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描写农民在党指引下反抗地主，或者华东野战军战胜张灵甫，或者重庆革命烈士道德高尚，《创业史》要农民消除私有制，宣传合作化政策——这些当然都是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但1978年以后，《李顺大造屋》同情农民几十年生活困苦、《剪辑错了的故事》反思“大跃进”、《芙蓉镇》描述“四清”与“文革”，是否也在为改革开放服务？不也是响应或契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大环境？《上海文学》最早刊出理论文章，质疑文艺是否应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这样的质疑本身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从1984年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看，茹志鹃、李子云构思此会，应该是要讨论两个大问题：第一，怎么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第二，讨论文学创作和西方现代派的关系。结果出乎会议主办方的意料，第一个问题居然完全没讨论；第二个问题的意见也基本一致，也没有太多争论。
当然，改革开放前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有重要变化。“伤痕—反思文学”中的政治，可以从作家个人信仰出发，和以前从特定时期政策政令出发有极重要的区别。但是，对于参加“杭州会议”的这些年轻新锐作家来说，他们并不太思考如何继续为狭义或广义的政治服务，而是在想小说还应该有怎么样的发展空间。关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到会作家基本已有共识，所以一下子跨越了（实际也是回避了）这个关键话题。既然要少写政治，又要面对社会，那另一选择就是多写“文化”。开会第一天，大家就谈论几个月前发表的《棋王》。西方现代派文学虽有很多吸引人处，但不可简单效法，尤其不能只从文字语言上去学习。各位如果不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这是当代作家和“五四”一代相比明显的弱项——学习现代派，其实学的是翻译腔，学的不是海明威、卡夫卡，而是李文俊、袁可嘉。而小说最重要的因素，语言，必须从中国文字源流上寻找，这就是阿城和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在会上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换言之，1984年底，部分新锐中国作家意识到当代小说不仅应和时局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策略），也应和“西方现代派”保持距离——当然，从后来文学史发展来看，“寻根文学”也是调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策略，文学寻根和现代派技巧也完全可以融合（比如《爸爸爸》《红高粱》等）。
会议通常由周介人（《上海文学》编辑）负责串场。大家没有预定次序，随意发言，或长或短，可以打断，却都认真严肃。讨论的问题，有时很大，比方禅宗、现代派等，有时很小，甚至是某小说细节，如阿城的发言，通常是讲故事说段子，还很幽默，引起哄堂大笑。
二既懂文学，又懂政治的韩少功
这不是一次正式的学术会议或常规的作协会议，没有预定的日程，没有事先安排的发言题目，没有发言时间限制和专家讲评，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与会者提交论文，却是我参加过最有学术气氛的一次会议。会议在杭州的一个部队疗养院连开了三天。就在西湖边上，也没安排游览，很少有媒体关注。蔡翔后来回忆，说到会时，没有安排谁住哪里，疗养院里有单人房、双人房、三人房，与会者进去随便住。结果大家都先抢三人房，最后来的人才住单间（现在情况正好相反）。不知社会进步了，还是文化退步了？
在这一批50后知青作家中，韩少功比较有明确的政治抱负，有理想主义色彩，而且也有理论追求。他既懂文学，又懂政治，说起来是茅盾、王蒙之后的第三代了。当然，历史条件不同，个人的处境也不一样。
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来的阿城、陈建功、郑万隆、李陀、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周介人、陈村、曹冠龙、陈思和、蔡翔、程德培、吴亮、南帆、许子东等；鲁枢元和韩少功是京沪以外的作家、评论家；东道主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李庆西（“新人文论”丛书的编辑）；主持人就是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还有李子云。
韩少功出生于长沙，初中毕业以后下乡插队。他后来一面在海口做海南省文联主席，另外一年有半年住在湖南某个乡村，像一个永远的知青。他的早期作品《月兰》《回声》，就有对“文革”参与者造反派的一定的理解。之前我们读过《飞过蓝天》，看到他又想写知青苦难，又要写知青理想。在杭州会议上，他比较沉默，看得出他有不少想法，很紧张地思考着。会议的明星，是阿城、李陀、黄子平等。
我们可以从文艺生产场域、意识形态操作的角度来讨论寻根文学的背景。
我记得会议第三天，晚饭以后沿着西湖散步，那时阿城喝醉了，要朋友们帮忙抬回去。我问韩少功对会上大家发言有什么想法，他犹豫了一下，说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回去要拿点干货出来。也许没有用“干货”这个词，我的记忆不一定可靠，但大致是这个意思。
一杭州会议的开会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思考就是在《作家》上发表的《文学的“根”》这篇文章，所以严格说来“寻根文学”的口号是由这篇文章提出来的，但我记得在杭州会议上并没有明确地使用“寻根文学”这个概念。
除了人道主义争论背景，当时文艺界还争议几个现代派“小风筝”——几篇比较欣赏西方现代派技巧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引起了北京《文艺报》批评。这些大小论争和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样，不是完全一面倒，也不全是自上而下，中间有不少偶然性。比如《上海文学》本是地方文学刊物，小说影响远不如《人民文学》或《收获》。但主持“理论批评版”的李子云是一个很有政治远见和学术情怀的编辑，此前是夏衍的秘书。所以《上海文学》十分引人注目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派的文章，引起争论，还邀请巴金、夏衍等前辈作家撰文声援。就是在这么一种微妙的京派、海派的文艺论争形势下，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客观上是在《文艺报》的指导方向之外，开启了当代文学一个新的发展潮流。
我在1988年写过一篇论文，叫《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里面这样概括：“寻根文学”大致有三个不同路向，一是在“文革”后重新认识和整理民族文化支柱或检讨当代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和钟阿城。二是挖掘当代政治运动在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上的深层根源，最典型的作品是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三是在社会现代化的“危机”中寻找“种族之根”或“道德之气”，以解救当代（城市）文化的堕落及人的精神价值困境，郑万隆、李杭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莫言、张承志等，都比较接近于这个倾向。[5]
