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光朴这时候已经53岁了，小说写他“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眼；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
“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生产落后，是电厂老大难问题。党委会开会，讨论派谁去当厂长。这时机电局电器公司的经理乔光朴自告奋勇。公司经理是个肥缺，工作轻松，所以乔光朴要去电厂，大家都很惊讶。而且他立下军令状：“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1]这个举动让党委会上的众人吃惊。
“十七年小说”的读者都知道，凡这样的面容长相，一定是正面英雄人物。他的行动也是如此，用一种革命精神去从事经济生产，用军事术语来从事政治活动。“军令状”“第一炮”“爆炸了一颗手榴弹”“要完成任务”等话语，很有意思。
晚清写官场，都是幕后交易。从《华威先生》以后，小说中的官场故事则主要是开会，或者从开会写起。《乔厂长上任记》一开始是机电局党委会，“四人帮”倒台两年，1978年已经过去六个月了，电机厂两年六个月没有完成任务了。
乔光朴当厂长有个条件，就是让已经在养鸡喂鸭的退休干部石敢来担任党委书记。任命其实还没提出，他已经违反程序，私下通知石敢，叫他赶到党委会，然后当面说明，要让他接受。1958年乔光朴留苏回国，做过重型电机厂厂长，石敢当时是党委书记。两人在“文革”当中一起挨斗时，乔厂长肚子里暗唱京戏，渡过了次次难关。石敢摔下批斗台，自己咬断了半条舌头。在乔光朴的热情鼓舞下，号称身体思想都已经残废了的石敢居然也同意再次出山。总之，厂长职务调动，被描写成大胆的革命姿态、突然的军事行动，甚至有点像大侠出山。
回顾时代背景，《乔厂长上任记》其实是上述第一类“以笔为枪”中罕见的成功范例。这类作品，不少都被批评，蒋子龙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小说既呼应政府提倡的政治改革，也抒发作家自己的政治观念——正好也是改革。仔细阅读，小说主人公其实是以“前三十年”的革命逻辑来从事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或者说，是以“十七年”的文学方法来书写新时期的“中国故事”。
用革命军事术语描写工业经济活动并非蒋子龙个人爱好。以政治、战争语言指挥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也是某种时代特征，甚至也是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政经融合军民一体的某种体制特点。
二《乔厂长上任记》：“以笔当枪”的代表
乔光朴1957年留苏时认识了女留学生童贞。童贞回国后也在电机厂工作，但当时乔光朴已婚，童贞的外甥郗望北特别保护小姨，不让她被人欺负，所以童贞和乔光朴有心却无事。现在浩劫过去了，乔厂长妻子也去世了。大家于是怀疑他自告奋勇再去当厂长，也许因为昔日旧梦？乔厂长一上任就去找40来岁的童贞，第一句话就问：“童贞，你为什么不结婚？”童贞反问：“你说呢？”第二句话，乔厂长说：“我干吗要装假？童贞，我们结婚吧，明天或者后天，怎么样？”小说写童贞等这句话等了快20年，所以就同意了。但她一想到要回厂，闲言碎语杀死人，就和厂长说晚一些时候再结婚。
当然三者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分明，常常被评论混淆，或者作家主动混淆。
单看这个开局，乔厂长的相貌和言行读者都很熟悉，如果许云峰或者朱老忠或者梁生宝到了电机厂危难时刻，他们也会立下军令状，自告奋勇，也会以革命姿态解决经济问题，以军事术语形容革命工作。但是接下来乔厂长上任后的情况，就跟“十七年文学”不同了。
这几部作品是“文革”以后第一批被批判的作品。“社会效果说”使得作家们忽然明白，文学与政治与大众的复杂关系是常态，一直需要调整磨合。剧本创作座谈会以后，中国作家的写作策略出现了大致三个方向的分化：一是继续“为政治的文学”，以笔为枪，坚持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比如一些报告文学，戴厚英长篇《人啊，人！》、白桦剧本《苦恋》等。二是“为人生的文学”。用很多不同写法——意识流、反讽、变换叙事方法等，首先追求文学性，反思过去，正视现实。王蒙、张贤亮、茹志鹃，还有年轻一代的韩少功、张炜、张承志等都大致上使用这种写作策略。第三个方向，仍借用“五四”的说法，“为艺术的艺术”，主要关心怎么写，而不大关心写什么，也不大在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比如说汪曾祺、史铁生、阿城、早期的余华，等等。
处在对立面的原电机厂一把手冀申倒是想当公司经理——这个轻快的肥缺。冀申在“文革”当中做过干校副校长，保护了一些老干部，所以积累了不少人脉关系。另外一个领导是以前的造反派头头，童贞的外甥郗望北。后来冀申果然一直在底层官场与乔厂长作对，最后不合手续地调去了外贸局。郗望北经过了一番考验，倒成了乔厂长的得力助手，当了副厂长。即使在1979年，小说里同情前造反派也比批判丑化要多，值得注意。
当然，换个角度看，作家的个人政见如果与官方意识形态或者与大众审美要求有矛盾分歧，也很正常。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作品就是在这种矛盾关系当中产生的。所以，1980年2月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就构成了一个转折。这次座谈会提出了“社会效果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不久，北京召开纪念鲁迅百年诞辰大会，我在人民大会堂亲睹了领导激情洋溢的讲话。“社会效果说”，意思是作品可能有些越界，但作家动机是好的。或者倒过来说，单有好动机还不够，还要注意效果，这是委婉的批评。当时被点名批评的小说，有写将军和女护士关系的《飞天》。有写知青为了回城，不择手段走后门，甚至出卖身体的徐明旭的《调动》，小说里有句名言，干部说“研究研究”，就是“烟酒烟酒”（现在“烟酒”也不管用）。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也涉及干部子弟。
石敢书记深入了解电机厂的情况，发现运动之后人心已不单纯。改革来临时，可能赏罚分明甚至裁员，随时会导致新的矛盾。可是乔光朴一意孤行，一到场就宣布自己的婚事，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就全场考核，所有业务不达标的都成为编外人员，叫服务大队。
