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个病人改变了我的想法。
但是，我猜测尸体解剖不再盛行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比如21世纪医学技术的发展成熟。我没有向马修老先生的遗孀请求尸体解剖，不是为医院省钱，也不是怕暴露医疗疏失，而是我认为出现疏失的可能性简直太小了。如今，我们有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核子医学、分子检验等先进武器在手。当病人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们已经确切知道死因了。尸体解剖等于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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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想要进行尸体解剖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死者家属的反对。根据最近的研究调查，大多数死者家属同意尸解。相反，像过去为了尸体解剖不择手段甚至盗尸的医生现在几乎找不到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像是保险公司不支付费用、医院要省钱所以并未认真治疗，或者医院想掩盖医疗过失的证据。换句话说，尸体解剖一旦盛行起来，医院就亏本了，而且治死人这种事也就瞒不住了。
这位病人60多岁，留着络腮胡，总是笑脸迎人。他曾经是工程师，退休后潜心于艺术创作，而且有不俗的成绩。他生性开朗，我就叫他雷欧先生吧。雷欧先生患有血管疾病，全身上下所有动脉没有一条是好的。情况为何会这么糟糕呢？可能是由于饮食习惯或是遗传造成的，长期吸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十年中，他曾经历过一次心脏病手术、两次腹部主动脉瘤修补手术、四次血管绕道手术，还有几次动脉气球扩张术。但是，我从没见过他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他说：“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过日子了吧。”他的孩子也很出色。他都做爷爷了，孙子长得很漂亮。他不忘补充道：“瞧，我老婆，真是完美得没话说。”雷欧太太坐在床边，杏核眼瞥了他一眼。他咧嘴一笑。
死亡密码
雷欧先生是由于腿部伤口感染而住院的，入院后不久又发生心力衰竭，心脏送血功能衰退，导致血液在靠近心脏的静脉处堆积，肺部也出现积水的现象。他的呼吸越发的困难，于是我们把他送进特护病房，为他装上呼吸机。本来他以为住两天就能出院了，结果却在这儿住了两个星期。我们给他开了利尿剂，并换了一种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成效不错，他的心肺功能恢复得很快。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早晨，他斜躺在床上看晨间新闻节目。我对他说：“你恢复得不错。”还告诉他，下午我们决定把他从特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再过一两天他就能出院。
另外，尸体解剖可以使医生避免前人所犯的错误。如果没有尸体解剖，医生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诊断是错误的。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死亡案例都找不出死亡原因，尸体解剖使真相大白，让死者的家属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了解自己的家人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死的——这可能是最让人心服口服的解释。除此之外，由于医生在医院做尸体解剖十分小心谨慎，使死者保有尊严，因此舆论也就不再妄加评论了。久而久之，不向死者家属要求尸体解剖的医生反倒让人怀疑他的专业素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不管在欧洲或北美，尸体解剖已经成为病人死亡后的一个常规做法。
然而，两个小时后，我听见头上扩音器响起紧急抢救呼叫。我赶到特护病房的时候，护士正在为雷欧先生做心脏按摩。看到这个情景，我感到很气愤，不禁咒骂了一句。护士解释说，他本来正好好地坐在床上看电视，突然出现休克的症状，然后就昏死过去了。起初，心脏监护仪上甚至看不到心跳，后来心跳恢复了，但仍然没有脉搏。一帮同事赶过来协助抢救。我为他插上管子，注射了强心剂，请人联络在家里的主治医生，再叫人去查早上的检验报告。技术员推来一部移动型X光机为他照片子。
