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泛表态容易，每个人单独洗的时候就难了。最初是丁宝桂——介绍余楠来的读书人——他一上来就说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时，小说写：“长桌四周一个个冷漠的脸上立刻凝出一层厚厚的霜。”原来大家觉得这样的“洗澡”太空泛了，是蒙混过关。
杜丽琳说，大家讲的都是形容词，这样说吧，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大家说好，同意同意。
“洗澡”之前，不管是偷情或其他日常事务，中年人和年轻人，大家还能打成一片。可一到“洗澡”的时候，阵线分开了。“洗澡”的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年轻人都成了群众或看客。一成看客，他们都没了面目，说话都没有名字了。小说里常写“满座的年轻人都神情严肃”“一个个冷漠的脸上”“忽然有人问”“到会的人不说话”，他们全都没了姓名。感觉上被“洗澡”的人是在强光灯下，而周围暗处里就是群众、审讯者、陪审团或者说看客。
听了动员报告以后，文学研究社大家都表态，余楠说不知道以前自己多臭多脏，这次要洗个干净澡，脱胎换骨。旁边就有人指出，洗个澡怎么就能脱胎换骨呢？
在象征意义上，“洗澡”第一说明身上“脏”，旧社会带来不少垃圾；第二是感觉上要脱衣赤裸，被剥夺隐私。脱衣的过程是最“性感”刺激的，所以“洗澡”的过程也是杨绛要写的重点。
除了示范检讨，领导也做动员报告，范凡说新中国把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了——意思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要变成新中国的干部，中间每个人都要自觉自愿地改造自我。
几个比较年长的主角一一登场。法国回来的朱千里，总结别人的教训，觉得“洗澡”检讨要对自己狠，才能过关。于是他把桌子一拍说：“你们看着我像个人样儿吧？我这个丧失民族气节的‘准汉奸’实在是头上生角，脚上生蹄子，身上拖尾巴的丑恶的妖魔！”
还有些组长检讨自己自高自大，目无群众，为名为利，一心向上，好逸恶劳，贪图享受。
一瞬间，周围的人脸上都非常诧异。“我自命为风流才子！我调戏过的女人有一百零一个。我为她们写的情诗有一千零一篇。”有人当场打断了他，问为什么要“零一”？
范凡检讨自己有进步包袱，全国解放后脱离了人民，忘了本，等等。
“实报实销，不虚报谎报啊！一人是一人，一篇是一篇。我的法国女人是第一百名，现任的老伴儿是一百零一。”这时有人笑出声来，但笑声立即被责问的吼声压没。有人愤怒地举起拳头来喊口号：“不许朱千里胡说乱道，戏弄群众！”另一人愤怒地喊：“不许朱千里丑化运动！”
傅今检讨自己入党的动机不纯。因为追求资产阶级的女性没追上，争口气，要出人头地，想入党做官。群众认为他检讨得不错，挖得很深，挖到了根子。
最后他被赶下去了。朱千里其实总结了之前的“洗澡”要素：第一要狠挖罪恶出身，凡有钱就有罪。第二要爆情色料，于是有一百零一个女人（其实他怕老婆，哪里来这么多女人）。第三，用词要重，帽子要大，态度要狠。可是，三个要素都有，太夸张还是不行。脱衣太快。
怎么个洗法呢？领导先做示范——
接下来是余楠，好不容易混了个组长，结果要洗“中盆澡”，检讨不到一半就被群众一片口号呵斥：“余楠！你这头狡猾的狐狸！”“余楠！你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密密，却拿些鸡毛蒜皮来搪塞！”“余楠休想蒙混过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余楠！你滑不过去！”“不准余楠捂盖子！”
单位领导来动员了，动员就是示范检讨，他们才知道“洗澡”就是人人过关。小说里解释：“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小盆澡’，在本系洗。”
他当年跟胡小姐的往事被人知道了，所以这一个“中盆澡”没有过。不肯脱衣也不行。
