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 真有万不可解者矣。17
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其详。”16同时还在信中 感叹自己提倡的种种改革措施，包括开煤矿、修铁路、设电线、添洋学等，均 难得到朝野的支持，故收效甚微：
由"师夷长技”出发，李鸿章的认知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其实是一种水到 渠成--近代文明是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李鸿章办洋务虽仅从引入军事技术与 先进武器入手，但军事技术与先进武器势必关联机器制造业等领域，这些领域 又势必关联铁路与开矿等事，上述种种又势必需要革新教育制度来提供人才支 持；而欲革新教育制度，又关系到科举兴废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李鸿章搞了 三十多年洋务，慢慢获得上述认知，不是什么奇事。
至晚到19世纪70年代末，李鸿章已经抛弃了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 人之上"的旧观念。当郭嵩煮于1877年致函李，向他详细介绍欧洲的议政体制 时，李鸿章已可颇为自信地回复称自己对这些东西也有一些了解："西洋政教
可惜的是，李鸿章等人无力让实践与认知同步。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 馆欲引入近代天文与数学课程，朝野内外便责难之声四起，纷纷鼓吹大清的立 国之道是礼义而非权谋，说什么真正的强国之术在于人心而非技艺。李鸿章与 曾国藩于19世纪70年代合作推动的幼童留美，后来也被迫于1881年中止。那些 归国的幼童成了朝廷眼中的"思想犯”，一度被施以严格的人身监控。引入近 代学问难，单纯引入近代技术成果也难。铁路建设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李鸿章 等人自19世纪60年代即筹划引入铁路，结果屡被朝廷以打压舟车运输、夺小民 生计、便利敌军深入国境等理由驳回，言官们扣下来许多帽子，如"似为外国 谋，非为我朝廷谋也"，“无非为肥己进身之地，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 I8 之类。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15
这自然是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帝国朝野的多数知识分子仍 深陷在传统的"治国平天下之术"中难以自拔。他们普遍怀有一种文化优越感 与制度优越感，视洋务为不足道的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煮赴英担任公使， 经学家王闿运闻知后写信谆谆告诫郭，要他到英国后承担起时代的责任，用 “圣道"规劝英国人改邪归正：
军事之外，李鸿章也在思考一些政治与经济问题。比如欧洲列强普遍疆 土狭小，却"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清帝国疆域辽阔，却是“积弱患 贫”，财政收入捉襟见肘。李鸿章对此深感困惑，希望找出原因。他早年认 为答案在于列强有"煤铁二端"，后来他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欲自强，必 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 \ 也就是意识到了以工商业立国的重要 性。基于这种认知，李鸿章开始扶植绅商，支持他们购置机器创办织布局之类 的民用企业。在给朝廷的奏折里，他成了 "民富方能国强”理念的支持者：
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 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 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 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此诚 不虚此一行，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19
1864年，李鸿章致信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 火器万不能及” \此时，李鸿章的立场与奕圻的"中国自有体制”之说尚无分 别。但在之后不断的"买买买”中一一在长约30年的漫长时间里，李鸿章一直 是近代军事器械和军事技术的忠实采购商--他对近代器械与技术的认知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比如他渐渐明白，仅靠购入先进武器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与 之相适应的具备近代军事技术与军事理念的人才："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 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 I3北洋海军留洋管带群体、天津水师学 堂等，都是这种认知进化后的产物。
王闿运这番话的大意是：英国这地方乃是荒远的海岛，从来不曾接受过 “经术文儒"的教育和熏陶。所以这个国家的风俗不太行，民众都在追求一些 错误的东西。如果有“通人”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传授他们“圣 道”，传授他们“入世之大法"，让他们抛弃商船回归农桑，走上"崇本抑 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平盛世之道，那么，你郭嵩煮就可以说是 真的不虚此行，就可以与苏武、傅介子这样的古人相提并论。
身在中枢的奕诉小心翼翼力求站稳“中国自有体制"的立场，身在地方的 李鸿章却正越走越远。
王闿运还在信中鼓励郭嵩煮，说"奉使称职，一时之利；因而传教，万世 之福” 2。，你去英国做公使，做好了只有一时的好处；如果你把中国的“圣道” 传给英国人，那才是万世的福音。王迫切地希望郭到了英国之后，将主要精力 放在启蒙英国人这件事情上，努力引导英国成为欧洲版的清帝国，努力将英国 人的思想境界提升至与清帝国士大夫相同的境界：
劝化英夷让他们改邪归正
诚为之告以佳兵之不祥，务货之无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马（码） 头利纷争而不利混一，铁路日行万里何如闭户之安，舟车日获万金不过满腹 而饱。21
法”，有助于“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换言之，清廷只有在与外部世界发生 纠纷时才会参考《万国公法》中的条款，以便用洋人的盾来抵御洋人的矛；至 于平常时日，仍是“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
此信大意是：你要努力让英国人明白，厉害的兵器是不祥之物，孜孜于物 质追求也没有好处，火器能恐吓人但不能让人信服，码头会带来纷争不利于人 心统一，铁路日行万里不如关上门安安稳稳待在家中，轮船火车每日获利万金 也比不上将肚子吃饱。
遗憾的是，或许是为了减轻朝野舆论阻力，奕诉在奏折中仅将《万国公 法》定性为一种与洋人对抗的工具，其价值仅在于内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
王闿运的这些话，今人读来只会当成笑话。但在当时，它不，是笑话，而是 一种延续已久的自信，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自信与共识，对晚清的自 强运动而言，是一种持久绵长的阻力。恭亲王一面印刷《万国公法》，一面声
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 处。即如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丹麦）船只一事，臣等暗 采该律例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10
