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作战攻势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是极其可怕的，伤亡人员的总数是个天文数字。逃难人群阻塞了道路。受阻于过度扩张的供应线和美国轰炸机的骚扰，日本人被迫竭尽所能以求生存，他们四处掠夺，射杀或刺死那些敢于抵抗者。在1938年和1939年就遭到轰炸但随后或多或少平静了几年的城市再次遭到了轰炸。美国空军主要基地所在地的桂林被夷为平地，人口大幅减少，同时，正如我们所知，湖南省最大的城市长沙，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废墟。
“一号”作战计划在西方从来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与战争中其他重要交战同时发生，包括盟军登陆诺曼底。尽管如此，由于这场战役跨越了1944年整个下半年，所以成为日本在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总共投入了17个师团的50万官兵，其中有的是从东北调遣而来，有的则直接来自日本本土。在中国一方也有着同等数量的士兵，但一如既往，其中多数士兵营养不良且装备不足，作战时通常互相不配合，时不时有人逃跑，有的部队只顾保留实力，见死不救。
中国小说家巴金在战时日记上写道：
1944年4月，由于未能迫使中国投降，而且面临着美国将使用中国领土进攻日本本土的可能性，日本结束了僵持阶段，发动了“一号”作战攻势，试图夺取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这是八年抗战期间的第二个旷日持久且战斗激烈的阶段，因为日本试图实现两个目标。其一是开辟一条陆上通道，直达日本在1940年就夺取了的印度支那，以便借助铁路线将部队和物资从越南海防港直接运往中国东北，然后用船运到日本本土。其二是要摧毁美国第14航空队用于轰炸中国被占领土上和太平洋上日本目标的众多机场。正是在这次战役中，长沙沦陷了。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从下午一直燃烧到深夜。连城门都落下来木柴似地在烧烧。城墙边不可计数的布匹烧透了，红亮亮地映在我的眼里像一束一束的草纸。那里也许是什么布厂的货栈吧。
当他们这群人到达重庆后，刘群英嫁给了那个哥哥，不料他竟然是个酒鬼，还喜欢玩女人。他经常光顾妓院。他会把女人带回家，并要求妻子为他们做饭。最终，她的丈夫永远离开了，刘群英在重庆战时救助局下属的一所小学找到了一份教学工作。她母亲和她还接了些洗涤和清洁工作。学校的校长还亲自帮衬她一部分工资。之后她又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患了肺炎，但没钱买药，最后“在我的怀里死去”。[88]
从以上简单的报告里，你们也可以了解这个城市的受难的情形，从这个城市你们会想到其他许多中国的城市。它们全在受难。不过它们咬紧牙关在受难，它们是不会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貌上我看不见一点阴影。在那些地方我过的并不是悲观绝望的日子。甚至在它们的受难中我还看见中国城市的欢笑。中国的城市是炸不怕的。……[89]
“我们在野外挖一个洞，把他埋葬了，然后继续我们的旅程，”许多年后她说道，“我的心都碎了。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被埋在哪里。”[87]
* * *
在向西行进的旅途中，刘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和母亲以及弟弟，还有那途中相遇的兄弟俩，往往走一天路，然后她的母亲和旅伴就会去设法干几天活，以便获得食物再继续接下来的行程。她们花了一年时间才到达重庆。刘群英生下了一个孩子，一出生就身体虚弱。在日机一次轰炸时，刘群英跑往树丛躲避但摔了一跤，孩子便死了。
只要能忍受，把仇恨牢记在心，就已经是一种胜利，或至少是一种救赎。但能够进行反击就更好，被视为正在勇敢顽强地进行反击的团体将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蒋介石所实施的反击远远超过了许多美国观察家和之后的历史学家的认知。对于那些未被允许亲赴前线的观察家而言，通常更容易看到的是非军事性的抵抗。在未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到处是海报、高唱爱国歌曲的游行学生、呼吁人们忍受的宣传电影等景象。蒋介石频繁的演讲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他那富有魅力的妻子宋美龄，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广泛宣传中国的顽强抵抗，并游说议员以求获得帮助。报纸和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报告充满了中国获胜的报道和日本遭受的毁灭性损失。
比较而言，比顿所见到的那些背井离乡的官员和教师的生活几乎还可以说是奢侈的，而像刘群英那样的人或其他无数以茅棚为居却还被警察拆毁，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医治，以及沦落到沿街乞讨度日的流民的生活就更加凄惨了。他们中许多人在重庆两江交汇处狭窄的平地上迅速涌现的巨大棚户区里找到了家，如果这也算是家的话。“在贫民窟与人类共存的有家养的狗和野狗，猫和老鼠，以及其他虫子，”曾经住在河堤边的一个居民回忆道，“包括跳蚤和蟑螂。在夏季，潮湿的河岸是蚊虫滋生地……我们一年到头都苦不堪言。”[86]
正如我们所知，这些做法颇具讽刺意味。国民政府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宣传，也越来越不被人相信。但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抗日作用远远超过了共产党，共产党进行的抵抗很少，其损失只是国民党部队遭受损失的一小部分。然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蒋介石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个英雄般的斗士，而共产党军队则越来越被认为能征善战，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在中国遭受的苦难削弱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威信及合法性的同时，共产党却能够将它转化为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生活还时常伴随着空袭警报，并且在一段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每天都要跑去躲在重庆陡峭的山坡中开挖出来的防空洞里。1944年年底抵达重庆后的第二个晚上，魏德迈将军通宵未眠，一直听着对这个城市的空袭，他说，这提醒他“中国的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83]到1941年年底，根据租借法案承诺提供给中国的价值1.45亿美元的物资中，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已经运到，还有大量物资在缅甸等待经滇缅公路运往中国。[84]在几乎三年后，魏德迈还提到在重庆的那天晚上，炸弹不时地落在城里山坡上挖出的防空洞的入口附近，躲在洞里避难的平民差点被活埋。即便如此，在这战争开始后的第六年，蒋介石把重庆作为战时临时首都以来的第五年，重庆仍然没有高射炮或现代警报设备，“日本鬼子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轰炸，特别是在夜幕降临前”。魏德迈的结论是“必须对此采取措施”，[85]但结果还是什么措施都没有。
[1]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0.
生活得像农民那样的，都是些法国文学或欧洲哲学的伟大的专家和学者；那些一直担任科学杂志编辑，或一直是知识界和思想界核心的人士，都被困顿滞留在这里，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有些人因烂脚而无法行走，还有些人因缺乏营养和缺少洗浴而引发疾病。然而，他们却仍然保持着令人惊叹的欢乐，充满着活力。[82]
[2] Michael Schaller，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42.
因为没有供水管道，所以生活用水必须向苦力购买，他们从河里取水后用扁担挑着贩卖。物价很高，特别是临近战争结束时。比顿写道：
[3] Arthur Waldron，“China’s New Remembering：The Case of Zhang Zhizh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30，no. 4 （Oct. 1996）：948.
他靠着劣质大米生存，在一间类似监狱囚室的房间里睡觉和工作，没有人照料他。除了用两本词典撑着一块木板作为一张床，还用一个箱子隔了几层来存放从先前生活中抢救出来的书卷之外，他没有任何家具。按照“节油”运动的要求，油灯必须在夜间尽早熄灭。[81]
[4]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98.
社会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在1944年得到英国新闻部的授意而访问了中国，他提到了这个“竹子、烂泥和苍蝇”的世界，这个到处充满厕所恶臭的中国。官员和教授都住在漏水的老鼠出没的房间里，重庆炎热、潮湿的夏季令人窒息，潮湿、阴冷的冬天又使人寒冷难耐。比顿拜访了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教授，他从上海迁居到重庆。比顿说道：
[5]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98.
在这大迁徙的途中，刘群英和她母亲遇上了逃离自己安徽家乡的一对兄弟，他俩帮助她们走完了到湖北恩施的整个路程，据说刘群英的中学已经搬迁到了那里。为报答兄弟俩中哥哥的帮助，刘群英只能顺从他的性要求，她的母亲无奈但也默认了。到达恩施后，她们发现其实学校根本就没有在那里重建。靠近四川的这个小城，挤满了难民，物价很高。“我感到伤心和绝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得不和那两兄弟住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满足那个哥哥的性需要，为了我的母亲和弟弟去忍受生存的痛苦。”[80]离开恩施，这群人又辗转去了重庆。重庆当时是、现在也是坐落在陡峭山坡上的山城，俯瞰着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处。重庆本身就是一个痛苦和抵抗的神奇故事的发生地。正如我们所知，为了远离日本侵略的锋芒，国民政府到1938年年底就完全迁到了重庆。许多大学也搬迁到了重庆郊外。在日本侵略军到达之前就被拆除的工厂，也被一部分一部分地搬到了四川和云南，并在那里得到重建。这意味着政府官员、教师、技术人员、工厂经理和其他人员大量涌入并聚集在这个落后的供给不足的城市，如同那些更加绝望的难民一样。尽管官员们有薪水可领，可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难。
[6] 现属安徽省。——译者注
一些年轻男人背着行李和他们的家产，另一些人背上驮着老人。有些人怀里抱着孩子，有些人扛着被子，还有的人扶着自己的老母亲或生病的妻子。苦难的悲情在相互之间蔓延——缠着小脚的老妇，躺在大车上满脸皱纹的家族长辈——都在逃离毁灭。[79]
[7]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41.
