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阳具崇拜比刘恒（《伏羲伏羲》）和陈忠实（《白鹿原》）更加直接，但也略带嘲讽。“她用和解的口气说：不管怎么说，这东西丑得要命，你承不承认？……等我抽完了一支烟，她抱住我。我们俩在草地上干那件事。”
“我们俩吵架时，仍然是不着一丝。我的小和尚依然直挺挺，在月光下披了一身塑料，倒是闪闪发光。”
这个是“干”字的一种用法。现在也有地方召开“干文化”学术研讨会，“干”还有很多别的用法，容易引起误解。
第三节，还是接着写“我”在山上被打耳光以后那个晚上。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以前，是一个童男子。那天晚上我引诱陈清扬和我到山上去。那一夜开头有月光，后来月亮落下去，出来一天的星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多。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
《黄金时代》的文字，王小波后来在美国和回国以后还修改过很多次，看上去非常粗糙，其实很讲究。这么精细地描写一场未成功的“野战”，在现当代文学里十分罕见。
这段文字很美，张贤亮或者汪曾祺，大概会把这片风景继续发挥下去，像气象报告或者山水画，给读者不少想象空间，可是这是王小波，“……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我已经和陈清扬做过爱，不再是童男子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干那事时，她一声也不吭，头枕双臂，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在表演。”
都是写“未遂性交”，王小波和张贤亮的文字可以比较。都是女人更冷静更有经验，男的更慌张更激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故事中段突出男人的精神没用，《黄金时代》处处强调男人的身体强悍。张贤亮的男人，其实是软弱无奈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的知识青年，是想以女人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简而言之，张贤亮用男女故事写历史，王小波用历史故事写男女。
《黄金时代》和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各种男女故事都不一样，其他的男女故事，大部分是从好感、同情、理解、喜欢开始，慢慢进入感情和爱情。比如《伤逝》从涓生讲雪莱入手；《边城》唱山歌起步；秦书田和芙蓉姐一起扫街，再去捉奸；小英子也是和小和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朦朦胧胧，最后才一起划船到了芦苇荡深处。当然，也有些男女的故事比较实际功利。白流苏是考虑长期饭票的价值，才去浅水湾谈情说爱；林道静要考验对方是否革命，才决定自己感情的投入，等等。总而言之的规则是，先有情感，才有性感，先有灵犀相通，才有肉体相亲。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主人公最后根本没有进入性感、肉体的层面。好像只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方向是反的，所以令人惊讶。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性写情、以肉写灵的小说。当然，小说最后有没有情，有没有灵，还要读者自己来判断。
“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我赶紧脱了衣服爬过去，她又一把把我推开，递给我一个东西说：‘会用吗？要不要我教你？’那是一个避孕套。我正在兴头上，对她这种口气只微感不快，套上之后又爬到她身上去，心慌气躁地好一阵乱弄，也没弄对。忽然她冷冰冰地说：‘喂！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说当然知道。能不能劳你大驾躺过来一点？我要就着亮儿研究一下你的结构。只听啪的一声巨响，好似一声耳边雷，她给我一个大耳光。我跳起来，拿了自己的衣服，拔腿就走。”
现当代文学中，直接写性的小说也有。沈从文的《柏子》，一夜欢愉，第二天风尘女子在做什么，男人就不敢去设想了，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醉酒突袭，后来又用枕头哄骗，但最后也没有抓住祥子的心。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对黄香久的第一面印象，也是全裸出浴，但后来成了夫妻，还是要吵开。规律好像是，直接写性，要么没有未来，要么悲剧收场。
“先回家一趟”，还有这个“叠好”衣服，听上去整个感觉像预约好的医学实验。
不妨再观察下去，看看王二不再是处男以后的种种“野战”性爱，能否操练出某种真实情感？
陈清扬要先回家一趟，让“我”在后山等她，后来她果然来了。“我”看见陈清扬慢慢走近，怦然心动，无师自通地想到，做那事之前应该亲热一番。陈清扬对此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她的嘴唇冷冰冰，对爱抚也毫无反应。等到“我”毛手毛脚给她解扣子时，她把我推开，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一边，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
初夜之后，“我”回队里和农民发生争执，被打昏过去。有人就叫医生，小说这样写：“陈清扬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这口气很像《绿化树》里的马缨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男人在患难之中对这样的话记得特别牢，也不知道是真的听过，还是一种幻觉。
始终不明白你们男的只是想“炒饭”呢，还是真的有点意思。
伤没大碍，之后男人就去荒山上住了，给陈清扬画了一个路线图，她居然真找来了。“陈清扬说，她决定上山找我时，在白大褂底下什么都没穿……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
