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来得极快。1946年2月延安电台还广播了中美合作的感人故事，如来自山东潍县有关为一个前一年5月被日本防空火力击落的一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举行追悼会的报道。[30]广播里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画面，追悼会场摆满了花圈，“解放区各界”都发出了唁电和悼词。广播中报道，潍县的地方官员主持了追悼会，“并公开致辞，希望中美友谊万古长青”。
同时，共产党人的宣传也可用于对他们所做出的决定进行追根溯源，这个决定就是放弃了对美国的友好意图，并确定美国为中国的头号敌人。
3月初，就在马歇尔访问延安之前，《解放日报》称赞了他的“辉煌成就”，说他“受到中国人民热情欢迎的原因在于他的努力方向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也和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世界和平相符”。然后，当然还有毛泽东那广为人知的赞誉之词，他发誓要“全心全意遵守所有的协议”，他还提到了“蒋介石总司令的领导”和“美国朋友”。
总之，马歇尔仍在坚持他的努力，在中国内战中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公正，这是一种有偏向性的中立，美国以此来履行其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义务，也不给评论蒋介石的美国评论家留下开空头支票的口实。谈判还在继续，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策略，国共双方都借此来竭力证明自己是和平的政党，即使战争已再次吞噬了他们的国家。
四个星期后传来了更新后的对美国的言语攻击，伴随着的是一种更新后的不满和困惑的语气，这种语气将成为此后共产党宣传的特征——用“更新”这个词是因为在许多方面，这些新的攻击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上一年秋天海军陆战队到达华北时的极力反对。1946年4月4日，中共报纸登载了愤怒的报道，说美国战机在长春以南重要的铁路枢纽四平扫射了共产党人的阵地。中共媒体报道称，其中一架飞机被击落，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一名美国飞行员，这就证明了“美国飞机和军官已公开参与了国民党军队的肆无忌惮的行径”。[31]马歇尔下令就这些指控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从来没有美国飞机在四平附近出现过。当这一结果被提交给周恩来时，共产党报纸登出了一份撤稿声明，承认死去的飞行员是一个穿着美国制服的中国人，他的脸部毁损得太厉害，以至于搞错了他的身份。
美国会在相当程度上从资金和武器两方面帮助他，但这种帮助绝不会是无止境的。继长春于4月暂时失陷后，蒋介石要求美国再帮助运送另外两个军的兵力到东北战场。马歇尔拒绝了，他在给杜鲁门的解释中说，美国已经运送了22.8万名政府军士兵，如运送更多军队“就等同于是在目前局势下支持一场内战”。[29]马歇尔不想这样做，正如他所说的，“让（中国政府）陷入困境”，但他也不想鼓励蒋介石全力征服东北，他认为这会是一笔蚀本生意。与此同时，马歇尔详细介绍了他减少海军陆战队兵力的计划，截至这年夏天计划从几个北方港口和北京将5.5万人的总兵力减少到2.8万人，即使海军陆战队还需要被用在给北京的行政总部以及给继续派到华北各地的停战监督小组提供交通和安全支持。马歇尔还与周恩来商谈了由美国来训练共产党军队的安排，这是打算在军事整编计划生效后予以实施的。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就美国正在参与的反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所展开的初步指责是有效果的，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批评的鼓点还在继续敲着。共产党的报纸连续报道了属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的呼吁，要求美国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并反对拟议中的给中国政府的美国贷款，理由是这些贷款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32]5月，延安的广播包括了一个不同的观点，即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援助破坏了马歇尔作为一个公正的调解员的作用，这本身可能是真实的，但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是为毛泽东曾发誓要“全心全意”遵循的协议所允许的。随着战火的重新加剧，延安广播电台坚持认为，“美国的援助是加剧目前东北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一个不容抵赖的事实”。[33]
