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在钤山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他三十三岁时喜得贵子——严世蕃，这个后来为他带来无尽烦恼的儿子对当时的严嵩来说，却是上苍赐给他的珍贵礼物。他为此欣然作诗道：“三十年过方有子，却论情事集悲欣。总叨先德宜昌后，每为身愁欲废官。琴书他日期堪付，堂构兹丘幸苟完。庭中翠竹红葵色，乘醉邀宾秉烛看。（见《有喜致醉》）”严嵩归隐期间共做诗七百余首，同时，应袁州太守之请，修撰《袁州府志》。严氏如此这般的生活，的确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淡泊名利的书生才具备的。
严嵩在家乡的所作所为，也的确是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的状态。起码正德三年到正德十一年的严嵩留给世人的，还是一张“颇著清誉”的面孔。“颇著清誉”是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阁臣李梦阳给他的评价。严嵩入翰林院时，包括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就“咸伟其才”，对他很是赏识的。甚至严嵩在归隐期间，屡遭刘瑾排斥的李梦阳还曾屈尊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则和诗道“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严嵩此时的心态，或许还是陶渊明式的，是归园田居的状态。他在自己家乡钤山之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著《钤山堂集》，称自己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学种南山田”之语，暗示了二三十岁时的严嵩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志存雅趣的，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从正德三年归隐到正德十一年复出，帝国政坛依旧风起云涌。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正月，戊辰大计，考察外官。那些不肯阿附行贿刘瑾的官员纷纷被贬。六月，因有人将写有刘瑾罪状的匿名信投放于御道上，刘瑾下令彻查。矫旨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又在当夜将三百多官员收入锦衣卫狱。由于正值酷暑，被关押的刑部主事何轼、顺天推官周臣、礼部进士陆伸竟中暑而死。八月，刘瑾又设立内行厂（简称内厂），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自己亲自统领，一时间帝国官员人人自危。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太监张永因与刘瑾有隙，向皇帝密奏刘瑾谋反情状十七事。刘瑾下狱，随后帝国大治刘瑾奸党，“一时朝署为清”。原以为吏治会从此向好，却未料武夫江彬入京，祸乱又起。正德皇帝施行京营边军兑调操练，江彬得他宠信，在宫内操练营军，“晨夕驰逐，甲光照宫苑，呼号声达九门”。而正德经常做总司令状不时加以检阅，又每每微服夜行至教坊司观乐，不理朝政已成常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三十七岁的严嵩结束了归园田居的生活状态，选择复出了。
毫无疑问，蒋钦之死给了仕途新人严嵩一个警告，那就是鸡蛋碰石头，结果会很惨。他这个翰林院编修人微言轻，自是不可能改变官场生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严嵩刚踏入仕途，心情是很郁闷的。第二年也就是正德三年，严嵩祖父及母亲相继去世，按制他应该回家服丧守孝三年。这似乎给了严嵩一个躲避暗黑官场的理由。既然从皇帝到宦官都是胡作非为式的人物，自己也没必要陪他们玩了。愤青严嵩自此欣欣然地回到江西分宜介桥村里，开始做他的孝子兼隐士去了。之所以称严嵩为隐士，是因为他借守孝为由，在那个山沟沟里呆了八年之久。从正德三年到正德十一年，严嵩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远离政坛，像极了一个愤世嫉俗、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书生。
但其实，就内心操守而言，严嵩还是个书生。因为他很快发现，复出后的自己依旧是个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小官员。严嵩复出这一年元旦，紫禁城很有诡异和凶险的气氛。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正月初一是元旦（旧时元旦按阴历计，取一元复始，万物更新之意），百官们早早地入朝向皇帝祝贺元旦，但正德却久未露面，因为除夕之夜在豹房玩了个通宵，他还在龙床上呼呼大睡，直至元旦酉刻（17：00到19：00）才匆匆赶到奉天殿，接受百官们的朝贺。当然严格来说，这已经不是朝贺而是晚贺了。晚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当贺礼结束时，已至深夜。百官们急于回家，竟然争先恐后，互相踩踏，以致于情形狼狈不堪。有丢了官帽的，也有官服被挤破而大打出手的，更有右将军赵郎因为拥挤被活活挤死在禁门处，酿成悲剧事件。初六，官员正式上班。浙江道御史程启充上疏请皇帝“勤于视朝，屏绝游宴。”但正德依旧我行我素，对此置之不理。
但命运似乎变幻莫测，并在正德二年对严嵩发出隐隐的冷光。这一年宦官刘瑾矫诏开列刘健、谢迁等五十三名高官大名单，称之为奸党，并张榜公布在朝堂之上，搞得百官们很没有安全感。而正德皇帝朱厚照性喜游乐，将内宫改造成集市。他和太监们在这个封闭式的集市着商人服装，熙熙攘攘高声叫卖讨价还价，沉溺在角色错位中不能自拔。后又在八月十五这天下令于西华门中开建“豹房”，以作寻欢作乐之场所。书生严嵩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对政坛丑陋现象自然不能容忍。可世上事大多无第三条道路走，或阿附，或决裂，而决裂者的下场却是惨不忍睹的。这一年，南京御史蒋钦就为他的决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月，蒋钦上疏说：“刘瑾是一小人，陛下视为腹心股肱，不知其为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一贼弄权，万人失望。陛下懵然不闻，纵之使坏天下事，乱祖宗法，陛下尚何以自立？乞听臣言，亟诛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这是蒋钦在以命和刘瑾相搏，但朱厚照看了此疏，无动于衷。三天后，蒋钦又上疏说：“臣与贼刘瑾，势不两立。刘瑾畜恶已非一朝……陛下不杀刘瑾，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地下。臣诚不愿与此贼并生。”蒋钦这份奏疏因言辞过激，结果被杖三十，投入狱中而亡。
