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格林真是会说故事，是在如此意义、如此高度之上感慨的。从奎里（或聂赫留朵夫）这一侧来说，你如何在人已成槁木已成死灰之处，让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仍有层次仍有不同的温度色泽，重新生出有意义、有进展、让生命和时间恢复流动的故事来？还有，谁在乎呢？从外面世界这一侧来说，如此深奥的灵魂问题、生命重建问题，就算还愿意承认它存在，也专业化甚至拆解技术化了，我们会整块地、一点不留地把它丢给比方某个心理医生、神父僧侣或研究学者，就像我们把另一些问题烫手地全扔给土地代书或律师那样。它已不留我们脑子、不存我们语言交谈之中、不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也就是说，它已丧失了公共性，被驱离生命现场，再没“正常”人参加它，这样如何可能生出故事呢？因此，小说要不成为躺在心理医生诊疗椅般的一个人重复喃喃自语，要不就是到哪里都遇见哲人还接力般持续抽象对话（其实是变形的、伪装的喃喃自语），不管故事中本来设定他们是大楼管理员、是外送比萨的打工学生、是跷家少女还是公园晒太阳喂鸽子的陌生老头——小说如行过旷野，放眼望去百里一无人烟。
是，也许我们想象的、要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太活跃了，包括大师托尔斯泰。
当我们说现代小说失去了故事，当我们讲格林仍奇特地保有小说的叙事性，便不只是复古的、退化论的书写主张而已。在仍有事发生、杂语的你一言我一语热烈交谈背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多元乃至于多层次的不同视角。这原本就是小说最独特的设计，其他的思维形式书写形式得仰赖人自觉的同情和设身处地意识、小说则只需顺应其基本书写形式即可；小说书写者被迫进入到每个不同人物甚至卡尔维诺所说非人物的其他无生命物体中，这是书写者可设定但难以逆料难以操控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会找出什么以及最终通过他们说出什么，通常迟至书写执行的实际进入时刻这才摸索地、触发地、一截一段地知晓。也恰恰在这里，小说书写不是一场秀，不是准备好、控制好、一切按表操课的纯表演，小说书写是创作，意思是有着书写者自己本来并不知道或不晓得自己知道的部分，这也就是发现，进入不同事物、翻转出事物的各个面向，察觉出其间未曾显露的有意义联系和限制——小说中的发现是阅读的最为动人地方，不是推理小说那种书写者自己早知真相并藏好答案、装傻让书中人物傀儡般走迷宫的假的发现，而是书写者和小说人物一起（并带着我们读者）找到东西、那种闪闪发光的真的发现。
没有傻瓜的小说
格林从不装傻，演戏的人、拙劣的说故事者才有必要故意装傻，为的是延宕剧情，拖住时间，好掩饰故事的单薄和没能力走远走深，毕竟如果情节有限、诡计就这么一两个，一暴现就结束了；由此，格林的小说中也没有任何傻瓜，没有那种你我读者都能一眼看出来、只书中人物笨到会应声跌下去的陷阱。每个角色都有他合情合理的聪明，不是那种饱读诗书满口哲理的没道理聪明，而是每个人浸泡于挣扎于他的特殊生命现场总会淤积出的那部分世故，再天真的人都有他自保的、生存所必要的那一点点关键性狡狯，如只有神经丛没有大脑的昆虫也会伪装也会恫吓也会说谎欺敌——我们看，在他《权力与荣耀》（或该圣经风地译为《权柄与荣光》）中，被国家罪恶机器追猎的威士忌酒鬼神父遇见那名混血儿的恶棍，神父并没上当，他第一眼就知道这家伙会犹大般出卖他告密他，于是神父的不拒绝他同行以及日后的殉难，便不是因为人笨，因为可避免的个人错误这种理由，也挣脱了“猎人／猎物”这种单调、毫无想象力的桎梏，而是整个打开来，活起来，一层一层辨证地上升，可以触及人的价值问题、信仰问题，以及其间的冲突、抉择和坚持，甚至还触到了命运，触到了那些远大于人的力量云云。这一段彼此提防彼此刺探的结伴而行之路，才能紧拉慢唱地一直这么紧张，在仿若无事的缓慢步伐里呈现层层追逐的速度感，而且更重要的，可以负载格林的沉重问题，展开他要的一层一层讨论。《问题的核心》里，斯考比决意求助商人尤塞夫借钱那一段也是这样，他清楚对方打的种种狡猾主意，他也知道（不像毫无预判能力的浮士德）这个交易最终会引他走向万劫不复的炼狱，斯考比正直但一点也不笨，最多只有一点自己都不相信的侥幸之心而已。如果我们认为人信念价值在人类历史的一次一次挫败和殒没只因为比较笨，那我们对人信念价值的体认就太少了，这一方面是轻估，可另一方面也太乐观了不是吗？自以为更聪明的马基雅维利基本上便犯这样的错误，一种其实是程度不够的错误。
“也许你想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跃了。”
在这次的小说中，乍看智商最低也最无能于人情世故的是商人之妻玛丽·莱克尔，但最终让奎里挨枪而死的，却是玛丽·莱克尔那一个女人奇妙狡狯心思的天大谎言——奎里去找莱克尔算账，回程便车载她到吕克市验孕，两人在旅馆房间那一夜，表面上看起来是奎里喝多了酒，紊乱地说着那个原要哄她入睡但逐步让自己记忆苏醒过来的“珠宝匠与国王”自编童话故事，但更精彩的毋宁是玛丽·莱克尔的一分一分变化，像花朵绽放般整个人满满打开来。事后，她一口咬定她怀的是奎里的小孩，即使面对你知我知的奎里本人，她依然理直气壮如此坚持：“只是半个谎言。如果我不一直想你的话，我就会整个干掉，那么，孩子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而言，那是你的孩子。”这让奎里无话可说，两千年前耶稣的道成肉身不也可以这么想吗（“他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情注视着她。这需要神学家才能适当地评鉴她论点中扭曲的逻辑，以分辨信仰的善恶”）？事实上，这个漫天大谎是预谋的、步步为营历历分明的，吕克市旅馆那一夜，玛丽·莱克尔已经预告了，她对奎里最后说的一段话是：“我几乎可以跟他说我们一起过了一夜，对不对？你认为他会跟我离婚吗？我想不会，教会不会准许离婚。教会说这个，命令那个……”
“我还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它的踪迹。”
玛丽没要害奎里，但她毫不犹豫亦毫无愧疚地利用奎里踩过奎里（她以她爱上他这点补偿了他，如慷慨寡妇的最后两枚小钱），她要自由，她甚至用天主教会之道回敬天主教会，更厉害的是，她居然心知肚明这一击战果有限不一定能如愿。
“我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爱是深植于人内部的，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像盲肠一样没有用。当然，有时人们也称它为恨。”
比起来，《复活》里更多事迹、更大生命起伏也理应更聪敏练达的卡秋莎，只是个入水不侵遇火不燃的纯净天使了。托尔斯泰想找的答案太大、太重要也太活跃了，是可以量产的救赎特效药，不仅聂赫留朵夫自己吃了有效，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人吃了（而且非吃不可）也都有效才行，这样的答案（如果有的话）一出来世界就停止了，变成了不容时间存在的乌托邦，因此它只能如柏拉图所言在长路的最末端才显现，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得配合演出，好完成童话迎接完美的真理结局。但我们看奎里这个烧毁如死灰、根本连自救意愿都没有的病例，依柯林医生的诊断（也是我们阅读者的感受），小说才进行一半，他的生命残肢已一点一点恢复了知觉，他可以工作了，会好奇了，而且出现笑容了（“笑得很怪，但反正那是一种笑。我怕不笑的人”）。我们忍不住翻回去一页一页寻找，说不上来是什么如此自然地治疗了他，是非洲？柯林医生？麻风病人？那些忙个半死又嘻嘻哈哈如小男孩的神父？不意进入眼中的某个画面某个意象？还就是时间悠悠本身？好像是遍在的、哪里哪个人都有一点点，但也都不具足更提炼不出来。我们为此欣喜还是懊恼？这是可靠的还是奎里一人特例的呢（但我们好像也察觉读着小说的自己身上起了一些微妙的、不知道留不留得住的变化不是吗）？而在此同时，外头世界仍持续追蹑而来，莱克尔曝光了他，托玛斯神父想从他身上掏出信仰来，那条大河，那艘载他来的河轮也带来了报道名人奎里下落的冷血记者帕尔金逊，以“灵魂的建筑师，刚果的隐士”为题进一步要让他成为史怀哲式的圣人，一层又一层，盘旋而上——
“但假如我们无法爱呢？”
尽管，有那么几句对话、有几处隐喻会过火了些，令我们有些不安，但现代小说可以这么写，敢于也居然可以探问思索如此的命题，这真是惊人。
把奎里这个人从灰烬处写起，格林并不必意识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书，他直接从这又半世纪以上岁月后世界的挫折和变化、从自身不懈思索和书写的长期失望，就知道事情不能这么来。我个人以为，以下奎里和柯林医生四句一组的对话，极其精彩地恰恰足以回应托尔斯泰（以及所有善的统一场理论者）的失利，其中一三句是奎里、二四句是柯林很容易看出来——