报道了四个月徐州之战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写道，“牛、马、驴”全都在“沿路逃亡”。
[8]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p.244-45.
当时的目击者对这种颠沛流离所付出的辛劳而倍觉惊叹，战争初期的情景也是如此。沿着长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之上可以看到7000名苦力拉着7000辆人力车，全都满载着井盖、下水道格栅和散热器，这都是在日军于1937年10月攻占汉口之前尽力从汉口抢运出来的。[77]一个加拿大天主教传教士在目击了徐州以南的逃亡队伍之后写道：“绵延不断的牛车队伍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带子。整个北方的人口都出动了。妇女和儿童都挤在大车上，周围捆绑着篮子、麻袋、鸡、羊等。许多人都流着泪水，孩子们在啼哭。男人们抽打着牛。谁也无法停止，只能继续走。在这一切的中间是不计其数的士兵……个个脸色阴沉。呼吸到的只有尘土。”[78]
[9]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52.
刘群英和她母亲及弟弟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的一部分，数百万人被迫逃离被日军侵占、轰炸和掠夺的城市与乡村。他们向西跋涉，试图到未被占领的省份去寻找住所和工作。在战争期间，包括长沙、桂林和徐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基本上是全城人口都逃光了。大量来自上海、广州、南京、汉口等被占领和被践踏城市的人口加入了沿着道路和河堤向西逃难的混乱人群之中。
[10]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56.
“潮水般的人群带着他们的财物拥挤在道路上，使得前进非常缓慢和混乱，”她说道，“我们不得不和人群一起留在主要道路上，因为土匪往往会袭击走散的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白天，我们随着人山人海慢慢移动，饿了就吃我们随身带的干馒头。到了晚上，我们只是把我们唯一的一床被子铺在地上，我和母亲轮流睡上几个小时。”[76]
[11] 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条。——译者注
这些被征召的新兵大多数都被强行从妻子和孩子身边带走，结果是他们的妻儿老小丧失了经济上的支柱。中国不是美国，不会把上前线的部队将士的工资支付给他们家中的妻子。对无数中国妇女而言，一旦她们的丈夫远离家园或因阵亡而阴阳相隔，她们就会陷入贫困之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75]这场战争也造成大批人口流离失所。1921年出生于武汉的刘群英对美国学者说，她的家在1938年1月被日军炸毁后，她和弟弟、母亲都沦为难民。日本人的目标是到达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而国民党政府几个月后也避难迁移到了那里。
[12] 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67），p.27.
包括白修德在内的其他观察家也报告说，国民党军队的征兵无异于一种绑架，新兵实际上是被用绳索捆绑在一起，在枪口的逼迫下离开自己的家园，然而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却生活在成群低声细语的仆从和价值连城的古画之中。
[13] John K. Fairbank，introduction to Peck，p.3.
“征兵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危害性不亚于饥荒或水灾，而且更频繁——每年两次——并造成更多的受害者，”魏德迈在观察了美国的中国盟友几个月后这样写道，“拿饥荒、水灾和旱灾与征兵相比，就像拿水痘和瘟疫进行比较一样。”[73]隶属于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赖斯在报告从山东到安徽等中国中部地带各省的情况时，这样说道，“除了最贫穷的人之外，其他人都能逃避兵役。被征士兵受到虐待，很少或根本得不到训练。军官们热衷于做买卖和走私毒品，而他们的士兵则依靠人民生活。散兵敲诈勒索过往客商和当地富裕人家”，其结果是激起了人们的“敌意和对立”。[74]
[14] John F. Melby，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1.
对于成百上千万不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受害者或没有受到战争暴力实际影响的中国人而言，战争仍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艰辛，并伴随着深层次的心理创伤。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军队一直遭受缺乏兵源的困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伤亡太大，而这样又给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全部村庄造成了持续的痛苦，以至于许多农民认为生活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日子过得比在国民政府控制下更好。1944年11月，在抵达中国后不久，魏德迈给马歇尔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有着4.25亿人口的国家却招募不到足够数量的新兵。在被日本控制的土地上无法招募新兵，并且日本控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主要人口中心。除此之外，农业上还需要许多能干之人，否则这个国家将会挨饿，工业上也是如此，需要工人生产国家在战争中需要的物资。而且，魏德迈说：“营养不良、不讲卫生、公共卫生条件差以及令人遗憾的医疗服务，都导致了体能上能够服兵役的男性数量的减少。”[72]
[15] Ruth Altman Greene，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6.
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惨无人道，数不胜数。就像日本人在朝鲜及东南亚地区所干的那样，他们在中国也到处开办“慰安所”——在全国各地正式经营的共有280家——从而每40名士兵可共用1名“慰安妇”。[69]在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强奸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乡村女孩常常被肆意抢走，供日本官员和较低级别士官发泄性欲，给受害者造成的后果是疾病和永久的耻辱。一个亲眼看见日军袭击浙江省永嘉地区枫林村的证人多年后回忆道：“他们强奸了许多妇女，其中有一个生完孩子才满三天。”[70]另一名也在浙江的女性证人名叫傅杨（Fu Yang），当日本人来到她的村庄时，她还是个孩子。“日本人强奸‘花姑娘’，无论她们是6岁还是60岁，”几十年后她告诉采访者，“我妈妈每天都会用黑色污垢涂满我的脸，让我穿男孩子的衣服，留男孩子的短发，生怕日本人会抢走我。我们的邻居，王太太，虽然已经满60岁了，但她也没能逃脱。日本人抢走了她，后来把她烧死了。”[71]
[16] Edward Gulick，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72-73.
因其在太平洋的损失以及要为预期的对本土列岛的入侵做好准备，日本变得越来越心烦意乱，日军被用船运出上海，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满洲地区的伪满汉奸军队。这些军队被称为“皮帽士兵”，因为他们穿着适合自己寒冷的北方家乡的衣服。[68]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日本人却仍然不断地宣告自己一直在打胜仗；有时候日本人用巨型宣传气球拖着彩带飘浮在上海的跑马场上空来公布这些胜利，其中一些无疑确实发生在军事前线。而伪满军队，如果与被他们换走日本军队有所区别的话，那就是比日军更糟。根据魏斐德的记载，他们“进入上海时，一路奸淫掠夺”。他们要求日本人为他们建立“慰安所”，这是战时为日本兵建立的卖淫场所的委婉说法，日本人回答说妓女短缺，伪满士兵就挨家挨户搜捕“幸存的老年妇女以满足他们的肉体之欢”。
[17] Edward Gulick，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74.
然而，在日本占领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和舒适无缘的。到1945年时，由于多年的战争而造成了物资严重短缺，日本在城市和乡村同时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例如，在上海，大多数家庭的用电量到了每天仅限于用十五瓦灯泡照亮几分钟的地步。[66]特别要说的是，所有的反日情绪都要遭到审查。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日本就接管了在上海已经建立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国政府不能行使主权的外国租界，并立即下令销毁所有的报纸、杂志和涉及当代历史的书籍。大街小巷都燃起了熊熊的焚书火光。日本人还命令家家户户上交收音机，并要求18～30岁的所有男人加入当地街道治安维持会，参加八小时轮班的保甲监控。反抗者被关在警察总部里遭受严刑拷打，包括往鼻子里灌水、拔指甲，以及所谓的芝麻卷，即把受害者塞进一个绑得紧紧的麻袋里踢来踢去。[67]
[18] Nora B. Stirling，Pearl Buck：A Woman in Conflict （Piscataway，NJ：New Century Publishing，1983），p.57.
这些原本是在某些地区发生的早期恶性争斗的场景，自从日本于1938年扶植傀儡政权以来就已经屡见不鲜了，这是一种汉奸的颓废与极端贫困和绝望共存的现象。历史学家魏斐德描述了“电影小明星、歌剧女歌唱家、社会名流和交际花常常光顾”[63]位于上海法租界巨泼来斯路[64]的一栋豪宅，他们的汽车经常被人看到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拥有这块地产的是一个叫潘三省（Pan Sanxing）的人，他还垄断了长江上从上海到汉口（在上海西边约200英里）的客轮运输。他拥有中餐、日餐和西餐馆，以及上海最出色的妓女，“随时可供日本军官狎玩，那些军官饮用了两三杯昂贵的洋酒之后，醉意醺醺，期待着在铺着榻榻米的客房里吸毒纵欲……他们可以免费在那里待到天亮”。这种“汉奸的奢侈生活”包括了一种利用商品短缺和失意绝望的创造性的创业精神。陈医生叙述了有关抗生素的黑市，一剂用量的花费之高可以买下一栋别墅，黑市由地下团伙所操纵，它们派走私船去印度支那搜集抗生素。在上海最知名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丁惠康的肺结核病专科医生，他发明了一个巧妙且可营利的方法来克服诊断所需X光片的短缺。丁医生只用一台仪器，不需胶片。[65]患者在仪器前面站一分钟，技师直接检查人体透视影像。技师会在病人的掌心用红色的圆圈标示病人的肺部轮廓，指明他认为自己所看到的结核点。然后，丁医生用一根又长又粗的针把空气注入被感染的部位。他也给那些能够买得起抗生素的富有病人使用抗生素。丁医生把他在战争期间赚取的钱财用来购买罕见的中国古董以及吸引女性，特别是女演员。
[19]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1.
