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之将至的寇准在多次复出后秉性依然，对参知政事丁谓语多苛刻。丁谓相貌不佳，生一双斜眼，张目仰视，一看就不是善辈，事实上他也的确没什么才能，靠着紧跟王钦若大拍马屁，才慢慢爬到副宰相即参知政事的位置。对时任宰相的寇准，丁谓还是毕恭毕敬的，本来，在办公室政治中，寇准掌握着主动权。如能与同僚搞好关系，行事自然如行云流水，毫无阻滞的。但偏偏寇准猛人个性不改，对丁谓横眉冷对。一次，他们一起吃饭，丁谓见寇准的胡须被菜汤所污，忙起身为其揩拂，是谓溜其须，寇准嘲笑他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丁谓由此恼羞成怒，发誓要扳倒寇准。
此时的寇准继续喝酒，失意之时总不忘借酒浇愁。而酒桌上的座次则不论官衔只论酒量，以酒量大小论英雄，排座次。甚至有手下属吏因为陪酒陪出病来，寇准也不以为意。他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摆排场，穿着黄色道服肆意行走，嬉笑怒骂百无禁忌。许多人都以为寇准不再留意于仕途，但他五十八岁那年，竟然神奇般地回到中书，代替王钦若被罢免的相职。这一切其实源于王旦对他的荐举。寇准此前虽然对他看不顺眼，在皇帝面前颇有微言，但王旦仍然时常称道寇准，在因病罢相后，他还竭力推荐寇准接替他的位置。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在王钦若短暂的过渡之后，寇准再次复出为相。
悲剧就此酿成。第二年（公元1020年），真宗病重，刘皇后代理朝政，寇准密奏请以太子监国，他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早传帝位，选择中正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不可重用。”在真宗同意此事后，寇准密起诏书，拟由太子监国，杨亿辅佐。这其实是个高风险的举动，因为他不仅侵犯丁谓的个人利益，也侵犯了刘皇后的利益。当然，寇准行事要是谨慎的话，趁着真宗大权在握，或能妥善处理此事。但问题是他的鲁蛮性格再一次害了他——在一次酒醉喝高之后，寇准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让这个秘密外泄了，不久传到了丁谓的耳朵里。由此胜负易手，丁谓联手刘皇后，将寇准赶出了朝廷。先贬为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司马，再贬为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司户参军。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在雷州（今广东省雷州市）的寇准已是病入膏肓。他写下《病中书》一首，曰：“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雷，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寂寞苍凉，再无半点生气，不似他20岁时写《春日登楼怀归》一诗，有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这一次，寇准是真的累了，倦了，也失望了。
果然起起伏伏，因为寇准的老毛病又犯了。王钦若赋闲后，寇准将进攻的矛头对准其同党、三司使林特，真宗多次暗示寇准适可而止，要团结不要内斗，寇准却不依不饶，宜将剩勇追穷寇，搞得皇帝心烦意乱。与此同时，寇准和他的同事枢密副使曹利用以及上级宰相王旦也发生了矛盾。寇准老是向皇帝反映王旦的工作方法有问题，王旦却以柔克刚，在皇帝面前称寇准做得还不错。久而久之，真宗得出一个结论，“寇准刚忿如昔”，不宜重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四月，寇准被罢去枢密使职务，到西京河南府任知府，兼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他再一次被赶出朝廷了，这一年寇准五十四岁，仕途几经浮沉，臭脾气一直没改，始终是北宋官场的另类。只是没有人看好他还会复出。因为他的年纪也实在是大了点，而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基本上是安置失意官员的一个闲职，大多不能再有作为的。
一个猛人的一生至此戛然而止，史书曰，“寇准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三岁。”仅此而已，再无多言。
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寇准在陕州和大名府两地做官，没有半点东山再起的迹象。他流连在一个酒樽和另一个酒樽之间，和性情中人比拼酒量，直将生活目的简化为一个“酒”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寇准的仕途之路悄然发生变化。他重回京师，做了开封市的代理市长。一如十一年前他复出时的情形那样，明眼人都知道，寇准又有戏了。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寇准就升任枢密使，取代了王钦若的位置。没有人知道寇准复出背后的动力或者说原因是什么。唯一可以检索的蛛丝马迹是五年前，也就是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十月，真宗封禅泰山，召寇准随行。或许有过什么暗示，或许只是皇帝心血来潮，要不然为什么要在五年后寇准才得以复出？个中缘由，实非外人可以知晓。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寇准在两任天子心目中的地位。一个性格刚猛，偶尔也会善解人意，其人生注定起起伏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