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于11月2日，也就是史迪威离开后仅仅五天就首次去拜访了蒋介石。他两天前飞到重庆，然后驱车驶出了经受着战争折磨并瓦砾遍地的城区，跨过长江到达黄山。通常穿一身简单不带标记的长衫的蒋介石，这天穿了一套普鲁士风格的棕绿色戎装，佩戴着五星上将的徽章。魏德迈发现蒋“身材瘦小、举止优雅、骨骼精致，双眼黑亮而炯炯有神，笑容迷人”。[64]
赫尔利没有立刻公开表态。但在大约一年内，他做出了只能被形容为疯狂的评论，他指责史迪威、对蒋介石持与史迪威相同观点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美国新闻界共同卷入一个旨在推翻蒋介石的阴谋，并谋求让共产党政府来取代蒋。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总结自己的立场：“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记录，将无可挽回地在历史上与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阴谋相提并论，他妄图成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来取代蒋介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存在于华盛顿政府中的共产党细胞或器官的一部分，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3]
蒋介石急于给这位即将成为其参谋长的美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后者同时还将控制至关重要的根据租借法案每月转道印度供应中国的大量航空燃油、武器和弹药。蒋介石在一个宽敞的会客室接待魏德迈，屋内墙壁上装饰着美丽的中国画和版画，光亮的地板上铺着地毯，柚木桌子和椅子镶嵌着大理石，花瓶中插着鲜花。身穿长长的蓝色长衫的仆人悄无声息地奉上茶点。房间周围悬挂着许多窗帘并摆放着多个屏风，以至于见多识广的魏德迈也感到惊奇，“究竟会有多少人在监听并关注我们所说的内容”。[65]
但阿特金森则没有这样的限制，他陪伴史迪威乘坐飞机返回华盛顿，他那有关蒋史之争的报道使得新闻报道中的蒋介石和他的政权之形象向负面转变。“史迪威功亏一篑源于蒋介石拒绝全面投入战争”成了《纽约时报》头版通栏标题，此文囊括了史迪威就此问题的观点。“与赤色分子的和平被禁止：委员长认为他们的军队与日本交战威胁到他的统治。”阿特金森写道，史迪威被蒋介石解职“代表一个垂死的反民主的制度之政治胜利，这个制度更关心的是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不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解除史迪威将军职务并任命一个继任者能影响我们去默许一个愚昧冷酷的专制政权。”[62]
“请，请。”蒋介石说着他唯一会讲的英文单词，示意魏德迈坐到长沙发上，然后就可以挨着坐在他旁边。这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他绝不会和史迪威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似乎有点腼腆，但眼神敏锐，十分警觉”，[66]魏德迈注意到，他因紧张而不停地扇着扇子。几个星期前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以及宋子文也在场。
因史迪威被免职而埋下的分歧将是深刻和持久的。史迪威本人遭受了第一次打击，公众舆论习惯于视他为诚实、直言不讳和严肃的人。在他被解职之后、离开重庆之前，史迪威邀请了《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到他的办公室，不仅给了他们所发生事情的他自己的版本，还让他们获取了涉及蒋介石风流韵事的秘密电报通信，这是明显违反军纪的。[61]白修德的报道基本上被《时代》周刊所拒载，杂志总编卢斯不会允许刊登攻击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文字，而这恰恰是白修德文章的主题。
这次会晤是互相客套一番并且修复史迪威事件留下的伤口的好机会，但不宜进行详细讨论。魏德迈告诉委员长，他确信“我们将毫无困难地实现美中两国军队认真协调、高效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人”。[67]
赫尔利后来说，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公函到达的那天晚上，他久久无法入眠，凌晨时他召见自己的助手，口述了一封电文发给罗斯福，建议总统接受蒋介石的要求。“史迪威的每个举动都在逼迫蒋介石彻底屈服，”他写道，“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您需做出选择，但您必须选择蒋介石。”他告诉总统：“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拥有同蒋介石一样多的领导素质……（他）已经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个建议，除了史迪威的任命之外。”[60]
尽管对蒋介石充满敬意，魏德迈对中国军队的状况不抱任何幻想。日本人正在不断进攻，威胁着桂林和柳州这两个重要城市，二者均有美国空军基地，然而魏德迈奇怪地发现，中国人非常“冷漠和愚蠢”。稍后，12月4日，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他稍稍改变了主意。“我现在得出了结论，”他写道，“蒋委员长和他的追随者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但他们都无能为力，惊慌失措。他们缺乏组织、装备和现代战争训练。”[68]其中有些问题如“杂乱无章、愚昧可笑的计划”，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中国士兵不仅缺乏适当的装备，他们还得不到起码的给养，魏德迈很快意识到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的供应不足的问题，是“绝大多数中国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因”。[69]
但为时已晚。9月24日，在史迪威递交罗斯福照会后的第五天，蒋介石向赫尔利重申了有关史迪威必须离职的要求。他给了史迪威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史迪威“是一个职业军人，工作努力，行事果断，擅长于自己的军事准则，那就是进攻”，但是“他缺乏战略思维……（抑或）基本的政治技巧……（并且）他非常傲慢”。[58]第二天，他给了赫尔利一封正式信函，要求召回史迪威。他在日记中则吐露了他的痛苦，在他看来，曾经可能是世界上他最崇拜的罗斯福此时却背弃了他。“我的心都碎了，”他写道，“继续干下去太难了。”但他也表示了决心。他说，中国能够“再次单枪匹马地独自抗战……哪怕……只剩下四个省”。[59]
这种评价似乎与史迪威最严厉的判断相一致，但实际上，魏德迈不仅比他的前任更圆滑——这种特点使他能够与蒋介石建立一种亲密关系，而且更富有同情心，更倾向于在没有反证之前给予他肯定的判断。虽然美国的公众舆论嫌弃蒋介石——或者至少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所描述的幻灭也已经知情——而且尽管驻华美国外交官和军事官员正在形成反蒋共识，魏德迈却逐渐相信赫尔利的评估，认为委员长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能够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个人。另外有些人也有同感，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对蒋介石采取了毫不掩饰的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不热忱地去接受以下的事实，就像罗斯福对尼加拉瓜独裁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70]曾经说的那样：他可能是一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
同时，在黄山会议后的日子里，史迪威正制订着接管中国军队的计划。他下令运送200吨物资给新任桂林保卫战的指挥官，桂林是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直接目标。而这些物资是他长期扣押下来的——也就是说，甚至在他抱怨蒋介石的军队不打仗的时候，他还在扣押作战物资。他还起草了由美国武装共产党军队5个师的建议。最后，他答应赫尔利说自己会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
1944年年底，来自蒙大拿州的年轻国会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被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从事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曼斯菲尔德曾经作为一名海军士兵在中国驻扎过，并且在蒙大拿州立大学教过远东历史。1945年1月，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道：“情况真的很糟糕。”曼斯菲尔德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裂痕，这就削弱了中国在面对共同敌人日本时的实力。此外，他还写道，国民党腐败无能，他们的军队供给不足，食物恶劣，并且指挥不力。然而，他总结说：“蒋介石是可以让中国统一和独立成为现实的一个人。他，也仅有他，能够理清目前的凌乱状况，因为，尽管他做了那么一些事，但他就是中国。”[71]
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赫尔利返回官邸，并告诉他，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两人第二天再次见面，蒋介石告诉赫尔利：罗斯福照会中的文字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最低点。其中一处含沙射影特别伤了他的心，这肯定是受到史迪威等人的怂恿，罗斯福居然说他没有对日本发动过一次战斗。他告诉赫尔利，自1936年以来30%的中国军队一直在战斗，其中一部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伐战争以来就没离开过战场，而这些士兵是不会接受“态度傲慢”[57]的史迪威的。
某种试图化不可为为可为的，与曼斯菲尔德等人所持观点相似的看法正在出现，这就是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领导者，人民在遭受苦难，甚至承受着自己政府的胡作非为，他却奇怪地置身事外，无动于衷。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冷静的、不留情面的分析都伴随着同一个判断：他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是浑然一体、完全相同的。在之后支持右翼独裁者反对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多次经历中，这是美国第一次这么依赖一个亚洲领袖，尽管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仍然是美国对未来的选择。
根据此事件的美国目击者约瑟夫·艾尔索普的描述，一俟史迪威和赫尔利离开房间，蒋介石突然爆发出一阵“压抑的猛烈的啜泣”[54]。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他遭遇到“一生中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屈辱”。[55]然而，史迪威获胜了。他一直敦促罗斯福更加强硬地对待蒋介石，特别是利用威胁取消援助来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与我分享快乐吧，”他写信给妻子，“我们已经占了上风……他碰了一鼻子灰。”[56]
[1]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57-58.