“三反”“五反”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洗澡》只写了“三反”。按说文学研究社也不是党政机关，何来官僚主义？在学术研究当中又怎么贪污浪费？小说里的人们开始也是这样想的，认为“三反”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作家（评论家）干部化的过程之中。
一次成功过关的是杜丽琳，所以她的“洗澡”过程要详细介绍，万一以后还能用。
小说第三卷开始后，所有这一切琐碎、世俗、浪漫、无奈突然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首先，讲出身。“我祖祖辈辈喝劳动人民的血，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饭来开口，衣来伸手，只贪图个人的安逸，只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不想到自己对人民有什么责任。我只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个大毒瘤；不割掉，会危害人民。”
二读书人如何“洗澡”
这一段，在家里操练时，老公笑场了。但是丽琳坚持说她是真诚的，她说被自己骂好过被别人骂。“我祖上是开染坊的，父亲是天津裕丰商行的大老板，我是最小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没了母亲。”“我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全不知民间疾苦，和劳动人民简直没什么接触，当然说不到对他们的感情了。我从小在贵族式的教会学校上学，只知道崇洋慕洋。我的最高志愿是留学外国，最美的理想是和心爱的人结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可算都如愿以偿了。”
这种办公室言情小说的桥段，显示这群知识分子浪漫无能。后来，许姚差点被许夫人堵在小书房里，但他们真的只是促膝谈心，“君子偷情，十年不成”。
杜丽琳讲的都是真事，所以大家都比较相信。接下去她讲解放前夕，父亲去世，兄长去香港，她去了美国，但是丈夫许彦成要从英国回国。他主动要回国，她还劝他不要回国，但他坚持，她只好抱定爱情至上信念，跟他回来，她不是“投奔光明”。
实际上姚宓发现许彦成在后面，下车时故意躲开，马上搭同一辆车回城。两个人捉迷藏一样，这个过程却被同事陈善保和余照看见了。余照不确定是不是看错了人，在家里议论，被姜敏听到。姜敏对姚宓有敌意，于是在办公室将其当作绯闻宣扬。众人在场，男女当事人顿时脸上变色，许夫人杜丽琳全看在眼里。这女人聪明，表面替丈夫遮盖，私下回家警告。许彦成犹豫、矛盾、内疚、冲动，结果一事无成，里外全败。
虽然琐碎一点，但也是由衷之言。本来杜丽琳还想借机讲讲爱情婚姻的大道理，旁敲侧击一下丈夫，后来怕失控就放弃了。她只讲回国以后被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女性，外号叫“标准美人”。她说实际上是自己浅薄、虚荣、庸俗，努力工作是积累资本，斤斤计较私利，现在“三反”就非常后悔，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许彦成回来，所以批评自己只图个人幸福，“觉得自己即使自杀了，也无法偿还我欠人民的债。”
临时打退堂鼓，之后却又悄悄地跟在姚宓后面。看姚宓锁了自行车，上了去香山的巴士，许彦成也在同一辆车的后门上车。到了香山下车，又找不到姚宓，结果独自一人去登“鬼见愁”，十分郁闷。
说得声情并茂。会场主席说：“杜先生的检讨，虽然不够全面，却是诚恳的。”
许彦成有什么急事吗？没有，他只是晚上期待游山快乐，期待太厉害时，顿时感悟到完了，这是爱上姚宓了。当年他结婚是女方主动，所以他觉得不爱杜丽琳也没什么责任，但他也没爱过什么人，直到碰到姚宓，他害怕了。
杜丽琳过关，朱千里、余楠、许彦成等人就压力很大了，朱千里第二次检讨不少人来旁听。这次他只说实话，说他原来是下中农出身，在法国也是勤工俭学，没拿到博士，不过帮不少人写过博士论文。关于法国女人，真假博士，群众眼睛雪亮，还是不放过，各种追问，愤怒地喊口号，甚至有人喊打倒“千里猪”。老实人朱千里冲出会场，当晚企图自杀，没有成功。