第四节：“陈清扬来到草屋门口，她看见我赤条条坐在竹板床上，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兔子，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直立在那里，登时惊慌失措，叫了起来。”
整个《黄金时代》的故事大部分不是“正规军”，而是“野战军”。
接着，小说详细描写“我”和陈清扬第二次做爱。第一次有很多细节当时“我”大惑不解，这一次不同了。“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报应。”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她听了以后就开始发愣，大概是没有思想准备。说了半天她毫无反应。……后来陈清扬说：‘我真笨！这么容易就着了你的道儿！’说完满面通红。我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采取主动，动手动脚。她搡了我几把，后来说，不在这儿，咱们到山上去。我就和她一块到山上去了。”
现代文学当中怎么写性，很多作家有不同的探索。直露有《沉沦》，偷窥房东女儿洗澡——“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隐晦如《小团圆》，“警棍”“老虎尾巴”“小鹿……饮水”，等等。复杂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床事像火山地震；简单像《一个人的圣经》，干脆使用大量动词——摸、插、揉、抓等。《黄金时代》对于文学怎么写性有什么特别贡献？除了重复“小和尚直翘翘”以外，作家喜欢直接使用一些医学卫生术语，比如性交、射精，各种姿势。
男女关系，隐晦私情，淫乱细节，突然回到了科学的名称“性交”，又配合口号式用语“伟大友谊”“奉献”“回报”……王小波用熟悉的语言写出陌生效果，迫使读者思考眼前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不用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像残雪小说里的群众一样；也不必故作镇定假装忏悔，像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野地偷窥。
“晚上我和陈清扬在小屋里做爱。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我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当《黄金时代》一本正经用“敬业精神”“极大的热情”等严肃话语与“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等医学术语来描写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并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时，作家是不是在问：难道男女关系，本来不应该贯注“极大的热情”、充满“敬业精神”？男女做爱，本来不就有“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等不同姿势吗？（那个时代也确实有人不知，后来年老出国看到电影，十分后悔）王小波用戏谑方法提出了学术问题：为什么本来应该是天生自然的东西，写出来反而是陌生化呢？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那天晚上我把我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她大为感动，当即表示道：这友谊她接受了。不但如此，她还说要以更伟大的友谊回报我，哪怕我是个卑鄙小人也不背叛。”
三把做爱细节写进交代材料
这些细节在《王二风流史》中会反复出现：
除了以性写情，以肉写灵以外，《黄金时代》把全部这些“乱搞男女关系”的详细过程、具体细节都写在了交代材料里，这非常“重要”。
第二节，“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第五节记录了农场人事部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要他们写交代，“我”写了，上面说写得太简单了，要重写。
男女初见，就建议举行一次性交，这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也不算创举，之前就有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困觉”。当然，从辛亥革命，进化了几十年，“困觉”的意义、形式和结局都不同了。
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
“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一，陈清扬是处女；二，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一个恶棍。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后开始胡说八道，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
甚至还要交代情绪反应。主人公交代：她总要等有了好心情才肯性交，不是只要性交就有好心情。这一句其实非常关键，但军代表还是不满意。主人公那时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甚至想到可能中国已经复辟了帝制，军代表已经当上了此地的土司。”
这也是常理，同事、同学之间一旦传说有绯闻，哪怕无中生有，之后也可能慢慢变成真的——因为当事人会互相躲避，同时也互相注意。
把这些啰唆具体、不厌其烦的做爱细节文字，正式装进交代材料这么一个特殊话语框架里，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在高压时代背景下，在群众公开窥伺中，本来当事人也不觉得好看的这些器官表现，本来为人忌讳的各种“野战”之事，现在变成了畸形压迫中仅存的自然人性，变成了苦难当中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