博尔赫斯曾说他想写一首美丽但什么含义也没有的诗，诗名《月亮》，像送一枚化妆镜般送给他老年的红粉知己玛丽亚·儿玉：“那片黄金中有如许的孤独。／在众多夜晚，那月亮不是先人亚当／望见的月亮。在漫长的岁月里／守夜人已用古老的悲哀／把她填满。看她，她是你的明镜。”在这样单纯美好的声音中，我们要说的是，当格林偶尔轻松起来，暂时不要他的故事负荷如此沉重时，当他倾向于自娱娱人写小说时，比方像《哈瓦那特派员》（或直译“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他是个更好、更没破绽的勒卡雷。
但这样明明白白的失败，或许有个很深刻、再一次当头棒喝般让所有小说书写者心惊胆跳的教训意义，它再一次证实（就算托尔斯泰）现代小说的无力于正面创造，尽管我们总是把它的书写美好地称为创作。也因此，当我们听到格林说作家比谁都一辈子感觉“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就不仅仅是对外面世界的不满而已，倒是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无用”，尤其在那种大家卷起袖子来、流汗工作的积极历史时刻，农人种植出米粮，工匠盖房屋制造锅碗瓢盆，正德利用厚生，而小说家只能破坏性地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文字之书。这种关键时刻的缺席感还带着某种根本性的四体不勤阶级罪恶感（早在社会主义成形问世之前，现代小说的发生便是一道不断由上往下发现世界之路），这非常荒唐非常难受，所以萨特要为自己不到工厂流水线工作自嘲，所以有这么多作家日后洗心革面般想转业成为社会主义者成为劳动大众，即使在社会主义已“知道所有的答案”之后依然。
被摧毁殆尽的善念
然而，就如同牛吹太大、坏蛋太厉害而且死不了的那种小说和电影，你找不到一个相衬的、可平息这一切的收场——书末，聂赫留朵夫疲惫但失眠于异乡旅店房间里寻觅，答案在哪里呢？不在鲍勃·迪伦说的茫茫风里，很奇怪倒好端端就摆在房间桌子上。那是英国人留给他做纪念的一本《圣经·福音书》，“据说，这里有一切的解答”。同一句话，半世纪后在格林《问题的核心》书里变成了讥嘲，“教会知道所有的答案”。这可真有趣不是吗？整部《复活》便结束在如同第一次看到、世纪大发现的福音书大段大段引文中。“从这一夜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不是因为他进入了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此以后他发生的一切对于他有了全新的和过去不相同的意义。／他的生活的这个新阶段将如何结束，将来的时间会表明的。”这会是世故、老辣、机智百出如狐而且书写技艺空前的托尔斯泰为他一部长篇巨著最后写出来、而且愿意让人们看到、让历史保留的文字吗？当然吓坏了百年来每一个看完这部小说的人。
小说中，一个不抢眼（极符合这样的人的现实基本形象）但很有意思的人是抽方头雪茄的神父院长，他沉着、世故、聪明但不以穷人，负责拉住偶尔意欲狂奔起来的世界，扮演稳定的力量，是保守主义最好的面向。身为老英国人，格林很熟悉这样的人的价值，但格林总是摆出对抗的姿态，不这样，整个世界会流于一种太大而化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过度安全，以及不坚持。
“他在这期间所看见所知道的那一切可怕的罪恶，尤其是今天，在那可怕的监狱里，那杀死了可爱的克累操夫的罪恶，胜利了，统治了，他不但看不到征服这罪恶的任何可能性，而且甚至不知道如何征服它……先前的问题——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聪明而做出这一切的人们疯了——带着新的力量摆在他面前，要求回答。”
奎里对院长发起过一次暴烈的总攻击，主要是这番话：“不，不是。神父，你想把所有的东西扯入你们的信仰之网里去，但是你们无法偷走所有的美德。温和不是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不是基督教的，慈善不是，后悔也不是。我想原始人看到别人流泪时，自己也会哭。你难道没看过狗哭吗？当世界冷却到极点，而你们的信仰之空虚终于暴露出来时，仍然会有一些呆瓜用身体盖住别人，以使别人获得温暖，多活一小时。”这段并没那么容易弄懂的话院长完全听懂，他没立即回应，而是留到礼拜天的弥撒讲道——那是个清凉的早晨，“每个柱子都有影子，每个影子下都有病人蹲坐着”。就像格林说的，人并不适应自己居住之地的气候（是否说明了我们生活得还不够久？还没完成生物性的演化？），热带的人一样怕热，寒带的人一样会冷个半死。
相对的，《复活》则是一部已定论但堪称败得光明磊落的无惧之作。就书写层面来说，它挑战了现代小说几近是能耐极限、不可能的部分，那就是《复活》背反了现代小说怀疑、揭露、拆解、颠覆的书写除魅本质，竟然意图正面地、肯定地迎战自身这无与伦比的破坏力量，在其肆虐过后的碎片废墟之上（尤其托尔斯泰自己正是小说史上最强大的怀疑者，以赛亚·柏林用“腐蚀性”来形容他），起死回生地重新片片拼合这个人；而且托尔斯泰并不以救活小说中这个名为聂赫留朵夫的男子为足，他有一个全人类为着眼的宏大企图，所以聂赫留朵夫自己既是病例，也同时是发现者救赎者。整部《复活》一如其名便是这样一趟缓慢、艰苦、一点一点的重建之路，贵族身份而且富裕的聂赫留朵夫参与了一场谋杀案审讯，发现被控的年轻妓女卡秋莎正是他大学生轻狂岁月诱惑过、让她怀孕并因此人生流离失所的姑妈家婢女兼养女，这个早已湮失的回忆像命运寻仇般找回头，聂赫留朵夫照见自己宛如镜子般完全碎裂掉。卡秋莎阴错阳差地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不惜倾尽所有地营救她，上书沙皇为她陈情，并追着她的足迹到陌生、贫穷、除了酷寒空无一物的流放之地；然而这趟旅程每愈往前一步，他便愈发现整个他熟悉的、安然过活的坚实世界翻转过来一分，苦难的人遍地都是，岂止卡秋莎一个，而其中最可悲、真正一无所有、才最该被拯救的其实是他自己。至此，要卡秋莎嫁给他已不是答案了（卡秋莎后来嫁了另一名流放的政治犯良心犯），赎罪扩张并提升成为救赎，于是，有点像但丁《神曲》，只是高贵的贝雅特丽齐易为卑微的妓女，聂赫留朵夫走过地狱，穿越炼狱，最终瞥见了天堂最高天的光亮一角。
“……你们看到一个人与妻子住在一起，他不但不打她，而且当她在医院受医药痛苦时，反而照顾她，而你们称这个为基督之爱。你们到法庭去，听到一个好法官对一个到白人家偷糖的小偷说：‘你是个可怜的小偷，我不惩罚你，你不用再来了，我们不再谈糖的事。’而你们便称这个为基督之仁。但当你们这样说时，便是大盗贼——因为你们偷了这个人的爱和那个人的仁。可是，当你们看到一个人背上插着一把刀血流不止时，为什么不说：‘这是基督之怒？’当亨利·欧卡巴买了一辆新脚踏车，有人把刹车弄坏时，为什么不说‘这是基督之妒’呢？你们就像光偷好果子，而任坏果子在树上烂掉的人一样。”院长如此重述一次奎里的质问，并试图做出回答，他的回答怀疑论的奎里和无神论的柯林皆不满意，我们读者也很难满意，但这种“只要你是好人，不管你自不自知，都已经是基督教徒了”之类的讲法，基本上已是基督教的最佳回复了。
很抱歉，我个人始终坚持《黑暗的心》这部“名著”是很失败的作品，康拉德发现所罗门王宝藏般给了我们一个已疯狂已完结的库尔茨先生，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说故事的马洛船长除了眼见耳听的第一层感官印象，便再无法也无能力多碰触这个人一点点，即使库尔茨先生上了他的船近在咫尺，小说时间遂像追咬着自己的狗般状似激烈但从头到尾停在原地打转，康拉德只能不断涂抹这个人，用更大的音量、更重的字眼以及更多种的标点符号。这个应该只是几百字寓言而无需长篇小说的单幅黯黑扭曲人像，倒是很合适单一概念化倾向的读者（也因此我们还看到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继续涂抹他，看到马龙·白兰度的不知所措演出），也很适合人云亦云、关怀评价而不真的关怀作品内容细节的坏习惯读者，前者方便传播它，后者欣然照单接受它，正正好。
把所有的恶像烂果子一样全丢给我不负责的魔鬼或某个黯黑力量，这不可能让我们对恶的理解有足够的长进，也难以生出足够深刻、有认识意义的同情；但问题不只在恶，也发生在善这一侧，它极可能禁不住这样精纯的提炼，更禁不起如此夸大不实的赞颂，就像奎里厌恶被讲成圣徒一样。当这样的夸张被拆穿（你顶好相信它迟早揭穿，不只事实会揭穿它，甚至谎言也会揭穿它，如玛丽的谎言拆毁了奎里的圣像）时，我们将难能避免地走向虚无，像所有上过当的人，就连那一点点自明的、人皆有之的、质地真实的幽微之善都保它不住，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人性暨人类历史结论呢？有着够长宗教历史经验的院长其实深知这样的危险，他不是完全不信有活着的圣徒，“但是在教会承认他们之前，我们千万不要承认，那样我们可以免于许多失望”。
