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对话，赵老师认为青年人很痛苦，“我一想到你、马青、杨重这些可爱的青年，我就不能自已，就睡不着觉。”
当年确有一个德育老师，到处演讲做“灵魂工程师”，可能是道貌岸然的“赵老师”的原型。
可是年轻人说他们并不痛苦。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赵尧舜猛地站住，“天，这简直是猥亵、淫秽！”
“那只能让我感到可悲，那只能说明你们麻木不仁到了何等程度。这不是苏生而是沉沦！你们应该哭你们自己。”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可我们不哭，我们乐着呢。”
“烦恼太多不是什么好事，一点烦恼没有也未见得就是好事——那不成了白痴？不爱看书就多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
这是社会对青年、制度对犬儒、虚伪对戏谑之间的对话。这代年轻人真的是冷漠、不痛苦、无动于衷吗？
“我们也不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没烦恼。”
小说接着：“‘我想打人，我他妈真想打人。’赵尧舜退出后，马青从桌后跳了出来，撸胳膊挽袖子眼睛闪着狂热的光芒说。”
“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
为什么在玩世不恭的对话以后，年轻人要骂人、打人呢？这就是愤怒。
“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像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
“三T”公司，以及喜欢他们的年轻读者想争取的是两个目标：第一，在庄重、严肃、热情、崇高与嬉笑、戏谑、无奈、平凡当中，他们认为后者更真实。宁可做真小人，不要做伪君子。《顽主》的使命，就是揭破这种假模假式的崇高，几十年了，揭都揭不完，总是有人要假模假式。第二，在理论上，追求救世、激情、奋斗、牺牲，这是“积极自由”，但是和平、世俗、自由、无为也是同样需要保障的“消极自由”。积极地追求“消极自由”，是《顽主》背后的主题。
“你们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王蒙后来对王朔现象有个解释：“他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而且，“他的语言鲜活上口，绝对的大白话，绝对的没有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4]
在另一个场合，赵老师又关心于观、杨重了：
反对“洋八股党八股与书生气”的方法，小说里也沿用和戏仿。举两个例子。比如作家发奖会，有些与会者并非对文学有兴趣，只是为了参加后面的舞会。于观就对宝康说：“没办法，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不能这么说，我不赞成管现在的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你也是有追求的，人没有没有追求的，没追求还怎么活？当然也许你追求的和别人追求的不一样罢了……”接着，赵尧舜像牧马人爱抚自己心爱的坐骑一样轻轻拍着于观的背，“年轻人，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熟悉历史语境的读者，会心一笑。
“三T”公司的年轻人说：“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男女。”
又比如，有顾客来抱怨爱情不顺利：“您说怎么办呀？我爱她她不爱我，可她明明该爱我因为我值得她爱她却死活也明白不过来这个道理说什么全不管用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男的不干活女的不让喇。”“三T”公司的人开玩笑接了一句：“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赵尧舜说：“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我有很多年轻朋友，我跟他们很谈得来，他们的苦闷、彷徨我非常之理解，非常之同情。”可见不是一般老师，而是自觉有责任理解同情教导年轻人的“老师”。
要是明白北京方言“不让喇”的意思，接下去就会更加领悟“不破不立”的象征与写实意义。
一上场宝康就介绍：“赵老师就是爱和年轻人交朋友。”
看上去只是语言戏仿，其实也有对历史语境的解构功能。
第五，讽刺老师及思想教育，这才是小说的核心。《顽主》里真正的反派只有一个，就是一本正经的赵尧舜。
总而言之，《顽主》是写一群以出卖虚情假意谋生的人，却反抗虚情假意追求自由。与王朔同时期，也以这种玩世不恭的方式宣泄年轻人不满的，还有模仿贵族气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
讽刺作家、领导、时髦理论、流行审美标准，基本上社会上什么吃香王朔就讽刺什么。反潮流也是一种新潮。
