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看高拱仕途的话，似乎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裕王被立为太子，他贵为太子老师，可堪大任；二是景王被立为太子，裕王被废，高拱作为裕王这一脉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所以高拱在裕王府侍讲期间，包括严嵩和徐阶等政坛大佬对其始终持谨慎观察态度，未敢轻易擢升。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已经做了九年侍讲师的高拱才悄然发现，自己的职位有了变化，成为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是掌管宗庙祭祀之事的长官，正三品。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高拱步入了高级干部的序列。但在高级干部序列中，正三品的品级也不是很高，掌管宗庙祭祀之事也非要害职位。所以说到底，这还是严嵩和徐阶等对高拱谨慎观察态度的继续。毕竟侍讲九年了，那个关于太子由谁来做的谜底也快揭晓了。此时给高拱一个合适的安排，就是向未来的太子人选裕王一个致敬。政坛大佬会做人就体现在这里。人家是杀鸡给猴看，严嵩和徐阶等是借花献佛，拿国家公器来献私媚。一步不落，也一步不敢超前。可谓恰到好处。当然聪明如高拱者，对这其中的机心是看得很明白的。他期待着局势进一步明朗。
在高拱的仕途履历表上，“出身”一栏向来填得很骄傲的。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这郎中属员外级，分掌各司事务，其职位仅次于尚书、侍郎和丞相等高级官员。而工部虞衡司掌管帝国山泽的采捕、陶冶器物等事。虽非要职，但也不是虚职。要细究起来，高拱祖父差不多是个副部级官员了。而高拱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最后也官至光禄寺少卿。光禄寺专管祭祀、朝会、宴乡酒醴膳羞之事，光禄寺少卿是从四品，算起来也是个司局级以上干部。所以就出身来说，高拱可以说生在官宦人家。倘若要考公务员的话，背景还是有的。高拱为人也很聪明，“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一看就是读书的料。高拱17岁乡试夺魁，前景一片看好。但不知为何，此后过了十三年，他才考中进士，授任翰林编修。又过九年，升翰林侍读。岁月蹉跎下来，一转眼竟是奔四的人了。翰林侍读是陪太子或皇子读书的角色。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高拱刚好40岁的时候，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被选进府入讲，当了一名讲师。但是当时的裕王并没有被选定为太子。原因是嘉靖皇帝生有八子。长子朱载基，生二月即死。虽然追封哀冲太子，但很显然，真正的太子不可能由他来当。嘉靖皇帝瞩意的太子是二子朱载塥，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他被立为太子。只是天不假年，这个法定太子在十七岁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时夭折。虽然三子也就是被封裕王的朱载垕胜出希望很大，但嘉靖却瞩目四子朱载圳，他当时被封景王，与裕王朱载垕同岁，仅小一个月出世而已，是其异母兄弟。此二人当时都居京城，这说明嘉靖皇帝心里还是看好四子的。因为若封三子为太子，那么四子就应该出藩，也就是到封地居住，以免对太子的人身和权力安全构成威胁。此番原皇太子朱载塥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很显然嘉靖皇帝在三子和四子之间举棋不定，或者更直截了当一点，他是在为四子上位寻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第二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年，局势果然明朗起来。嘉靖皇帝令景王离开京城前往封地居住。这样裕王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大大增强。高拱也明白自己的价值将与日俱增，因此在百官面前甚至在严嵩和徐阶等面前也不再谨小慎微，刻意委屈自己了。当时严嵩是内阁首辅，徐阶是次辅，两人勾心斗角，形成两大门派。一般底下的官员，都为如何站队而苦恼。因为非此即彼，讨好了其中一个，也就得罪了另一个。高拱的态度是谁都不讨好，也谁都不得罪，以平视甚至漠视的态度对待他们。比如他敢和权倾天下的严嵩开玩笑，称其和下属在一起的情态是“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这个很有些调侃的意味，调侃严嵩为人傲慢、目空一切。一般人等若这样说，严嵩早就勃然大怒了，但高拱如是言，他也只得自嘲了事。这让高拱进一步明白自己在仕途上的分量了。
其实，其他在这次组织考察后的去位者，理由大多类似。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首辅其实也是一朝臣。年过六旬的仕途失意者高拱在河南新郑老家居家闲住，遥观京城人事变迁，心情大概是很惆怅的……
景王出藩后，高拱快速提升。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相当于中央文明委副主任），后兼学士。次年（公元1563年）转吏部左侍郎兼学士（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掌詹事府事，参与重录《永乐大典》的工作。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主持乙丑会试，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相当于中央文明委主任）。从礼部左侍郎到礼部尚书，高拱升任正部级干部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其实，在高拱的快速提升过程中也差点出了事。他有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出考题时一不留神出现了敏感词，导致龙颜大怒，嘉靖皇帝准备将他降级外调，以示处罚。这个时候徐阶站出来保他，事情才得以转圜。高拱最终有惊无险。当然徐阶之所以出面保高拱，还是因为高已然是太子之师。因为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在藩地突然去世，这样裕王为太子的地位完全确立。高拱在仕途上的更上层楼，已是呼之欲出了。
就拿都给事中宋之韩来说，他是在高拱手上从西安府府丞（佐吏）先升为中央谏官，再任户部吏科给事中，最后成为都给事中（六科的长官，掌管侍从、规谏、稽察、补阙、拾遗等事）的。仕途进步不可谓不神速。但宋之韩在此次组织考察中被突然拿下，不仅仅因为他是“火箭式干部”，还因为他上了一道奏疏——《劾冯保四逆六罪疏》。时值两个月前，穆宗驾崩，神宗即位。宦官冯保上位为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明朝特务机构），并亲自宣布遗诏，内有穆宗嘱托“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神宗皇帝云云。宋之韩由此指责冯保专擅朝政，有假传圣旨之嫌。因为有明一代，向无司礼监干政甚至辅导皇帝之先例，宋之韩因此请求神宗“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而宋之韩和高拱之间的暧昧关系，有理由让政争的胜利方冯保和张居正怀疑其是受内阁首辅高拱所指——在高拱去后，宋之韩被坚决拿下。
高拱升礼部尚书后，被特召进入直庐，服侍在里面修道的嘉靖皇帝。高拱自己也努力，“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这个待遇已经直追严嵩、徐阶等阁臣了。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因为徐阶推荐，高拱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入阁参政。这一年他五十四岁，以一个不大不小的年纪跻身帝国权力核心层。
如果孤立地看待这次组织考察事件，似乎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但联系二十天前，内阁首辅高拱被罢官闲住一事，那又“别有深意”了——此次组织考察中落马的官员，多为高拱在职时提拔的。
高拱明白，他的巅峰时刻到来了。
隆庆六年七月初六，吏部京察，隆庆年间进行的第六次组织考察。按年头算，刚好是一年一次。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杨博在总结前五次考察情况时如是言：“隆庆元年吏部奉命考察京官，二年朝觐考察外官，三年遵例考察京官，四年奉命考察言官，五年又朝觐考察外官。”这其中真正考察京官的年头是在隆庆元年和三年，加上隆庆六年，为三次。其他三次为考察外官和言官，但实际上，吏部京察的频率还是很密的。这一年，吏部员外郎穆文照、都给事中宋之韩、程文等三十二名官员都被免去公职；吏部主事许孚远，御史李纯等五十三名官员降调外任；光禄寺寺丞张齐等二人以及司丞陈懿德闲住，这是带薪免职的意思；尚宝司卿成钟声调外任，不得再留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