所以我们才会再再感叹格林真是个会说故事的人——这样的故事有多难呢？我们这么看吧，一是地理落点几乎完全相同、一样溯河深入的康拉德《黑暗的心》，一是一样开始就把小说主人翁给彻底击碎、再捏合他重建他的托尔斯泰《复活》。
尼采曾说耶稣太年轻了，的确是的，耶稣的登山宝训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火热、干净、容不得杂质，就像这样年岁对爱情的绝对性要求一样。人的善念也许并非那么难得，它会时时被触发（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也会如记忆如梦境一样自己莫名地来，但它却是脆弱的，会又隐没，会事过境迁，会像船行过大海复归鸿冥；无论如何它禁不起太大挑剔，受不了太大太多苛责。如果我们如年轻耶稣那样坚持，它和某种自利之心生在一起就不算数，它渴望得到报偿也不算数，甚至它只是希冀被看见、被欣赏赞美、被点头一笑的素朴报称之心都不允许，那我们差不多就杀光它们了，在地球上灭种，就像人类到今天还找不到黄金般精纯同时永恒的真爱一样，除非你快快把你的情人给宰了，别让他回到家常生活里，不让他再变化。
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便如此从已结束、已烧毁化为灰烬处开始。
博尔赫斯对天堂和地狱的态度一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他不直说有无（他欣赏这样大的想象），他只温柔地讲：“我回顾我一生做过的所有好事和坏事，都当不起这样的赞誉和惩罚。”——当我们把善弄得如此巨大，把所有细碎的、数量多到难以算清的善念全凝结为一，且不管马克斯·韦伯郑重警告我们的，它们会彼此排斥冲突战争的问题，首先在人类世界就没任何一处地方可以装得下它，你就得发明一个天堂来当仓库。柏拉图可能是最早意识到这个困难的人之一，《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在争议正义开头没两句，就发现它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所以话题才转向一个理想共和国的建造；也就是说，为了装下这么巨大纯净的正义，我们就得不惜彻底拆毁整个世界重新改建一个，仔细想想真是令人骇怕。
柯林医生的回应像整个世界对他告白的空茫回音般回答（“而‘谁在乎？’这个问题便像儿时所学过的诗句一样一直萦绕回响在奎里脑际”）。这究竟是第三层的见山是山更睿智更豁达呢，还只是第一层见山是山的单纯鲁钝、无感、粗暴、不在意也毫无鉴赏讨论能力？抑或殊途同归的全数都有构成整个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个人相信是最后那一种，听懂话的人不在乎，听不懂话的人也不在乎，这才称之为处境。
在基督教里，这个巨大纯净的善进一步凝结成神，把旧约那个会妒恨、会失控、会莫名其妙暴怒如天有不测风雪冰雹地震霹雳的耶和华去掉杂质借壳上市，于是善不再只是个有边有界的概念了，而是在时间空间这纵横两端皆展开至无限，和大自然重叠起来混淆起来，以至于既是一个没有杂质、没有偶然和错误、没有恶的大自然（所以得再发明一个魔鬼和地狱来作为恶的废料场垃圾山），又是一个统治一切、安排一切、无止无休的善。更夸张的是，善又因此获得一个无敌的特质，不像希腊诸神会失败会不能如愿，更不像北欧奥丁诸神会有全体毁灭的黄昏时刻——我们这些不确定不可靠的心头善念，也许需要一点点激励一点点好梦一点点青春美丽的拉拉队，但有限度地告诉我们善有机会获胜就可以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非赢不可而生的，就如同奎里所说那当下的、流露的、会风干的心痛眼泪。无敌的善这么一个承诺一如所有过度美好慷慨的承诺，它往往反而是很危险的，极可能让我们心头这些微火般的善念处境更困难，我们更容易怀疑它轻蔑它甚至只因为它看起来无能取胜而嘲笑它（所以善一直有个笨的历史形象）。这还会诱引我们改变态度以及粗心，尤其当获胜的保证倒过头来成为善的必备要件、成为鉴别它成立与否的标准时，善那个自在的、裕如的、没要干什么的、如桃李不言自开自落的部分（我自己坚信这才是其核心）就失去了，光亮的感受转成了黯黑的密谋，它变得没耐心，变得势利、刚硬、狞恶乃至于不择手段。不要以为这是太神经质的杞忧，这在历史时时出现，一如它在我们的身体不好诸事不顺眼前一片灰败时也会乌云般占据我们心头一样，基督新教的加尔文教派正是如此，这支凶恶的无敌大军，肆虐了好几百年之久，从欧陆到英伦再跨洋到美洲大陆。
复活
小说中，我们得说格林对此的书写态度仍然是磊落的、公平的，他不仅听其言，也看他们做着的事，不以言废人地知道矛盾可以并存并呈——麻风病区这些忙碌的神父修女，事实上包括那位第一个出场、不是那么情愿被派去干河轮船长、打蚊子打采采蝇还开枪杀鳄鱼苍鹰打发日子的神父（“他有屠杀任何生物的性情，好像只有人类才有权自然死亡似的”）。他们仿佛知道刚果吕克此地太小、麻风病区太小、被恶疾侵入折磨的人心空间太小，装不下基督教那巨大神圣的东西，把它留在遥远的梵蒂冈不带过来；他们哪里是不谈灵魂问题而已，就像他们不追问至善上帝为什么创造出麻风病菌（一天之内上门了六十个麻风病人的柯林医生说：“你的神要是看看祂这个世界，一定会觉得有点失望。”），他们连人的行为动机都不登山宝训地试探计较，所以谁也不问奎里是不是逃犯。他们和当地的异教神祇赞比、异教的所有崇拜所有风俗相处，如院长说“我们是来助人，而不是来谴责人的”。这是礼不下于庶人、在多隙缝多死角的一言难尽生命第一现场堪堪能存活的具体仁慈和宽容，不是那个大写的、以我为准的仁慈和宽容。他们让自己变（恢复）小，才进得了每个角落，才得到灵动和自由、才帮得到别人，就像约瑟神父找不到蜡烛、用车灯替一名膝上仍放着赞比神物的老人做临终赦罪而不是推他入地狱。格林给了我们一幅基督教的美丽丰饶图像，在他屡屡口出质疑恶言同时，比《浮士德》诗里临死心生幻觉、把掘墓看成男男女女勤奋建造光明王国、忍不住出口要时间停驻的浮士德那一幕，在这个荒败、麻风病统治的非洲小村子里，格林写出的不是幻境，而是恢恢有余的真实兴高采烈。
一样的，忙个半死，一大排麻风病人等着他看的柯林医生只回他几个字：“谁在乎？”——我才不管你是不是逃犯，也就不会在乎你是不是没办法再工作的大建筑师。
只除了那个院长所说“他知道所有答案——在神学院浪费了六年可以造成很大伤害”的快乐不起来托玛斯神父，他不是恶人歹角，和莱克尔也和《权力与荣耀》里的混血儿一样，他只是可鄙的可怜。此人后来奉命（不在现场的梵蒂冈一道命令）接掌麻风病院，忧心忡忡的卸任院长临去叮嘱他，“不要太热心”。而我个人觉得更好的是院长最后看着病院黯淡餐厅那一景：“几年来，在这种安静不变的生活中，他们几乎已忘了本身是该服从的人，但现在却又突然记起了这点……约瑟神父所说的没错，无论他到哪里，建筑物总是一样，餐厅也一样，像殖民地机场，各地都差不多；但就是为了这一个理由，人会更习惯于极微小的不同点。到处都有教皇肖像的复制品，但这一幅的一角有个斑点，因为做框的那个患者弄翻了胡桃木的着色颜料。椅子也是患者做成的，他们以供应政府低级官员所坐的那种椅子为样品，这种椅子在每个教区都可以找到，但这儿有一张却因不可靠而显得特殊；自从有一个来访的亨利神父想学马戏班的把戏一般靠在椅背上平衡之后，他们便一直把这张椅子靠在墙上。甚至那个书架也有独特的弱点：有个架子是某种角度的倾斜、墙上还有些斑点，会令每人想起某些事，不同墙上的斑点会唤起不同的画面。不管他到哪里，同伴的名字总是差不多（没有多少一般用的圣人名字可供选择），但是一位新的约瑟神父绝不会和旧的这位相同。”
烂的书写者只有一种终点，那就是写完了、写不出来了、硬要写遂如赖皮政客般只能被轰下台；好的书写者有很多种终点，他的怀疑很多很复杂，而且往往搅成一整团不容易分割，以至于谁也分不清他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是他背离了小说还是小说遗弃了他。他怀疑自己，也怀疑世界，还怀疑小说自身，这三点的关系网络寸断，人遂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位置”，失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那件生命中主要在做着的事或甚至自认唯一会做的事，他只能去洗绷带；这不是职业的失败，而是志业部分的根本崩解。由此，它既是小说独特的困顿，同时也联系着、呼应着其他的志业者处境，可以深究到人和世界基本关系的总体存在困境（所以奎里可以是建筑师，不一定非是小说家不可）。奎里无法说得出口，他写了这段文字给柯林医生，在他已东窗事发般暴露自己身份来历之后：“职业是一种爱的行为，而不是业务生涯。当欲望消失之后，人再也无法继续做爱。我的欲望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的职业也已完结。别想要我答应一桩没有爱的婚姻，也别叫我模仿以前热切做过的事，也别像教士一样对我说我的责任。我们小时候在圣经课上学到过：才能像钱币一样，在尚有购买力时不应该埋藏起来。但是当钱币更改，币上人头换人之后，钱币的价值只剩表面那一层薄银的重量而已，那时，每个人都有权把它藏起来。坟墓里时常可以找到一大堆过时的钱币。”
