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相对地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弗吉尼亚·伍尔夫问：“但是散文能够说出那些如此巨大的简单东西吗？”——伍尔夫自问自答告诉我们“不能”，这是文学摒弃了魔法和神秘、摒弃了押韵和格律而受到的惩罚。
这里，我们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视角。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狭窄的艺术桥梁》一文中，伍尔夫正确地提出一个预言，那就是文学“正在朝散文的方向走去”。这让我们获得了许多，因为“须知散文是如此地位低下，因而能够走到任何地方去，没有一个地方是那么低下那么污秽那么简陋，使得它不能进去”，因为，“散文则把所有肮脏的工作担在了她自己的肩膀上，她回复信件，付账，写文章，撰写演讲稿，服务于商人、店主、律师、士兵、农民的需要”。
这个伍尔夫所谓“巨大的简单东西”，时至今天的确更难用不矫揉造作、不带嘲弄颠覆的语言正色讲出来，那是遗落在莎士比亚诗剧、但丁《神曲》乃至于荷马史诗的东西，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庄严”，某种堂堂正正的庄严。伍尔夫以这段非常精巧的话指出它和我们生命的根本联系，此一联系今天亦成为失落已久的环节：“我们竟然忘记了，生活的一个大而重要的成分，在于我们对于像玫瑰和夜莺、黎明、日落、生命、死亡、命运这样的事情所怀有的情感。我们忘记了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单独的睡眠、做梦、思考、阅读。我们并非完全忙碌于个人的关系，并非我们的所有精力都用于谋生。心理小说家过分倾向把心理学局限在个人交际中的心理学；我们有时渴望从对恋爱和失恋的持续不断的、自责的分析中逃脱出来……我们渴望获得某种更为非个人的关系。我们渴望获得思想、获得梦想、获得想象、获得诗的意境。”
然后，我们再来谈一个古老的、差不多也杳逝了的东西——庄严。
我们还可以再读一段：“在他的诗中，悲哀是伴随着美的阴影。在现代的脑袋中，美不是伴随以它的阴影，而是伴随以它的对立物。现代诗人谈到的夜莺，说它是‘朝着肮脏的耳朵鸣叫’。在我们现代美的旁边轻捷走着的是某种嘲弄的精神，它嗤笑美是因为它是美的。它把镜子翻转过来，让我们看到她面颊的另外一面有麻点，是畸形的。这就好像现代的脑袋，由于总是希望能证实它的情感，也就丧失了接受本来面目的事物的力量……现代文学变得有点儿淫荡……”
有关博尔赫斯的“庄严”
之所以这么长段地引述伍尔夫，是因为截至目前，这是我个人所知对博尔赫斯作品最准确的说明（除了博尔赫斯本人外），尤其对于博尔赫斯作品所呈现的奇异（但毫不矛盾）景观——最现代的却也是最古老的，最新颖的却也是最保守的，最实体的却也是最梦境的，最细微的却也是最巨大的，还有，最个人的却也是最非个人的。这在我们读他作品时丝毫不觉其中有对立有裂缝，但解释起来却困难无比，以至于在我们离开阅读者身份扮演解释者评论者时，总不免把好好一个博尔赫斯裂解成各种怪诞破碎的模样。
日后，在博尔赫斯的新土地开发乃至于过度开发，那是其他作家的事了，用博尔赫斯喜欢引用的《堂吉诃德》书里的那句话是：“咱们一旦离开了人世，有罪各自承当。”
博尔赫斯当然是复杂的，但真正再再令我个人惊讶的，反而是他的简单，某种现代文学（不只文学）因为多疑因为除魅因为颠覆已不再存留的单纯，某种连现代语言都不再相信遂也携带不了的单纯，这样的单纯保证了他的专注，世故的人走不了那么远。
萨瓦托的“愉悦”应该是很经验很感官的用词，翻译成白话实况是“太好了原来可以这样子来”云云。而用诗、用短文、用最轻灵书写形式捕捉这些发见的博尔赫斯，却总是不驻足下来屯垦，而把这片他找到的新土地留给跟在他身后的作家。这上头，他好像少了一份作家的“职业性自觉”，他的书写劳动也殊少技艺性的沉重机械成分，形态上像那种更古老的部落采集者行走游荡，而不是福克纳般埋头在“一方邮票大小的土地上”反复精耕的农夫，也因此，在如今细腻分工、作家各据一方仿佛文学领域也私产化的现实世界中，博尔赫斯的文学形貌，背后总是一片空茫的、无政府的、看得到地平线的风景，那是我们以为早已杳逝了的古老文学者形象。