三“流氓”是怎么产生的？
第四，讽刺流行审美标准，比如阳刚美。“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我就烦这贴胸毛的事。其实那都是娘儿们素急了哄的，咱别男的当着男的也演起来。”“贴胸毛”原是讽刺海明威，后来引进中国讽刺装男子汉的演员或作家。
但是这种口口声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一代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要细读王朔1991年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动物凶猛》。
大段无标点，“睾丸太郎”，水龙头拦不住，这是典型的王朔风格。胡搅蛮缠说了一大堆，把80年代中国的伪现代派也给嘲笑了。
我的上海同行陈思和、王晓明在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中，比较倾向于张承志、张炜，不大支持王朔、王蒙，但私下他们却特别跟我推荐《动物凶猛》。
第三，讽刺学术理论。有个客户爱谈人生，杨重顶不住了，打电话向于观求助，于观说，“跟她说尼采”，“向弗洛伊德过渡”。马青就说：“弗洛伊德我拿手，我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国传人。”于是马青就跑去跟她聊了：“你一定特想和你妈妈结婚吧？”“不不，和我妈妈结婚的是我爸爸，我不可能在我爸爸和我妈结婚前先和我妈妈结婚，错不开。”“我不是说你和你妈结了婚，那不成体统，谁也不能和自个儿的妈结婚，近亲。我是说你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除非你爸被阉了但就是你爸被阉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有伦理道德所以你痛苦你看谁都看不上只想和你妈结婚可是结不成因为有你爸怎么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明白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人家外国语录上说过你挑对象其实就是挑你妈。”“可我妈是独眼龙。”“他妈不是独眼龙他也不会想跟他妈结婚给自己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因为没等他把他爸阉了他爸就会先把他阉了因为他爸一顿吃八个馒头二斤猪头肉又在配种站工作阉猪阉了几万头都油了不用刀手一挤就是一对像挤丸子日本人都尊敬地叫他爸睾丸太郎。”马青斜刺里杀出来傍着刘美萍站下来露出微笑。
《动物凶猛》三要素是少年、“文革”、大院。大院是干部子弟聚集区，小说里有段说明：“他们为我和那个女孩做了介绍，她的名字叫于北蓓，外交部的。关于这一点，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不和没身份的人打交道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曾认识了一个既英俊又潇洒的小伙子，他号称是‘北炮’的，后来被人揭发，他父母其实是北京灯泡厂的，从此他就消失了。”[5]
演领导演上了瘾，停不下来，最后被主办方打断。假冒的“市委领导同志”还在满面红光地微笑着频频向群众致意。
可见在“十年”当中，表面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实际还是干群之分。
第二，讽刺领导。其实小说里没有真的领导，但“发奖会”上需要领导（照例以出席的领导级别来决定会议规格及报道级别）。找来假装的人竟说老实话：“临时把我请来思想没什么准备话也说不好我看客气话也不用说了表示祝贺祝贺‘三T’公司办了件好事……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嘛。……我看了看获奖的同志年龄也不大，年轻人自己写东西自己评奖，我看是个创举，很大胆，敢想敢干，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少年主人公不大要上学，当时教育名存实亡。“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但他并不后悔：“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不上课，不工作，没有生活目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幻想的是对苏开战。
作家先把自己的职业“流氓化”了，人们再怎么说呢？
单独来看，解放世界人民只是一个无知无聊少年的白日梦，但是不要忘了同时期还有地主儿子苦读《共产党宣言》，还有劳改犯拿《资本论》当枕头睡觉，还有红卫兵真的参照油画、戏剧而重走长征路。把王朔主人公和他的同时代人放在一起，“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是一句玩笑话。
女文青讲话没标点。马青在旁警告：“林蓓你小心点，宝康不是好东西，你没听说现在管流氓不叫流氓叫作家了吗？”