讨论课题以外，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请客吃饭，说悄悄话，借书写信，男女试探，互相追逐，再加上各种争风吃醋。也许这是任何办公室里都会出现的情景，杨绛观察又特别细致。情节主线的许姚关系，两人眼神说话，心有灵犀，但是平常没接触。许彦成常到姚太太家里去听唱片，姚小姐却跑来办公室。某天，他们终于约好去香山，各自对家人编了谎话。姚宓一夜兴奋，不料，次日到公共车站看到的却是一张尴尬的脸。许彦成结结巴巴地说：“对对对不起，姚宓，我忘忘忘了另外还还有要要要紧的事，不能陪陪陪……”姚宓唰的一下满脸通红，嘴里说不相干，转身眼泪就流出来了。
一个一个，写不同人的洗澡，小说叙述不慌不忙，很有层次。
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要素之一，就是计划性，这个分组就是例证。
丁宝桂的检讨非常详细，也通过了。丁宝桂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乎下泪。“他像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一路回家好像是浮着飘着的。”
许彦成抱怨：“雨果呢？司汤达呢？福楼拜呢？莫里哀呢？拜伦、雪莱呢？斐尔丁呢？萨克雷呢？倒有个勃朗特！”[1]
三“人民”，是一种资格
小说第2卷有一章专门描写这群知识分子划组分工做研究计划。江滔滔说领导提了几个重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还有勃朗特姐——应该是勃朗特姐妹。这些名单就是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强调现实主义。苏联文学一时还没有专家，但是强调苏联的观点要在各项研究之上。根据以上四个重点，分了四个小组，余楠做莎士比亚，许彦成、姚宓做狄更斯，朱千里做巴尔扎克（因为留法），剩下杜丽琳做“勃朗特姐”。
现实生活中的“洗澡”基本上是私人活动，就像反省忏悔也是个人面对自己（或者面对神父）。如果在某些海滩裸泳，也是大家公平透明，不是多数人围观个别人赤裸，然后评论审核个别人的身材特点。综述以上“洗澡”过程，谈出身，曝私隐，扣帽子，实际上都是一个过程，是最早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中“作家干部化”的必要程序。这个过程的标准就是要将“旧社会过来的人”编入“人民”的队伍。“洗澡”之前，你可能是臣民、国民、良民、公民，但是不是“人民”。“人民”是一个资格，一种身份，并不直接等同于群众。群众（没有问题的群众），再加上干部，才是“人民”。从小说提供的案例来看，围观喊口号的是群众，下结论的还是干部。回到“人民”的队伍，是“洗澡”的意义和目的。
研究社里的两个领导，傅今和范凡，令人瞩目。都是正面形象，话不多，讲政策，有分寸，一点也没有可供人批评之处——颇能代表50年代初人们对干部（当时不叫官员）的典型印象。
余楠第二次“洗澡”的时候，许彦成夫妇已经在紧张准备了，杜丽琳就替她老公担心，香山这一段怎么讲？现在大难临头了，追小三的崇高感情怎么解释？读者这时候才明白作家为什么在前面那么精心仔细地铺垫一些琐碎的男女绯闻香山约会。看似浪漫无聊，都是危险伏笔。
留法的朱千里，是个老实人，常常出洋相，偷偷往乡下寄钱，又怕老婆。还有两个青年，罗厚也暗暗喜欢姚宓，陈善保则追求余楠的女儿余照。他们和女青年姜敏之间又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很微妙的感情互动。
余楠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反动政客的走狗，重婚未遂的罪人，把自己揭开解放前夕和胡小姐计划出国的伤疤，也是越臭越香，越丑越美吧。最后，深挖了自己的私隐，检查居然通过了。
处在“汝南文”对立面的还有许彦成、杜丽琳夫妇，两人分别从英国、美国回来。许彦成悄悄爱上姚宓，他夫人仿佛长了第三只眼，全程观察。这段三角关系是书中情节主线，《洗澡》的前两卷，“许姚恋”令人又期待又尴尬。
余楠觉得自己像一块经烈火烧炼的黄金，杂质都已炼净，通体金光灿灿，只是还没有凝冷，浑身还觉得软，软得脚也抬不起，头也抬不起。
