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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要忍住。老说这些很乏味，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还会让你越来越心烦。当然，你不可能要求大家对每件事都抱着开朗乐观态度。但只要准备点其他话题就好了，比如在报纸上读到的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如果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哪怕谈谈天气也行。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勤于统计。不管你最终从事哪一方面的医疗工作，或是医疗以外的工作也好，都应该成为自己领域内的“科学家”。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数一数培养皿里有特殊基因缺陷的肿瘤细胞数。同样，临床医生可以统计治疗过后出现同种并发症的患者人数，或者干脆数一下有多少病人可以准时得到诊治，有多少病人必须要等待。你统计的是什么倒没什么关系，也不需要获得什么研究许可。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得对自己统计的东西感兴趣。
医学的确是一个劳心劳力的职业。不过比起处理那些疑难杂症，更难的部分在于我们必须和其他人合作，而且是在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局面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是一种团队活动，但跟比赛场上竖立着闪闪发光的记分牌的那些运动有两个关键性区别：第一，输赢的赌注是人的生命；第二，我们没有教练。第二点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医生得自己指导自己，想赢得胜利就只能靠自己给自己鼓舞士气，而这正是我们不擅长的。只要医生们聚在一起，不管是开会、学术交流，还是吃饭，谈话的重心自然而然就会转移，大家一桩接着一桩，没完没了地说着那些围绕我们身边、挥之不去的烦心事。
我自己还是实习生的时候，就开始统计有多少次医生做完手术后，会把器械或是纱布之类的东西忘记从患者体内取出。我发现，这种情形发生的频率并不高，大约5万例手术会出现1次。但一旦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曾经有位患者的体内被落下了一个大约33厘米长的牵引器，那东西撕裂了他的肠道和膀胱；还有一位的脑子里留有一小片纱布，形成一块脓肿，导致他永久性癫痫。
最近有一次，一群外科医生和护士在医院自助餐厅吃午饭的时候，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刚开始，大家互相开着玩笑，气氛很是热烈轻松。我们先聊了聊其中一个外科医生遇到的一个病人（那个男人背上长了一个脑袋大小的肿瘤），又谈起了一个护士干掉的两罐健怡香草可乐（可口可乐公司已经不再生产那种口味的可乐了，但她提前囤积了足够的数量）。但是，接下来，一个外科医生提起令人沮丧的话题，他说自己上周日凌晨2点被呼叫到急诊科，一个女患者胆囊严重发炎，他建议最好先用抗生素、输液并住院治疗，等炎症消退之后再做手术。结果急诊科医生却告诉患者说，外科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很危险，她应当立刻动手术。其实，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更糟的是，他在跟患者说这些之前，根本没有遵循一般的做法，先给这位外科医生打电话沟通一下。后来两人碰面的时候，他也丝毫没有表示歉意的意思。听到这个故事，其余人都感同身受，因为大家都遭遇过类似不专业的行为，于是纷纷大倒苦水。等午餐结束，大伙各自回到手术室或者病房的时候，全都满怀怒火，垂头丧气。
然后我又统计了一下，这类错误的起因有多少是因为护士没有履行职责清点纱布和器械数量，或是医生忽略了护士关于物品丢失的警告。事实是几乎很少。最后，我又前进了一步，将有此遭遇和无此遭遇的患者进行对比。我发现这类不幸主要发生在急诊手术或是治疗中发现意外情况的病人（比如医生原以为病人得的是阑尾炎，而手术时却发现是癌症）身上。
我的第二点建议是：不要抱怨。医生们当然有很多事情要抱怨：马上就要到晚上十二点了可还要写报告、毫无意义的文书工作、电脑系统故障、周五晚上六点钟又突然出了新问题等等，都让人头疼。我们很清楚筋疲力尽、累得垮掉是个什么滋味。但在医疗工作中，再也没有比听到医生们抱怨更让人心灰意冷的事了。
这些统计数字开始说明问题了。护士必须在手术过程中负责监管50块纱布和几百种器械，这本身已经够棘手的了。要是碰到紧急情况或意外发生，需要使用更多的手术器械，这任务当然是难上加难。我也意识到，假如照搬惯常的惩戒办法，是不能将问题消除的。只有借助科技找到解决办法。于是，我很快就和一些同事一起投入研究，并设计出一种可以自动监管纱布和器械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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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统计，一定会得到一些有趣的收获。
