天有马车惊逸入神武门，一直飞驰到景运门，“然同坐车者中官小 李（旁注：上乘轿），照旧当差莫问也"九 中官就是太监。翁这段日记是在含 蓄地说皇帝又悄悄出宫了，回宫时太监所乘之车因马受惊出了意外，万幸皇帝 坐在轿子里，才安然无恙。翁日记里还说，之前的十天里，皇帝也都没有进入 书房读书，之后也是频繁的“无书房"（皇帝传旨今天不上课），翁整整有一 个月没有去弘德殿给皇帝授读讲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言自明："为什么
1875年1月12日，太阳方落之际"，同治皇帝载淳去世。当晚8时，慈禧宣布 将醇王奕谓次子载涌过继给咸丰以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载涌时 年仅4岁。这项有条不紊的安排，显示慈禧太后早已接受了载淳不治这个事实。
“终岁独宿乾清宫"其实也给了同治帝放纵自我的机会，让他可以瞒着慈 禧太后出宫“微行”。据说，同治帝曾游历至湖南会馆，翻检涂抹了某举人的 案头文章。又曾拿着金瓜子（是碎金的一种称谓，为帝王的御用赏赐之物）， 到琉璃厂购物。还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过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把后者吓了一 大跳，赶紧让步军统领衙门派来卫士十余人贴身保护。I7这些说法的具体情节未 可视为真事，金瓜子云云更显出了演义成分。但载淳喜欢“微行"，甚至有眠 花宿柳之举，在朝臣中实是不公开的秘密。除了奕诉在重修圆明园风波中揭破 过此事外，帝师翁同稣日记中也有记载。
翁同解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当天的决策情形：
自6岁即位以来，载淳长期处于慈禧的严密保护与管教之下，很少能随心所 欲。甚至于在同治帝1872年大婚之后，慈禧仍“阴使内监时时监视之”，对他 很不放心。这种严格管教，也见于慈禧给帝师李鸿藻等人的懿旨，要他们在同 治帝亲政之后“照常入直，尽心讲贯” "，继续按以前的办法给皇帝上课。慈禧 的本意自然是将儿子培养成一位贤明的君王。故此，她常告诫同治帝"毋辄至 宫中，致妨政务”，希望年轻皇帝不要将精力过多放在后宫之中。载淳血气方 刚，又不能违忤母亲，只好搞消极抵抗，"于是终岁独宿乾清宫”。16
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 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日：“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 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 听。"则即宣日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3]
除了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清帝国已步入复兴之期外，同治皇帝执着于重修颐 和园，还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摆脱慈禧太后的约束。
据这段日记可以知道，•立年仅4岁的载涌为帝是慈禧与慈安二人的独断决 定，并未与奕诉、奕谭及军机大臣商议妥当。故慈禧询问"此后垂帘如何” 时，有“枢臣"站出来主张"择贤而立”，显见该“枢臣”（一般认为即是指 奕诉）与慈禧之间尚无共识（可能连碰头会议也没有开）。随后，慈禧即以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为由，决定立载港为帝。
挨过揍的人要更靠谱一些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 一句，通常被解读为慈禧贪恋 权力，不愿垂帘听政过早结束。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句话也还存有另一 层意味深长的含义--它直接指向了恭亲王奕诉及其子载徵。载徵时年16岁, 正是适合继位的“年长者"。.
