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排好莱坞式的庸俗场景之前，小说做了两层铺垫。一是全面介绍劳改农场的环境、气氛，读来更符合写劳改的文学作品的特点。男主人公还是章永璘，告别马缨花五六年后，“文革”已经爆发，到劳改农场是二进宫，有经验，一来就是大组长，分管四个小组，64个犯人，今非昔比。
《绿化树》中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是在田野里刨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是女人野地沐浴，男主角无意中偷窥。
铺垫第二层是劳改犯们的春梦，《绿化树》里基本被忽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大肆夸张渲染。男人憋得慌，就讲什么地方有女鬼，女劳犯经过时，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男主人公的诗在外面还在被批判，而他也跟别的劳改队员一样，在晚上梦见女人。“这年我三十一岁了，从我发育成熟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和女人的肉体有过实实在在的接触。”和马缨花那段，他不敢再回忆，想都不敢再想。正在这时，某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劳动之中，在芦苇丛中，他突然看到了一个赤裸的女人。
四田野偷窥
她在洗澡。……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
张贤亮的文笔，有点俄罗斯荒凉风味，又常装饰欧洲文化符号，用《资本论》垫枕头，但骨子里还是充满一种传统士大夫的落难情怀，依然编织“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梦想。但是第二年，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已经出名的作家迅速解构这种士大夫梦想。直面惨淡的人生，人的一半是吃，还有另一半也不可回避。
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像绷紧的绸缎似的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2]
落难以后，“文革小说”里男女主人公都会被异性相救。但规律是，凡男主角叙事，最后救他的女人在帮他解脱灾难以后都会自动消失，如《绿化树》，如王蒙的《蝴蝶》等。反过来，如果第一主角是女的，男女之后会一直相守，比方说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这个现象能够说明中国作家和读者之间一种怎样的集体无意识的默契？
丝质感，阴影，光泽，像看卢浮宫的画，哪有田野偷窥的紧张慌乱？“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
作为小说看，结尾是“蛇足”。但扬扬得意感谢苦难，也正体现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中国士大夫心态，也是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干部/官员境界。
正在男主人看呆还要“升华”时，女人转过身来，一抬头，突然发现了“我”。“女人没有叫，也没有跑，反而站在那里。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撂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
在这之后又加了一段，引起不少人争议。“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啊，我的遍布于大江南北的、美丽而圣洁的‘绿化树’啊！”
这时男人基本上就犹豫了。“我心中涌起了一阵温柔的怜悯，想占有她的情欲渗进了企图保护她的男性的激情。”——后来我们知道当时女人的想法，才会俯看男人有时是多么自作多情。
这是“文革小说”常常出现的“重回故地”情节。
“我”听到哨声赶紧逃走。当晚睡不着，反省自己所接受的各种文化，相信文明使“我”区别于动物，很为自己的能克制自豪。但是睁眼闭眼，只看见她那两臂交叉将两手搭在两肩的形象。
《绿化树》的结尾意味深长。先是男主角被“营业部主任”告发，调去别的劳改队，告别马缨花的时间也没有。之后又重新劳改，又坐监狱，20年以后才摆脱出来。“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询问之下，谢队长找不到了；马缨花一直没有结婚，后来就去了青海，也再没有踪影。小说写：“深夜，我还是从设备很好的招待所里悄悄走出来。月色朦胧，夜凉如冰。我没有惊动司机，独自一人踏上了通往一队的大路。”
他们再次相遇是八年以后，1975年，小说从这里才正式开始。
