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将就我所熟悉的领域展开论证，那只是冰山之一角，而绝非全部。
任何价值都不应该被低估，任何使命也不应该被夸大。公众、政府、企业家，以及作为社会良心坚守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在这个庞杂的商业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公共责任。
我常常在想，许多年后，当我们一一老去，后来者追忆起本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时，将如何描述这个年代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我们需要梳理所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们应得的权益分配。
他们分别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基本气质是什么？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改变着自己及周遭的社会？尤为让人好奇的是，他们之间发生着怎样的互动，他们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们需要梳理各个阶层在商业伦理秩序中的角色扮演；
这是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它们已经像一些无声而沉重的石头拦挡在我们奔赴灿烂远方的道路之前。
我们需要梳理一个现代商业社会最基本的价值；
“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
今天，我们确实已经到了为价值取向的多年扭曲支付代价的时候了，也到了一个让一切价值和使命全面回归基本面的时候了：
1930年，当传教士之子亨利·卢斯(1898-1967)创办《财富》的时候，他便隐约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生阶层的辩护士。《财富》杂志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商人们的创富故事，他们改变世界的传奇以及排浪式的说教格言。他的杂志被谴责为“偏见的杰作”，而他却反击说，“我是一个新教徒、一个共和党员和一个自由企业家，这意味着我的偏见是有利于上帝、艾森豪威尔和《财富》公司的股东的”。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他所代言的阶层“到底有什么含义”，有一天，他特意去《韦氏大词典》查找“资产阶级”的名词解释，结果，他大吃一惊。在词典中，卢斯读到的自己是被这样描述的：
这样的成长路径，其实别无选择，也可能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就不可能被赞誉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或者范例”。然而，当经济成长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既得利益阶层及财富阶层的日渐形成，那些原有的价值观便必须被彻底地扬弃。
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特征，因此他是一个全神贯注于物质财富的人——a．俗气的，通常保守的，死板的；b．口语，普通的，粗野的和愚蠢的；c．资本家的。
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从对僵化体制的瓦解起步的，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了某种双重性，一方面它携带了十分浓烈的意识形态要素，经济活动上的每一次突围都被当成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是先进理念与陈腐势力的决斗，而另一方面，“解放生产力至上”的思维起点，使整个经济发展都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
“怎么能这样！我在失望之中，像一个在学者面前受伤的孩子似的冲了出去。”卢斯在一篇演讲中这样愤愤不平地叫嚷道。事实似乎是，在卢斯创办《财富》的那个年代，商业及商人在公众心中的印象大抵是如此的丑陋。创作《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的戴维·西尔弗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做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必然的。
但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T型车的车轮碾碎了贵族们脆弱的尊严”，企业家以他们令人骇然的敛聚财富的速度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而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一个强势阶层，他们开始被一层层地涂上“国家英雄”的金身。哲学家A．N．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论证：“伟大的社会是企业家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而卢斯发表于1954的《商人的品质》一文，更是表达出强烈的使命感，被视为财富阶层的一次宣言。
而在公众层面，由于把不现实的期望寄予到财富阶层身上，却因无法实现而萌生不满，这些不满层层叠加、日日累积最终演变成一种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便诱发出种种的“仇富情结”。
卢斯写道：“商人必须被当做最伟大的职业……商人的整个事业是变换的，并且是商人随着商业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地位不断地被加强，不仅由于直接的资产阶级阵营中新冒险者的出现，还由于工业经理的出现。商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会服务者。”
企业家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不应当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公众责任，他的使命因而被放大。在这一情形中，有的人不堪其重，有的人迷失了职业化的方向，也有的人以使命为旗而行不义之私，进而让整个企业家阶层遭遇质疑。
“商业是一个充满荣誉的职业，是创造财富和通过商业扩展财富的职业信念的最好的途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商人寻找许多办法来界定我们所代表的系统。我们称它为自由企业或人民资本主义。请允许我建议一个较老的定义。我们必须代表和为之奋斗的是自由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对欧洲而言的自由市场，而是一个对全世界而言的自由市场。”