在近代的第一流创作者中，我们再找不出任何一个像他那样对文学传统心怀不懈敬意一辈子并时时赋予实践的人，尽管他的聪明和鉴赏力让他比谁都能细腻分辨文学传统文本的长短斤两——没有谁像他那样几乎不读现代作品，更没有一个创作者像他肯花这么多心思一首一首先人的诗、一部一部古籍地讲述。博尔赫斯甚至连诗的传统形式都保护，他不反对自由诗（比方说他比谁都看重惠特曼），但他以为押韵和格律是更根本的，年轻的诗人该更看重十四行诗；还有，他也保卫小说的基本说故事形式，为此他三番两次谈侦探小说，“保护本来无需保护的侦探小说”，为的是侦探小说存留了现代小说已丢弃的基本书写形式——
萨瓦托这位政治立场和博尔赫斯迥异、因此文学信念也不尽一致的老作家老朋友，称博尔赫斯是“作家的作家”，准确地指出来，博尔赫斯的作品带给作家同业更多一般读者不知可否领会的“愉悦”，于是“作家的作家”遂又合理地流传为博尔赫斯的另一个专属文学名字。萨瓦托大致的意思是，博尔赫斯很多一般读者看来宛如天外飞来的异想，其实是有着深沉而且坚实的文学史线索的，是文学书写千丝万缕进行到当代所遭遇普遍困境的种种精妙回应、突围和飞跃。当然，它们通常不会是线性的“下一步”，如果是那样就太容易想到而且也早被想到了，构不成令普世所有聪明脑子全焦躁不堪的困境。物理学史有类似的著名实例，可以用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这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发现者的比较来尝试说明，苏联（当时）某位大物理学者指出，普朗克的“量子论”基本上是物理学伟大但合理的进展，也就是说，就算不是有个叫普朗克的沉静德国人在那一时那一刻发现它，至迟不超过二十年也必定会有其他的物理学者提出来；但“相对论”不同，这是一个“天才的、独特的心灵的一个飞跃”，也就是说，相对论的慑人光彩不在于物理学的直接原理意义而已，还有着广阔的额外美学价值，包括惯性的改变、焦点的移转和新视野的打开和启示，以及最舒服的，眼前山穷水尽之际忽然跑出一大片思考空间来。它要求发见者必须拥有的“天才、内行和独特性”这三项特质中，最神奇的是天才，但最稀有的可能是独特性，由适当的隔离孕生出来，博尔赫斯恰恰好是拥有这全部三样的稀罕之人。
最终，博尔赫斯相信整个文学史是“一部大书”，“所有的作家都是在一遍一遍地写着同一本书”。
因此，我们必须找回森林、河流，以及人群、野兽和神话，找回有着厚度和内容的真实东西，并且找回时间好纵向地容纳变化和死亡，好试着和博尔赫斯几乎是过度平凡的现实人生有意义地联系起来，以及最要紧的，和博尔赫斯所读的“一本”、“一本”书有意义地联系起来。“岛屿”，只是如斯心思底下的建议，一个不坏的可能视角，当然不只如此，也可以不必如此。
这让博尔赫斯多次引述基督教义中书籍系由圣灵所书写的神秘讲法，他也因此多次提到爱默生所有的书籍皆出自“那位万能的绅士”之手的讲法。从这里，我们就晓得了，何以诗、小说、散文都写的博尔赫斯会对自己文学书写者的身份这么犹豫。他最常说自己是个读者，然后试着写点东西；也会连“诗”这个字都不好意思占用地说自己“写点韵文”。他不看重自己的书，写完不会再看，而且以为只有两本还堪堪值得一留。有一回在被问到可否比较英语十四行诗、西班牙语十四行诗以及他自己的十四行诗不同时，博尔赫斯冲口回答的居然是：“不要提我的十四行诗，我们在谈文学！”——博尔赫斯勉强肯承认自己是诗人，他也当然是极谦逊的，但其中真正饶富深义的分别是，文学、诗、作家云云这些今天已是普通的甚或贬意嘲意已压过敬意的用词，对博尔赫斯而言仿佛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涵，他好像是全世界最后一个还在使用这几个词古老定义的人，一如他讲自己不是一个现代作家，“我是个十九世纪的作家。”
正因为这样，只从“迷宫”“镜子”“梦”和“书”的抽象意义去进行排列堆叠，这种流行多年不疲倦的认识博尔赫斯方式，最不对劲的地方便是删除了时间，同时也就删除了厚度和实体内容，连变化也虚假了，乍看像万花筒般让人眼花缭乱甚至一阵晕眩，但其实就那么薄薄一层。其中，“书”本来是最好最准确的路径，这不是某个博尔赫斯的念头或异想而已，而是他几十年生命朝夕相处的核心，不只是思维的，也是经验的甚至身体的（博尔赫斯一再说，读书是经验，“就像，姑且比如说，看到一个女人，坠入情网，穿过大街。阅读是一种经验，一种千真万确的经验”。博尔赫斯也一再试图说明，某一本书、某一首诗所带给他身体的而不是智性上的奇异感受和变化，最早一次是小时候听他父亲朗读《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然而，却总是在与“迷宫”“镜子”和“梦”的并列中失去这一切，成为一个纯抽象的概念，一个空洞的象征，这是令人非常难受的。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试着用“羞却”一词来替代今天我们同样已不太信任的“谦虚”，我们对博尔赫斯的一些美丽之谜便可以有更踏实更亲切的理解了。博尔赫斯的羞却是天性，但更多是来自他对现代文学巨人的童稚式敬意，他好像一直意识到自己站在但丁和莎士比亚身旁，在他们的炯炯目光下阅读和书写。
