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第二世界说法，为我们揭示了民间文化独立性的源远流长，流长到所有这一切从还没文字、书籍纪录的人类始生日子就已经开始，埋头于第一世界的人如巴赫金所说长期看不见它，以至于某一天乍见总以为是创新和发明。中国民初到一九三〇年代有关白话文的纷纷纭纭这一场，便吊诡却也再生动不过地让我们目睹这两个世界并陈的真相——我们看，当胡适之这些第一世界的人牙牙学语，自以为在创造、在破天荒实验，“匹克匿克在江边”、“像牛毛、像细丝、像花针”、“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并附带一堆“啊”“呀”“唷”“哩”还问号惊叹号删节号让人头皮发麻（其实是拙劣地想模仿口语），差不多同时，我们却看到像钱钟书、像张爱玲、像沈从文什么尝试也不必，一出来就是洗练、世故、完熟的白话文（亦即民间语言），这正是两个世界、两个完全不同书写来源的差异。
这样，我们便差堪可以想象果戈理的“速成”——他绝非像后来左翼制式文学思维想象和主张的那样，进入并浸泡到乌克兰在地的民间生活第一现场直接“体验”，那样的话这两本《夜话》得等到五十岁他死后才写得出来；果戈理的主要学习方式是间接的，面对的其实是民间文化已特殊提炼编纂完成的成品，是已有结论而非纯净原始素材的东西，包括民间故事、诗歌民谣、俗谚掌故等等（需要进一步证据可参看他的非小说文章和书信，其实不必读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他的吸收来源何在），以及更多的，当他化身为那个一把年纪的红发养蜂人，用潘柯的位置看世界看人并和他们相处，还用他的句型和语调表情说话。尤其是句型、语调表情的“模仿”，让果戈理真的变身为养蜂人，由此直接进入到一代代人们遗留于话语中的丰硕经验宝藏里，如同阿里巴巴以话语声音模仿大盗应声打开藏放赃物的洞窟大门一般。
得再强调一次的是，果戈理真正面对、真正能掌握的不是广大俄国人民的生活真相，而是民间文化成品所揭示所建构的特殊世界，这两者有重叠但大有分别，唯极容易混淆。事实上不只是别林斯基、普希金等人因此“错误”期待了果戈理，就连果戈理对自己都有所误解，他日后的悲剧铸成也和这个混淆有关——一八四七年他写《作者自白》这篇长文，是他对于《与友人书简选》风波的回应，也是他最后一次完整的自省。在这里，他发现了这个根本的差异，也发现了真正广大民间生活的复杂、紊乱和难以逼近难以穷尽，他知道的其实不多，而智力心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再往下追索下去了很可惜：“我对生活在俄罗斯以什么样方式才能了解到许多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想过很久。在全国各地旅行你所得不多：脑中留下的只有车站旅店。对一个不是因公出外旅行的人来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要与人结识也相当困难：人们可能把你误认作一个什么样的密探，而你获得的也许只是一出喜剧的一个情节，这出喜剧名就叫杂乱无章。”所以，“我怎么也不能将她归成一个整体”。
要说明一下的是，这样的语言编织固化处理并非只为着传送，事实上它在人当下的记忆过程便开始并起着重大作用。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不都自觉不自觉地先串组编织过才收得住记得牢吗？
为此，果戈理一度刻意住到国外，冒着落跑的嘲讽骂名。但我们晓得，这种离乡回望的方式，其实是为求整体牺牲具体细节的做法，甚至是借由某种感伤孤独的情调，来“制造”一个梦一样的整体。
我们建议从供给面来看也许比较视野宽广、比较容易接近答案；也就是我们不问寻宝人怎么找（这可能牵扯到太多可替换的个别性偶然），而直接问宝藏究竟何在——如果说如何看人想人并和人相处是民间生活的首要大事之一，那它就得把辛苦学来甚至支付惨痛教训代价得来的成果好好记住，并当田产房屋般传给下一代。不用文字不用书籍，或我们把时间正确地推远，没有文字没有书籍，人们除了一己的身体之外，大致上便只有语言可用，唯流体本质的、音波般暂存的语言如果要使用于记忆，那语言就得予以固化处理。我们前面所引用本雅明“编织在故事里的教训便是智慧”的说法，便生动地描述了固化语言（编织）以保存并传送记忆（教训／智慧）的此一过程。唯守财奴也似的、什么细碎可能有用东西都想办法捡拾起来、零乱堆放起来的民间习惯，编织成故事只是它井然有序的那部分仓库而已，它利用语言更彻底更无孔不入，编不进故事的，它用弹性更大的俗谚、掌故、歌谣韵文等照样可以保存；还有，更破碎更不规则更不成形的，它还可以收藏在话语的惯性句型句法乃至于声腔语调里——严格来说，这些每一种语言在长期使用中必定凝结成的特有的、固定的句法句型及搭配的声腔语调，并不直接收藏记忆成果本身，它真正保留的其实是某种思考途径，某种开放话语里前人所踩出来的可依循小径，在人的个别经验前提和普遍记忆结论这两端，既提示着必要线索，又给予了限定和保证。我们该视之为某种“间接性”的记忆保存和传送方式，就像童话寻宝故事里常见的，它不直接（其实是无法）讲出藏宝地点，它只一步一步指引你自己找到那里。
在此稍前，果戈理还做过一件异想天开但用心其实很动人的徒然之事。为了解俄国人民、为召唤他以为呼之欲出的那个美好俄国，他公开征求人们亲身所见所闻的真实经验故事和笔记，好共同完成《死魂灵》一书——当然，他什么也没收到，而且，小说其实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平面拼凑方式书写。
在台湾，我们读小说之人长期对张爱玲又年轻（指她写那些小说的年纪）又世故人情的吊诡惊异，大致上也可以这么问。
这已是急病乱投医了，但观过知其仁。
《夜话》的这些故事里，讲得生动淋漓的人是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并不限于果戈理自己那种年岁的谈恋爱男女；而且我们说，即便写到那种山歌对唱或月下幽会的年轻男女恋爱，呈现的也不是一般爱情故事场面那一刹那整个世界隐没、我眼里只有你你眼中只剩我的浓缩激情。《夜话》中的男孩女孩谈恋爱，紧接下来想的做的不是结合而是结婚，不是做爱而是生养小孩，因此再怎么夜半私语时分，他们身旁仍站着别人挤满了人，仍杵在一个火杂杂的大生活背景里面。这些，才这么点年纪的果戈理是怎么懂的？或我们换一个比较对的方式问，年纪轻轻的果戈理究竟从哪里“快速”学来的看会的？不可能是他的真实经验和自身直接生命经历，那种一点一滴从零开始、从头累积起的方式太慢了，时间的问题明显不对；要快速你通常得通过书本、通过某种概念萃取的方式，但书本里不会有这些，经由概念学得的“智慧”又完全是另一种形貌。果戈理非有所本不可，但他的“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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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前后这两本《夜话》，当我们真正浸泡其中仿佛置身两百年前的乌克兰，还真的会生出一个错觉，那就是你会逐渐相信，好像说故事的人真的不是果戈理，二十三岁或二十五岁的果戈理，而是如书里所言的那个老一点土一点的红头发养蜂人潘柯。
然后我们来谈笑，我们读两本《夜话》的最直接反应、最直接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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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夜话》里所包含的笑相当全面相当完整。我的意思是说，它包含各种各样的笑，从分贝数看，爆笑、大笑、正常音量的笑到无声的会心的笑都有；从功能看，有作为武器用的尖利嘲笑，也有慰藉人心的舒服微笑；虚伪、愚笨、不义、恐惧、狡诈、粗暴乃至于尴尬时它笑，温暖、愉悦、谈情说爱、人们相见相遇聚集时它也笑，甚至什么事也没有时它仍轻松地、开怀地、单纯地笑——这样此起彼落的各种笑法，使得两本《夜话》成为一部最快乐的书。很久了，我们已快忘记阅读小说可以这么快乐。
从这个实例下去，我们接着要看的是《夜话》里所谓的民间智慧，本雅明所说“编织在故事里的教训便是智慧”的那种智慧——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更直接的词来理解它，那就是世故，也就是巴赫金所言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和理解。这是民间生活里首要的大事之一，你得懂如何看人想人并和他们相处，并想办法把这些经验成果收存下来传递下去，因此总是它最擅长而且积累最丰硕的部分。
但读小说读得这么快乐好吗？