不久，“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
小说第六节，还在写交代材料。写了好几遍，终于写出陈清扬像考拉熊。“她承认她那天心情非常激动，确实像考拉熊。因为她终于有了机会，来实践她的伟大友谊。于是她腿圈住我的腰，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想象成一棵大树，几次想爬上去。”这一段是两人无数肢体运动当中最美的一个姿势。
结婚以后女人不难看，就是“破鞋”——想想这是什么流氓逻辑？男主角知道这样说话一副“流氓相”。他自己也正是被人视为“流氓”。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生，主动来找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一副流氓相的男知青，还要讨论像破鞋之类那么挑逗性的话题，常理来说，大概是对这个她曾经给打过针的男知青有点好感，但小说里没写，主人公也没感觉。
考拉熊后，小说突然时空跳跃到90年代，两人在北京相逢。陈清扬说她离了婚，和女儿住在北京。两人一边叙旧，一边到旅馆里，又重演往事，但也不怎么动感情。
第一节开始：“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只能说有一点知道。”这个女的说她不是破鞋，可大家说她是，“我”也说她是。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
原来当年陈清扬还真想给主人公生孩子，但是他们太忙了，常常要出“斗争差”——别处开批斗会，他们作为坏分子跑去陪斗。每次斗了以后，陈清扬都要做爱。小说最后几节仍然是男女主角各种场面的运动，例如亲吻肚脐眼、射到田里作肥料等等，这都是写在交代材料里的。
第一篇是非常典型的王小波风格，小说从头到尾在描写一个知青和一个医生的男女关系。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从头到尾，一共十一节，一直在写两个人的肉体关系，青少年不宜。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
《黄金时代》由三篇组成，分别题为《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可以分开来读，但都是同一个主人公。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二知青和医生的“伟大友谊”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到了90年代，写知青及右派受难历程的叙事潮流，已经过了高峰，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已经开始解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崇拜。《黄金时代》在这个时候“海归”，重讲知青身体与精神旅程，却照样吸引读者。
以性写情，以肉写灵。写到这里，性即情，肉即灵。
简单回顾作家出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是一条从知青到学者，再到作家的道路。如果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更多呼应大众文化市场的因素，包括与影视文化的互动，王小波的“我是流氓”就更多自觉的学术理论准备，“流氓文字”后面其实有更多哲学思考。第二，大部分的当代成名作家都是一起步就和评论界互动，比如说李陀及时注意到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阿城的《棋王》原来是和郑万隆他们聊天时讲的故事；王安忆的一些小说还没正式发表，吴亮、程德培就已有评论意见。相比之下，王小波是在海外孤独地反复改写他的知青做爱故事。所以，故事是和韩少功、张贤亮、张承志他们同样的故事，但写法完全不一样。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点，或者说有局外人的好处，当然，也会有局外人的局限。
《黄金时代》一共有三篇，以上来自第一篇《黄金时代》。第二篇《三十而立》，相对比较沉闷一点，主要讲王二的父母，王二的青少年时代，还有其30岁时在大学教书，做老师还是玩世不恭。
“精神教父”和“流氓小说”，这两个标签反差有点大。
举例说，写到他自己的出世：“那天晚上，他们用的那个避孕套（还是日本时期的旧货，经过很多次清洗、晾干扑上滑石粉）破了，把我漏了出来。”
1997年，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妻子李银河发文，说他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从那时候开始，王小波凭借其小说、散文，在一部分青年粉丝当中成为偶像，甚至是精神教父。《黄金时代》也被选入了《亚洲周刊》的中文小说“世纪百强”。
现代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王小波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整个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基本是个局外人。直到1991年，《黄金时代》获得第13届台北《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1992年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王二风流史》，就是《黄金时代》的内容。同年8月，台湾联经出版时，把书名印错了，变成《黄金年代》了。一直到1994年，《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的小说才算正式“海归”——知青故事，海外出名，重回大陆，这是90年代文坛的一个特殊现象。