（在《柯勒律治之花》一文中，他通过柯勒律治的一篇短文、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和亨利·詹姆斯的遗作《过去的感觉》（The Sense of the Past）思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丽之谜。柯勒律治的短文是：“如果一个人在睡梦中穿越天堂，别人给了他一朵花作为他到过那里的证明，而他醒来时发现那花在他手中……那么，会怎么样呢？”博尔赫斯写下如此一段感想：“在文学的领域中，诚如其他领域，没有一个行为不是一系列数不清的原因的结果和一系列数不清的结果的原因。在柯勒律治创作的背后，就有历代有情人们共同参与的、古老的创造：索要一枝花作为信物。”）
于是，有关“个人”这一词也就有了更难以言喻的意思了。当博尔赫斯说他是个人主义者，说他从未在自己笔下创造过什么人物（如麦克白，如堂吉诃德等等），他从头到尾只能写自己，“都是同一个老博尔赫斯在各种不可能的时间空间中的遭遇”。
年少游欧归来之后，博尔赫斯一直蜗居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书籍是他时间旅行的飞翔方式。他的空间移动旅行要到年纪很大之后才真正展开（《书镜中人》书末附有资料），尤其是有了巨大国际声名和儿玉以后。但博尔赫斯不是康拉德，他的空间旅行就是常识意义的旅行，而不是任何实质的或象征性的探险。旅行之中他总是“看到”很多东西也会告诉我们，比方说他和儿玉合著的《图片册》一书，但对博尔赫斯，那毋宁只是时间的一个当下样貌、一个实相切片，所以是触发也是印证，或者用博尔赫斯的话，一个“信物”。任何空间的惊异都早已包含在他思索已久的时间惊异之中，因此带给他的总是兴味盎然而不是陌生。
如同他那几篇著名的、不同年纪的博尔赫斯恍惚如梦相遇并对话的短篇小说，博尔赫斯写自己，却和自己保持着距离如伍尔夫所说“离生活远一点”，这和现代小说的自恋、喃喃自语、以为自己每一桩鸡毛蒜皮大的琐事都该让世人乃至后世之人晓得大不相同。文学是正经、郑重的大事，造次颠沛之时更应该是，不因为写的是自己就改变了态度松脱了规格。博尔赫斯写自己，是因为他（谦虚地）相信那是他唯一能力可及的角色和题材，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置放在这样的高度和广度来书写，如莎士比亚对待他笔下的麦克白或哈姆雷特。
从生活形态来看，博尔赫斯自己便像是一座岛屿。时间是他一辈子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他每一首诗、每一篇小说和文章从不缺席的视角。他以为，时间正是一切神秘变化的根本来源，人类生命乃至于整个宇宙之所以是一个这么美丽的永恒之谜，也正因为时间，人们经常习焉不察地把时间和空间并列，博尔赫斯说那是“对时间的不敬”。
所以博尔赫斯的抒情诗数目极有限，愈往后愈如此；更清楚的是他的短篇小说，他从不处理人际关系，不写琐碎自怜的情绪，不涉情爱和性欲，他的好奇不必靠多疑支撑，创新不来自颠覆和突破社会禁忌，他的想象亦无需那种造作出来的疯狂（博尔赫斯说想象不过是记忆加上遗忘的夸张用词而已），只因为这些神秘美丽或痛苦不解的谜本来就是人一直拥有的，是人的生命基本处境一部分，由此自然连通着活着的人以及早已死去的人，如伍尔夫所列举的，人渴望获得的思想、梦想、想象，以及诗的意境，人可以堂堂正正地去看去想去表述，用不着鬼祟地偷窥（另一个猥亵的现代文学用语和坏习惯）。
找回失去的时间
两个不很重要的博尔赫斯之谜
有森林、有河流，还有人群、神话和野兽，也就是说，这岛屿不是个抽象的单词，而是有内容有实体的（这样也才符合博尔赫斯的想事情方式），因此，也就有了时间——时间让它的内容生长、变化，另一方面，时间让我们发现它、思索它并且记忆它。空间只是这两道时间之流的交叉相遇。
我已具备人所能够具备的
博尔赫斯还用岛屿来谈（也不止一次）他自己的书写：“我可以举康拉德的例子来说明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康拉德是个航海家，把地平线看成一个黑点；他知道这个黑点就是非洲。也就是说：这个黑点就是有森林、河流、人群、神话和野兽的大陆，可实际上他看到的东西只有一个点。我的情况也是如此。我隐约看到一个可能是座岛屿的东西；我只看到了它的两端，但是我不知道中间这段有什么。我依稀看到了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但是，看到这种模糊的东西时，我还不知道它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随着我不断地考虑这个题材或者我不断地写下去，它的面貌就逐渐地暴露在我的面前。”