“在抗战过程中，”一个名叫陈存仁（Chen Cunren）的上海医生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受苦的人遭受的苦难越来越多；那些富裕的人发财的方式千奇百怪、令人费解。”[61]通敌卖国者、爱国人士和只求能生存下去的绝大多数人之间相互作用，创造了无数无奈、盘剥和复仇的辛酸故事。在被日本于1941年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的香港，有个姓谢的矮矮胖胖的中国警察，曾没收了一个被关在拘留营的英国人的房子，他后来结交了一个名叫中岛的日本宪兵，两人狼狈为奸。[62]他们伪造罪名，肆意逮捕香港的中国人，然后要求他们的家人支付赎金。自然，这个姓谢的在香港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人。在某次事件中，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阿尔维斯（Dominic Alves）的葡中混血男子，被抓进了在九龙一所由姓谢的看管的私人监狱中，这可能是因为多米尼克曾经在一桩房地产交易中击败过姓谢的。但是，这个故事有着一个相当圆满的结局。多米尼克那有着中葡血统的妻子米利亚姆，去找在九龙的日本当局投诉，控告谢和中岛两人。她得到了一个日本殖民官员的支持，这位官员对日本那冠冕堂皇的宣传持很认真的态度，相信日本入侵并占据大部分亚洲地区是为了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这块大陆，给亚洲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米利亚姆的努力既带来了奖励也受到了惩罚。她为私闯九龙宪兵队的鲁莽而被鞭笞八下，但她的丈夫被释放，那个姓谢的也销声匿迹了。
[20]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1.
生活被战争以多种方式变形，扭曲成奇怪的、面目全非的形状，就像被占领后的欧洲的人们一样，中国人也以他们自己众多的、不同的方式去应对。有些人投敌成了汉奸，或者有能力利用局势来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有些人成了烈士。成千上万来自城市地区的青年人被吸引到共产党在延安的总部，认为那里是真正的爱国活动的中心。数以百万计的人逃离了家园，并且多年来一直还是难民。中央政府撤离了类似上海那样的大城市，留下了权力真空，听任秘密社团、犯罪团伙和走私商人来填补。“他们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一位上海居民写信给市政府的看守人员称，“结果是善良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土匪则大量涌现，谋杀和强奸每天不断。”[60]
[21] Diane Lary，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3.
尽管日军的绝对数量在被占领的中国土地上看起来很高，但实际上分摊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就很单薄了。日本的政策是控制战略要点，特别是中国的铁路线，并通过引诱中国本土人士与他们合作来成立地方行政当局。这样做使他们很容易受到敌对方的渗透、抵抗和游击骚扰，在华中和华南地区，对手主要是国民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名气更大的对手在华北，属于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武装。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日本老兵作证说，从1942年起，为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日本在中国执行了后来被称为“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这意味着针对庇护游击队的村庄和针对任何涉嫌反对日本统治的个人的野蛮报复。日本学者估计，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是有270万中国人丧生。最为裕仁天皇认可的美国传记作者赫伯特·比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光”政策所导致实施的残忍暴行“比陆军的化学战和生物战或者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所具破坏性要大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59]
[22]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2.
在美国参战之前整整一年，整个局势，换句话说，完全是灾难性的。到1940年时，日本在中国共有1000架一流飞机，相较之下，中国只有大约150架二流飞机，而且当日本占领了杭州和南昌之后，中国空军主要的飞行学校和飞机工厂也相继失去了。[57]中国所有防卫重庆的飞机在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几个月内被消灭殆尽，处于中亚大门的所有城市，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甚至兰州在内，均频繁遭到空袭。1940年5～9月，在所谓的僵持阶段，日本对中国的人口密集中心出动了5000架次飞机投掷了2.7万枚炸弹，这还是在陈纳德的飞虎队往往有效的骚扰之下进行的。[58]最终，日军夺取了长江港口城市宜昌，这是通往四川的门户，也是继续向西的铁路枢纽。由此日本人得到了一个基地，既可用于轰炸攻势，又可控制湖北省的水稻产区。
[23]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3.
从1940年冬季攻势的失败到1945年年初收复滇缅公路，国民党再未尝试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势。相反，它恢复了蒋介石所青睐的“纵深防御”，希望敌人在过度扩张的过程中会消耗自己，直至最终反攻成为可能。同时，在1940年，沿中国沿海向越南推进的日军夺取了广西，牵制了更多的中国军队并造成无数死伤。当然，其间既有政治挫折，也有军事败绩。在此之前，当苏联与轴心国德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后，日本得以从满洲地区和内蒙古把军队解脱出来集中对付中国军队。1940年7月，屈从于日本的要求，英国停止通过香港或缅甸给中国供应物资。法国当时则处于卖国通敌的维希政权统治之下，允许了日本对河内的军事行动。河内至云南的铁路桥梁被炸毁。即使在日军实际占领缅甸之前，对中国的封锁也几乎完成了。
[24]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4.
1940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年份。1939年冬天，国民党曾试图组织一次大反攻，以多达80个师的兵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与此同时，共产党扩大了其控制地区，并且招募了新的部队，这两者都损耗了国民党的力量。但是，令蒋介石非常痛苦并失望的是，他的军队表现不佳，军队指挥官经常拒绝服从进攻的命令，反而沉溺于一种叛逆性的临时妥协，与敌人更多的是做交易而不是交战。[56]
[25] New York Times，Nov. 21，1938.
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向内地迁移，越过长江上的三峡天堑，搬到重庆，这里原先只是一个沉睡、落后且到处是悬崖峭壁的山城。随之而来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僵持，但这个僵持阶段是非常血腥残酷的。一位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已经确定，在1942年12月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每月伤亡人数接近5万，这比上海战役和1937年武汉沦陷期间发生的伤亡人数仅少1万。[55]据国民党统计，在这期间共发生了9次大战和496次小规模战斗，还有2万多次小型冲突。
[26]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4.
中国人并没有按照日本指挥官的预期很快就投降，这时，日本发现自己已经深陷泥潭，这种泥潭后来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也很熟悉，那就是困在一场既不能断然获胜但似乎又不可能抽身而退的战争之中。到1938年年底，在一年半的大规模战争之后，日本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完全放弃了赢得一场纯军事胜利的希望。日本人不再寻求消灭国民党，而是试图扶植一个傀儡来摆脱中国政府。他们发现了一个前国民党左翼领袖，名叫汪精卫（从那时起，这个名字在中国就变得恶名昭著、人人唾弃），此人对日本人十分驯顺服从，因此被扶植为南京傀儡政府（又叫汪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领导人。
[27]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63-64.
* * *
[28] Gulick，Edward. Teaching in Wartime China：A Photo Memoir，1937-1939.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p.238-39.
当白天空袭警报响起时，盖尔霍恩写道，人们只能逃离，因为城里没有防空洞，建筑物里也没有藏身处。“他们跑到山上去看日本轰炸机如何在他们的空城上空扔炸弹。”
[29] Greene，Ruth Altman. Hsiang-ya Journal. Hamden，CT：Archon Press，1977，p.115.
挤满了中国人：穿着黑色或褪色的蓝色棉布衣服的男人，缠了小脚的几个女人步履蹒跚，黑衣黑裤的农妇头发编了辫子垂在背后，孩子们夹在人流之中……一些管道被击中了，污水遍地，从破裂水管中流出的水使得行人要在街上蹚水而过。那些破烂的房子突然间裂了开来，长时间储存的污垢和异味全都释放了出来。几乎没有可呼吸的空气，那些现在还侧向倚靠在不稳定的横梁或者靠一堵坚实的墙支撑着而未倒的房子，随时都可能像雪崩似的倾倒在拥挤的街道上……在所有沿街的一面，靠着烛光和煤油灯光，人们在不停挖掘着，努力恢复他们自己那被炸毁的家园，他们用钉子把断裂的木板拼接起来，有的像是房顶，有的像是墙壁，搭成了能住人的棚子。只有在晚上才能干点活。第二天日本人又会来轰炸。[54]
[30]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144.
当然，大多数的地方没有遭受那种总体上的摧毁，但许多地方都经历了一种持续性的，几乎是例行的破坏。1941年1月的一个夜晚，盖尔霍恩坐飞机抵达昆明，这一天的白天，昆明遭到了27架日本轰炸机的狂轰滥炸。有一条街上几乎所有房子都被炸毁了，整条街
[31] Martha Gellhorn，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77.
对南京的蹂躏绝非发生在中国的唯一暴行，从长沙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只剩下一片废墟，再无人烟。徐州是上海北面江苏省的一个铁路枢纽，在其西南30英里开外一座小山坡上有个村子名叫闫窝。1938年5月20日，日本侵略军冲进村里，仅在一个小时内，就杀害了200人。“然后，他们把包括本地村民和难民在内共计670个男人赶到了村外一栋房子的院子里，”一个历史学家写道，“院子周围的房屋都被从外面点着火；试图逃离火焰的男人都被包围这栋房子的士兵射杀。670个人中除5人之外全都被杀。”[52]在北面铁路枢纽台儿庄那延续数周的战斗中，2万人口锐减到只剩7人，1个85岁的男人和6个女人，《北华捷报》如此报道。[53]
[32] Cecil Beaton，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2.