此时叙事者就感慨：“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八年间，黄香久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当年进劳改队也是因为男女关系问题。章永璘则入狱两次，出狱两次，现在又到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小说结尾得很匆忙，让男主人公很快解脱，并留下怀念。“情敌”海喜喜在逃亡前劝“我”和马缨花结婚。管理村子的谢队长假装追赶，其实放走了海喜喜，他也劝“我”和马缨花结婚。“我”毫无激情地把两人的建议转告女人。女人其实真爱章永璘，但也不愿拒绝别的男人送的东西。她对章永璘表白：“要不，你现时就把它拿去吧，嗯，你要的话，现时就把它拿去吧。”“它”是指女人身体。男人退却了：“我们还是等结婚以后吧。”女人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围绕着男女主人公，小说里出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复员军人“哑巴”，原是学习积极分子，偶然捡到一大笔钱，被迫上交，做了英雄，人反而傻掉了。国民党军校毕业生周瑞成，被批斗时主动交代了一些老同学的材料，大概得罪了谁，之后一直被卡在监狱和劳改队，再申诉也没有用。40多岁就很苍老的马老婆子，16岁拒绝了一个贫农团长，就被划成地主，一直不能翻身，马老婆子还很怀念贫农团长。小说里还写北京知青黑子，他老婆何丽芳主动挑逗章永璘。支书曹学义，是张贤亮笔下很罕见的一个负面干部角色……
三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
这些人物看上去都有原型，挤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因为读者们只关心男女主人公的那条“性”的线索，多少有点浪费张贤亮的劳改资料储备。也因为《绿化树》出名太快，作家再也没有沉下心来细写他的这类文学，这和莫言《红高粱》没写成长篇一样值得惋惜。
“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过程，有时也出戏。男的动情说：“亲爱的，我爱你！”女的说不好听：“你要叫我‘肉肉’。”“那你叫我什么？”“我叫你‘狗狗’。”这时男人发现了距离，他想：“我能娶她作为妻子吗？我爱她不爱她？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冷静分析着自己的情感，在那轻柔似水、飘忽如梦的柔情下，原来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
章永璘和黄香久的结婚，与其说是延续八年前丛林洗浴的春梦，不如说是残酷的现实生活需要。男主角在和罗宗祺谈心时已经清楚了，自己是为了有一个空间能够写东西而结婚的。“要在乱糟糟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划出几平方公尺的清净土地给自己”，“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
写《绿化树》，张贤亮对于怎么在苦难记忆中处理男女关系还有些犹豫。所以让女人找了个传统的理由，推开眼前的柔弱男人。后来男人真的（假的？）常到“美国饭店”来念书。女人把有个男人在身旁正经读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一个中国妇女的古老的幻想（带入史无前例的那个时代）。
但另一方面，章永璘又对所谓的婚姻、爱情保留着浪漫的想象。倒是女主人公心口如一，毫不隐瞒，在一起就是过日子。小说写求婚一段十分精彩。马老婆子安排，把“我”和黄香久关进一个房子。黄香久在看一本书，男的以为有话说了，把书拿过来一看，是《实用电工手册》。女的说是剪鞋样用的。男的犹豫了半天，最后说：“马老婆子跟你说了吗？”女的说：“说过了。”“怎么样？”女的就说：“咱们为什么不自己谈？”口气好像是讨论借钱一样。然后问清楚过往的历史，女人就表示同意。
吃了白馍馍以后，章永璘常常找理由来“美国饭店”。女人喜欢唱民歌，又有男人讲故事。某天“我突然地张开两臂把她搂进怀里。我听见她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同时抬起头，用一种迷乱的眼光寻找着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敢让她看，低下头，把脸深深地埋在她脖子和肩胛的弯曲处。”为什么“我”没敢正视女人的眼睛，或者害怕有任何承诺？“……不到一分钟，她似乎觉得给我这些爱抚已经够了，陡然果断地挣脱了我的手臂，一只手还像掸灰尘一般在胸前一拂，红着脸，乜斜着惺忪迷离的眼睛看着我，用深情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行了，行了……你别干这个……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
男人正想用点亲密的举动表示一下，没想到女人马上又问：“那么你现在手头有多少钱？”男人说现在有七八十块。女的说：“你咋就存了这么少钱？单身了这么多年。”然后女人笑着告诉他：“我还存下钱来着呢……”
再客观一点旁观，“美国饭店”同时欢迎海喜喜，招呼瘸子保管员并照顾章永璘（还不包括小说之前或之后的情节，小孩的父亲等），《海上花列传》《秋柳》中的“青楼家庭化”到了革命时代悄悄转变为温馨良善的“家庭化青楼”。还是落难书生与红尘女子的文学传统，以前是于质夫以启蒙同情名义想救海棠，现在是“绿化树”以人民的名义拯救知识分子（真正字面意思上从启蒙到“救亡”）。
五新婚之夜的意外
问题是马缨花孤儿寡母，怎么能保证有吃的？年轻农民海喜喜，很喜欢马缨花，所以视“我”为情敌。“我”虽然瘦弱，但干活聪明，后来和海喜喜比试了一回，并不输人。劳动技能帮助“我”建立信心。另外还有一个瘸子保管员，也经常向“美国饭店”提供粮食增援，但他看到马缨花总是小心翼翼的。“美国饭店”的生态有点像芙蓉姐，瘸子保管员就像粮站站长，提供实际经济支持；海喜喜好像屠夫黎桂桂一样，体力好，人老实；但是乡村美女最后都心向落难书生，秦书田或者章永璘——当然这是落难书生及文青读者的白日梦。
