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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莎同意再考虑看看，在进一步了解这项手术之后，再做最后决定。有关这项手术的信息资讯，医学期刊上报道得很少。她跟医生讨论过，也向接受过这项手术的病人咨询过。几周后，她更坚定要做这个手术的决心。她告诉父母，她要去瑞典做手术。眼看着女儿最终还是做了这个决定，父亲决定陪她去。
这个手术叫做经胸腔内窥镜交感神经切断手术（简称ETS），目的是切断交感神经系统中的一些神经纤维。这些神经纤维能调节一些我们无法用意识去控制的生理现象，像呼吸、心跳、消化、出汗之类，当然也包含脸红。20世纪初，医生开始尝试用交感神经切断术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癫痫和一些眼疾。那个时候，实验性质占大多数，对病人可说弊大于利。但医生发现交感神经切断术对两种病症有明显效果：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无法接受手术的病人，这种手术可以帮他们解除心脏绞痛的症状；另外，患有多汗症的患者，如手掌多汗或头脸容易大量出汗的病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治疗。
1998年12月，她终于对自己的脸红问题忍无可忍，只要一站在镜头前，她就会满脸通红，想找个洞钻进去。她的主播梦眼看着就要破灭了。她在日记上写道，她已准备好辞职了。有一天，她在网络上搜寻有关脸红的信息时，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瑞典有一家医院可以利用外科手术帮助患者解决脸红的问题。这种手术是将胸腔内的某些神经切断，这样一来脸红的神经信号就不会从脊髓传到脑部。艾莉莎对我说：“我从这篇文章得知世界上有些人和我同病相怜。我们有着一样的问题，但他们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跳都要停止了。我读着，读着，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出来。”第二天，她告诉父亲，她决定接受这种手术。她父亲很少对女儿的决定提出质疑，而这次他实在觉得这么做有欠考虑。她父亲回想起那时的事情，说道：“我真的很震惊。她妈妈得知这事之后，比我更震惊。她妈妈坚决不同意女儿去瑞典做这样的手术。”
以前，要做交感神经切断术必须打开胸腔，因此很少有人选择这种治疗方法。近几年来，可以通过内窥镜来做这种手术，不必打开胸腔，因此手术切口也很小。瑞典的哥德堡的医生注意到，不少多汗症的病人进行手术后，不但解决了出汗的问题，也不会再脸红了。1992年，他们为少数几个长期生活在脸红阴影下的病人进行了手术，效果出奇的好。他们向媒体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之后因脸红问题而上门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自从1998年以来，已有3 000多个病人在瑞典接受了这种手术来解决病理性脸红问题。
1998年秋天，艾莉莎去看一位内科医生。医生告诉她：“总有一天，你可以摆脱这个困扰。”艾莉莎追问，这是什么意思，她的脸红真的有方法根治吗？医生让她先试试药物治疗。针对脸红有什么万灵丹吗？关于病理性脸红，医学教科书并没有做出确切解释。有些医生认为脸红是由于过度焦虑引起的，于是会开一些抗焦虑剂给病人；还有医生开交感神经抑制剂，可以抑制身体的压力反应；也有医生开抗忧郁剂。然而，比起药物治疗，一些行为疗法的效果反而更好。比如一种叫做“欲擒故纵”的行为疗法，也就是鼓励病人尽量不要控制脸红。等到对脸红处之泰然之后，脸红的症状就会有所缓解。艾莉莎一开始试了交感神经抑制剂，后来又吃了抗忧郁剂，最后也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情况却一直没有丝毫好转。
如今，世界各地都有医生可以为病人做这样的手术，但很少会像哥德堡的医生这样公开成果：他们治疗的病人中，94％的脸红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相当一部分病人完全摆脱了脸红的困扰；手术后八个月再调查，发现有2％的病人因为手术的并发症后悔接受这项手术，不满意手术结果的病人占15％。那些并发症虽然不会导致生命危险，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比如说其中最严重的霍纳氏综合征，大概有1％的病人术后会患这种颈部交感神经麻痹的后遗症，出现瞳孔缩小、眼睑下垂、眼球凹陷等症状。还有些病人手术后发现自己胸部以上的部位完全不会出汗，而下半身却容易出汗，这算是比较轻微的并发症。约有1/3的病人会出现味觉出汗的反应，也就是某些东西的味道会导致出汗异常。另外，由于心脏的交感神经束被切断了，因此病人的心率也会降低10％左右。还有一些病人抱怨术后身体机能没有以前好了。医生表示，这项手术是进行治疗的最后手段，如果其他疗法都失败的话，再考虑这个手术。然而当病人打电话到哥德堡求助的时候，通常都表现得迫不及待。曾经做过这项手术的一个病人告诉我：“即使医生告诉我，这项手术的死亡率是50％，我也会选择接受这项手术。”