柏拉图说的一点没错，完美的只能是非实体的理型，人世界里的千千万万相框、椅子、书架、墙壁和神父确实都是有缺陷有斑点有人的失误，但小说家以及小说自身是这么看这么想的，不因为那一只羊身上有斑点放弃它而是更留意它更凝视它。很可惜柏拉图看不到这段文字，他最该看看的——柏拉图其实远比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要敏感、同情、神秘也更具诗人特质，整个程度也好太多了，可惜他像把诗人赶离理想国般赶走自己太多东西了，并把斑点全抹消干净，最终他反而比亚里士多德显得粗疏、封闭而且失去了那种遍在的、多才多艺的睿智，这上头，他是个提前出现的托尔斯泰。
奎里说他至少可学着包扎病人，或帮忙洗绷带，但柯林医生说那是修女的事。他没用到只能替柯林医生到卢克市里去运医疗仪器，正因为这样，他被虔诚天主教徒的榨油工厂老板莱克尔认出来，像通缉犯在个穷乡僻壤又被指认出来一样。
可是柏拉图这算不算是赌自己的迷信呢？这是柯林医生自白的：“谁管它？我就是靠这种迷信活下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迷信——尚待证实——是哥白尼说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没有这个迷信，我们今天无法射火箭上月球。人必须赌赌自己的迷信，就像帕斯卡赌自己的迷信一样。”
更刻薄的话则在小说里讲——就是奎里决定留在麻风村帮忙，柯林医生面试般问他会做什么那一段，“‘我们这儿是个小规模的城镇，几乎各行各业都派得上用场。’他突然很怀疑地看着奎里：‘你该不会是个作家吧？我们这儿不需要作家，我们要静心工作，不要俗世的新闻界发现我们，好像他们发现史怀哲一样。’”事实上，柯林医生（以及其他神父）对奎里另一个更大的怀疑是，他是否被警察追缉才避到麻风村来的，奎里也心知肚明人家这么想他并多少有些同感。小说家和犯罪者，小说家和天涯海角被追蹑的逃犯，小说家和残废的麻风病人——
站立在信仰的大废墟时代上
这一次的外来者、说故事人奎里，我们看到格林放进来一个不同以往的异质东西，或说他演化着另一个自我，那就是奎里的成功和巨大声名，当然格林让他是盖教堂的建筑师而不就是小说家。这明显和以前那些潦倒的、不幸的甚至多少受困于现实柴米油盐的众生平等说故事人不同，仿佛纵跳到人生的另一端，让遥不可及的无望追逐易为意志消沉、回头看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的回望。彼时的格林自己五十七岁了，生命中的重要著作已完成三分之二，他小说的“格林之国”也已搭建起来成为文学史的奇观，真要说，书中他所赋予奎里的如此成就和声名还节制了客气了不是吗？但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海明威那部书写于捉摸不定秋天黎明的《渡河入林》指出的，“成功毫无价值”，格林也在书前致谢米歇尔·雷沙特医生一文中这么写：“医生并不能免于‘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而作家更是一辈子都有这种感觉。”
如果说院长像一道沉静、水波不兴的河流，柯林医生就是峥嵘多棱角的露出大石。这是小说中最夺目的角色，也奇怪几乎是全然正面的角色（这在一般现代小说中都显得奇怪，何况这么多疑的格林小说），不只担任火花四射的对话者好让格林要的讨论可往复可续航，奎里的每支嘲讽之箭到他那里都像射中石头般弹回折断，同时他一下飘太远的想象也一一被柯林医生扯回来。柯林医生有一种两脚站稳大地的理直气壮力量，一种井井有条的光明，以至于奎里，乃至于书写者格林自己，好像都期待被他说服似的，如同梅雨湿冷裹身的灵魂想晒晒太阳、闻闻阳光那种干干的气味——这样健康的、专注的、搁置大理论大信仰、勤劳于日复一日工作至救死不暇的左派人物，格林总不掩饰他的欣羡之情，后来在《喜剧演员》中为信念而死去的马吉欧医生也是这样的人。
不一致的说故事人（相对于康拉德的小说主持人船长马洛），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书写者强迫自己进入到某个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卡尔维诺说的），纳博科夫则称之为“演化几个不同的自我”，让问题转动一下，显露出来它如月球背面那些过去看不到的面向，并且尝试不一样的思考条件、适应条件，以便校正，分离偶然的和恒定的，乃至于更积极的，找其他可能的突围之路。
从小说书写层面来看，对格林来说，柯林医生才是真正的“他者”，而不是他意见多多的院长，院长身上有太多他也拥有的东西，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是来自同一个世界、浸泡于同一种迷信或说生命假设的人，正因为如此，柯林医生才“可以”如此正面——格林的批判是高度自省，他小说深浓的自我成分绝非自恋，而是自悔自弃。夸张点说，他有老欧洲人的“原罪”，他以为他自己一身装满着老欧洲的黑暗弱点和缺点，他一直拼命要挣脱这个，他必须有（凝视或者想象）一个彼岸。
由此，我们便不必无聊到去附会去猜测窥探小说中哪个人哪件事是格林自己。基本视角的一致是一种认识的坚持，而不是我我我的细胞分裂复制，事实上，这些说故事的外来者，他们在小说中不同的造型不同的配备（来历、职业、年龄、家庭构成和交游云云），总无可避免而且有机地干涉着他们说出的故事，既造成制约也带来启示，并赋予面对生命歧路时刻的不同想象和选择，比方说《哈瓦那特派员》里的卖吸尘器英籍小商人伍尔摩，格林给了他一个娇宠、花钱如流水又知道怎么玩她父亲于股掌之上的宝贝女儿，他的看待世界方式、他的人生计较、他的最后一搏选择，便不同于吸鸦片、有越南情妇的老记者福勒，或孤儿兼赌徒还莫名其妙继承一家加勒比海观光旅馆的布朗；他们的求生脱困诡计也因此因事制宜的精彩不同，布朗利用了他德国大使情妇的外交特权，福勒善用他老记者的身份、配备和人头，伍尔摩则异想天开地以一张放大的吸尘器设计图唬弄了整个老英伦帝国的情报单位等等。如此，我们也不用再一次激怒已沉睡已安息（真的吗？）的格林本人，他在《喜剧演员》书前气愤难忍地先说了：“很多读者——经验告诉我——都认为小说中的‘我’一定是作者。因此之故，我到目前为止，已被读者认定是一个杀过朋友的凶手；一个和公务员之妻相恋的善妒的情夫；一个喜欢轮盘赌的赌鬼。我不希望再增添我这条变色蜥蜴的色彩去给南美洲的一个外交官戴绿头巾，或被疑为私生子，或被推测是在天主教耶稣会受的教育——”
但我们先问个超级简单的问题——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九一年死、活过看过完整二十世纪的格林，他之前没听说过莫斯科大审判吗？无视于苏维埃的这一场从建构到崩毁吗？会不察觉这其实是最像而且继承接替基督教的最大一个新宗教吗？会不知道他们也一样相信一个巨大无垠、贯穿人类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所向无敌的善之大神吗？瓦尔特·本雅明的遗稿曾以那个有名的土耳其人形无敌弈棋机器说明，说唯物史观只是木偶外壳，真正藏身机器装置里操控棋子的侏儒棋艺大师是神学（本雅明称神学为声名狼藉的经验丰富老女仆，她必须躲起来不被人瞧见）。社会主义当然是无神论、不承认有所谓的灵魂问题，但我们晓得，所谓的无印良品其实正是个野心勃勃、想取所有名牌而代之的品牌名字。
不管是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三人称的“他”或某人，格林小说里负责携回、说出故事的这个人总是个外来者，这个不易的基本视角跟他本人是一致的，也使得他的小说有着最终的一贯性，不受眩目书写技艺和想象力的诱惑，在最多样的表现、最遥远的迷途、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底下，仍牢牢系住他自己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既看着这些小说各自独立地横向开展奄有半个地球，却又贯穿起来也似的看着它们纵向持续前进踽踽于途——这是个心中有事纠缠的书写者暨其书写方式，带着认识和询问而来。抵达不同国度、因应现实的不同叩问，往往会让他的问题起了变化、岔开来乃至于暂时隐没；然而这样的心中疑问如此真实，无法付诸遗忘或简单（或说懦怯）借由某种“彻悟”取消它，它总会蜿蜿蜒蜒地又回来。格林的自我疑问有点像巡游的鲑鱼，它顺着河流跟着命运的潮水勇敢进入到不同鱼种不同生态的无可逆料大海之中，少小离家老大回，再回来总是变得巨大、成熟而且复杂难识了。作为一个小说书写者，格林的自我极清晰极醒目，甚至给我们某种永不松手、干嘛丢不开的执拗之感；但另一面是，格林的自我却又出奇的柔软，有些时候你甚至会说他软弱、太容易屈服，小说里人生里皆然（像他干嘛因乔治·奥威尔的外行人意见而修改自己小说呢？）。无论如何，这极可贵地使格林的自我不封闭不膨胀不硬化，不喃喃自语，他的自我疑问接通于普遍人性和复杂人生，成为人存在整体问题一个深刻的面向和途径。