也就是说，在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年轻皇帝载淳几乎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 中坚力量的对立面。
如前文所言，同治帝有微服游观、寻花问柳的癖好，其染疾身亡与这种癖 好有直接关系。在1874年的"圆明园重修风波”中，同治帝的癖好在朝堂上被 揭发，人证之一就是载徵一一载徵自幼在弘德殿给同治帝做伴读，曾因与皇帝 共演“亵剧”而被奕诉施以囚禁的处罚。同治皇帝成年后，时常召载激一同出 宫游玩。这也是奕诉能自载徵处得知同治皇帝"微服"的原因。3z慈禧此时说出 "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责难奕诉， 不点名批评载徵这类“年长者"已与同治皇帝一样彻底学坏无可挽救，只有载 涌这种犹如白纸的幼童，才具备被教育成一代圣君的潜力。
据统计，此番风波之中，公开站出来反对重修圆明园者，"王公重臣有 十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勤、文祥、宝签、沈桂芬、李鸿 藻。翰詹科道学政十二人：御史沈淮、游百川、陈彝、孙凤翔、邓承修、李 宏谟、张景清，詹事袁保恒、王家璧，内阁学士谢维藩，侍讲宝廷，学政李 文田。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地方总督巡抚有吴棠、李宗羲、李瀚章、李鸿章 四人”。M
慈禧以载激不学好为由，一次性否决了皇室近支里与同治皇帝同辈的所有 "年长者”。奕诉虽主张立贤，却无法为自己的儿子载徵辩护，自然也就没有 了立场再来挑战慈禧的决定。
皇帝跋扈至如此程度，两宫太后终于不得不出面阻止，强迫同治帝停止对 王公大臣的惩罚，下发新谕旨赏还奕诉父子的爵位与职务。"至此，"圆明园重 修风波”终于算是消停了下来。
有同治皇帝的教训在前，慈禧对光绪皇帝载涌的教育确实格外慎重。她先 是将曾与同治一起“微服冶游"的侍讲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又将新皇帝身边 的服侍者全部换成"老成质朴”的中老年人，理由是青年人“年少轻佻"会 带坏皇帝；同时还整顿太监系统，将一大批服侍过同治的太监或发往黑龙江为 奴，或送去宫外恻草。在帝师的选择和学业的监管上，更是严之又严。"遗憾的 是，这种严厉管控，并没有让光绪对慈禧产生真正的母子之情，反造成了一种 无法逾越的感情裂缝，这裂缝又深刻影响了晚清最后20年的历史走向。此乃后 话，这里不再展开。
再次日，同治帝又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包括惇亲王、醇亲王、 文祥、李鸿藻在内的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重臣尽行革职。
1875年2月25日，光绪皇帝正式即位。清廷再度回到慈禧垂帘、奕诉辅政的
次日，朱谕下发。里面说："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 恭亲王时，语言之间，曲多失仪，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 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澈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I2较之文祥前一天 看到的版本，过于激烈的言辞如“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等已经删 去，改为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的“语言之间，诸多失仪"。可知文祥的建议虽 未被采纳，但多少仍对同治帝起到了一些影响。
时代。与1861年不同的是，此时的奕诉已没有议政王的头衔（ 1865年被慈禧剥 夺），他是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及曾、左、李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 靠着处理洋务的经验与能力，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清廷改 革的掌舵者。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早已由“双头体制"变成"一线二线"。慈 禧是最终决策者，奕诉是信息的处理者和政策的执行者。1872年，曾国藩去 世；1876年，文祥去世；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奕祈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 与慈禧之间权力天平的失衡越来越大，晚清改革的舵手，也正由奕诉急速过渡 至慈禧太后。
9月9日，同治帝迫于压力发布上谕，停止圆明园工程，改为修缮三海。该 上谕发布之前，皇帝另拟了一道朱谕给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其中列举了恭亲 王的种种罪状，包括“目无君上，欺朕之幼，诸多跋扈，并种种奸弊不可尽 言"，皇帝宣布革去奕诉的亲王世袭罔替及所兼军机大臣等一切差使，降为不 入八分辅国公，同时免去其子载激的一切爵秩，交宗人府严议。显然，这是对 奕诉反对圆明园修复工程、载徵泄露皇帝"微行”天机的严厉报复；"欺朕之 幼，诸多跋扈” 一句，还显示年轻的皇帝对这位辅政亲王早已心生怨恨。文祥 等人接到朱谕后大惊失色，回奏说“目无君上"等罪名，或许存在盛怒之下措 辞过重的问题，希望皇帝冷静一天，"容臣等明日召见后请旨”，或由文祥等 现在另拟一道谕旨“进呈御览"。同治帝对文祥的建议毫不考虑，写下了 “文 祥等所奏着不准行”的朱批。"