要解放思想，要拨乱反正，要改革开放，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文学、政治与大众三者这么合作的一个时期。比如《李顺大造屋》，作家在为农民申诉，政府在检讨农村政策，民众也找到了苦难记忆共鸣。在某种意义上，这真正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出于真心，写自己的血肉经历。《剪辑错了的故事》的作者1947年参加革命，赤胆忠心，因为坚信党必须为老百姓服务，所以才对1958年的情况痛心疾首。第四次文代会的说法，开启了一个新时期。
这样的改革结果引起民愤，党委收到一大堆控告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法——新婚妻子童贞任副总工程师，童贞侄子做副厂长。这些控告信当然都是针对乔厂长。而且乔厂长发现他想要增产，外面的电力部门也不支持，因为他们想多买进口设备。厂外社交比厂内工作更困难。总而言之，虽然他的现代化治厂方针初步奏效，电机厂生产可能向上，但是得罪了不少干部群众，收到很多实名举报。
现在回头看，从1977年底《班主任》发表，到1980年2月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两三年间是作家和各方关系最和谐的一个特殊时期。
想想如果在现实当中，不用说那时，就是在今天，这样的厂长是什么命运呢？
也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向一些“右派作家”——丁玲、艾青、萧军、王蒙等道歉，回应并不强烈。主持第四次文代会的还是茅盾。刚刚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蒋子龙在会议上是大家瞩目的新人。
好在从一开始就信任乔厂长的机电局长霍大道（看名字就像个好人）来到电机厂，坚决挺乔。晚清官场小说，贪官要做坏事，是因为上面有人。新时期的“官场小说”，好官要做事，上面也要有人。同级同层是第一战场，上上下下是第二战场。霍大道对乔厂长说：“昨天我接到部长的电话，他对你在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还叫我告诉你，不妨把手脚放开一点，各种办法都可‘试一试，积累点经验，存点问题，明年春天我们到国外去转一圈。中国现代化这个题目还得我们中国人自己做，但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做法还是有好处的……’”
70年来作协有两次会议最为重要。第一次是1949年建立文联，第二次是1979年秋天的第四次文代会。据与会者回忆，发言领导在报告中讲：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说到这里，全场爆发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华东师大老教授许杰、徐中玉等开会回来十分激动，一再转述“不要横加干涉”这句话。经历了反右、“文革”几十年劫难的老知识分子，从此也进入了新时期。
接下来是小说的光明结尾，霍局长、乔厂长、石敢书记三个人就坐下来喝茶、唱京戏了。
一从第四次文代会到剧本创作座谈会
三干部间的矛盾如何解决？
第一，这个中篇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和卢新华、高晓声、茹志鹃等人的小说几乎在同一时段出现——也就是说，新时期文学中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并不是一种递进的逻辑发展，而是差不多同时出现，见证70年代末当代文学的多元方向。第二，如果纯粹着眼于艺术性，可能会先读林斤澜、宗璞、冯骥才、陈村等，但是《乔厂长上任记》无论作为罕见的城市工业题材，还是“改革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故事”里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这篇小说还描写了新时期的官场斗争。第三，在2018年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开放的大会上，40年间，一共只表彰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已经去世的《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遥，另外一位就是《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
1979年，“文革”刚结束不久，在城市工业领域、干部集团内部，蒋子龙的小说已经展示了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种种困难，阻力不仅来自各个派别，也来自群众干部关系。结尾虽然是急刹车，虚了一点，但乔光朴的处境好像比20年前去敲区委书记大门的林震要更光明一些。
蒋子龙（1941—）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小说，尤其90年代以后，会有不少作品无论艺术质量还是内容深度都不在《乔厂长上任记》之下，那为什么一定要读这篇小说？至少有三个理由：
官民关系是20世纪中国小说（尤其是早期和晚期）的一条主要线索，晚清主要写官府压迫民众，“五四”探讨官民之间的国民性共通点，1942年及50年代以后，小说主要表现官员如何代表、带领民众，同时改造较落后的民众。到了“文革”后，反省官民矛盾的小说主题，又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直接正视官民矛盾，例如《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同期还有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二是分析官员之间的矛盾——哪些官员是否及怎样代表民众。《乔厂长上任记》属于第二种写法，同类作品还有莫应丰的《将军吟》、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其实是这类作品超越时代的先声。其情节框架都是同一级别里必有正反人物纠缠争斗，伴随着斗争当中的绯闻、私事和历史旧账。这种斗争往下延伸，就会依靠不同的群众基础，往上延伸也总有不同的派系力量支持。规律是下面群众好人多，级别最高的领导总是支持正面人物。
改革文学与官场斗争
假如主人公政治忠诚、勇敢、智慧，可偏偏上级领导不支持，却重用主人公的反对派，或者对矛盾冲突就是不表态。比方说小说中如果（如果！）霍局长不再欣赏乔光朴，再比如说他更上级的部长突然换人了，你再也找不到其他级别更高的干部了，怎么办呢？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