《喜剧演员》里，布朗第一次到马吉欧医生海地太子港家里，注意到他书架上面赫然有部厚厚的《资本论》，奎里则没看见柯林医生的工作室里也有。这无关宏旨，但倒也不失其为一个可供我们读者胡思乱想的有趣隐喻，也合理，想想柯林医生千里迢迢到刚果吕克麻风村来，行李里装本这么重这么占空间的书显然并不明智，他会把它安放在自己欧洲家里。
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
所以答案不会就是社会主义，不会是任何尺寸大小不亚于基督教的东西；答案也不会是某种天真，某种福音书所说的回转成小孩的样态。不少人会喜欢这样省力的答案，急于庆贺常识的胜利，带着某种“你看吧”的微妙心思，特别是读格林小说，好像看着奎里（或《喜剧演员》的布朗，或《文静的美国人》的福勒，等等）辛苦地绕一大圈，还不是徒劳地又回到跟我们一样的原点，因此更欣慰于我们不忮不求、不必流一滴汗、平凡不华的“智慧”。我们说，常识的沉着静止平坦状态，它真正最有益之处并不在于提供解答，而是解毒剂——解冥思漂流之毒，解革命炽烈之毒，解这两者合一人身陷举凡神圣、蒙昧、癫狂乃至于种种宿命铁链挣脱不了的不醒噩梦之毒。它移开焦点，恢复视野，取消问题，镇定心神，并减缓我们的生理循环速度和一切感官反应，代价很多服用过诸如此类药物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嗜睡，大白天说着话做着事忽然不支地就盹过去了，而且长期依赖它，还会有痴呆的危险。
但迪欧·格拉蒂亚斯的潘戴勒之水不是大河也不是湖泊。奎里事后问他像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居于大河和丛林平坦土地的迪欧没瀑布这名词；奎里追问他母亲背他去潘戴勒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迪欧只这么回答：“吾等有福了。”
我们知道，最喜欢标示人天真价值的，把人冻结于此的，其实就是宗教，以及所有带着宗教神圣召唤的革命主张，因为过了人正常年纪的仍然天真往往就是一种炽热疯狂的状态。格林，再怎么偶尔需要解解毒，需要抑制自己太敏感太活动剧烈的神经，不会忘记这样他亲见的、屡屡出事的历史风险。事实上，《文静的美国人》一大部分处理的正是这个。书中沉静的美国年轻人派尔便是个犹剃着小平头、从美国东岸的常春藤名校一头撞进战乱、各方势力纵横、人人任意而行的越南，他相信华府传播圈永远不乏那种章家敦[3]式的纸上谈兵和胡言乱语，把一支土寇当第三势力培植好抵挡崛起的红色力量，甚至供应他们炸药进行恐怖活动，最终在闹区市集引爆连无辜小孩都炸死。就因为这样，永远不选边站、以鸦片颓废双眼看待这狗咬狗世界的英籍老记者福勒才下定决心要除去他，尽管稍前派尔才在火线救过他一命，而且福勒还得时时面对真正理由是否派尔抢走他越南女人凤的自我质疑。福勒拉不住他，就跟卡西尔讨论国家神话序言说的一模一样，语言和逻辑穿透不了派尔以善良和无知共筑的防线：“这样逼他又有什么用？天真的人就是天真，你无力苛责天真，天真永远无罪，你只能设法控制它，或者去掉它。天真是一种疯痴病。”
这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他们森严单调的一神教容不下这样的地方。我个人所知像北美祖尼人便有一处这样的信仰崇拜所在，他们称之为“灵魂的歌舞之地”——祖尼族迁徙神话中，人们穿过冥界来到地表，开始他们寻找宇宙中央之地的伟大旅程，渡祖尼河时，有些木之宗派的小孩被河水冲走，没淹死，而是化为青蛙、蛇、蝌蚪等水生动物游去，游到此地，据神话说那是一座湖，他们在那里变成了卡钦那，组成了众神之会，“所以当你生命结束，没有生之苦役了，你做什么呢？那就跳舞吧。”
朱天心爱说的，天真得可耻。
格林没有笨拙地对比，但我们也看到，麻风烧毁的迪欧·格拉蒂亚斯反而并非生命一无所存，他有着奎里好奇乃至于向往的东西——迪欧就是因此拄着拐杖走入森林的。在那一整夜的谵妄呓语中，奎里听见他不时说着一个诡异的词“潘戴勒”，并拼凑出这样一幅图像：“我相信他是在说一个地方，森林某个地方，靠近水边，某种对他很重要的事正在发生。他前一天在村子里时，觉得窒息；当然他并没有用‘窒息’这个字眼，他告诉我空气不够，他想跳舞，想叫，想跑，想唱歌。但是，可怜的家伙，他不能跑也不能跳舞，而神父们根本不喜欢他要唱的歌，所以他便出发去找那个水边的地方。他小时候他妈妈曾带他去过一次，而他记得当时那里有歌舞游戏及祈祷。”
更有意思的是，再没有人怀念甚或记得这个天真得该死的派尔，包括差一点嫁他、可以到美国去的凤，生命第一现场无情得很，只除了一直讥讽他、最后还亲手送他进鬼门关的福勒自己——“难道我是唯一一个真正喜欢派尔的人吗？”这是一部从派尔已死、用回忆穿梭成的倒叙小说，福勒的这个自问而无法自答，就在首章的最后一句，短暂而深沉的鸦片睡眠醒来的静寂没人声夜里。
奎里这个人，最简单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他无法再工作，也无法再爱人（“自我表现是很困难而自私的。它可以吃掉任何东西，甚至吃掉自我，到最后你会发现甚至没有自我可以用来表现。大夫，我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我不想再和女人睡觉，也不想再设计建筑物”），他甚至发现他的工作他的所谓爱情不只让自己发病般受苦，更可怕是有传染性，对他者非常危险。奎里是个已烧毁的病例，可某种意义而言，是他自己要把自己烧毁的。某一天，他吃了过饱的早餐，只带了牙刷、刮胡刀和一纸美国银行信用状到了机场，机场空空旷旷的，他原本想去东京，却看到告示牌上几个非洲地名。所以说他的走开本来毫无计划毫无主张，非洲也不是所谓人迹较稀之径的有意识选择，更非某种回归救赎大地（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奎里去了日本，会在哪里落脚？北海道酷冷的夕张网走？或四国哪个小渔村？）；换句话说，不要再当名人奎里了不要再传染给别人这部分是他要的，除此而外一切只是鬼使神差的命运使然，或没这么大这么活跃，就只是偶然而已——格林极自然也极富意义地让这段回忆一直到小说后半段才重新回到或说愿意再进入奎里脑中，仿佛慢慢和自己取得和解云云。在这类细节之处，看不出书写使力之处，我们最能够感受出格林小说技艺的高超。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说格林深情款款可能会让所有人嗤之以鼻笑出来，毕竟我们比较相信所谓的深情有着一种温柔的、体贴的乃至于嘘寒问暖的相衬表情暨其形式。格林那种冰珠子的、从牙缝弹出来的问候话语绝不符合如此规格要求，所以我们说他阴魂不散纠缠不休可以了。
格林还在小说中告诉我们，麻风病人并不必然走到烧毁这一阶段：“奎里在用迪欧之前，曾问过柯林医生他是否会痛苦，而医生向他保证不会，因为残废是痛楚的另一抉择。受苦的是那些手指僵硬、神经缠结的瘫痪病人，这些人受着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有时晚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号，但这种痛苦也似乎是一种免于残废的保障）。奎里并没有受苦，他躺在床上，活动着手指头。”——残废或痛苦，to be or not to be，格林也不讳言这样。
“难道我是唯一一个真正喜欢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人吗？”把这句话改成这样同样不恰当，这已不是让人好笑了，而是令人愤怒了。但我们看至少有一点是真的，呈现于这部小说这一个谁都看得出来的矛盾里——健康开朗的院长不追究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健康专注的柯林医生一样不追究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唯一耿耿于怀的反而是奎里这个号称是已烧毁、已槁木死灰、已什么都无所谓到连自杀都失去兴致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说对信仰的无法松手、对信仰不合时宜的逼问，正是灵魂麻风病的征兆甚至就是病源吗？
A Burnt-out Case，一个已烧毁的病例，格林取用的便是疾病已发散完成、于世人无害、唯如但丁所言“吾未死，但生命已一无所存”（Io non mori', e non rimasi vivo）的此一阶段意思。小说中，最直接的烧毁病例是那位失去了手指和脚趾、被柯林医生收容下来帮忙扫地铺床的迪欧·格拉蒂亚斯；但格林也摆明了就说，真正的烧毁病例其实是从未感染麻风的大建筑师奎里。所谓隐喻，格林从来就用得大大方方的，不扭捏作态地献宝，不欲张弥盖。他不像一般平庸的书写者把这当玄虚诱人、魔术师变出兔子似的戏剧性答案，而只是你需要的、打开视野让意义丰硕、以便好好讨论下去的前提；不是结果，而是这才开始。