李鸿章在1873年说过，清廷所处的环境是"数千年一大变局" "。应对这样 的变局，需要权谋，但更需要的是见识。站在1900年的历史关口回看1875年， 结论无疑是悲观的。同治皇帝的能力与担当，均不足以应对清廷当时面对的局 势。就时代转型而言，他的去世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清廷随后急速迈入慈禧 时代，也并非幸事--慈禧太后是一位典型的权术有余而见识不足的统治者，
多次结伴"微行"。10 ,
"同治中兴"是她的权术所能企及的极限高度。至于引领时代走出变局，已远 非她浅陋的见识所能完成。
出宫"微行"之事被群臣指责，让同治帝极为恼火。数天后，他再次召见 奕谭，欲逼问出究竟是谁泄露了他的“天机"。适逢当天奕谭外‘出至南苑验 炮，只好转召奕诉盘问。皇帝威胁称，若说不出消息源，就等于捏造言辞诽谤 君王，奕诉只好如实回复信息来自“臣子载徵"。载徵比载淳小两岁，二人曾
慈禧太后的知识结构存在很严重的问题。
召见极不愉快。皇帝质问奕诉等人："我停工如何？尔等尚有哓舌？”奕 诉回复说："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随即开始念众人共 同起草的奏折内容。同治帝大怒，喝问奕诉："此位让尔如何？ “言语激烈至 此，以致本就有病在身的文祥"伏地一恸，喘息几绝”，不得不被人搀扶先行 离开。奕诉被怒斥后，换醇亲王奕谓出面“泣陈”，当奕谭说到皇帝不该频繁 出宫“微行"时，载淳再次发飙，“坚问何从听闻”，坚持要奕谭说出消息来 源拿出人证，否则就不能与他罢休。无可奈何，奕谭只好说出具体的时间与地 点，同治帝“怫然语塞”没了话说。9
一方面，毋庸置疑，垂帘多年，慈禧于高层权力斗争颇具心得。早在听政 之初，慈禧即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 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选录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 母后临朝事迹，共计108人，每人1条至23条不等，总计314条35。精深的“帝王 术”造诣，是慈禧在晚清历次高层权斗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倚仗。
拖延了两天后，经众人再三请求，同治帝终于召见奕诉等人。
另一方面，慈禧又严重缺乏近代科学常识、文化常识与政治常识。
1874年8月18日，李鸿章上奏报告"李光昭案"的调查情况。针对圆明园的 不满舆论趁机再起。8月27日：恭亲王奕诉、醇亲王奕谭、惇亲王奕磔、军机大 臣文祥、大学士李鸿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联名上奏，请求停止修建圆明园，这是 同治帝亲政以来未曾见过的阵势。
科学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她在庚子年深信“神术”可以抵御八国联 军。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一段情节，是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慈禧面前表演各 种"神术”，慈禧赏过他们之后转身即对左右解释："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 戏，全是假的，骗不了我。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若是不能善加利用 可不得了，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 M这段剧情，其实高估了慈禧的认知能力。 因地方督抚一再责备朝廷走上了 “邪术保国”的歧路，慈禧确曾在1900年6月下 达过一份谕旨，说自己之所以要重用义和团里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因为当
一回两头通吃的中间商，先是联络内务府说自己可以弄到一大批巨木，"价值 数十万金"，愿砍伐后运往京城报效皇上。内务府向同治帝报告此事，同治帝 遂下旨给了李光昭一堆特权，如沿途关卡免税放行、可与督抚会商事务等。李 遂摇身一变，成了自称"奉旨采办”的钦差。搞定了皇帝，下一步自然是去搞 定木材。李光昭没有经营木材的经验，他跑到湖北一番考察后，发现去深山砍 伐巨木耗时费钱，没多少差价可赚。于是改变主意去了香港，以"圆明园监督 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一名法国商人订立合同，向其购买5万余两白银的木 材，商量好木材运到天津后再付款。另一头，李光昭却向内务府报告说这批木 料价值30万两白银。结果，洋商履约将木料运到了天津，李光昭却没有筹集到 足够的资金付款，被洋人告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处。李细察合同后大惊，发 现立约者竟是同治皇帝。李光昭与内务府勾结，一头骗朝廷一头骗洋人空手套 白狼的把戏，随之曝光。8
时京城的义和团已多达十数万之众，若采取剿灭政策，恐将其激反酿成心腹之 祸"，希望地方督抚能谅解这一万不得已的苦衷。这道谕旨，大约正是《走向共 和》中那段慈禧台词的史料来源。