后来的问题，倒不是怎么过日子。
这一大段文字，是20世纪“中国故事”中不可删节的一个片段。既说明食与色之写实/隐喻关系，又显示知识分子（垒球、威尔第歌剧）必须依靠来自劳动/人民的拯救（“饱含着高原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气，饱含着收割时的汗水”）。“一会儿，她在炕上，幽幽地对孩子说：‘尔舍，你说：叔叔你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说，你跟叔叔说：叔叔你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种爱情宣言，几乎就是《泰坦尼克号》里“You jump, I jump”的中国版。
两间土房，经过“装修”成了不错的新房。新家一切很温馨，只是男人在新婚之夜发现自己“不行”了。
她大概看见了那颗泪水。她不笑了，也不看我了，返身躺倒在炕上，搂着孩子，长叹一声：“唉——遭罪哩！”她的“唉”不是直线的，而是咏叹调式的。表现力丰富，同情和爱惜多于怜悯。她的叹息，打开了我泪水的闸门，在“营业部主任”作践我时没有流下的眼泪，这时无声地向外汹涌。我的喉头哽塞住了，手中的半个馍馍，怎么也咽不下去。土房里一时异常静谧。屋外，雪花偶尔地在纸窗上飘洒那么几片；炕上，孩子轻轻地吧唧着小嘴。而在我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啊，拯救我吧！拯救我吧……
“来吧。”她说。
这确实是个死面馍馍，面雪白雪白，她一定箩过两道。因为是死面馍馍，所以很结实，有半斤多重，硬度和弹性如同垒球一样。我一点点地啃着、嚼着，啃着、嚼着……尽量表现得很斯文。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吃过白面做的面食了——而我统共才活了二十五年。它宛如外面飘落的雪花，一进我的嘴就融化了。它没有经过发酵，还饱含着小麦花的芬芳，饱含着夏日的阳光，饱含着高原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气，饱含着收割时的汗水，饱含着一切食物的原始的香味……忽然，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噗！我一颗清亮的泪水滴在手中的馍馍上了。……
我撩开被子，原来她这时和我在芦苇荡中见到的完全一样……
一路发展到《绿化树》，匪夷所思（又十分现实），男女主角初次见面是在刨粪。之后，女人以请他帮修炉子为理由，找章永璘上她家。女人的家很温馨，男主角一进去就想起《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中的诗句：“有个主妇，还有一罐牛肉白菜汤。”没想到女人真从锅里拿出来一个白面馍馍。男人惊起，推却了一阵，发现女人是诚心要他吃——
这是一片滚烫的沼泽，我在这一片沼泽地里滚爬；这是一座岩浆沸腾的火山，既壮观又使我恐惧；这是一只美丽的鹦鹉螺，它突然从室壁中伸出肉乎乎黏搭搭的触手，有力地缠住我拖向海底；这是一块附着在白珊瑚上的色彩绚丽的海绵，它拼命要吸干我身上所有的水分，以至我几乎虚脱；这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这是海市蜃楼中的绿洲；这是童话中巨人的花园；这是一个最古老的童话，而最古老的童话又是最新鲜的，最为可望而不可即的……
回想20世纪中国小说里有很多男女相会之处：涓生在会馆房间里给子君“上课”；郁达夫的男主角在贫民窟里同情女工；倪焕之见路上走过来的一美女，后来就成为他老婆；觉慧在自家花园亭子里开玩笑说要娶鸣凤；余永泽、林道静在天安门金水桥边一吻；老干部和张洁的女主角，在音乐厅门口手都不敢握；齐副师长找文工团女生到办公室，让她提意见；还有秦书田、胡玉音两个“牛鬼蛇神”，扫街时去捉奸，结果首次触碰到对方的身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写“性”的文字，各种“艰辛探索”。从郁达夫《沉沦》偷窥“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到张爱玲写肥皂泡沫吸吮男人的手指；从王安忆《小城之恋》红军舞伴奏性爱搏斗，到张贤亮“国家地理杂志”一样的床上风景画面，到底哪一种新白话能够衔接《金瓶梅》传统同时又体现现代性？
《绿化树》写“吃”的第三个层面，也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情节，就是“吃”与女人的关系。女主角外号“美国饭店”——“饭店”就是不少男人都能去的地方，“美国”代表着堕落、放荡。可是马缨花听到这个外号也不生气，好像只是个玩笑。她是一个20多岁的单亲妈咪，大家也追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小孩两岁。小说里说她长得很漂亮，和男主角第一次见面，是一起在刨粪。男的刨粪，女的把粪砸碎，然后铺到地里去。
张贤亮的性描写成功与否再说，章永璘的新婚之夜肯定失败。
二“吃”与爱情的关系
男人说想喝水，女人说：“你不行，事儿还多得很！”……男人说对不起，“这有啥对得起对不起的。下一次再试试。”几天后，又“不行”。“‘你是不是有病？’她叹息了一声，问我。‘我不知道……我想，我大概是因为长期压抑的缘故。’”男人解释：压抑是因为想问题太多。“那么，你想问题干啥？你看书干啥？想啊看啊顶啥用？”说来说去，提起了八年前的旧事，没想到黄香久说：“你为啥还提过去？你这个废人！半个人！”“八年前……哼哼！那天你要是扑上来，我马上把你交给王队长，让你加刑！那时候，我正想立功哩！”
