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争分子”是礼科都给事中章允儒。章允儒向温体仁质疑说：“会推阁员完全大公无私，温体仁资格虽老，但声望较轻，没有推举他。如果钱谦益有丑闻秽迹，你为什么不在枚卜之前提出呢？”温体仁见章允儒上套，立刻下定义说：“章允儒所说，正可见他是钱谦益一党。”
这个时候，温体仁的仕途经验再次起作用了。他不再纠结于钱千秋案件到底是否结案，而是把话题往党争上引：“会推不与，臣应避嫌引退，不当有言，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温体仁这话，其实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避嫌，表示自己不是针对阁员候选人资格去的；二是暗示推选过程中有结党营私现象，只是皇上不知。温体仁的话说得欲擒故纵，分寸感极强，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政客的游刃有余。甚至当崇祯向他发问“卿参‘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时，温体仁故意吞吞吐吐地说：“钱谦益之党甚众，不敢尽言。”这越发激起皇帝的好奇心——由此，作为有“精神洁癖”的崇祯，将此次会议的重点转到了子虚乌有的党争上面——温体仁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温体仁话音刚落，章允儒就被崇祯拿下了。紧接着，温体仁将目标瞄准吏部尚书王永光，指责他是此次会推的幕后操纵者，希望崇祯皇帝再次龙颜大怒，将王永光也拿下。因为只有这样做，温体仁推翻现版名单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
仕途的争斗都在细节间体现。对温体仁来说，案卷在刑部是个很不利的细节或者说物证。与此同时，人证也出现了。候选人之一吏部尚书王永光当众证明说：“钱千秋事，臣已奏过皇上，钱千秋到官结案了。”礼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也证明说：“臣当日待罪在科，曾见招稿（招供笔录）。”此二人证明卷案在刑部，就是支持卷案里关于钱谦益部分的结论：对此案不知情，也未参与，只承担失察之责，且当年早已做出处罚，并不影响这次的阁员推选。至此，温体仁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皇帝如果较真，去刑部调案卷来看，他势必会落败，从而劳而无功，甚至惹火烧身，落一个诽谤的罪名。
崇祯果然怒了，他质问王永光说：“朕传旨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钱谦益）这等人，是公不是公？”
只可惜书生钱谦益没有温体仁那样老到，他既不具进攻性，也不具防守性，而是像一个谦谦君子一样，竟然谦逊地承认温体仁对他的弹劾是正确的。钱谦益回答到：“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臣名节，不容不辩……现有卷案在刑部。”值此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钱谦益的瞎谦虚等于承认自己不够阁员候选人资格——“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意思是说自己是滥竽充数之人，从而给对手一个攻击的把柄。当然，钱谦益也不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他在一番瞎谦虚之后本能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结案的案卷在刑部，可供详查。
的确，王永光作为组织部部长，是要对此次推选活动负责的，但王永光的回答很巧妙，他说：“（吏部是）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而且王永光回答之后，众多官员也纷纷援手，替其帮腔。御史房可壮说：“臣等都是公议。”内阁辅臣李标表态说：“（考场舞弊）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据刑部招稿（审讯笔录），是光棍骗钱的，钱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骗去。”
文华殿的干部大会开得火药味极浓，因为温体仁一上来就认定：“此番枚卜（推选阁员候选人），都是钱谦益事体。（钱千秋案件）不曾结，不该起升，如何起升？如今枚卜，不该推他在里面……”（见《春明梦余录》《烈皇小识》，下同）很显然，作为仕途老手，温体仁深知破局的要害之处，就是抓住钱谦益所谓的“污点”不放，将推选阁员候选人之事与候选人的人品联系起来，一语中的。
一时间，干部大会风向骤转，形势大大对温体仁不利。崇祯皇帝沉默不语，温体仁看起来败局渐显。所谓仕途凶险，往往就在话语机锋间。但温体仁的长处是反戈一击。他突然大声说：“分明满朝都是钱谦益一党。”这话其实是说给崇祯听的——为皇帝指引会议方向，也为下步行动提供依据；而崇祯皇帝至此已经遭瘟——遭了温体仁的瘟。他置满堂公论于不顾，偏偏相信温体仁一家之言，认定钱谦益一案需要重审。至此，温体仁的会场博弈转败为胜，可以说曙光初现了。
历史总是给人遐想和操作的空间。毕竟七年前的一桩旧案只有当事人清楚，旁观者想要还原，想回到历史现场一睹究竟，并非易事，何况还有暗藏机心的温体仁从中作梗。其实若论这桩案子，也是早已结案了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钱谦益奉命到浙江作主考官时，归安县人韩敬、秀水县人沈德符勾结阅卷考官，冒用钱谦益的名义，预先约定考卷中的暗号，向考生们收取好处费。而考生钱千秋以一句俗俚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为暗语，将这七个字安插在每段文章的结尾，以便考官辨识。结果考官果然心领神会，定其为省试第一(解元)。该受贿案后来被人告发，钱千秋被革去举人功名，并处以充军的惩罚；同时，刑部审讯后认为，主考官钱谦益虽然对此案不知情，也未参与，但也应承担失察之责，故扣罚三个月的薪水。该案就此了结。但温体仁却要在这桩已经了结的案子上大作文章，以达到把钱谦益拉下台的目的。
但是，崇祯王朝的戏码偏偏来得多。温体仁还没有来得及暗自庆贺，阁臣钱龙锡说话了。他说：会推的各位大臣，品望不同，有的是才品，有的是清品，很难十全十美，例如人品清高者，有人说他偏执；有才识学问者，有人说他有党。哪里有人人都叫好的？希望皇上就在名单中挑选。
由此，仕途中人温体仁抓住和钱谦益有关的七年以前的一桩旧案，一边撩拨起皇帝的好奇心和正义感，一边试图浑水摸鱼，将既成格局重新洗牌后以谋求上位。而崇祯也果然上套，在收到奏疏后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在文华殿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要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辩论，把问题说清楚。
钱龙锡这话事实上是和温体仁博弈，意思是人无完人。钱谦益即使有错，也是可以堪当大任的。钱龙锡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曾经官居南京吏部右侍郎。后得罪魏忠贤，被革职。复出后李标为首辅，他为次辅，大搞拨乱反正，崇祯曾委派他审理魏忠贤逆案，一时间深得民心。崇祯可以说对他的意见一向是比较重视的。现在老钱既然如此发言，立场也较为中和，形势很可能就此逆转。温体仁咸鱼翻身的愿望，可以说遭遇了一大麻烦。