别嘲笑果戈理，剀切地、郑重地知道他的错误即可，只因为看秋毫看材薪，诸如此类的错误我们两百年后的此时此地仍然层出不穷，仍没对这种民粹病毒完成免疫。举个例来说，今天很多心急台湾的人仍不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相对于平板乏味的“北京话”（这是个多少有故意成分的错误称谓），我们自己的福佬话多生动丰富优美流畅典雅朴实有智慧还上天入地云云，但这当然不是闽南语和北京话的真实比对，而只是正式语言和生活性俗语方言的比对。正确的、公平的、显现事情真相的比对方式是，你得花钱跑趟北京，去看去听作为一种生活语言的在地真正北京话，多么生动多么贫嘴多么牙尖齿利得气死人。没那个时间和金钱去北京也没关系，去书店买本比方说莫言的小说（尤其是早期的），那里用的是他高密鬼狐传说家乡的生活语言，看看它是不是也一样生动丰富优美酣畅典雅朴实有智慧还上天下地甚至尤有过之？愿意的话，你还可以拿本比方说郑清文或李乔（皆为台湾著名本省作家）的小说比较一下并恳请你别隐瞒老老实实告诉我们结果好吗？
先来看一下巴赫金怎么说：“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这个错误的比对，除了压抑的急切的国族主义神圣私心作祟之外，并非没其他误导的背景。我们仍借助巴赫金的概念来说，一方面这些生鲜的、和生活现场生活实物密密嵌合的民间文化，本身很难做概念性的提炼，或者说一经此提炼就走样了，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于是它就像某些鲜嫩多汁易碎易烂的农产品如桑葚或各种小莓果一样，在地多到一钱不值只好喂猪，却运送不出来，你等待它呼唤它都不来，只能由你走向它；另一方面，正像巴赫金再再强调的，民间文化这东西很长时间如野花自开自落，第一世界的知识界很久很久以后才开始注意到它，因此，当你跨国瞻望时你看不到它的，一如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历史著述总只有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名姓和事迹，仿佛地球上的人口总数一直维持着百人千人的规模似的。民间文化尤其以故事逸闻的形式并非没有其流动传布，像本雅明指出的行商旅人乃至一度欧陆特有的旅行工匠制，只是一直不进入第一世界的意识和视野里。
说得真是好，很多关键之处巴赫金全说出来了。
很抱歉，即使在这么肃穆、感伤、如泪水涤尽一切理应只感动不说话的情境下，我们仍得说，这个比较仍是错的，打开始就离了谱的错。用巴赫金的概念来说，这是拿人家的“第一世界”种种和自身“第二世界”种种做不当比对并下不公平判决。果戈理明显跑错地方了，他应该到比方说西西里去，到两百年后今天还遍地都有的意大利一堆美丽的小乡小镇去，到那些种番茄种橄榄节瓜朝鲜蓟养猪养牛做起司奶酪做肉饺做面条做各色好吃酱汁还时时爆出爽朗笑声和吵架声以及又浑厚又高亮透明歌声的地方去。每一个国度都有它的生活第一现场，都有它人无遮无隐面对大自然的地方，都有它非官方非国家非概念知识系统的第二世界，都有它滑溜的方言、素朴智慧的俗谚和生动欢快的民间故事，也许彼时的意大利是少了个意大利的果戈理把这一切化为拿坡里近乡夜话白纸黑字印出来，但绝不意味着它没这些。要说上天是慷慨的，那祂老人家可远比你想的慷慨而且公允如败家子，并不是只有乌克兰你的家乡才有所谓的“人民”。
从最平凡的生活经验里其实我们谁都晓得，快乐，尤其是发出笑声的快乐，可以是不好的、不恰当的甚至有罪恶感的，比方说你在葬礼场中，在加护病房玻璃窗外，在佛堂诵经梵唱或教会低头祷告时刻，或电视新闻又报道一家几口丧身火场或者烧炭自杀云云。笑，形态学上来看，是一阵风刮过的模样，其效应和力量亦然。它会吹散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吹散你不要的东西，也很讨厌一样吹散掉你辛苦收集、堆叠、存留保卫的有用东西；它能吹散掉人的块垒悲苦所以有最好的慰藉功能，却也能一并吹散掉严肃、庄重、神圣和愤怒让人手忙脚乱。正常的日子里我们知道什么场合什么特殊时刻得拼命忍住不要笑，但如果历史走到某一个特殊时刻，或更正确地说，对某些人而言，整段历史整个世界就是个特殊场合特殊时刻，就是葬礼会场、加护病房和教会佛堂那怎么办？这样，我们要求的就不只是要谁忍住不笑，而是去关掉笑的水龙头，不允许逗人发笑。
果戈理日后的一个重要错误便是这个。他在《死魂灵》前有一篇奇怪的小说《罗马》，摆明了以罗马这座欧洲的千古名城为西欧世界及其历史的象征，在夕晖荣光搭建成的华丽大架子底下，“那一座座倾斜的高塔和神奇的建筑，全都是现出破败的景象，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曾经繁华过的街道上发出一阵响亮的回声，一辆出租马车正驶近一家酒店，这家脏兮兮的酒店就在一幢雄伟的宫殿里。意大利身上穿的是乞丐的破衣烂衫，原来华贵的衣服只剩下一些污渍斑斑的碎片”。果戈理说，他在惶惑中感到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的手，一只从天上安排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巨大的手，经它的指点，人们悄无声息地倒下，化为一堆灰烬。泪光中，他回首东望想到故国，想找寻人民，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人民，“在这庄严的时刻，他对故国家园的破落也怀着容忍的态度，他仿佛看到了到处都有永恒生活的萌芽，永恒的创造者始终为世界准备的光辉前程的萌芽”。
果戈理书写的时刻，俄国的历史差不多就走到这种时候还与日俱增。赫尔岑正确指出，彼时整个文学作品就是对俄国现状的“一部大起诉书”，是人要求自己也苛责别人得严肃、庄重、神圣和愤怒的时刻。人们正确地意识到，愤怒是推动世界改变的巨大重要力量，你得让它在人心中停驻发酵膨胀，小心不要让它宣泄掉；也因此，尽管不无道德争议，某种悲苦和绝望的心绪也别去抚慰它，个别的解脱个别的救赎方式会化整为零各自逃生，让最终铁锤般敲碎眼前的整体清算力量出不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逃生门只有一个，而且得聚集所有人所有的力量才撞得开它，所以不可以笑，笑会让你肌肉松弛表情和善，甚至认为日子还过得下去，你不会去拼命，更不会去牺牲（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你改变了自己，就不会去改变世界。
这样由生活自然疆域偷渡成政治人造疆域的效应，复通过某种不正确的比较得到进一步地强化——这个常见的错误，几无例外地出现在跨国族的大剌剌比较里，尤其像彼时俄国那样处于相对落后位置、整个国家转头看向西欧（定都彼得堡正是这个转头动作，使彼得堡成为一只不寐的西望眼睛）学习一切的追赶中国家，你不仅可预言，而且细心些敏锐些你简直能铁口断言它何时一定出现，如同宿命。通常，它很快会发生于这个学习一定会遭遇到的挫折时刻，毕竟这种跨国性甚或别人什么都对都好的全面横向移植，其核心本来就是国族主义的（要本国进步富强云云），带着某种迫不及待的屈辱和压抑，恰恰就是国族主义的培养皿加压锅；而且，它又总是裂解着自身的社会，让上流阶层少数有钱有闲又有能力可以读西欧书籍、到西欧各国游学度假洗温泉、在宴会里用法文交谈讲黑格尔的人独占知识和权力，招引了一堆望风追逐的幸进假货，有一张虚伪难看的脸。因此，一旦跨国性的相斥真相显露出来包不住火了，便是国族主义和广大下层社会联手反扑的时刻。这时，我们所说这个错误的比较便以某种惊喜、甜蜜、深刻世故的姿态被“发现”，那就是本国原有的、长期被忽视、被弃如敝屣的所谓民间智慧及其成果。相对于那些苍白的、凭空议论夸夸其谈的、只存在少数四体不勤者脑袋的外国货，原来我们自身的本质如此生动、绵密、务实而且宽广沉厚如大地，而且相对于他们已积敝难返的倾颓无力，原来我们仍未遭污染仍活力勃勃。原来我们众里寻他不着的真正救赎就一直在我们脚下在我们手里原来这本质还不只我们自身的出路，甚至还是全人类未来希望之所在，是上天（不知道为什么）慷慨赋予我们的天命云云。一句话，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因此不可以笑，或者说只能保有一部分的笑，那就是巴赫金所说纯否定的笑，埋葬性的笑，生冷的尖利的作为攻击武器的笑。在两本《夜话》带来的愉悦惊喜氛围里，带着无比善意和期许做此要求的，可不只是别林斯基这样本来就心系而且心急于眼前世界翻天覆地改变的人，事实上，对果戈理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彼时俄国理应最自由最宽阔的文学灵魂，那就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果戈理极敬重他信服他，曾带着如父如师的感激之心回忆：“但普希金迫使我严肃地看待事情，他早就劝说我着手写大的作品；终于有一次，在我给他朗读了对一个小小场面的一小段描绘之后，这段描绘较之我以前朗读过的更令他惊讶，他对我说：‘有这样识透一个人和几笔就一下子将他的一切犹如有生命一样勾勒出来的才能，有这样的才能怎能不着手写大的作品！这简直是罪过！’”而且，普希金不是空口劝告而已，果戈理讲，普希金把一个自己珍视想写部史诗作品的题材慷慨给了果戈理，这就是日后害死他的《死魂灵》；还有，《钦差大臣》的原始构想亦来自普希金。