蒋介石似乎有过多次把共产党人攥在手心的机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江西“围剿”战役之后，蒋介石曾迫使他们进行长征。然后，在1936年，他似乎马上要彻底消灭长征后剩下的衣衫褴褛的红军时，日本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需求阻止了他，为了抗拒外敌保卫祖国，他与自己国内的宿敌结盟。而此刻，再一次战胜毛泽东的机会似乎又离他远去了。
6月5日，延安广播电台广播称：
是否因为就在蒋介石的部队似乎刚好掌握了主动权的那一刻却同意了停战，从而导致蒋介石失去了他所有的可以一劳永逸地在战场上打败共产党人的最佳时机，这始终只能是个猜测。马歇尔并不这么认为，而且有关这个争论的砝码似乎也偏向他这边。共产党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政府军队，尽管如此，如果战线一拉长，时间就对他们有利，过去的情况始终印证了这一点。共产党人享有与苏联之间的漫长的边界，通过这条边界斯大林可以给毛泽东提供武器并且在必要时给予庇护。而政府军如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战线拉得过长并过度分散，他们的补给线长得似乎无边无际，动辄就会遭到陕西、河北两省的共产党游击队的骚扰。此外，当政府军在东北展开攻击时，共产党也能够在长城以南发动进攻赢取更大收益，尤其在山东，他们的队伍就在青岛郊外。
美国军队还为中国内战煽动者组织了空军和海军力量。美国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军舰、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和所有必要的战争物资……再明显不过了，如果没有这样庞大的援助，中国的反动派绝不可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内战。……美国的这种军事干预少不了帝国主义的策划。（国民党反动派）会发现，美国要求中国提供军事基地及在华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这样的一天迟早会到来。
确实，前景不容乐观，尽管在蒋介石走向失败的道路上和共产党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还注定有着一些重大的起伏和波折。蒋介石听从了他的将军们的建议，确实在长春失陷后采取了一些主动行为。他最强的第1军从沈阳沿铁路到达四平街并于5月24日收复长春，随后继续向北朝还在共产党手中的东北北部大城市哈尔滨挺进。6月初，马歇尔拒绝了蒋介石运送更多国民党部队加入战场的新请求，在他执着的恳求下，蒋介石同意了新的停火协议，这次停火持续了关键的三个星期。
同样在6月，曾经得以豁免共产党批评的马歇尔，也遭到了人身攻击，这一趋势后来导致了使用“杜鲁门马歇尔集团”这样的样板措辞，来指意图在中国建立帝国主义统治的美国境内的所谓反动派。报纸报道说，马歇尔原本可以阻止国民政府调动新的部队加入争夺东北的战斗，但他没有去做。事实上，如我们所知，马歇尔拒绝了蒋介石运送更多政府军去东北的请求，他还下令缩小海军陆战队部署的规模。
几天后，马歇尔给杜鲁门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更加公正地评价了各方的责任。共产党人在为他们夺取了长春而“兴高采烈”，他写道，“毫无疑问，他们的将军们在主宰着谈判桌上的代表”。在他们所获得胜利的鼓舞下，他说，共产党开始了一个反对美国运送政府军到东北的宣传攻势。他说，周恩来“敦促我撤销运输支持来迫使蒋委员长住手”，但委员长自己的顾问和将军却告诉他要采取“一项他们没有能力执行的武力政策，哪怕是有我们提供后勤保障，有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华北港口青岛、天津并沿铁路线直达秦皇岛港”。换句话说，马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前景不容乐观，在我看来，除非达成一项妥协安排，否则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华北局势一片混乱，战火不可避免地四处蔓延。”
6月7日，《解放日报》上载文称：“在过去百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内政遭受帝国主义干预的程度，以及中国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运动遭受赤裸裸镇压的程度，从来没有达到现在的规模。”[34]