现实里，格林是个“出走”的天主教徒，但黏答答地不说清楚也没真正斩断所有联系，甚至枝节如天主教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的不准离婚教令还真的一直困扰他，逼他成为小说史上最擅长写偷情男女的人。还有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人自杀、人谋杀自己居然比冷血谋杀他人更是不赦重罪《问题的核心》这一条（异化的策略性教令，原来只是防止虔信者急着死、急于上天堂云云），也一定多次有效保护了他不去跨过生死大界线那最后一步；格林同时也是个出走的共产党员，年轻时在英国参加过四个星期，但他同样不是那种跳到反侧的叛教者，他一辈子对左派保持着质地真实的善意和同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过他和格林的一次会面，是他们一起赶赴营救拉美某国的左派政治犯良心犯，好像也就是那一趟飞机上，格林跟加西亚·马尔克斯断言他自己不会获颁诺贝尔奖，因为瑞典那些人认为他书销路太好了。
日后，当人们在麻风病里面始终找不出魔鬼，倒是发现了唯物的细菌之后，就像我们在格林这部小说看到的，基督教，尤其是旧教的神父和修女，的确领头在世人所遗弃所放逐的麻风病人村救治服务，尖酸点说，这像是补偿和赎罪吧。
这部小说中，柯林医生以“赌自己的迷信”一句话打发掉自己的信仰不论取得自由，但《喜剧演员》里的马吉欧医生却说了另一侧的话，他那封死后才辗转交到布朗手上的信里说：“如果你曾经抛弃一个信仰，请不要抛弃所有的信仰，你必定能找到一个信仰取代你失去的信仰。”
这大致上便是麻风病人命运的普遍历史真相，他不像疟疾、伤寒的染病者有痊愈、不说谁也不知道、回归正常社会的一天，可也不像比方说截肢或小儿麻痹云云的社会可接受、可大方同情、该妥善照顾他的一般残障者。“他们身上就带着麻风的标记，人们一般的看法是：一日麻风，终身麻风。”你知道乐生疗养院的汉生病患已被隔离于世多少年了且至今依然吗？冷血杀人者、法律定谳终身监禁者都还有假释的一天，而这个什么坏事也没做的不幸疾病却是不赦的罪，是个终身的诅咒，像《圣经》该隐额头上的印记一般。基督教世界里，《新约·福音书》记载耶稣曾大无畏行神迹医治麻风病人的行为，几百上千年来并没被欧洲自知自己不是神的宗教虔信者仿效。事实上，更糟糕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意思是神跑进到凡人肉体里面来这件事，使得基督教认为人的身体其实也是神的神圣殿堂（福克纳的一部长篇小说便以此命名并以此隐喻），要洁净要不被毁坏；在此同时也是同一逻辑，神会进来，魔鬼也会进来，极善和极恶这两大宇宙强权于是把人的小小身体当成无休止无和平协定可能的战场，当魔鬼“暂时”得胜，我们总会在此附魔的人身找到某些丑怪的、扭曲的变化，就像《圣经·启示录》所说猥亵的符号和气味。当这一大堆神经质的、自身附魔般的宗教虔信者几百年不懈追猎魔鬼的脚迹时，这些已烧毁、于人于己都无害、只是变得不好看的麻风病人便成为最容易得到战果的替罪羊。
我们的确是站立在一个信仰大废墟的时代之上，但格林的小说似乎这么告诉我们，信仰崩解的真实具体内容，极可能并非不信，而是某种不确知，我们得“明智”地予以个人化来保卫它不被摧毁，甚至如柯林医生那样先自嘲自诬地以“迷信”一辞来构筑堡垒拒绝检视；信仰失去了公共性，意味着它彻底感受化了甚至进一步神秘化了，无法交谈讨论，遑论雄辩证明，我们小心翼翼地得到了相对主义式的可贵彼此宽容，像保持距离行驶的车子大家相安无事，却也完全堵住了理性的进入隙缝，信仰成为医药而非认识，于是再难从中建立起价值、支持住价值。
可见的历史记载中，中国最早如柯林医生般伸手触碰麻风病患的是孔子，染此恶疾（据考证，其实是据猜测，就是麻风）的是他的好学生冉耕。孔子从窗户伸手进去，是太过悲恸从而不顾自己安危还是睿智地不以为会遭感染呢？日后老先生果然好端端活到年迈听说麒麟被猎杀为止。这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病患遭到隔离，谁都不敢靠近，让他自生自灭。
格林小说似乎也告诉我们，能够忍受无信仰的人可能远比我们以为的少，那必须是非常勇敢或非常冷酷的人（所以柯林医生说奎里，在他挨枪死后，“但是他很坚强——非常坚强”）；当然，现实的苦厄可帮我们一点忙，让我们拖延一点时间，你可以闻声救苦，可以一天看六十个麻风病人有意义地忙得跟狗一样，可以如格林大半生哪里苦难哪里去地找到他家乡老英国所没有的实践来驱逐冥思，但这种幸福的忙碌会无限循环地不后退不向前就一直保持在这里吗？我所说的后退是，人总有休息的时候，有临睡的时候，有片刻心思澄明、记忆回头找上你的时候，有老年、身体再追不上心智活动速度的时候云云，有时运气好，甚至苦难也会稍歇，也会局部地、阶段地解决，就像麻风病有救了一样。这是柯林医生说的：“你记得修女们在丛林中办的那所麻风病院吧？当发现D.D.S.是有效药物时，那儿的病人一下子便减至六人。你可知其中一位修女怎么对我说吗？‘真可怕，大夫，再不久我们就要没有半个麻风病人了。’她真是个麻风爱好者。”
麻风不是危险的病，只是不幸的病。其不幸，追根究底地说，系来自其外表形貌和内在实际病情的完全不相衬，相信天地之间所有东西都是睿智全能上帝所造的人该怎么跟我们解释这样恶意而且半点不好笑的玩笑呢？还是归咎给不思不想的病菌好些不是吗？其实，我们把原来的“痲疯”改为“麻风”，严格来说已看得出自省和努力了，我们的东邻日本以前则称之为“癞病”，痲疯也好，癞也好，都不难照眼看出人们对其外貌避之唯恐不及的畏惧和嫌恶，以及对此骇人形貌底下人心乃至于灵魂的黯黑猜测，诚于中，形乎外，基于这样联想的、巫术也似的简易感官逻辑，扭曲的躯壳底下，不该合理地就装着个恶魔状的灵魂吗？
而我所说的向前是，苦难会进一步恶化，或说随着人在其间逐步深入的察觉，显现它巨大顽强的真面目，赈灾放粮修路造桥的流汗工作有其极限，具体的苦难背后总是有结构性的更沉重问题存在。就格林的小说而言，《喜剧演员》海地恐怖独裁者杜法耶利医生和他戴墨镜的秘密警察通顿马库特（Tontons Macoute）猛于此地刚果吕克的麻风病菌，柯林医生的工作有日复一日的可计量进展，但马吉欧医生（理论上他的医术更精湛）却束手无策，你一辈子能救活的人极可能还比不上独裁者五分钟内所杀，他终究得跨越过医生的身份和技艺，并因此殉难。现实世界里我们有另一个著名的实例，那就是切·格瓦拉，这位阿根廷大兄原来也是学医之人，他年轻的南美摩托车旅程最终便止于麻风病村，然后革命。
就今天的台湾社会面而言，感谢台北县乐生疗养院的抗争，让我们不少人（显然还不够多）学习很多。包括我们知道了，麻风病其实是传染力极弱的一种疾病，它只在病患高烧症状那短短几天发生，同时还得被感染者本身正好处于虚弱、防疫力不足的状态，所以书中柯林医生说“根本不必为了想好好服务他们而使自己也染上病的，只需一些基本的预防”；包括，我们今天该科学地正名为“汉生病”（Hansen's Disease，抱歉这里因讨论需要仍使用麻风一名，下不为例），借用挪威医生汉生干净、像消毒过的名字，希冀能洗清社会代代传递下来，已被种种无知、成见和胡思乱想云云造成的文字语言重度污染。
但丁《神曲》中，没信仰的诗人维吉尔只携领但丁从地狱到净界，搁置信仰不论的柯林医生也没法满足奎里说服奎里，至少没能阻止他继续询问继续前行，而且，奎里对迪欧·格拉蒂亚斯神秘的潘戴勒显然比对柯林医生科学的、唯物的历史进化主张要向往多了。
这样的心理问题一样来自病患和外头社会这两端，并相互渗透相互强化而无谓地让问题更加严重。就病患侧而言，这不难理解，烧毁留下了的不仅是个残废的身躯，而且还是个变形、见不得人、让人畏怯躲避的残废模样。格林在书前扉页引用了R. V. 瓦德卡尔的一段话：“在正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爱自己，但先天或后天残废、畸形的人，美感终会使他逐渐厌恶自己。也许时日一久，终可安于自己的残障，但这只能在意识水平上做到；潜意识中心里一直带着这种残障的标记，终会为他整个人格带来若干改变，使他怀疑社会。”相较起来，真正严重的部分来自并未遭受麻风杆菌侵袭、所谓“健康人”的社会本身，这是麻风病作为一种心理病最不健康也最难矫正的部分，是一长段几千上万年的残酷历史，一言难尽。
你其实可以死很多次
这样算不算痊愈了呢？纯粹就麻风病本身的生理方面而言是痊愈了，但正如柯林医生所做所想的，“他的手指在染病的表皮上抚摸着，几乎机械式地做着记录。这些记录没什么价值，但他知道他的手指头可以使病人好过些，至少能让他们了解自己并不是摸不得的，现在虽然这种生理病已有药方可治，他却必须永远记住：麻风仍然是种心理病。”