脸红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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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征状并没有正式的官方名称，有人称为“严重脸红”，也有人叫它“病理性的脸红”。粗略估计一下，大约有1％~7％的人存在这种脸红的问题。他们和大多数人不同。一般人过了青春期之后，慢慢地就可以摆脱脸红的困扰。但是病理性脸红的人，年纪越大，脸红反而越严重。艾莉莎这样形容脸红的恶性循环：一个人担心自己会脸红而脸红，由于脸红而产生的难为情教人更加脸红。脸红和难为情到底哪一个先发生？她并不知道。她只希望她的脸不要再红了。
1999年1月14日，艾莉莎和她的父亲抵达了哥德堡。这个城市位于瑞典西南的海岸线上，是一个拥有400年历史的海港城市。艾莉莎记得那天白雪纷飞，整个城市看上去美极了。卡兰德斯卡医学中心从外面看起来有些老旧，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大门是双层的拱形木门。医院里面却显得十分幽暗、寂静，让艾莉莎想到了地牢。此时此刻，她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质疑，问自己为什么要飞14 000多公里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到这里到底要做什么？然而，她还是很快地办理了住院手续。护士帮她抽血做常规检查，确定她的病历资料没有问题，然后通知她去交6 000美元的手术费。
另外一个人也有同样的困扰，他是位神经科专家，就是因为容易脸红，而不得不离开临床医学，转而从事研究工作。即使这样，他仍然没有摆脱脸红的困扰。他从事大脑遗传疾病的研究，由于研究成果显著，邀请他演讲的人不断，请他上电视做节目的人也络绎不绝，而脸红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次他不得不躲在办公室厕所里，来逃避CNN记者的采访。还有一次，他被邀请作研究报告，面对的是世界前50的顶尖科学家，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得主。通常遇到这种状况，只要把灯一关，放幻灯片就可以了。但这次的情况不同。一开始就有人不断向他抛出问题，这位脑神经学家立马变得满脸通红。他含含糊糊了好一段时间，然后慢慢退到讲台后面，偷偷地按了呼叫器的开关。他低头看了一下呼叫器，并对众人说他临时有急事，不得不先走了，对此他很抱歉。之后，他一整天都躲在家里。这个人是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专家，他却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病房里铺着蓝色的毛毯，看起来干净、现代，这使她安下心来。第二天一大早，手术医生杰姆来看望她。他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英式英语。听了他的一番解说后，艾莉莎的疑虑烟消云散。她说：“当他握着你的手时，你会感觉他能理解你的感受。他们已经帮助3 000个像我这样的病人解决了问题。这些医生真是太完美了。”
虽然这么说，但问题是，脸红要如何控制？难为情引起脸红，而脸红又会让人觉得难为情——要如何让这样的循环停下来？没有人知道。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是他们的身体机制出了问题，所以才会脸红。他们这样形容脸红：夸张、突如其来，而且令人羞愧万分。曾经有人告诉我，甚至当他自己在家看电视时，看到电视里的人脸红，他也会不自觉地脸红。
那天早上9点13分，护士送她进手术室。艾莉莎在麻醉剂的作用下沉沉睡去，穿着手术服的杰姆医生用消毒药水在她的胸部和腋下均匀涂抹，然后在她的左侧腋下、肋骨之间找到一个切入点，用手术刀开了一个大小约0.7厘米的小切口。然后他把一根粗针从这里插进去，直入她的胸腔。他通过粗针，把两公升的二氧化碳充了进去，把左肺挤到下方，免得造成不便。接下来，他把内窥镜插入切口。杰姆医生透过目镜寻找艾莉莎的左交感神经。他的动作十分小心谨慎，生怕损伤到与心脏相连的大血管。找到光滑的交感神经干后，他切断通往脸部的神经纤维的通道，只留下通往眼睛的。确定没有出血，医生把器械取出，排出二氧化碳，让艾莉莎的肺部回归到原位，最后再将0.7厘米的伤口缝合起来。接着，右侧也同样操作。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只花了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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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红治疗后遗症