占领长春正好发生在马歇尔结束他的华盛顿逗留准备返回中国时，所以在逻辑上自然成为他与周恩来和国民政府代表恢复谈判时的第一项议程，但奇怪的是，在他与周恩来4月23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时，他对此缄口不提。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只是就新的停火给出了一项提议。[27]相比之下，当他同一天晚些时候与国民政府代表，代替了张群的徐永昌将军会谈时，马歇尔几乎没有隐瞒他对国民党的恼怒，他说他们已在不经意间“教共产党掌握了新的力量意识”。他列举了国民政府的许多缺陷，从不提交部队调动报告，到搜查共产党人在北京的住宅，尽管在马歇尔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军队对赤峰的进攻。马歇尔告诉徐永昌，“共产党人现在所处的地位使得他们可以对政府提出过度的要求”，[28]其意思是，本来凭借更明智的政府政策是可以避免共产党人占领长春的，但现在他们似乎取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军事优势。
从当时美国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这种愤怒语气的加剧说明共产党已经转而怀有坚定的反美敌意，对此美国无法加以改变。8月时，共产党宣传再次指责马歇尔未能阻止延安广播电台所称的“中国内战的加剧”。[35]在这一年走向结束之前，马歇尔开始向杜鲁门建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他的调解努力了。
到目前为止，攻占长春是共产党针对国民政府所取得的最大的军事成功，它使得马歇尔的斡旋、1月10日的停火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以及所有计划中的军队整编全都前功尽弃。“马歇尔的努力功亏一篑”成了4月30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共产党人为他们重新发动攻击给出的正当理由是基于国民政府对停火协议的违反，特别是在热河省向赤峰调动部队。延安广播电台、《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源源不断地发表了这方面的指责文字，不仅谴责国民党违反停战协定，而且指控右翼势力破坏政治解决的图谋。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长时间会谈中也重复了这些指控，虽然战火重燃，他仍继续激烈抗议美国帮助运送国民政府部队到东北之举以及其他事项。
马歇尔明白，这些愤愤不平的仇恨表述，尽管“全是不准确的说法”，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结束了他们真诚地避免内战的努力。出于公共关系的原因，他们会继续谈判，但他们也将继续战斗。他们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和把国民政府描述为帝国主义外国势力的“走狗”是他们的战略的组成部分，他们意图凭借此战略来赢取胜利。
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长春市中心的一栋五层高的银行大楼内，那里是政府军总部。大约有1500人的国民党军队驻守在楼里，用利伯曼的话说，进行一场“阿拉莫般的防卫战”[26]抗击着优势兵力，猛烈的炮火把大楼变成了一个“地狱”。当政府军最终试图逃跑时，他们被火力封锁在银行旋转门前，数百人被射杀在大楼前的广场上。
[1] NARA，Leahy records，RG 38，Entry 117，Box 2.
虽然蒋介石占领了沈阳，但其他地方的局势对他来说就很糟糕了。4月，当马歇尔仍然在华盛顿因他的出色工作而得到赞誉时，苏军撤出了他们在东北的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他们提前通知了共产党人撤离日期，并和以前一样告诉他们要准备好采取行动。国民政府在市内有一支约7000人的部队。俄国人撤出后的第二天——国民党宣传声称是半小时之后——2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发起了攻击。[25]《纽约时报》的亨利·利伯曼同其他六七个美国记者一起在场，他报道了残酷的逐街逐巷的争夺战和重大的人员伤亡。共产党的八路军支队，像往常一样换了个名字叫“民主联军”，是一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组织良好、精心指挥的作战机器”，利伯曼说他们的武器配备令人印象深刻，拥有日军的火炮、机枪和步枪。利伯曼特别指出，共产党否认是从俄国人手中得到这些武器的。大部分攻击部队是六个月前乘船从烟台港到达东北的，就在前一年秋天，共产党成功地阻止了美国人运送政府军在烟台登陆。
[2] NARA，Leahy records，RG 38，Entry 117，Box 2.
这种踌躇满志是有原因的。国民党第52军进入沈阳标志着自1931年日本侵华以来中央政府军队第一次进入东北的最大城市。除此之外，由美国训练并装备的政府军表现不错，如此有效地赶跑了共产党，使得蒋介石颇有底气地认为，如果他坚定地采取行动，他就可以用武力摧毁毛泽东的军队。但这完全与马歇尔的迫切恳求背道而驰，马歇尔警告他，他的部队会因战线拉得太长而变得过度分散。在这个世界上能有谁比乔治·C.马歇尔懂得更多战术和后勤物资供应的重要性呢？
[3] NARA，Leahy records，RG 218，Entry 117，Box 2.