马吉欧医生对信仰的定义是，布朗说：“我还是个小男孩时，耶稣会的神父曾经告诉我，考验信仰的方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你必定随时随地为它而死。马吉欧医生也这么想，但是琼斯是为了哪一种信仰而死的呢？”——琼斯是一名自夸、兴高采烈、有开心感染力但大体上无害的骗子人物，他总是介绍自己是琼斯少校，如海明威吹牛自己是丛林战游击战顶尖高手，布朗疑心他勾搭了他的德国大使情妇玛莎，遂顺水推舟送他上山去领导抗暴军，他连枪都不会用。骗子战死成为英雄成为一尊铜像（布朗辨识出他的英勇成分），奎里则因一则谎言而失去圣者之名（他则的确救了迪欧），这两个恰恰逆向行驶的故事，如果你是那种纯净的爱好者，你将很可惜难以对此动容，我们只会想这真是个荒唐的老世界，麻烦有哪个神出面为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Burnt-out，烧毁，其实是麻风病的一种病例或说阶段。到这个阶段，一方面，疾病本身已发散完成了，对内不再作祟，对外也不再传染，于己于人皆毫无危险可言；但另一方面，病患的手指、脚趾、耳朵、鼻子等所谓的身体末端部分也遭疾病“烧毁”，丧失知觉，并变形残废——一般我们对麻风病人的大惊小怪认知印象及成见，通常便来自这样已烧毁的病人模样，我们，基于一种极富隐喻性的无知，害怕这样受苦但对我们毫无危险的不幸之人。
伊恩·弗莱明的〇〇七小说，其中一集名为《你只能活两次》，尽管如此，两次仍是不够死的，如果你真打算随时随地为信仰而死的话。
书名A Burnt-out Case，是个专业的医学用语，而且据格林自己说还只是比利时一地的医生这么说，因此，过去这部小说的中文译名，通常大而化之地译为《麻风病人》，也有人干脆直取其喻意但不免有口出恶言之感地称之为《废人》。此书名颇难两全。
你当然可以一了百了为某一个信仰死去结束困扰，但我们这里得讲道理不是吗？值得奉殉道之名为它而死的信仰有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这个信仰得够大、够重要、够活跃，而且是唯一的，单数的人命对应着单数的信仰。可是万一我们相信的，一如人间的苦难病痛形式，是细琐的、微粒的、含混的，而且复数又不止两个呢？很长一段时间这大致不是问题，当时人们谦卑、渺小而且满心畏惧，我们想象着天地日月星辰单一的大秩序，并用来编织、解释、支撑我们从生命现场所察知所感受所积聚所相信的这些可贵价值微粒（仁慈、善良、勇敢、正义云云），最终还反过来用以证明。其间即使有特别聪明的人（如孔子、如柏拉图）起了程度不一的疑心，但基本上仍审慎地存而不论，以某种也谦卑也狡狯的微妙心思。
被诅咒的病
但如今问题大了，不只今天我们老人般已知道太多事了，最简单比方说太阳、月亮和行星各走各的，我们根本连一个统一的、完美的日历都不可能，遑论一个统一的、完美的价值体系；问题更大的还有，我们得面对某种债务继承似的惩罚，几千几万年下来，我们把这些珍贵的价值丢给天地日月星辰去证明，当神不再理我们了，我们好像连人都做不成了。这有点像大陆语言学者陈原的一篇文章《我不是人》，陈原列举了大陆官方颁订的词典每一版人的定义这一条，发现他自己没有一次能符合此一定义。
如此，格林说过这个我们每个人从小看地图也都发现过的事——整个非洲的形状就像一颗人的心；而在这部小说的前言谢辞中，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书中的刚果只是人心中的一个领域”，这和他书写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强调真实甚至写实并不同，“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塞拉利昂，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去小孩就是这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是否我们的想象失败，我们的确确实实感受也就跟着不成立了呢？是否丧失了方便、快捷、明澈的证明，不踩入到某个信心大网里去，奎里愤恨不平所指出的温和、自我牺牲、慈善、后悔、跟着别人流泪、用身体覆盖别人取暖这一切都化为虚无了是吗？我们如今得改说“毛之不存，皮将焉附”了是吗？圣奥古斯丁的名言：“你没问我时，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你问我时，我就不知道时间究竟是何物了。”所以，失败的究竟是解释，还是我们的感知呢？
不是因为非洲有什么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完全是空的”，没有人住过、没有爱、没有所谓的宁静，甚至没有神，也就是说没有文明，以及文明所代表的分别、选择和一道一道人的途径，是纯然的原始。我想，如此空无一物到连符号、象征、想象都尚未开始，生命剥落到最初的原形，除了“生命”本身，人当下还有什么问题可想呢？至少需要相当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那些国族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文明东西才可能一样一样缓缓回到我们脑中，就好像重新走完一次生命演化到现代的几百万年迢迢长路一般。
在这样的信仰废墟上，重新找寻解释，重新打造证明，当然不是件一时一地的简单工作，但今天我们起码可以先把方向调过来弄正确，不再让尾巴来摇动狗了，像大怀疑者休谟，他不丢弃地回头一样一样检查讨论人的感官，试图重新掌握这些没那么大没那么重要活跃的东西，尽管没能走太远，但大方向是对的。对的方向可以进展，也唯有进展我们才可望从中获得某种展望，并提供必要的耐力和胆气，像奎里治愈自己那样，不堕入到相对主义的虚无陷阱之中，不急着躲进到像霍布斯、像马基雅维利云云那样状似聪明安全实是胆怯毫无想象力的钢铁堡垒里去。
我自己喜欢的是这部小说中格林确确实实的说法。奎里要找失踪的迪欧·格拉蒂亚斯时，他发现当地人们也不敢进入夜里的森林，他只能一个人拿着手电筒进去：“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些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里的脸。”
作为人类灵魂老帝国主义者的基督教，很早就不再提倡殉教了，遂也不再量产圣人；年轻的新灵魂的社会主义，如今也审慎起来，学会不再轻易制造人民英雄。写在稍前的柯林医生说，他是来消除麻风病的，不是来得麻风病的，你当然仍有感染的万一风险，但柯林医生说只要做好一些基本预防，“我要是没有手指，根本不会成为好医生，对不对？”他把那些带着殉死之心、以殉死方式到麻风村服务的人，包括著名的天主教麻风圣者戴米安，嗤之以鼻命名为麻风爱好狂；于是，足足晚了五年才写的马吉欧医生之死，便有着更多不幸与不得已的成分，不敬地说，更接近某种职业灾害，某种高贵勇敢的愿赌服输，毕竟，比起外表狞恶实是温和惰性的麻风病，人类世界遍在着太多更敌意更狂暴更致命的东西得对付不是吗？
这样关于非洲大地的美丽说法神奇了些，我们很难说它究竟是文明的还是自然的，或更明确地说，究竟它仍是知识唤起的，还是真的是某种生命深处里的、生物基因里的遗传命令——我指的是，今天我们大体上都先知道了，人类的确是从东非那里开始，基因的回溯之路引领我们找到的夏娃的确是个小个头的东非人。那些回家了的抵达非洲大作家，并非白纸一张、回转不知世事小儿样貌地到了非洲。
“我难道是唯一一个真正喜欢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人吗？”看得出来，奎里很喜欢院长和柯林医生的明智通达，以及那种务实的而非冥思所撑起的坚定，但奎里仍不打算这样就放过他们，尤其是院长。这有点不公平，但没办法，你要顽强地继续讨论人类灵魂问题，为生动的生命现场感受寻求普遍性的可能，便非得找上基督教不可，这社会主义能帮的不多，他们只使用人类灵魂，但拒绝负起责任地帮忙弄清灵魂问题，一如他们从无到有这两三百年来得到文学最大的支援却动不动轻蔑地斥之为唯心的、资产阶级的玩意儿一样。这原是基督教垄断了上千年的专利话题，几乎所有的语汇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主张和想象都存放在他们那里（当然很大一部分如他们的宝物是掠夺来的），不找他们找谁呢？哪能说你们今天不想谈就不要谈呢？因此，从小说书写层面来说，《恋情的终结》《问题的核心》到这部《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乃至于《权力与荣耀》，不是格林写基督教小说，而是逼迫他们一次一次重新上场，让这个大话题继续下去，没个结果谁也休想离开。
这一切也许纯属偶然，也可能是格林所到的非洲国家或地区彼时的政经情势方兴未艾，仍是欧洲人殖民的老框架，不像两头的埃及和南非云云。但我们也知道太多的作家曾如此白纸黑字写过以及亲口讲过（包括曾被联合国派遣到非洲的旅美作家张北海和刘大任，我是亲耳听他们说的），你踩上非洲的土地，很奇妙的，不会感觉自己到了海角地极不能再远的异乡，相反的，你反而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回到了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这个生命的源起土壤和大地，而且据说如是心思并不是概念的、譬喻的，而是非常感官非常直接的。大概正因为这样，在那部一堆不朽小说虚拟人物（吸血鬼、隐形人、不死人、化身博士、尼摩船长甚至长大后的美国顽童汤姆·索亚等）联手演出的构想极有趣但成果极糟糕的电影里，说非洲大地拒绝让年迈的所罗门王寻宝英雄郭德曼在这里死去，即便你把他埋了，这方有着神秘生命力量的土地仍震动如鼓声如心跳地要他重生——这部电影最有趣的是，意图毁灭世界的是小说人物（伊恩·弗莱明的M[2]等），出手拯救世界的也是小说人物；而且似乎是后来的小说人物邪恶、想毁灭世界，早期的小说人物正派、负责拯救世界。不知道伊恩·弗莱明以降的通俗小说家对此历史评价作何感想？