称"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的缘故，大约也在这里。
“李福斯事件"让奕诉见识到国际法确实有助于外交。于是，在1864年8 月，他正式奏请朝廷批准印刷《万国公法》。奏折中特意举了 “李福斯事件" 为例：
用魔法是打败不了魔法的
该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vonRehfUes）乘军舰由天津人 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近呈递国书。当时，普鲁士与丹麦正处在战争状 态。李福斯在大沽口见到了三艘丹麦商船，遂直接将其扣押。刚刚接触到《万 国公法》的奕诉，以书中所载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洋面扣留 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 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无奈，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道歉，承认此事“咎在 我国”。9
王闿运的这种自信，不是突如其来的。
以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高层，之所以会对《万国公法》感兴趣，既与传教 士丁魅良的大力推荐有关，也是因为1864年发生了 "李福斯事件”。
早在明末清初，利玛窦、南怀仁等传教士携西学来华，知识分子们便喜欢 以"老子化胡”式的想象来理解西学，以保持对中学的自信。比如黄宗羲曾说 "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 22,他发现传 教士输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遂认定是西方人 "窃” 了中国的勾股之术。黄无视了 "各自独立发现”的可能，也忽略了理论 提炼与现象觉察之间的差别。
除了引进西方的器械和技术，清廷在1865年还尝试引入国际法--该年 初，300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供他们在处 理外交问题时参考。这一举动,意味着清廷虽仍固守"华夷秩序”，但也已开 始意识到条约与国际法在外交中的重要性。
类似的论调，也见于与黄宗羲同时代的王夫之、方以智、王锡阐等人。王 夫之在谈论西洋历法时，曾说"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 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可守也”?3；方以智说，西方历法虽然精准，"其皆圣人 之所已言也”，其实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天 子失官，学在四夷"，才被夷人捡了去发扬光大2\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 新优异之处“悉具旧法之中"，老祖宗的旧法里其实都有，“西人窃取其意， 岂能越其范围？ ” "
筹措，大部分须由中央支持，尤其依赖海关收入的按比例拨付，早期是拨付一 成，后增至二成。如果没有来自总理衙门和决策中枢的支持，这种经费保障是 做不到的。有学者如此总结道："可以认为清政府内部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中 枢王公大臣，对于江南制造局这个最重要的军工企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在核心 的拨款问题上一直予以支持，即使在经费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大规模削减 其经费--至少截至1904年是如此。”8
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这些人，都是无权无势的在野学者，影响力终究 有限。真正让"西学起源于中学"这个说法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成为举国知 识分子必须信奉的常识的人，是康熙皇帝。
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情况便是如此。该局在19世纪80年代的运作经费常年维 持在70万两白银以上，最多时能达到100万两白银。这些经费小部分由地方督抚
众所周知，康熙皇帝曾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过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等知 识。但康熙的“好学"并非对知识本身存有兴趣，而是缘于强烈的政治目的， 扼要说来，就是为了折辱汉人知识分子，以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拥有的对 满人的心理优势。故此，康熙自传教士处学得一些天文历法知识后，转头就会将 李光地等人召来，要当着这些汉人知识分子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 的；康熙自传教士处学了如何以数学方法计算河水流量的知识后J也会转头召集 群臣当场示范，使群臣们"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而达到折辱汉人知识分 子的目的。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如此总结康熙这种做法造
地方自己有钱，就省去许多与中央的交涉，自然也就避免了争论，减轻了 阻力。而且，待地方督抚拿钱把摊子支起来，中央财政再给予支持，就容易 多了。 •
成的最终局面：
兵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有动力去引进坚船利炮和制造坚船利炮的技 术。人事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有办法将优秀的人才聚集到自己的幕府之 中。财权扩张，意味着地方督抚在落实改革项目时有经费支持——1865年开办 的江南制造局，共耗费15万两白银，但未动用中央财政分毫。其中，收购虹口 美国铁厂耗费的6万两白银里，有4万两来自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三人的赎罪银， 有2万两由上海道台筹措。李鸿章之前设立三所制造局的资金，以及曾国藩委派 容阂赴美购买机器的资金，也都来自地方，没有向朝廷伸手要钱。7
至康熙后期……学术领域中的领袖，也只有玄牌一人。他自恃周知万物， 又无书不览，学术已凌驾汉人之上，意得志满之态往往难以掩饰。……玄沸虽 不承认自己生而至圣，但学而至圣，他是当仁不让的。26
第二个原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地方督抚的兵权、财权与人事权 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借传教士的学问来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学起源于中 学”来打击传教士。他亲‘自参与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明确宣称西方 历法起源于中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西人学到之后，代代增补修缮，所以才 会比中国本土所传要精密一些。其论文原话是：
相对而言，由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选派人员去学习西方技术、建 设近代兵工厂，阻力就要小多了。总理衙门称赞地方官丁日昌，说他建议搞夹 板火轮船厂“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缘故便在这里。