直到20世纪初，那个时代的医界巨子们，如柏林的魏尔啸、维也纳的罗基坦斯基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奥斯勒提出应该支持尸体解剖，转变了百姓们的看法。他们说这个做法有利于发现真相，尸解可以使医生找出肺结核的原因、也可以让他们找到治疗阑尾炎的方法，还可以证实阿尔兹海默病的存在。
引发这种情况的所有可能因素在我的脑中一一闪过，不外乎那几个。一个是肺萎陷，但我用听诊器听了听，发现他的呼吸正常，从X光片上看他的肺也没有任何问题。难道是大出血吗？但他的腹部并没有肿胀，而且他的病情变化得这么突然，让人来不及反应，也不像是大出血。再一个可能是代谢废物没能及时排出体外，造成严重的血液酸化。但检验报告显示，他的血液并无异常。或许是急性心压塞，血液渗出压迫心脏？然而经过检查，结果表明并没有任何出血现象。那就只剩一个原因了：急性肺栓塞，血栓掉到肺部，因而造成肺部血管内的血流阻塞。如果真的碰上急性肺栓塞这样可怕的情况，我们也就只能交枪认输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束手无策。
即使是在教会约束并不严格的19世纪，大多数西方人还是不愿意医生为他们的家属做尸体解剖确定死因。尸体解剖也就只能私底下做。有时，医院里的病人刚断气，医生就会马上采取行动，往往家属还来不及反对；甚至还有人会等到死者入土后再去挖坟，这种行为到20世纪初还有。为了保护死者，有些家属会在漆黑的夜晚，在坟地守候，直到天明。还有家属会把大石块压在棺木上。1878年，俄亥俄州有家公司甚至售卖炸弹棺材，如果有人图谋不轨，想要挖坟的话，就会引爆土炸弹。然而，医生还是执著于这种行为。由毕比斯编写、1906年出版的《魔鬼字典》中是这样描述“坟墓”的：“死者躺在这里，等着医学院学生前来取走他们的身体。”
我走出病房，打电话给主治医生，然后向刚刚赶来的主任医生说明情况。他们同意我的看法，肺栓塞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回到病房，把紧急抢救灯关掉，宣布：“死亡时间：上午10点23分。”我打电话通知雷欧太太，告诉她雷欧先生的病情突变，请她马上赶来。
在近代，倒是宗教发起了第一次尸体解剖。1533年7月19日，医生为西班牙岛（现多米尼加共和国）上的一对胸腔以下相连的连体姐妹的尸体做解剖，看看她们有一个灵魂，还是有两个。这对连体姐妹出生后，牧师把她们当做是两个个体，为她们洗礼。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牧师这么做是不对的。岛民口中的这个“连体女魔”结果在出生后的第八天死亡。大家就决定请医生来做尸体解剖，来查明连体女婴的死因。做解剖的是一个名叫卡马乔的医生。他发现这对姐妹虽然身体的一部分相连，但两人身体内各自的所有器官一应俱全，因此判定她们各有自己的灵魂。
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翻看雷欧先生的病历，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的确被我找到了。我发现前一天的检验报告上写明，病人的凝血速率比正常要稍慢一些，但是不算太严重。但是，特护病房的一位医生使用维生素K来治疗这一点。维生素K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形成血栓。我愤怒不已。为了让检验数据看起来更漂亮一点，却让病人丢了命，这么做值得吗？我和主任医生去找开维生素K的那个医生理论，斥责他害死了一条人命。
不只我这么想，很多医生也是这么想的。近几年来，已经很少有医生要求死者的家属同意做尸体解剖。然而，《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觉得有必要向不做尸体解剖的做法“宣战”。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在所有的死亡案例中，接受尸体解剖的案例不到1/10。很多医院甚至已经放弃做尸解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在20世纪，医生都很积极地为死者做尸体解剖，而且，这还是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努力争取才实现的。尸体解剖这种做法虽然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但翻开整部人类历史，在20世纪之前，尸解都是极为少见的。宗教大都不赞同这种做法，除非是统治者规定的。根据史书所载，罗马医生安提斯提乌斯是最早做法医尸解的人。他在公元前44年为被刺杀身亡的凯撒大帝做了尸解，记录表明他身上有23处伤口，包括最后胸口上那致命的一刀。1410年，天主教会下令医生为在职未满一年就身亡的教皇亚历山大五世验尸，调查他的死因，想看看是不是继任者的阴谋。结果没发现任何证据。
雷欧太太赶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带她直接去了家属休息室。这个地方很安静。从她的表情来看，也许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告诉她，她先生因为急性肺栓塞，心脏骤停，也跟她提到我们给她先生开的药物可能是引起急性肺栓塞的原因。我带着雷欧太太去病房看她先生，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当她走出来的时候，双手颤抖，满脸泪痕。然后，她竟然向我们表达谢意，谢谢我们对她先生的救治与照顾，让他能在她身边多待这么多年。尽管她这么说，我们还是觉得十分愧疚。