“乔，”赫尔利说道，“你已经赢了这场球赛，如果你想在中国指挥军队，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委员长已经批准的一切。”[52]史迪威执意要亲自将总统的照会交给蒋介石，他本应知道对蒋介石来说这将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蒋介石静静地看了中文译文。几分钟后，他倒扣茶杯，暗示结束会议，然后说道：“现在我明白了。”[53]
[2] 这两个词均为Generalissimo的缩写。——译者注
接到照会后，史迪威坐吉普车前往黄山。蒋介石和他的几个高级官员及军事指挥官正在与赫尔利开会讨论史迪威接手指挥中国军队的具体条件。蒋介石得知史迪威到来后，邀请他喝茶，但史迪威要求先私下见一见赫尔利。在蒋介石官邸的阳台上，他将罗斯福的照会递给赫尔利，赫尔利看到其中包含的冒犯言语后，要求史迪威不要将之递交给蒋。
[3] 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首字母。——译者注
最后，在重庆郊外黄山山顶的蒋介石官邸内爆发了一场著名的交锋，这导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挽回地破裂了。正在和马歇尔一起出席魁北克盟军会议的罗斯福，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照会，命令史迪威亲自交付。这是一份极具侮辱性的照会。它要求蒋介石“立即”加强在云南的Y部队，并置史迪威于“无限制指挥你的所有部队”的地位，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不予遵守，“你就必须自己准备承担后果，并承担个人的责任”。
[4] 意为“兑现我的支票”，蒋介石英文名字的谐音，蒋曾被杜鲁门总统奚落为“只知要钱”。——译者注
会后，史迪威写信给马歇尔称蒋介石是“疯狂的小混蛋”[50]，并报告说他在破坏整个缅甸战役。史迪威还照会宋子文，抱怨称他在中国“多年来一直被拖延、忽视、欺骗，以及受到粗暴轻率的对待”，并提出要求授予他对所有中国军队的“不折不扣的全部指挥权”。[51]正是这种要求导致几个星期后蒋介石坚决要求撤换史迪威。
[5]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8；Frank Dorn， Walkout：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T. Y. Crowell，1971），p.258；Frank Dorn， Walkout：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T. Y. Crowell，1971），pp.77-79.
赫尔利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9月8日，即他抵达重庆后的第二天，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至少蒋感觉赫尔利与“过去的美国官员不同”[48]，说这话时他肯定指的是像史迪威和高斯这样的不怎么被他接受的人物。不管怎样，蒋介石同意了美方的主要要求，那就是赋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包括共产党部队，万一他们愿意接受蒋介石作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话。但是，事情很快变糟了。赫尔利刚一登场，日本人就发动了代号为“一号”（Ichigo）作战的1944年大攻势与缅甸战役。9月15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史迪威和赫尔利都在场，会上蒋介石担心日本人会在萨尔温江一线发起反攻，他要求在缅甸密支那的X部队立即向东移动，以减轻压力。因为在缅甸迫使士兵超越常人忍耐极限而“臭名昭著”的史迪威，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他的士兵需要休整。[49]换句话说，这如同一个美国下属告诉中国的领导人，他不能使用中国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47-48.
赫尔利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顺风顺水，事事如意，无论是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石油富豪，还是作为一个北美印第安人乔克托族的律师，还是作为赫伯特·胡佛总统的战争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兵时，他在法国阿尔贡战场赢得了一枚奖章。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地区爆发时，他负责给困在菲律宾巴丹半岛的美军运输物资，至少有一次他实施了技术上属于海盗的行为，即在船上悬挂日本国旗以蒙混过关。他具有十足的美国信念，认为所有的分歧都可以被克服，只要有一点良好的意识和强硬的讲话，但在这一点上，他是既天真又固执，完全不愿意采纳与己不同的意见和信息。
[7]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8.
正因为情况如此复杂棘手，1944年年底罗斯福派赫尔利前来查明事实真相。赫尔利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生性乐观，富有魅力，行事往往借助西部牛仔文化传统。在他初次来到中国时，时任驻华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表达了自己的猜疑，罗斯福是否想让赫尔利来接管大使之位。作为回应，赫尔利讲述了一个西部理发店的故事。有个顾客坐在椅子上正理着发，突然间子弹嗖嗖地在他的头上穿过。他自然大惊失色，挣扎着站起身来，可是理发师说道：“沉住气，兄弟——没有人向你开枪。”[47]
[8] 冷酷无情、爱寻衅滋事的有权势的女人。——译者注
即使两年之后，史迪威胜利返回了缅甸，蒋介石对此虽然给予公开庆祝，但并没有消除他对这位参谋长的判断能力的疑虑。蒋介石对盟国优先考虑欧洲战场而非亚洲战场总体上表示愤怒，他也非常气愤史迪威痴迷于反攻缅甸而优先考虑战争的次要战场。恰在此时，日军于1944年发动了旨在夺取中国本土全部省份的攻势——反过来，这又激怒了美国，批评他拒绝抵抗。“我们是夺取了密支那，但我们也几乎失去了整个华东。”[46]蒋介石于1944年10月冷冷地对罗斯福总统的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做出如此评述，同时解释了为什么他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召回史迪威。缅甸战役巩固了史迪威在美国国内的声誉，但对于蒋介石，这只是强化了他的信念，如他私下在日记里所述，史迪威“缺乏一个指挥官应具备的美德和远见”。
[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5.Taylor cites Zhang Guotao，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72），pp.478-79，and Yang Kuisong，Xianshibian xintao ［A New Study of the Xian Incident］.