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 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27
本书前文提到，为了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奕诉于1866年上奏，请求在京 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 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6。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他还在奏折里宣称 西学的源头是中学，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水准高于中国。 奕诉希望翰林院里的那些编修、检讨与庶吉士们，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天文算学 馆，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人才。可惜的是，成见关乎利益，并不容易放 下。朝廷要培养重用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高兴。于是，大学士兼帝师倭 仁亲自披挂上阵，大呼立国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诉的做法是“以 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危机。倭仁的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稣、徐 桐等政治官僚结成攻守同盟，其声势远非奕诉一人所能抵御。
上有康熙负责给出"正确结论”，下面自然会有御用学者负责“摇尾论 证”。于是，"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便成了康熙时代不容挑战的常识。号 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便是"摇尾论证”者之一。梅得到李光 地的开示28,先是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说皇帝的研究独步古今，此前历代学者 "皆所未及" 2。然后又全力帮助皇帝"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 盖天之学”，还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3。。梅一再向人表态，说 自己对皇帝提出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拜服得五体投地：
第一个原因：改革在地方遭遇的阻力，要远小于中央。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 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31
设，是有原因的。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犊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 主。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 科玉律矣。以 -
江南机器制造局诞生于地方督抚之手，而非由改革中枢总理衙门直接创
同样必须佩服至五体投地者，还有宫中的传教士。据梅文鼎之孙梅毂成
李鸿章与曾国藩是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见识到西方坚船利炮之威力的。 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目睹洋人枪炮的精良后，给曾国藩写信说洋人的落地开 花弹"真神技也” *在另一封信里，他还告诉曾国藩，说自己怀着"虚心忍 唇，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5的心思，已开始创设制造局。大略同期，曾国藩也在 尝试利用留美归来的容阂的能量，请他前往美国购买一批“制器之器"。到了 1865年，李鸿章设立的三所制造局，与曾国藩派容闵自美国购回的机器，全部 并入新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说：“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 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 传。”"—无远弗届、不容置疑的皇权高高在上，面对"你们的历法学问来自 哪里？ "这样的问题，传教士们除了重复康熙的御定结论，很难有胆量给出别 的回答。
这是晚清第一家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旨的军工企业。
内有"学术界”拥护，外有传教士认同，“西学起源于中学”之说很自然 地成了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论调。该论调囊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再仅仅局 限于历法。比如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兼具学者与官员身份的阮元，便宣称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张子平（张 衡）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 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 34按阮元 的理解，张衡的地动仪并不是用来测试地震的，应该是一种"地动天不动之 仪”，与传教士蒋友仁带来的"地动说"是一回事，后者或许源自前者，或许 是各自独立发现。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了 “西学源 出墨子"的结论：“西方天学……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墨 子》俱西洋数学也。……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 35
“阿思本舰队事件"这个沉痛的教训，让奕诉急切地感受到清帝国有必要 建设自己的军工企业。所以，当丁日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向朝廷提建议，希望 引进外国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来建立自己的"夹板火轮船厂"时，总理衙门的 回复是极力称赞丁日昌，说他的建议"洞见症结，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二 说出了总理衙门不方便说出来的心里话。不久后，总理衙门便支持李鸿章与曾 国藩，于1865年在上海成立了江南机器制造局。