姚宓原是图书管理员，后来升为研究工作者。小说写她人长得漂亮（各种小说女主角的共同特点，连杨绛也未能免俗），学术能力强，专修社创始人是她去世的父亲，现在研究社正在使用她家的房产。而她母亲姚太太还把丈夫的藏书全都捐出来，这是一个待人处世非常通透的老人家。
这只是早期，后来也许像余楠这样的料还要不断被锤炼，不知道会炼成什么钢。
这个知识分子小帮派，并非因政见或年龄而形成。四个人以“汝南文”为笔名联合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研究社里的美女姚宓，说姚宓的研究存在资产阶级倾向。姚宓是小说的女主角。可见人们之所以联合，多半是为了对付共同假想敌。杨绛把故事写得漫不经心，好像没什么情节，都是松散琐碎的人际关系。后来读者才知松散琐碎的人事局面，都是为了衬托后来“洗澡”的戏剧性变化。
小说做足了铺垫，让人一路担心许彦成怎么带着他的未遂婚外情故事过关，结果高举轻放，他的“洗澡”过程避重就轻，轻易过关。洗过澡以后，全体人员填表填志愿，重新分配工作，而且加人工。这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三个要素同时体现：一是思想改造，作家干部化；二是加人工，经济制度支持；三是演习了一整套理论程序，知道怎么批判自己，也知道怎么批判别人。
一群背景不同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初都在北平国学专修社谋职。被作家（隐形作者）含蓄批评的负面人物，合在一起就是“汝南文”，三个字包括四个人。“汝”中的三点指作家江滔滔，她丈夫傅今是国学社（后来改成文学研究社）的副社长。“汝”中的“女”代表施妮娜，外号老河马，主要特点是不学无术。比如法国文学研究，她说不应该研究马拉梅的《恶之花儿》。《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诗，和马拉梅没有关系，到处都加上儿化音，也很可笑。“汝南文”中的“南”字就是余楠，他是这个组合里唯一真正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曾经想抛弃妻儿跟解放前有背景的胡小姐出国，后来则有点拉帮结派、浑水摸鱼。“汝南文”的“文”是青年学者姜敏，“敏”字的右边就是“文”。此人气量小，喜欢关心别人的绯闻。
20世纪小说里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如此详细地记录“三反”细节，而且是通过钱锺书夫人的回忆和虚构记录的。
大致上，《洗澡》就是记录方鸿渐、倪吾诚这些人，到了50年代以后怎样从“国民”变成“人民”。《洗澡》的叙事像《围城》一样琐碎，不过除了开始两章，通篇并没有很强的讽刺基调，读者要耐心地读下去，才会慢慢分清一堆读书人中的正反两个阵营，或者说叙事者到底是要褒贬哪两派人物。
小说尾声，许彦成、杜丽琳夫妇分配到中国最高学府任教，朱千里去了外语学院，姚宓到了图书馆。分手的一天，许彦成到姚家坐到很晚，姚宓送他出来。
一知识分子在50年代
他们俩并肩走向门口，许彦成觉得他们中间隔着一道铁墙。姚宓开了走廊的灯，开了大门。许彦成凄然说：“你的话，我句句都记着。”
杨绛（1911—2016），并不仅仅因为钱锺书而出名。她多年研究英国小说，论文很出色。翻译《堂吉诃德》在圈内也很受好评，散文集《干校六记》是“文革”书写中最温柔敦厚的一种。长篇小说《洗澡》在80年代回首50年代，在《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里排第48名（余华《活着》排第96名，《平凡的世界》不在百强之列）。
姚宓没有回答。她低垂的睫毛里，留下两道细泪。
80年代后，好像只有两位老作家还在写小说，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就是杨绛。两人之所以引人注目，汪曾祺是因为文字和风格，杨绛是因为题材和书名。
杨绛写的夫妻之外的爱情，无论庸俗如余楠和胡小姐，或者清纯如许彦成和姚宓，都有一个共同点，最后都不会成功。
从“国民”变成“人民”
[1]杨绛：《洗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杨绛《洗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