在战争期间，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37年和1938年，紧随着卢沟桥事变而展开，日本对中国实施了双管齐下的全面攻击。其中一个矛头指向的是夺取黄河以北的省份，将它们与满洲地区合并形成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其地域面积将大于整个西欧。第二个矛头所向是富饶的长江流域。这两种攻击都包括对平民聚集区毫不留情的燃烧弹轰炸，从沿海城市上海到西南地区的桂林。一路上抢劫、大规模屠杀，以及强奸已成日军的惯例，因为日军奉行的政策就是旨在恐吓老百姓以使之屈服并迫使政府投降。随后就发生了著名的“南京大屠杀”，30万中国平民惨遭杀害，无数的妇女和女孩被强奸，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后果是，该城约80%的人口消失了，或者是因为死亡或者是因为逃亡。[51]在还留在遭受过屠杀的城市里的中国人中，78%的人没有收入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财产，甚至没有被褥。
[33] 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 （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xiii.
为了抵挡日军进攻上海，蒋介石下令全师挺身而战（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将被全部消灭）而不是撤出部队，以便让他们能够保存下来再次投入战斗。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毁灭性的，不可恢复的。对中国军队伤亡人数的估计最低是18.7万，最高是30万，受到重创的主要是蒋介石手下受过德式训练并配备德式武器的最好的几个师，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其后果将直接影响中国在此后的战争中的军事效率。[49]在西方人眼里，这种牺牲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如白修德所说的那样，“在政治意义上，这是一次战争的伟大的示范”，以其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面对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所能表现的吃苦耐劳和英雄主义”。[50]
[34] Nancy E. Riley，“China’s Population：New Trends and Challenges，” Population Bulletin 59，no.2 （June 2004）：6.
这是一片多么凄凉可怕的情景呀，房屋倒塌了，屋顶瓦片散落在道路旁，噼啪作响的电线扯落在地，使得走路也难以迈开步子。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从飞机上扔下的炸弹炸出的坑。奇怪的是，只有矗立在市中心的高耸的佛塔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几乎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偶尔，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从一个坍塌的茅屋里爬出来，然后又爬回去。城墙内三分之一的房子已不幸被摧毁。我们感觉自己身处一座死亡之城，在这个神秘无声的世界中，唯一的声响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48]
[35] Richard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1972），p.73.
蒋介石身上也有类似的东西存在，正如黄河决堤泛滥成灾所表明的那样。基于军队太弱难以实施有效抵抗之理由而对日本让步多年后，蒋介石把全民抗战作为一项伟大的民族宗旨，再多的牺牲、再多的苦难也在所不惜。在争夺上海的战斗中，日本飞机对城市的华埠狂轰滥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为可以免遭攻击，其人口从150万上升至400万。“成百上千的无家可归者阻塞了街道，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睡在办公室走廊、储藏室、寺庙、会馆、游乐场和仓库里，”历史学家魏斐德写道，“到这年年底，从街头或废墟中已清理了101000具尸体。”[45]闸北区，全市最大的中国人居住区，就像另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成了“满目疮痍的震中地区”。[46]一位抵达上海北面的小城吴淞的法国记者写道：“整个城镇和周围村庄已被可怕的轰炸摧毁烧尽，夷为平地。”[47]西北70英里外的无锡，人口由30万跌至10万。一位名叫熊谷靖（Kumagai Yasushi）的负责所谓平定南满铁路的日本军官，察看了上海西部的嘉定县城。他后来写道：
[36] John K. Fairbank，“The New China and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51，no.1 （Oct. 1972）.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导致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许多统治者为了国家目的而牺牲大量人命，或者把大量死亡的数字看作国家经历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太平天国起义导致了2000万人丧生，这是十九世纪迄今世界上代价最高的战争，尽管美国的南北战争在这一点上也有一比。后来，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毛泽东曾说过对中国进行核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会比针对其他国家的类似攻击少很多。1959～1962年的饥荒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这是其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在他不断发起的政治纯洁化运动中，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受到冲击。中国总是有足够多的人可以重新开始，另起炉灶。
[37] Stephen R. MacKinnon，Diana Lary，and Ezra F. Vogel，eds.，China at War：Regions of China，1937-1945 （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78.
战争爆发几周后，《纽约时报》在上海就这场至今已经涉及成千上万军队的战斗却完全没有俘获任何敌方士兵而采访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发言人。军方发言人也爽快地承认道，“‘几乎没有抓住一个中国战俘’，而当被告知中方宣称捕获一名日本士兵时，他咧嘴大笑”。[44]
[38]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169.
学者戴安娜·拉里在她有关中国战时苦难的记载中，把这些行为归因于“上峰夸大其词的爱国主义和下属的无能”[42]的结合。随着任何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那些漫长的战争，约束都会松弛，肆意破坏都会增加。二战就是全面战争时代的标志，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城市都遭到密集轰炸，平民被大规模屠杀。然而，中日战争中死亡和流离失所的人的绝对数字残酷地表明：当灾难必然降临之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战争双方至高无上的意愿就是去接受降临在无名的、可替代的广大民众身上的严峻不幸。在毛泽东执政之后，他常常赞扬两千年前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尽管其建造长城这项重大成就不仅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也未能阻止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对中原王朝的入侵。中日战争的两方，都存在接受甚至鼓励大规模死亡的意愿，表露出一种对民族志气的狂热且盲目的依恋，这是一种普遍共享的感觉，认为死亡和穷困总是比战败更可取。一些研究战争的学者认为这种甘心牺牲自我的狂热应归因于在日本军事院校的经历。在这些军事院校中，许多未来的中国军官和他们的日本同行在上一个朝代的最后几天里曾同窗学习过，并且一起在那里被灌输过宁死不降或不当战俘的行为的荣耀。在任何情况下，令人吃惊的是没有战俘的存在。玛莎·盖尔霍恩将此归因于中国人对侵略者的凶残所怀的仇恨。“一名中国士兵，”她写道，“如果活捉任何一个日本战俘都能得到1000法币的奖赏。尽管这笔钱数额不小，但士兵们只要抓住日本兵就立即射杀，作为直接的个人报复，为那些住在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一样的村庄里的人所受到的苦难而复仇。”[43]
[39]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1946，p.170.
1938年，作为阻止日军推进华北而做出孤注一掷的努力，蒋介石下令将黄河决堤[41]，黄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悲哀”并不是平白无故的。决堤只是推迟了日军的进攻，然而却造成了淹没广阔华北平原的大洪水，好几个省份整县整县地被浸泡在两三英尺深的水中。洪水造成大面积的粮食作物颗粒无收，使得最糟糕的时候每天都有超过1万名忍饥挨饿的人聚集在各大城市寻求救济。最终，80万人直接死于水灾或活活饿死。1945年时，500万难民仍然滞留在他们逃难的地方。
[40] Peck，Graham. Two Kinds of Time：Life in Provincial China During the Crucial Years 1940-1941. Boston：Houghton Mifflin，Sentry Edition，1950，p.30.
河南发生的饥荒是如此巨大而可怕，以至于几乎无人去关注发生在土地肥沃的广东省的类似饥荒，尽管据说有150万人死于其中。广东是沿海省份，毗邻被英国人占领的香港，当时的广东只发生过一些断断续续的战斗，尤其是在日本夺取了广州并收紧了对中国的封锁之后。1940年，广州沦陷两年之后，格雷厄姆·佩克乘坐一条走私船从香港经西江河口迷宫般的河道溜进广东。他所见到的第一个真实的小镇是淡水口（Tam Shui Ko），这里虽然还没有被日军入侵，然而却已经是“一座城市墓地”，绝大部分的居民，不论贫富，都在广州沦陷后的恐慌中逃离家园。“野草和灌木在不大的且有着白色骑楼的街道上疯长……从那些没有用砖砌死的门窗里能看到黑黢黢的被烧过的房间或者是露天炫目的日光。”[40]佩克记得在公共建筑物侧面涂的抗日壁画和口号，这些都是早些时候抵抗精神的迹象，但现在，“在大多数的街道上，除了野狗和野猫，以及一些奇怪的驯服了的大老鼠外，唯一的生物是一些衣衫褴褛的路边摊贩，用托盘装着一些脏兮兮的商品”，他们“穿着粗糙的避雨蓑衣，像一群躲在废墟之中的毛发杂乱的野兽”，在大声兜售着。
[41] MacKinnon，Stephen R. 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78.
最悲惨的灾难终于在1941年至1943年之间来临了，这或许颇为反常，因为那是战斗相对平静的时期，当时华北爆发了一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饥荒。这场灾难是由1942年的旱灾和1943年的蝗灾造成的，并因战争的混乱、交通网络的破坏，以及日军征用商船而加剧。饥荒的结果是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300万人沦为难民。在1943年春天途经河南的白修德，描述了极其恐怖、令人作呕的场面——孩子们在吮吸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妇女宁愿杀死自己的孩子也不愿去听他们的哭啼，人们剥下树皮熬出一种汤来果腹，为了生存甚至还人吃人。“路上有很多尸体，”他后来写道，“一个女孩不超过17岁，苗条、漂亮，躺在潮湿的地上，她的嘴唇因死亡而变蓝，她的眼睛睁开着，雨水落在上面。”[38]这场饥荒给省城郑州带来致命一击，这座城市的大部分早先已经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瓦砾。“我们站在主要大街的一头，顺着空无一人的街道望去——整条街空无一物，什么都看不到。偶尔有人穿着随风飘动的破衣烂衫从门道里踉跄走出来。那些注意到我们的人把我们围了起来，摊开双手向我们哀求，口中喊着‘可怜可怜吧’，直到我们的耳朵灌满了这种声音。”[39]
[42]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64.
