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他们的包里装着“护身符”，即上面写着中国字的布条，其可表明他们是朋友并要求帮助。他们还随身带着“对话本”，或者说是双语常用语手册，可以帮助任何一方通过指向他们自己的语言的短语进行交流。那些有点语言天赋的美国人还学到了一些中文短语，如“美国飞机”和“八路军”。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在跳伞降落到河北那一天，就很好地利用了所有这些手段，瓦洛夫对他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飞机”和“八路军”。正是这种合作孕育出了善意的氛围，伴随着令人振奋的清新空气和出自革命大熔炉的新人感，这一切都与弥漫着虚伪、腐败和无能恶臭的，雾气蒙蒙、严重受损的重庆形成了巨大反差。多年以后，包瑞德用简单明了的一句话总结了这一切：“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死对头，但那时他们肯定是‘好人’，尤其对于那些得到过他们帮助的飞行员来说是恩人。”[111]
这些救援行动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是迪克西使团中的成员之一，延安空地救援工作组的代表，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亨利·S.惠特尔赛（Henry S.Whittlesley）中尉和他在八路军中的同行之间密切配合的产物。惠特尔赛收集了可供美国飞行员跳伞的最佳地点的情报——这意味着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活动能力最强——此类信息在飞行员接受命令时被交给他们。不过，他于1945年死于日本人的一次伏击（共产党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机场）。
[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7.
下一次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到共产党军队的手中是在大约五年之后的朝鲜，而此次的接待是监禁。这就使得战时的合作水平更令人惊讶，而两者关系沦落到如此敌对的程度也更令人痛心，因为代价太大了。
[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14.
包瑞德在延安时，他亲眼看到一个名叫约翰·巴格里奥（John Baglio）的飞行员的回归。在离北京不远处被击落之后，一个当地农民引导巴格里奥找到了八路军，八路军千里跋涉护送他安全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站都热情接待，直到他到达延安。包瑞德指出：“巴格里奥是一个不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有多在意的美国人。他所知道的就是他们救了他。”[110]
[3] Cromley’s and Stelle’s backgrounds are discussed in Maochun Yu，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3.
总计约有60个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是以这种方式获救的。其中一些是被国民党人所救，但大多数都是被共产党人救的，共产党在敌后有着更广泛的网络组织，而据估计，在这些救援行动中为击退日军还遭受了约600人死亡的损失。为拯救美国飞行员，普通中国人要具备极大的勇气，就像那些在河北的山区搜寻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的人一样，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一旦被日本人抓住，后者将毫不犹豫地杀掉任何一个参与救援的人员。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一直压制对这些救援行动的报道，不让美国公众得知，但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肯定知道这些情况，此类事迹正可以促成共产党和美国之间有关共同目标和美好感觉的氛围。
[4] Brooke Dolan II，Road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Philadelphia：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s，1937）.
八路们给美国人喂食，照料他们的伤口，并且向他们保证会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一个多月来，他们把美国飞行员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不让他们落入日本人的魔掌，并且，就像美国人后来报告的那样，把他们当作英雄看待。中国农民四处寻找鸡蛋、花生和水果给空战英雄们吃。收留他们的村民们操办酒席款待他们，而这一切都是在面临正搜捕他们的日本人的威胁之时做出的，一旦被发现包庇美军飞行员，村民就会遭到打击报复。八路们一级级向上报告他们已经收留了飞行员，美国军方官员被告知他们的下落。经过几个星期的不断勘查，共产党人在一段孤僻的山路上开辟出一条跑道，一架美国飞机才得以降落。新年元月的一个寒冷冬日，八路军的战士们望着乘坐救援飞机而来的美国人接应失事飞机上的这些美国人，然后飞回了他们自己的基地。
[5] 即詹姆斯·史都华，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和舞台剧演员，空军准将，英俊潇洒，才气逼人。——译者注
瓦洛夫和他的机组成员生存的可能性并不大。这11个美国人被大风吹散后，降落在河北省某个地区的多处崎岖山峰上，该地区由日军控制，他们看到飞机后肯定会立刻动身去搜捕，一旦他们抓获美国人，肯定会处死他们所有人。但在B-29坠毁后的几分钟内，中国农民就仔细搜索了好几平方英里的森林和峭壁，试图先期到达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身边。搜索持续到晚上，一个个山坡都闪动着火炬的光芒。两天之内，中国人就找到了所有11个飞行员，并把他们带到属于美国人称为“八路”或“八路军”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前哨营地。有2个美国人受伤严重，不得不让农民驮在背上送去藏身处。操纵飞机雷达的那个名叫威廉·伍德（William Wood）的机组成员降落时当场撞昏迷，当他苏醒后，他看到当地人已经把他背到一所住宅里了。
[6]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4.
瓦洛夫的飞机下降至2400英尺，努力保持自己的发动机尽可能慢速地运转，但当情况变得很清楚他无法再控制住之后，他下令全体机组人员跳伞，然后他自己也跳伞。降落时，寒冷、凛冽的强风扑面而来，他使劲拉住降落伞的吊索从而能操纵伞降落到一个山谷里去。这时，他看到他的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冒出一团火球。两架护航飞机在头顶盘旋，标出坠落的美国人的位置，然后转向西边朝基地飞去。瓦洛夫落在一处崎岖的山坡边，他在头撞上一块岩石后便失去了知觉。他苏醒时发现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周围的白雪。
[7] FRUS，1944，p.489.
瓦洛夫的使命是去打击位于奉天的兵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但是在2.2万英尺的高空中，他的B-29飞机，当时是美国武器库中最强大的轰炸机，因太寒冷导致层冰堆积在驾驶舱玻璃上，瓦洛夫很难跟随编队中的长机飞行。[109]由约翰·P.昆兰中士操纵的他那架飞机的尾炮也没能发挥作用。当他所驾驶的飞机接近目标时，日本战机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攻击，疾速穿过美机编队，追击已投掷炸弹的美国飞机。瓦洛夫的飞机被击中，迫使他掉头飞回陕西。另有两架飞机从美机编队中脱离其他护航机飞来提供护卫。
[8] FRUS，1944，p.400.
美国人那么冲动地喜欢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用30岁的美国飞行员乔治·瓦洛夫（George Varoff）的经历来解释。他和一架B-29超级堡垒轰炸机的10名机组人员于1944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三周年之际，从陕西省起飞去轰炸位于满洲地区的奉天的日本目标。在国内时瓦洛夫是一个田径明星，把撑竿跳高世界纪录保持了一段时间，在1936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运动会上跳出了十四英尺四又八分之五英寸的成绩，所以他的情况在报纸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45年1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他在行动中失踪。两个星期后，报纸宣布瓦洛夫是安全的，并已回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空军基地。这份报纸没有提供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或他如何获救的详细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涉及了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美国朋友运作的一个网络，所以必须保密。
[9] FRUS，1944，pp.401-405.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被带领步行或骑马从延安总部去前线，探险历程持续数周甚至数月。其中有个成员名叫雷蒙德·P.卢登，他也是一个会说中文的官员，几年前在北京曾与斯诺交往过，同戴维斯一样，现在被分配到史迪威的司令部。卢登花了四个月在陕西走访，考察了共产党对一些从理论上讲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村庄的管理。他的结论是共产党有当地人口的支持，他们在动员农民这一方面已经做得很成功，并且共产党人的领导是“中国最实事求是、组织严密、意志坚强的团体”。[108]
[10] FRUS，1944，p.406.
作为终身都是毛泽东的二号人物的周恩来，给戴维斯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随机应变、他的愤怒、他的认真和他的趣味，全在他的脸上充分显示出来”；而“老朱”——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他名为朱德——是个“内敛、慢条斯理、精明的农民”。
[11] 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
戴维斯用语言描绘了三个最高领导人的形象，他们坐在周恩来住的窑洞里的凳子上，连续谈话两三个小时。[106]在延安，毛泽东显然是领袖、权威，坐第一把交椅，“身材高大、丰硕，有着一张温和的几乎是女性般的圆脸”。戴维斯谈到“他炽热的个性”和“他的极其平稳、冷静和自信的态度”。这个描述与亨利·基辛格二十二年后的描述是如此惊人的相似，二十二年后他和毛泽东在中南海而不是窑洞里见了面。在基辛格的描述中，毛“是整个房间的主宰——靠的不是大多数国家赋予领袖人物一定程度威严的排场，而是凭借散发出的几乎是有形的且压倒一切的驱动力”。[107]
[1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65.
迪克西使团与中国高层军事官员之间有着比任何美国人之前或之后与中国共产党军官之间所拥有的更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同所有的将领定期举行会议，这些将领后来率领人民解放军在内战中打垮了国民党，还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军队交战。其中有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他那被戴维斯称为“农民的精明”和“强大的性格”[104]总是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其他与迪克西使团内的美国人来往密切的未来的高级军事领导人中还有林彪，直到他在1971年与毛泽东的一场致命的权力斗争中去世前，他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就是他宣传了《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并指挥军队支持“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他在内战中是共产党军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并且同美国人在延安也逐渐相识的彭德怀一起，拟定了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意外进攻计划，这场战争造成了美国军队在任何战争中都没经历过的最惨的失败。包瑞德上校对林彪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林彪“能够给任何见过他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礼貌，包瑞德回忆道，但属于表面不那么和蔼可亲的共产党领导人之列，笑容不多，但明显是个“一流的军人”，这样的人“我会非常乐意在其麾下效命……当然除了跟我自己的或是友好的国家去作战之外”。[105]
[13] Warren Tozer，“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Visit to Yenan in 1944：A Re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4，no. 2 （May 1972）.