在很大程度上被史迪威的支持者，如贝尔登和多恩所忽视但被蒋介石强烈关注的，是1942年缅甸溃败时日军给中国师团造成的可怕的伤亡数字，这些数字被美军司令部大大低估了。从缅甸的撤退涉及许许多多幸存和逃生的故事，但除了史迪威的经历之外，那些故事几乎都被湮没了，或者至少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总之，中国损失了他们最好的军队中的2.5万名官兵。有些师损失的官兵多达三分之一，连同他们本就补充不足的卡车和火炮。随后双方纠缠于互相问责之中，显然，这样的问题就会被提出来，即如果蒋介石“纵深防御”的建议得到落实，而不是史迪威妄图一战就把日军全部逐出缅甸的更雄心勃勃但极其冒险的努力，那么1942年的劫难是否可以避免呢？诚然，如果遵循蒋介石的战略，陶涵写道：“彬马那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也将有一个公平的成功机会。”此外，即使该计划失败了，“那场撤退也会更加有序，而且中国本身……也会在随后来临的将近四年的战争中要强大得多”。[45]
[1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26.
但是，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史迪威的计划故意无视日本的压倒性实力，以有勇无谋开始并以虚荣自负告终。当史迪威于1942年4月徒步离开缅甸退往印度时，他给中国军队下令，要他们尽可能撤离缅甸，蒋介石很“震惊”，感到史迪威“已经把我的10万士兵遗弃在外国丛林中，自己却一头逃到印度。只是到了此时他才给我发了这封电报”。[44]虽然多年来史迪威一直抱怨说他很难见到蒋介石，这位中国领袖总是身处深宫禁地之中，蒋介石却因一连数天甚至数周都不能从他这位所谓的参谋长那里得到只言片语而非常生气——直到在这次颇有名气的徒步走出缅甸的事件中，他通知蒋说，他已经谢绝了陈纳德提供的飞机，离开了他所指挥的部队，独自寻找一条出路。
[1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4.
1942年4月中旬，东吁和彬马那两次失败之后，缅甸战役的结果仍然悬而未决之时，史迪威无意中发现了蒋介石发自离战场2000英里外的重庆的一封信，命令给每四个中国士兵分发一个西瓜。“当他的耳朵里充斥着缅甸的炮火声时——他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咎于委员长的其他干扰——这道关于西瓜的命令激起了他对蒋介石的蔑视，”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传记中写道，“由于史迪威的反应最终为人所知，这反过来又激怒了蒋委员长。”[43]
[1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5.
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军队从来没有遵照他的命令进行部署，在史迪威就职中-缅-印战区的整个时期内，“花生米”也一直是他特别蔑视的对象。无论怎样尝试，史迪威似乎都无法说服蒋介石相信，中国军队最需要的是训练、改编，以及清除所有那些笨拙腐败的官员，他们之所以被委任是因为政治庇护，而不是所表现出的能力。
[13] F. F. Liu，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1934-1949（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1），p.99.
史迪威的撤离迅速成为传奇故事。这位强悍的指挥官催促着约百名士兵和平民一行撤退到安全地区，部分伤员用骡子驮和担架抬，竟然未损失一兵一卒顺利到达，然后还像麦克阿瑟一样发誓，有朝一日要回到缅甸。全程陪同的两个美国人——记者杰克·贝尔登和史迪威的忠实参谋长多恩将军，很快就此事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帮助建立了史迪威的传奇，并间接佐证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正是由于蒋介石一贯的幕后干预才导致了缅甸的失利。这个冒险故事提到，在史迪威与他的中国军队分手前，一位中国将军为了逃命偷偷霸占了一列火车，然后因与另一列火车相撞，导致铁路线停运两天，以致史迪威为之感叹，这位将军怎么没有给撞死。
[14] Owen Lattimore，China Memoir：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49.
此时，蒋介石希望中国军队聚集在更加靠北的密支那。史迪威表示同意，并决心加入其中，但从未实现过，他选择走陆路，而不是乘坐由陈纳德派来接他去那儿的一架飞机。根据这一决定，史迪威离开了他理应指挥的部队，被迫率领他的参谋人员、一群缅甸修女以及一些平民步行离开缅甸去往印度阿萨姆邦。
[15] Han Suyin，Destination Chungking （Boston：Little，Brown，1942），p.17.
但无论是因为蒋介石的谨慎或是史迪威的盲目乐观，1942年的缅甸防卫战成了一场灾难。史迪威决定试着引诱日军掉进设在一个叫彬马那（Pyinmana）[42]的地方的陷阱，在那里部署了英国和中国的军队，中国第5军也按时进入了那里的阵地。但英军担心被合围，撤了回去，中国的第200师也抵制了史迪威要求冲进缺口的命令。与此同时，日军从东边展开大规模进攻，击溃了中国第6军的一个整编师。4月29日，日军夺取了腊戍，此地是来自仰光的铁路线的终点站，同时又是进入中国的货车运输路线的起点，这条运输线是蒋介石四年前派遣20万中国劳工进入缅甸建成的。
[16] Han Suyin，Destination Chungking （Boston：Little，Brown，1942），p.131.
1942年在缅甸，蒋介石希望退回到仰光以北的曼德勒，并守住一条东西走向横穿全国的战线，以便能建成一条从英国占领的印度阿萨姆邦进入中国的供应线。英国人于1944年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时很赞同这个计划。但即使是在1942年，尽管疑虑重重，蒋介石还是对史迪威做出了让步，史迪威应该知道这个姿态的重要程度。蒋介石说：“让（中国人）把几个军的部队在这么重要的地区转交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大信心的该死的外国人手中，这期望值该有多高。”[41]
[17]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9.
被第22师抗命不遵所激怒，史迪威飞到重庆，如他在日记里所记载的那样，他“言辞激烈地发了一通牢骚”并要求另请高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里抱怨道：“我必须要板着脸告诉蒋介石，他的部属不执行他的命令，而当时十有八九他们正在按他的吩咐去做。”[40]但是，蒋介石确实已经将他的部队派到缅甸，并告诉史迪威，他把这些部队置于美国将军的指挥下，即使他发现史迪威夺回仰光的计划是有风险的。之所以有风险是因为他考虑到日本控制了整个孟加拉湾，日军的空中优势，日军的坦克和大炮的威力，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英国人的不可靠性。蒋介石赞成一个更为谨慎的计划。“就缅甸而言，继续准备进攻不应该被看作一个指导原则。”他如此说道，借此阐明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重要理念差异。史迪威坚称进攻是拯救缅甸的唯一途径。相反，蒋介石赞成自己所称为的“纵深防御”，即把队伍按一定间隔分布在敌人的前进路线上，使其不断付出代价，或者，换句话说，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最残酷的几个月后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
[18]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9.
