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强撑的自尊并不能改变结果。因为肿瘤可能会侵犯周围组织或转移，需要切除病变的相关组织及另一侧发育异常的睾丸。主任主刀的二次手术很顺利，术后病理也给我下了最后的判决书——如果我主刀的那次手术术中囊肿没有破裂，小欣本身的病情只是最早期，可以不用化疗的。
回到办公室，同事打趣道：“听说你手上有个男人啊，你说要是病房里的其他患者知道，睡在她们隔壁床位的是个男人会不会吓到啊？”平日里我们也会关起门来开玩笑，可小欣的事却像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谁也不能碰。我大声喊了一句：“病人的隐私别乱说！人家好好的小姑娘！”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在了我的身上。
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我，像是深深地陷入另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机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默默往病房走。
从那天之后，我一到手术室就会莫名地感到害怕，脑海中回想着那句话：你不行，你根本就做不好手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避着小欣，我害怕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又害怕见到她情绪低落，更怕她刨根问底地追问我那场手术。小欣是病房最靠近门的一张床，每次我路过病房门口，都会看到她那双大眼睛追着我的身影，我只好加快脚步，三两步掠过这道门，也掠过小欣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
我赶紧解释：“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如果你决定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下去，即便你的生理性别是男生，谁也不能阻拦你！除了需要治病，你和女生没有任何区别。”我尽可能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信心。
直到有一天我路过病房门口的时候，余光没有瞟到小欣，我的心顿时不安起来，三两步退回到门口，站定往她病床的方向看过去——她蜷着腿，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就像未出生的宝宝在母亲的子宫里那样。我想她大概是刀疤痛了，赶紧走到她床边。
“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听到结果的小欣反应很大。当了18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被子里的她一抖一抖的，我的心也跟着颤动。我掀开被子的一角，小欣像被突然的光亮吓了一跳，惊慌地抬起头。大眼睛红红肿肿的，脑袋旁的床单上留下了湿嗒嗒的一小块。看清了是我，小欣张了张嘴哽咽着说：“姐姐，我会死吗？”
看到我，小欣多数时候都是腼腆地笑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像是想从我这儿探听到更多自己的病情，但和我目光相对时她又很快低下头，像是偷吃糖果被发现的小孩子。小欣的父母告诉我，小欣是家里的大姐，父母在外打工时，家里的一双弟妹都靠小欣带着，她从来就是最照顾人的那个孩子。
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突然钻心地疼起来。她才18岁啊。性别反转的情况已经极少，再加上情况罕见的无性细胞瘤，即便是在我们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妇产科专科医院里，小欣的病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例。了解她病情的只有我，如果连我都躲着她，她还能依靠谁？小欣后面要走的路不仅难，而且会很长。这个孩子在和病魔战斗，我不能逃。
我决定自己去告诉小欣实情。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情况过于复杂，由我来说明或许对小欣的伤害能降低一些。
主任问起我小欣的情况，我说着说着眼泪便不争气地滚下来。我赶紧擦掉，不想表现得更软弱。
因为要二次手术，小欣那里肯定是瞒不住的，我只能征求小欣的父母的意见，商量怎么跟小欣说明情况。小欣的母亲啜泣着望向丈夫，可这个平日里的主心骨也不知所措。
“哭吧，你就该哭。”主任这句话彻底击穿了我伪装的平静，所有的情绪翻滚而出。
小欣的父母完全蒙了，他们就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没有人能不犯错，知道痛就好，这次痛狠了就长大了。”主任告诉我。
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更离谱。我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们小欣的染色体检查结果是46，XY。“Y是男性才有的染色体，所以从基因上来讲小欣是男性。”