毛泽东请福尔曼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愿望和对西方价值观的钦佩。“我们没有在社会和政治上追求苏联的共产主义，”他告诉后者，“相反，我们更愿意考虑我们正在做的某种类似林肯在南北战争中为之而战的事业：解放奴隶。”[102]毛泽东可能已经意识到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使用过“林肯似的”这个词来形容他。毛泽东进一步向福尔曼保证“我们相信并实践民主”，以此来对照毛泽东所称为的“国民党今天所实行的一党专政”。[103]
[14] FRUS，1944，p.408.
“毛泽东有远见地看出这一点，并认定这不是好事，”福尔曼说，“他召集所有的文化工作者开了一个会，严厉批评他们的清高架子，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只会退化并衰败。”[100]福尔曼断定“延安的文学界认真铭记了毛泽东的话，并产生了惊人的好成果”，去适应“农民、工人和士兵创造的……新环境、新社会”。在采访了毛泽东后，福尔曼得出结论，毛本人“不是不可亲近的圣人，也不是所有智慧和引导的唯一源泉，他的话是不容置疑的律法”。[101]他的话“被作为讨论的基础，最终由绝非橡皮图章的党的委员会批准通过”。
[15] 迪克西指美国南部各州及人民，与指美国北部人的扬基意义相对。——译者注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福尔曼发现有将近300名艺术家和作家在毛泽东的善意引导下，愉快地在创作剧本、故事和歌曲。“共产党人很认真地对待他们的文化，”他写道，“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教育家、剧作家和新闻记者定期会晤，坦诚讨论他们的诗歌，相互批评，并评论他们的作品。”但情况并非总是这样，福尔曼告诉他的读者。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都来自上海，“他们那高度西方化的文化与内地中国农民的民间传说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不轻视无知的农民、工人和士兵，而农民、工人和士兵则以拒绝他们来反驳”。
[1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0.
在福尔曼的书中，他介绍了参观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情况，这是延安主要的文化机构。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作家，一个提倡打破旧习的自由思想家，也是接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鲁迅于1936年去世。关于他还有一个可争论的问题，即1957年时，如果他活着，会不会是“右派”。
[17]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DE：R Books，1989），p.21.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似乎也证实了斯大林对他们的描述。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得像是理论家，或革命学说的虔诚信徒。他们同美国客人在一起时很友好、轻松、和善，与其一起吃饭、谈话到深夜，喝他们所说的虎骨酒（用浸泡高粱蒸馏制成的威士忌，没有虎骨就用牛骨代替），并表演戏剧，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给予那些表演高度评价，他在去中国之前曾是《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员。迪克西使团的一些成员经常同朱德一起去深山老林打猎，第一枪往往是朱德打的。[98]周六晚上，只要天气暖和，就会举办露天舞会——这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留下的活动，她曾给毛泽东辅导舞蹈——地点是在一片叫梨园的果树林里。[99]舞会期间，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与当地留着辫子的女孩在地板上绕圈滑行，伴舞的是一个旧留声机发出的沙哑音乐。
[18] 童子军中年龄最大的一级组织。——译者注
* * *
[19] 贝希特斯加登是德国东南端边境城市，位于三面被奥地利领土环绕的深谷中，曾有希特勒和纳粹首领们的别墅，以希特勒的“鹰巢”而闻名。——译者注
莫洛托夫的描述呼应了斯大林本人的看法，斯大林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97]尽管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想打日本人，斯大林补充道。这听起来也许很怪，美国人怎么会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喜好中捡起这个词来，但斯大林毕竟是一个盟友，大家有相信他的倾向。
[20] Carolle J. Carter，Mission to Ya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44-1947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7），p.37.
在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报告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借代的说法，指共产党人的时候用“所谓的共产党人”[96]，或指延安的时候用“所谓的共产党地区”，连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本人在1944年6月给克拉伦斯·高斯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也如此称呼。甚至帕特里克·赫尔利，他既不是蒋介石的反对者，当然也不是史沫特莱或爱泼斯坦类型的左派，也使用这种惯用语。到达中国后不久，赫尔利写给罗斯福一封信，信中充满信心地说他可以使国共双方在一个联合政府中共处，摒弃了蒋介石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担忧，传达给美国总统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给他的，那就是尽管一些贫困的中国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与共产主义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21] 福吉谷是美国的革命圣地。1777年冬，费城陷落，华盛顿率领败兵残将在这里修整，冻死、开小差的士兵不计其数，是整个独立战争期间最艰难的时光。——译者注
认为“中华苏维埃”并不是真的那么红，而且只寻求更高程度的民主之类的观念在其他精明的、有眼力的分析师中流行起来，他们并不是那种轻易会上政治童话当的人。1942年，迪克西使团开始前两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几个月，约翰·戴维斯在电函中指中国共产党为“农业民主党”；谢伟思则撰文指出，正在追求简单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和精神上更像是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95]
[22]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46.
然而，如果说有些写了有关毛泽东和延安的文章的记者是他们的同路人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斯诺夫妇埃德加和海伦、杰克·贝尔登和哈里森·福尔曼，还有1944年记者参观团中的其他大多数人则不是。其中有为美联社工作的莫里斯·沃陶，他同时又是国民政府情报部门的雇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冈瑟·斯坦也是。“一切都是光明正大，摆在桌面上，”福尔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在行动、讨论、采访、参观和拍照上绝对没有任何控制或限制。”[93]斯坦也写道：“在一个从未在任何其他地方见过的全新的整合良好的社会里……延安的男女先驱在精神、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新人类。”[94]这些话不能不使人想起后来的一个共同主题。
[23] FRUS，1944，pp.517-20.
某个美国记者称赞共产党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的人群欢呼雀跃”，在共产党掌权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出版的书中，他也没有注意到崇拜毛泽东的大规模仪式已成为生活中的一个标准方面。中国变成了这样一个地方，工厂工人实际上都以跳“忠字舞”[92]来开始每一天，那是在“敬爱的主席”画像前跳的经过编排的舞蹈，青少年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人人都以一种致敬的姿势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工厂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印有毛泽东形象的徽章，在国内几乎每个人都要佩戴。但爱泼斯坦终身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多年来始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编辑工作，任该国主要的宣传刊物《今日中国》的总编辑。
[24]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15-16.
固临是记者团到达的第一个县城，他们见到了当地的县长，爱泼斯坦报道说，这个男人在共产党到来之前还是文盲，但现在能写简单的报告了。一名60岁的劳动模范被“挑了出来”，此人以前没有土地，他告诉记者如今他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他指出，在上个种植季节县长还亲自挑粪到地头，“有谁听说过在旧时代县长还会干那种活”。[91]
[25]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60.
告别西安，记者团乘坐“一艘像驳船的巨大木船”横渡黄河，爱泼斯坦回忆道，十六个船夫屁股坐在船上边划边唱《黄河大合唱》，这是一首1939年在延安谱写的爱国歌曲。现在，记者们来到了“另一个世界”。[89]这里“没有旗帜，没有横幅，没有严格组织起来的人群欢呼雀跃，把我们这些游客当成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合体”。他们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一个全是窑洞的村庄里度过的，一位朴实无华的共产党将军会见了他们——“与穿着定制军服、戴着白色手套的国民党军官完全不同”。第二天，他们骑马出发去访问他们见到的第一支共产党军队——“满头大汗、被晒成古铜色的小伙子们带着令人愉快的微笑”，肩上挎着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武器，这就加强了共产党正在进行着英勇的、全面的、成功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观点。这块土地，爱泼斯坦报道说，在中共领导下已经完全变了样，特别是护送他们的王震将军。“每一片曾经是贫瘠的山顶和梯状斜坡似乎都被开垦了，种上了小米或豆子或亚麻或棉花。”[90]爱泼斯坦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区，因此也没有亲眼看见过共产党到来之前这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写道：“在被封锁之前，这里根本不种棉花，很多年来人们都穿着破衣烂衫，但现在再也不是了。”所有这些“新开垦的硕果累累的土地”都将被移交给人民，爱泼斯坦写道，他们不必缴纳任何农作物作为税赋去供养士兵。
[26]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83.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将记者团延安采访之行的西安部分写进了一本书，并于1945年出版，其中写道：“我们后来得知，那些坚持要我们使用他们提供的服务的特殊的人力车夫，其实都是被分派到招待所去的。我们拒绝乘坐后，他们还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里。”[87]有一次，在福尔曼返回招待所的途中，有人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宣言，谴责国民党的暴政，并告知福尔曼政府所采取的特别预防措施，用以“欺骗你们，封锁你们，并监视你们”。[88]该文件称，国民政府已经拨付一笔500万美元的资金，涉及数百个特务，伪装成“翻译、招待员、仆人和客房服务生”。笔者自称是“一个房客、西安的市民”，为“自由事业”而奋斗。他还表示自己相信共产主义永远无法控制中国，因为“任何政党想要拥有全部权力，从而剥夺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将承受彻底的失败”。
[27]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96.
也是在西安，国民党陪同人员展示了一个八路军的逃兵，可惜的是这一主动行为却成了宣传上的败笔，因为事后查明此人逃离中共根据地是因为他拒绝去干清理土地、种植庄稼的活，这也是八路军的职责之一。[86]他曾因试图逃跑两次被抓，但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或遭殴打，只是挨了“批评”——国民党人指责共产党人的“野蛮暴行”其实就是如此而已。
[28]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139.
在他第一篇发给《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他写了有关西安的情况，这是一座国民政府控制的城市，位于记者团去共产党总部的必经之途。“每走一步都能明显地看到西安这座城市的警察国家的特征”，他后来如此写道，并指出，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那条街上可以发现“空无一人——这就是（国民党的）监控，任何人胆敢从那里走过都有可能被怀疑是与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络”。[85]
[29]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5.