最深的罪孽。我一直没有欢乐。
列维－斯特劳斯不止一回正确地指出，独特性来自适当的孤立隔绝。所谓的共相或者通则（如果有的话），不是应该指的是某种隐藏的“本质”而不是形似或者雷同吗？因此，这是通过诸多的独特性才精纯地、珍贵地、“在道路末端”尝试提炼出来的东西；而且，还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往往在最独特、最异质之处才得到它最清晰的印记和说明。这里，博尔赫斯以“神秘”来替代并捕捉“独特性”，既提示了它的可能内容，也为孤立的岛屿和我们心中的热望找到关系，更赋予了行动，也因此，广漠的海洋，一方面是隔离的高墙，同时也是通道了，属于冒险者的，或者说属于任何人心里都有的、睡着或醒着的那一部分冒险的心志，如博尔赫斯喜欢的古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的譬喻，是“巨鲸的道路”。
让忘却的冰河把我带走，
博尔赫斯说所有的岛屿都是神秘的。他喜欢冰岛，谈的是它收藏的神话记忆；喜欢日本（不是因为玛丽亚·儿玉的缘故，反倒是儿玉因此增添了魅力吧），谈的是岛上人们对自身私生活的隐蔽不言及其深层的温文尔雅；最喜欢英国（也不尽然因为他的家族血缘，那只是让事情变得方便），众所周知博尔赫斯愈到晚年愈把阅读集中于英国，他曾引用诺瓦利斯“每一个英国人都是一座岛屿”的讲法，说英语和英国文学是人类诸多最伟大冒险活动中的一项；他还用岛屿的角度来看曼哈顿和纽约，说纽约让人失明，“这就像太阳会让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
不必怜悯，让我投身其中。
这是典型博尔赫斯式的。诗里，即便是我们大部分并不习惯读诗的人亦清清楚楚见识出来，这样极远的、直抵世界尽头的空间，以及更远的、已由历史化为传说神话进入遗忘的时间，却都这么简单又这么实实在在地就和博尔赫斯这个人联系起来。全诗没有一句自大的话，也没有一句夸张的话，博尔赫斯更没让自己在文字中膨胀成唯我论的上帝，好让这一切悉为我有，因此，空间没被凝缩，时间不是个抽去内容的抽象概念，一切保有它原来该有的深奥神秘模样，有它不可轻侮的庄严，博尔赫斯只是亘古张望它的人们其中一个，像他所说那些研究星辰和级数的人，这个共同的处境和命运，原是确确实实地来自相同的内心悸动，因此是真实的甚至是身体经验的，可以带回童年，那一天，博尔赫斯的父亲把那本《沃尔松格萨迦》给了他——
我的双亲生我养我，是为了一个
只是出于爱，那愚蠢的爱啊，冰岛。
高于人类日夜嬉逐的信念，
也许有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
为大地，为空气，为水，为火。
那些悉心研究星辰或级数的人
我伤了他们的心，我没有欢乐。
而不是明知不可企及的成果。
我的生活辜负了他们青春的期望。
我期待的是那不期的收获，
我把心用在了艺术对称的执拗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掌握。但是，
以及它所有织就的琐事上。
和美洲的荒蛮角落的北方拉丁文。
我的双亲给我勇气，但我怯懦。
曾经传播到过拜占庭
这勇气陪伴着我，自从我开始生活：
那涵盖了一个半球的陆地和海洋，
一个沉思者无法将这阴影摆脱。
于是，我就选择了你的语言，
这首名为《懊悔》的十四行诗，是博尔赫斯的老母亲过世四五天后写的。博尔赫斯这位强大无比的母亲足足活了九十九岁，据博尔赫斯说，活到每天早上醒来都跟自己说够了、都厌烦自己还活着的年纪，彼时博尔赫斯自己都七十六岁了，奇特的是他仍扮演老儿子一直和母亲（父亲早逝，因此是“一半的勇气”）住一起，这自然引发一堆人顺理成章的猜测至今不衰——尽管我个人比较想指出的，是诗中“为了一个高于人类日夜嬉逐的信念，为大地，为空气，为水，为火”这两行，显然博尔赫斯相信他的父母对他有着某种庄严高尚的期望（他用古希腊人的宇宙四大元质来说，说得好极了），还有，希望他快乐点。
其实倒也非常不错。
在我们手上这本《书镜中人》中也引述了博尔赫斯讲他母亲的另一件事。那是博尔赫斯因为政治问题（不好称之为政治立场，因为他其实没有）半夜响起一通恐吓电话，老太太的回答是：“要干掉我儿子并不难，你随便哪天都能找到他。至于杀我那你可得快点，我已经九十多岁了，如果你不快点，我倒要把我的死因推到你身上。”讲完她就继续睡她的觉了。