我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小欣，还和她加了微信，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患者联系方式。“害怕了就告诉我。放心吧，你一定不会死的。”听我这么说，小欣将信将疑地点点头。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不专业”地回答患者的问题。
我把小欣的父母叫来了办公室：“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我想先和你们说一下，再商量下怎么和小欣说。”
作为一个医生，我比谁都清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但我的懦弱和逃避已经够多了，接下来我要打起精神陪她打完这场仗。只要她活着，我就有机会被原谅，有机会去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这种性别反转的染色体报告，实验室会反复核查，确保万无一失才发出来。小欣的情况实在太特殊了，我们科最德高望重的老主任都说她从医生涯也就遇到过一次类似病例。一般这种病人多少会有些男性化的地方，比如体毛较重，身高特别高，或者没有阴道没有子宫，等等。可小欣除了子宫没能发育完全，和正常女孩一模一样：中等个子，匀称身材，微隆的胸部，发育完好的外阴和阴道，怎么也没法通过外表让人相信她实际上是个“男生”。从这一点上看，甚至可以说小欣是“幸运”的。
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直面小欣一家。他们总是很安静，从不给人添麻烦。好几次小欣的父母都是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我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才会小心地询问一些小欣的情况。
接到遗传科电话的那天，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那份缺席的染色体报告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此前所有反常的状况都可以被解释了：那个被我剥开的“卵巢囊肿”原来是发育异常长成了无性细胞瘤的“睾丸”，术前自相矛盾的检查报告都是因为“她”本身就是男性。
我从没听她父母抱怨医疗费用，但能看出这个家庭的不宽裕，偶尔看两口子默默地吃着简陋的盒饭，甚至白饭配些咸菜，就尽可能帮他们删掉一些非必要的费用。
在生离死别轮番上演的医院，这样的情绪多说一句都是矫情。我开始怀疑自己5年本科、3年研究生、3年规范化培训、1年正式工作……我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
小欣这一边，我会时不时把查到的和她相似的病例、报道发给她看，把医学期刊上最新的指南标注出相关的部分。“你看，这些人都活得很好啊，有的都随访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了，基本都没有复发。”每当查到和她一样的存活得很好的病例，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有同事问起：“听说你把一个卵巢癌搞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他脸上的表情，也许就和无数的办公室八卦一样，只是随口一说，可我却觉得心口一震。我有千万句话想解释，到嘴边却只能微笑着回答一句：“是啊，我手术做得太差了。”
小欣半靠在病床上，侧身转向我，她的眼神既期待又害怕：“姐姐，我可以不做化疗吗？我听说化疗会掉头发……”其实入院以来，如果不是我主动开口，小欣几乎不会先和我说话。这次能先开口，想必这个问题已经在她心里翻来覆去很久了。
我一遍又一遍刷新着病理页面，睡觉时开始做噩梦。梦里小欣躺在无影灯下，腹部切口随着心率的脉动一股一股涌出鲜红的血液，瞬间浸透了手术台的床单。她的身上布满血污，我疯狂地扑上去，死命地按住她的切口，可是没有用，血从我的指尖喷涌而出，我的手上、身上、脸上沾满了她的鲜血。我在梦里哭喊，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我站在她床边，双手攥紧想借点力给自己。我决定告诉她在自己心里搅了这么多天的话。“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经验不足，术中你的肿瘤破裂了。为了将来能好好活着，我建议还是化疗。我，我想跟你说……”
学医之前我总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可现在我觉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太重，像小欣这样美好鲜活的生命太重。
“对不起”这三个字早在心里滚得透熟，但到了嘴边我却再也没有力气。我没有看她，也不敢看她。
和小欣同一天手术甚至比她更晚手术的病人一个个都出院了，小欣开始时不时地跑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开始几天我会说：“还得多观察一下，肚子有胀气，还不能回去。”可是毕竟年轻，术后四五天小欣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我只好说你得等病理结果出来才能回去呀。小欣躲开我的眼神，盯着自己的脚尖，若有所思的样子，转身乖乖回了病房。