1944年春天，蒋介石终于允许记者们前往延安采访，在此期间，对共产党有利的新闻报道达到顶点。对于共产党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冒险，但对国民党来说却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惨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和其他出版物报道了这次采访的行程，他是波兰裔犹太人，1920年为逃离反犹主义，与他的家人一起来到亚洲。他发出的电讯充满了英勇、民主的共产党人和腐败、颓废、压制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惊人对比。
[30]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1.
共产党人的魅力并没有在每个人身上都起作用。战后《纽约时报》驻华记者迪尔曼·德丁对一位朋友说：“凭借人格力量和聪明的说理，周恩来可以压倒你。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反复听他说后，你可能就不再相信他说的话了。”[83]不过，共产党把自己呈现在有利的光辉之下的努力，包括周恩来在重庆发挥的作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即使这项成功的部分原因并非全是因为共产党看起来是多么好，而是由于国民党是如此糟。“在自由中国，到处都是漆黑一团毫无希望，”德丁说道，以此来解释对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普遍态度，“贪污渎职，苦难穷困，缺乏进一步斗争的意志。我甚至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坏到极点，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可能会变好。”[84]
[3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4.
当加拿大记者威廉·史蒂文森（William Stevenson）1956年在中国见到她时，她斥责前者只拍古代遗迹的照片，而不去展示该国的革命进展。[81]1954年，她陪周恩来去日内瓦出席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的会议。其间，一些报道这一事件的美国人因在重庆时就认识她而试图重叙旧谊，然而却被断然拒绝。在一次宴会上，当她点燃香烟时有个纪录片摄影师拍了一张她的照片，她表示了反对。此后她再没有公开露面，尽管她是周恩来的所谓的新闻官。用一名在场记者的话来说，余下的时间里，她一直“隐居在美岸大酒店内，一个陷于沉思中的脸色阴郁的女人，穿着薄薄的蓝色礼服”。[82]
[3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46.
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几年之后，当共产党人取得了政权，龚澎也成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时，有几个关于她偶遇一些在重庆时对她着迷的记者的例子。她已经变成了共产党官员，冷漠、严肃、难以亲近。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在美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之前，她冷落了那些遇到她的老朋友，或者穿过马路以避免与他们见面。[80]在1950年代，她成为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负责接待极少数的外国记者，其中大部分人来自非洲或亚洲。
[33]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4.
周恩来为何选择龚澎作为他在重庆的新闻秘书，从某种与性别有关的意图上去考虑是很诱人的。中国有本《三十六计》，是古代编纂的有关如何在战争和政治中获胜的格言集，其中包括了“美人计”。这个计策就是派遣一个女人到敌方阵营去诱使对方士兵忽视自己的职责，让他们消除警惕性，或许还为了讨得这个女人的欢心而相互之间大打出手。当然，美国记者团中的大部分人对龚澎的态度表露出记者们对许多在重庆遇到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感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可爱和有吸引力，如此不同于外界渲染的共产党、红军、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普遍形象。“她不仅年轻漂亮，”抗战期间一名中国记者在重庆这样描述龚澎道，“而且非常有礼貌，穿着旗袍，坐在椅子上，显得很真诚，这让所有的记者都盯着她，因为她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变成了美丽和革命的原型。”[79]
[34] FRUS，1944，pp.38-39.
记者团曾试图策划一些方案，可以让龚澎得到某种奖学金从而去美国。同时，他们一直照顾着她。塞瓦雷德谈到在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中有过一个“沉默的共谋”[76]，如果她真的有一天消失在国民党秘密警察的陷阱里，他们会唤起全世界的关注，使之成为一个外交事件。有一次，她染上了痢疾。费正清告诉阿特金森说她病了，阿特金森就安排了一个美国海军医生为她治病，医生用磺胺类药物治好了她的痢疾。还有一次，龚澎联系谢伟思告诉他，她的丈夫乔冠华病了，需要输血。谢伟思自愿献出自己的血，虽然最终没有让他献血乔冠华也康复了，但他的姿态表现出他对龚澎远不止纯职业的兴趣。[77]再后来，战争结束后，另一名在重庆结识了龚澎的记者芭芭拉·史蒂文斯，帮她把她和乔冠华生的幼子带给龚澎在上海的家人。[78]
[35] FRUS，1944，pp.100-101.
尽管记者们与国民党新闻办公室的关系十分紧张、刻板——例如，塞瓦雷德将其形容为“一个弄虚作假和充满笑柄的地方，还一本正经地每天重复着”——但许多美国记者都倾向于同情龚澎，并相信她。她之所以能赢得外国人的好感，也要归因于共产党的整体形象，这个形象不是他们的延安总部形成的，而是由设在重庆的周恩来那谦逊的办事处形成的，其成员不断受到秘密警察监视并始终担心着被捕。费正清回忆道：“中共在重庆仍然处于被孤立的劣势，毫无道理的威胁始终伴随着他们。”[72]在这种氛围中，他后来写道，龚澎是“在一个充满唯命是从、趋炎附势之徒的城市里大声表达不同政见的人。她是在野党派的代言人，他们改善社会的理想，揭露了执政党的罪恶”，[73]尽管费正清在回忆中也提到了她所扮演角色的片面性。“她所提出的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张自由清单——国民党的暗杀，新闻压制，捣毁印刷厂，诬陷迫害开明的批评者，拒绝给予示威权，否定罢工权，等等，”[74]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这些权利也被共产党拒绝了。”尽管如此，龚澎的崇拜者们几乎都没有留意到这种片面性。通常情况下，塞瓦雷德都保持着一个新闻记者所能有的冷静和理解力，但在面对龚澎所过的他称之为“令人心碎的生活”时，却发出了感叹，她被困在国民党控制的重庆，一直被政府的秘密警察跟踪和监视，这样一种生活“只有一个有着灵魂和崇高理想的女人”才能忍受。有一次，在同塞瓦雷德谈话时，龚澎表达了她对呼吸自由空气的渴望，这个美国人据此认为，作为两所教会学校的校友，毫无疑问龚澎指的是美国式的自由。“假如我能够在一个自由的地方待一小会儿那该多好啊，”有一次她曾如此向他说道，“就只是为了看看那儿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是一小会儿。”[75]
[36] Fraser J. Harbutt，Yalta 1945：Europe and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55.
那时，费正清任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他的日常工作是为战争部收集中国和日本的书面资料，他对龚澎现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给家乡的妻子威尔玛的信中，他特意提到此事，并把龚澎描写为“被正式任命与蛮夷打交道的人”，有着“一种使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被驯化的影响力”。[70]信中还提到一些特别崇拜和迷恋龚澎的人，有《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广播电台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陈纳德的助手约瑟夫·艾尔索普，以及“英国使馆的一部分官员”。据塞瓦雷德所言，她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美女而不是一个性欲对象，能激发出为之献身的谦恭的爱。他后来又写道，她在周的办事处里是个“头面人物”，“一朵枝高叶茂的鲜花”。她“谦逊和蔼、温文尔雅，但也是朝气蓬勃、诚实坦率又端庄得体的年轻人……在她面前，男女情感会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超越性别的敬畏和钦佩……有不少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幻想自己爱上了她——但这未免太有点像爱上了圣女贞德”。[71]
[37] FRUS，1944，p.39.
在重庆，龚澎在外国记者团中赢得了名气，当时的记者人数已有数百，其中不少年轻人都迷恋这位28岁左右、身材纤细、清秀标致的年轻女性，她的英语口语十分地道，对她自己所说的内容也笃信不疑。[69]在这点上，她与国民党那位油嘴滑舌的新闻发布官形成了幽默对照，国民党靠的是每天捏造的新闻、严厉的审查制度和压抑的氛围，恰如高斯大使所形容的，“有点荒谬”。
[38] New York Times，July 20，1943.
1940年她在延安结了婚，当她的丈夫身负使命离开延安后，她被派到重庆，在重庆时她那流利的英语使她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两年后，她得知丈夫已经遇害。又过了三年，她嫁给了周的另一个得意门生乔冠华，此人是一位才华横溢、年轻英俊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共产党杂志《群众》的主编。（据认识他们两人的费正清所言，他们寒碜的衣柜曾惨遭窃贼光顾，小偷通过窗格插入一根带钩杆子，把费正清送给乔冠华的一套牛津定制西服给偷了。）[68]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乔冠华成为中国的外交部长。
[39] 1937年10月Red Star Over China首次以英文形式出版于伦敦；此处提到的版本应是由纽约兰登书屋在伦敦版上的修订版，1938年1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译作《西行漫记》。以下皆用此名。——译者注
在延安精神的激励下，1938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龚澎加入了青年人队伍，从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奔赴穷乡僻壤的延安，她与一些朋友结伴而行——“他们年轻满怀抱负的心中充满了激情。”她的女儿后来写道。有一次，在沿着一条当地小溪散步时，她遇到了毛泽东本人。毛问了她的名字，她在燕京大学时已将庆生改为维航，意为“维持航行”。在延安，她再次改名为龚澎，是为了纪念名为龚湃的革命烈士。毛泽东告诉她，她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此后，她常常去听毛的演讲，坐在前排并记笔记。她在一生随后的时光中都是毛主席的忠实学生。
[40] New York Times，Jan. 9，1938.
在北京期间，她与斯诺夫妇成为密友。1937年斯诺从延安返回后，她和一群朋友在一个名叫伦道夫·赛勒（Randolph Sailor）的美国心理学家位于北京的家中聚会，他给她们看了《西行漫记》打字稿原作连同斯诺在陕西逗留期间拍的一部短片。就这样，通过一名外国记者的叙述，龚澎和其他左翼中国学生开始了解毛泽东那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在斯诺家微小的屏幕上，”龚澎的女儿多年后写道，“妈妈第一次看到延安和那里的士兵的蓬勃生机，还有毛泽东、朱德和其他革命领袖是如何充满活力、意气风发，她似乎也身处延安，呼吸着延安的空气。”[67]
[41] Alexander V. Pantsov and Stephen I. Levine，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pp.1-2.