如果中世纪般的贫穷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种常态的话，就不难想象七年半的战争对中国成千上万的贫困乡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有军队掠夺造成的伤痛，还有敌对派系搜寻食物和给养、强拉壮丁、因绝望而占山为匪、身强力壮的男人消失殆尽。只要有轻微的扰动就足以陷中国农民于灭顶之灾，而战争是绝不轻微的。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记下的：“乡村苦难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想象。”[37]
[43] Gellhorn，Martha. 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p.99-100.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学者费正清住在乡下，他还记得在村庄里迎接他的是些“瘦骨嶙峋的狗的叫声和满身苍蝇的儿童的盯人目光”。因营养不良而患头皮疾病和皮肤疾病是见怪不怪的。农民们在“只有几棵树和少量水”的“一块块尘土飞扬的农地”里种植庄稼。灌溉都是由手工完成的，“一桶一桶地去浇水，非常辛苦”。[36]
[44] New York Times，Sept. 25，1937.
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乡村人口苦难深重，人身和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要向一个个称王称霸的地痞流氓纳税进贡，好不容易把他们全都打发了，却还要向政府缴纳苛捐杂税……他们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他们被刺刀顶着去收割庄稼，然后被迫无偿转交给当地驻军，尽管没有这些粮食他们会被饿死。他们被迫无视法律去种植鸦片，因为除了吸食鸦片的鸦片馆之外，军阀们可以从鸦片上榨取比大米或小麦更重的税收，并由此赚钱。他们还被附近的职业土匪敲诈勒索；如果抗拒，那么一年后，当土匪们采取一致行动时，就会把他们的村庄夷为平地。[35]
[4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7.
如同中国的禁欲主义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就是数以千万计的人每天只是为了生存所经受的斗争的残酷程度。白修德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写道，这个国家半数的人还没到30岁就死了。[33]白修德没有给出如此惊人的统计数据的来源，这很可能是夸大其词，但也不会太过分。1949年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为40.1年。[34]“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灾年还是丰年，尸体在空旷的公路或者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白修德写道，“在上海，早晨到工厂门口去收集毫无生气的童工尸体，已是例行之事了。”英国社会学家R.H.托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对中国的乡村生活做了一项调查，他的一个比喻很出名。他把典型的中国农民比作一个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的男人，因此，“即使一圈涟漪也足以淹死他”。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水面涟漪频繁形成。托尼当面问一个农民：“是什么驱使你远离家乡定居在此？”农民回答说：“土匪、士兵和饥荒。”托尼写道：
[46]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6.
骨瘦如柴、满身是汗的人力车夫用力拉着他们轮子很大、设计精巧的车子给富人提供交通服务。近乎赤裸的苦力背负纤绳沿运河和江河拖拽着驳船逆流而上，肩上套着挽具，身子绷得像拉紧的弓，几乎与地面持平，这些景象构成了生动又可怕的画面，恰是中国日常生活中毫不松懈的紧张的一个象征。与此相似的还有其他那么一些通常的形象，例如，皮肤粗糙的妇女赤脚在泥地里播种和除草，浑身大汗的农民或在田野里的沟渠边踩着脚踏水车，或用扁担颤悠悠地挑着砖块或稻草，或跟在拉着原始犁铧的水牛背后一步一步地辛劳耕作。蝇迹斑斑的医院，瘦得皮包骨的瘸腿乞丐，成千上万的土砖房屋构成的村庄，一位访客如此描述道，这些房屋“烟熏火燎，灰墙黑瓦；村民们都一成不变地穿着染成靛蓝色的土布衣服……在瘦弱的鸡、猪、狗以及婴儿的混乱哭闹声中忙碌着自己的营生”。[32]
[47]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5.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运气，再也没有比出生和生活在那里更差的了，除非靠某种黄金般的机会，你碰巧出生在拥有权力、金钱、特权的家庭（即便如此，也世事难料），而这种可能性仅是千万分之一。我同情他们，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可容忍的未来，我渴望尽快逃离，从我所陷入的这一切：长年累月的苦难、污秽、绝望和我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就在这个巨大的国家里。[31]
[48] Diana Lary and Stephen R. MacKinnon，eds.，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UBC Press，2001），p.57.
几乎不可能在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来计算中国所遭受的全部破坏。历史学家的估计是有2000万～30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在超过4亿的人口中这个数量在比例上并没有超过发生在苏联、波兰等国的人口损失，或者，仅就人口损失这一点而言，也比不上日本遭受美国轰炸的结果。但是，加在中国所遭受的破坏之上的，不仅仅只有战争的时长，还有冲突伊始国家所处的贫穷和脆弱的状态。在局外人眼里，中国人的受苦受难似乎一直是预料之中的，几乎是正常的。一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战争、饥荒和压迫连年不断，而且深重的国家。这片土地所具有的神奇魅力，如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表述的那样，“被污秽、残暴以及对苦难和草菅人命的冷漠所抵消”。[30]令人惊愕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寻常，这是十分可悲的，这给自古以来中国人所承受的折磨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其他此类折磨包括饥荒、官员腐败、滥用职权、强迫卖淫、迷信、纳妾、杀害女婴、缠足、鸦片瘾、行乞、童工、军阀割据、匪祸、苛捐杂税、失地、人口过剩、文盲、家庭暴力、随地大小便，以及杀婴和天文级的婴儿死亡率等。“我感觉成为中国人纯粹就是厄运缠身，”1940年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徒步旅行后，美国记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如此写道，
[49]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247.
但是，当日本人在1944年又一次发动进攻时，作为有如英国领土一般大的省会城市长沙，却几乎未做任何抵抗就沦陷了，并在1945年成为这八年战争所造成的破坏的代表。人口剧减，居民或遭屠戮或被迫流亡，其经济、机构和生活方式如同其房屋、商店和寺庙一样只剩下一片废墟。这是有关中国的一个关键事实，此时冲突的各方——国民党、共产党、日本、苏联和美国——都面临着，即使是不知不觉的，战争的最后阶段和战后的第一阶段。在中国的大片国土上，社会结构和政府结构几乎都不复存在。
[50] White，Theodore H.，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 Associates，p.52.
如果这场大火被证实是漫长战争中长沙所遭受的唯一一次灾难，这本来就已经够悲惨了，但事实是日本陆军和空军的侵犯还给它造成了许多其他伤口。由于位居主要铁路线上，加上又是湖南省农业财富的主要集散地，长沙注定是这场战争全程的一个战场，也是中国抵抗意志的一个象征。日军发动了四次主要攻击，其中三次被薛岳指挥的中国军队所击退。薛岳是最优秀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就读于广州的黄埔军校，当时蒋介石在那里当校长。日军分别在1939年、1941年、1942年和1944年企图夺取长沙。在1942年的战斗中，薛岳故意示弱，引诱日军大批部队进入口袋，然后从四面八方展开攻击，同时还派出机动部队骚扰日军身后的补给线。随后日军的撤退又因一连串不得不进行的横渡江河行动而减缓，途中大量官兵被来自高地上的中国军队的火力所射杀。这是日本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少数明确无误的失败中的一次，也是付出沉重代价的一次。官方报道有5.2万名日本兵死于此役，尽管这很可能也是中国新闻部门所公布的许多夸大其词的报道之一，但日军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51]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50.
“我站在八角亭前，这里原先是繁荣昌盛的丝绸商店聚集地，长沙城内商业区的中心，”一个美国传教士后来写道，“现在我朝任何方向都能几乎毫无阻挡地看到一英里开外……大火过后好几星期，在一些大仓库原先矗立的地方，大米仍在焖烧。”长沙“已被夷为平地，满目疮痍，完全处于脆弱不堪的状态”。[28]一个站在古城南门的人可以看到北门那一边雅礼大学的小教堂和宿舍的轮廓。两道城门之间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能挡住视线。格林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医院病房里人满为患……城市的大部分已荡然无存。”仍然停泊在附近湘江水面上的“沙鸥”号的一名军官说：“长沙，以及城外的各种产业点，现在已经完全被夷为平地。”[29]
[52]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8.
这场大火是战争迷雾的后果。[25]当地官员，包括保安处长和警备司令，听到传言说日本人已到了城门外以及长沙城的防御工事即将崩溃时就惊慌失措，于是点燃了这场烧毁整个长沙城的大火。事实是，日军的攻势已经暂时停止，长沙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但当这一切都搞清楚后，整个长沙城已付之一炬。不久之后，蒋介石飞到长沙试图补救。他会见了外国人，并对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表示抱歉。显然是试图为她的丈夫开脱责任，宋美龄致函长沙市民说城市被故意焚毁“是不符合蒋委员长的命令的”。[26]三个地方官员，包括警备司令和保安处长在内，被追究大火所造成的损害的责任，并付出最终的代价：处决。尽管大多数居民已经在起火之前离开了，派去清理的队伍报告说他们将2万具尸骸搬运至城墙外并埋在那里。其中包括受伤的士兵，他们几乎全部都死于医院的病床上，因为一直都没有人想到过要提前疏散他们。超过2.1万栋建筑物被完全摧毁，这个数字占长沙所有建筑物的三分之二。[27]其中包括1万多幢住宅、55所学校、13家医院。全市的佛教寺庙和道观、餐馆、酒店、政府机关、粮食仓库，以及仓库里面的粮食，都被烧毁殆尽。那些砖石结构的房屋内有着足够的助燃物：家具、楼梯、木梁、木门、窗框和纸糊窗。当木制房顶龙骨被烧毁后，所支撑的沉重瓦片坠落下来，就像许许多多的落石，把底下的一切都砸平了。
[53] MacKinnon，Stephen R. 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03.