小欣思索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姐姐，我听你的。”她的反应出奇平静。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尽我所能地读取那里面的信息——有害怕，有担忧，可是没有怨恨。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是说：“乖，听话。”我转过身，大颗大颗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
最后手术终止，小欣被推出病房。所有人都陪着她，等待那份牵动命运的病理结果。
化疗的第三天，这个腼腆又坚强的小姑娘明显蔫了，无法控制的呕吐让这双大眼睛里的光渐渐黯淡下去了，圆圆的脸蛋也变成了暗黄色。用了好几种止吐药，效果都不好，我没了办法，只能多去看看她，陪陪她。不管多难受，看到我来，小欣还是会冲我笑。
我点了头，又赶紧补上一句：“但还要等最后的病理结果。”
我跟她开玩笑说：“明星为了瘦和漂亮，很多还要靠吃减肥药催吐呢，你这两天吐一吐，回学校就是漂亮的瓜子脸了。”我摸着她的头发，“会好的，我保证。”她也总是弱弱地跟着我说：“会好的，会好的。”
“医生，你是说我们女儿得了癌症？”这个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否定的答案。
出院一周后，小欣给我发来微信——“姐姐，我开始掉头发了，一把一把的，感觉我要变成光头了，好可怕。”
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这份病理报告，直接做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不仅要切除患病的卵巢，还要切除淋巴结等等组织，手术的范围和创伤将会很大。但因为这份报告是临时做的，准确性只有70%，现在直接开大刀，万一之后出来更准确的检测结果不同，这个18岁的小姑娘可能得白挨这一刀，还永远地失去一个卵巢。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准确的病理结果出来以后，再决定治疗方案。这意味着小欣得再做一次手术。
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肿瘤科化疗病人那一张张苍白绝望的脸。因为脱发，那里的每个病人都戴着帽子，大大的帽檐尽量压低，用来挡住脸。我不想小欣也变成这样。
没有时间留给我整理纷乱的思绪，我走出手术室的门。手术室外的等候区坐满了家属，我在人群中搜索着小欣的父母。
我安慰她：“你长得这么好看，秃头了也很靓！真正的美少女都经得起秃头的考验！”还给她发了张自己戴假发的照片，结果反被小欣嘲笑：“姐姐，你太臭美了！”
我刚刚那一刀让小欣的肿瘤破了，癌细胞可能已经扩散。目前的情况最好也是癌症等级里的IC期了。一般情况下病人需要接受化疗。越年轻的癌症患者往往恶性程度越高。如果小欣是卵巢癌，别说成家立业，就连大学毕业都可能会成为奢望。而无性细胞瘤虽然非常罕见，但预后很好。小欣可以活下去！
小欣不在的时候，每次经过她住过的病房门口，我都会不自觉放慢脚步，忍不住想，小丫头此时在干什么呢？到她的化疗周期我就给她发微信：小妞啊，又到了紧张刺激的化疗时间了，快来投入我的怀抱吧。她则会娇嗔地骂我：变态！
手术仍在进行中，大门再一次打开，这次被送进来的是那块囊肿的检测结果：无性细胞瘤考虑。
我一直觉得小丫头比我想象的坚强。小欣最后一次化疗时正好赶上我下乡4个月，从同事那里得知小欣没有按时来住院。
当时手术台上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刀不仅没有割去病症，反而将我和小欣往后的生活彻底连在一起。
“光头美少女，你怎么不乖乖来化疗啊？是不是忘记了？”
原来“主刀”这两个字不是手术台上的位置，不是手术成功的赞扬，而是有一个人把生命托付在你手上，她毫无保留地睡去，相信你能带给她更好的明天。但我可能把小欣的明天切坏了。
“家里出事了。”看到“出事”两个字从小欣的对话框里跳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听懂了主任的意思——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我的脑子轰隆作响。我下意识地去看小欣的脸，她睡得那么安详，不知道正做着什么梦。手术室里出奇地安静，助手、护士、麻醉师都默契地一言不发。
小欣告诉我她的舅舅出海翻了船，人找不到了。“你说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突然就不见了？”小欣的话让我的心一瞬间揪得紧紧的。我最怕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到小欣的微信，脱下白天坚强的外衣，她会短暂变回那个茫然无措的孩子。
手术室的自动门缓缓开启，我看到主任戴着口罩的脸时觉得一阵安心。主任在妇产科工作30年了，处理过很多疑难病症。我赶忙把病灶亮给她看。主任仔细地检阅，正面，反面，拨开，我的心也随着她不时皱起的眉头揪紧。沉默了很久主任才缓缓吐出一句：“看起来不像是良性的东西，你先尽量清理干净。”
她总会说：“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久，感觉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看着身边的人就像是看着另一个世界。”和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她就会抑制不住地失落，“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正常人聊天，可我并不是。”