几年后，袁世凯在全国抵制他的统治的浪潮中去世，龚澎全家搬到了上海。在那里，龚澎和她的姐姐一道进了圣玛丽亚中学，这是一所在1850年由圣公会传教士创办的有选择性的女子学校，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可送他们的女儿去就读。1933年毕业后，龚澎两姐妹考取了在北京的燕京大学，这也是一所由新教传教士创立的精英学校，当时学校中共产党组织非常活跃。她在1935年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36年，她加入了共产党。
[42]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48-51.
龚澎的父亲与蒋介石在同一个日本士官学校求过学，他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他在那个事件中的故事激励了他的女儿，令她从小就爱读中国的罗宾汉小说。[66]新的共和国诞生才三年，其总统袁世凯，也是原清帝国军事统帅，宣布自己为新皇帝，龚澎的父亲随即发表了一个宣言，谴责袁世凯复辟帝国，他因此被迫逃离中国以求生存。他带着家人去了横滨，1914年龚澎在那里出生。她出生时名为龚庆生，这是佛教语汇，意思是“慈悲众生”。
[43]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55-56.
这里有个人具有一种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魅力。她是一位名叫龚澎的女士，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他个人最喜欢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白修德这样说她。白修德还补充说，她“是我所遇到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65]那时龚澎常常把共产党的每日简报转交给外国报刊，并把一摞摞最新的延安无线广播稿副本带到市中心的记者招待所，然后分发给住在那里的各国记者。白修德说她是一个“军阀”的女儿，作为一个来自延安革命圣地的抗日游击队战士，她是“一个真正的拿手枪的女英雄”。这增强了她对白修德的吸引力，因为白修德自己从内心深处就是一个浪漫的人，容易发生一厢情愿的迷恋，所以他对龚澎的描述有些夸张，龚澎其实并不是军阀的女儿，也从来没有佩带过手枪。虽然如此，她仍然是在那些年里大量投奔共产主义事业的年轻人的典范，那些年轻人帮助形成了具有共产主义魅力的风气与政治时尚。
[44]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57.
除了毛泽东之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精英，包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没有人能显得更加温和，更加纤弱，更加亲切”，[64]白修德如此评论他——在内，美国来访者可随时见到。周恩来的办公场所的闲适朴素，尤其是与蒋介石官邸那令人生畏的排场相比，给人留下极大的好感，与延安福吉谷般的营地十分相似。
[45]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p.157-58.
这段历史表明了在中国这幅画作里面的基本元素。被称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为了抗击日本而建立的，其在理论上使得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成为朋友和同盟，但它们之间一直延续下来的斗争的深度和致命性给彼此留下不可磨灭的仇恨和不信任，特别是在一个缺乏政治上和平竞争经验和传统的文化里。因此，短短几年前还身陷谋杀和复仇博弈之中的周恩来，如今来到了这里，在国民党的临时首都开辟天地，从事政治社交和说服这门高雅艺术，定期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会面，并试图说服他们相信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和值得信赖的。他与他的六个工作人员住在重庆一条深巷内一套摇摇欲坠的老宅里[62]，每当下雨泥浆就深及足踝。房子里有个客厅，摆着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全都覆盖着“同样的蓝色粗布，中国农民和工人所穿的衣服用的就是这种布料”。[63]
[46]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59.
周恩来的这部分历史，一直未被后来他在重庆的美国朋友所发现。以假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不断地更换安全藏身处，从来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共产党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的创始人，其中包括被称为红队的一组刺客。1931年，周恩来的一名特工，名叫顾顺章，被国民党警察捕获后禁不起拷打，出卖了情报，导致在上海的一些共产党特工被捕和被暗杀。不久之后，周恩来的另一个特工，因不遵守周恩来的命令与情人在旅馆度过了一宵而被捕。这个特工在被杀之前受到折磨，泄露了周恩来的身份，这迫使他离开上海去了毛泽东在江西的农村根据地。
[47]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6.
正如我们所知，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直持续到1927年，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先发制人的政变，从那一刻开始，周恩来就处在蒋介石的对立面。与蒋对立就意味着与国民党特务进行秘密和残酷的殊死斗争，后者的任务就是追捕并杀死共产党人。
[48]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7.
当周恩来回国后，他早已深入参与改造中国的运动并受到高度重视。虽然只有26岁，但他被任命为位于广州珠江江畔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创建此校的目的是要组成一个现代化的、有技能的中国军官团。该学校由另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人领导，他就是瘦削精干的蒋介石。周恩来的工作是按照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去指导学员，当时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一样，是一个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的革命政党。
[49]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p.165.
在北部港口城市天津，周恩来加入了秘密的“觉悟社”，这是众多反对中国军阀政府并探讨民族振兴不同想法的研究团体之一。像许多这类学生一样，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甚至遇到了几个知识分子学者，他们受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和前景的鼓舞，在1921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1924他是在欧洲度过的，先到伦敦再转柏林，但多半时间居住在巴黎。正是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并成为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的领导人，然后，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下，与国民党联合进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5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5-30.
能表明周恩来一生特性的是他隐藏极深的严厉以及他对革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周恩来是十分复杂的。他的风格、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使他更像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创立了共产党的那些温文尔雅、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在之后激进阶段接管共产党的那些初出茅庐、才疏学浅、缺乏教养的狂热者。他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就是昔日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但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而家道中落的那种。周曾在天津的南开中学学习，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中国高中，类似亚洲的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是一所现代化、改良主义、有公德心的学校。他学习英语，是学生报纸的编辑，演过话剧，并作为班上尖子生完成学业。然后，就像很多中国的优秀年轻人一样，周在日本度过了几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回到中国。
[51]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5.
“周恩来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不论是细节还是整体，他可以轻松地回忆起日期、引言、经历和事件。”1941～1945年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后来如此写道，他说在他早年旅居中国时就已经和周“成为朋友”。[60]白修德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几十年里最好、最出名的记者之一，他非常真挚地崇拜周恩来，他写道，周“是并列于约瑟夫·史迪威和约翰·F.肯尼迪的三个我所见到并认识的伟大人物之一，在他们面前我几乎完全停止了怀疑或者质疑的判断力”。后来他明白了周恩来是“一个杰出和无情的人，同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造就的任何人一样”，但是他“有着一种独特的方式，能令人着迷、充满感染力、引人瞩目并似乎能分享信任。我不能否认，他彻底赢得了我的感情”。[61]
[52] Stephen R. MacKinnon，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Uni47.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04.
仅在几年前，周恩来的头颅还被高额悬赏。现在，因为统一战线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联盟，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重庆。在重庆时，他保持着活跃的社交日程，非常随和地在晚宴和招待会上结交美国外交官和记者，给他们讲解中国，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保证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国民党右翼的背叛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做出的贡献，只要美国允许他们的话。周恩来是如此从容不迫，如此善于表达，他的分析如此经验老到，如此世故练达、富有教养，以及看上去真挚忠诚，以至于大家很少把他看作中国两个竞争的主要武装政党之一的成员，而更多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就像某些记者所称他的那样。
[53] Stev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37-47.
周恩来与美国外交官和记者的接触始于短暂的汉口时期，当时，根据还处于早期善意阶段的统一战线的条款，他是驻国民党首都的中共正式代表。他非常平易近人，驻汉口的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及记者随时可以与他联系，这种做法在重庆的整个战争期间他都一直在延续。1942年5月，周恩来给了埃德加·斯诺一封信，要求他转交给劳克林·柯里，罗斯福的白宫首席助手之一，信中列举了共产党人对日本人的军事胜利，并且第一次要求美国将对华援助的一部分直接给予中共。[59]周恩来很快提出了最终成为迪克西使团的建议，并扩展了他的新闻魅力攻势，从著名的左派如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更为中立的新闻界主流成员，他们的人数在珍珠港事件后已大为增加。周恩来也知道，这些记者会变得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越来越失望。
[54] Nathanial Peffer，“The China at War and the China Behind the Line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Dec. 24，1939.
国民党人自身以及他们的对手都有着这样的看法，认为共产党尽了最大努力去促进一场其后成为创造性的、多方面的宣传活动来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并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于1941年年底加入太平洋战争之后。策划并实施这项努力的就是周恩来，一个卓越的人物，一个有着魅力四射的个性的名人，一个外交天才。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92.
遭受痛恨的程度逐日增加，这是由于人民害怕军队和税吏的态度；农民的反抗，省级领导对政党的批评，学生（原文如此）对征兵的反抗以及许多中国人不惜一切投奔美国，而且一旦到了美国就再也不想离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是腐败的。它口头讲民主，但行动上却独裁。世界上最糟糕的审查制度就在重庆，而且每十个外国人就有一个侦探盯梢……自由派人士的会议会被国民党恶棍侵扰，密探无处不在，以至于人们都不敢说话。[58]
[56] FRUS，1945，vol.7，p.2.
曼斯菲尔德自己对共产党人的结论是：他们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57]在一个非常民主的政府体系领导下控制着9000万人。至于国民党，它
[57] FRUS，1945，vol.7，p.8.