除了解放全人类外便没有任何人生目标的主人公，自己研发了一种技术，能够打开各种各样的锁。“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找了不少理由，其实就是随便开锁，溜进人家房间，偷窥人家生活，说是说不偷十块以上的东西，其实也还是小偷，一种模拟的流氓。
宝康“获奖”了，一个叫林蓓的女文青跟他说：“你说得真深刻。”宝康就说：“我帮助你，想不想学着写小说？”“我一直就想写小说写我的风雨人生就是找不着人教这回有了人我觉得要是我写出来别人一定爱看别看我年龄不大可经的事真不少有痛苦也有欢乐想起往事我就想哭。”
某天他钻进一个少女闺房，看到一张照片很激动，这是伪流氓的初恋。大院同党中有个女生于北蓓，大大咧咧有时搂住“我”的脖子，也让15岁少年感到最初的性觉醒。这批中学生打群架时，用砖砸人只为了在同伴面前显示英雄气（“流氓”与“英雄”有辩证关系）。有次被警察抓到派出所，主人公就害怕了，哭了。没想到这时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照片主人，这个女孩名叫米兰。
第一，小说讽刺作家。宝康愿花钱为自己发奖，接待他的于观就说：“当然哪篇获奖我们不管，您自己定，我只是从来没这么近地和一个货真价实的作家脸儿对脸儿过，就是再和文学无缘也不得不受感动。”[3]
在路上，“我”和比“我”高半个头的米兰搭讪。米兰觉得小男孩胆大且可笑，于是和他交往。男生去女生家，看米兰洗头，要半张照片。也许稍微有点暧昧念头，女生只当他是小男孩，觉得好玩。
同样是讽刺，《顽主》跟《围城》《活动变人形》不同。钱锺书和王蒙的讽刺幽默，都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顽主》的嬉笑怒骂好像没有明确的目标，好像针对全部社会——“好像”。
转折点是主人公把米兰带到了他的大院团伙面前，有意显摆，说是他拍的“圈子”（“我”找的女人）。没想到——其实应该想到——米兰就跟了团伙当中的大哥高晋。主人公变成了旁观者，多余的人。这时他非常仇恨米兰，才发现米兰怎么这么胖，脸上这么多缺点，态度也不文雅，等等。总之，由爱生恨，甚至发展到在莫斯科餐厅借酒疯当场挑衅高晋和米兰。人家不跟他争，觉得他是小孩。
《顽主》的各位主角，从小说角度看，其实没有一个是性格特别的，故事情节也不算复杂曲折，作品能在80年代一下子引起广大读者和同行的兴趣、关注或不满，主要因为作品当中有一种无所不在的讽刺戏谑态度。
小说写到这里，有一段很微妙的作家自省：说有可能这一切只是他的幻想，原来根本没有上街搭讪这回事儿。米兰本来就是认识高晋的，主人公只是高晋身边的小伙伴。但是也有可能这些是事实，主人公不敢回首，不敢描写了。
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是王朔成名作《顽主》的基调。《顽主》1987年发表在面目严肃的老牌期刊《收获》上，反差很大。年轻人于观、杨重和马青办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三T”公司，专门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简单说就是“出气包”公司。具体工作，比如有个男人不愿和女友刘美萍约会，一时又摆脱不了，就请杨重顶替，假装拍拖（要有职业道德，还不能真拍拖）。马青在一个少妇的公寓里，代替她丈夫，假装吵架，当然主要是要被少妇骂，不能反抗。还有“作家”宝康，想得奖没机会，“三T”公司就帮他组织（假造）一个“三T”文学奖。
王朔和马原、残雪一样，一面叙述一面强调故事的虚构性。另一些作家如路遥、张承志，则不断强调故事的真实性。
二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顽主”
经过叙事者一段犹豫以后，小说继续前行。某天主人公有机会和于北蓓同床亲嘴，“我要做进一步努力，她正色道：‘这可不行，你才多大就想干这个’……她傍着我小声教育我：‘我要让你呢，你一时痛快，可将来就会恨我一辈子，就该说当初是我腐蚀了你。你还小，还不懂得感情。你将来要结婚，要对得起你将来的妻子——你就摸摸我吧。’她抓起我按在心口的一只手掌。那真是我上过的最生动的一堂思想政治工作课。”
题外话：英雄、俗人、流氓这几种“范儿”，张承志、阿城、王朔，正好也是这一辈中国作家中说话最有感染力的。张承志是激情、有号召力；阿城是冷幽默，不经意就冒出金句；王朔是嬉笑怒骂、玩世不恭，说话像开了水龙头，拦也拦不住。
最后一句又是时代话语。在于北蓓那里没办成事儿，“思想政治工作课”的结果，主人公就像疯了似的，骑自行车骑了很远的路，最后冲进了米兰的房间。
王朔（1958—），满族人，生于南京，自幼住在军区大院，后来在北京读小学、中学。1977年，入伍海军。80年代开始写作，因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而出名。王朔，本名王岩，也有报道说他小名叫“锵锵”。在小说《看上去很美》里，有个人物叫“方枪枪”。王朔上过《锵锵三人行》。他一上节目，窦文涛和梁文道就没机会说话了，基本上是王朔一人独白。谈话中像加了很多“标点符号”，后期要不断消音。剧组有人开玩笑：王朔来过，就像打了野战，没法好好做事了。