开始耐着性子学做一件不见结果的事情
现实的博尔赫斯也的确有着文学之外的谜，其中不会被放过的两件，一是他的情感生活问题，一是他的政治态度问题——有趣的是，都不是因为复杂，而是简单；不是精彩，而是贫乏；不是强烈，而是几乎没有。对很多人来说，这于是讲成了更大的可疑，像福尔摩斯所说的，真正奇怪的，不是为什么深夜里传来狗吠，而是狗为什么没有叫？
在火势已弱，已经变成灰烬之后，
在现代文学里已近乎构成犯罪的这两大博尔赫斯之谜，于是成为博尔赫斯传记书写者的最重要诱惑，也是最重要的职责，非重点处理不可——好消息是，解释这两件事远比解释博尔赫斯的作品要容易或者说现成多了，因为我们手边有很丰富而且各自言之成理的制式理论配备，博尔赫斯这两处空白正像是空白的画布，方便自由发挥，而现代文学的训练和长年实践，其最擅长的本事正在诸如其类的地方不是吗？
当躯体不胜心灵重负的时候，
有关博尔赫斯的感情生活和政治，我们这本《书镜中人》果然也尽了它的基本职责，但我们得公平地说，这上头它相当节制，主要是供应相关事实资料，并没做出津津乐道的夸张解释，这是好的。
却还在借助辞典缓慢地探讨着它的内容。
然而，我们尝试来想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有关另一个盲诗人荷马，我们对他的私人生平毫无所悉，甚至我们并不真确知他是不是“一个人”，但对于我们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差吗？
此刻，我虽然已经双目失明，
当然，多晓得一些生平琐事大体上总是有益的，我们提起荷马，真正想指出来的只是，和博尔赫斯巨大思维世界创作世界联系的有意义现实，可能并不在这两处想当然耳之地。他是博尔赫斯，不是波德莱尔或王尔德，也不是纪德或甚至叶芝，性和政治这两张黏人的大蜘蛛网，也许比任何时代更无可遁逃地覆罩着现代文学，但悠游时间之谜的博尔赫斯却不在其中，他喜欢干净、单纯和庄严，好集中在自己的思想、梦想、想象和诗的意境，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讲的那样。
博尔赫斯为冰岛这个他心中的神话之乡至少写过两首诗，说它是地球“最遥远也最亲切”的地方，是“世界的尽头”，他记叙了自己儿时父亲给了他那部冰岛古代英雄神话的书《沃尔松格萨迦》（Volsung Saga），让他从此沉迷于传说中的铁铸森林和森林中的狼，以及用死人指甲堆造起来的战舰。其中一首的后半截是这样写的——
政治上，博尔赫斯自认毫无政治思想，和他娓娓谈论文学的温柔习惯完全不同，每被问到政治相关问题时，他总是近乎口出恶言地以最短一句话打发掉，诸如“国家是幻觉”“民族性是迷信”云云。终归来说，有关政治国族这类的问题，博尔赫斯在一九三〇年代那篇《阿根廷的作家与传统》精彩文章中已做完了他全部的答复，往后数十年他的政治发言，只是一个专注的文学创作者被噪音吵到、愤而开门出来骂人而已（因此有些话有些判断禁不起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的挑剔捶打）。
这里，我想再加上一个，“岛屿”。
感情的问题稍稍复杂一些，毕竟它有生物性的内在驱力，尤其生在年轻受传种繁衍大自然神秘机制操控的年岁时。博尔赫斯没恋爱韵事，没子嗣（这么聪明的人，可惜了），直到六十八岁才结了一次平淡乏味并以分离收场的婚姻，至于著名的玛丽亚·儿玉，陪伴他度过晚年最后岁月的人，直到临终前两个月才正式结婚，使她成为今天文学世界最重要的遗孀，但儿玉并不是小野洋子，尽管她们有可供联想的日本血统和姓氏，而且都孤单地活了下来，但别想太多。
这说起来是个很奇特、几乎是他一人独有的博尔赫斯现象。还真的想不出有谁，他一个人牢牢占领了这么多个普通的、自古有之的、不带任何特定地域指涉和个人偶然生命纪录乃至于感官暗示（如“斗牛”之于海明威）的纯净词条；但尤其耐人寻思的是，每一个使用如此方式指称、传述、理解、讨论博尔赫斯的人其实晓得，这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连缀到博尔赫斯，因此，它们不是博尔赫斯的“名字”，不足以是博尔赫斯的替代性象征，毋宁像是元素，或者拼图的一块。博尔赫斯，若有可能，也只恍惚存在它们奇异的相遇，在它们的排列组合中，在它们相互交织的恢恢有余想象里。