第三篇《似水流年》，人生四十，重写“文革”。一方面把自己（王二）塑造成一个革命时代的多余人，但是和郁达夫时代的“零余者”不一样，他的“性苦闷”变成了性快乐，“生苦闷”他也无所谓。如果说王朔创造了一套玩世不恭的文风，那么王小波就是创造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王二的整个人生姿态和文笔腔调都在宣泄，宣泄那些眼界高、能力低、任性、无聊、童心不灭、拒绝成熟、不正经一代的反叛欲望。
王小波（1952—1997），生于北京，父亲在“三反”运动中被划成“阶级异己分子”，等于“洗澡”没通过。这对王小波的家庭、童年都有很大影响。王小波和很多同时代知青作家一样，曾经下乡到云南兵团，后来又到山东插队。1973年回到北京做工人；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但不同的地方是：王小波不像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张承志那样，并非在80年代就以知青小说出名，而《黄金时代》未定稿时他还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许倬云），走的是一个学者的道路，似乎和小说里的“流氓”形象反差很大。
《似水流年》还写了三个老人：有一个跳楼自杀的贺先生，有一个回国以后忍受逆境、后来得到少女爱情的李先生，还有一个装傻贪吃、善良可怜的刘老先生。在各种各样有关“文革”的文学记载当中，王小波提供了更荒唐的严肃记录，他不是愤怒控诉，而是荒诞戏谑，他不是沉痛反思，而是黑色幽默。
第三，小说从开篇到结尾，确实充满了不少“儿童不宜”的字眼：“破鞋”，“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习惯了冰心或是杨绛文字的读者，对于这种文字上的暴露癖可能有些受不了。
可以举例，管中窥豹。贺先生跳楼自杀，脑浆涂地，之后警察收尸，主人公觉得他的脑子还在地上，半夜睡不着，下楼去看，小说这么写：“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第二，主人公对“流氓”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定义，有人骂他耍流氓，他的回答是：“我说，你爸你妈才耍流氓，他们不流氓能有你？”这就把“流氓”等同于男女关系了，这是非常“流氓”的一种定义方法。
这其实是贺先生的长子半夜来现场祭奠一下，吓着了年轻的王二。
这是主人公的自画像。“流氓”这个标签不是旁人或评论家随便贴的，而是主人公自己声明的。小说里主人公在不少地方说自己是“流氓”，例如“人家都能知道我是流氓”，“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但这几段引文也说明，“流氓”，先是他人对他的看法，当然主人公也不拒绝。
王二不仅写贺先生的脑子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在水泥地上——这是很英雄主义的反思，但是他又回到他习惯的腔调。他不解贺先生尸体——据说他那杆大枪又粗又长，是完全竖起来的。王二就探讨：“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第一，中篇小说《黄金时代》的第一部分，主人公直接宣称：“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1]“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文字里充满暴露癖，很多年轻读者一直喜欢或者痴迷王小波的小说，面对无所不在、没完没了的虚假崇高，只好在荒诞之中寻找自由，身体力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王朔的作品，曾被人批评是“痞子文学”“流氓小说”，其实在模拟和记录“流氓时代”（制造流氓的时代）方面，王小波比王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这么几点证据。
没想到抵抗谎言和权力，人们唯一的精神武器，有时竟然只有身体的快乐。
一“流氓小说”作家，还是精神教父？
王小波的小说题目《黄金时代》耐人寻味。一方面在写实意义上，要在“坏分子”交代材料中详细坦白男女私情的时间、地点、动作、细节、具体感受，证明特定时代的人最后只剩下赤裸裸的身体反抗。但在象征层面，王二的做爱方法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爱情游戏规则中也是异数（小说曾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小说中的身体行为恰恰需要“十年”的革命符号包装，才具有某种文化上的合理性甚至先锋性。在这一层意义上，“黄金时代”的说法，是否也不仅仅只是反讽？
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
放在文学史中看，王小波还是延续知识分子精神自省的传统，不过不是呐喊斗争，或忧郁彷徨，而是无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极自由”——我不愿献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么关心村里老乡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么焦虑自己的前途理想。我无所追求，除了身体的快乐——身体的快乐不就是本我，不就是无意识，不就是快乐的源泉吗？把这种身体的快乐用检查交代的表格形式包装起来，再卑微的人欲也就关系到了天理。貌似特殊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声明：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欲就是天理。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决不认命。
王小波《黄金时代》
[1]王小波《黄金时代》第一辑最初于1991年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1994年7月《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本文中的小说引文均引自1997年《黄金时代》广州花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