至少在名义上可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史迪威，认为用一场迅速的反击战就可阻止日军。他在东吁制订了这个计划，东吁位于连接南面的仰光和北面的曼德勒的主要铁路线上，是一个筑有围墙的小城。他把中国第5军的第200师派到那里，这支部队同日军在城里打了一场异常激烈的逐家逐户的争夺战。当史迪威想调遣第22师去东吁增援时，该师指挥官抗命不从，第200师不得不夺路而逃，而第22师则从未参与此战。
[19]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1942年2月底，英军的主力——第17印度师，退到了锡唐河边，这条河是缅甸首都仰光前面的最后一道自然屏障。河上仅有一座桥梁，500米长的跨度，铺设了木板供车辆通行。第17师的后卫分队在河的东岸挖掘了防御工事了，以便为护桥而战，并掩护部队主力过河。但是，由于通信极其混乱，桥梁被炸毁，从而导致两个旅的兵力被困在河对岸不能过河。[39]在随后的混战中，该师有一半以上的人被击溃，大部分重炮遭到摧毁，即使通向仰光的道路并未阻塞，英国人也再无能力构筑一条强大的防御工事了。
[20]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在蒋介石看来，史迪威和其他美国官员也犯了低估日本的毛病。在观察了1937年的上海之战后，驻沪专员埃文斯·F.卡尔森上尉宣称日军是“三等劣质”军队。后来在1938年，他又指出日军“打击能力低下，运输协调能力差，空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的协调性欠缺，武器装备低劣，炮火方向性差，指挥官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37]与所谓死板的、缺乏创造性的日军相比，尽管缺乏作战经验，史迪威却因其在野外演习中业绩卓著而在军队中闻名遐迩，在演习中他强调速度、出其不意和精神。就在被派遣到中国之前，他在美国陆军47位少将评比中独占鳌头。[38]缅甸是他在作战指挥上的第一次实战体验，他的作战计划的特点就是大胆无畏。日本于1941年12月在缅甸空降了3个师，与许多敌对方指挥官所认为的相反，他们精通丛林战和山地战。他们机动灵活，取得了对局限于公路的英军的机动优势，并且拥有良好的陆空协调。他们还得益于当地的反殖民主义情绪，冒充——一些缅甸民族主义者还信以为真——是从欧洲剥削者手中拯救当地人的“解放者”；他们很快就在一系列交战中打败了英国人。作为当地的殖民势力，英国应对缅甸的防守承担主要责任。有鉴于此，史迪威不分青红皂白地因1942年缅甸沦陷而指责蒋介石是不合理的。
[21] Albert C. Wedemeyer，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80.
不过，蒋介石对缅甸的分析并非全是荒谬可笑的。自1937年投入抗战以来，他自认为对打日本人已并非门外汉。“抗日并不像镇压殖民地起义，不像殖民战争，”他告诉英国驻缅甸军队的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我们中国人是知道如何打日本人的。干这种事情，你们英国人是不行的。”[35]鉴于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历史上英国人的战斗声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自命不凡，但在这个战例中他的观点得到了有关缅甸战役的英国官方历史的证实，英军指挥官确实总体上被指责为“自满、傲慢、轻敌”。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冲突早期阶段都低估了日本人，认为他们都不比蒋介石所提到的任何一场殖民地叛乱更具威胁性，而英国人，特别是在印度和阿富汗等地的英国人，都擅长于镇压叛乱。韦维尔“未能识别日军的优势程度导致了他的盲目乐观”，[36]一位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得出如此结论。
[2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6.
对于这个说法，当年史迪威、高斯和其他对无处不在的蒋介石的玫瑰色写照（过誉奉承之词）感到愤怒的人很可能会意见比较一致，比起他们来，如今对此项争论持不同立场的双方都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证据。事实确实是，从一开始，史迪威总是不得不先请求蒋介石出动军队，然后又因蒋介石的犹豫、拖延，承诺派兵，接着又食言而被激怒。“他老是打不定主意”，[33]在缅甸的第一次战役中，史迪威抱怨道，这场战役以中国和英国军队的溃败而告终。史迪威承认蒋介石派出了他的一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5军和第6军，但调动部队所花时间太长，史迪威认为，正是这类延误“不幸使我们失去了在缅甸这里可能有过的任何机会”。[34]
[2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71.
史迪威于1943年告诉马歇尔：“这颗花生米说他不想去打仗。”[31]他特别提到蒋介石拒绝派遣部队加入史迪威想发动的重新夺回1942年失陷之后的缅甸的战役，但这句简短不留情面的话也反映了史迪威对蒋介石更广泛的蔑视。早在1937年，史迪威于在华的一次长距离视察途中，不得不感叹，人人皆知抗日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却缺乏准备，甚至还向美国人保证他将大力抵抗侵略者。“他根本就是毫无意愿去做成一件事情，”史迪威在一份军情报告中写道，“要不然他就是完全愚昧无知，不懂得与一流强敌拼斗前做好准备意味着什么。”[32]
[24]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p.250-51.
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敌意可以回溯到1942年时的缅甸，当时日本将英国殖民统治者驱离边境退入印度，击败了中国和美国的军队，并关闭了通向中国的最后一条陆路补给线。那时史迪威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他理应由此而能有效地指挥在缅甸的中国军队，但就在这场战役中，史迪威第一次领教了蒋介石暗中有意指示他的指挥官无视史迪威的命令，特别是其下达的让他们采取攻势的命令，还有此后蒋不愿派遣部队到缅甸，这些都给他留下了一个个痛处。
[25]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20.
因此，在余下的战争期间，蒋介石行走在两个互不相容的要求的夹缝中。他在物资上处于弱势，他的国家又被日本有效地阻断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通道——除了来自印度的货机运输生命线之外。因此，蒋介石需尽其所能来讨好美国人，并使极其重要的租借物资顺利运抵昆明机场。但他又不能做到美国希望他做到的那么多，那样会毁掉他在即将来临的战后斗争中的机会。史迪威觉得蒋介石既傲慢又不领情，但蒋却认为自己被美国人的要求所羞辱，这种要求威胁到他的生存。他不得不保持一种尊重的姿态。他只能委曲求全，就像滇缅公路重新开放时当众命名这条路为史迪威公路一样，放弃了他的自尊。他给这个很可能是向他提要求的美国人中他最厌恶的人颁发荣誉，是因为他担心，他们可能最终会毁掉他自己。
[26]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 （New York：Grove Press，1970），p.378.
这是蒋介石和他假定的美国朋友之间的最大分歧。到1944年中期，特别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对日取得胜利之时，中国的对立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再把击败共同的外敌作为他们的主要兴趣所在。双方都知道，这个任务将由美国来完成。双方都在筹备战后的摊牌，最终大奖将是中国本身，身处劣势的蒋介石，很清楚这一点。
[27] United States De#w28" id="m28">[28]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05.
这一计划从来都没有实施过，考德威尔也没有再提起。但仍不时有一些反蒋但非共团体会与美国人接触，以谋求支持来赶蒋介石下台。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密谋。他知道自己不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特别是那些曾留学美国并渴望在中国享有更多自由的人。他也知道自己的国内武装反对力量正在迅速成长壮大。到1945年年初，在蒋介石的早期“围剿”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军队残部已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并且按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毛泽东把他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避难所打造成了事实上的独立行政区，在其非正式的境内有约9000万人口。蒋介石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一旦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将同苏联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来推翻他。这正是他用他最精锐的40万部队在北部拉开战线封锁共产党的原因所在，此举也导致罗斯福和许多其他美国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和愤怒。但蒋介石这般行事的简单原因，还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地抗击日本，同时又控制共产党人。他将这几个师脱离与日本人的交战，不仅阻止了共产党人向南和向东的潜在扩张，而且封锁了向北借道外蒙古进入苏联的主要路径，从而有助于预先阻止蒋介石自己有充分理由相信的可能意味着他最终厄运的合作。
[2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43.