然而，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同另一个说法：极度害羞可能不仅仅是伴随脸红而产生的反应，而就是引起脸红的原因。这个概念听起来还算能够接受。人们讨厌难为情的感觉，所以当我们难为情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把它隐藏起来。然而，难为情还是有其存在的重要性。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很敏感。难为情表明一个人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与此同时，在其他人看来是一种请求原谅的表现。难为情让我们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如果脸红会使这种敏感度提高的话，那脸红对人类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一个人通过手术，解决了脸红问题，之后会发生什么呢？是否可以永久保持这样的手术效果？你不再脸红，那么还会不会感觉到害羞？破坏几条神经纤维真的能使一个人脱胎换骨吗？我记得自己在少年时期曾经买了一副反光太阳眼镜。我发现自己戴上那副眼镜的时候，会肆无忌惮地盯着别人看，脸皮也厚了起来。我觉得戴上眼镜之后，别人就不会发觉那是我，因而也就感觉比较自在。手术也有同样的效果吗？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种生理反射？有一个理论说，脸红是害羞的外在表现，就好像笑是快乐的表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反应只出现在身体可见的地方（如脸部、脖子、胸部上半）。事实上，不一定脸红才看得出一个人难为情。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在你面红耳赤之前，旁人可能就已经看出你不好意思了。脸红需要15~20秒的时间才会到达顶点，而大多数人在不到5秒的时间内就可察觉到一个人是否在不好意思。他们在一个人眼神转移的刹那便看出端倪：通常那人先是往下看，然后再往左看。或是在半秒到一秒钟之内，那人露出羞怯、不安的表情。如此可见，脸红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表现害羞。
艾莉莎的手术做完快两年了，我和她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餐馆吃午饭。我很好奇，切断了那根神经之后，她的脸色会不会变得苍白不自然，或者有没有色素沉淀？她说，手术后她的肤色跟以前没有太大变化，只是两颊不会再冒出烦人的红晕了。有时，她会产生一种错觉，突然感觉自己双颊滚烫，面红耳赤，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我问她，那么她长时间跑步，会不会引起脸红。她说不会，但是倒立的时候就会脸红。除了不会脸红之外，她的身体还有一些改变：她的脸和手臂都不会出汗了，但腹部、背部和双腿比起以前更容易出汗。不过这些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困扰。
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脸红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脸红本身是由于羞愧引起的，但却可能引发难为情、困惑和精神不集中。达尔文曾努力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他猜想可能是由于大脑中的血液流过面部的关系。
她说，手术后的第二天清晨，她一醒来，便觉得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了。一个俊秀的男护士为她测量了血压。往常，这样的帅哥只要一靠近她，她就会满脸通红，然而那天她却表现得神情自若。她说，她觉得很舒服、很坦然，就像是摘下了满脸通红的面具一样。
然而，如果我们在意的只是羞辱的感觉，为什么当我们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也会脸红？为什么当别人为我们唱生日歌的时候，我们也会脸红？为什么当我们注意到有人盯着我们看时，我们也会脸红？几年前，两位社会心理学家坦普尔顿和利里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把脸部温度感应器放在被试的脸上，然后在他们面前放一面单面透视镜。然后，把镜子慢慢移开，原来镜子的另一边坐满了观众，一直在看着他们。实验进行时，有一半时间观众是戴着墨镜的，另一半时间没戴。奇怪的是，只有在观众取下墨镜，试验者看得见观众们的眼睛时，才会脸红。