这些斗争到底者相互之间颇为欣赏，根据《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所言，“在汉口的记者和美国官员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友谊”。[52]德丁称他们的共同点为他们对中国及其在日本人蹂躏下所受苦难的“深深的同情”。其中，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都是不加掩饰的共产党的崇拜者，也是理所当然的国民党的反对者。像戴维斯这样更为冷静的分析家以诙谐的超脱态度去看待这些狂热的亲毛派，认为共产党代表着自由和希望的曙光这一观念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甚至斯诺的一些朋友也指责他不该写一篇亲毛狂想曲，应代之以客观的、持怀疑态度的报告。尽管如此，该群体中的记者们所创作的作品主体还是有利于共产党并诋毁国民党的。早在1934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版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书中依据的是同共产党的指挥官们的访谈，它满怀激情地叙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在中国中南部的江西省创建苏维埃共和国的早期努力。史沫特莱后来还出版了两本书，都充满了对共产党人的热情洋溢的描述。其一是1939年的《中国在反击》，其二是1943年的《中国的战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为自由而战》出版于1938年，属于相同的政治体裁。不甘心屈居于她丈夫的盛名之下，海伦·斯诺也造访共产党地区，并于1939年以尼姆·韦尔斯之名出版了《续西行漫记》，这本书像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本满腔热情的亲毛作品。此外，还有不少寻求冒险经历的年轻美国人在三十年代末期也去了中国，其中有些人写了一些书，虽然今天已被遗忘，但这些书强化了共产党游击队的英勇形象和日本占领者的丑恶嘴脸。[53]《人道的努力：中国战争的故事》是由一位名叫霍尔多·汉森（Haldore Hanson）的年轻男子所写，他曾随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行军，《纽约时报》在1939年预告此书为“对一个处于征服者世界里的另一个世界的惊心动魄的描述，他们在刺刀的阴影中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有时因日本人那迦太基式的报复而付出最终的代价”。[54]很难确切地说清楚这些对中国革命者的描绘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渗透到了公众的意识中去，或形成了外交官们后来的看法的背景。斯诺、史沫特莱和其他人写的书的影响力被卢斯那发行量巨大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所抵消，这些杂志对国民党的描绘与左翼人士对共产党的描绘几乎是同样充满溢美之词。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另外有许多分析师，他们绝非左派或亲共的浪漫主义者，也以他们更清醒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立场。这主要反映在官方的政府通信中，而他们的立场竟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的立场没有多少区别。史迪威是个注册了的共和党人，政治上保守了一辈子，却认为共产党的目标是“合理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55]迈瑞尔突击队的指挥官弗兰克·迈瑞尔在迈克·曼斯菲尔德于1944年年底视察中国时告诉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与莫斯科结盟，他们根本上不过是对土地和税收改革感兴趣的一个中国的农民集团”。[56]
[58] FRUS，1945，vol.7，p.12.
他们自称为斗争到底者，就是这十来个在汉口的英美人士。大家都知道，汉口这个城市是日本铁甲车沿长江流域横冲直撞无情进犯的必经之地。[50]战争正在迫近，情形有如戴维斯所说的那样：“空袭、军队调动、前线撤下的伤兵，以及街头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在敌人到来之前逃离家园的成群结队且茫然失措的难民，在城里四处奔波往墙壁上粘贴爱国海报并呼吁大家抵制敌人的学生，最后还有在主要建筑物里埋下炸药以用焦土来迎接侵略者的共产党人。”[51]外交官们、记者们和其他一些人那时常常聚在一起吃饭和谈话，地点是戴维斯的公寓，位于宏伟的汇丰银行大厦内，或到罗西餐厅去，话题总是有关日本及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暴行，有关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
[59] Michael 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6.
这伙“老北京”中有几个于1938年在汉口再度相聚，在那里又有几个人加入其中，这几个人在后来有关中国的火力凶猛的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是长江边的工业中心，南京失陷后，有好几个月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之后它才继续沿长江向上游迁移，通过雄伟的长江三峡，更长久地定都重庆。戴维斯在那里是作为外交官员。史迪威是武官，陪同他的是他最亲密的助手，杰克·多恩上尉（后为将军），朋友们称他为“平基”（Pinky，意为较激进的）。一些在美国卷入战争之前几年里就在报道中日战争的记者也迁到了汉口，其中就有因新著《西行漫记》而刚出名的斯诺，同他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其他一些左翼记者，包括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英国人胡德兰（Freda Ut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合众社的杰克·贝尔登，他是史迪威频繁出游的伴侣，后来在1942年还曾陪伴后者参与了著名的缅甸大撤离。埃文斯·卡尔森是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他也在汉口。在斯诺访问华北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观察八路军了。当卡尔森被禁止公开表达自己对共产党的钦佩之后，他就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60]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17.
这个群体里的一些人，特别是对华外交专家，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就已经在北京相互结识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被中国的浪漫所吸引，充满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厌恶，也因看出了国民党的镇压本质而对其十分反感。其中有美国公使馆会说中文的官员，如谢伟思、约翰·戴维斯、雷蒙德·卢登，以及斯诺在北京的最好的朋友O.埃德蒙·克拉布，他们都作为对华外交专家而占据重要岗位。像斯诺一样，他们后来也都因受到指控而被蒙上阴影，这些指控轻则是过分天真幼稚，重则是在描述共产党的时候背信弃义。大力促成斯诺赴陕西之旅的正是克拉布，就像他的美国公使馆的同事一样，希望借此而打破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以便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并能够就此准确地向国务院做出汇报。
[61]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18.
斯诺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他属于在不同程度上对国民党不屑一顾而对共产党赞成喜好的一群人——从共产党事业的狂热支持者到更清醒的时局评估者，他们更强调民族主义和民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强硬路线。在这个未经组织的群体中，有外交官、军官和记者，最终他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被割裂开来，构成了一个痛苦的、势不两立的部分，他们的意见被置之不理，他们的职业生涯被彻底断送，而中国和美国也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
[62] 即曾家岩50号，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办事处，后称“周公馆”。——译者注
斯诺同志！斯诺自己并不认可这个尊称。尽管如此，他并未持中立立场，也绝非多疑的观察者。他是一个有才华和进取心的年轻人，且极具文学才华，扮演着法语中承诺人（l’homme engagé）的历史角色，投身于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事业。斯诺本人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周恩来在1941年告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称斯诺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这并不是想给他掩盖什么。[49]他确实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一个年轻的唱诗班歌童，一个鹰级童子军，一个发现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的民主自由的信徒。然而，他对毛泽东的认同，也许是因他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探索出的有利职位，导致他一直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斯诺变成了毛泽东的辩护人。他因此而遭受了折磨。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发现几乎无法在美国找到一个记者或作家的工作，因为他被看作在盲目推崇某个党派，是一项名声不佳的事业的鼓吹者，这就是他。
[63]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0.
斯诺对共产党的明显偏袒在他所受到的接待中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在八路军一路护送下，他到达了一个小镇，在入口处迎接他的有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美国国际友人视察苏区”。当他穿过古城墙的城门进入城内时，军号响起，来自三个红军师的士兵列队唱歌、喊口号，并在他经过时向他敬礼。“我感觉，”斯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像一个佩剑外巡的大元帅。”[47]他每天早晨去一个地方同西北地区苏维埃政府的三名成员一起打网球。他教在宝安的领袖们的妻子玩拉米牌戏。当他于10月12日离开宝安时，中国共产党的全体领袖，除了因睡得晚出名的毛泽东之外，都来为他送行，高喊“斯诺同志万岁！”[48]
[64]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0.
斯诺与毛泽东相互配合完美：前者，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言，是“一个寻找文学圣杯的浪漫冒险家”[46]；而后者则将自己视为《三国演义》中草莽英雄的一个化身，毛泽东在年轻时就看了这本有关中国漫长历史中一个动荡时期的恃强凌弱的经典作品。毛泽东给斯诺讲述的在江西的游击战故事、长征途中所经历的危险和艰辛，以及毛的爱国抗日激情等完全符合斯诺他自己对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仇恨、他对中国的斗争的认同、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厌恶，或许最重要的是，他对创作一部史诗般作品的渴望。
[65] Theodore H. 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121.
由此可见，这次旅行是斯诺主动提出的，但在西安事变停止了蒋介石的反共战役的几个月之前，共产党人也有着相似的考虑。具体来说，和毛泽东一样，斯大林也一直在寻找各种方法来逼蒋介石结束他的反共攻势，转而打击日本侵略者。正如我们所知，斯大林深深忧虑着日本会轻易地在华北获得胜利，然后可以随意打过边境直取苏联的西伯利亚。而毛泽东则担心蒋介石会与日本求和，以便可以腾出手来，利用共产党军队在江西的战役以及在长征中大伤元气的机会，继续发动攻势来剿灭共产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述斯诺的开创性访问时写道，“并迫使蒋介石放弃他的血腥立场，就像斯大林所看到且毛泽东也逐渐同意的那样，必须开展一些引人瞩目的公关活动来赋予革命者正确性，从而在世人眼中将其视为合法的、受欢迎的中国政治运动。”[45]
[66] John K.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斯诺想访问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是当时环绕着古老城墙的宝安，位于他们未来的家的所在地延安的北边。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他即将动笔写的是“涉及某一个关键地点的世界性的独家报道，有关这个地点的文字已有数百万，但根据的都只是道听途说和有高度偏见的政府报告”。[44]他向俞大卫表示了他的希望，俞大卫似乎已经帮助安排了来自共产党领导人的邀请。斯诺从宋庆龄那儿也得到了帮助，他在上海时曾去拜访过她并要求利用她与共产党的影响力，以确保他们同意为他的旅行开绿灯。
[67] Qiao Songdu，Qiaoguanhua yu Gong Peng：we di fuqin muqin ［Qiao Guanhua and Gong Peng：My Father and Mother］，trans. Wenyi Zhou and Richard Bernstein （Beijing：Zhonghua Shu Ju，2008），p.23.