一个正在浮现的事实是：近20年，中国民间财富空前发展，财富阶层迅速壮大成熟，然而新兴财富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共存关系至今尚未生成。对这一命题的解读是棘手的，它涉及公众心理、法治秩序、道德重建、利益均衡等多个方面，而其中，最不容易被发觉，也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揭示和论证的是，这种双重的认知紊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对自我的使命认识上的错位所造成的。
“商人必须对他们所想要的这种社会、这种制度有明确的自信，并且他们必须站出来为维护这些自信而战。”
但同时他们又是当今中国被“仇视”和“被边缘化”的一代。以“李海仓枪杀案”（注释4）为代表的仇富事件的频频发生，每年因《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而引发的种种质疑，乃至不久前围绕兴建高尔夫球场而爆发的争论（注释5），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个先富阶层的尴尬。一股不信任、不被接纳的云团似乎愈积愈大。每次财富年会或论坛上，“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很显然，从来没有人像卢斯这样用理直气壮的“宣言”来为财富阶层辩护和定义，只要稍稍替代掉这中间的若干个名词，我们大概会把它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或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文本混为一谈。在其后的３０多年，卢斯的后来者继续放大着这样的使命，商人——日后更多地被称为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进步力量和梦想实现家。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他们对自我的期许也达到了顶点。晚年的亨利·福特曾经开着他的奥斯卡2号“和平船”周游世界，每到一个国家，他必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一样指手画脚，他大声地评论当地的政治、风俗和葡萄酒的优劣，把雪茄的烟灰弹溅到羡慕仰望的人们身上。在挪威，一位记者在认真聆听了亨利·福特沉闷而冗长的演讲后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不客气地写道：“一个人一定必须非常伟大才能说出这些愚蠢的话”。
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强势的阶层，是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的人。在很多时候，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最国际化和最具现代意识的群体，他们被寄予秩序重整的责任，财富的聚积让他们拥有了天然而强势的话语权，目前，在各个公众领域，人们都能而且乐于听到他们的见解。他们正成为最重要的“意见领袖”，甚至被视为“社会良心”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注释3）
尽管有这样的抱怨，可是，仍然没有人会对亨利·福特们改变世界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当理查德·泰德罗在《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中用这样的语气为那一代的美国企业家写下颂词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发出不屑的笑声。
但同时，他们又被指认是有“原罪”（注释1）的一代。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中攫取到的任何利益都很难被完全地阳光化，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和灰色，成为这一代企业家心路历程中永远的伤痕。他们被认为是胆大包天、道德低下、品质败坏的一族，忏悔的十字架悬空而立，时时在他们的眼前晃动。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有企业家开始对自己的财富正当性产生了致命的疑问。（注释2）
“艾柯卡崇拜”
他们被视为是“国家英雄”，是旧体制的冲决者，是财富年代的领跑人。他们以血肉之躯冲开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以具有示范效应的财富传奇，激起了一个民族的创造欲望。在被贫穷困扰了整整一百年的十多亿人中，他们是率先摆脱了贫困阴影的少数精英，他们是善于掌握机遇的人，是勇于创造的人，是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就业机会和财富的人。有人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来大声颂唱：“商业领袖成为聚焦的中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过程……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
公众对企业家期望值的提高，还与他们对政客的失望成正比。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报纸等现代传媒的发达，任何政治活动都以空前的透明呈现在公众眼前，那份斡旋于“政治纱帐”之内的神秘感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人们开始厌倦政客们的喋喋不休和出尔反尔，特别是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曝光，政治家的人格信用降到了最低，呼吁成功的企业家来掌控国家的声音一度竟成主流。这股“企业家崇拜”的热浪，到李·艾柯卡身上终于达到了巅峰。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似乎正陷入一个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十分紊乱的时期。
李·艾柯卡，是身高1.8米、体重85公斤，风趣逗乐、不拘小节的大个子。1946年8月，21岁的艾柯卡到福特汽车公司当了一名见习工程师，三年后，改行成了销售经理的他第一个在汽车行业尝试分期付款并获得全美第一的销售业绩。1964年，艾柯卡主持开发出一款名为“野马”的车型，一时风靡全球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轿车，他因而爬上福特汽车总经理的宝座，并当上了《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人物。
