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哭个啥？革命军人嘛……难为情？怕丑？嗨，这光明正大的事嘛！”
这么隆重的开场，原来只是引子。女主角傅玉洁，下了车进洋房，见到了20多年没见的马大姐，一个拥抱，故事就回到战争年代。少女时代傅玉洁无忧无虑，刚离开教会女中就被火热的学生运动吸引，迎接解放军进城，三百人大合唱《解放军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写信通知做银行襄理的父亲，“我要走自己的路！！！”然后报名参军，加入部队文工团。演出辛苦，纪律批评，傅玉洁都不介意，只是有一件事让她为难：组织股长马秀花找到她，说齐副师长“相中了”她。17岁的小傅一呆，吓哭了。
马股长很严肃地帮她分析——“老齐作战勇敢、坚决，立过两次二等功——这你是知道的。今年三十三岁，年纪是大了点。可你想想，他二十岁上就参加了部队，打鬼子，打老蒋，把青春都献给革命啦！咱还能嫌人家老嘛？嫌他没文化，就更不该啦！旧社会念得起书的都是啥出身？他没文化，正说明苦大仇深，立场坚定……”小傅的头垂到胸前，两手搓揉着手绢。“嫌老齐长相不俊？小傅，对这个问题，也要有正确的观点。什么美，什么丑，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他脸黑，那是风吹的，日头晒的，战火硝烟熏的！咱无产阶级看来，就是美！那些地主、资本家用劳苦大众的血汗养得白白胖胖的，才最丑不过的啦！……小傅，我知道你们知识分子，讲究个什么爱呀情呀的，其实呀，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的调调儿！毛主席早就讲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个人爱谁，恨啥，都是他的立场、观点所决定的……”
小说一开始写轿车别墅，都是身份的象征：“司机轻轻地一按喇叭，庄严的铁门打开了。于是，车轮就沙沙地滚动在两旁有整齐的冬青的、洁净的水泥路面上。绕过花坛，在一座精巧的小楼前，轿车停了下来。这小楼同相邻的几幢一样，深隐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之中。月光在它褐色的墙和红色的尖顶上，投下昏黄的斑点。”[4]
傅玉洁跑回宿舍，蒙着被子哭。想想齐副师长真是好领导，她就是无法想象跟他搂抱，贴着面颊。她觉得自己思想感情有问题，就和同房女生汪婉芬商量，汪说，你不妨接触一下。于是就在齐副师长办公室见了一次面，半个小时，男的就说了两句话——“小傅，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嘛！”“你有什么看法和要求，大胆地讲嘛！”
张弦（1934—1997），本名张新华，50年代就开始创作。最出名的小说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自己改编成电影，获得金鸡奖编剧奖。之前有个短篇《记忆》，讲放映员一时疏忽，倒放了有领袖形象的影片，因此获罪，小说获当时的全国优秀短篇奖。《挣不断的红丝线》和《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些相似，都写女性知识分子和老革命干部的感情关系，但是小说的格局、意旨、主题、技巧完全不同。
后来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写两个文工团员陷入性爱肉搏战了，但是口头表达第一句也是：“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显示在爱情领域，时代特征就是集体失语：会做，不会说。
二《挣不断的红丝线》
同房汪婉芬听说小傅谈得很好，就说愿她成功，“否则马股长就要找我了”。这个消息使小傅十分不快。加上文工团里有个中文系毕业的苏骏，说领导老批小资产阶级思想，可是老革命自己又不找农村姑娘，偏找小资产阶级小姐，为什么呢？这句也给了小傅拒绝的理由和勇气。整个过程写得比较婉转，也不伤感情。
当初小说里高干大概也是提早就听到了李希凡的警告，所以最终都坚持着革命道德去见马克思。张洁后来写过不少作品，中篇《方舟》分析女性命运，更加复杂。长篇《沉重的翅膀》《无字》则是全方位解剖社会的写实小说，两次获“茅盾文学奖”，是获奖最多的作家之一。
之后傅玉洁退伍当了老师，嫁给了转业做编辑的苏骏。这个时期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周围就是贝多芬、舒曼、游艇、园林。“大雪纷飞的假日，如果没有赏梅的豪兴，便围着炭盆，一个用浑厚的低音朗诵《叶甫盖尼·奥涅金》，另一个织着毛衣，不时发出柔声的叹息。”
小说中这一句是整篇的高潮：“我是一个信仰唯物主义的人。现在我却希冀着天国，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知道，你一定在那里等待着我。”李希凡说：“我们只能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那么，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3]
过了几年，苏骏戴上了右派帽子，傅玉洁开始并没有灰心，她期盼丈夫总有“摘帽”的一天。而且两人还有个女儿叫左英，因为他爸爸恨死了“右”字，所以给女儿起名叫左英。“大跃进”时，傅玉洁对前景还抱着希望，但是“摘帽”以后的苏骏却让傅玉洁彻底失望了。他不能再当老师了，只能做杂务。他修长的身材佝偻了；眼睛里再没有笑意和神采，变得忧郁而迷茫；潇洒的风度不见了，开朗的性格不见了，精辟而风趣的言谈不见了。他按时听中央台的新闻广播，专注地看省报社论，担心地寻找着有什么搞运动的迹象。任何风吹草动，丈夫就非常惊慌。家里要听个唱片，他也要关起门来，并且换成革命歌曲。更让傅玉洁受不了的是，学校副书记的儿子打了左英，苏骏还给人家去赔不是。
张洁这个短篇在70年代末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既因为标题上开宗明义呼唤“爱”，强调了婚姻、家庭、人生都不能没有“爱”，也因为小说中，家庭和爱情处在矛盾对立状态。曾因批判胡适而出名的评论家李希凡提出疑问：“我们的法律、道德、舆论，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种‘呼唤’与‘被呼唤’的爱侣们呢？”[2]