曾经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工作过的奥利弗·J.考德威尔在回忆录中讲述了战时他在中国的效劳经历。[30]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曾经有一位陈先生来找他，此人自称是一个反蒋秘密社团联盟的使者，认为蒋介石的独裁和分裂统治将最终导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就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这个观点与一些最好的美国对华政策分析师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且也被证明是正确的。陈先生告诉考德威尔，他所在的组织希望用李宗仁将军来取代蒋介石，李是一个半独立的军事领导人，广西是他的大本营，并拥有一支忠于他的军队。
[30] Oliver Caldwell，A Secret War：Americans in China，1944-1945 （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2），pp.8-9.
对蒋介石的行为的幡然醒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就美国人还是就中国的领导人而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极其不同的两场战争。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是为了打败日本，随之而来的感觉是美国在战争中做出的部分牺牲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为了中国那不完善的，并且如史迪威所说的，“忘恩负义”的政权。1944年秋天，在听腻了史迪威的牢骚报怨之后，马歇尔获得蒋介石的首肯，得以调遣中国军队赴缅甸北部参战，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在提高他的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改进兵员招募方面表现出积极关注”[29]——这一评论针对的是这么一个领袖：他的军队当时已经伤亡过百万，并且已经牵制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万部队长达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队是可以被直接用来对付美国人的，假如中国已经投降了的话。
[3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26.
1944年秋高斯离开中国时，将一肚子怨气发泄给新来的魏德迈：“我们应该拔掉塞子，让整个中国政府付诸东流。”[28]
[32]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153.
“中国的战略在性质上完全是防御性的，”高斯写道，“中国军人承受着如此严重的缺陷，说得不客气些，他们完全没有价值……在他们觉得共产党问题依然存在时，重庆部队不愿用自己稀缺的军事资源来抵御日本，许多军人和文职官员都认为，日本是次要敌人，共产党才是主要敌人。”[27]
[3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3.
1944年全年及进入1945年后，发自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公文满载着针对蒋介石的愤怒，抱怨蒋介石自己按兵不动，却让美国部队去打仗，为他做出牺牲。美国大使克拉伦斯·E.高斯对蒋的英雄描写嗤之以鼻，因为早在1943年黄河故道以北就没有任何国民党军队，甚至也不像共产党，国民党在那里连寸土游击区都未能建立。
[34]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4.
在华美国人中这种幻灭感也很强烈。“哪里是英勇的抵抗？”[25]史迪威问道，“哪里有伟大的游击战？哪里有改革或者哪怕是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理解？”他把蒋介石政府比喻为德国纳粹——“同样的世界观，同样的强盗。”史迪威曾向罗斯福总统的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概括他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称简直就是“一个半小时的狗屁废话”。在他的日记和写给在家乡的妻子的信里，这位美国指挥官更是尖酸刻薄。他写道，蒋介石是一个“固执、愚昧、抱偏见、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他主持着“一个一党政府，靠盖世太保支撑着，领导人神经不正常，没受过什么教育”。[26]
[35] Lattimore，Owen. China Memoir：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90.
造成这种情况的某些原因是法国人所说的“usure”（磨损），本义为因时间的推移使得物体缓慢地失去光泽。战争久拖不决，加上日本军队的“扫荡”，大批人员伤亡，不断涌现的难民流，严重的饥荒和营养不良，秘密警察可怕的光顾，一队队用绳索捆着的壮丁被押往前线去打仗却衣不蔽体、未经训练、缺少武器和食粮，无能的政府难以制止日军暴行——所有这些事情都削弱了曾经的伟大领袖的地位。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大量的游行和歌曲以及随处可见的标语来鼓舞士气。政府新闻办公室推出了无尽的系列报道，宣扬有关英勇抵抗和日军遭受巨大人员伤亡的好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虚构的），但在某些时候现实会变得不可避免，当这种时刻来临时，领导人就应该当仁不让地负起责任。蒋介石也会犯错误。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杰出人士或被关押或遭软禁。报刊新闻被严格审查。蒋介石的形象变得似乎越来越虚假，完全是一种人为的夸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时主动但往往是被动地改变了他们的效忠对象，转而支持共产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过美国教育，包括全国的教授、学生和作家们。他们认为共产党更具活力，少有腐败，对国家遭受的苦难所负责任较少，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更民主。
[36] Alan K. Lathrop，“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no.2 （Sept. 1981）：405.
在整个战争期间，蒋介石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一个英雄，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但对于其他许多人而言，幻灭逐渐形成了。到了战争后期，他的形象和声誉已经一落千丈，尤其在蒋介石不可缺少的盟邦美国眼中，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糟。到1945年年初时，蒋介石这位曾经的中华风云人物，《时代》杂志封面上骑白马的豪侠，其声誉已沦落成某种混同于对立面的东西，几乎等同于心胸狭窄、蓄意阻挠、阴险狡诈的独裁者。这就是史迪威对蒋介石通常的表述，这种表述逐渐开始被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及许多新闻界人士所接受，并认为是准确无误的，即使广大公众对此还不甚了了。就在陈纳德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肯定蒋介石的伟大功绩的同一天，史迪威却当着罗斯福的面将蒋介石形容为“优柔寡断、玩弄花招、无法依靠的流氓无赖”。[23]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包括蒋介石的一些最密切的观察者，蒋已然成了一个右翼独裁者，更像那些日子里甚嚣尘上的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而不是乔治·华盛顿，尽管许多美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总体上有其特定的文化盲点。“他们是虚假东西的伟大信徒。”[24]约翰·马格鲁德准将，中国军队的高级顾问，向美国陆军部如此汇报道。他们无视现实，偏好“讨人喜欢但虚妄的假象”，竟然还有人把他们在日本人手中遭受的失败，说成他们赢得的胜利。
[37]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14.
在信守诺言的决定下，蒋介石帮助确立了从长远来看竟然会毁了他自己的条件。
[38]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25.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愿。在极端的胁迫下，蒋介石打破了一个国内冲突的基本规则，这就是绝不能让一支你不能控制的武装力量进入你的阵营之中，因为毫无疑问，当条件成熟时，这支力量是会反对你的。据说，当他从西安回到南京时，蒋介石的老朋友、国民党高官陈立夫就向他提出忠告，让他组织一支大部队把共产党从陕西的根据地清除殆尽，但是蒋介石则像陶涵所描述的那样，“垂下头，没有回答”。[22]
[39] Lathrop，Alan K.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in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no.2（Sept. 1981），p.410.
从许多方面来看，蒋介石的被扣押，以及由此产生的统一战线协议对蒋介石本人和中国是真正的历史分水岭。在当时看来这虽是一种颂扬，然而实际上却是他的声望下跌之始，之后他再也无法在中国国内的纷争之中成为最终胜利者，以继续统领他的国家沿着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强烈影响的政治改革和变化的道路前行。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在西安的扣押事件，蒋介石几乎肯定已经完成了打败共产党的“最后五分钟”战役。尽管他的军队达不到国际水准，但比以前要更强大，装备更精良，并且在德国顾问协助下也更有效率，中共的红军则也许只剩下3万人马，而且仍然衣衫褴褛，装备极差。在日本着手展开全面努力征服中国之前，假如蒋介石于1936年年底和1937年对共产党发动新的攻势的话，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本有可能就会到外蒙古或苏联寻求避难去了。在那里，斯大林将会让他们活着，但因为需要面对日本在华胜利所导致的威胁到苏联生存的巨大危险，他将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且他也不能支持中共做出任何去推翻它的努力。共产党一旦在陕北根据地遭受惨败并被逐出边界，就不会再有能力扩充自己的军队和扩大根据地，就像二战期间他们所做到的那样，利用这些年的机会扩充实力，打造了一支拥有超过百万士兵的军队，并管辖着大约19块解放区。
[40]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79.