这是一个漫长而必经的历程，它往往与经济的繁荣和企业的成长同进共退，却也有自己的逻辑。而对于今日中国，我们也已经到了一个需要理性梳理的阶段。
1978年，艾柯卡的光芒终于让老板亨利·福特二世感到了刺眼，他被一脚踢出了福特公司，理由是他“缺乏礼貌”，太具“侵略性”。这时候，已经濒临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留了这位54岁的落魄人。憋了一口气的艾柯卡果然没有让新老板失望。他很快开发出一款K型车，它虽是小型车，但是破天荒地能坐进6个人，而且体积小、线条美，非常省油。艾柯卡为K型车创意的广告词也是那么令人不可抗拒：“假如你能找到一辆比克莱斯勒更好的汽车，那就买它吧！”
但是，伴随着商业的巨大成就，对那些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的人们的质疑却也弥漫开来。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现代传媒的启蒙，使得人们目睹了与繁荣随影而至的剥削与掠夺、喧闹与混乱、不公与丑陋、肮脏与沦丧。那些强权的商业巨人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智慧和能量的荣耀，同时也触摸到了人性的自私和冷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巨型公司和企业家的全方位审读——经济层面的、道德层面的、法律层面的、历史层面的……一直是美国所有阶层的共同命题。他们有时候被视为国家英雄，有时候又成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有时候是全民翘望依赖的明星，有时候又是发泄和肢解的对象，也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剑及履及，寸进尺退，美国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伦理体系，联邦政府建立了自己的行政原则和边际，企业家阶层建立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商业传统，而全民则培育起了以法律治理和基督教伦理双重结构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文明意识。
K型车是如此的成功，仅仅用了四年时间，艾柯卡就把克莱斯勒从破产的边缘拯救起来，一举成为在美国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第三大汽车公司。1983年8月15日，艾柯卡把他生平仅见的面额高达8.1348亿美元的支票，交到银行代表手里。至此，克莱斯勒还清了所有债务。而恰恰是5年前的这一天，亨利·福特二世开除了他。这一年，克莱斯勒公司赢利24亿美元——比公司历年记录的总和还多。
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以铁路公司为标志的大型公司开始建立，到50年代，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子相继出现，美国企业家开始作为一个阶层浮出水面。就像卡内基在自己的传记中开篇所言，“古老而自满的欧洲仍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前行着，而崭新的美国却高速超过了它们”。19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钢铁产量还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到190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是英国的两倍。可口可乐(诞生于1886年)、宝洁公司(诞生于1837年)、美国烟草公司(诞生于1886年)、柯达公司(诞生于1880年)、强生公司(诞生于1887年)、福特汽车公司(诞生于1894年)、亨氏食品公司(诞生于1885年)，这些伟大的公司的出现让美国驶上了通往超级大国的快速轨道。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创业神话。艾柯卡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踢出门，而又在镁光灯下迅速地完成了复仇。他成为了全美人民心目中的偶像。1985年，艾柯卡自传《实话实说》出版，当年度就创造了惊人的650万册的销量——在此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政治家或企业家的书籍卖到过这个数字的一半。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在首都华盛顿，人们纷纷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好莱坞的明星里根可以当两任总统，那么，担任过两大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艾柯卡为什么不可以当总统？的确，那一年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当时的副总统布什也坦言：“我要参加下届总统竞选，而艾柯卡就是我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一个财富阶层的崛起，历来需要经受全民从感性到理性的全面审读。
而艾柯卡似乎也对这个念头动了心，“美国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让讲究实际的企业家来管理这个国家，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甚至还认真地提出了一份日后组阁的名单，其中网罗了一大批当时美国最杰出的企业家，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如今被誉为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是国防部长的第一人选。在热心团体的簇拥下，艾柯卡放下公司工作，开始四处演讲拉票，“我必须承担起伟大的使命，是轮到企业家来领导这个国家的时候了”。他大声疾呼，台下响起轰天的掌声。
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家，似乎都能在曼彻斯特留下的这面“镜子”里意外地照见自己。