稍稍进一步的回答是，当这样一堆来自异乡的实物经由小说和故事的运送琳琅摊在我们面前，最醒目、最第一时间跳入我们眼睛里的，总是其中那些个形状、色泽、名称最特殊最陌生的，相反的，愈熟悉则愈透明愈容易视而不见。这种眼睛会率先被异质事物给抓住的现象，是某种生物性本能（对各种生存威胁的警觉云云），也正是人认识和学习的途径，原是好的、自然的，但容易夸张了一个错觉，那就是果戈理这样的小说，或民间故事，通常会因此被高度地域化，成为举世滔滔某一地某一乡某一国所独有，而掩盖了它部分“露出”的在地异物底下的真正普世性本质——至于一乡一镇的在地性究竟如何跳到整国的政治疆域所独有，如何忽然从明明限于乌克兰当地，却跑到那么一整个俄罗斯去（很明显的，不论就距离、就地形气候、就基本生活方式云云，它离比方说中国新疆都远比同属俄国的海参崴或库页岛近），那就只能说是某种国族意志的不当展现和篡夺了。
这就是两本《夜话》笑声真正停歇的历史一刻，也是快乐的果戈理成为不快乐的果戈理的关键一刻，有点像庄子所说的寓言南海之帝鯈和北海之帝忽好心，为混沌凿开七窍却让混沌七天后死去。“这一次我自己也认真思考了——尤其是我开始接近对任何行为自然而然地要提出质问的年龄：你做出这一举动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我看到，在我的作品中我徒然发笑，无济于事，自己都不知为了什么目的。要是要笑，那就最好狠狠地嘲笑，嘲笑那确实值得嘲笑的普遍的东西。在《钦差大臣》中我决定将俄罗斯所有我所知道的粗野、愚蠢、恶劣的东西，所有那些最需要人的公正的地方和情形下出现的不公正归在一堆并一下子就嘲笑所有这一切。但这，众所周知，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透过笑，透过这在我心底任何时候都没有这么有力地产生出来的笑，读者感觉到了忧伤。我自己感到，我的笑已不是以前的那种笑，在我的作品中我已不能是到那时为止的那个人了，以纯真无邪的、无忧无虑的戏剧来自娱的要求本身与我的青年时代一起结束了。”
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共同面对同一个大自然、是席勒所说的素朴诗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席勒暗示着它的失落，如巴别塔故事），在这里，人们所讲所听的民间故事，仿佛共用着同一个“自然语言”，彼此不知却说着惊人相似甚或雷同的故事，就像他们各自制成并使用相似雷同的房屋、家具、衣服乃至于杯盘刀匙生活什物一般，以此形成人们全体所共有的“故事之海”，也就是巴赫金指出的那一个“第二个世界”。
人生识字忧患始。但我们得公正地说，这个自觉宛如重新做人、收起他一脸和善笑靥的果戈理，接下来写出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就是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他把自己丰沛到随时随地都有的笑声全数化为机枪子弹扫射出来，即使这本书遭到彼时言论管制的部分修改和删节，我们读来仍觉火力惊人淋淋漓漓。《彼得堡故事》一书台湾至今未有完整译本非常可惜，只能通过俄文、英文或简体字去读。但还是有一个替代办法，那就是读今天四下都拿得到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云云，这批当年撼动整个老中国而且至今仍峥嵘骇人的短篇小说，便仿佛直接脱胎于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两者最大的差别只是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其实看结果就一清二楚了：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有着时间阻隔而且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堂吉诃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和来自爱琴海的《奥德赛》，远比近在手边甚至本土制造的现代主义小说乃至于那种除了作者自己灵魂空荡荡一无异质实物的小说好读好懂，事实上它们还能化为童话，再没比这个更明白的佐证了不是吗？意思是说连记忆档案中存物不多的儿童都不构成困扰——你真相信现在将来会有哪家疯了的父母亲念法国新小说给临睡的小孩听吗？
唯对于胸有奇志的果戈理而言，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写再好仍不是那个真正的“大的作品”；而我们也晓得，噩运若没有好运的开路前导，事实上也很难孕生为真正不可收拾的悲剧不是吗？哪个日后倾家荡产的赌徒不先赢点钱的？
简单的答案是不会。这里，有个抵触着我们常识性错觉的基本前提，或可以就讲是基本事实，那就是人在生活第一现场所面对、所操持、所发明制造出来的种种实物，其实相同相似的程度远远比相异的多，多到会让人屡屡吓一跳的地步，以至于那些相异的部分只如小水洼般伸脚就可跨过。我们看着太阳月亮升起落下，我们采集、猎捕、种植并储藏维生的食物，我们切割它、烹煮它，并吃下它吸收它排泄它，我们抵御风霜雨雪，我们劳动、休憩、睡眠，我们结合、生育并抚养后代等等等等。列维－斯特劳斯正确地告诉我们，大自然会的招数其实并不多，不同纬度不同高度或地形之处说穿了也仍然大同小异而已，也因此人们用以应对它所需的实物亦大同小异而已，以至于我们生活第一现场的人造实物，像房屋、衣服、家具、食物，乃至于求偶谈恋爱的程序招数根本找不出也无需真的去追问究竟是哪个地方哪个聪明人率先发明出来，宁可假托给某个神话人物或干脆赖给鬼神不是？而且还像安贝托·艾柯所说，如针线刀匙等是一发明出来就完美无需改良。真正让人分离、沟通困难的不是这些实物，而是生于人心的抽象概念，那才是咫尺天涯最难懂也最容易弄错弄拧而且一直还在变的东西，即使是家人、邻居或同一个城市大家都一住几十年的人。
现实世界／狂欢世界
但有个一定躲不掉的问题来了。此种近取乎身的熟稔实物构成及沟通方式，一旦像果戈理小说般化为白纸黑字运送出来，到远方甚或更远的未来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些不在场的读小说之人眼前，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反而密码化了？活生生的讯息被封存到我们没见过的、无法想象其模样的陌生实物里出不来了会不会？
然而，果戈理和他百年后的精彩徒弟鲁迅毕竟不是同一种人，他欠缺鲁迅那种知识分子的冷眉高傲和视侪辈如草芥，凝结不了那一股终身不去的怨毒之气，一辈子骂下去地老天荒；骨子里，果戈理仍是个开朗的人，来自民间的诙谐文化，那种纯否定的、带着绿森森地狱火焰的笑法终究不那么合适他，一如巴赫金的狂欢节之笑，果戈理再生冷的笑声中，总有另一重是真正欢乐的、兴奋的，其中有对美好东西的真心愉悦感受，也对人的悲苦有所慰藉带来洗涤般的新生，即使在《彼得堡故事》这本最凶最悍的作品中，我们仍不难听得出来。
这样的说故事方式，其实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世界太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指头去指。”——尽管虱子、萝卜、黑绒线、白内障、甜馅饺子、油煎饼、陪审官、马车车轮以及德国人云云，全都已命了名，但重点不是名称，而是那些你知我知的实体，说故事的人手指着它，我们闻声跟着转头看向它，我们就晓得他讲的了。
还有另一个极其特殊的重要理由，那就是他看过好东西，在彼时俄国，谁的眼前无不是一片荒败、黑暗、苦难、贫穷的绝望光景里，独独他一个人像邀天之幸又像胸怀天大奥秘般亲眼目睹过，简直一无可取可保卫的残破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烟》里有这么一段：“今年春天我到伦敦附近的水晶宫参观……在这座宫殿里，众所周知，有关人类发明的一切东西都陈列在这里——讲起来就是，等于人类的百科全书……忽然我想到，假如有一个法令颁布说某民族必须从地面上消除，而这个民族所创建、设计的东西也要从水晶宫除去的话，那么我们祖国，信奉正教的俄罗斯，必将会退落到很深的地下……像茶炊、树皮织的拖鞋、马颈圈和鞭子等卑贱之物——虽然说是我国有名的产品——都不能算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原来有这么美好的本质，有这么多进步西欧诸国都没有、他日得倒过来乞援的东西。两卷《夜话》便是这样的一纸藏宝图，或至少是宝物的存在证明，喜欢他、惊异于他作品的人如此期待他，要命的是果戈理自己也这么相信，于是这相当程度成为某种独特天命似的东西，要他负责从废墟般的现状中找出来那个埋藏着的好俄国。