* * *
[4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1.
蒋介石得到他的美国盟友支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被他的美国诋毁者所指责的那个方面，即他的军事战略以及他的独裁统治，也正因为这点使得罗斯福想摆脱他，史迪威也对此愤恨不已。蒋介石的军事理念在一些高素质的观察者眼里看来是合理的，他们相信蒋介石根本不需要去做像史迪威那样的美国人要求他做的，照样也能继续掌权。“中国要想获胜，只有依靠拖住日本的优势兵力，并期望它迟早会卷入与西方列强的战争，”魏德迈得出结论认为，“蒋委员长采纳了良好的策略，即努力分散日本的实力，迫使敌人过度拉长战线。”[21]罗斯福总统的表弟，也是陈纳德将军助手的约瑟夫·艾尔索普认为，美国决策者们不明白蒋介石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国内一股想要推翻他的势力正在日益壮大，然而他唯一的外国盟友却要求他不要做出任何反应。
[42] 即今日缅甸首都内比都，当时还是个小镇。——译者注
同样，中国与欧洲也有得一比，这种比较也能给蒋介石增添不少光辉。魏德迈指出，中国本可以遵循“法国的榜样，让自己被占领，然后等待美国的最终拯救”。[19]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以后，蒋介石号召中国人民坚持到“忍耐的极限”并“牺牲到底，抗战到底”。魏德迈认为，这样的声明比敦刻尔克战役后丘吉尔著名的题为“热血、汗水与眼泪”的演讲更勇敢、更坚决。[20]在国际上完全被孤立的情况下，中国确实奋起反抗长达四年之久，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而在此期间，理应中立的美国，却持续向日本提供石油和生铁之类的重要原料。
[43] Barbara W. Tuchman，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New York：Grove Press，1970），p.284.
按照魏德迈的观点，美国人未能认识到中国所做出的牺牲以及战斗达到了何种程度。1937年争夺上海之战，他指出，是“自从凡尔登战役以来这个世界所见过的最血腥的战斗”。[18]这的确是真的。这场上海争夺战可以证明后来流行的从抗战开始到结束中国基本上未能抵抗日本侵略的观点是错误的。作为历史事实，中国的抵抗是如此激烈，令日本感到完全出乎意料。战争一开始，迫切要征服中国的东京军国主义者曾预测战斗几个月后就能结束。他们未曾预料到，近八年后，中国仍然牵制着近百万日军。英国统治的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几乎未经一战就落入日本魔掌。就连荷兰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广阔群岛，加上当时还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群岛，都落得同样的命运。但是，中国却仍然在抵抗着，从未被征服。
[4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5.
在1944年年底来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眼里，令人惊讶的事情不是蒋介石在战争中表现得如何糟糕，而是多么出色。相比于英国和苏联，他写道，中国得到的仅仅是“涓涓细流似的援助”，但“尽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视，它却顽强地作为一个国家实体设法生存了下来”。[17]魏德迈毫不掩饰自己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与他的前任史迪威的分歧。“远不是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国记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样勉强应战”，魏德迈后来写道，中国“在抗战中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和忍耐力”。
[4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8.
所有这些形象都旨在传达一种中国领袖人物所应具有的尊严、智慧和统领一切的品质，就像韩素音所表述的那样，一种精神力量。此外，如果这些形象要使人相信，也应该是宁静和充满自信的。亨利·卢斯持续将这个形象传达给美国公众，直到蒋介石一败涂地失去江山之后。其他一些对蒋介石持更加适度、不那么狂热的看法的美国人钦佩他，尽管他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而且当寄托于蒋介石的幻想那破灭的浓厚乌云笼罩在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美国官方圈子上空时，这些倔强的支持者认为他的缺点都被夸大了，而他的美德却被淡化了。
[4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07.
中国的救星、左右命运的人，这个形象反映在无处不在的蒋介石的画像上——学校教室、政府机关、公共广场，甚至在战争结束后短暂的几年中，挂在北京故宫入口处厚重的大门上方。如今，其早已被他的伟大的敌人——毛泽东的画像所取代。当时被中国将领们所青睐的一幅标准照是他身着戎装，佩戴着超大的肩章和金色的穗带，扎着肩带和腰带，胸前还挂着一堆杯碟大小的勋章。他的左手按在一把剑的剑柄上，他的光头和修剪齐整的胡子在这套行头相衬下总觉得有点儿显小。出版于1933年的一期《时代》杂志封面上有他的照片，上面是他骑着白马、戴着太阳镜敬礼的形象。在其他的一些照片中，他身着丝绸长衫，颇有几分优雅的学者风度。另外还有一些照片，有的透露出一种留着胡子的慈父般的微笑，有的更像是中华民族的善解人意、慈祥、宽容的师长。
[47] Don Lohbeck，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08.
他就在那里，蒋介石，带着坚忍不拔、矢志不渝的决心指挥着战争，克服软弱和怯懦，绝不屈服于武力。我们变坚强了，我们放心了。……这个决心唤醒了全国民众，鼓舞着中国摆脱麻木不仁，让它意识到过去的辉煌及未来的尊严和伟大。一个人，但并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象征，一种激励。[16]
[4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5.
小说家韩素音（Han Suyin），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不折不扣的追随者，在战争初期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同样是不折不扣的。她写道，中国的统一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一个精干、不事张扬的年轻的中国军官”，在“十六年黑暗中的斗争”之后，他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15]在许多绚丽多彩的散文中，她继续描述道，蒋介石拥有“长城般的坚强意志，就像中国江河中的滔滔洪水，势不可当”。他是“一个手中掌握着我们四万万人的命运的人”。面对日本人的猛烈攻势，她继续说道：
[4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卢斯远不是中国战场上唯一能够看到蒋介石的人格和领导能力上的伟大的激情观察者。曾经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有效地指挥过德国军队且在北伐期间担任蒋介石首席顾问的汉斯·冯·塞克特，称他具有“杰出的、高尚的人格”。[13]后来被错误地指控为共产党间谍的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称他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有着“高度民族主义”的人物，“肯定能在关键时刻负责将中国团结一致”。[14]飞虎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在1943年告诉罗斯福（史迪威当时也在场），蒋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一”。
[5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自始至终，蒋介石享有着几乎是一种普遍的信念，他在勇敢地抵抗着邪恶入侵者的赤裸裸的侵略。这个形象在美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来自于亨利·卢斯，他是一位传教士生于中国的儿子，是《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创始人，这两份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多年来，蒋介石有十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超过了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或其他任何人。
[5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6.
蒋介石被扣押的新闻和统一战线形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其结果是，当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时，蒋介石不再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领袖；按陶涵所说，他成了“民族英雄”[12]，被推上了名望和权力的新的巅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和分裂的国家，但它比起自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清朝被推翻时至今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有序、更团结，经济上也更具活力，蒋介石也因此得到更多赞誉。团结抗战的新决心使他在国际和国内都被公认为是那可左右中国命运的人物，是值此危难时刻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领袖。这道光彩几乎延续了整个抗战时期，其中前四年是中国独自抗日，后四年是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有了美国这个主要的也是唯一的真正盟友。
[5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7.