因为党派政治的因素——尽管有不少民众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但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之一的民主党从来就没有把他列入候选人的名单，艾柯卡最终没有去正式参选美国总统。可是，这却极大地激发出他参与公众事务的热情。他常常定期出现在诸如“今日秀”和“Larry King Live”这样的脱口秀节目中，对各种社会现实进行评论和抨击，他为80多个商品充当广告代言，他甚至还在一部名为《迈阿密的罪恶》的电视剧中扮演过一个角色，其中一句台词是：“邓·约翰森，我要把你的心掏出来吃了！”他参加了一个名为“自由女神像百年纪念委员会”的组织，并令人惊奇地筹措到了4200万美金。
紧张的，向往的，自信的……这是一群有困惑的人，这是一个被困惑缠绕的时代，然而同时，这又是一群有未来的人，这是一个有未来的时代。
在随后的几年里，艾柯卡的个人价值和知名度一路飙升，但克莱斯勒公司的股票却在他任期的后半段急落了31%。因写作《基业常青》而出名的吉姆·柯林斯如此描述这位商业奇才的后期职业生涯：
曼彻斯特为1972年刚刚趋于自信却又被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弄得惊魂未定的美国中产阶级留下了一张最生动的素描。这样的镜头让人充满了想象。
艾柯卡名利双收之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离开中心舞台。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自己的退休年限，以至于克莱斯勒的内部人士开始嘲讽他“想一辈子担任克莱斯勒的老总”。当他最终退休时，仍要求公司继续为其提供飞机和股权。后来，他甚至同著名的收购艺术家Kiek Kerkorian联手发动了针对克莱斯勒的敌意收购，弄得天怨人怒，最后又以失败告终。在吉姆·柯林斯最近发表的《第五级领导者》一文中，艾柯卡成了“卓有才华但利己主义超级膨胀的第四级领导者”的典范。
他们还在微笑着。
“艾柯卡崇拜”的峰回路转，生动地呈现出了企业家的职业特征：它有如此现实的绩效标准，任何偏离了这个价值的行为——无论它承担着多么崇高的使命或公众期望，最终都将被证明是可笑的。
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
附注：
如果要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拍一张“群体像”，我愿意摘录威廉·曼彻斯特在宏篇巨构《光荣与梦想》中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
<注释1>：原罪事件：2002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提议，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实行一个税收特免，从现在开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2004年1月，河北省政法委发布一号文件，其中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由此，关于企业家有没有原罪(张维迎的行政上司、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坚持认为，企业家根本没有原罪)及原罪该不该赦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个月后不了了之。
一个让人不无尴尬的事实是，我们今天对企业家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司使命的认识，仍停留在美国上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水平上。在中国，即使是最好的经济学家，仍然对企业家的职业使命抱有不实际的幻想。
<注释2>：2003年度“中国百富榜”第91名、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多次公开他的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并无过人的体能，凭什么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为此，对社会、对员工有一种负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压抑。当他深入车间，看到他的员工，不畏寒暑拼命为企业干活，他常自问：这中间是否存在着不公？这使他常常产生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连上街逛书店都觉得有许多眼光在盯着他。
——F．A．哈耶克
<注释3>：2003年度《新财富》评出的“大陆内地富豪400强”第8名、河北企业家杨卓舒在《商业领袖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文中称：“商业领袖在为人类贡献物质财富的同时，贡献着精神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这是借有形商品而广布于社会的灵魂层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商品，包括人对人面对面的服务，都是商品生产者灵魂的凝固物。”
把公共责任托付给商人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注释4>：李海仓事件：2003年1月22日上午，中国工商联第九届执委会副主席、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7位、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运城市闻喜县东镇遭枪杀身亡。同年，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连捅数刀丧生，浙江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遇刺14刀身亡，甘肃长青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恩谦在长青大厦遭枪杀，“仇富情结”及“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一题顿成社会热点。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似乎正陷入一个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十分紊乱的时期。
<注释5>：高尔夫停建事件：2004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出记者调查披露，中国已建176座高尔夫球场，只有1座经国家审批，并对各地的高尔夫热提出严厉批评。此后，深圳、北京、海南等地纷纷急停高尔夫项目。而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则撰文为高尔夫辩护，他认为“高尔夫运动在中国遭遇到了歧视”。他在文章中反问：“有人经常讲到不能用公款打高尔夫，难道用公款吃饭就可以吗？为什么单要提高尔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