冯牧主编的北京《文艺报》比较代表陈晓明所说的“主导意识形态”，李子云主持的《上海文学》“理论批评版”以及刘再复主编的北京的《文学评论》，更倾向于思想解放。不过，许志英和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将冯牧、唐因、唐达成、王蒙（时任《人民文学》主编）都列在周扬、张光年、夏衍为首的“惜春派”——意思是珍惜文艺界的春天。另外一边被称为“偏‘左’派”，有胡乔木、王任重、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等。今天回头看，双方都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据，正是这种有矛盾有争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促进了80年代中期文学和理论的繁荣。
我在另一篇叫《〈爸爸爸〉与〈小鲍庄〉》的论文里专门讨论了韩少功：“从外表上看，韩少功像个优秀的青年团干部——衣着严肃，谈吐沉稳，待人（尤其在老一辈面前）谦和方正，总是微笑而又认真地听别人讲述哪怕是他不感兴趣的话题，给人以踏实甚至‘听话’的感觉，绝无张承志的孤傲张辛欣的灵敏，也不像阿城般洒脱莫言般木讷（1985年前后，韩少功以专业作家身份，还真的兼任过湖南某自治州的团委副书记）。只有细读韩少功作品或与他深交，才会感觉到他在保尔·柯察金式的外表下的‘于连气质’和躁动不安的杰克·伦敦式的灵魂。”[6]我一直认为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连（《红与黑》）、马丁·伊登（杰克·伦敦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主人公）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当时比较宽容的思想解放背景，促使文艺界有更多的理论探索的可能性。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义和60年代不同。
《爸爸爸》有点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主人公丙崽只会说两句话，好，就叫人家“爸爸爸”；不好，就是“×他妈”。
与其说是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导意识形态构成紧张关系，不如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存在不同观点的分歧矛盾——80年代，晚年周扬重新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同时期胡乔木等人则比较坚持延安意识形态的传统。
在阿城大讲其“故事”的杭州座谈会上，向来控制局面的韩少功基本上只做听众，听同行们大谈直觉、非理性、神秘主义、民俗与现代派的关系等。韩少功并非一个被动的听者，所有从旁而来的刺激和启发（如果确有这种刺激和启发的话），在他那里都会围绕着一个焦点而起作用。这个焦点在我看来，就是他对“文革”的性质、起因、意义的持续思考，古怪晦涩惊世骇俗的《爸爸爸》无疑也是这种思考的延续、深化和“变形”。
陈晓明的观察是：“80年代中期，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反反复复进行着各种斗争，但关于人道主义和主体论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使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导意识形态构成一种紧张关系，若隐若现的碰撞似乎预示着内在更深刻的分歧。”[4]
我认为《爸爸爸》也是对“十年”根源的“艰辛探索”——学生狂热和30年代租界撒传单的热情有关系吗？平民造反和阿Q的梦有异同吗？近代以来的改革者为什么都像仁宝那样不战而败呢？
从50年代起，当代文学生产机制本来就有“计划文学”的性质，常常希望通过会议引导文学创作倾向的变化，但“杭州会议”有些不同。一是此会不在北京召开，也不是高层策划，发起方是《上海文学》和《西湖》杂志社及浙江文艺出版社。二是此会确实引发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潮流，而不像其他更大规模更高级别的会议只是调整文艺政策。所以“杭州会议”后来被各种文学史记载，背后有一些微妙的历史原因。
这可以说是有点简单粗暴地概括《爸爸爸》的复杂主题，但是，造反、权斗、游街、示众，哪一个能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甚至集体无意识脱离关系呢？卡夫卡式的变形技巧，把《爸爸爸》变得令人联想到拉美的现代派，不过老作家，像康濯他们，还说《爸爸爸》是革命现实主义。
酿就“寻根”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一所疗养院里的聚会，随后（1985年）有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等。[3]
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近年又改写《爸爸爸》，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苛刻批判又多加了一些复杂的同情。
陈晓明教授晚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也记录了“杭州会议”的历史意义：
从1985年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韩少功始终是一线作家，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等。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马桥词典》《日夜书》等。他不仅写小说，还写理论文章，也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很有国际视野。在我看来偏重理性的创作态度是韩少功的特色，是他的优点，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某种局限。
1984年12月（12日到16日），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2]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1章第1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21页。
陈思和是与会者，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记录得更详细一些：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279页。
在1983年到1984年间，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围绕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召开过座谈会。[1]
[3]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25页。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对“杭州会议”有如下记载：
[4]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22页。
依照本书惯例，我们要关注80年代一个作家的一天：韩少功（1953—）的1984年12月14日这一天。这次不是依据他的日记，那一整天我和他在一起开会，参与目睹了所谓“寻根文学”的发端。而寻根文学正是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现象。
[5]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与阿城》，《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6年3月号，81—91页。
1984年12月14日，杭州会议与韩少功的一天
[6]许子东：《〈爸爸爸〉与〈小鲍庄〉》，《岭南学院中文系系刊》1997年第4期，55—66页。
作家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