在苏联军队撤退的时候，根据美国的估计，大约有10万人的共产党军队聚集在沈阳附近，但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已经从秦皇岛沿铁路线北上，赶在共产党前面，把共产党的小部队驱离出郊区并潮水般涌入市内。国民党司令赵公武中将宣称对共产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24]他声称已经将共产党军队逐出沈阳城外十几英里。
[4] NARA，Leahy records，RG 218，Entry 117，Box 2.
马歇尔的努力原本会持续到1947年，但实际上在1946年3月7日这一天就戛然而止。那天，在没有给中国中央政府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大约装满了四十列火车的苏联军队撤离了沈阳，同行的还有一支坦克、卡车和大炮车队，以及自上年8月起就一直悬挂在红军司令部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苏联的撤军促发了抢占地盘的争夺战，而这场争夺战要一直到四年后以共产党获胜的内战本身结束之后才告终。
[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
破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的可能性的，不是CC派或任何其他党派，而是内战的恢复。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指责对方。没有一方会愿意被看作毁掉和平机会的一方，但双方在他们的行动中都有过错。“双方都一直对对方的不当行为和邪恶目的进行了大量指责。”马歇尔对周恩来说道，并且“在观点上完全相反”，[23]他继续说道。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裁定主要过错与次要过错之区别。他只是希望使双方都能越过相互指责的阶段，朝恢复过去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努力，但双方都是一旦情况对自己有利，就开始攻击对方。
[6]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131.
在整个冬季和1946年的春季，马歇尔为恢复停火并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主持了几百次会议，所有会议的记录加起来长达成百上千页，如今全都完整地保存在国务院的档案室里。但这些谈判无非都只是代表着一种虚幻世界，仿佛是置身于一个与国家现实隔绝的蚕茧之中。所有这些会议的记录无非都是些枯燥沉闷的、令人厌烦的、再三反复的照本宣科，充满相互指责和言不由衷的对己方和平意图的宣称，还有马歇尔为结束争斗而提出的具体的、详细的、可行的建议，所有这些都变得越来越像是各吹各的调。各方都仔细钻研着拟议中的协议的微小细节，似乎这些协议都将生效并具有实际效力。然而实际上从未有过。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83.
此后，在昆明或其他地方再没有持异见的知识分子遭到暗杀的报道，所以也许是蒋介石确实下指令制止了这类镇压活动。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费孝通和我们之前在评论战争结束后的气氛时提到的储安平，继续开展着他们的活动；同样，马寅初和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也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党的幻灭。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在陈氏兄弟的指挥下，可能一直在施加压力通过一部一旦被采纳就会赋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宪法，但他们的这一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看来——至少在美国人眼里——他们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同时，尽管蒋介石的秘密警察仍然活动频繁，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继续在重庆出现，转载着《解放日报》斥责蒋介石的社论。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代表被国民党秘密警察密切盯梢，但相对而言，他们还是未受干扰地住在他们那狭窄的小巷子里。
[8] New York Times，Feb. 15，1946.
这种势不两立之中蕴藏着什么阴谋呢？在历史记录中很难找到一个更加僵硬、短视自私、愤世嫉俗和腐败的政治派别。如果说驱使毛泽东去夺权的是某种难以抑制的欲望的话，那么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就是与之水火不容的另一种动机。[21]1946年7月，最糟糕的时刻出现了，民主同盟的两个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昆明驻军暗杀。也许是因为最近的学生示威，昆明驻军发出了一道笼统的命令，必要时应处决那些倾向于在政治协商会议内支持共产党的民盟成员。没有证据表明是蒋介石批准了这些暗杀行动，确实，如陶涵所指出的那样，鉴于这类镇压行动在公共关系上的代价，蒋介石几乎没有理由听任这样的暗杀行为发生。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引述了他称为“盖世太保”的攻击，指出“无情的恐怖主义在昆明甚嚣尘上”。[22]继暗杀之后，另有几个民盟成员，包括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也许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知识分子，都到美国领事馆躲避了一阵。在一次会晤中，司徒雷登就这些暗杀事件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并警告他知识分子总体上正对他越来越不满。蒋介石答应采取一些措施。
[9] New York Times，Feb. 20，1946.