非国族性的小说
这就是《彼得堡故事》之后乞乞科夫展开的旅程，或应该这么讲才对，这就是果戈理之所以强加意志于乞乞科夫这趟骗子旅程的原因，硬要他看到他不可能看见的东西，碰到他不可能碰到的人，或说并不存在的东西和并不存在的人，让一个小说作家和一个小说主人翁两个拉拉扯扯因此迷路了整整十年之久。
就是这样，都是实体，不管说的是人或魔鬼，是美是爱情是某种冰山一样隐藏着的心性念头，都有具体可见的实物来表达它、指称它和譬喻它，这真是个朗朗乾坤历历分明的世界。
我们讲过，两本《夜话》所呈现所揭示的其实并不是广大俄国人民的生活真相，甚至还不是乌克兰某一小方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真相，而是民间文化成品所处理过的、所建构起来的特殊世界。这我们可以借助巴赫金的狂欢节概念来进一步予以分别。
应该够了，但我们何妨再多看一段，是那个在基督教义中理应没太具体造型的魔鬼，当他出现在果戈理的民间，是这种经过和样子：“如果索罗庆采的那位陪审官——他头戴羊羔皮帽圈的枪骑兵式帽子，身穿黑羊皮里子的深蓝色皮袄，手里挥着他通常用来催促马车夫的像魔鬼所编的鞭子——这时候坐着三匹马拉的雪橇打这儿经过的话，那他一定会瞧见这妖精的，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妖精能够逃得过索罗庆采的这位陪审官的眼睛。他能够屈指数出每一个农妇家里的猪生了几口小猪，知道她的箱子里藏着几匹亚麻布，她的男人每逢星期天都要拿她的什么衣服和物件到酒店里押酒喝……妖精这时候升到了那么高的地方，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在高空里隐约闪动着。可是只要是小黑点出现的地方，那儿的星星立刻就一颗一颗地消失了……忽然，另一边又出现了另一个小黑点，接着变得愈来愈大，伸展开来，已经不再是一个黑点了。眼睛近视的人，哪怕是把专员老爷马车上的车轮当眼镜架在鼻梁上，也辨别不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从前面看，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一张狭长的脸，不断地转来转去，碰到什么东西都要嗅一嗅，就像我们的那些个猪的脸似的，顶上拱起一个圆圆的鼻尖；两条腿又细又长，如果亚列斯科夫村的村长有两条这样的腿的话，那么，他一开始跳哥萨克舞，就一定会把它们扭断的。不过从背后看，他倒是一个穿制服的真正的省法院监察官，因为他的屁股上翘起一条尾巴，那么尖又那么长，活像是现在的制服的后襟。只是根据他脸上留着的那绺山羊胡子，他脑袋上耸起的那两个小小的犄角，他整个儿不比打扫烟囱的人白一些的那些情况，才可以推想到他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省法院监察官，而只不过是一个魔鬼。”
狂欢节，既是某种实存的特定之物，也是一个概念、一个隐喻。前者，其实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还没事就想着它等它来的日子，节庆、假日假期、休息不必做事的日子云云。但从每个人都够丰硕的休假经验，我们晓得休假往往不是没事反倒更忙，没得到休息而是累个半死。因此所谓的没事和休息，其实指的是（暂时）不必去做每天重复的甚至被规定被命令的事，你当然可以躺着睡觉或发呆不动，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很人性地去做平常不方便、不允许、很久没做又很想做的事，这既是源于内心需求的梦想实践和补偿，同时还是某种确认，借由做一些完全不同甚或背反的事，来确认某种逃逸、某种自由，也确认自己非工具非奴役的存在。
再来是偷情，滑稽而且扎实：“‘看，这是给您的礼物，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她一边说，一边把几只罐儿放桌子上，装模作样把她那似乎并非故意解开的短上衣扣上，‘一些甜馅饺子，凝乳面卷，面疙瘩，油煎饼，馅儿饼！’／‘我敢打赌，这准是夏娃家族的那双最灵巧的手做的！’神甫儿子说，一只手拿起一张馅儿饼，另外一只手拿起一张油煎饼，‘可是，哈芙隆尼雅·尼基福罗夫娜，我的这颗心可是渴望从您那儿吃到比这所有油煎饼、馅儿饼更甜蜜的东西啊。’／‘我就不知道了，您还想吃些什么东西，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这粗壮的美人儿假装不懂地回答。／‘那还用说，是您的爱情啊，我美丽绝伦的哈芙隆尼雅·尼基福罗夫娜！’神甫儿子低声说道，一只手拿起一只甜馅饺子，另外一只手搂住她那粗壮的身子。／‘天知道您都胡想些什么，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赫芙拉说，羞答答地把眼睑低垂下去，‘哎呀，说不定您还想亲我呢！’”
总而言之，假日不是正常的、流水般连续的日子，它呈现的不是生活里的实人实事和实况，它是特殊的，某种意义或者程度而言，它甚至是背反的和补偿的。
讲女孩之美也没虚字眼：“我想，你们恐怕从来没见过长这么美的美人儿哩。我的太姑婆说过（你们自己也知道，不怕玷辱你们的耳朵），女人宁愿跟魔鬼接吻，也不愿意讲别的哪一个姑娘长得如何美丽。这个哥萨克姑娘丰满的脸颊娇嫩鲜艳，活像一朵沾着早晨露水、正展着瓣吐着蕊的淡粉红色罂粟花，在刚升的太阳面前搔首弄姿，那才光彩照人呢。那两条黑黑的蛾眉，像两条现在姑娘们从挑着担子穿村走巷的大俄罗斯货郎手里买来的、用来穿十字架和古钱项饰的黑绒线，那么匀称地舞曲着，仿佛正在凝视着那一对明亮的眸子似的……咳，我要是见到这样的姑娘不去热烈地吻她一下，就让老天爷惩罚我，不再让我在唱诗班里唱哈里路亚。尽管我脑门上的短发已经染上白霜，我那老婆子总是像眼睛里的一块白内障似的盯着我。”就算到了皇宫里，面对的是尊贵如神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陛下，也还是这样，实物之前人人平等：“‘我的天啊，多好的装饰啊！’他（铁匠伐库拉）把鞋子拿在手里，快乐地喊道：‘陛下！您那双脚穿上这样一双鞋，再在冰上滑起冰来，您那双脚会有多美啊！我想，至少会像是用纯白糖做成的。’”
假日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它是普世性的，普世到想起来会吓人一跳的地步，几乎已达太阳底下凡有人类存在聚集之地皆有的地步。这样的巨大数量和覆盖式分布不允许我们用发明或设置来理解它，而是得把它看成某种本能之事，就像一天下来你会要睡觉一样，其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和生理性理由。
骂人的话通常是民间最响亮、最生动、最推陈出新源源不绝的部分，它的创造力系由憎恶乃至于恨不得用话语骂死他的过度期盼所推动，也因此人学会异乡的语言往往从骂人的话开始。这是赶集的风骚胖妇人雨点般泼洒向盯住她美丽继女的一群年轻小伙子流畅溜滑话语，一气呵成：“吃东西噎死你这个不中用的奸夫！让你爸爸的脑袋给瓦罐撞个稀巴烂！叫他走在冰上狠狠滑一跤，该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叫他死了到阴间去，鬼烧掉他的胡子！”——其实，这里讲的不过是“去死”和“×你爸”而已，我们欣赏的是它的实物版、创意版和威力加强版。
从假日到节庆，凸显的是其集体性，尤其是集体性背反或补偿行为这一面，这便让我们注意到集体所诱发的直接间接效应（比方说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某些特定趋向和变化）；而巴赫金的从节庆到狂欢，更进一步地完全聚焦并放大这特殊集体性行动构成一段特殊的时间，除了试图描述或说提示这些背反性、偿补性行动的具体形态和内容之外，最重要且最富意义的是，狂欢于是凝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一个穿透民间生活及其文化的可贵新视角——事实上巴赫金做的还不只这样，除了用它来观看来思索民间文化种种，还上升到他文学评论乃至于哲学思考的层次，比方说如此幽黯阴森而且个人私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用巴赫金自己的说法是，依然可看出其隐藏的狂欢性，或用我们较不戏剧意味的说法是，依然可用狂欢的概念和视角去挖掘它去理解它。