历史上的尸解
我向她提出一个请求。我对她说，我们想要为她先生做尸体解剖，希望她能同意。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她先生的死因了，但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尸体解剖来证实一下。她考虑了一会儿，说：“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帮助的话，那就做吧。”我说，一定有帮助。这是我必须要说的话，但是我自己也不确定是否真有帮助。
最终我决定不去打扰马修老太太了。在她走出特护病房大门的时候，我本来有机会拦住她，问她；或者，我也可以找个时间打电话给她。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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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请求每个死者家属的同意，为死者做尸体解剖，确定死因，来检验我们的做法有没有错误。此时此刻，我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问那位遭受重大打击、失魂落魄的老太太。我情不自禁地想，像这样的病例，尸体解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很确定老先生的死因。因此，把这个人的器官都挖出来，能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天早上，我径直来到解剖室。我到的时候，雷欧先生已经躺在解剖台上了。他的手臂张开，胸腔露了出来，腹部也被打开了。我穿上手术服、戴上手套、口罩，来到解剖台边。助手开始用电锯把左侧肋骨锯开，血流了出来——黑黑的、黏黏的，看起来像机油。这就怪了，血液怎么是这样的呢。我在肺动脉处反复检查，这里应该有硬硬的血栓。但结果没有，雷欧先生根本没有肺栓塞的问题。我们把胸腔内的血抽了出来，并把左肺拿出来，然后立马找到了答案：他的胸主动脉是一般人的三倍粗，上面有一个1.2厘米的破洞。原来他是动脉瘤破裂大出血而猝死的。
2点45分，护士叫我进去。我用听诊器检查了一下病人，然后转身告诉马修老太太，她先生已经走了。老太太是内敛的南方人，但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她的身影显得那么的脆弱、娇小。过了一会儿，陪她来的朋友来到病房，扶着她的肩膀一起走了出去。
几天后，我向开维生素K的那位医生道了歉，并自我反省了一番，当初为什么没有诊断出来。之后我又重新翻看雷欧先生的X光片，才看出动脉瘤外围的阴影。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个问题，甚至连放射科医生也没发现。尽管X光片早就照出这个瘤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做。在最后的几周时间里，我们继续为他治疗伤口感染和心脏衰竭，直到这个瘤破裂，教我们手足无措。但让我无法释怀的是，当时，我们那么确信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却错得那么离谱。
马修老先生一直撑到凌晨2点15分，他太太赶到的那一刻。马修老太太看到老伴的样子，顿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但她还是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温柔地握着老伴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马修老先生也捏了她一下。我想这个时候，还是把时间留给他们吧。
台风与冰块
半夜，我在马修老先生的病床旁坐着。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伤口处出血不止，手臂软弱无力，但眼神毫无惧色。他在等他太太吧，我可以想象到他太太六神无主地开着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疯狂行驶的样子。
误诊致死，之后又通过尸体解剖而翻案的例子多吗？我本以为这种例子应该很罕见，顶多是1%或2%吧。但是根据1998年和1999年的三个调查研究表明，这种案例大约占40％。有一项针对尸体解剖的大型研究下了这样的结论， 1/3的误诊病人如果得到恰当的治疗，应该可以存活。曾担任《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编辑的医生伦德伯格提出的事实更令人吃惊：至少从1938年以来，尸体解剖揭露的误诊率至今都没有任何改善。