还真有。温体仁随即向崇祯紧急上了一份奏疏，名曰《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时，钱谦益在浙江主持科举考试，接受考生钱千秋的贿赂。身为主考官，如此“神奸结党”，怎能成为阁员候选人？温体仁在奏疏中甚至称钱谦益“欲卿贰则卿贰”（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欲枚卜则枚卜”（想推举谁就推举谁），问题不是一般的大。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周延儒站出来说话了：“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则惧于天威，二则牵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不必又问诸臣。”周延儒随即又说：“（公推）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
那么，突破口在哪儿呢？温体仁在对上榜的所有人的名字反复揣摩后，最后将目光落定在“钱谦益”三个字上。这个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文才出众，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由于在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中受牵连，削籍归里。崇祯元年时复出，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与当时的叶向高、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和文震孟等名流交往密切，在民间颇具影响力。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温体仁将其视作推翻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的突破口，莫非钱真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吗?
周延儒的发言可谓恰到好处。一是他的声望放在那里，并且和钱龙锡较量时还略占上风；二是周延儒的发言时机把握得很好，在会议临近尾声，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已说过话，皇帝需要陈辞总结的时候，他递上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可谓雪中送炭。这其实是温体仁和他商量的结果。一个打前站，另一个在关键时刻出击，力求一锤定音。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府宜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后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皇帝即位后，提拔为礼部右侍郎。从这份干部履历表看，周延儒和温体仁比，除了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但周延儒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揣摩帝意，深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比如崇祯元年锦州兵变，督师袁崇焕请求拨付兵饷予以解决。在朝廷中众大臣也都认为非拨饷无以解决问题时，周延儒却建议皇帝说：“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这也是崇祯皇帝的真正担心之处。因为他一直认为所谓的兵变是边将要挟的行为艺术秀，诸大臣昏昏然无以辨识，毫无疑问都是庸官，唯独周延儒透过现象看本质，见识高人一筹，是可以属意和重用的对象。此后，崇祯对周延儒刮目相看。而温体仁据此推测，此次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上缺了他和周延儒，崇祯皇帝一定是不满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名单推倒重来，以便自己上位，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推翻此名单的由头，如此事情才有可为。
果然一锤定音。崇祯皇帝最后下谕旨：“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又且滥及枚卜，有党可知。祖法凛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职。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议具奏，不得徇私党比，以取罪责。其钱千秋，着法司严提究问，拟罪具奏。”
特别是温体仁，仕途一向很顺。这个浙江乌程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七岁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三岁升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四十九岁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次年回部任左侍部，可以说在五十岁知天命之年成为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五十四岁晋南京礼部尚书。五十五岁崇祯元年 (公元1628年)时，温体仁受到皇帝的关注，正式升为北京的礼部尚书，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宣部部长”。此时若进内阁，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温体仁而言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但礼部毕竟不是吏部，组织部门主导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温体仁何以置喙甚至改变目前版本的候选人名单呢？他将目光落在了同样未上榜的周延儒身上。
由此，对温体仁来说，仕途新格局开始呈现。钱谦益被革职了，内阁成员候选人出现了空缺。他有希望进入内阁了。但谁都没想到，新的一轮针对温体仁的弹劾热潮不期而至，以致于他不得不表示要引咎辞职。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一月初三，明帝国的组织部（吏部）按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经研究讨论之后，推出了新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名单上一共有11个人。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赫然在列，另外，还有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和罗喻义等7名高官入选。这份名单推出后，有人欢喜有人愁。上榜之人自然欢天喜地，落榜者心情却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比如未上榜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就感到不爽。温体仁还观察到，吏部作为组织部门推出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吏部尚书王永光自己也不避嫌。何况王永光好歹作为组织部部长，进内阁是迟早的事。现在有这个机会，进了也就进了，可其他人呢？像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都不是正部级干部，论行政级别比温体仁至少低半级；论资历声望，没人能比得上学问大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凭什么名单上有他们而没有温周二人呢？温体仁、周延儒自然很不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