囊肿被送往病理科冰冻，半小时过后我将会知道这个古怪的组织到底是什么。主任来之前我尽量先把病灶清理出来。每取出一小块“蒜瓣”都感到头皮发麻。
这个时候我就会坚定地站到她一边，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她：“正常人也会生病，你就是正常人。”
“囊肿送冰冻，叫主任过来！”我急忙喊。
最后一次化疗结束，从小欣拔掉手臂上的PICC管那一刻起，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了。恶性肿瘤只要5年内不复发就相当于临床治愈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陪她走完接下来的路，我由衷地替她开心。
但是在我朝卵巢划下去第一刀时就感觉到了异样。这触感不对。按理来说切开卵巢表面就能看到囊肿出现在眼前，可小欣的没有。她的卵巢里反倒出现了一些糊状的东西，稍微扩开一点切口，还能看到像剥开的蒜瓣一样的组织。那一刻我满脑子只剩一个想法：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卵巢，倒是有点像睾丸。
小欣出院后，反倒是我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总是会想小丫头在学校还适应吗？落下的课程跟上了没有？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和男孩子交往？
手术开始时和预想的一样。没有手术史的小姑娘肚子里非常“干净”，像一片还没被人走过的雪地。直到看见她巨大的卵巢囊肿，以及小小的一颗子宫，我才默默叹了一口气。
她时而和我分享追剧的心得，时而抱怨某个老师疯狂点名，还会郁闷自己毫无运动细胞，打死也学不会游泳。我常会在聊天中恍惚，忘记手机那头跟我嘻嘻哈哈的小姑娘曾经历过怎样的巨变。
看着小欣的心率慢慢恢复正常，麻醉师把半透明的面罩扣在这张年轻的脸上。随着胸腔的起伏，氧气和麻醉药物一起缓缓进入了小欣的体内。小欣刚牵起一半嘴角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只有在每月复查的时候，小欣会跟我闹脾气：“每天吃药都要偷偷摸摸的，反正吃了月经也不会来，我干吗还要吃！”
她躺在手术台上眼睛时不时瞟向我，可能比我更紧张。我把她的手轻轻握在我两手之间：“你想想你最开心的事，等下睡着了就能梦到了。”
每月一趟的复查、开药，每个环节似乎都在提醒她，自己还是个病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在她看来即便病好了，自己的身份也是一道怎么都跨不过去的坎。对于小欣这样的病人，吃药是必须的，因为体内既没有卵巢也没有睾丸，维持女性或男性外貌全靠外来的药物补充激素。
小欣的手术如期进行。
我明白她的心情，无论表现得多乐观，这样的孩子，心里总是敏感而脆弱的，身边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对她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放弃治疗。
我当时天真地想，激素紊乱而已，这对手术没什么影响，术后再复查就可以了。沉浸在即将给“主刀史”再添一笔的我并没有预想到伴随着这个宁静午后到来的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雨。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姐姐一样小心地安慰她，并为她的人生做打算。“你可以买两瓶维生素，把药放进去，就当天天补充维生素嘛。其实很多人都在每天吃药的，包括我啊，我有时候吃起药来也是好几个月不停的。你和大家没什么不一样。”
我和几个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都是比我更资深的老前辈，大家都只是说：“可能就是激素紊乱了吧，所以子宫也没发育好，才不来月经。”
劝她吃完药，我还关注她的情感生活。她说自己既没有喜欢的男生，也没有喜欢的女生。我不知道该不该感到高兴。我常常陷入矛盾，既希望小欣能有人爱，有人陪伴，又怕她去追求幸福反而遇到不珍惜她的人，让这个孩子再添一道伤疤。我只能督促她一定要留在大城市。没说的是，我希望她千万不要回农村，毕竟小欣这样的情况在农村的婚育观念下一定会吃很多苦。
我拿着她的报告反复看，她的子宫特别小，人已经成年了，子宫还停留在儿童时期。其他检测结果都很正常，只是几个卵巢功能的指标自相矛盾：有一些检查项目显示卵巢的功能非常好，但有些数据却显示卵巢功能已经衰竭。
为了让小欣能够取得好成绩，有机会留在城市里，我只能不间断地督促她学习，对她说：“开学还得补考生病落下的科目呢，化疗也把书背来，休想偷懒！”
手术准备就绪，只差一份术前检查结果——染色体检查。因为小欣从来没来过月经，这个检查能帮我们排除小欣有没有其他遗传疾病。这份报告要再等一个星期。因为卵巢囊肿总归要处理，我决定不等了，先给小欣做术前准备。我眼前的小欣，长了眼睛的都知道是女孩。
小丫头回了我五个字：你是魔鬼吗？！
在妇产科四年我总算当上了主刀医生，小欣的手术是我当上主刀医生的第二场，尤其重要。主刀不是谁都能当，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能扛得起这份责任的才有机会。每一场手术的背后都有主刀医生不可控的风险：曾经有一次，我们缝好患者的切口，却发现缝针的尖端少了一截。一刹那所有人动起来，在整个手术室翻找那一小截针尖，手术台上，仪器上，病人腹腔里。我们蹲在地上用吸铁石一遍又一遍地找。我已不记得那一次具体找了多久，只记得找不到谁也不能离开。这种级别的手术事故可以葬送主刀的职业生涯。出了任何问题，主刀医生就是法律上的第一责任人。小欣大概率是卵巢的良性囊肿，这样一个小毛病，主任让我主刀了。