这里，我们来看果戈理怎么讲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这两个忽然闹起别扭、吵了场地老天荒大架的好邻居好朋友，这只是其中一小段：“伊凡·伊凡诺维奇具有说话娓娓动听的非凡天赋。老天爷，他真会说话啊！你听他说话时的感觉，就像有人替你捉头上的虱子，或有人轻轻地挠你脚后跟时那么舒服。你听着，听着——就会全身无力，好舒服啊！舒服极了！就像洗完澡睡一觉一样。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和他相反，沉默寡言。可是，只要他硬邦邦地甩出一两句话，就够你受的。他的话比任何剃刀都要锋利。伊凡·伊凡诺维奇长得又高又瘦，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个头比他矮些，可是臃肿横阔，膀大腰圆。伊凡·伊凡诺维奇的脑袋瓜像一只尖头向下的萝卜，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瓜却像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
此一独立于、背反于、补偿于民间现实生活的狂欢概念为我们指出一个真相（我个人以为是真相而不仅仅只是可能性而已），那就是民间文化的成品，诸如民间故事、传说逸闻、戏剧、歌谣舞蹈云云，其实是狂欢节的产物，或直接讲就是狂欢本身，而不是后来左翼制式想法那种所谓人民生活实况的呈现和纪录。当然，它的确是从民间土地生长出来的，用的泰半是现成的实物素材，作者也是“人民”，但却是一种挑拣过、幻想过、处理过的现实，比较像花朵而不是作物。因此，它总是远比真正的现实世界要好、要快乐，还善恶报应分明也就是更正义（如果现实如此，干嘛还要革命牺牲呢？）。它不是劳动的产物，包括伐木拉纤的唱和歌谣，而是如本雅明所说劳动之外之余休憩时刻人们围拥成的“小社会”的产物，或是本雅明细心指出的，那种织布机沙沙穿梭声音中，人在重复的、无聊的肉体劳动里逃逸出来心思的产物。它是某种背反、某种补偿，或至少是某种遗忘。
这无关乎所谓文字书写技艺精湛灵巧什么的，不是文字的好坏精粗程度之辨，而是根本性的不同。果戈理的文字所使用到所显现的全是实体，整个世界全由实体所构成，包括他穿透实人实物要讲某些概念、情感、况味和氛围风景之时，依然用实体来表述，因此，所有的东西，包括抽象的、原本不可能具有形体的东西都是有表情的，都确确实实牢牢靠靠地存在，就连罪恶和魔鬼都是这样。果戈理对着我们的眼睛画出故事，可我们得到的并非一幅静态的图画，而是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是经验，确确实实的经验，像过街邂逅一名女士谈了一场恋爱那样如假包换的实在经验。这种全由实体构成的世界提供的不是幻觉，不是二维的拟真图画，你像是可以一整个人进入其中，一整个人带着身体、带着全部感官包括嗅觉、触觉进去，而不仅仅是理智、情感和想象而已。画那种拟真的、工笔的静物画是日后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果戈理不描摹实物，他直接提供实物。
说真的，如果说一直到我们此时此刻，所谓民间生活实况和民间文化成品所建构、所呈现的狂欢特殊世界，仍简单地被混淆、被等同起来大做民粹文章，我们便很难希冀两百年前那些自觉压抑着满腔国族屈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有忽然所有荣光和巨大期盼一起拥过来的年轻人果戈理，有机会能在第一时间就心平气和地、正确地看出来。这个“现实世界／狂欢世界”的落差尴尬并非完全没被意识到，事实上它分别（但同时）凝结成对年轻果戈理的两个矛盾难言的书写期待，带着指导性且加上国族命运千钧之力的期待，形成日后车裂了果戈理的小说书写悖论：一是俄罗斯的农奴制（以及沙皇、东正教统治）下悲苦、贫穷、蒙昧、愚蠢不知死活的生活现实，你的作品得倾注所有力量去嘲讽它、拆穿它并鞭打它；另一是俄罗斯农奴制（以及沙皇、东正教统治）下人们依然遍地都在的无尽欢快、人情物意以及遇火不燃入水不侵的智慧，你得负责找出（或者说全面扩展成）这唯有俄罗斯人民不知为什么独独拥有的美好特质，俄国乃至于全世界人类将来都靠它了。
别林斯基的另一感慨则准确得不得了，他说果戈理的这些故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如同让－雅克·卢梭讲过，对眼睛说故事远比对耳朵说故事强。
听话而且认真的果戈理两件事都做了。前者就是《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第一部分；后者则是他《死魂灵》遗稿和那绝望十年的一些非小说文章。看得出来，前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直接就是人生现实；后者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那样一个俄罗斯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你如何在现实世界去找出一个具体的“没有”？
用实物画出来的小说
保守的、没要改变的狂欢
有关民间故事、民间文化的实体性、地域性特质所隐藏而且通常就会让人不偏不倚一头栽进去的民粹性国族主义陷阱，正是日后果戈理悲剧的核心；更糟糕的是，这个陷阱直到我们今天还在那里，维修它等猎物上门的人远比想好心拆除它的人多，而且多很多。由此，果戈理一人的悲剧遂有着普遍性，也依然有启示性甚或迫切性，和此时此刻的你我关系深浓，所以值得我们再往下追究下去。
说起来，这样的悖论也并非全然没某种相应的说法、某种意图两全的想象，那就是粗鲁但利落的二分法，大致让眼前世界形成一种基本图像，一种模式，那就是少数邪恶的人统治众多正直的人（这算说得通），少数悲惨的人统治众多快乐的人（这怪怪的），少数奇笨无比什么都不会的人统治众多智慧聪明还不辞劳苦的人，还有，少数懦怯怕死的人统治众多勇敢而且窥破生死的人（这样就难以想象了不是？）云云——我们先别嘲笑这样一种切割模式的简单和荒谬，证诸人类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正是核心的原型，你把那些看起来很有学问很有架势而且指证历历的包装纸剥开来，得到的十之八九便是这个不成立的怪东西。果戈理自己大致上也如此切割并如此相信。
这事提醒我们，思想这东西并不总站在历史的最前端，这只是普遍的错觉，因为它谨慎的、合理的、言之有据的好习惯让它持重保守（当然相对于更笨或更重的权力结构和流俗意见，它可以显得新鲜尖锐）。即便在像别林斯基这样已经是彼时最进步最前瞻且以此高度自觉的思想者身上，有时它还会落后了一百年之久，得再认真想个一百年时间才看得懂说得清此时此刻发生的事。它的配备、排场和思考方式及其习惯皆不允许它成为发现者。
然则，进一步的可能真相是什么？
别林斯基的惊异很可惜并没真正带给他视角的转移，他仍回到现代小说的位置和线索来看果戈理的《夜话》，倾向于把它的民间性局限于素材和背景，一方面热切地从某种意有所指的“进步性”去理解（小说书写的拓展或知识分子向下扎根的特殊关怀云云），另一方面也只能把它广大的民间特质窄化、特殊化、固着化、地域化于小说所在的乌克兰一地，充其量只援引政治疆界延伸到所谓的俄国民间，因此遂隐隐召唤着国族主义。从日后果戈理的书写发展、变化和自我期许来看，这两种诠释既“指导”了对别林斯基甚为信服的果戈理，最终也害惨了他。一直要等整整一百年后的巴赫金这个人出现，这才清清楚楚把民间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思维传统分开对立起来，指出来它自身独立且平行于后者的不同观看世界方式、运行方式和叙述表现方式（“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很遗憾，巴赫金来晚了一百年，否则也许救得了果戈理。
这里，我们先拿中国历史里信而有征的几个狂欢节实例看一下。它有定期性的，像我们的法定假日那样，比方说农忙完全告一段落、税金官租也给了、新年期间的所谓腊祭。《孔子家语》书中，子贡的知识分子式不屑反应恰恰好生动地揭示出它狂欢的、（暂时）背反着人正常行为乃至于法律道德禁忌的不寻常景观，子贡抱怨说所有人像变了脸般疯成这种不堪的样子，真不晓得这有什么好看的，当场被他带队的老师孔子给修理一顿。孔子的讲法是，你要懂得这些人辛辛苦苦了一整年之久，他们需要放松甚至发泄，这是他们堂堂皇皇的自由快乐时间，也是古来居于上位的智者聪慧而且深谙人情的沿袭做法云云；也有不定期的、赏赐性质的，比方说史书里动不动出现的，遇见国家有什么祥瑞好事（天降甘露或外族降服入贡）或太后生日，皇帝下诏天下万民“大酺五日”，意思是可以放假且放心喝酒不醉不归整整五天。更有名也更翔实的可能是刘邦当了皇帝后的那次返乡行程，这个昔日的地方流氓角头召集父老请客，自己下海歌舞，做《大风歌》一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还妩媚地要众人评理作证，因为刘爸爸以前常怪他不事正业不如弟弟，“现在你们看看谁比较会置产？”