在北京，斯诺和他那优雅、魅力四射且同样雄心勃勃的笔名为尼姆·威尔士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结识了北京的学生，并帮助他们在1935年年末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反对日本，也反对打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的国民党政策。示威活动后不久，有个年轻人与斯诺夫妇取得了联系，他的名字叫俞大卫——中文本名叫俞启威。他是共产国际在华北的代表，共产国际是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组织，给苏联之外的共产党提供帮助、建议、鼓励、资金，并往往控制它们。俞大卫二十四岁但颇有身份。[43]斯诺夫妇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他们在北京所结交的唯一一个共产党员，当时的北京几乎不存在共产党的组织。在俞大卫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把他在上海的女朋友，女演员江青吸纳入党，这个江青很快就去了延安，并成为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而且多年后，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一个激进的煽动者的作用。
[68]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2.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是个雄心勃勃并渴望成名的年轻人。他一开始在上海，在那里他结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位叛逆、女权主义、亲共、反国民党的作家，还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与她的妹妹、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相反，宋庆龄已经成为蒋的反对者以及蒋的“白色恐怖”的极具影响力却几乎碰不得的批评家。直到1935年，斯诺与他的妻子开始到北京（当时叫北平）生活，为《周六晚邮报》撰写有关中国的报道，这份报纸的发行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中位居第二。[42]他还为《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写文章，这两家报纸任命他为特约记者。
[69]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西行漫记》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新闻界的一个经典，但它也是一个精心策划和完美实施的公共关系妙招，在其中出谋划策更多的是共产党人而不是斯诺本人，共产党选择他来向世界发布自己的故事。[41]蒋介石政权禁止在中国的报纸上哪怕是提及共产主义运动，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就想要在西方媒体上为自己赢得关注。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确认斯诺为合适的人选便邀请他去共产党的大本营。因为他尽管政治上左倾，但仍享有独立自主的名声——不像那些旅游记者同行，他们毫不隐瞒地披露他们对共产党的偏爱。共产党试图在世界舆论面前结束自己的孤立状况，而斯诺恰恰就具有这种努力所需要的可信度。
[70]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3.
“如果这本书被正确解读的话，”《纽约时报》的评论者赞赏道，“红色中国的重要意义就不在于它是红色的，而在于它是中国人的，并且它可能预示着长期预测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失败。”[40]这位名叫R.L.达弗斯（R.L.Duffus）的评论者，在抨击他所称之为中国的“中世纪异教徒的”恐怖，当然还有日本竭力使中国沦为“帝国农奴制度”的图谋时，也没忘记提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是如何“背信弃义、唯利是图和腐败无能的”。达弗斯的评论引用了斯诺的话，内容是“毫无疑问，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成千上万的人起身迎接这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71] Eric Severeid，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p.327-38；Rand，p.237.
《西行漫记》一书的影响极其深远。借助于出色的写作和可信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华苏维埃”——共产党通常的称呼——突然间变得举世皆知，呈现于一度生活在传闻和谣言的阴霾中的西方公众面前，在书中共产党人被描述成光荣和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中的英雄。这里有男人，也有一些女人，他们战胜了蒋介石顽固的要消灭他们的企图，他们经受了长征的艰苦卓绝、死里逃生的火线考验，现在正在与应受谴责的日本侵略者打一场聪明机智、斗志旺盛并有胆有识的游击战争。
[72]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70.
在这种氛围中，外交官、军官和记者们纷纷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充满希望的替代者。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并不奇怪，它还是被一批具有开拓性思维的记者培育多年的观点，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埃德加·斯诺，这位年轻、敏锐、爱冒险的左翼中国问题专家，他在1938年年初出版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39]一书，用热情洋溢的文学语言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介绍给美国公众。1936年斯诺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身边度过了大约四个月，就在共产党避开国民党的“围剿”并在陕西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在许多漫长的夜晚里，斯诺获准对毛泽东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连续采访，由此诞生的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出版之后第二天就卖出了4800本，并在之后的数月里一直名列畅销书榜单。
[73]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8.
* * *
[74]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67.
戴维斯和史迪威都认为这种言论是哗众取宠，但也没有回避利用非官方渠道的努力来影响公众舆论。他们两个人1943年时都在华盛顿，戴维斯为史迪威安排了几次会议，其中包括在《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家中与二十多位记者的会见，在此期间，史迪威阐明了他对蒋介石的看法。
[75]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329.
鲍德温在发表于《读者文摘》的上述文章的姊妹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加入了更多细节，其标题是《对华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多》。但是，尽管他对军事形势的洞察力特别突出，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鲍德温自己的想法中却也保留着一些一厢情愿。虽然中国军队是“弱小的”，他在《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中写道，“以一个人——蒋委员长——为象征的自由中国的抵抗意志，还将是东方事务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76]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328.
194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很好地总结了对蒋介石日益增多的怀疑，这篇报告由德高望重的军事分析家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执笔，早些时候他因报道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而赢得了普利策奖。所有那些有关中国战胜日本的早期报道都是不正确的，他如此写道。“毫无疑问，中国与日本的大部分战斗都是失败的”，日本兵“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因为中国的防御不堪一击”。[38]鲍德温写道，在中国政府官方公报有倾向的鼓动下，人们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存在着一种误解或曲解。不同于在俄国的德国军队，日本人在他们已经占领的大片中国土地上正力图实施治安管理，而不是去夺取新的领土，鲍德温写道。他们出动部队“扫荡”，从而“打乱中国军队的进攻准备”。在他们撤回到原先的据点之前，他们有时会与中国军队发生小规模冲突，因此会遭受伤亡，这些小冲突却被官方公报夸大成“激烈战斗，并且通常的日军退回原先的据点变成了重大的战略‘撤退’”。
[77] E. J. Kahn Jr.，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07.
这就是战时许多美国人在越来越蔑视国民党的同时转而被共产党迷住的心理机制（反应敏锐且冷静坚定的高斯不在其中）。美国新闻界在报道中国时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许多驻华记者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一直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反对日本占领者的英勇抵抗战士。但是，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悲观看法在1944年就时不时地出现，到1945年时则越来越扩散了，这种情况也传递给美国公众，蒋介石自己也意识到了此点。“在美国，人们对中国的公众舆论已变得越来越挑剔了……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就必须立刻加以纠正。”这年3月他对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如此说道，谢伟思就在那个时间里因中国的“令人遗憾的局面”而指责他。[37]
[78]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276.
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蒋介石对于苏联的忧虑和他希望说服美国接受他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是勇敢的盟友，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首当其冲承受着纳粹的进攻，过度地怀疑这样一个盟友不是美国人的风格。罗斯福总统概述了美国的观点，他在1942年向丘吉尔保证，他能“比你的外交部更好地对付斯大林”。[36]他的一些顾问警告说，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将吞噬所有国家，罗斯福的感觉却是，“斯大林不是那样的人”。目前尚不清楚高斯眼中的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但他对蒋介石所持的总体上厌恶的态度似乎已经促使他排斥蒋介石，即使蒋是正确的。
[79] Qiao Songdu. Qiaoguanhua yu Gong Peng：wo di fuqin muqin[Qiao Guanhua and Gong Peng：My Father and Mother]. Beijing：Zhonghua Shu Ju，2008，p.70.
“中国成了一个烂摊子，”二等秘书谢伟思在1944年3月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急件中写道，“眼前看不到任何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内部动荡激烈且不断扩大……造成这样整个令人遗憾的局势，蒋介石，唯有蒋介石，是该负责任的。”[34]在迪克西使团动身前一个月，美国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在给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电报中说，一种“普遍的忧郁和一种沮丧并带点失败主义的态度正在重庆的中国官员和其他各界人士中蔓延开来”。[35]国民党领导的政府，高斯说道，未能对日本在河南的进犯“做出任何明显的抵抗”，当时河南是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主要目标。中国农民，深受他们自身“凄惨状况”的折磨，对中国军队极其不满。而在中国的城市中心，“官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都对蒋委员长提出了隐秘而可怕的批评；批评他把所有权力和权威都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批评他目前对国内外问题所持的反复无常、多疑和暴躁的态度……批评他对苏俄的怀疑态度以及因为一直未能以此种怀疑来影响美国而耿耿于怀”。
[80] Rand，Peter. 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310.
* * *
[81] William Stevenson，Past to Present：A Reporter’s Story of War，Spies，People，and Politics （Guilford，CT：Lyons Press，2012），p.240.
但是，从史迪威开始，在中国问题专家、记者和许多在华军事顾问中，有两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发展。其一是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这点我们已经在史迪威、美国国务院中给他担任顾问的职业中国通，以及一部分记者身上见识过了；其二是对毛泽东充满希望，这种希望存在于许多上述人群中，他们钦佩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没有蒋介石那种饱受诟议的性格特点，对日本人的侵略逆来顺受，还为消极不抵抗找出一大堆借口。
[82] Godfrey Blunden，“The Two Faces of Chou En-lai，” Life，June 28，1954.
戴维斯相信，不管美国的专家们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他们都将要上台掌权，这意味着把他们从苏联怀抱里争取过来的努力不会让美国损失什么，即使尝试失败了也不伤皮毛；但如果成功了，就会获益匪浅。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确信“对某种教义的信仰是容易枯萎、腐烂和堕落的”，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可能会是“退缩者”。[33]他们“只要在国内外压力的驱动下就会重新燃起革命激情”，这不是像亨利·卢斯的《时代》杂志公司那样作为公众舆论堡垒的观点，这家公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在美化蒋介石的名声，即便它曾警告过共产党人接管中国的可怕后果。
[83] Quoted in 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Washington，DC：Regnery，1951），p.143.