假如王一生看到章永璘的反省，大概又会说：“‘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张贤亮的小说里，在劳改、老鼠、稗子面、虱子等细节之间，常常夹着普希金、道连·格雷、笛卡儿之类的文化符号。最重要的护身符，就是在极简单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资本论》，晚上当枕头，白天真读。同样面对精神物质双重饥饿，《棋王》中有儒道互补，《绿化树》里有《资本论》。
当代中国小说里其实不止一次出现过男人性功能障碍的细节，《芙蓉镇》里有谷燕山，打仗留下残疾；韩少功《马桥词典》里的万玉，乡镇风流，其实也是“半个人”。不过作为小说核心情节渲染，还是比较少见。评论集《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汇集了批评界的各种不同意见：黄子平的文章题为《正面展开灵与肉的搏斗》；周惟波的文章标题是《章永璘是个伪君子》；许子东的文章是《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全书收了批评文章44篇[3]，小说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议。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张贤亮写这些“床话”，似有真实体验，当然，象征意义更加明显：一个男人多年劳改，长期压抑，导致功能障碍，于是被人看不起，被家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觉得成了一个废人，成了“半个人”。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六被压抑的，只有性吗？
作为劳改犯，一方面，“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所以被炊事员骂也很开心。劳改生活当中，只和外号“营业部主任”的另一“右派”较劲，就像阿Q，闲人打不过，就跟王胡、小D争斗。但饥饿不仅压迫胃，也压迫神经。晚上睡觉时，“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就在男主角发现自己是“半个人”以后，小说突然进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境界。
在和饥饿的斗争过程中，主人公反省“我”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进入了饥饿的第二个层次，就是“吃”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我”骑的大青马陷入了泥淖。这时候，马突然说话了。先是指出说：“你结婚一个多月已经分床睡了，所以你害怕晚上，害怕回家。”然后跟主人公说：我是一匹骟马（被切除了生殖器的马）。为什么被骟呢？因为人类害怕马比他们聪明，所以要把我们阉割了。（害怕读书人思考吗）大青马的劝告是：“把你的知识和思想隐蔽起来吧，这样你才能保全你的性命。”
为了抵抗饥饿，男主角要用尽计谋、知识、策略。到了农场，他可以自食其力了，可是赶集时他又忍不住用欺诈的方法和老乡做买卖。但得意扬扬计谋得逞时，回家路上掉进冰河，骗来的黄萝卜丢了一半。小说写劳改农场炊事员最后一次多给了他两个黑馍馍，他不舍得吃，像宝贝一样地藏着，晚上和《资本论》一起放在枕头边。只要有这馍馍在，他就觉得不饿，心里踏实。可是第二天，这两个馍馍被老鼠偷走了。这时他感到了饥饿的恐惧。“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
魔幻只是片段，大部分篇幅还是写实主义。男人依然“不行”，女人继续失望，但也无法离婚，家庭成了合作社。这样的婚姻给男主角带来了巨大精神压力，而精神压力当然又会转移到身体。“是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的名言出现在中国无用读书人口中极其反讽。某天村官曹学义给章永璘派了一个夜差，没想到拖拉机出故障，“我”半夜回村报告，亲眼见到曹书记走进了自己的家，而且马上就熄了灯。
劳改制度曾是我们法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绿化树》男主角章永璘回想自己在劳改农场，一见到炊事员，便会谦卑地、讨好地笑着，炊事员如果骂他“你这狗日的”，他觉得“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自1959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记录时代），劳改农场兴起用大盆打饭的风气。因为炊事员舀汤速度快，用小口饭具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稀饭沾得满脸盆都是，得不偿失。所以，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那时不少犯人想尽方法，叫家里人带儿童脸盆进来，而章永璘有创意思维，他用一个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特别说明：“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章永璘为此专门做了测验，每次比用儿童脸盆的人多100毫升。