就像奎里也追着迪欧·格拉蒂亚斯问潘戴勒一样——这个吾等有福了之地，到底在哪里？是什么模样？水如何从天而降？你母亲背着你时你还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奎里还请求迪欧下次可不可以带他一起去。
很有趣的是，格林这两部非洲小说，基本上都被归入到这组灵魂追寻的小说，而且公认是这组小说中走得最深最远的代表作，这是为什么呢？时空差距最遥远的非洲为什么在小说书写中反而离欧洲最近呢？是哪种时空折叠的所谓虫洞联系着它们这两端？
奎里后来埋在院区墓地离柯林医生亡妻之墓不远之处，其他神父说服了托玛斯神父不立十字架，只插了一块森林取来的木头，简单刻了名字和日期。约瑟神父非正式地为他念一段祷文，还有，一定就是迪欧·格拉蒂亚斯了，在墓前放了个旧果酱罐子，装着一些小树枝和植物，“不如说像祭祀赞比的奉献”，约瑟神父一样劝阻了托玛斯神父丢掉它。约瑟神父的说法如墓志铭，就基督教老标准（比方但丁《神曲》，地狱第一层）是进不得天堂的判决，但奇怪我们在人间听起来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敬意，甚至向往。我们有听错吗？“他是个暧昧不明的人。”
另一，便是所谓灵魂追寻问题的小说了（姑且称之），当格林停留在不会再有什么样了不起大事发生的平坦欧洲时。像《布赖顿棒糖》处理如人心之中永冻层不化之冰、基督教谴责它却说不清它究竟是何物以及从何而来、那个纯粹的具体的彻底的毫无弹性的恶（把它全归成一个撒旦基本上便毫无诚意要分解它辨别它就事论事理解它，只是想放逐它）；或像《恋情的终结》，人被迫（但被谁所迫的呢？）非站到神的对立面不可，我们较之浮士德和魔鬼那场人单纯欲望和理想的愿者上钩交易，格林的这个故事里，人和上帝的交易显然更非出于自愿也更不公平，除非背叛受惩，毫无自由意志可言。用《圣经》中耶稣亲口所用的著名比喻来说，浮士德的交易里，魔鬼取走的只是聚敛财主的钱，而且还是因为财主不知餍足地想赚更多，就算有诡计也仍是商场上大家愿赌服输那一套；而《恋情的终结》的这个交易，上帝却连寡妇的最后两枚小钱也不放过。谁更狠呢？我们连这样的财政部长和这样的赋税制度都绝不允许，何况这样的上帝——当然，你可以为耶稣辩护这不过是个夸大的比喻而已，但这仍是个品味极糟、很残忍而且人一旦听信了它会非常危险的坏比喻不是吗？
奎里当然不是格林自己，尽管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声名和成就，他们也一样从欧洲来到这颗黑暗人心的中央麻风病村，但真的格林在一九六〇年就离开了，继续写小说，继续被世界追猎，或许也伤寒玛丽般继续发散传染他的灵魂杆菌。
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当前资本主义的自利心神化社会中，我个人衷心期盼更多人知道这个精彩的譬喻，并记得这个譬喻。
对于那些依然坚持奎里就是格林的不死心之人，这里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希望可小事化无的想法——这部《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是格林所做的一个梦，梦里头他的一个自我（纳博科夫告诉我们，自我是复数的）从他人生轨道岔了出去，自行演化，最后跨越了生死界线。现实里我们只能死一次，为仁慈而死便不能为正义而死、为后悔为流泪而死，但在梦中可以，每一个梦至少可死一次，于是，有些只有逼临到生死大界线乃至于得越过界线才出现的东西，醒着时我们看不到，或说就算看到了也就来不及整理来不及说出来。有一种近乎神秘的科学实验追踪记录那些从死亡抢回来的人，如奎里追问迪欧般要他们说出看到什么、发生了什么，但时间太短，所得有限，而且还是弄不清究竟是否生理性的幻觉，抑或人文化印象的残留。
格林曾试着把自己小说分成娱乐用和非娱乐用两组，但此一毋宁“想太多了”的自嘲也自卫诡计并没能说服什么读他小说的人，后来也无趣的算了。一般而言，人们倒是真把格林的小说用另一种方式分成两组，其一，像《文静的美国人》写越南（好莱坞很糟糕地把它拍成了“肥胖的美国人”），《哈瓦那特派员》写古巴，《喜剧演员》写海地，或甚至《权力与荣耀》写墨西哥云云，这批格林出走老欧洲家乡、到一个一个仍有大事发生的异国所写成的小说，有较清晰的昔日大叙事小说风貌，把在地人迫切的、具体的苦厄和不公不义摆在自己从欧洲携来精致的、形上层次的烦恼之前，义愤之中，也许带了点自惭，却也还掺杂着一些有事可做的遗忘和自由，就像小说中那些暂时不用管一个针尖上究竟可站几个天使的神父，他们关心发电厂的问题或砖的品质问题甚于关心灵魂的问题，“灵魂的问题不必急，灵魂是永恒的”；我们读小说的人也不难发现，这样子写小说时的格林似乎反而比较快乐些，就如同这组小说中的主人翁，不管是《喜剧演员》中的布朗或《文静的美国人》中的老记者福勒，他们坐而言之外还能起而行，在更愤怒、更控诉、更嘲讽也更时时死亡临身的同时，总异样地有一种沉着的愉悦之感，一种久违了的轻松之感，在其上构成了当下的无惧。这部小说中的奎里其实也如此，当他像个泥水匠而不是建筑大师替麻风病区盖新医院时，他出乎自己意料地快乐起来，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感觉出这样，而且极其准确地自己找到一个譬喻，镇静剂——就在他只身进入森林，救了摔断手的麻风病人迪欧·格拉蒂亚斯，并以自己身体覆盖他守护到天亮，事后，听他讲这个感觉的仍是柯林医生：“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一生时常需要别人，你可以骂我利用别人时比爱别人时多，但被需要却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像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
小说书写，是一次一次这样的梦吧。
格林让奎里就此埋骨在麻风病人区的没十字架坟地里，而格林自己则完成这部小说后又活了整整三十年，也依然一路书写不辍；他八十六岁才死，算是个很长寿的作家，我们看他的小说，看他的生平尤其是他几乎哪里都去的行踪，格林的如此长寿不死也许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包括他自己。这么讲，是因为他生命中始终存在着过多的、一般人不会有甚至难以想象的致命凶险，这些凶险有内有外，包括他自己宛如人体自焚的、对人生命本身无止无休且近乎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质疑逼问；也包括他“就让它发生吧”也似的恣意飘荡在地球上每一个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骑士马蹄得得的陌生国度。格林年纪很轻时尝试自杀过，而他天主教的残余想法多少拉扯着他（《问题的核心》便处理了自杀是不赦重罪的天主教主张），假手他人的自杀应该法律漏洞般能躲过万能天主的判决吧。
[1]《一个烧毁的麻风病例》，A Burnt-out Case，也译作《麻风病人》《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
事实上，更年轻时，年轻到还不算正式写小说时，格林生命中首次重大旅行便是非洲，他也因此写了一部游记，名之为《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
[2]即007系列中邦德的上司。
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两部以非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一[1]。《问题的核心》发生于塞拉利昂（一九四八），这回则是直抵这个黑色大陆中心的比属刚果（一九六一），不仅空间距离更远更进去，时间亦足足相隔了十三年之久，但这两部各自独立、完整的小说仍有某种特殊的、声气相闻的联系，仿佛共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非洲的味道”（当然，小说中柯林医生所说的非洲味道指的只是麻风病人皮肤的坏疽性香味），让人忍不住想视之为同一趟隐而不宣生命旅程、同一个格林私密探索浮现出来的两个遥遥相望的点——小说中，欧洲大建筑师奎里能走多远是多远地一迳朝非洲深处而去，最后在卢克一地（虚拟的地名）的麻风病院区上岸并落脚，这不见得是他要的终点，而是，依奎里自己跟柯林医生讲的，因为“船只走到这里”。
[3]美籍华裔律师，曾出版《中国即将崩溃》（2001）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