邹伯奇的这项“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 的薛福成，即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 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 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围%。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也源自中 国的《尧典》与《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中国的"木牛流马遗法" 37。 大略同期，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等人，也均宣扬过"外人晚于中国， 必定拾我之牙慧” 38 "西法固中国之古法” 39 "西法之本出乎中” 4。等论调。当 然了，较之康熙、阮元和邹伯奇这些人，这批晚清知识分子高喊"西学源于中 学”，多了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以此来论证向洋人学习，也就是"师夷长技" 是具备合法性的——既然西学源于中学，那么向洋人学习也就不存在什么"以夏 变夷” 了，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 \ 这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提点与斡旋下，事件最终以 军舰送回英国由英方变价出售、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被解除告终。有统计 称，在这场闹剧中，清廷支出白银172万两，收回102.1万两，不算中间种种人事 成本，已白白亏损了白银69.9万余两。2
也正因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刻意将"西学源于中学”之说与改革的合法性 关联了起来，所以道咸同光时代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较之康雍乾嘉时代
奕近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超支花了出去。总理衙门无法从李泰国那 里拿到有具体账目的详细报告，无法核查他将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已将合 同签署完毕，招募的600多名英国官兵也已经到位。1863年9月，阿思本率舰 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联手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承受全部投入 血本无归的代价，听任舰队解散。这就是中英外交史上著名的"阿思本舰队 事件"。
的“西学源于中学"之说，又有了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后者主要集中在 科学技术层面，前者却已扩张至思想文化与制度建设层面。比如出使日本的黄 遵宪，虽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扩展至“天赋 人权"这种理念。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源流全在墨子，讲人权源自墨子的 “尚同”；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讲上帝和灵魂则源自
当时的东亚国家皆无近代化军舰。如果李泰国的盘算得逞，他将会拥有一 支无敌舰队。这支舰队可以将他送上"全东亚太上皇”的宝座。
墨子的"尊天明鬼"。黄的原文如下：
领导，但只要他不认可,就能以"这是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为由，拒绝向阿 思本传达清廷的旨意，拒绝让舰队为清廷服务。3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 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 尊天明鬼也。奴
除此之外，合同中还有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 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 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这意味着，舰队虽然是清廷出钱购买，名义 上也属于清廷，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
再如出使欧洲的薛福成，他对西方近代政治架构有颇为直接的了解，遂在 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 君”的古代传说即"今之民主规模也”心；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 存有中国的“三代以前遗风”必；上下议院制度也可以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 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 频生。
该年，奕诉试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人脉网络，自英国直接购回一 支近代化舰队。但李泰国另有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于组建的却是一支 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李泰国本人的私人舰队。1863年1月，李泰国与 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Sheraid Osborn,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 合同，内中第二款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 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即 阿思本不仅仅是该舰队的司令官，也将是清廷所有官船（无论中央与地方）的 司令官。
从康熙式的自大到王闿运式的狂妄，清帝国的知识分子在长达百余年的时 间里，与整个外部世界是脱节的。冯桂芬、郑观应与薛福成们反向利用“西学 源头是中学"之说，来为改革拓宽空间，也不过是一种饮鸩止渴之术--正因 为大多数晚清知识分子仍坚信"西学源头是中学”乃不容置疑的真理，冯桂 芬、郑观应与薛福成才不得不出此下策，试图"以魔法打败魔法”。
将西方的先进器械，尤其是军事器械引进进来的尝试，始于1862年。
及至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严复痛定思痛，终于撰文《救亡决论》，正面 痛批“西学源头是中学"这种谬论。他说，某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非真的 了解，只凭着转述耳闻，再从中国古书之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放言说什么
地方干了中枢没法干的事
"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这种人实在是“其语近诬，诬时讨厌"，不但可笑， 还说明中国的民智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严复在文章里仰天长叹:，
但就时代的转型而言，这一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地方督抚们创办了晚 清第一家洋务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这意味着以引进西方先进器械和 先进技术为核心内容的洋务自强改革正式启动。
有此种令人呕啰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1865年发生了许多影响晚清历史走向的事件。比如恭亲王奕诉在这一年被 慈禧太后摘掉了议政王头衔，两宫太后与奕诉联合执政的双头体制开始崩塌。 比如僧格林沁在这一年被擒军击毙于高楼寨，僧王的去世意味着慈禧必须更加 倚仗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军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