随后周恩来牵头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中蒋介石答应取消反对共产党的作战活动，并与他们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时确立蒋为公认的、无可争议的国家领袖。圣诞节后的第一天，当周恩来去见委员长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后者敬礼——这是“红军向统一战线的指挥官表示服从的第一个标志（姿态）”。[11]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这样写道。作为交换，共产党人得到了一种事实上的合法化，或至少蒋会放弃自己消灭共产党的努力。他们将保留自己的军队；事实上，他们现在有机会大幅度地扩军了。他们将能够派代表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以便协调共同抵抗日本人的事宜。
[5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7-88.
蒋介石被扣押令斯大林感到十分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要处决他的情势。这是谨慎的斯大林和更为浮躁的毛泽东之间关系中一个特定模式的证据。1936年年底，苏联领导人的首要关注是来自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同时威胁。11月，日本伙同意大利和德国共同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明确针对苏联，这就使得苏联将受到西边德国和东边日本的两面夹击的情势凸显。出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几个月来一直鼓励共产党与蒋介石和解，使他们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团结一致。因此，斯大林视针对蒋介石个人生命的这一威胁为鲁莽和危险之举。他觉得，如果蒋介石被消灭，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谋取权力的道路将因此开辟，会使日本更有能力侵入苏联西伯利亚。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严厉的指令，不能让蒋介石受到任何伤害；在收到这些指示后，周恩来——共产党内温文尔雅且灵活老到的首席谈判代表——飞到西安传递信息给张少帅。
[5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不出几个小时，在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延安更舒适些的窑洞里，毛泽东获悉有关此次事变的信息。一听到这个喜出望外的消息，毛泽东希望审判并处决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们。他给莫斯科拍发了一封电报，向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约瑟夫·斯大林征求处理此事的意见，毫无疑问地期待斯大林会对处决蒋介石而感到欣喜。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人获取武器和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共产党刚刚击退了国民政府试图消灭他们的最近一次攻势，正在重聚力量。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蒋介石带着平时的随从到了西安，包括他的外交部长和军事顾问，下榻在一家距西安10英里远的温泉度假酒店。他花了一些时间召见组织起来向延安共产党人进军的部队的军官，告诉他们，在这场长时间的战役获胜之前，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10]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戴着东北士兵的毛皮帽，冲进蒋介石正在睡觉的小屋。他们打算捉住他，但仅穿着睡衣的蒋从窗口逃出，并翻过院子后墙，但在从墙上摔下来时后背受了伤。蒋介石在附近山顶的一个山洞里与几个忠实的副官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晨，他就被张学良的部队羁押了。
[5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1.
11月底，张学良告诉蒋介石，他在陕西省的军队眼看要去与自己同胞打内战，几乎已接近哗变，他提议请蒋介石坐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南京到西安去慰抚他们。蒋介石同意前往。张学良将进行中的计划告诉了毛泽东。毛称之为“杰作”。[9]
[57]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89.
张少帅其人是个颓废、吸食鸦片、沉溺于女色之中的登徒子，日本人扶持他为东北地区的新军阀，显然以为他会比他的父亲更加顺从日本人的旨意。但他们错了。张学良戒了鸦片，变得成熟认真，成为中国的一个政治人物，并支持国民党。1929年，他邀请两位亲日中国官员出席宴会，并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将他们处决了。蒋介石任命他为指挥官，再度努力从中国政体中除去共产党。但是，随着1936年时间的推移和日本对中国主权进一步侵犯的情势似乎迫在眉睫，张学良拒绝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想法，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共同策划了他后来所称为的政变。
[5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91-92.
同年12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位于中国西北的古代帝国的京城，在那里他将会见一名被称为“少帅”的男子。此人就是张学良，他在年轻的生命中已经见识过血腥阴谋。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当时颇具江湖气概的人物，那时中国的权力分别掌握在一群军阀手中，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军队、领地和独霸全国的野心。被称为“张大帅”的张作霖，出身土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反共和分子，一副十足的中国军阀派头，喜欢以一身普鲁士风格的军装出现在众人面前，留着辫子，系着绶带，佩戴大号肩章和勋章，大檐帽上摇曳着流苏。他指挥的军队有几十万人，还娶了五个妻子，并短暂控制过北京。但在1928年，随着蒋介石的军队在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向北推进，张作霖被迫撤回到东北。日本在东北享有半殖民地特权，包括部署一支相当大规模的军队的权利，这支部队号称“关东军”。在返回的路上，张作霖被关东军士兵将炸弹置于所乘坐的火车下面而被害。通常认为这次暗杀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张作霖未能阻止蒋介石的部队推进到北方而感到愤怒，但似乎也可能的是张作霖被视为过于独立，而当时日本计划把中国东北地区变为一个傀儡国家。
[5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2.
蒋介石早先没有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做出抵抗，尤其是1931年东北地区的沦陷。蒋介石觉得中国还太弱，无法和日本交战。相反，他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和消灭共产党。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蒋介石明白，只要中国被交战派别所分割，就不可能强大。但随着日本持续逞强试图攫取更多中国领土，这激起了中国民众对蒋施压，要求他放弃消除国内对手的努力，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他在1936年年底照此做了，虽然很不情愿，而且是作为一场旨在迫使他就范的事变的结果，其过程犹如戏剧一般。
[60] FRUS，1944，p.170；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94.
然而，蒋介石从未能够克服存在于中国的深刻分歧，或拜占庭式的分裂，有时是反对政党几乎是杀气腾腾的政治。1927年，他组织了一次恶性政变来反对在统一国家事业中的盟友——共产党人，他坚信，也许他是正确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纵容”下，一俟其目的实现后，正阴谋消灭他。共产党人，或者那些未包含在成千上万被逮捕或被暗杀者之内的人士，都被赶出了城市，在新近脱颖而出的领袖毛泽东的带领下，建立了农村根据地。与此同时，蒋介石将南京确立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是一座古代京城，位于长江之滨，周边地域皆由新政府控制。而北京则不然，尽管过去六百年中大多数王朝定都于此，现在却还掌握在尚未被击溃的军阀手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蒋介石统治着一个有前途的复兴中的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贫穷、迷信、落后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蒋介石驱逐了苏联人，但仍聘请德国军官为顾问，帮助他组织了几次战役以消灭共产党在农村的根据地，他原本很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不是他必须在同一时间内去解决来自日本的威胁的话。
[61] Peter R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46.
在蒋介石的丰功伟绩中，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他所率领的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一种脆弱的统一。在北伐中，他接受了共产国际从莫斯科派来的人员作为他的顾问，他的军队由德国军官担任训练教官，这些德国军官曾经训练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的大军。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即使其本身表现为一个短暂的插曲，消失在随后发生的无数喧嚣的事件之中。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蒋介石在消灭许多军阀并建立一个现代政府的过程中，凝聚了广大同胞的国家和民族的愿望。他的军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军队，而且使得之前军阀们那吓唬人的私人军队相形见绌，陈腐不堪。在世人眼里，蒋介石是一个年轻有为、能干且有远见的领导人，中国在经历过这么多错误的开端后，蒋介石的领导终将把他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
[62] New York Times，Oct. 31，1944.