李光昭是一名广东商人，据说曾买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但始终没拿到部 照。同治帝命各省采办木料的谕旨发下去之后，引起李光昭的注意。他试图做
其实，该谕旨只是慈禧特殊情势下的一种自我辩解，并不足以证明她不信 “邪术” 38。反倒是1900年7月16日慈禧下达的另两道谕旨，非常明确地证实她 确实干过"邪术保国"之事。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圆明园重修已成定局的时候，却发生了荒唐的“李光 昭案”。 •
第一道谕旨由军机大臣寄给直隶总督裕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奉 上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 佛法。该僧现尚在津。着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络义和团民，设法堵击，毋令 夷逆北窜，是为切要，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39第 二道谕旨系"军机大臣面奉”，也就是当面下达给军机大臣，接旨者是五台山 的一位和尚：“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 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该僧素善修持，心存报国，着即联属义和团 民，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毋任肆扰，荼毒生灵，实为厚望。钦此。” 4。
这道谕旨，在五天之后引来了福建道监察御史游百川的反对。同治帝大 怒，又将游百川召来诘责。与沈淮不擅言辞不同，游百川面对皇帝的斥责仍能 侃侃而谈，“廷i争谭谭数百言，声震殿瓦" 7。怒意难消的同治帝再次拟旨，痛 斥游百川不能体察自己对两宫太后的孝心，实在是可恨至极。1874年3月，在载淳 的一意孤行下，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启动。内务府行文湖广四川等南方省份，要 他们采办大型木材3000件运往京城使用。
慈禧之所以急命“深通佛法"的僧人前往堵击、剿办八国联军，是为了弥 补义和团的神术失效。据《庚子传信录》记载，拳民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受挫 后，6月20日，大学士启秀奏请：“使臣不除必有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 兵，请召之会攻。” 41普济和尚俗名李向善，乃清末民间秘密宗教"九宫道” 的道首。李向善自称弥勒佛转世，怀有“神法"。他与慈禧是否有过直接交往 已无法考证。有学者认为，依据"九宫道"遗留下来的材料，1892年，慈禧曾 赐五台山极乐寺匾题"真如自在"四字，并敕封李向善为“极乐寺丛林普济 师”。也有学者认为，李向善当年的影响力已扩张至京城，世袭承恩公头等侍 卫志钧、大学士启秀等，都是李的信徒，但“真如自在”四字恐非慈禧正式的 赏赐，可能是“经由志钧之手"间接取得。42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来陕西道监察御史沈淮的反对。沈上奏说，国库空 虚，水旱灾害频发，军务也尚有许多待办之事，此时绝非修圆明园的时机。同 治帝读到奏折后“震怒，立召见，谕以大孝养志之义” '为示圆明园必修的决 心，同治帝于沈淮上奏的次日又下了一道谕旨，说现在国库确实空虚，水旱灾 害确实频发，军务确实还有许多该办之事，自己也是个"躬行节俭"之人，绝 不肯大兴土木增加天下负担，但两宫太后"亲裁大政十有余年"，现在要退下 去，如果没有一个颐养天年的所在，"朕心实为悚仄"，心中是有恐惧与愧疚 的。所以圆明园还是得修，但"不得过于华靡" %
普济最后有没有奉旨前去用"神法”抵御八国联军？尚无足够的材料可以 说明。据庚子年任职军机处的高树讲，"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 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彳骑赤兔马 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其胞弟高相的日记、陈恒庆的《清季野 闻》，也有相似记载。也此"普净”与谕旨中的“普济"是何关系？有人推断认
年轻的同治皇帝似乎也觉得中兴之期已至。1873年亲政后，他便将重修圆 明园的计划提上了日程。这年10月，同治皇帝以给两宫太后修筑颐养天年之所 为由，颁布上谕重修圆明园。帝师李鸿藻一再谏阻，说这是“以有用之财，置 无用之地” \于是同治皇帝在11月17日再发上谕，说自己只是“择要重修"， 并不是要全盘恢复圆明园的旧观，目的只是向两宫太后尽孝，且希望"王公以 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 ，所谓“择要重修"只是好听之词，实际涉及 建筑多达3000余间。
为，普济奉诏后"他自己没有留住京师，只派一道首诡称能关圣附体……”， 这个被推出来作炮灰的“道首”就是普净。也有意见称，"普济似未奉旨参与 天津战事"，普济"在1900年来过北京之说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 o 45 .