如果你这样提问了，那医疗业这部机器将比较不那么像一部机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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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病人以外，你还可以跟其他人进行这样的交流。为病人检查生命指征的医疗助理、巡房时遇到的护士，都可以随便问点什么。这种交流不一定真能帮到谁，但你会开始记住见到的人，再也不会把他们搞混。有时候，你还能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在实习期间我每天都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巴基斯坦籍医生，从交谈中得知，他曾经在卡拉奇当了20年的普外科医生，后来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移民到美国。我还发现，跟我一起共事的一位护士居然曾经跟吉他大师吉米·亨德里克斯约会过！而她本人平时相当沉默寡言、作风保守。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笔耕不辍。这个建议并不是强制性的。你在博客上写下几段话，或是给专业杂志写一篇论文，又或是为一个朗诵小组写一首诗，这都没关系。只要写就行了。你写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文辞优美。只需添加你对自己领域的一些小小体会。
不过，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作出回应，或是出于礼貌，或是出于友善，或是因为需要与人交流。如果对方有回应，那就试着看看能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争取能让对方说出两句以上的答话。倾听他们说什么。把得到的信息记下来。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右侧腹股沟疝的46岁男性患者，而是一个46岁的男人，曾经在殡仪馆工作，不过他挺厌恶那份工作的，现在患了右侧腹股沟疝。
不论你的贡献多么微薄，都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力。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曾经引用过物理学家约翰·齐曼的一句话：“一个机械装置的发明就是把‘零星、片段’的科学研究成果系统性地发布出来，这绝对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把许许多多人所作的贡献一点一滴集中起来，就汇成大家共同拥有的知识库，这当然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了。科学领域和非科学领域都是如此。
不过，时机合适的话，还是考虑多花一些时间在病人身上吧。随便问一些问题，比如“你是在哪儿长大的”，或“怎么会搬到波士顿来”，甚至还有“你昨晚看没看红袜队的比赛”等等。问题不一定非要深奥或是有意义，只要能让你跟病人进行人性化的交流就好了。当然，也有些人对那样的交流没兴趣，他们只想让你看看身上的肿块。没问题。那样的话，你就看肿块，干该干的事。
你也不要低估写作本身的力量。没做医生以前，我从未写作过。可是当了医生以后，我发觉自己需要写作。尽管医疗工作精密复杂，但所耗费的体力还是大于脑力。因为这是个类似理发行业的领域，医生只能一个一个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所以是个苦差事。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你可能会丧失自己更远大的目标。但写作能让你从琐事俗务中抽身出来，对心中的问题进行透彻思考。即使你写东西是为了发泄愤怒、激昂的情绪，也能获得一些感悟。
表面上看来，这个建议挺容易做到的。实际上呢？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新病人找你看病来了。在他之后，你还得看三个病人，还有两篇报告要提交，时间也不早了。在那种情况下，你满脑子想的肯定都是赶紧处理完手头的工作。什么地方疼？有肿块或出了什么别的问题？已经多久了？什么情况下会有所缓解或者恶化？过去有过哪些健康问题？你肯定会按照这个套路询问。
最重要的是，通过把自己的感想告知一些读者，不管这个群体规模是大是小，你都能成为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就算只是在报刊上就一个话题发表一些想法，你也会发现自己内心惴惴不安：人们会不会注意到？他们会有什么看法？我说什么蠢话了吗？一群读者就是一个社会。发表文字就是在宣称自己是该社会的一员，表明自己愿意作一些有意义的贡献。
我的第一个建议来自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罗·奥斯特，题目叫做《即兴发问》。既然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和陌生人交流，那为什么不从他们身上学点什么呢？
