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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亡

嘉庆谈话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乾隆朝的政策或者说行政作风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貌似委婉,却相当的振聋发聩。因为这是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后的第二天,这样的话出自谨小慎微、一贯唯唯诺诺的嘉庆帝之口,很是令人大跌眼镜,也令人胆战心惊,特别是对和珅来说。因为这一天,和珅有两个发现:一个是关于军机处大臣福长安的。他被解职了。福长安与和珅是利益共同体。嘉庆在谈话之后一举拿下福长安的职位,意图很明显——冲着和珅来的;二是关于和珅自己的。和珅和福长安被分派昼夜守灵,不得擅离。嘉庆帝的这个举动相当的意味深长。一方面是他们受嘉庆皇帝的器重,为太上皇守灵;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被软禁了,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有所作为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到福长安的被解职,和珅只能做出悲观的猜测。

嘉庆正月初四的谈话事实上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他的时代到来了。这是有所作为的时代,也是与以往不同的时代。嘉庆甚至提到了他父亲:“皇帝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凡出师征讨,即荒徼边外,无不立奏荡平。从来未有数年之久,糜饷数千万两之多,而尚蒇功者(指清军征剿白莲教一事)。”这是他借乾隆之名敲山震虎,矛头直指主持具体工作的和珅。

初五那天,嘉庆发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指示,规定从今以后“有奏事者……皆得封章密奏”。改明奏为密奏,个中意图有着强烈的暗示性。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官员就收到暗示了。他们当日上疏弹劾和珅弄权舞弊,犯下大罪。毫无疑问,这样的弹劾是嘉庆皇帝所需要的。因为三天之后,和珅就被革职,逮捕入狱。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帝病死,享年八十九岁。同日,嘉庆任命和珅与睿亲王淳颖等一起总理丧仪大事,同时传旨召他的老师朱珪即速回京。这应当是一个含义鲜明的信号。次日即初四那天,嘉庆召集在京军以上干部谈话。口气之严厉,前所未见。他说:“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还说在京的军官们“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目的只在敛财。这些人从军营回京后,“家资顿增饶裕。”接下来的套路都是大同小异,那就是请假回老家,借口祭祖省亲省墓之事,“回籍置产”。嘉庆通过严厉的训话,将乾隆末年以来形成的军队腐败现象第一次公布于众,令人顿感政坛出现了异动。

十天之后,也就是正月十八,和珅发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受嘉庆的再一次暗示(事实上和珅被捕就是个强烈的暗示信号),在京文武大臣会议列出和珅二十大罪状,其中包括“以拥戴自居;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乘椅轿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妄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等涉嫌僭越之罪名,奏请将他凌迟处死,嘉庆谕示“和珅罪有应得”,赐自裁。

甚至和珅还处处找机会敲打嘉庆。嘉庆登基后,他的老师、时任广东巡抚的朱珪向嘉庆进颂册,和珅却在乾隆面前告御状;嘉庆想升授朱珪为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和珅却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要老皇帝警惕嗣皇帝结党营私。和珅甚至派他的老师吴省兰以帮助嘉庆整理诗稿为名,行监视言行之实。军机大臣阿桂临死前目睹和珅的飞扬跋扈,流着泪对嘉庆说:“我年逾八十,可死;位居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以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今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这是希望嘉庆能早日亲政的意思。嘉庆又是怎么做的呢?面对和珅的种种挑衅,他选择了韬光养晦。嘉庆有事要奏明乾隆时,有意请和珅代奏,以示充分信任;当有人说和珅不好之时,嘉庆会一本正经地称赞和珅的能力和忠心,态度极其诚恳。事实上和珅遭遇到的是一个极强的影子对手,但志满意得的他却毫无察觉。

这是嘉庆四年嘉庆皇帝的正月行动,自正月初三乾隆太上皇与世长辞,到正月十八和珅“赐自裁”,刚好是半个月时间。史载,和珅去世时还不满50岁,被抄没的家产有: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总值达8亿两白银。这些钱财当然都与他无关了。据说和珅写下的绝命诗有“五十年来梦幻真”一语,又有“怀才误此身”之叹,人生的幻灭感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个平步青云和盛极而衰的仕途中人,和珅经历了命运的宠爱和抛弃之冰火两重天,其人生况味冷暖自知。这个被盛名淹没的激情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偶有佳句”,一如钱泳所评价的那样。

事实上在乾隆公开立储之前,和珅就提前知道了顒琰被立的消息,他派人送了一个玉如意给顒琰,暗示对方已经被立。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此举是为讨好顒琰,但顒琰却没有收,不买他的账。一切都是无声的博弈,只不过和珅并没有就此示弱。因为在此时,乾隆又宣布:“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这意味着在乾隆有生之年,最高权力仍将牢牢掌控在他自己手里,和珅不必惊慌失措;再一个,和珅是乾隆的宠臣,顒琰真的要秋后算账,不能不顾及老皇帝的脸面。事实也正如和珅所预料的那样,嘉庆帝即位的头三年里,根本不掌大权,只是个傀儡皇帝而已。而嘉庆元年正月二十,一件得以洞悉乾隆私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天,湖广总督毕沅给太上皇乾隆上疏,内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的字句。这样的字句让乾隆龙颜大怒——嗣皇帝什么时候宵旰勤求了?一切还不都是他老人家在操劳吗?再有,毕沅将嘉庆皇帝的名号排在太上皇帝之前,实属排位不当,此风一开,以后他的权威何在?便通报批评。在嘉庆元年的正月,太上皇乾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风运动,以此整顿官场政治新秩序。而和珅从这一事件中得到的启发是,只要老皇帝在,他的前程就在,嘉庆根本奈何不了他。

只可惜欲望之下,诗人不再,或者说已名不副实。而在帝国仕途中,又多了一个奔赴黄泉者,给后人徒留一段谈资罢了。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珅走上败亡之路了呢?乾隆六十年,老皇帝已八十五岁高龄。关于乾隆的老态,由清廷返国的朝鲜使者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报告:“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耄,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就在这一年九月初三,乾隆在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及王公大臣等,公开宣布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建元嘉庆元年,届期归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