我就像多了个妹妹。不知怎的，又感觉是这个小女孩支撑了我更多。
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在风险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发现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勇敢。我有些庆幸遇到这种病史简单、心里清楚的病人，对刚做主刀没多久的我来说是最理想的。
在小欣出院之后，我每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问对方，卵巢囊肿手术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有时间我就去手术台仔细观摩。
我最怕听到病人这样说，医生喜欢的是对手术风险有认知的病人，他们能通过和医生对话、自己思考利弊后做决定。小欣的父亲显然不够冷静，他迷茫地看着我，脸上黑黑的，眉间的褶皱和指缝里深深嵌入的泥土让他握着签字笔的手看起来更加游移不定。一直安静坐在一旁的小欣突然起身接过父亲手里的笔：“我听懂了，我来签吧。”
我有时会跟小欣说，觉得自己做不好一个医生，好多时候都觉得无能为力，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然而小欣很郑重地对我说：“姐姐，我觉得你很好啊，我爸妈也说你特别好。”
没过多久我们确定了手术方案，也提醒了他们：“小欣现在子宫的大小以后可能无法生育。”讲完以后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小欣的父亲攥紧笔，盯着眼前的纸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也不懂这些，都听你们医生的，你们医院是最好的了，我们都听你们的……”小欣的母亲也跟着点了点头。
化疗以来，小欣一直表现得坚强乐观，她的懂事总让人忘记，这其实是个突遭变故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小欣的“乐观”或许只是因为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她还是会在没人的时候跟我讨论生与死的问题。关于存在的意义，关于怎么面对自己，我其实和小欣一样，一边怀疑，一边摸索。我们唯一能为对方做的就是相互打气。
小欣的父母刚要开口，小姑娘就自己小声说：“我知道的，主任说了，先把卵巢上长的东西切掉，然后再继续吃药看看子宫能不能长大一些。”
小欣吃着她的“维生素”，给我分享她大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慢慢愈合、结痂，我也终于再一次站在了主刀位上。
她今年18岁，这个年纪的女孩住院大多因为卵巢上长东西。她也一样，术前检查都考虑是良性病变。一周前，小欣的父母就站在女儿身后，我想着该怎么措辞，告诉他们小欣卵巢囊肿的情况。我的目光在这一家三口身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回到小欣的父母身上。“除了卵巢囊肿，她子宫小的事情，门诊医生和你们说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小欣也喜欢看科幻小说，她还是我身边第一个把《三体》这种“艰深难懂又绝望”的真科幻小说看完的女生。
妇产科是个埋藏秘密的地方，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女同胞来跟妇产医生们诉说那些她们父母不知道，丈夫更不知道的秘密。然而小欣到来时，我们整个妇产科都忽略了一点，某些秘密就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
“二向箔飞向太阳系，把三维的世界降维成二维空间，此间的一切三维生物瞬间毁灭，但即使是这样，所有的信息依然印刻在了二维世界里，宇宙间的旅人依然能从中读出一句话：人类曾经存在过。”
18岁是个多好的年纪啊。而现在随着我对病情的叙述，小欣的眼睛越睁越大，不可自制地缓缓摇头，一只手指指着自己，脸上带着难以名状的奇怪笑容：“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我知道无论放在谁身上，这件事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但残忍的是染色体是不会说谎的。
“我们来过，就该留下一些什么，让这短暂而渺小的一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你已经满18周岁，是个大人了……”我脑中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小欣的情景。这个浓眉大眼、长发及腰的小姑娘走在爸妈前面，朝屋里探头，看见我们一个办公室的白大褂，还有点不知所措。
那一天，我把这句话讲给她听，又好像是在说给自己。
那天我让自己的病人“少女”小欣坐在诊台对面，她显得局促不安，手指互相交缠着，不知该放哪里好。
我们都度过了自己的成人礼。
当了18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个人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