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良心”都是不可靠的，也许，我们可以期待相关法律的健全，我们可以期待阳光下的竞争最终让公平和均衡重现，我们还可以期待作为“第四势力”存在的传媒能够体现它的公信力量。但是，健全的法律体系何时建成？公平会不会出现在权贵私有化定局之后？而被寄予期望的传媒会不会成为财团染指和结盟的下一个对象？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为任何政府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这段话是那么地让我们神往，却又不知该如何期待。
至少在今天，前两个问号弯曲如故，而随着传媒市场的逐步开放，第三个问号却眼看着又要被拉直了。
一位网民在“关天茶舍”的论坛上挂帖写道：“今天，当我们听到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便应该首先对他的动机打一个问号，然后再仔细地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观察管理潮流的潮起潮落，是一件有趣的事。它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个商业世界中，每一股风都是制造出来的，每一滴雨都与利益有关。
弗里德曼和孙先生的声音言犹在耳。
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当今商业界的思想创新？在我说出答案之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那些热力四射的商学院和咨询公司。
前两天，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看到一个镜头，民国参议会为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争议不休，孙中山坚持实行对总统更为限权的内阁制。有人问，孙先生是不是对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信任。孙正色道，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信任。
在今天，如果你还想在CEO堆里走进走出，或者你还想用一些新概念来轰炸你的老板或下属，你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后面，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坦言：“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当今全球商界，“管理潮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一个自我滋养的关联体和生产链，它包括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巡回会议，它们丝丝相扣，互为倚重，并能创造出足够的利润直至下一个新的思想诞生，在这样的循环运作中便同时包装出一个个智力超人、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
从道德层面来解读这样的利益生态，已毫无意义。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利益的配置，自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此时此刻，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完成的一个工作只是：让所有的角色回归本位，让所有的边缘全部划清，让所有的使命回到原点，让所有的“外衣”通通剥去。
美国女学者卡罗尔·肯尼迪对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她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商学院、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们推动着的，他们因为自身的利益诉求需要不断有新的管理思想涌现——谁会第二次掏出数千上万美元去听内容相同的课程？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积极，他们定期给那些管理大师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新的思想——最好不要超过一年。
在未来的利益结盟中，“经济学家游说团”只是门客或高级幕僚，当瓷器被搬走的时候，他们会先给出一个理由，然后鼓掌把搬运的声音掩盖。
20世纪80年代，休·迈克·唐纳德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管理潮流的生命周期为11年到13年，从它诞生在哈佛、斯坦福或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桌上，到必须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到巡回演讲和研讨会，到进入咨询公司和企业，直至最后被用过、被质疑或被弃置，而下一个新的伟大的理论将“适时”地在此刻产生。
“红顶商人”现象不会消失，它仍然会变种存在，这是生态链中最灰色的部分，却也是某些利益交换的“润滑剂”。当公务阶层与财富阶层相互利用达成利益默契之后，公共资源和财富存量就会被以合法的程序占有，新生的财富又被新生的权力交换，而时间又会让这一切“漂白”。
然而，在唐纳德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管理潮流的流速显然加快了。1982年，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合作撰写了《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它以一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全美的CEO中流传，可是很快，卓越的魔法激发出了管理者的渴望，该书成为第一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管理类书籍，管理学成了一门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流行产业。
国有资本继续在整合中积聚，在彷徨中流失，最终成为“关键的少数”。
其后的整个80年代，无疑是管理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曾经有人制作过一个题为“1950-1995，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线”的图表。这张图表记录了这45年间先后出现过的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他的研究发现，在头20年只有9次管理潮流，而其余的理论，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并且除了其中3个——不断提高、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和标准检查以外，都诞生于80年代，没有哪个理论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
民营资本从高端消费品领域和中心城市且战且退，同时，利用“地利人和”之优势，率先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和垄断性行业，继续在体制转型中猎取凹地效益，此外，资本市场上的游戏和土地的囤积，则为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拥有可交换的资源优势。在很多民营业主眼中，与跨国资本的结盟，是最理想的结局。
在过去的6年里，随着IT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运用，企业生存形态发生了惊人的衍变，于是，种种因此而诞生的管理理念更是层出不穷，而其被替代的速度则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
跨国集团挟资本、技术和理念领先之优势，四处摘“桃子”，赫然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板块。
因发现“7S战略”(7S包括：结构、战略、体制、人员、技术、作风和共同价值)而著名的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例：某年，他与一位纽约出版商洽谈出版一本有关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商对他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询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他最后问道：“但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理查德·帕斯卡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一句话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话”。出版商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议理查德·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应该把新思想用一句话说出来。
在2004年春天的一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做如是发言。正如很多人士所观察到的，在今后中国，一个可能发生的景象是——
这似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情节。但它的确发生在管理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急迫，人们渴望高度概括的思想，最好就用一句话。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符合大众利益的改革经常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很快地推进；另一方面，只对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有利的改革，比如说权贵私有化，倒可能进行得很快，也许几天几个月就把原有的公共财产一扫而光。”
正是因为受到利润的驱动和流行时尚的蛊惑，管理学者们在出版合同、咨询费用和巡回演讲的利诱下，为世人提供简单的一步登天的方法，而不是认真的调查研究，许多听起来不错的理论其实都不能用于实践。“那些产生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里的思想，就如同大风来临时弯曲的棕榈树，当大风过后又安全地竖立起来，每次风暴来临都是如此。”卡罗尔·肯尼迪用嘲讽的口吻写道。
世界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俄罗斯是一面镜子，拉美、菲律宾和印尼是另一些镜子。
在今日的中国，各种管理模型和概念正一次次地轰炸着企业家们的大脑皮层。可是，一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显然已经产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聘用跨国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可是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谈得上成功的案例，而诸如乐百氏、实达、康佳、联想等有过失败经历的企业倒是可以排出一大串。“那些跨国咨询公司就像一群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当企业家在树林中走错路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声鼓噪。不过，其实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树林的出口在哪里。”这样的埋怨听上去很刺耳，却也可能是眼下的实情。
“重新想象和发现中国”的交响曲震耳欲聋，那个自康梁以来数度死而复生的“大国梦想”再次苏醒，没有人怀疑中国正在通往“大国”的道路上呼啸前行。然而，经济的成长是否必然地意味着国民的繁荣？改革的利益会不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些阶层的囊中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