出院那天，为了测试手术的结果如何，她跑到街上找陌生人问路。以前的她，如果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满脸通红。而那天，身边的父亲告诉她，她没有脸红。另外，当她向陌生人开口问路的时候，表现得更大方，丝毫没有过去的忸怩不安。在机场准备乘飞机回家的时候，准备登机的人很多，办理登机的柜台前排起了一条长龙，她却突然找不到护照了。她说：“我当时把皮包里的所有东西都倒在了地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可是我一点也没有觉得丢脸。想到这点，我抬起头来看向我爸爸，不禁喜极而泣。”
人们往往认为脸红仅仅是内心羞愧的外在表现。例如，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就认为脸红是由于性欲受到压抑。然而，达尔文在1872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不是羞耻本身引起了脸红，而是由于如裸露身体或受到羞辱的本能反应。他写道：“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犯了错误时，即使不是什么要紧的错误，也会感到羞愧难堪，但可能不会脸红。然而，如果他发现有人知道他犯的错时，就会立刻脸红，特别是发现他错误的是他讨厌的人。”
回到家里，她觉得自己像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别人的注目不再感到不安、困窘。以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她的内心总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不要脸红，千万不要脸红。天啊，我的脸又红了。”如今，这个声音已经消失不见了。她发觉自己能更专心地听别人讲话。另外，当与人四目相接的时候，她也不再有一种躲避的冲动，她甚至必须提醒新的自己不要一直盯着别人看。
究竟为什么会脸红？是皮肤反应？还是一种特殊情感？或是一种血管表现？科学家还不确定要如何形容这个现象。脸红现象是生理和心理问题的结合体。一方面，脸红是非自愿的、无法控制的外在表现，就像长痘痘一样。另一方面，脸红也关系着思考与情感等心理因素。劳伦·吐温曾写过这样的话：“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者说，只有人类需要脸红。”
手术后的第五天，她就回到了主播台前。那天晚上，她化了很淡的妆容，穿了件深蓝色的紧身毛衣。她告诉我说：“那天，我心里一直想着，今天是崭新的我首次坐在主播台前。结果，那天一切都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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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她术后播报新闻的录像带，当时她播报的是牧师不幸被醉汉开车撞死的地方新闻，以及16岁少年持枪射杀19岁少年的新闻。她表现得比以前自然很多。其中有一期节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不是她通常在午夜时分播报的简短新闻，而是一个叫做“印第安纳阅读”的读书节目，是周二的晨间现场节目。在这短短六分钟的节目里，她要朗读故事给一群吵吵闹闹的八岁儿童听。尽管孩子们不守秩序，跑来跑去，乱扔东西，有的还在摄影机前捣乱，但艾莉莎还是从容、镇定地讲完了故事。
午夜新闻的观众很少，收视率很低，所以很多希望成名的主播只是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跳板，熬上一两年，待播报技巧提高后，就寻觅机会更上一层楼。可是艾莉莎一直看不到希望。制作人说：“她还没有准备好，还不够资格做白天时段的主播。”1998年10月，在午夜新闻待了两年后，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看不到未来，整天以泪洗面，纸巾总是不够用。我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着，但总是事与愿违。我必须想个办法。在放弃之前，我会尝试每一个可行的方法。”
除了家人，艾莉莎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手术的事，可是她的同事很快就注意到她的变化。电视台制作人告诉我：“她说和她爸爸去度假了。回来后，却像变了一个人，真是太神奇了！看到镜头前的她是如此的落落大方，让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久之后，艾莉莎就跳槽到另一家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报新闻，成为当家女主播。
艾莉莎从不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也尝试过一些控制呼吸的小技巧，她自己买了一些关于电视工作者克服紧张怯场的书籍，并认真阅读。曾经有一段时间她还尝试过在播报新闻的时候，头部固定在某个角度不动。然而，都没有什么效果。