我个人几乎敢断言，有关感情乃至于现代文学几近病态迷执的性欲问题，博尔赫斯年纪愈大愈觉怡然，年老意谓生物性、非自主性操控力量的减弱和消失，也就意谓自由。作为诗人的博尔赫斯，他几乎不碰爱情和感伤青春流逝这两大亘古主题，相反的，他倒是常为自己年轻时的鲁莽和夸大道歉（他嘲笑自己年轻时的作品为巴洛克时期，并挨家挨户去回收自己第一本书）；还有，他喜欢友谊而不是爱情，说那才是他所知道阿根廷人唯一保有的热情，一种自在的、不失控、不疑神疑鬼讨价还价的热情——我们知道博尔赫斯的庄严，而他则要自己是个体面有礼的人。
此外，至少还有“迷宫”“梦”，尤其是梦里头的噩梦。
如此，我们便颇清楚看出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博尔赫斯来了：传记感兴趣或说不得不去处理的博尔赫斯，和我们阅读他作品的人感兴趣、真正想去理解的博尔赫斯。
本书的书名是《书镜中人》，The Man in the Mirror of the Book，一口气用去了两个有关博尔赫斯的专利般象征——“书”和“镜子”。前者是博尔赫斯一生热爱的，后者则是神经质的博尔赫斯深深惧怕的（他从小怕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怕镜子仿佛无止无休地跟踪窥探，又多次引用诺斯替教派的神秘讲法，说镜子和性交是可憎的，因为它们无限地繁衍复制事物。对博尔赫斯，镜子很可能仅有的柔美时刻，是作为月亮的象征，他用此尝试写了一首“美丽但不带任何意义”的诗，送给他晚年的红粉知己兼眼睛玛丽亚·儿玉，说月亮是她的镜子）。当然，最原初把这钟爱之物和恐惧之物放在一起的仍是博尔赫斯自己，那就是他一面镜子和一部百科全书构成一整个大千世界的著名（但已有被过度使用过度诠释的不好迹象）异想。
博尔赫斯与我
有关博尔赫斯的“岛屿”
事情都发生在那另一个叫做博尔赫斯的人身上。我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不时停步观望，或许现在正机械地打量着门道的拱门和大门上的铁花格。我通过邮件获知博尔赫斯的消息，我在教授的名单上或在一本人名录中见过他的名字。我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格式、咖啡的味道和史蒂文生的散文。他与我喜好相同，但他虚荣地把这些爱好变成了一个演员的特征。要说我们俩是一对冤家，那未免有些夸张，我活着，让我自己活下去，这样博尔赫斯就能够搞他的文学，而他的文学则证实了我的存在。他写过几页好文章，救不了我，也许是因为那些好东西并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而是属于西班牙语和传统。此外，我命中注定要死去，必死无疑，只有我生命的少数瞬间能够在他身上免于消亡。我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尽管我清楚知道他有弄虚作假和言过其实的恶习。斯宾诺莎知道，万物都渴望保持其自身的性质；石头永远希望是石头，老虎永远希望是老虎。我将在博尔赫斯而不是我自己身上活下去（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人的话），不过我很少在他的书里认出我自己，反倒是在许多其他人的书里，或在一把吉他吃力的弹奏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多的发现。几年前，我曾想将他摆脱，于是我放弃了郊外的神话，而转向时间和永恒的游戏，但是那些游戏如今也归了博尔赫斯，我只好再去构思些别的东西。就这样，我的生命在流逝，我失去了一切，而一切都属于忘却，或者属于那另一个博尔赫斯。
也许正因为这么困难，才在博尔赫斯辞世不到二十年时间内跑出这么多本长相各异的传记来（这本《书镜中人》尚不包含在前述文章的三本传记之中），也就是说，捷径不止一道，两点之间的直线有好多条。
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之间是谁写下了这段文字。
偏偏博尔赫斯不是康德，我们总隐约但正确地察觉，他的思维世界和现实世界有着极其亲密的连接，只是他的心思走得太远太自由，让我们很难寻回那些最原初的实体核心罢了。
这篇名为《博尔赫斯与我》的搞不清作者何人的好看散文，当然是博尔赫斯自己写的，太阳底下，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博尔赫斯讲这么好。