我遇到的几个有必要做尸体解剖的病人中，有一位75岁的老医生。他已经退休了，退休前在新英格兰行医。一个冬夜，我陪他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我们称他为马修老先生（化名）。他在紧急情况下被送进医院：腹部主动脉瘤感染、破裂。我们立刻为他进行了手术。术后，他总算捡回了一条命，恢复状况也还算稳定。不料，18天后，他的血压骤降，血从腹部的引流管大量冒出。为他手术的医生说：“主动脉补好的地方可能裂开了。”我们可以帮这个病人再做一次手术，但风险系数很高，病人可能从手术台上再也下不来了。马修老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受够了，不想再手术了。我们通知了马修老太太。然后她的一个朋友立马陪她赶来医院，但还要两小时才能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近些年来，医学诊断的技术与设备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不是吗？然而，在死亡的病例中，居然每五个中就有两个的死因被误诊。这样的比例实在令人震撼。几十年了，我们仍然停滞不前。哈佛的医生做了一项简单的研究，看伦德伯格所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们到医院调阅了1960年和1970年的尸体解剖报告，找出误诊致死的病例。那时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和核子扫描等先进科技还没有出现。然后，再查看1980年的报告，这时上述设备的应用已相当普遍。研究结果发现，在误诊致死这一方面的确没有什么改善。无论在哪个年代，病人的死因可以这么归类：有1/4的致命感染、1/3的心脏病发作和将近2/3的肺栓塞。但在诊断时，真正的死因却都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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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多数的案例而言，医疗设备的好坏并不是关键问题，而是医生在一开始时脑海里的诊断就是错误的。也许有先进的设备可以运用，但医生根本没想到要用这样的设备。
但是，当我开口请求家属允许做尸解的时候，想到解剖室中发生的一切，总觉得心情沉重。医生的心情其实也不好过，我们只能努力使自己看来冷静漠然、镇定冷血。然而，心头还是情不自禁地产生疑虑。
哲学家戈罗维兹和麦金太尔在197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深入研究了一下人类出错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气象学家预测台风的登陆地点的时候，有可能出现偏差。他们认为造成这种偏差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知识储备不足，人类对台风的认识还很有限，无法掌握其动态；第二是能力不够，知识虽然够了，但气象学家运用这些知识来做判断的时候难免会发生错误。上述两个原因都是可以弥补的，科学可以战胜无知，而训练和科技设备可以克服能力不足的问题。然而，这两个哲学家指出，第三个原因是无法被克服的，他们称之为“必要错误”。
虽然解剖过程血腥残忍，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解剖结束后，死者看起来和最初进来时没有什么两样。助手按照规定，从死者耳朵后面锯开头骨，这样伤口就被头发盖住了，从外面看不到。然后，她用线将死者的胸部和腹部缝好。于是死者除了腹部略有凹陷，看起来完好如初。虽然死者已经做过尸体解剖，但大多数家属还是要为死者举办体面的葬礼。殡仪馆的人会用填充物填充遗体，让死者看起来和生前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出先前做过尸体解剖。
他们认为，有些知识不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弥补的。例如，我们不只是利用科学解释台风是如何产生变化的，而且还得预测某一个台风将如何行进，这就有些强人所难了。没有两个台风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台风的产生、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但环境中难免会出现变化因素和意外因素，这是很难预想到的。要准确预测出某一个台风将来行进方向是怎样的，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洞悉每一个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要具备了解所有事物的本领。