严嵩复出后，还是做翰林院编修。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中央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的秘书，并无多大实权。不过即便如此，严嵩还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批评“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又对皇帝运楠木北上的做法提出批评，直言不讳地说：“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这个就为他进一步树立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与他交游的人物李梦阳、何良俊、王阳明、何景明和王廷相等也都是一时名士。前文所说的阁臣李梦阳是明代中期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公开表扬严嵩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严嵩）为最。”何良俊是当时的戏曲理论家，自称与庄周、王维、白居易为友，题书房名曰“四友斋”。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人物对严嵩也是颇有好评。他评价严嵩的诗是“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另外在当时，哲学家王阳明、“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的何景明，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王廷相都乐于和严嵩交游。一个毫无背景的翰林院编修，能与如此多的名家大儒相互唱和，说明严嵩作为一个书生官员，其文字功底应当是很不错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严嵩的青词之所以写得好，跟他的文章好是一脉相承的。另外，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牌匾“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这一点，确实看出其功夫不一般。
《明史·严嵩传》说严嵩“长身戍削，疏眉目”，很是一副郁郁寡欢的书生形象。有时忧郁，有时愤世嫉俗，“大音声”，嗓门会突然间变大，为国计民生讨说法。事实上，严嵩并非官二代，亦非富二代。他家境贫寒。分宜已是偏僻之所在，严嵩出生在分宜介桥村里，更是穷山恶水之地，父亲严准是个穷秀才，在乡里做孩童们的启蒙老师，状况很像当下的民办代课教师，收入很没有保障。严嵩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人头地，所倚靠的只能是知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古今同理。
作为公知，严嵩复出后书生本性不改。批评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喜好游玩作乐，不理政事的背景下，严嵩的那些慷慨陈词除了为他博得更多的清誉之外，并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或者说坏处。因为皇帝直接将他无视了，直到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十四，正德皇帝死于京城豹房，年仅三十一岁。随后，嘉靖皇帝统治帝国，严嵩的仕途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机。他先是到南京做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四十五岁的严嵩升为国子监祭酒,从南京回到北京。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 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主掌大学之法与教学考试。严嵩虽然在职务上有所提升，却依然是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嘉靖皇帝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一下，而此时的严嵩仍旧书生意气，不以仕途浮沉为意。
但即便如此，严嵩得以名世的依旧是他的才华。严嵩的才华可以说是横着溢出来的，哪怕在他少年之时，也已露出鹤立鸡群之相。严嵩十岁时县试成绩了得，当地父母官有心考他，出上联曰：“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严嵩是怎么应对的？他随口答道：“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此中气势，确实不同凡响。
却是没有人知道，他性格深处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三年之后的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严嵩开始变脸，他不再是那个清纯的书生，而变身为遵循中庸之道的仕途中人了。
最初，那个叫严嵩的名人留给世人的面孔是清新可人的，恰似一个书生。这个江西分宜人五岁启蒙读书，九岁读县学，十岁时县试成绩已经出类拔萃。十九岁他乡试中举，二十六岁廷试二甲二名，赐进士出身。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严嵩授翰林院编修，官居七品。这一年他才27岁，轻而易举地就成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