在这本《书镜中人：博尔赫斯的文学人生》的第三部分，引述了不可知论的博尔赫斯写给上帝的这首《礼物之诗》，纪念他接掌国家图书馆馆长职位又同时确认他眼睛无法治愈这个生命巧合时刻：“上帝同时给我以书籍和失明，／这可真是个绝妙的玩笑／……不知自己是格罗萨克还是博尔赫斯，我面前／的可爱世界正在失去形状，淡化为／模糊的灰白一片／感觉像是睡梦，或是遗忘。”从形态上来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有一个和寻常值得作传的制式伟人完全不同、完全倒置过来的奇怪人生，不是那种高潮迭起、戏剧张力十足、一行一止都牵动整个世界却两句话就可讲清楚他所思所想云云。博尔赫斯的现实世界小，思维世界却巨大、宽广、繁富到时时引诱人想起无限一词；他的具体事迹平淡不波，脑子里的却奔腾、变幻、诡谲而且波澜壮阔。想为他写传记的人怎么办？线索这么少，成果却这么多，疑问也这么多，写书的人到何处找出撑起整个博尔赫斯的阿基米德点来？而且，你真的有把握，在博尔赫斯这两个大小全然不成比例的世界之间，有如此坚实可信的联系甚或因果关系，诚于中必定形乎外？用他的行为来解释他的思维够吗？这究竟是开启博尔赫斯奥秘的万能钥匙，还是容易误导人、让人跌入那几套流俗解释的陷阱？
博尔赫斯没像他的老同学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一样，为自己写一部自传，但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实质上写得更多，历时六十年，用诗用散文用小说地完成了整整四大册；而在这篇恍惚如庄周梦蝶的短文中，他又告诉我们：“反倒是在许多其他人的书里，或在一把吉他吃力的弹奏中能够对自己有更多的发现。”
不只内在心性，还有唯物的身体器官部分。博尔赫斯基因性微弱而且最终失明的视力，在现实世界中让他过个十字路口都危乎危哉，便只有在书籍围拥而成的思维世界，他的眼睛才如此明亮、见微、准确。同样的，他那种带着童稚气息、有点天真也有点鲁莽的勇气，也几乎悉数投注在思维世界之中，敢于捕捉我们不见得没有，却不敢想象不敢追问下去而且不敢冒犯世界说出来，因此总复归流失的最幽微东西（这是博尔赫斯的种种异想所以难懂却又这么触动人的原因），以至于留给现实人生的分量显得如此稀少。
有《博尔赫斯全集》，有莎士比亚的诗剧，有《神曲》和《堂吉诃德》，有切斯特顿和德·昆西，有史蒂文生和吉卜林，有惠特曼等等等等，如斯情况下，我们最原初那个“博尔赫斯的传记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到此可以改为“我们还需要怎样一本另外的博尔赫斯传”。
其次，相较于其他撼动人类世界和历史的“伟人”，博尔赫斯的具体生命事迹实在少得可怜。他始终是个极沉静的人，害羞到自认也被看成是胆小的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动荡世纪之交，却是在南十字星静静照临的另一半球上的阿根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整段期间是他年少游欧的就学成长岁月，可是他居住的是瑞士然后是南端战火远远不及的意大利，内容则是文学，日后显露在他的诗、小说和文章中的也果然是这样。他笔下的战争若不是高乔人式的玩刀子斗殴，便是遥远传说中家族先人的乃至于是更遥远莎剧世界里的。当然，永远口头禅一般、国名被博尔赫斯变得很长（“我那个令人悲伤的国家”“我那个最不幸的国家”）的阿根廷，一如我们都知道的，绝不平靖，博尔赫斯和阿根廷为期最长也最重要的独裁者庇隆将军的仇恨纠葛也众所周知，但仅止于批评嘲讽骂人的话语，并没有行动，事实上，就连这样的动口不动手也根本没丝毫政治意图，他真正感觉到受威胁的，必须保卫的，一如小说家阿城讲一九四九年后的张爱玲，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文学和文学世界中不容让渡的信念价值，这是以一个文字共和国的公民身份来抵抗的，以至于从窄小、直接的现实政治来看，会显得如此不可解而且甚至“不进步”。最终，博尔赫斯和他昔日同学（这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一个美丽的巧合）、也是另一位文字共和国杰出公民的纳博科夫一样，选择了瑞士作为终老之地，在这个中立象征的国家告别世界，是博尔赫斯合情合理的生命句点，也不妨看成他这个人生的一个隐喻。
当然不是一道所谓的捷径，没有那样状似占便宜但愚笨的东西的（而且，你究竟想去哪里？），相反的，我们也许需要一本老老实实的东西，资料性的、线性时间的，让我们摆在上述那一大堆了不起的书旁边，作为谦卑的补充。