傅玉洁的工作倒很有成绩，受人尊敬，可是丈夫在外拖煤球，在家里喝酒，还说要自杀。傅玉洁一气之下说那我们分手，丈夫就跪在她面前请求宽恕。小说写：“正是这一跪，把傅玉洁对丈夫的最后一点眷恋击碎了。”大概打她一个耳光，也好过下跪……当然这种细节，也和地域有关，在有的地方打个耳光就把人打跑了，下跪可能管用；在有的地方打个耳光管用，下跪反而把女人给跪走了。总之“文革”来临时，他们离婚了。
不同的是，《廊桥遗梦》男女主角至少还有过一夜情，有过四天铭心刻骨，而《爱，是不能忘记的》主角连手都没有握过，男主角到底是情圣还是……最后读者也只看到一张模糊不清的面孔。
离婚以后有个工宣队队长，老缠着傅玉洁，要她去当秘书。拒绝以后，她的房子就给强占了。所以等到接到马秀花（现在市委书记的太太）的电话时，傅玉洁在学校里也是每天打杂，整日受气，做总务管理。
1992年，在《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十几年后，美国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沃勒发表中篇小说《廊桥遗梦》，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做导演，而且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个人主演，情节非常像张洁的小说。男女主角见面只有四天，然后终生苦恋。故事也是从下一代的角度，子女找遗物时一步步发现，伴随下一代对上一代苦恋方式的评价。
现在又回到小说开篇的洋楼，原来这是市委领导的家。主人马秀花怪小傅，你当初就走错一步啊！后来小汪（汪婉芬）嫁了齐副师长，这些年一直幸福，一直升到副师级了。
小说里，高干在1969年死于非命，因为得罪了当时的理论权威（或指张春桥、姚文元），女人自觉为他戴了黑纱。年近五十，头发突然全白，之后她在笔记本里记载：“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听着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沉寂的夜色里响着、响着……我每每在这小路上徘徊、流连，哪一次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我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他！”
傅玉洁无语。
关键是高干心里怎么想？他有没有想过要不惜代价挣脱政治和道德束缚？或者他也和女人一样铭心刻骨地苦恋，而无法摆脱家庭（长期精神出轨）？又或者他只是喜欢、享受有人崇拜他，有人爱他（在政治前途与家庭稳定之外的一种精神补偿）？我们再推想，假如女儿有能力、有机会去侦探高干的私生活和隐秘心思，她要不要、该不该去了解那些真相？她应不应该去提醒她的母亲？或者再说下去，一个人的爱与回报有多大关系？
可是真不幸，小汪“得了白血病了”，顶多还有一个月。转了半天，才回到正题，马秀花说老齐也到这个城市来做市长了——“小傅，老齐一直很惦记你哪！他可关心人啦！……”她的眼光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傅玉洁，“这样吧，你去洗个澡，回头咱们在我房里再细细地聊！”
女孩子可以唱On My Own（音乐剧《悲惨世界》插曲），美梦之后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幻觉。可这已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母亲，这样苦恋几十年，是否只是一厢情愿？这是不幸，还是幸福？
浴室很漂亮，白瓷砖一尘不染，墙上有大镜子，空气中充满了香味。张弦安排饱经生活与爱情磨难的女主角在这里入浴，别有用意。“她不敢看镜子里自己的裸露的身子，赶快跳进宽阔的浴盆，温暖的水浸泡着她的全身，莲蓬头冲刷着她的头发，每一个毛孔都沉醉在这奇妙无比的享受之中……啊，平时到女浴室去洗澡，是怎样的情景啊？排着长队等了又等，然后在闹哄哄的、散发出阴沟气味的淋浴间里，喷到身上的水时冷时热，说不定会突然中断……”
女儿后来想起，“每每母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她从不让我去车站接她，她一定愿意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他去接她的那种幻觉。她，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简直就像个痴情的女孩子。”
她明白了马秀花要和她说什么，莫非又要重演当年那热心的安排……哦，如果真是这样，如果真能成功，那么我的一切苦难、一切厄运，一切窘境和烦恼，不就顷刻之间雪解冰消了吗……
这些心理细节写得十分细腻真实，或者真有其事？我们只读文本，不谈作者。可是，难得在机关大院里碰了面，两人又在竭力地躲避着对方，匆匆地点个头便赶紧地走开去……她一定死死地挣扎过，因为她写道：“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着，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
她向镜子里的女人偷偷地瞄了一眼。健康的肤色，匀称的线条……哦，青春尚未完全消逝，她还应该有权利去重新开始生活！
高干以前做地下工作时，娶了一位因为救他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所以他的家庭婚姻捆绑着政治道德，无法改变。而母亲迷恋高干，“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攒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她便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凝固了，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为了把自己的泪水瞒住别人，她使劲地咽下它们。逢到他咳嗽得讲不下去，她就会揪心地想到为什么没人阻止他吸烟？担心他又会犯了气管炎。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
读者替她算一算，当年17岁，20多年后，现在40岁出头，完全可以风韵犹存、性感动人。事实果真如此发展了，她和老齐低调结婚。那天夜里，老齐说：