长沙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可看到那些二层小楼被大火吞噬，穿着丝绸短外套的男人们无可奈何地站在房子外面。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当时正住在长沙，当火焰开始在他所住的公寓里舔舐时，他侥幸逃脱。城中的文化和商业中心被夷为平地，留下的仅是一堆瓦砾和灰烬。
[54] Gellhorn，Martha. The Face of War. 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pp.85-86.
但为时已晚。午夜刚过，格林写道，停泊在湘江中的英国炮舰“沙鸥”号（SS Sandpiper）上的医生发现靠近江边的地方燃起两处大火。半小时内，他又看到了三处大火。但似乎没有人试图把火扑灭。凌晨两点，他意识到，城市南端也燃起了许多大火。人们拼命想逃脱。江边火光冲天。“怡和公司（英国船运公司）就像是在开篝火晚会；德孚洋行（德国公司）很快成了一团火球；市中心更是烈焰熊熊。”[23]天亮之前，格林看见从宪兵司令部出来的士兵携带用油浸泡过的棉布条打破各家各户的房门纵火焚烧，还没等打开窗户然后就跑掉了。把这座在公元前二世纪汉朝初期时就已经是很古老的城市付之一炬，这些士兵有怎样的感受，未见诸任何报道。他们仅是执行命令，天亮后，火焰与初升的太阳一起把整片天空都烧得红一道黑一道的，接着，就如格林所叙述的那样：“大火喷发，军火库隆隆的爆炸声中夹杂着一声声单响。”[24]
[55] Hans J.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33.
11月9日，蒋介石亲临长沙主持一次军事会议，他非常钦佩地谈到与拿破仑交战时莫斯科如何被付之一炬，并表示，长沙应遵循这个神圣的自我牺牲的榜样。[21]但是，蒋介石的讲话和随后能见到的实际准备引起了恐慌。人们开始逃离，其中包括那些应该留下的人，即当地政府中的官员。格林写道：“随着许多省级官员争先恐后仓皇出逃，恐慌也迅速蔓延。”长沙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显然在劫难逃的城市”，街道空空荡荡，只剩下站岗的士兵，携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22]11月12日晚上，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主持晚宴宴请湘雅医院的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在吃完辛辣美味的本地佳肴，当然也用精美的瓷杯干完了许多杯温热的米酒之后，他下令第二天之前他们必须全部离开长沙城。
[56] Hans J. van de Ven，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43.
10月下旬，当日军向长江上游进攻的消息传到城内时，一切变得很清晰，这回该轮到长沙了。不久，即10月26日上午，“医院后面的兵工厂爆炸了”，格林写道，“就这么一声巨响，整个地方都不见了”。爆炸导致30人丧生，70人受伤。“把他们挖掘出来所花的时间和善后处理所花时间一样多。”[20]令迫在眉睫的灾难情绪更加强烈的是，国民政府已下令，如果日军成功攻下长沙城的话，城里应寸草不留。在上海、广州、南京、汉口和其他被攻陷的城市里，日军掠夺粮库和货仓、偷盗牲畜和值钱物品、屠杀平民、强奸妇女和女孩，以及将老年男人和被俘的中国士兵用于刺刀训练。国民党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寻求一种战略，适合羸弱却疆土广大的国家与远离家乡的强大敌军打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他们将退回到内陆，并在沦陷区遵循焦土政策以不给敌人留下任何资源，然后当敌人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时实施反击。
[57] Edward Dreyer，China at War，1901-1949 （London：Longman，1995），p.258.
随后，在1938年的秋季，南边的沿海城市广州和北边的工业重镇汉口，这两个由中国主要的南北铁路线与长沙相连接的城市，相继沦陷。大批难民和伤员涌入长沙，为接纳他们，长沙城竭尽全力。当时还是美国驻华武官的约瑟夫·史迪威，在杰克·贝尔登的陪同下来到长沙，这样他就可以面见住在医院里的伤兵，努力找出究竟有哪些国民党部队实际上在与日军作战。[19]接待他们的是美国医生菲尔·格林，他当时管理着湘雅医院（Yale-in-China hospital）。
[58] van de Ven，Hans J.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1925-1945. 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p.246.
中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平静。1937年的感恩节那天，日军许许多多轰炸中的第一次发生了。当天下午三点左右，轰炸机飞来了，防空警报紧随其后鸣响了，而不是在这之前。几分钟之内，长沙市就布满了弹坑和废墟。两家挤满来自上海和南京的难民的小旅馆被炸弹直接命中，导致上百人死亡。烧焦了的碎尸残骸横七竖八地躺在街头。一名女子蜷伏在被炸死的丈夫的尸体旁边，一边恸哭，一边焚烧着纸钱，供他来世使用。靠近他脚边的泥土里插着三炷香。
[59] Herbert P. Bix，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7.
对外国人而言，长沙是外国租界和治外法权的那几十年里中国所提供的萨默塞特·毛姆笔下田园生活的范例。宴请客人至少有十道佳肴，均出自中国最负盛名的特色菜系；游览可乘坐轿子去距离不太远的山中佛教寺庙，或者去著名的汉墓群；在俱乐部里可饮鸡尾酒、玩斯诺克和聊绯闻八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国民党人还在中国享受着政治上为所欲为的几年好日子，中国的贫穷、混乱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给西方人提供了异国风光的贫民窟、文物鉴赏和感官娱乐，这是一种挥霍着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巨额利润、自我放纵、享受仆人成群日日豪宴的奢侈生活方式。即便是传教士也能享有家庭中每两个成员就有一个中国仆人服务的生活，外国商人则享有一对一的服务。这一切都是那么便宜。“在中国，”一位传教士承认道，“我们每个月花55美元就能像贵族和国王般地生活。”[18]可是，这样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了。
[60] Peter Harmsen，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Casemate，2013），pp.246-47.
长沙还有几百名外籍人士，包括一个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利伯索尔先生，他研究并测量了长沙市的古迹，还翻译了不少古书。有二十几个充满理想主义的美国人主持着耶鲁大学的中国项目，旗下的中学、医院和医学院占地面积20英亩，位置就在城市的北门外。这是一个安静、特殊的校园，其中的小教堂、宿舍和行政大楼四周环绕着菊园、竹棚，以及香樟树林，喜鹊在其中筑窝搭巢。[16]更多的是外国客商，传教士与他们并不合群。外商占了湘江中的一个狭长小岛，在岛上他们享受着那个时代外国商人与世隔绝的精彩生活，他们的俱乐部（仅供白人使用）和他们的生活“充斥着西方怪癖、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纵情声色、为所欲为”。[17]
[61]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1.
长沙因其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汉代古墓，许多学校和佛教寺庙，以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暴力遭遇而享有盛名。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时，长沙被围困数月之久，当时一个妄称自己是耶稣弟弟的且颇有魅力和远见的人几乎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在更近些的1930年，长沙也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暴力冲突的现场。同中国很多中心地带的城市一样，长沙既有其迷人的一面也有其可怕的一面，你能见到留着稀疏胡须的老者在清晨托着鸟笼遛鸟，也能在冬天看见冻死在街头的乞丐。在1937年日本发动上海战役以及1938年攻占南京之后，有3所中国的主要大学已经迁到长沙，所以市内人口激增至50万。
[62] Emily Hahn，“Black and White，” The New Yorker，May 5，1945，pp.21-23.
中国有些地方不只是被破坏，而是被全部摧毁，彻底消失了，人口急剧减少，几乎像古迦太基废墟那样处于湮没的状态。湖南省省会长沙市就是这样一个地方。1938年时，长沙市人口为50万，巨大的城门和围绕全城的城墙证明着它的年龄和重要性。该城坐落在长江的一条主要支流湘江之畔，湘水流经湖南中部的平原和连绵起伏的丘陵，形成一片丰饶的农业地域，长沙起到了商业中心的作用。城中一条条狭窄的小巷蜿蜒穿行在灰瓦斜顶的两层砖房之间。宽阔些的商业要道两边排列着由圆柱支撑着的店铺拱廊，马路上人力车、毛驴、牛拉大车熙熙攘攘，小贩们吆喝着他们的麻辣小吃的美味。“世间的一切都在街头进行着，”一个外国传教士医生的妻子写道，“给油纸伞上油的、弹棉花的、浇蜡烛的、雕刻棺材的……婴儿在街上喂养，孩子在街上抽陀螺玩，老头靠着墙根晒太阳打瞌睡。”[15]
[63]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但是，大屠杀仍在继续着，而世界却在袖手旁观。直到1941年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及其盟友才被卷入冲突之中，并站到了中国一边。
[64] 今安福路。——译者注
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战争，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所称的那样。在1937年于上海延续了三个月的那场战斗期间，国民党军队奋起抗击，使日军遇到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抵抗，尽管遭到来自港口日本军舰炮火的轰击，国军仍然逐门逐户地拼死战斗。由一张刊载在世界各地报纸上的照片所引起的愤怒反响，是整个亚洲战争之前或之后任何其他信息都无法比拟的。照片显示日军袭击后一个婴儿直直地坐在几根铁轨上，他的皮肤不是被烧焦就是被灰烬覆盖着。一座横跨轨道的步行桥就在他身后。裂口参差不齐的金属碎片遍布地面，像是有人将整副巨大、半撕开的扑克牌抛撒一地。孩子的嘴是张开的，脑袋看起来比身体大。他的身子奇怪地直立着，两臂垂在身体两侧，像一尊小小的、破损的佛像，这画面非常极致地表现出弱小生命无助地处于世界末日的残骸之中，这是无辜受难者的化身，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展现着中国人的牺牲。
[6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在入侵华北的同时，日本军队长驱直入，直指长江流域，并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年内，就攻占了北起天津，南到广州和香港的中国所有沿海大城市，以及作为重要港口的上海，然后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还有长江边的工业中心汉口。不仅中国的领土受到了日本闪电战的冲击，而且它那受过德国人训练的最好的几个师也遭受了极大伤亡，国民党军队的元气从此再没有得到完全恢复。
[66]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尽管国民党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宣传，如鼓励大家唱爱国歌曲，在未被占领的城市里贴海报，致力于塑造英勇抵抗的形象，不断宣称一切都是按照蒋介石的计划进行等，但政府首先要为未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负责，并要为随之而来的混乱无序、迷失方向、残酷虐待、流离失所、惨无人道负责。“你能见到之前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痛苦，眼神迷茫、情绪消沉、愤懑不平、仇恨绝望，而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体内。”这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1945年时对即将去重庆赴任的美国外交官约翰·梅尔比的告诫。虽然该官员说的是印度，但他补充说：“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完美的介绍。”[14]
[67]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3.