只要剪断几条神经，就能让她改头换面。身体上的一个微小变化，居然能使人脱胎换骨、宛如新生，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艾莉莎笑称她的脸红为“红色面具”。但这个面具严重影响到她的内在情感，阻挠她实现她的梦想。揭掉面具，她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但以前爱脸红的那个自己到哪里去了？那个受到一点点指责就觉得羞愧万分的自己呢？艾莉莎慢慢发觉，原来的自己仍然存在——即使脱胎换骨之后，她仍然十分在意别人的眼光。
即使这样，旁人还是看出来有些地方不对劲。如今她一脸红，立马会变得表情僵硬，说起话来语气不自然，眼神呆滞，动作机械，语速加快，音调也升高了。电视台的一名节目制作人说：“摄影机下的她像一只被猎人撞见的小鹿。”
一天晚上，她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她向这个朋友坦白了手术的事。除了她的家人之外，这个朋友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然而，他听完后却感觉十分震惊：她居然为了消除脸红而做手术？！他说，这么做，简直就是虚荣。艾莉莎回忆起他说的话：“做你们这一行的人，为了往上爬，真是不择手段。”
然而，当她坐在摄影机前面时，还是很难克服脸红的问题。看她播报午夜新闻时的录像带，内容有超速罚款，饭店食物中毒事件，或是智商高达325、12岁就拿到大学文凭的天才儿童，镜头上的她的确两颊很红。后来，她就开始穿高领的衣服遮住脖子，脸上涂上一层厚厚的粉底液。这样做之后，虽然她脸上的红晕看不出来了，但这样的浓妆让她的脸看起来格外死板。
那晚，她一路哭着回到家，既感到愤怒，却又觉得羞愧。她怀疑自己这么做是不是错了？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她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个骗子。她说：“手术的确扫除了我在职业生涯上的障碍，但是利用这种非自然的手段达到目的，叫我觉得惭愧万分。”
但艾莉莎一直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害羞和脸红。高中时，她是足球队的拉拉队长，也曾加入网球校队，还当选过校花。上了珀杜大学后，她参加过校际网球赛，还和朋友一起参加划船比赛，毕业时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在大学兼职时她做过餐厅服务生，也曾在百货公司担任经理助理，每天早晨带着所有的员工呼喊口号。她为人亲切、热情，因此身边总是有不少朋友。
她越来越担心会有人发现她做过手术。有一次，有一位同事好奇地问她，是不是减肥了，才会变成这样。她无奈地笑了一下说没有，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记得有一个周末，电视台为员工举办了郊游野餐。我心里一直担心，拜托，今天千万不要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脸红了？”她发现自己像过去一样感到难为情，只是现在不是为了脸红而难为情，而是为了不再脸红而难为情了。
艾莉莎说，她从小就很容易脸红，因为皮肤白，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上课的时候，只要老师一叫到她的名字，她立刻就羞红了脸；长大成人后，有时她去超市购物，收银员去货架上查看她买的玉米片标价多少，但是在她后面还有一大堆人等着结账，她会顿时面红耳赤；开车的时候，有人对她按喇叭，她也会满脸通红。这么容易脸红的人居然会选择在镜头前工作，真叫人感到很吃惊。
在摄影机前，她也因为这件事而不能专心工作。1999年6月，她接手了新工作，但她有两个月的时间去调整。在这两个月中，她越来越感到困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重新回到荧幕上。那年夏天，她和其他工作人员去邻镇，报道当地因强风暴雨而造成重大破坏的情况。工作人员让她站在摄影机前练习。她确定自己看起来不错，但她就是觉得不对劲。她说：“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几天后，她辞职了。
然而，自从担任主播后，她发现自己总是情不自禁地脸红，一点小事就能让她满脸通红。比如坐在镜头前播报新闻的时候，口误了，或是发觉自己语速太快了，她就会突然脸红。通常，她觉得像是有一股电流从胸口往上冒，蹿升到她的脖子、耳朵和头皮。从生物学上来说，这是血流的转向。我们的脸和脖子处分布着无数的血管，因此流经此处的血液也较多。有时在一些神经信号的刺激下，周边其他血管不断收缩，脸部和脖子的血管同时不断扩张。因此，脸部通红的同时，双手可能会变得苍白、冰冷。对艾莉莎来说，脸红让她分心，这点比生理反应更让她困扰。她的脸颊一红，脑袋就一片空白，念起稿来也会磕磕巴巴。每当这时她就想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从摄影机前逃走，找个地方躲起来。