象征“特别强大的爱情”的，就是高干送给母亲的一套几十本《契诃夫全集》，女人一生视之为最珍贵的礼物，临死都要求跟她一起烧掉。母亲和这个高干，几十年当中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24小时。音乐会之前，高干跟小女孩握过手，小女孩和她母亲两个人的手都冰凉发抖。母亲是个作家，喜欢双簧管，女儿说她长得不漂亮——在张洁的小说里，颜值不是重要因素。
“婚姻是前生注定的，月下老人在上一辈子就用红线拴好了。小傅，咱们俩不也早就拴上红线了吗？”
她母亲很早就离婚了，丈夫也很帅，但年轻时大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是个错误的婚姻。母亲说：“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之后她母亲其实也爱过一个人，最终留下一本笔记本，题字“爱，是不能忘记的”，零星杂乱地记录了叙事者母亲一生的苦恋。苦恋对象是一位高干，有次听音乐会，小姑娘偶然看见，“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人行道旁边。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满头白发、穿着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那头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像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强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1]
“是的，那是根挣不断的红丝线！”
张洁（1937—）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个30岁还在犹豫是否结婚的都市女性，男友据说很帅，像希腊雕塑掷铁饼者，即使不算小鲜肉，至少也是有颜值有体型。但他很少说话，不知道是不爱说话，还是无话可说。女主角问：你为什么爱我？男友挣扎了很久，憋了一句说：因为你好。女的不大满意，想起母亲去世时的遗言：“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红丝线固然代表传统因缘，但红色是否也象征某种政治因素？张洁和张弦两部小说，结束了二三十年的空白，重新把爱情作为文学主题。但吊诡的是，两位追求恋爱自由的女主角，她们的对象却都是老干部，貌似延续着《青春之歌》恋爱革命的模式？好像都在“恋爱革命”，林道静是一个革命恋人牺牲了，再爱一个他的同志，张洁的主人公是苦恋已婚高干而不成，张弦的女主角则是想逃离高干权势而不得。《青春之歌》的恋爱对象是革命。《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挣不断的红丝线》则写恋爱与革命（道德或权势）之间的矛盾。但是无论如何，令人惊讶的是，爱情故事始终和革命和权力有关。
一《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洁笔下的老干部严肃、令人尊敬，张弦笔下的齐副师长（齐市长）随和、锲而不舍，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是一套《契诃夫全集》。将干部（官员）看不看文学书，作为衡量其境界、价值的主要标准，这种写法在之前和以后的中国小说里常常出现，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一厢情愿的自恋。
禁欲太久导致读者市场饥荒，一度“爱情”两字要在标题上包装。1978年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具有轰动社会效应且可以进入文学史的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一时期书写爱情小说颇有成就的还有张抗抗（《北极光》）、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写爱情小说的作家大都姓张，当然只是巧合，之后我们还会看到，张贤亮、张承志、张炜等男作家怎么书写不同的中国爱情故事）
张弦小说结尾处，女儿左英来信说，要回到父亲那里，“我要走自己的路”，下面打着三个惊叹号，这就是傅玉洁的当年了。从小说发表又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她的女儿左英不知怎么样了，会不会也后悔她自己走的路？她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又是什么呢？
50年代也有小说写爱情，代表作如《青春之歌》，恋爱对象不仅是异性，更主要是革命。《创业史》女主角改霞，恋爱也是政治标准第一，非党员不嫁。这种“恋爱革命”的故事到了“十年”也不见了。样板戏中，《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的主角地位及爱情线索都消失了。《沙家浜》中阿庆嫂可能与几个男人都有“戏”，但绝不能是“情戏”（阿庆也不知在哪里）。本来《白毛女》颇有点暗合传统的王子拯救落难仙女的古典芭蕾情节模式，但解说词特意说明：大春和喜儿产生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1]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以下小说引文同。
隔了大约二三十年的空白，终于，爱情故事重新出现在中国小说之中。其标志是发表于《北京文学》1979年第11期上的张洁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
[2]李希凡：《“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文艺报》1980年第5期。
70年代末的爱情小说
[3]同上。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
[4]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上海文学》1981年6月号。以下小说引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