然而，蒋介石从来就不像吴庭艳那样是个傀儡元首。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凭他自己的智慧和领袖气质上台执政，而不是被外国情报机构塞入封闭的总统府内的。自二战以来数十年里，把蒋介石看作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大的无能之辈之一，已经是世所共知了。然而，在当时，甚至是后来，人们都有理由以更加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于为国家争取光明的未来。最近的传记，尤其是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强调了蒋介石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他的不足之处，并把他描绘成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仍苦苦奋斗的勇士，特别是在毁灭性的日本入侵之后。蒋介石于1887年出生于浙江——上海以南的一个沿海省份，并在一所日本军事院校接受过部分教育，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共和派领袖孙中山的重要门生。孙中山领导了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并建立了国民党，在经历了一段独裁监护时期之后，承诺建立西式民主。蒋介石身材瘦削、个头不高、呆板生硬、自豪又爱国，深深感受到在外国人铁蹄下中国人的屈辱感，并立志要有所作为。1911年大革命之后，中国远远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反而陷入分裂和混乱，国土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这种情况自然容易招致虎视眈眈的日本的侵略。
[63]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05.
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是吴庭艳的一个前辈，因为他也是一个腐败的右派独裁集团的领袖，尽管他本人在经济问题上十分廉洁。蒋介石的妻子，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是迷人的和傲慢的——“dragon lady”[8]是形容她的常见的、带种族色彩的贬义词；从这层意义上说，代表吴庭艳的是他的弟媳妇，美艳、迷人、颐指气使且受过法国教育的陈丽春夫人，而且，就像在她之前的蒋夫人那样，被认为是在幕后行使很大影响力的人。吴庭艳是一个天主教徒，蒋介石则是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面对共产党人的起义，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和善心，两人都只能束手无策。
[6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7.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之后，美国卷入了谋杀所谓的亚洲盟国的领袖——1955～1963年的南越总统吴庭艳——的阴谋，其与刺杀蒋介石的阴谋有着并非偶然的相似性。吴庭艳被本国对手打死，但事先曾获得肯尼迪政府的批准，因为他的统治令人捉摸不定，也越来越不得人心，高级官员们将其视为问题的来源。
[65]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7.
这些都是荒唐古怪的想法——将一个盟国领袖从飞机里抛出去，或者以罗马帝国最常见的阴谋方式来给他下毒。但事实真相在历史上有案可稽，不仅在声誉良好的目击证人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在有关蒋介石的严肃认真的传记中也有过探讨。如此便成为衡量美国决策者们在中国所面临困境的某种方式，这个国家不管是在二战期间还是在战后都是又贫穷又分裂，他们对这么一个不完美领袖的期望实在是勉为其难，如何对付他确实是个难题。
[66]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传记中，史迪威一直被捧为名人，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备受他的部队爱戴，即使他的指挥令他们几乎无法忍受。他爽直健谈，不能容忍造假、欺骗或无能，但他同时也蛮横好斗、指手画脚、固执己见、缺乏清醒的判断、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换句话说，不是适合中国的恰当人选，中国需要的是一位偏见比他更少、外交手腕比他更多的人。他瞧不起蒋介石，把蒋称为“花生米”。不仅在他的日记里，而且在他同参谋人员和上司交谈的话语中，他常常会若有所思，大发感叹，说如果能拔掉蒋介石这根眼中钉那事情就会好办得多。甚至在开罗会议或同多恩的谈话之前，史迪威把卡尔·F.艾弗勒，美国驻华高级情报官，召唤到他在新德里的办公室。据艾弗勒所说，史迪威告诉他，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就必须摆脱掉蒋介石”。在听取了史迪威的指令后，艾弗勒询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然后他确定了采用尸检检测不到的肉毒杆菌毒素，这将是一个有效的武器。但是，1944年5月，在缅甸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史迪威告诉艾弗勒他改变了主意，不准备干掉蒋介石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7]
[67]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278.
当然，蒋介石未曾遭遇过暗杀，多恩也没有从史迪威处就这项计划接受过进一步的指令。还有就是，没有其他证据表明，罗斯福曾有过任何将蒋介石置之死地的念头，看来他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么做，尽管他对史迪威发出过“你明白我的意思”这种不祥之音。罗斯福对蒋介石有时难免也会怒气冲冲，但同为国家元首，他对蒋，另一个身处被称为政治体制的笨拙国家机器的顶端而高处不胜寒的人，也怀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罗斯福母亲德拉诺的祖先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对华贸易中获取了财富，罗斯福因此也赞同美国人对中国特有的愿望，希望中国最好采用美国方式，从最近的凄惨状况中涅槃重生。例如，与他战时最亲密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不同，丘吉尔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愿望是愚蠢的、一厢情愿的，而罗斯福则衷心希望蒋介石成为战后世界的四大巨头之一，与丘吉尔、斯大林和他自己齐名，他认为蒋介石是唯一具有声望和地位的人，能带领他那苦难的国家走向体面的新时代。他在开罗同史迪威的一番话是有特定情境的，当时他眼中的蒋集推诿、欺骗和专横于一身，令他感到特别困惑。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儿子艾略特说道，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蒋介石如此不愿意让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蒋介石一直把“成千上万他最好的部队置于红色中国的边界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蒋介石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可言”。[6]
[68] Romanus and Sutherland，Time Runs Out，p.52.
“我相信这是可行的。”[5]史迪威如此告诉多恩。
[69] Romanus and Sutherland，Time Runs Out，p.65.
根据多恩的叙述，史迪威指示他“策划一个可行方案，然后等待命令”，[1]多恩照此做了，为一次形同好莱坞惊悚片的暗杀行动制订了一个应变计划。这位被美国人或恭敬或嘲弄地用Gimo或Gissismo[2]，或CKS[3]，或Cash My Check[4]，或委员长，或总司令等各种名头来称呼的蒋介石，将被送上一架飞往印度蓝姆迦的飞机，去视察正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中国军队，这是为改造中国落后的军队所做的努力。飞行员会假装发现引擎出了故障，然后下令机组人员和乘客跳伞自救。蒋介石将会被引到机舱门边，系上被做了手脚的降落伞，让他跳下去。
[70] 此处应指索摩查家族的开创者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1896～1956年），尼加拉瓜军人出身的政治家，1937～1947年、1950～1956年两次任总统。1956年死于刺杀，两个儿子先后继任总统。索摩查家族的统治至1979年才被推翻。——译者注
史迪威告诉多恩，他和罗斯福在开罗期间曾经私下交谈过二十分钟。在那次交谈中，照史迪威所述，总统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活像一个黑手党教父般地对他说道：“老弟，如果你无法与蒋相处又不能取代他，干脆就彻底摆脱他，一了百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找一个你能掌控的人来取而代之。”
[71] FRUS，1945，vol.7，p.7.
在中日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曾与他在中国的高级军事代表约瑟夫·W.史迪威，议论过有关暗杀蒋介石的可能性。罗斯福并没有使用“刺杀”这个词，他似乎不太可能确切地表述过史迪威所理解的他的意思，尽管这种混淆可以说反映了美国决策者们在中国国内政治黑暗阴沉的氛围中试图操纵战争全过程和战后进程时，蕴含在决策中的深刻的歧义和不确定性。史迪威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来自于他的参谋长和最信赖的下属弗兰克·多恩将军，从开罗会议返回后，史迪威与多恩在重庆会了面。开罗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罗斯福、蒋介石和史迪威本人都出席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