博尔赫斯的传记？这简单七个字在第一时间就挟着两个巨大的困难向我们扑来。首先，正如本书（《书镜中人》）第一部开头处所引用的年轻博尔赫斯话语：“我对我的文学信条的态度，可以用一句有宗教意味的话来说明：我信它，不是因为其为我所首创，而是因为其为我所相信。老实说，我认为以下这个假设放诸四海皆准，甚至对那些设法否定它的人亦复适用：所有文学作品说到底都是自传性的。”这一番程度不等适用于所有文学书写者的断语，在博尔赫斯自己身上尤其别具意义。终其一生，博尔赫斯是个高度自省的作家，即使在使用距离自己最远的小说这种创作形式时，博尔赫斯仍不是个单纯的旁观者记叙者如巴尔扎克那样子，他总是手工匠人般多摸了一遍，印上自己手泽，奇异地把诸如广大潘帕斯草原的高乔人骑手、神话家乡的冰岛、基督教的天堂与地狱乃至于更难着色显像的时间云云，都化为自身的独特处境，都成为幽微靡遗的言志语言。因此，第一个巨大无匹的困难便是，除了四大册的《博尔赫斯全集》之外，我们还需要怎样的一部博尔赫斯传记？受“博尔赫斯传”此物诱惑（的确极具诱惑力）的书写者，究竟该如何去对抗博尔赫斯本人的深澈，并且从他仿佛无际无垠的聪明找到边界逃逸出来，给我们一部真的是博尔赫斯而又符合传记要求的有意义总体图像之书？人要如何想象、把握、理解、描述一个远比自己大的东西并妥善地解释出个道理来？
列维－斯特劳斯讲得对，我们对一个不够熟悉的庞大认识对象，一开始总会概括地、整体地去观看，这是认识的一种步骤，但更要紧的，可能是让我们内心踏实、安定。而我更想指出来的一个东西，是这本传记所带来的时间注记，时间的航标。随博尔赫斯进行如此自由的时间飞翔，对我们来说，总是力有未逮的，时时有迷路漂流的风险，我们需要抓住更多实体性的东西。
这里，我们是和博尔赫斯的传记孤单相聚，而不是传记，说到底，传记并不存在。
我以为，这是我们手上这本《书镜中人》比较正确的位置，而它也相当程度地完成它的任务。
其实，这不只是纳博科夫式的，也是博尔赫斯式的。愈到晚年，博尔赫斯对于这种抽象概念的快速、巫术般的萃取愈不安。当然，相对于纳博科夫的直率，他的措词非常有礼貌，有时说他自己“不擅长”抽象概念思考，有时直言“不会”，他“喜欢”或者“只会”实体实相实人实物地想事情，带着歉意把质疑用个人的无知或偏爱包藏起来。他曾引用惠特曼的诗句这么讲：“我不是在对他们说话，我是在同你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到底，人群是一个幻觉，它并不存在。我是与你个别交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是否这样，我们是否在此孤单相聚？’哦，我们是孤单的，你和我，‘你’意味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人群并不存在。”
博尔赫斯有篇文章，讲整个人类历史或许只是几则隐喻的历史而已，这当然不是人类总体历史的简化和凝缩，而是某种认识的途径；它也当然是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谈到此刻所恰恰遭遇到的，认识博尔赫斯这件事，逐渐变成了认识整个文学历史，变成这么一件无边无际没完没了的事。
当然，持续浸泡于广告宣传如满天神佛的年代里，对这类太慷慨的公然允诺我们自有警觉和分寸；而且，传记评传云云对我们也不是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新鲜东西，此类古老小径会通往哪里，我们每个人这辈子也多少都实地走过十回二十回。这里，我们先借用纳博科夫的思考方式来问问题——不是传记，而是谁的传记；不是概称的、集合的、作为一种书类、占书店书架某一排的传记，而是指名的、唯一的、就是那个人的传记。如此，博尔赫斯的传记是什么意思？
我们该如何暂时结束这个话题呢？我忽然想到博尔赫斯长挂嘴边的天堂和地狱。有关这两处奇特的所在，博尔赫斯说，教士僧侣相信它，却对它一无探知的兴趣；他自己不相信，倒是对它充满认识的热望。最终，博尔赫斯把天堂和地狱定义为永恒的奖赏和永恒的惩罚。
出版社要我写这一篇引介文字时，很体贴地供应了一大叠资料，包括像博尔赫斯夫人玛丽亚·儿玉在大陆《博尔赫斯全集》新书发表会期间的访谈等等，其中有一篇很短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它的名字《认识博尔赫斯有捷径》，为“认识博尔赫斯”这桩艰难的任务做出了肯定的、不假思索的允诺。文章的实质内容由它的副标题“三部有关波氏的重要传记、论述出版”予以揭露，并告诉我们，这个令人惊喜的捷径就是传记和评传，它是两点之间的直线。
回顾他自己一生，博尔赫斯说，这辈子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当不起这样的奖赏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