对美国来说，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得取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赤色程度，以及他们如何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全球胜利。戴维斯和其他中国通估计，他们既没有赤化到极端程度，也没有在意识形态上陷得那么深。在随后的岁月中，很多中国分析家承认，战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掺杂着不少的一厢情愿。“我显然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执政党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坚持以及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的灵巧手腕。”戴维斯就如此写道。[31]“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明显依据后见之明，”包瑞德于1969年坦言，这一年中国深陷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之中并大骂美国，“我在1944年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看作美国的敌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信条在我眼里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同样是一种诅咒，但那时我太天真了，以至于我会认为共产党的中国成员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32]
[84] Quoted in Freda Utley，The China Story （Washington，DC：Regnery，1951），p.143.
戴维斯的希望和预期是，加强与中国未来的必然统治者的合作关系将促进美国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导致共产党人减少对苏联的依赖。美国能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它发现很难从国民政府得到的那种帮助，同时它可以给共产党选择余地。通过与共产党商讨军事合作，戴维斯想鼓励他们去考虑战后他们可能会在美国有朋友。他后来写道：“我希望我的兴趣的表露可能会有助于激活这样的考虑，也许美国能够取代他们与苏联之间因饱受战争蹂躏而急需的团结。”[30]
[85]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2005），p.174.
“未来冲突的界限是在当前冲突的进程中形成的，”戴维斯在1943年写道，“我们现在可以确信在我们这个时代进一步的战争与革命。”[28]在访问延安后，戴维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共产党是否即将接管全中国？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是的。战后蒋介石唯一的生存机会，戴维斯写道，是依赖美国“以相当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规模进行干预”，但戴维斯知道，美国不可能在把它的军队从欧洲和太平洋撤回家之后立马再派遣100万兵力去参与中国的内战。这就是为什么戴维斯在延安拜访毛泽东之后几星期就写道：“共产党人肯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并且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上，而在他们手上。”[29]
[86] Israel Epstein，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2005），p.175.
对于这种传统观点，谢伟思、戴维斯和其他脚踏中国实地的中国通们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地表示不相信。他们感觉到国民党已经丧失了革命锐气，在普通中国人中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在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中就更加不得人心了。国民党上下各级充满了玩世不恭的大小暴君，导致效率低下；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已无改造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没有失去自己的革命锐气并且利用战争来建立众多敌后根据地的共产党，将要上台掌权。
[87]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4.
但是，戴维斯和谢伟思还有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能被接受的范围则大大缩小了——事实上，也从未被接受作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但这个目标对毛泽东所表达的呼吁表示了极大同情。如同大多数实实在在扎根于中国的中国通那样，戴维斯和谢伟思逐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将会爆发内战，而共产党会赢得这场战争。诚然，国民党不仅被看作中国合法政府的执掌者，也是一个勇敢且不可缺少的政党，一个新兴大国的必然的未来领导者，这一点不光是报刊上的描绘，美国政府的高层决策者，尤其是罗斯福总统，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带有几分疑虑。
[88]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p.5-7.
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内，他们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的核心，这群人对中国政府的本质和前景做出了现实的评价。尽管美国多数高级官员都相信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对中国的未来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却看到了蒋政权的腐败和不得人心。他们深信，在国共两党之间打造一种合作关系的美国官方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接受对方的条件并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相信，美国需要找到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同时保持其与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关系，而不是去等待中国统一那个欢乐日子的到来。就此而言，这第一个理由是完全符合美国的政策的，即在抗日战争中争取共产党的支持。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从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新师团到鼓励国共两党捐弃分歧，确实都是朝向这个目标的。
[89]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79.
戴维斯还理解美国人的倾向，他们从学校教育中接受了这样的乐观信条：“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有胆量、决心、魄力去做就行。”这往往会高估纯属善意的可能性，特别是在面对不可消除的和相互冲突的亚洲野心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重大失误，”他在1943年评论美国要求蒋介石让史迪威直接指挥他的军队时写道，“就是给中国人下命令——这是徒劳无益的。”[27]有一个戴维斯与谢伟思俩人都能理解而他们的许多上司——在这个例子中包括史迪威——却不明白的问题，就是要想改造中国的国家军队，首先就必须改造中国的政治，然而这种改造会被蒋介石认为是对他的专制政权的一个严重威胁。
[90]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80.
例如，有些人崇拜丘吉尔，觉得英国和美国在战争期间发展一种特殊关系是完全正常的，并且相比亚洲战场，美国同意给予欧洲战场更多优先考虑，从而使得中国需要的轰炸机反而被英国拿了去，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戴维斯警告说，在亚洲人眼中，英美之间的亲密关系使人感觉“我们已经与英国结盟组成‘白人统治集团’，从而把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强加给亚洲”。[25]在另一份具有先知般准确性的报告中，他警告不要采取“措施把我们自己投入殖民帝国主义中去，以免我们发现自己与一种过时的体制结盟，徒劳地去反对很可能得到俄国支持的不断高涨的亚洲民族主义浪潮”。[26]换句话说，不要被卷进英国在亚洲重建其殖民帝国的目标中去（或法国的类似欲望），也不要容许斯大林去支持亚洲的某种新秩序，而美国却仍然紧紧抓住过时的腐朽残余不放。这是极好的建议，尽管一代人之后这项建议没有能够在越南得到遵循，那里另一种民族主义暨共产主义的革命正在形成。
[91] Epstein，Israel. My China Eye：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Long River Press，p.183.
9月，戴维斯来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会谈，在此他也与儿时的朋友谢伟思会合了。对他们两人来说，戴维斯的出现从某种角度来看肯定是一个动人的甚至是不祥的事件。同谢伟思一样，戴维斯出生于四川，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成员，力图把耶稣的光明带给中国，然而戴维斯和谢伟思长大之后都没有分享他们父母的传教使命。相反，他们加入了美国的外交部门，在美国参战之后，两人最终都成了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的总部设在新德里，但经常前往中国、华盛顿特区，甚至莫斯科和开罗（1943年列席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峰会），在那次会议上他评估了诸如英国和苏联在战争中的目的，以及它们如何不同于中国和美国的目的等问题。为此，他赢得了思想独立、坦率、具有不寻常能力的声誉，他能深刻地揭示出在战时，尤其是在美国人中很常见的痴心妄想。
[92] For photographs of this and other rituals of obeisance to Mao，see Liu Heung Shing，ed.，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 （Cologne：Taschen，2009），pp.178-83.
到达延安一个月后，谢伟思获邀与毛泽东会面，时间整整延续了8个小时。在此期间，这位共产党的主席向这个低级别美国外交官，来自重庆使馆的区区二秘，请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毛泽东说，他希望美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而且在战争结束后仍然保持下去，因为，战争的结束将意味着军事观察员们的撤离，而美国官方机构的存在将能阻止国民党的进攻。毛泽东要求美国人对蒋介石施压，促使他进行民主改革，以使共产党可以参加政府。他忧思忡忡地说道，如果国民党不搞自身改革，就会有内战，然后美国的武器将被用来对付共产党。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毛泽东要求美国的援助分配给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共产党。他告诉谢伟思，中国认为美国是“理想的民主”[24]，而且是对国民党的专制的一种约束。
[93] New York Herald Tribune，June 23，1944，cited in Tozer.
如他所说，在令谢伟思以及观察团其他成员印象深刻的画面中，有一些东西不在构成要素之内——“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都没有炫耀和走形式”，没有“卫队、宪兵和重庆官场的哗众取宠”，也没有“乞丐和绝望的贫困”，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这两类都是不可避免的。“人们说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普遍带着敬意（对毛泽东更是怀有一种崇拜之心），但这些人都很平易近人，对他们完全不必谄媚奉承。”谢伟思在报告中如此说道。就抗战而言，“士气非常高……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百倍。没有厌战情绪”。与此同时，“到处都在强调民主和与普通百姓的亲密关系”。他发现自己与另一个已经在那里的西方记者的观点完全相同：“我们已经到了陕北的山区来寻找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最重要的，也许是谢伟思反复思考着的可能性，即国民党终将失败，而共产党终将成功。“人们情不自禁地会越来越感觉到（共产主义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而且在它身后有着强大的动力，并把自己与人民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它是不会轻易地被消灭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美国国务院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所赞同。
[94]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23，1944，cited in Tozer.
到达延安仅仅六天，谢伟思就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他的第一印象，这是“极其有利的印象”，与福尔曼的印象非常相似。他说，进入像延安这样的地区，每个人都要“有清醒的意识，绝不能头脑发热”，要充分认识到，那里的情况不可能与之前的访问者所描述的一样好。然而，他继续说道：“我们全体团员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正在见面的也是不同的人民。”[23]
[9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20.
延安的窑洞都是在黄土崖壁的同一高度上挖掘出来，再由几何状的陡峭曲折的小路相连接，这种景象本身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每个窑洞都有一个拱形入口，门前窄窄的一块平地作为一个小小的菜园子，也许还是鸡窝或猪圈，或娃娃玩耍的地方。其给人的印象是规模宏大的某种沙漠营地，就像驻扎在西奈的以色列人，或是在中东的罗马军团。窑洞里没有室内管道。厕所的位置距离窑洞很远。窑洞里的照明靠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取暖靠的是炭火盆，这会散发出大量危险的一氧化碳；观察团中的一个成员，梅尔文·A.卡斯伯格，是来自圣路易斯的医生，他告诫同事们烤火取暖时一定要让窑洞的门开着。共产党领导人都穿着棉服棉裤，没有任何军衔装饰，他们说自己渴望与美国建立友谊，他们非常坚持这一点，他们也钦佩美国的民主性质。对于几个月前随记者团到过延安的福尔曼来说，整个景象是“边区人民韧性和决心的一个宏伟象征”。[22]
[96] FRUS，1944，p.103.