男主角瘫倒在地上，什么也没做，只是和空气当中的宋江对话，当然不敢杀“阎婆惜”。然后见到奥赛罗，也是一个杀妻的英雄。又见到孟子，重复一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又有庄子跑来告诉他“退一步海阔天空”。最后见到了马克思，讲了一通东西方人生哲学的异同，居然还使男主人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就在书记进他房间，房间黑了灯的这段时间。
《绿化树》写“吃”分三个阶段，先写饥饿与智慧、计谋、知识、生存策略的关系；然后写“吃”或者饥饿与人格尊严的关系；再往后就是“吃”与爱情的关系。
总而言之，小说家用了魔幻手法把自己的不少抽象思考硬塞在小说最关键的时空里，再联想男人与知识分子的象征关系，就是说有人正在受欺凌，知识分子只是梦见伟大的古人。
一饥饿与智慧、计谋、知识及生存策略的关系
黄香久发现丈夫知道了她和书记的暧昧关系，在家里的态度变温柔了。不再责怪男人，甚至提议帮男人去看病，但是不愿离婚。
这段文字，直到“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看上去是一幅有层次、有色彩的油画，张贤亮的文笔有点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但是，突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黑色幽默瞬间解构了19世纪的油画。这段文字可以概括张贤亮小说的基本格局——看似庄严抒情，研读《资本论》，讴歌苦难历程（小说前言直接引用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序文），又在细节、文笔中调侃解构这种苦难的赞歌。如果套用张爱玲的句型，那就是“生活像一大片裸露的田野，身上爬着欢快的虱子”。
接下来，男人终于出现了转机。转机来得有意思，村里发大水，抗洪抢险，挡不住，眼看渠坝要垮，这时章永璘把自己当麻袋，勇敢下水堵缺口。乡亲们还以为是解放军来救灾。
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1]
这天晚上，女人也对他很好，“来，把脸贴在我胸口上”，结果就好了。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
从“废人”复原的过程也有明显象征意义。抗洪抢险当然是革命行动，“我”平常是劳改犯人，是敌人，在革命行动当中为民立功，所以恢复了男人，也是人民一分子的身份。
《绿化树》一开篇，一个25岁的年轻右派，高1.78米，体重88斤，瘦皮猴，坐了大车跨过一座桥，从一个劳改农场转到旁边另一个农场继续劳动改造。虽然都是西北高原，都是田野荒凉，村落残旧，但对主人公章永璘来说，这是他重获自由的一天。
小说最后部分越写越精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前面是庸俗的引子，新婚之夜“不行”才进入正题，洪水抢险以后才进入高潮。写夫妻吵架部分，可与《围城》相比。但《围城》只写普通夫妻矛盾，张贤亮笔下的男女之争，又有读书人与民众关系这一层隐喻。当男主角成为真正的“男人”之后，坚决要走，女人却真心相爱，又带着出轨的内疚，实在是传统、贤惠、美德的当代扭曲版。
孔子曰“食、色，性也”，张贤亮小说也有分工：《绿化树》写吃，写饥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性，也是饥饿。
一般来说，小说总有叙事角度优势，就是故事由谁讲，读者不自觉地会偏向谁。可这部小说到最后，读者既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另一半想着忧国忧民，也同情“女人的全部是男人”，全身心是绝望的传统温情。
张贤亮（1936—2014），生于南京，19岁从北京移居宁夏。1957年因为发表了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动改造前后22年。70年代末，他重新创作，短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很受圈内好评；《灵与肉》因为贯穿的“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的感谢苦难的姿态，被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一度很受注目（2020年，中央电视台还在播放题为《灵与肉》的电视连续剧，剧情与小说原作已有很大出入）。不过，张贤亮真正的代表作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两部小说也是写劳改的文学作品的代表作。
[1]张贤亮：《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1984年第2期北京《十月》期刊发表了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这两部小说是“伤痕—反思文学”中最重要最有艺术分量的作品。
[2]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收获》1985年第5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一个知识分子的身心历程
[3]本社编，黄子平、许子东等撰：《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