孔子认为，完美的道德包含五个特点：庄重、宽厚、诚实、勤敏和慈惠。[11]所有这些宝贵的美德都因国家陷于长期战争而萎缩，因此，政府的苛捐杂税、对弱者的无情盘剥、食物盗窃、土匪、海盗、强奸和高利贷紧随日本铁蹄的蹂躏，接踵而至。比起中国人自己，或至少那些在作品中描述战争的中国人，这个现象更为在华外国人所关注。佩克这样写道：“生存的困难，以及潜在的恐慌，在所有交易中激起了贪婪和狗咬狗的个人主义，只剩下家庭这个最后幸存的单位，还保存着相互间的仁义和责任。”[12]即使在最好的时代，拥挤不堪、贫穷落后的中国，也比大多数国家遭受更多苦难。在战争期间，苦难更是呈几何级数加剧。“公益精神、宽宏大量，甚至是忠诚老实都成了大多数人难以承受得起的东西了，”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强者不仅践踏弱者，他们彼此之间还尔虞我诈。”[13]
[68]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75.
除了死亡和经济损失之外，许多城市遭到破坏，民众大批迁移，国家的精英，如专业人士、行政管理人员、公民领袖、商人和金融家，大量衰减。由于国家的贫困和落后，在中国辽阔地域上分布稀少的许多拔尖人才，也失去了他们的金钱，还有他们的信心。行政机关成了一个烂摊子，知识阶层虽然没有被摧毁，但大都不在其位，其领军人物，如当时的政府一般，处于内部流放状态。为了生存，争斗十分激烈，从而产生了一种人人只为自己的相互仇视、不信任和愤世嫉俗的氛围。传统的中国，虽然贫穷，但培养了某种儒家和佛教的社会良知，尤其是通过一些被称为“同乡会”的慈善组织，即来自相同省市现居住在其他省份或城市的人会伸出援助之手，给来自同一地区的新人提供帮助。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作“人情味”，意思是人类感情上的情愫，凭借一种美德的滋润可以减缓生活中的摩擦。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抹杀了大部分人类情感，留下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尖锐矛盾。
[69] Max Hastings，Inferno：The World at War，1939-1945 （New York：Alfred A. Knopf，2011），p.416.
中国人的生活被扭曲变形了，无论是大是小，集体或个人。国民党军队遭受的惨重伤亡严重削弱和耗损了国民政府，而这个政府还得去面对在日本占领期间规模和实力都大幅增长的共产党对手。
[70] Yang Chengyi，ed.，Fenghuo mengyue zhong di jipin：Zhejiang kangri zhanzheng kousu fangtan ［Memories in the Blaze of Wartime：Oral Interview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Zhejiang］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2007），pp.10-11.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参战之前，当时外部世界中几乎没有人会关注此事。尽管他们毫不知情，可中国人却面临着又一场将延续四年的战争。
[71] Yang Chengyi，ed.，Fenghuo mengyue zhong di jipin：Zhejiang kangri zhanzheng kousu fangtan ［Memories in the Blaze of Wartime：Oral Interview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Zhejiang］ （Beijing：Beijing Library Publishing，2007），p.76.
轰炸结束后，正常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洛阳，许多难民也是如此，中国人的适应能力得到部分恢复。但城市附近和河对岸群山中的战斗所留下的愤怒和不信任将长期留存，难以忘怀。人们仇恨日本人，他们对国民党保护他们的能力也丧失了信心。政府的批评者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报纸均需送审，因此国民政府在抵抗上的软弱无能不为大众所知，然而尽管无人亲眼看见，但还是被人怀疑。国民政府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的军队未能攻击日军的后方，按照统一战线中的条款这是他们必须做到的。共产党人拒绝了这项指控，但联合阵线这个从来就不牢固的联盟，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团结了。正如佩克所描述的那样，在洛阳城外艰苦跋涉的难民中，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征用了大多数轿车和一半的马车，车上“挤满了省城庞大的文武官僚群体的家眷、家具和文件”。[10]这样就更加促成了“笼罩在公路上方的仓促、野蛮、只求自保的氛围，这种乌烟瘴气如同灰尘一般令人窒息”。食品和交通的价格涨了四倍；那些花得起钱的人连盆栽棕榈树都装上马车运走，而穷人们则只能肩扛手提自己的必需品，这只能激起怨气和反感。有些人干脆在路上大打出手。
[72] FRUS，1944，pp.191-92.
往西去的道路挤满了人，或徒步，或坐着架子车、黄包车、独轮车和汽车，缓缓地逃离洛阳。道路两侧树木上方，人流经过时扬起的灰尘如条条长蛇连绵不断，从烟火笼罩的城镇一路延续到远方群山的边缘。路边田野上，人们的喊叫声、哭号声和咒骂声融汇成一道低沉的、颤抖的、连续的声响，就像一头遭到致命攻击的野兽，在鲜血直喷时发出哀号。[9]
[73]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74" id="m74">[74] FRUS，1944，p.211.
1941年5月16日，日方出动110架飞机轰炸洛阳，扔下了700多枚炸弹。这天下午，
[75] Lary，Diana. 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
这种表面繁荣状况的存在，绝非因为中国政府的作为，它随时可能会戛然而止。就在佩克到达后两个星期，日军对洛阳的常规轰炸就开始了——侦察机在早晨飞来侦察，轰炸机则在夜间投弹轰炸——突然间恐慌伴随着日军入侵的谣传席卷全城。日军飞机往往贴近黄河飞来，顺着黄河朝北飞向洛阳，刹那间，一分钟前还在和平地从事日常交易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街道上相互碰撞，仓皇逃避，争先恐后地跳下陡峭的台阶躲进防空洞里。佩克后来写道：“每次长时间空袭后，清理队伍就会扛着很多用草席裹着的尸体从大街上经过。”商业凋零，四处停电，学校关闭，房地产价格直落，蔬菜价格飞涨。“这座城市很快就呈现出一派破旧、凌乱的景象，如同我在之前秋天的重庆所见到的那样，街道上电线缠绕，瓦砾成堆，海报和窗户纸撕裂成碎条挂在空中。”“大街上……从黎明到黄昏都冷冷清清，空空荡荡。”[8]
[76] Danke Li，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6.
难民创造了新的社区。一个新富企业家阶层涌现了。被称为“游击商人”的他们，行囊里塞满了丝袜或自来水笔，乘坐小船或马车从日本人控制的城市前往未被占领的城镇。在广东和广西两省的旅途中，佩克发现许多“新兴的小镇，挤满了新的餐馆和酒店，赌博、酗酒发出的嘈杂声通宵达旦”，[5]这些地方原先只是宁静的渔村，小船在村边绕过。按理说走私是非法的，然而经当地军事指挥官和海关官员征税后仍可放行。几个月后，1941年在河南省，佩克遇到了一位前任官员，失去了工作，转而成为一名游击商人。他报道说，河南最繁忙的走私港口界首镇[6]，有着比重庆还好的中餐或西餐馆。重庆东北方向600英里外的黄河岸边省会城市洛阳，“庇护着十多万人口，热热闹闹地守着中国城市生活的套路，一片繁荣景象”，[7]仿佛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与苦不堪言、人满为患、瓦砾遍地的重庆形成鲜明的对照。实际上，50英里开外就有日本军队驻扎。
[77] Time，Dec. 26，1938.
中国如此巨大，因此某些地区并没有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战火燃及，最为明显的是东北地区和台湾，而这两者都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实际上还在经济上得益于日本对物资的贪得无厌的需求。其他地区，特别是被称为大后方的广袤的内陆省份，包括四川、山西、贵州、甘肃和云南，基本上未被日军占领，或者没有直接接触战争。即使那些更靠近中部也被日军实际侵犯的地区，如湖南、河南等省，在1937年日本最初的侵略和1944年春日军发起残忍的“一号”作战行动之间，也很少发生实际交战。在中国许多未被占领的地区，中国人一如既往地充满智慧、精力充沛地努力去生活，因为哪怕是身处绝境，人们也总得奋力而为。甚至是在集中营和沦陷区，人类的创造力也绝不会停顿下来。“如果没有外界压力所带来的恐怖和四处逃亡，一个省级城市似乎能够在和平的自治中艰难前行，就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以往的帝国统治期间一样。”[4]美国旅行者格雷厄姆·佩克（Graham Peck）如此写道。在美国参战之前的1940～1941年，他已走访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78] Lary，Diana，and Stephen R. MacKinnon，eds. Scars of War：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m China. Vancouver：UBC Press，2001，p.105.