很快，谢伟思和包瑞德就同四年后即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者的人们一起吃午饭和晚饭，一起喝茶，并喜欢上了他们。这些人在报告中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为直爽、谦逊，充满鹰级童子军[18]的活力，尤其热忱、平易近人、无戒心、坦率——后面这些品质不言而喻地和蒋介石形成对比，他专横地隐居在重庆郊外摆满古玩的山顶住宅，被史迪威称为“花生米的贝希特斯加登[19]”。多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高级官员住进了毗邻北京紫禁城的园林府邸，高高的围墙和护城河环绕四周。但在延安，他们给美国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简朴生活，所住的窑洞装的是木头门和纸糊窗户，家具仅有粗糙的桌椅，以及一个搪瓷脸盆架。[20]这不是贝希特斯加登；这更像是福吉谷[21]。
[97] Dieter Heinzig，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1945-1950：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NY：M.E. Sharpe，2004），p.22.
观察团到达延安的当天，就与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共进午餐，周恩来也在场，他立刻就显示出他个人的外交技能。“上尉，”他对受损的C-47飞行员杰克·E.钱皮翁（Jack E.Champion）说道，“我们认为你的飞机是个英雄。幸运的是，另一位英雄，你自己，没有受伤。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你没有受伤令他感到宽慰。”[16]毛泽东本人也协助确立友善的基调，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称观察团的到来是“自抗战开始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件”。[17]
[98] Carter，Carolle J. Mission to Yanan：American Liais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44-1947.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p.42.
几个月后，由少数美国和英国记者组成的新闻代表团奔赴延安，陪同的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官员——用如今的记者辞令来说就是“看护”。不久之后，蒋介石对组成正式军事观察团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很快，被称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团就诞生了，之所以取这个代号是因为它将立足于反叛者的领域。[15]
[9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p.50-51.
一方面意识到操纵舆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要在外国人中维持一定程度的信誉，蒋介石真是左右为难。此外，到1944年春，国民政府在河南正遭受日军“一号”作战攻势的重创，同时在陕西又面临被攻击的威胁，使得它比以往更加依赖美国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与担心相反，蒋介石也怀有一定的希望，如果西方记者和军事观察员参观了共产党的延安总部，他们可能会开始了解共产党的“独裁”和“欺骗性”的本质。[13]这年4月，蒋介石回复了以《时代》杂志的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为主席的外国记者协会提交的正式请求，说政府会允许他们访问延安——前提是共产党要“确保在共产党人占领地区行动和调查的充分自由”。[14]
[100]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p.88-89.
毋庸置疑，这种情况下，在重庆是得不到任何可证实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写照的。的确，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甚至都被禁止在他们的发稿中提到共产党，除非，就像《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哈里森·福尔曼后来指出的那样，“去引用委员长和其他高级政府官员说的话，指责共产党‘霸占国家领土’，‘攻击国民政府军队’，或‘阻碍战争的进程’”。[11]外国记者提出想采访共产党地区的要求是完全不受欢迎的，随着对审查制度不满的增加，提出要求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蒋介石本人的担心也溢于言表，唯恐任何美国观察团的“年轻幼稚”的成员会“相信中共的宣传”，并把他们的轻信转达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12]
[101]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7.
何应钦的公文与其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一幅讽刺画。共产党人对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造成的长期威胁确实比日本人更大，而且由莫斯科策划的“世界革命”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尽管这一目标比何应钦的看法更为遥远、更偏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来防止对共产党的任何有利的看法，不让其获得美国决策圈的关注，这对国民党的生存而言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它推行的政策直接体现了这一目标。在重庆的西方记者不得不忍受严厉的审查制度，但无论是审查制度还是频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未能真正提升国民政府的公信力，美国大使高斯认为这类发布会的内容多半都是些“喋喋不休的说教”。[10]对国民党来说不幸的是，外国记者和外交使团干脆就不相信由行政院新闻局提出的报告，其中对中国所打胜仗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而日本人的伤亡数字却大得令人吃惊，精确得令人生疑。任何细节都未曾忽略。有一段时间，国民政府当局甚至禁止使用西方新闻报道里的“通货膨胀”这个词——而此时重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承受着物价快速上涨的痛苦。
[102]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8.
蒋介石的抵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美国的要求实际上相当于对共产党人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国中之国的非正式承认。然而，国民党阻止美国与共产党的接触，以及就此针对共产党的全部宣传，可能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将其称为充满了“明显的谎言”，“几乎毫无可信之处”，还“有点荒唐滑稽”。[8]国民党的宣传的确如此，尽管其中并非一无是处。在何应钦参谋总长4月时给史迪威的参谋长T.G.赫恩少将的有关中共的官方描述中这样写道：中共的目的是“尽可能延长中国的抗战……希望在远东制造普遍的混乱状态（以便）夺取中国的政权，作为迈向世界革命的一块踏脚石”。[9]至于共产党军队，何说，“他们只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和未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与日本人合作，而不是与他们作战。此外，据何应钦所言，共产党人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非常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的政策是“恐吓人们就范”，但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中，总是存在着武装叛乱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在该地区保持一定数量的军队”。美国人估计大约有40万的政府军保持着对共产党人所在地区的封锁，导致这些军队不能被用于抗日作战。
[103] Forman，Harrison. Report from Red China. New York：Henry Holt，1945，p.179.
解答这些问题的信息都是间接的，来源模糊的。驻重庆美国大使馆一名外交官撰写的一份文件表述了他对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印象，仿佛它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其所标明的来源为“一位身处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法国国民”，一位“最近旅行经过那片地区的比利时欧亚混血人”，以及“一位飞机坠毁在中国游击队控制地区的美国飞行员”。[7]1944年2月，白宫正式要求蒋介石政府允许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员去共产党总部。蒋介石的回复是他将为这项计划“提供方便”，但实际上固执地拒绝了。
[104]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18.
而且，除了美国人和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有过亲切交流之外，美国政府对这么一个到1944年年初已经控制了有着近1亿人口的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直接认知，这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是真的在抗日吗，就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难道他们就像国民党坚称的那样，是屈从莫斯科一心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家吗？抑或像史迪威认为的那样，他们只是些民族主义者，其社会和政治纲领并未超出某种良性的土地改革？
[105]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3.
等候的人群翘首以待贵客多时，所以欢迎的热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与美国建立自己的关系。周恩来于1943年就曾建议美国派代表团到延安，戴维斯也曾正式将此事提交美国国务院。“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如此不祥地在地平线上显现，美国政府迫切需要有关他们的第一手情报并同他们接触。”戴维斯后来如此写道。[6]
[10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18-219.
级别最高的非军事人员是36岁的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同他的朋友、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一样，都出生于中国，父母也是传教士。谢伟思思维敏捷、口齿伶俐、富有经验、相貌堂堂，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和吉米·斯图尔特[5]颇为相似，属于一个极其聪明勇敢又会讲中文的年轻外交官员群体，他们的命运与中国和美国诡谲的国内政治有着密切关系。
[107] 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 （New York：Little，Brown，1979），p.1058.
美国小组中约有六人是为战略情报局工作的，该局是中央情报局在二战时的前身，急于获得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也希望从共产党那里获取有关日本占领军及其中国傀儡政府军队的情报。在这些特工中有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雷蒙德·克罗姆利，他曾被派驻日本，是一个日本军事问题专家。[3]还有查尔斯·斯特尔，他是一个擅长游击战的突击队老兵，参加过在缅甸的战斗行动，他将选择在华北的日本目标。另一个成员，布鲁克·多兰，曾参加费城自然科学院发起的收集鸟类的探险活动，广泛游历过中国大部分省份，包括西藏，被认为非常熟悉共产党控制的地区。[4]
[108]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2.
当C-47降落在草地跑道上之时，几乎发生一场灾难。[2]飞机的一个轮子陷进一座旧坟，导致飞机下降时向左侧倾斜。仍在转动的螺旋桨撞到地面，从轴上脱离了出来，飞切进飞机前部的机身，几乎伤及飞行员。乘客和旁观者在经历了一番迷茫之后，周恩来，这位中国共产党温文尔雅的对外代表，大步流星地走上前去，与代表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紧紧握手。和善的包瑞德上校是前任武官，身材高大、粗壮，过去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中文讲得很地道。
[109] “Report of Capt. Varoff Crew Rescue，” Mar. 22，1945，40th Bomb Group Association，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40thbombgroup.org. For news coverage of rescue，see New York Times，Jan. 17，1945.
随着飞机接近目的地，作为延安著名标志性建筑的一座明代白色九层宝塔，隐隐呈现在附近一个寸草不生的褐色山丘上。还可以看到有一大群人等候在下面的旷野上，其中有人打着手势告诉飞行员在哪里着陆。飞机降落在一些峭壁前面，“延安精英们住的一排排紧挨着的窑洞，就是在这些崖壁里挖出来的，可以躲避敌人的轰炸”。[1]
[110]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7.
1944年7月22日，八名美国外交官、军人和特工在战时首都重庆登上美国空军C-47货机飞往共产党人总部所在地延安。这条航线几乎是朝正北方向，飞越600英里，该地所处地带在政治和地理上把中国一分为二。飞机飞越四川省的亚热带绿色山脉和梯田，在中国古都西安略作停留，然后继续飞行，跨越黄河。从空中看黄河就像是一条宽广的波状长带，不是黄色，更似泥土的褐色。黄河以南是国民政府的领土；以东是日本占领下的傀儡国（指汪伪国民政府），其正式名称一如国民政府控制的中国，也为“中华民国”。正北约200英里就是延安，当时有个美国游客将延安描述为“饱受侵蚀的一大块高原”，在将近十年前，经历九死一生的长征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111]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