果戈理的《夜话》及《续篇》，不论从故事的基本形式、说故事的方式和其滑稽狂欢的语调，乃至于那种特有的既是实体人物又面具性、脸谱性素朴类化倾向的人物造型，基本上仍都属于素人性甚至匿名说故事人的民间故事（所以这两本书原来标示的作者不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而是有了相当年纪的红头发养蜂人潘柯），但却是现代小说侵入后那种有着丰硕新形貌的老民间故事。除了更多小人小物而外，比起原来那种高速运行纵跳于戏剧情节的民间故事，多了停逗，多了特写和思索，从而也多了层次，多了些人文性的肌理血肉，还有更物理性的，故事变长变厚了。
这清清楚楚地显现了至少一件事，那就是狂欢，做平常不可以做的事，基本上是在统治者允许或至少容忍的前提下才成其可能；而且还是暂时性的、限定性的，时间一到大家收假且做收心操回头继续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颐指气使，但因此比较心甘情愿了一点。
感受是正确的，但我们仍然得说，别林斯基的解说以及他对此的真正理解却对不到一半。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但极可能远比别林斯基认知的还要更新更远，只因为它并不是依循着现代小说这条偏知识性、文学专业性的坦坦大路而来，它不是某种突破、某种尝试或者创新，毋宁更像某种“引进”，也因此从现代小说的知识位置看它，会显得如此全无发展征兆无可预测，而且一出现就已经是“完成品”；但它其实也是最古老的，它的真正书写奥秘（从最核心的看世界位置到最末端的述说语调）根源于早现代小说千百年之久而且始终相对于正统文学自成一系的民间说故事传统。现代小说为它所做的其实并没想象的多，基本上只赋予它一部分的表现形式并用文字书写从而把它给吸纳进来而已。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改变是，原来那些因为不够传奇、不够戏剧性、不够英雄将相云云因此不足以构成完整故事，从而只能散落地以街语巷谈、以俗语俗谚和民间掌故等“半成品”形式保存下来的东西，因为尤其合适于现代小说的独特关怀（下层社会的发现和意义的思索云云），得以释放出过去被民间故事所摒弃所闲置禁锢的潜力，上浮到正式的书写台面来。日后，正是这个部分开发得最剧烈亦最持续，成为现代小说和古老民间故事的接壤流通之地，成为这两个王国的最繁荣转运站，既开拓了（或说补充了）现代小说消耗甚快的书写土地和原料，也回头丰富了一部分民间故事的形貌。
因此，千万千万别被狂欢节那种好像干什么都可以、骂人打人杀人也行、偶尔还真的失控不返（某些意外渗入或生活现实糟糕到不可忍受时）的表象给唬弄了，它其实是某种“特赦”，或甚至某种“麻醉”（麻醉和狂欢不是很合拍吗？），它狂野自由的外表底下是保守的，非常非常保守的。左翼的当代大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深入考察这类农村农民的集体行为性格时，不太甘心但诚实地承认，他们总是体制的、改良的，毫无革命的意图乃至于潜力（可读读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一书）；而狂欢节甚至连改良都不是，它只是忍受性的，或者说让忍受一事变得舒适点、可忍受一点。
《夜话》及其《续篇》的出现如天外飞来，别林斯基（那一代俄国最正直也最进步的评论者）正确地感觉到它们的不寻常，而不仅仅是好而已。但别林斯基一时还无法讲清楚，只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伸手去指：“习惯于马尔林斯基小说的语调和风格的俄国读者，不知道该怎么来看果戈理的《夜话》，这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过去根本没有人料想到它可能出现。”请注意别林斯基的用词，他说的不是一本书一部小说，而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他隐约察觉出这里有根本性的不同，《夜话》及其《续篇》不只果戈理个人之力，而是既由一个他不知道的异质世界所撑起，又极可能从此打开甚至把这个新世界带进来。这是别林斯基最敏锐也讲得最好的部分。
所以说狂欢节是统治者带着狞笑的诡计阴谋吗？倒也不是，至少它的来历乃至于它的本质不是。它空间的普遍性覆盖性和时间的源远流长证明它是“生成”的，比较接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悠长时间中讨价返价的结果，而且最原始那个统治者极可能还不是个人，而是更高一阶的神，或者说大自然（被统治的人们，尤其在成为农耕者之后，最能察觉出大自然的季节更迭或说神的喜怒松紧变化来安排工作和狂欢，让两者不相妨碍而彼此补偿），由此被日后取代祂的人为统治者所继承所沿袭利用而已；而且无论如何，允许人民狂欢的统治者也有他一定程度的让步和风险。让步指的是子贡式那种教养上乃至于美学上的忍耐；而风险则是他终究给予了一个不见得可放可收的舞台，这就跟军队里放阿兵哥休假的风险一样，总存在着一定几率有人夜不归营或直接成为逃兵。
来自第二个世界的小说
具体的狂欢节如是，狂欢概念的民间文化成品亦如是——特赦的、补偿的、麻醉的、保守其实的。
这一切我们该从哪里切入从何说起呢？古老的笨方法，当一切纠成一团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开时，我们就从头来，从头想起。
而人的处境和人生模样是怎样呢？追根究底地讲，人总是发现自己孤零零地、而且渺小地被抛掷到一个已有的、巨大无边的世界来，最原初而且至今依然有一大部分统治他的是神是大自然，他如何能说要改变四季更迭、要改变不随他意志而来的风雨霜雪乃至于更可惧的瘟疫饥馑或就说生老病死呢？他要到哪里、怎么样换一种人生？人为性所加诸于他的东西，比方说农奴制度或东正教和沙皇，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改变可以取消的，但光是要弄懂且确定这个，已经是很困难而且很后来的事，得真实地经历过很多次不堪忍受到濒临死亡的折磨，还要有“第一世界”来的人和知识一次两次三次说到他有点概念才开始，遑论接下来真的下定决心、赋予行动去尝试改变它。基本上，大自然也好、人为统治者也好，都是先于他且大于他存在的东西，克里姆林宫远或太阳远呢？统治者究竟是神是人还是神的儿子、神的化身或者代理人呢？这些之于他毋宁只是一整团朦胧但有什么差别的“命运”。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的，因为纵看时间从父母先人到儿女子孙、横看空间亲族邻居和相识不相识的大家不都一样，非个人所独有就很难冠以不幸或不公不义之类的可对抗性字眼，而是谁都一样的普遍处境，一种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前提。
而小说写者本来是最懂此事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处理善与恶，乃至于善与善边际暧昧事物的人。
狂欢，追根究底说便是对如斯处境、如许生命前提的补偿、麻醉、暂时性的特赦和逃遁，因为生命要继续而不是要改变如本雅明所说；因此，它还是生动的、应运的、狡狯的、见洞就钻的，紧紧嵌合于这样处境和生命前提难以分割。人和这个巨大东西一辈子一辈子这样相处打交道，他熟知这个巨大东西的每一条岔路小径，每一处死角和缝隙，他晓得什么时候要做小伏低装孙子咬牙撑过去，什么时候可避其锋芒喘口气，什么时候完完全全属于他可放心开怀畅笑一番（“官租完了离城郭，笑山妻涂粉过新年，田家乐”），什么时候还可以倒过头来跟它扮鬼脸嘲笑它两句。
简单的答案是思想，某种吸引他却和他书写创作本质相斥的思想。对自己的创作太谦卑又对变动中俄罗斯祖国太热切太有责任感的果戈理忽略了某个常识性的事实，那就是好东西和好东西不见得相容，善和善的征战照样打起来头破血流残酷无匹；而且有些致命性的排斥作用更不是靠人的善念、靠人的认真不悔就可以解消的，所有做过输血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晓得这个ABC。
鲁迅笔下那位阿Q，从鲁迅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视角来看，从他心急如焚的进步中国期待来看，是卑劣猥琐到不堪忍受的。但你晓得吗？阿Q其实并不中国，他只是民间的，是普世性的最典型狂欢者。
我们得努力描述对问题，才有机会得着比较对的答案。
民间故事里，两本《夜话》亦复如是，它的笑话对象最经常的是官僚和僧侣教士者流，对民间一般人而言他们都是相同方向、相同位置和形态的彼岸之人，可笑之处大致也是相类似的；而这些不遗余力到看似已足以瓦解政治和宗教全部神圣性的讥笑，其实并没有想当然耳的破坏力道，而且绝不奇怪的，仍共生于、包容于整个大统治体制里，人们一边讥笑官员和神甫，一边仍对他们头顶上的政治和宗教不改虔敬地信仰和奉行。笑话，当然也是假日性、节庆性的狂欢。