辞职后的一年里，她都在自我挣扎，不知道要怎么正常生活。她不愿与任何人来往，整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快被沮丧淹没了。然而，慢慢地，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她还是向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坦白了手术的事。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支持她的决定。2000年9月，她甚至创立了一个非营利的社团组织——“红色面具社团”——宣传有关脸红的信息资讯，并为脸红患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说出了心中的秘密终于让她摆脱了困境，继续前行。
艾莉莎成为主播的那年是26岁。她从小就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上电视，成为新闻主播。每次看电视新闻时，主播的风采与自信，总是让她羡慕不已。在大学时期她进了珀杜大学主修电视媒体，她曾经还趁着暑假在13频道实习。毕业后，她进了这家电视台。刚开始她主要做一些杂活，像是帮忙放读稿机，调整摄影机的角度等。两年之后，她已经可以独立撰写新闻稿了，再过没多久，她成为了午夜新闻的主播。电视台的领导觉得她很有潜力，打算好好栽培她。她写的新闻稿非常好，面对镜头时表现得游刃有余。除此之外，她长得很漂亮，金发碧眼，艳而不俗，很有亲和力。
那年冬天，她找到了新的工作。这次是在广播电台。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都会广播网担任副台长，每周一到周五早上播报新闻，下午则是做交通实况报道。2004年的春天，她开始联系电视台，打算从头再来。福克斯地方电视台同意让她做替补主播。到7月初，电视台突然通知她，让她在三个小时的晨间新闻节目中，插播交通实况。
1997年1月，艾莉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第13频道播报午夜新闻。艾莉莎工作的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凌晨5点，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新闻稿。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她先播报一段30秒的新闻提要，然后是一段2分30秒的简讯。如果运气好，在午夜出现爆炸性大新闻，那么她上镜头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也许继续留在主播间直播新闻，或是跑到现场做现场报道。如果她特别幸运，出了个像是飞机失事或火车脱轨的超大新闻，她就可以一直待到晨间新闻节目。
我看了这个节目的录像带。一男一女两个主播，端着咖啡杯，坐在柔软的沙发椅上讨论晨间新闻。每隔30分钟左右，就会插播两分钟的交通情况报导。艾莉莎站在城市地图的投影片前，描述哪些地方由于车祸事故或是施工而导致车多拥挤，提示观众避开这些路段。时不时地，主播会调侃她，比如说她似乎是个生面孔，不是平常报导交通情况的那个人。面对这种情况她一般哈哈一笑，非常自然地跟他们开着玩笑。她说，这么做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对她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她还是会感到有一点不安，在意别人怎么看待她的复出。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打败她。她说，现在她已经觉得自在多了。
病态性脸红
或许有人想知道，她的困扰到底是生理还是心理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像“脸红是生理反应还是心理反应”一样，无法给出确切答案。我问过艾莉莎，她是否后悔过做这样的手术。她说：“一点也不。”她甚至说手术是“她的救星”，不过，她也补充道：“但是大家应该知道，手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手术结束后还有一堆的问题需要面对。”她已经不再为脸红而感到不安，而且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无法完全摆脱脸红问题。10月，她开始在ABC电视台下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地方台（即第6频道）做兼职播报员。她希望将来能做全职的播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