史迪威的离去和魏德迈的到来是在1944年秋天。此时此刻，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其军队元气大伤，其人民意志消沉、迷失方向、失去希望，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政府还是由蒋介石领导，但因无力防止侵略者掠夺而丧失了信用。数百万军民死于战祸，千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沦为赤贫，在绝望中挣扎。无数的城市化成了燃着余烬的废墟，绝大部分乡村经济被破坏殆尽。研究战争的学者估计这场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约为100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整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只有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一。[3]
[79] Jack Belden，Still Time to Di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4），p.84.
只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珍珠港的偷袭之后，美国才被直接卷入战争。截至当时，中国在军事和民事两方面遭受的损失是惊人的，然而它所表现出的抵抗决心应该让大部分欧洲国家感到羞耻。譬如，对比中国，法国在1940年面对德国入侵仅六个星期就投降了；然后，还成立了一个低三下四、通敌卖国的政府，直到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法国一直处于逆来顺受的亡国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希腊和欧洲其他被占领国家很快就结束了。所有这些国家都领教了德军占领的严酷手腕，包括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西方国家也都经历过以游击队形式来反抗占领，以及德国部队一旦遭到袭击就实施的野蛮报复。当然，英国从未投降也从来没有被侵占过。但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只有苏联经历了在自己的领土上超过几个月的全面战争。苏联总计有近五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为近四年。而中国的战争，不包括日本在1931年开始对东北地区的侵占，总共持续了八年。
[80]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7.
就像两年前被墨索里尼入侵后的埃塞俄比亚那样，中国在1937年向全世界呼吁以寻求帮助，但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来自国际联盟——该组织成立的宗旨就是使国际侵略成为非法而日本就是其中一个成员国——的声援，也没有来自美国的援助。美国人在感情上非常重视中国。自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美国商人一直在从事两国间的贸易，一百年来其传教士也一直在把他们热忱地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福祉带给中国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很喜欢向访客讲述自己的德拉诺祖先与中国的渊源。在他家族的祖籍所在地海德公园附近故居的音乐室里，摆满了总统的祖先在十八、十九世纪收集的中国瓷器和漆器古玩。但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二十年，美国已经没有兴致再去干预国外冲突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在中日战争前四年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继续给日本提供重要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石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人是欺侮和掠夺中国的合作者。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赫斯特报》上登出的标题简明扼要地表达了美国的态度，对中国的眷顾之情已经因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的降低而被放弃。“我们同情。但与我们无关。”[2]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以后，即使是对中国的同情增强了，对日军暴行的了解更直接了，报刊上也可能继续刊载同样的标题。
[81] Beaton，Cecil. 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到西欧，德国侵占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日本对中国的攻击已达四年之久。在那四年里，中国完全是孤身奋战，既无盟友也无支持，仅仅从苏联和美国得到一些资金和物资援助。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它使用中国内陆的一些机场让日本为其入侵中国北部与沿海省份付出了一些代价。
[82] Beaton，Cecil. Chinese Diary & Album.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63.
但是，日本不断制造着“事件”，并且每制造一个事件，其都被作为进一步侵占的一个借口。1937年7月7日，一个中国巡逻士兵枪杀了一个在古老的大理石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日本兵。这座桥名为马可·波罗桥（即卢沟桥），如此命名是因为据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十四世纪时曾经到过这座桥。以此为由，日本正式着手征服全中国。针对这一新的“事件”，它派出了以满洲为基地、全副武装的四个师的军队穿过长城，旨在夺取黄河以北中国的四个省，包括古老的帝国首都北京。随着这支军队的调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爆发了。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战争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激烈的交战不断打破短暂的平息。
[83]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这些侵略引起了国际联盟徒劳的抗议。尽管“满洲国”的建立被认为是非法的，但没有采取任何实际举措来惩罚日本的侵略。虽然蒋介石政府做出了派遣军队抵御日军1932年入侵上海的不成功的努力，但更重要的是，它默许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侵占。当时恰值国民革命期间，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独立自主的、摆脱外国对其主权侵犯的“新中国”正处在努力打造的过程之中，蒋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深知中国在军事上仍然软弱，无力挫败日本的野心。当时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其直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才被迫放弃。
[8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4.
1931～1932年，在裕仁天皇的支持下，军国主义分子完全控制了日本。名为“樱花会”和“血盟团”之类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日本国内实施了一系列暗杀。受害者之一是最后一任试图遏制军队在亚洲大陆的野心的首相，由此彻底打掉了温和派的残存势力。1931年，在后来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的事件中，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武装中坚的关东军，派出部分人员炸毁了奉天附近南满铁路的几段铁轨，并将破坏罪名嫁祸于中国人，然后利用这一事件来攫取构成满洲地区的所有中国东北省份的控制权。几个月后，他们说服了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出任新成立的所谓独立国家“满洲国”的傀儡领袖。早在1932年，一群愤怒的中国人在上海痛殴了五个日本僧人，或者如某些报道所称，日本军官收买了一些中国暴徒去殴打这些教士。[1]作为回应，日本派兵进入华埠（大多数日本公民居住的公共租界在上海一直是军事禁区）。几支中国部队在德国教官的建议下，有效地组织了抵抗，日本便派出大批陆海军部队入侵上海，并且出动了炮舰和双翼飞机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居民区，这是历史上有案可稽的第一次对城市中心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由此很快引发了更多对亚洲和欧洲城市的轰炸。日本人征服全中国的长期、残忍、暴行累累的努力由此拉开了帷幕。
[85]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但随后日本的温和派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一心想实现日本的泛亚洲命运，对此，他们认为，需要与西方文明进行末日天启般的最后摊牌。要称霸亚洲，他们首先要主宰中国，他们鄙视中国的软弱、腐败和低劣。同时，要主宰中国，他们需要保持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权，并将其建成为扩张的基础。
[86]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87.
作为胜利的果实，日本在亚洲成了无可争议的大国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力量，并准备着实现其大胆且具有种族色彩的目标，即在全亚洲取代欧洲白人殖民主义者，创建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庞大的新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朝着这个目标稳步迈进，当时，作为与胜利一方结盟而得到的回报，它被赋予权利接收在中国山东省境内的原先德国的财产，包括因德国所建的同名啤酒厂而在西方闻名的海滨城市青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将这些资产返还中国，是因这个世界共同开始为其侵犯中国的主权而感到有些懊悔，当时的日本，比它后来的变化更温和也更包容，觉得有必要做出和解的姿态。
[87]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58.
1905年，日本宣布自己已经成为争夺殖民地竞赛的主要参与者，当时它酣畅淋漓地在一场有着浓厚殖民战争色彩的博弈中大胜俄国：两个斗士在完全属于第三国——中国——的国土上搏斗，而中国自己却不是斗士。日俄战争标志着一个亚洲强国第一次在一场重大冲突中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军队挫败并智胜了俄国，不仅在陆地上，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海上。在决定性的、争夺最大的东北城市奉天（现在被称为沈阳）的陆战中，俄国损失了9万人的兵力。在于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发生的决定性海军对峙中，海军上将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舰队打得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而大部分俄国舰只都是从1.8万英里外的波罗的海母港赶来的。只有3艘俄国舰船逃脱了厄运。俄国失去了其舰队中所有8艘战列舰及5000名官兵，相较之下日本则只损失了3艘鱼雷快艇和116名官兵。虽然俄国同意朝鲜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可日本却在1910年占领了整个朝鲜。日本赢得了此前属于俄国的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并接管了俄国在南满地区曾拥有的特殊殖民权益，包括旅顺港的租约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从那时候起，俄国收复这些损失的雄心从未变过，而这一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对中国和美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88] Li，Danke. Echoes of Chungking：Women in Wartime China.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60.
这场战争中形成高潮的主要战斗发生在1937～1945年，但也可以说是始于1895年，那时正在复兴的日本，难以满足地、毫无束缚地追求着国际威望——这意味着模仿欧洲列强参与争夺殖民地之战——几个世纪以来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全岛已被日本霸占。但是，日本的主要目标是横跨日本海，占领朝鲜和满洲地区（即中国东北）这片广袤的陆地，并以此为垫脚石然后夺取更大的战利品，那就是整个中国。中国通常是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国家，此时已变得羸弱不堪，政治上混乱无序，再无能力捍卫其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在朝鲜和较偏远的东北省份——如满洲地区——的利益，满洲地区还成了日本和另一强国——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竞争舞台。
[89] Ba Jin，Guilin di shou-nan ［Hard Times in Guilin］，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xiexingcun.com.
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毁灭性的，也是没有必要的（unnecessary）。八年来，它在整个中国横行肆虐，所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不但有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和物质毁害的损失，而且还有共性上的损失，中国人自己之间的人文关系中的损失，为了求生而苦苦挣扎压垮了国家对于同情、互助和同胞情谊的承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