接下来要剖除内脏。这一步花的时间不多。首先，助手把死者的皮肤剥开，然后用电锯把露出的肋骨从两侧锯开，把整副肋骨抓起来，像是打开汽车的引擎盖。然后她剖开腹腔，取出所有的重要器官——心、肺、肝、肠、肾。接着，她锯开头骨，取出大脑。这时候，医生在后面的工作台上将组织和器官一一称重、检查，并准备切片和检验所需的样本。
这并非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难以预测。很多事我们还是能事先预料到的。戈罗维兹和麦金太尔拿冰块举了个例子。冰块的结构很简单，而且所有冰块都一模一样，随便取一块，你都可以做出百分之百正确的预测：冰块碰到火会溶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准确预料人体内所发生的一切呢？人是像冰块，还是像台风呢？
对外科医生而言，开膛破肚早已习以为常了。你一心想着病人的身体结构及下刀的方法，因此看起来特别轻松镇定。但是当我注意到助手拿刀的方式时，还是感到吃惊，她拿手术刀就像握笔一样，用刀尖随意地划来划去。我们外科医生做手术时可不是这样的，通常都是站得挺直，刀握在拇指和其他四指之间，就跟小提琴握弓的手势一样，刀身和皮肤垂直，用刀腹迅速干脆地划下去，一刀就要达到目标。而这个助手却像是用刀子慢慢地锯。
半夜，我在急诊室里为病人看诊。我认为，眼前的这个病人就像冰块。也就是说，我对自己做出的诊断很有自信，她的所有症状特征我都注意到了。我相信自己可以治好这位病人。
这个助手大概30岁，体型修长，有一头棕色短发。她穿戴着完整的防护装备，有口罩、防护面具、手套，还有蓝色塑胶布做的防护衣。死者被放在解剖台上，她把一个15厘米长的金属块塞到死者的肩胛骨之间，使得死者的头部后仰，胸部突出。她拿着一支大号的手术刀，从两边肩膀下刀，弯弯地绕过乳房，到达胸部中间，接着往下，直至腹部和骨盆，形成一个大大的Y字形。
我们叫她梅丽女士。她今年49岁，肚子痛了两天了。我从踏入她的病房开始，就观察她的一切。她坐在推床旁边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看到我，她开口打了声招呼。她的声音因为抽太多烟而有些沙哑。她看上去挺健康的，没有抱着肚子满床打滚，说起话也中气十足。她的气色也不错，虽不是红彤彤的，但也不苍白。她一头及肩的棕发梳理得很整齐，唇上精心涂上了口红。
负责解剖的医生是个年轻女士。她站在一边，看着助手下刀。她和她的同事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解剖尸体，而是为了研究活人组织（听起来跟侦探很相似），运用高科技捕捉疾病。她喜欢把尸体解剖这种差事交给助手去做。不管怎样，助手在这方面比她更有经验。
她告诉我，开始时她腹痛如绞，像是胀气痛。之后，痛感越来越强烈，而且逐渐集中在一点上——她指了指肚子右下方。然后，她开始拉肚子，而且有些尿频。她并没有发烧、恶心等症状。相反，她经常觉得饿。她告诉我，两天前她在体育场吃了热狗，在这之前，她还去动物园观赏珍奇的鸟类。她问道，吃热狗和去动物园跟肚子痛有关系吗？她有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她最后一次来月经是在三个月前。她每天都会抽半包烟，以前还吸过毒，但后来戒了。除此之外，她还得过肝炎。但是她从没做过手术。
有人开刀的方式令人提心吊胆，尸体解剖的方式就更糟了。不过就算是植皮或截肢手术，外科医生还是会尽量做得漂亮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手术刀下的病人还活着，麻药过后就会醒来。但在解剖室里，躺在解剖台上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生气，空留一副皮囊，怎么开刀也就无所谓了。就拿把病人从推床上抬到手术台上这件事来说，如果是在手术室，尽管病人没有知觉，我们还是会使用帆布面的搬运滑板，尽可能小心细致，动作轻缓，生怕把病人碰伤了。然而，在这儿，就是一个人抓着死者的手，一个人抓着脚，使劲一拉。假如死者的皮肤粘在不锈钢解剖台上了，他们会用水管直接往死者和解剖台上冲水，然后再运走。
我摸了摸她的肚子。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她肚子痛：食物中毒、病毒感染、阑尾炎、泌尿道感染、子宫肿瘤，或是怀孕。她的肚皮软软的，没有肿胀的迹象，当我按到她腹部右下方的一个地方时，她会觉得特别痛，而这时我指下的肌肤因为反射而变得僵硬。我为她做了骨盆检查，没有发现她的卵巢有异常。我选择了一些检验项目给她做。检验报告上说，她的白血球数很高，尿液常规检查结果显示正常，没有怀孕。我又请她去做腹部电脑断层扫描。
前不久，我去观察一台解剖手术。对象是位38岁的女人，我曾医治过她，她长期与心脏病作斗争，但最终还是很不幸地去世了。解剖室在地下二层，经过洗衣房和垃圾处理区后，你会看到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金属门，那里就是解剖室了。解剖室的天花板很高，墙面一块一块地脱落了，地面铺了咖啡色地砖，从两头向中央的排水沟倾斜。工作台上有盏灯，还有一个老式台秤——有圆圆的、钟面一样的重量显示盘，显示盘上有个红色的指针，还有个承物盘，用来秤器官重量。架子上什么都有，有大脑灰质、肠子，等等，都用保鲜盒装起来，浸泡在福尔马林中。这里又破旧又简陋，而且阴冷昏暗。角落有张摇摇晃晃的推床，床上躺着的就是要解剖的病人。她四肢摊开，一丝不挂。