所以，选择你的读者，写点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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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会到我们的医学院给学生讲课。在一次课上，我决定试着整理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为他们，也为我自己。一个人怎样才有可能变得更有价值、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怎样才有可能成为正向偏差？那堂课上，我给他们提出了如下的五点建议。
我的第五点建议，也就是对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们的最后一点建议：勇于求变。医学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如果出现新的理念，人们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少数人出于事业需要迅速接受，大部分人比较晚接受，一些人始终持怀疑态度，抵制新理念。一位医生不管采取哪种立场，似乎都有充分理由。当乔纳斯·索尔克在40万儿童身上试用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当战地医生首次把刚刚止血、腹部尚未缝合、手术尚未完成的伤员运往兰德斯图尔的时候，当沃伦·沃里克开始给更多的囊肿性纤维化患儿插入进食管的时候，谁能分辨出这些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好主意？医学史上失败、错误的例子数不胜数。过去，医生曾经为了控制慢性头痛而给病人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消炎药万洛被证实会导致心肌梗塞；最近还发现，万艾可可能会导致服用者近视。
整个医疗行业就像一部机器，尽管运作得非常成功，但毕竟还是一部机器。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自己不过是这部机器上一个小小的轮齿。人们预计，美国民众的平均寿命可达78岁以上，要想达到和超越这个目标，更多地取决于由数百万人构成的这整个系统，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个人。没有谁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因此，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大家无一例外地都会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在这个领域真正地变得举足轻重？
尽管如此，你还是要让自己成为迅速接受新理念的人，寻找改变的机会。我不是说应该对每一股新风潮都来者不拒，而是要积极发现工作中的不足，找到解决办法。虽然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就辉煌，但依旧处处充满不确定性和失败的可能。这些不确定和失败赋予医学人性，有时候也带来重重的困难，却都是前进的必经之路。
但是，哪个医生也不愿相信自己只是一个小角色。毕竟，所有的医生都被赋予权力，可以给患者使用6 600多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药物；我们得到许可，像切西瓜一样打开人的身体；不久后，我们甚至可能有权更改人们的DNA。人们依赖我们拯救他们的生命。这个国家有81.9万名内科和外科医生，所有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尽可能长寿，并健康地度过一生。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分子罢了。即使这么计算，也还是高估了我们所作的贡献。除了我们之外，从事医疗工作的还有240万护士、38.8万医疗助理、23.2万药剂师、29.4万化验室技术员、12.1万护理员、9.4万呼吸治疗师和8.5万营养师。
医生作出的选择很难完美，然而人们的生活却将因此而改变。基于这个现实，从众似乎是最安全的做法，就做机器上的一个普通轮齿好了。但医生绝不能这么做，任何在社会中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人都不应该这么做。
2003年10月，我从印度归来，然后在波士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普外科和内分泌外科医生的工作。每逢周一，我在我们医院三楼的一间外科门诊室给病人看病。周二和有些周末，我会接到一些急诊。周三到芬威球场对面的一个门诊部上班。周四周五，我在手术室里做手术。生活井然有序，我对此非常满足。然而，在工作中还是经常出现很多我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发觉，在这个广袤的世界上，一个人的力量如此渺小。当南印度为420万儿童开展脊髓灰质炎“扫荡”行动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爱莫能助；别人在前线为了更有效地救治伤员进行艰苦地探索，我们却一点也搭不上手。我们自己在日常工作中能起到的作用就非常有限。某个周一的下午，在门诊室，我需要分别诊治患有胆结石的菲格女士，被疝气困扰的西森先生，乳房长了肿块的明蒂女士等等。医学有点像理发业，我们一次只能照管一个病人。
所以，尝试一些新东西，勇于求变。统计你会成功多少次，失败多少次，把它写下来；交谈时询问他人的意见，看看你能不能把谈话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