“她刚脱了裙子，穿着内衣坐在床边换拖鞋，见到我突然闯进，吃一惊，都没想起做任何遮掩动作。我热血沸腾地向她走去，表情异常庄严。她只来得及短促地叫了一声，就被我一个纵身扑倒在床上。她使足全身力气和我搏斗，我扭不住她便挥拳向她脸上猛击。她的胸罩带子被我扯断了，半裸着身子，后来她忽然停止了挣扎，忍受着问我：‘你觉得这样有劲吗？’我没理她，办完了我要干的事站在地上对她说：‘你活该！’然后转身摔门而去。”
更典型的“流氓状”是王朔的“痞子文学”。王朔给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冲击，一是嬉笑怒骂、玩世不恭，属于一种奇特的抗议反叛姿态。二是毫不忌讳文学的商业属性。1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因为作者要求，采用版税而不是稿费制。50年代建立的文学制度，“存稿费、废版税”曾经是一个重要基础。张志忠后来评论“王朔，则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个体户”[2]，意思是王朔虽写干部子弟出名，却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明目张胆的破坏者。三是，王朔小说在表现北京“大院文化”时，戏仿、延续和解构了当代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迥异于当时流行的一套话语系统、一种语言风气。
案件重组，最关键就是这句：“你觉得这样有劲吗？”之后她放弃挣扎，或者一直挣扎到底，从法律上讲，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强奸。
做英雄状的，可能真是英雄；做俗人状的，其实是大雅之俗；做流氓状的，是不是真的流氓呢？《错误》写一帮知青为了一顶军帽大打出手，行为很像流氓，但是打斗和叙述当中又透出某种很高的江湖道德标准。之后还要读王小波，整天写做爱细节，在交代材料里详细汇报乱搞男女关系的姿势，看上去也是缺乏廉耻，没羞没臊，可是学者陈晓明称他是“在荒诞感中表达一种自由的价值”。[1]
小说主人公从开锁，模拟流氓，到假装拍“圈子”，装扮流氓，到最后真的变成流氓。米兰被男主角强奸，男主角被时代强奸。
“世俗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做俗人状。人物是普通俗人，主题重视世俗价值。比如《棋王》，“我”、脚卵、王一生都强调民以食为天。再比如《插队的故事》，知青也好，农民也好，都是少英雄，多凡人，少豪情，多无奈。往传统上追寻，“礼失求诸野”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追寻衣食住行、男女情欲。
小说贯穿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少男之爱，青春朦胧，激情疯狂；二是人性怎么在特殊环境里，会变得像动物般凶猛。后来姜文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片名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文革”背景的重要性。
“英雄派”的北方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之一。
从浪漫理想到火热激情，再到欲望疯狂变成流氓，不只是15岁小男生，更多的人，各个社会阶层各种政治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在这过程当中看到自己，并看到一个制造流氓的时代。
“英雄派”就是主人公（及作家）在作品里做英雄状。比如在几十年家族苦难中忍辱负重，一直还苦读《共产党宣言》（《古船》）；又比如用革命话语阐释理想和精神——（《金牧场》《心灵史》）；还有称颂同伴光荣牺牲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在某种意义上，《红高粱》也是充满英雄气息的硬派风格，责骂自己，崇拜前辈。甚至《平凡的世界》，写的是底层人的梦，但最后主角还是要模拟英雄，重回煤矿。
[1]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37页。
“英雄派”“世俗派”“流氓派”，三个概念都打上引号，说明都不是严格的学术话语，而是一种会议论文之外同行聊天中的说法。
[2]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33页。
一“英雄派”“世俗派”“流氓派”
[3]王朔：《顽主》，《收获》1987年第6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流氓”的时代
[4]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13—14页。
王朔《顽主》《动物凶猛》
[5]王朔：《动物凶猛》，《收获》1991年第5期。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