我确信自己可以帮她找出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呢？在这之前，我并不了解这个女人，但是我把她当作我平常诊治过的病人一样看待。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我看过的病人当中，没有第二个像她一样的：今年49，得过肝炎，还吸过毒，最近去过动物园，还在体育场吃过热狗，腹部右下方疼了两天。
现在，尸体解剖已经很难进行了。二三十年前，这种做法很正常，但是现在变得很罕见。人一旦知道自己死后要被开膛破肚，就觉得浑身发抖。甚至是外科医生，也认为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每天，我们把病人推进手术室，打开他们的肚子。一般来说，我们知道里面都有什么，不会有章鱼，也不会有小小的、会发出响声的机器，也不会有一堆蓝色的液体，而是一圈又一圈的肠子，一边是肝脏，另一边是胃，下面是膀胱。当然，这之中也是有细微区别的，疾病多种多样，我们将病人的情况一一分类，做出一份统计资料供他人查阅。
她的侄子神色惊恐，问我：“是尸体解剖吗？”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一只在他姑妈身体上空盘旋的秃鹫。“难道她受得苦还不够多吗？”
我推断她得的可能是阑尾炎。这是从疼痛的部位来断定的，还有症状发生的时间，加上身体检查出来的白血球数——这些都与我过去所见的阑尾炎的状况相吻合。可奇怪的是，病人觉得饿，甚至还可以活动自如，看不出来有半点疼痛的样子。这似乎不同寻常。我走进放射科X光片室，站在黑暗中，从放射科医生后面看着监视器上显示的病人腹部的影像。放射科医生指着片子说，这阑尾像条肥肥的虫子，周围是灰灰的、一条一条的脂肪。他很肯定地说，这是阑尾炎。我打电话给值班主治医生，告诉他我们的诊断。他说：“去准备手术。”我们要替病人做手术切除阑尾。
如今，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向家属明确地表达出做尸解的意思，而不能有所隐瞒或欺骗。我的病人当中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她在注销驾照之后，反而被车撞了——被一个更老的人。她的颅骨凹陷骨折，导致脑出血，即使我们为她做了手术，但几天之后她还是去世了。我站在她的病床边，低着头和泪流满面的病人家属一起默哀。然后，我尽可能委婉地对家属说：“如果各位允许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做个检查以查明死因。”
她的确得的是阑尾炎。但是，我曾遇到过类似的病例，剖开肚子一看，却发现阑尾并没有任何病变。手术其实是一种活体解剖。虽然我们有丰富的知识，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但打开病人的肚子一看，有时还是会吓一跳——我们疏漏了一条线索，真是太大意了。有时，尽管我们每一步都小心谨慎，但到头来却发现我们的判断是错的。
你的病人死了，病人家属都聚集到医院。这时你还有最后一件事必须要向家属征求意见：尸体解剖。这种事要如何跟他们说呢？当然你可以就把它当作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毫不客气地问：“之后我们能做尸体解剖吗？”或者，你可以用影片中名警探的语气，告诉家属：“如果您不是强烈反对的话，我们就要给您的家人做解剖了。”或者，你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对不起，但院方要求我询问您，您同意做尸体解剖吗？”
无论病人是死是活，我们都得亲自证实一下，真相才会大白。像马修老先生这个例子，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会怀疑当初是不是在缝合血管的时候没有缝好，或者其他地方出血了我们不知道。医生不再开口向死者家属请求尸体解剖，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般人似乎也希望我们不提这个要求。1995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已停止统计尸体解剖的资料。我们甚至懒得再说尸体解剖的罕见程度。
令人胆战心惊的尸体解剖
从我对人类身体内部的观察来看，我认为人类介于台风和冰块之间：从某些层面来说，人类永远是神秘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如果有足够的知识，经过细心的探索，人类也是完全可以被解读的。说我们一无所知或者已达到知识极限都是愚蠢的说法。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甚至能从死者身上找到答案。我们本来胸有成竹，后来却发现自己错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也得好好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