“庚申之变"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这一直是爱新觉罗皇室最沉重 的伤痛。同治年间，太平军、捻军俱被镇压，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也因总理衙门 奉行条约外交而有所缓和，虽最高决策层仍时常因天津教案等突发事件而忧惧 “庚申之变"重现，但在一般官员和普通知识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 兴气象”。1863年，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上奏说"此诚我国家 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强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与"中兴"的舆论大体同步，朝堂 上也出现了重修圆明园的主张，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请修理园庭以复旧 制”。虽然该建议被恭亲王奕诉以"军务未平，民生困苦流离” 2为由驳回，德 泰本人也被革职，但也足见朝野内外已渐渐萌发出了自大心态。
不管最后的执行情况如何，李向善的"神法"在庚子年受到慈禧的青睐， 这一点是有谕旨可证的。慈禧青睐九宫道的"神法”，也相信义和团的"神 功”。正如孔祥吉所言：“不能简单地说慈禧只是企图'利用'义和团。清宫 档案中有许多资料说明，慈禧对义和团的某些'教义'‘法术'是深信不疑 的。”.科学日益昌明:是19世纪世界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慈禧没 有注意到这股潮流，更没有接近过这股潮流。身为最高决策者，她对"六丁六 甲神兵"的迷信，与当时的普通乡野老太并无区别。
1874年的重修圆明园风波，将年轻皇帝的这种心思表露无遗。
文化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始终觉得外国传教士会挖人眼球。裕庚 之女德龄曾随父在欧洲生活，1903年回国后充任慈禧的贴身女官。据她回忆， 慈禧相信李莲英的说法：“李莲英说外国教士有一种药，给中国人吃了，中国 人就会自愿信他们的教「于是他们再假意叫中国人仔细想想：说他们是不愿意 强迫人家违反自己意思而信教的。教士还要拐走中国的小孩，把他们的眼睛挖 出来做药。”德龄告诉慈禧，这些都是造谣："我曾碰到许多教士，他们心肠 都很慈悲，愿意做各种事情来帮助穷苦的中国人，我又告诉她，他们怎样救济 孤儿……"慈禧无法反驳德龄的话，但她仍表示不解："不过这些教士，为什 么不在自己国里帮着自己的百姓呢？ "47
然而，随着同治皇帝载淳年岁渐长并于1873年正式亲政，群臣们发现皇帝 其实并不喜欢"同治”这个词，也不喜欢与两宫太后、恭亲王和官僚集团共治 天下。
教案与晚清最后的五十年纠葛极深，慈禧对传教士的认知却长期停滞在这 种程度，竟让李莲英这样的人物成了她的信息来源，可见她早已深陷在自己一 手构筑的“信息茧房”（或谓“信息舒适区”）里，知识结构久已不再更新。
清帝国在1861年定年号为“同治"的含义，既是指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诉 共同辅政，也是指爱新觉罗皇室改弦更张，放弃了咸丰时代以高压整肃官僚集 团的路线，要与内外满汉群臣共治天下，要“你好我好大家好”。
政治常识欠缺的典型例子，是慈禧无法理解种种近代政治常识，比如“立 宪”。这当然也正是知识不再更新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证之学理，或是验之史 实，“立宪”的核心内容必然是“限制君权，扩张民权"。但慈禧在清末新政 之中却相信了载泽的谬论，认定"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削夺地方督抚们的权 力，进而"巩固君权”。载泽于1906年8月23日进呈密折，慈禧9月1日即宣布 "预备立宪”。^待到慈禧发觉"自己所理解的立宪”，与“地方督抚们所理 解的立宪”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码事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已一发不可收
朕将皇位让给你恭亲王如何？
拾。故而，1907年召见自日本留学归来的曹汝霖时，心存疑惑的慈禧特意询问 曹，要他说一说"日本立宪"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 "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 "人民有选举权” “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 如此种种，与慈禧之前的认知完全不同。据曹回忆：“太后听了，若有所思， 半顷不语。""半天不说话，大概是曹的回答给了慈禧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 最后演变成了悔恨。担任晚清宫廷史官十余年之久的作毓鼎，在日记中披露 说，1908年11月15日，慈禧于病危弥留之际，"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 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5。
这是改革前路命运难测的一年。
其实，早在1869年，曾国藩就已隐约觉察到清廷的改革缺乏一个合格的领 袖人物。那年，他依据之前在京城的各种近距离接触，给了慈禧一句评价：
在晚清的改革过程中，1875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年份。首先是同治皇帝在 这一年去世。去世之前他已亲政了约两年时间，在这短暂的亲政期内，同治皇 帝对晚清改革的掌舵者奕诉和参与改革的官僚集团，均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敌 意。其次是慈禧太后借着立幼主为帝，自后宫走入前朝，再次获得垂帘听政的 权力。这位刚刚年满40岁的女强人，此时已谙熟各种传统权术，但她的见识还 远不足以适应时代转型的需要。
“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也给了奕祈一句评价：“极聪明，而晃荡不能 立足。”"前者说的，大约是慈禧并不了解时代之要务何在，故召见曾国藩问 话，却问不出什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后者说的，大约是奕诉的权力基础不 稳固，政治地位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政策自然也就很难有什么延续性 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