因此不是死得早，相反的，冷酷些来说甚至该讲晚死了整整十年。今天，如果要重新描述果戈理的特殊人生悲剧，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何以这么一个快乐的人会变得如此阴暗？幽默会变成笨拙？世故会逆转为天真？那么充沛如泉好像自己会冒出来的创作力量会一夕枯竭？所有这些果戈理的本质性东西一直到《死魂灵》第一部分都还好端端在着，毫无消失的迹象，但却在他最需要它们也最认真砥砺它们时蒸发不见了，这不仅奇怪，而且不公平，这个夺走他全部的恶魔究竟是谁？
当你愈受此狂欢的吸引，愈迷醉于它的欢快，它的自由不羁，它的飞天般附体般想象力，它和人情世故乃至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还有它小奸小坏的和支配它统治它那些讨厌东西躲避、进退、回旋甚至翩然共舞所显现的种种“智慧”，你愈是要完整无遗地捕捉住它存留它，而且不察地把它从暂时性、限定性的特殊时间扩张为民间现实生活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相，事情就麻烦了。陷阱甚多，这里我们只指出顶重要顶不幸的其中一个，也就是果戈理最后摔下去出不来的那一个——你会不断察觉，而且愈深入进去愈以一种带着发现真相睿见和喜悦的察觉，它原来紧紧嵌合在甚至说直接从过往你一直视之为恶、为黑暗反动的农奴制、东正教和沙皇体制生出来，要命的是，事实的确是这样你并没看错，因为它本来就是百年千年时间农奴制和东正教、沙皇体制作为生命前提，人要继续生活下去所创造出来的。于是，腐烂恶臭的大地遂变成充满养分、奇怪这会儿气味也好闻起来的一流黑色腐植土，用它来生养最独特美丽的花。这时，再加上点急切热望之心（毕竟人寿几何不是吗？），一点永远幽灵般伺伏在人身旁的国族主义，还有一点勇气和诚实如果戈理，他自以为的昂然继续直行向前，很吊诡的，几乎所有人看到的却是他一百八十度的彻底转身，是莫名其妙到几近冷不防地拥抱而且极力鼓吹要农奴制，还要东正教和沙皇。
只写到三十三岁为止？这岂不是也意味着，果戈理所有可以传世的作品，包括先后两卷的《夜话》及其《续篇》，包括由《狂人日记》《鼻子》《涅瓦大街》《外套》等短篇集成的《彼得堡故事》一书（没错，光是这本书就差不多够构成一个鲁迅），包括《钦差大臣》这出不弱于《死魂灵》的代表剧作，当然还包括《死魂灵》的第一部分，也是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是他比较年轻、理应不成熟未达创作高原期的十年时间完成，这两种天堂与地狱的十年又如何可能这样比邻而且连续？
你知道一种典型的烂电影场面吗（大陆名导演也这么拍过）？那就是用机枪扫射挟持人质在手的恶徒，纷纷中弹倒地的全是坏人，尖叫哭泣的人质则个个无恙——你要留存的和要打倒的不仅绑在一起难以分割，更进一步说，那个狂欢节里快乐、自由、智慧的人，和阿Q般在现实生活中猥琐、懦弱、愚昧的人，极可能就是同一个。我们从来就只有一组“人民”。
创作大神果然是难以取悦的，遑论驯服操控。
这大致便是果戈理那一本人人喊打（当然沙皇的一干御用知识分子不在此列，他们热烈欢迎果戈理的驾机起义来归）、时至今天连以赛亚·柏林都还“他至死都是个反动派”一句话打死的《与友人书简选》的来历。这是果戈理诚挚纯洁的倾城之恋，为一朵花，一朵他看到过但其实不真的存在于现实的俄罗斯之花，毁掉了他整个人生，整个他这样天才书写者的其他可能世界。
我们这么说吧，每一个书写者身体里都有两枚滴答作响的时钟，有两样如春花如朝露的必然留不住的东西，一是生命本身，一是创作力，端看哪个先跑到终点而已（也许正因为这样，书写者总显得比一般人要脆弱，尽管理论上他们应该比较会想事情，比较有所谓的智慧，比我们多洞悉某些东西，但他们硬是多出来一种死亡，多一个致命之处）。我们很难说哪个先找上门来比较糟糕。而果戈理的情况却是，他只活四十三岁，但三十三岁写完《死魂灵》第一部分之后就再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创作力仿佛提早十年就先一步离他而去，因此非常划不来的。他就连早逝者仅有的那种流星划破天际、不许人间见白头的戛然美丽死亡都没能得到。而且更加划不来的是，在这宛如身陷泥淖的整整十年时间，果戈理没怠惰没荒唐更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恣意浪掷身体透支生命，相反的，这是他最用功最苦苦思索还屡仆屡起的十年，他拼了命（这个说法对果戈理全无一分一毫夸张）召唤那个他仿佛瞥见曙光一角、令他两眼发亮发直的一整个美丽俄国，但这个看似伸手可及的想象俄国既像幻觉，却又千钧万钧般彻彻底底压垮了他。
果戈理不晓得，他所见过而且年轻时就拿在手中的这朵花，其原生地并不是俄罗斯，或者说不是俄罗斯才有，它开放在巴赫金说的第二个世界，是遍在的、俯拾有的，地球上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大地之上都是一片这样的花海如梦。
四十三岁就死，而且系在心智狂乱又绝望的极不堪状况下孤独死于修道院里，还从此带着反动保守的过街老鼠恶名离开，一辈子最想写还为它死的小说付诸一炬。从任何看得到的真实景象来说，果戈理的这场人生悲剧是明白到全无任何一丝疑义。但真正的悲剧在哪里呢？是文学成就吗？即使破碎如《死魂灵》，不仍然是堪称不朽的公认巨著吗？还是只因为死得早，既没能像正常人活足正常岁数又可惜没能让他把书写才华给全部释放出来？或更单纯只是小说家以外那一团历史恶名？可这方面除了太简化太理所当然的黑白二分，基本上并非冤屈，后来的果戈理的确倒向了老俄国的宗法制、东正教、农奴制以及沙皇至高无上统治的维护，这是他自己一八四七年著名的《与友人书简选》所白纸黑字写的，也是到他最后一刻犹认真相信的，否则他人之将死的《死魂灵》第二部分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这么的拙劣、死板而且一脸天真的笨相，和第一部分的原果戈理式敏锐、世故、幽默灵动，完全断裂开来像两个人写的一样。
果戈理之死及其他
整个俄国将在其中出现——这么一趟漫长的、一定会有惊人大事发生的旅程，我们如果理解长篇小说的书写本质的话，一定知道非得有某一个相衬的巨大悲剧才能收得了场，不在小说自身内容里，那也会出现在小说外；而如果我们更知道彼时已蓄满风雷、一触即发的沙皇俄国现实景况的话，更会知道这是叶公好龙式的召唤，会叫出来吓坏你的可怕东西。果戈理不愿乞乞科夫这趟带着罪愆印记的旅程以悲剧告终，不愿叫出来的俄国丑恶骇人，一定要僭越过自己所能有的小说书写者身份伸手拯救它，更硬要让现身的俄国美好无匹而且神圣，于是这个巨大的悲剧遂只有转嫁回他自己身上一途了。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死去，那是个怎样的时间、怎样的年头？
这里，有个简单的错误印象非得先解决不可，那就是《死魂灵》这个直译书名所带来的不当阴森幽黯意象——魂灵，或灵魂，原来在俄语中和“农奴”同音因此通用，上千年农奴制度下来已自然到完全重合无需联想做文章。果戈理用为书名，不能说没有顺带的、不费力的隐喻，就像赫尔岑读后所说的：“果戈理感觉到——其他许多人也同他一起感觉到——在死魂灵的背后有许多活魂灵。”但这些沉重的东西是稍后的衍生之物，原来在果戈理笔下它就直通通只是“已死的农奴”而已，具体的、轻快的，甚至还是戏谑的，是小说主人翁那位满脑子想发财、想跻身上流地主阶层的乞乞科夫一个狡诈且异想天开的点子。乞乞科夫想到当时俄国七年才重新整理一次而且行政作业怠惰疏漏的农奴制，总有一大堆已经死去的农奴不得不仍活在官方纪录里好一段时间，原来的地主也只能照缴税金规费极不划算，于是，乞乞科夫决定大量收购这些死农奴（不管他是自然的或不自然的死亡）。在他极合逻辑的想象中，这些仍得为已死的、没劳动力农奴付钱的地主一定很乐意以不拿白不拿的极低价钱或甚至扔烫手山芋般免费转送给他，而他可以拿这些介于存在和不存在的大批农奴去抵押金钱，去据此购买土地当地主云云（乞乞科夫连土地都看好了）。任何有小说书写经验的人听到这里就晓得怎么回事了不是吗？长篇小说所需要的一趟旅程已铺设妥当，在眼前无尽地展开，接下来便是一身光鲜（骗子的必要行头）的乞乞科夫如何一个仆从、一名车夫、一辆漂亮舒服马车走遍广大而且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老俄国。一八三六年当时的果戈理自己所看到的正是这样充满潜能、充满可能性和想象力只欠一写的振奋光景。他在给友人茹科夫斯基的信里面说：“我已着手写在彼得堡就已经开笔的《死魂灵》了。我重新改写了全部写好的东西，更仔细地考虑了整个计划，现在我像写编年史一样平平静静地写着……这该是一个多么重大、多么具有独特性的题目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人！整个俄国将在其中出现！”
一八四八年是个很好的时间参照点。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革命年份，对西欧来说尽管结局令人感伤，但不失为令人兴奋且从此被人记住的一年。但对俄罗斯不然，俄罗斯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要迟至一九〇五年才发生，政治和社会的时间表慢了半世纪。一八四八年当时，沙皇尼古拉极度忧心革命浪潮向东扑来，他迅速出兵荡平波兰革命，在国境西边筑起防波铁墙，并在国中全面抓紧，俄罗斯的思想和言论在这一年正式进入黑暗甬道，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著名的“七年长夜”的入口。
事实上，《死魂灵》这本书，依我们对果戈理书写企图的了解，不仅完成不到一半，而且果戈理真正打算要写的那部分根本就还没出现。但奇怪的是，如此不完整的、可以说只写了序曲部分的一本书居然不妨碍它成为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可见果戈理的厉害；而更奇怪的是，如果上天假年真的让果戈理顺利写下去写出来，最可能的结果将是，《死魂灵》会被他毁掉而成为一本可笑的书，只能扔进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的坟场”。每一个读了《死魂灵》以遗稿方式拼凑起来的第二部分（真的第二部分原稿被果戈理自己一把火烧掉了，就在他死前十天）的人，很难不这么合理地想；而读过他“晚年”自述思想那本声名狼藉《与友人书简选》（Selected Passages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一书的人，那更是连怀疑都不必了。
帮果戈理凿开七窍那两位思想导师，大他约十岁的普希金已于一八三七年死于决斗，把《死魂灵》的书写题材以遗志的神圣形式留给他；还小他一两岁的别林斯基，在痛责他“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扬无知的使徒、捍卫蒙昧主义和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里。她需要的不是讲道（她已经听太多），不是祈祷（她已经咕哝太多），而是在人民心中唤起久已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严意识。她需要法律与权利——不是教会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识与正义的法律与权利”之后，也在一八四八这一年病故，有打了就跑的味道。
结局先说，尼古拉·果戈理的确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书写人生，美丽而且快乐的开始，却悲惨绝望的死亡。最后，他仅仅活了四十三岁而已，留下了一堆疑问和误解一直到今天依然纠结盘绕，仍不易说清楚，还有一本没写完或者说无力写完的奇怪长篇小说，那就是一般人所熟知或仅仅知道的《死魂灵》。果戈理的过早死亡，不像普希金般冤枉死于一次决斗，也不像契诃夫般不幸死于肺病，他的死亡有自找的意味，是书写的灯尽油枯情况下的文学之死，因此，说死亡不当打断了《死魂灵》一书的完成是不恰当的，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顺序因果倒过来：是这本书不祥地召来死亡，这本书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害死了这个曾经如此快乐、如此笔下满满是笑声的灿烂书写者。
有趣的是，日后回归东正教、亦有保守反动之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之所以遭到逮捕并在枪决行刑那一刻才获赦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他在聚会时朗读了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这篇抨击文字；另一位小说家屠格涅夫，最西欧最自由主义也最文学的，反倒因为悲痛果戈理的死亡（“他在我们心目中，是超过了作家地位之上的人物。他是一位于我们有所启示的人……也许你会认为我说这些话，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夸张吧。不过，这种感觉唯有俄罗斯人才能领会得到”），在报纸上写了篇悼念文章，被沙皇亲自下令逮捕，关了整整一个月。
寻找美丽俄罗斯的骗子之旅
是不是？在某种历史时刻，人心多么错乱，思想多么错乱，真实的世界又多么暧昧难言，小说的书写于是多危险、多不可测如命运。
无论如何，尼古拉·果戈理的小说书写人生就是这么个开始，如同在冰封的大地、未解冻的季节忽然开出一朵奇异的花。太过奇异的美丽和欣然，总带着不祥。
回过头来说，像果戈理这样天才的、准素人的、来自民间第二个世界的小说家，置身在这样一种时代、一种思想光景，不这样又能怎样？他总得从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那个欢快世界走出来，自觉地、概念地、思想地继续写下去不是吗？
整整快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着两百年时间优势的当代小说书写者，犹在为处理幻想和现实的联结伤透脑筋，犹费尽气力才让小说中某物笨重得快掉下来地飞上天空（如卡通科学小飞侠的歌词：“在那天空边缘拼命地飞翔。”），而且，借助了这么多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云云，又手术刀般可以毫无任何道德和美学顾忌地切割肢解人性，却除了喃喃自剖之外对同样是人的他者仍一片茫然。对比于《夜话》及其《续篇》，真的很难不让我们油然生出白活了、白写了这两百年的沮丧之感。
墓石已朽，果戈理的悲剧人生早成定局不可翻动，但后来的契诃夫也许可以提供我们慰藉的、不宿命的想象——和果戈理一样狂欢路数的契诃夫，书写于后一八四八俄罗斯更森严、更狂暴、更接近革命的现实世界，但他抵住了彼时种种思想的攻击，也忍住了彼时种种思想的诱惑，像个小说家那样直挺挺地写下去。契诃夫也早逝，但那是因为长年的肺病、是早年贫穷和辛苦书写挣钱的后遗症。
即便我们不顾一切地只从我们二十一世纪已是小说书写夕阳倾颓时刻的标准和规格来看，果戈理的《夜话》及其《续篇》仍是惊人的。尤其它们奇异的世故，又奇异的技艺流畅圆熟这两点，既自由地穿梭于各种年岁、各种高矮胖瘦贤智愚庸的不同人心之中，又毫无滞碍毫无犹豫地往复于现实和幻想，就像书中《圣诞节前夜》里那个“长得像德国人”的魔鬼，毫无困难地就这么出现，毫无困难地就飞上天，还伸手把个像大饼般烫手的月亮给偷摘下来揣入怀里，带来好一场风雪——我们晓得，对人的世故理解和书写技艺的圆熟这两者，都不是靠聪明、靠天赐才华一步到位的，这是小说书写一事最迟重最不侥幸的部分。一句话，它们需要时间、足够长的时间来缓缓煨熟，因此，它们怎么会就这样出现在一八三二、一八三四年的俄国的二十三、二十五岁小小年纪果戈理身上？
米兰·昆德拉再三坚持，有些事只有小说做得到，要小说的书写者把笔集志于此。这其实也等于说是，有些事是小说做不到也不该做的，像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写成后那十年所追逐的。
所谓的二十三岁和二十五岁我们较容易懂，大致上那是每个人由狂暴的、唯我的、身体里奇特激情操控的青春时光才刚挣脱出来，开始面对社会乃至于广大陌生世界的临界年岁，心很大，想做的事野马般特多，可是有点空荡荡的，具体的、硬碰硬的经验材料跟不上来，犹能天使般飞翔，但很难如受咒诅般埋头土地里艰苦流汗耕作。因此就书写一事来说，是比较合适写诗的年纪，至于小说，一般只能是尝试、努力“写得像”的才开笔时日；而西元纪年的一八三二或一八三四又是什么呢，就彼时所有有志写小说的俄国人而言？简单讲，日后如E. M. 福斯特乃至于所有写小说读小说之人所浩叹那一大群“人类历史上最会写小说的俄国人”还没出现，广大的俄国仍沉睡着、冰封着，保持未开发的沃土模样，西欧的人们如火如荼在做在想的那些事，才刚曙光一线般进入少数踮脚西望的旧俄知识分子眼里——这是小说的双重苏醒时刻，不论就果戈理本人的书写，或就俄国的书写，理应都是生嫩、幼稚、牙牙学语的初级阶段，可《夜话》及其《续篇》这两本小说所显示的却完完全全不这么回事，仿佛谁把时间搞错了，要不，就一定是时间这个亘古恶魔又捉弄了我们一个恶意的玩笑。
可惜这些话没人来得及讲给果戈理听。
《狄康卡近乡夜话》（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是尼古拉·果戈理最早的小说。一八三二年，也就是他年轻得一塌糊涂的二十三岁之时，果戈理出版了《夜话》这部处女作；再两年，也就是一八三四年他仍只二十五岁时，他又写成了《续篇》（即《密尔格拉得》）一书——我们读小说时一定得记住这两个书写时间，时间带给我们最大、最独特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