4月初，直到此时还一直隐忍未对蒋介石进行人身批评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对蒋介石进行辱骂攻击的文章，这篇文章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被正式转载。[20]文章指责这位中国领导人煽动内战，完全违背了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的所有四项承诺——允许公民自由、所有政党合法化、举行地方选举和释放政治犯。
[10] New York Times，Feb. 21，1946.
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以下的可能性，即国民党强硬派在向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出轨了，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这样做。原定5月召开的国民大会将起草宪法，国民党想要控制这个大会。但是，在中国已经开始了一个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治进程，而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它在战争期间行使的那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由延安正在加强的宣传攻势所反映出的毛泽东的观点，除了作为他迫不及待想实现自己权力的产物之外很难做出其他解释。这些宣传以非常压抑的措辞提到了秘密警察的恐吓，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禁，对学生抗议活动的镇压，以及对记者的骚扰。毛泽东在1946年的前几个月可以坚持选择由马歇尔使命所绘制的蓝图——选出国民大会，起草一部新宪法，并最终在选举中竞争权力。这就是当他告诉马歇尔“在中国启动的民主应遵循美国模式”时，他向马歇尔表明的意图。
[11] New York Times，Feb. 21，1946.
在他那失望的表述中，毛泽东可能是真心的，但他似乎对冷战加剧做出的反应远比对蒋介石的反民主行为更加强烈。3月20日，在报告中国迅速变化的政治发展时，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参赞罗伯特·史密斯告诉伯恩斯称：“委员长已经表现出……一种值得称赞的合作精神和妥协意愿。”史密斯继续说道，蒋介石“希望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案，但不能有对他的权力的实质性挑战”。同时，史密斯说：“共产党人似乎在借助目前对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从而为自己准备这样的意外事件而提前推卸责任。”[19]
[12]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95.
早在3月1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目前的行动的看法。毛泽东写道：“最近时期的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18]两天后，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知他共产党将不会再参加起草中国新宪法的国民大会。他已断定，中国的革命只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13]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23.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愤恨地向马歇尔在华盛顿期间负责调解使命的阿尔万·C.吉列姆（Alvan C.Gillem）中将抱怨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3月30日，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军方继续运送政府军进入东北，我们将认为这样的行动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并且在政府方面是缺乏诚意去实现在满洲的真正停火”。[17]
[14]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22.
卢登在他的怀疑中对形势的变化跟得太紧以至于尚未固化成既成事实，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盛慕真，发现1946年3月20日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战略已经问世。这个战略就是寻求将东北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以长春市为分界点。“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长铁路全线，”毛泽东说，“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长铁路。”[16]
[15] FRUS，1946，vol.9，pp.513-16.
就在同一时间，在华美国外交官开始注意到共产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提交给马歇尔的一篇很长的备忘录中，曾在1944年作为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共产党地区并报告了他们在当地大受欢迎的雷蒙德·卢登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苏联。例如，他们的报纸一直在重复苏联的官方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和亚洲两个战场上的胜利主要是苏联的功劳，而美国和英国的贡献甚至不再被提及。他接着说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宣传中使用“法西斯”这个词了，“法西斯在完全的俄国人的意义中指的是任何反对俄国的人，现在中国共产党也有同样的愿望”。[15]卢登尚不知道这些文字姿态是不是一种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已不再主要是“民族主义的改革者”，而是成了“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卫星势力”。
[16]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33-34.
3月，莫斯科让中共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从几个东北大城市撤出，同时又告诉说根据中苏条约，他们将不得不把这些地方转交给国民政府的军队，但是中共应该准备采取行动。所以，八路军立刻推进到东北的南部地区，占领了那里的一些中小型城市。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36.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的行动是在一个更大背景之下展开的。1946年2月可能是马歇尔在华调停的最佳时机，但恰好此时冷战也在形成，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已日趋明显。2月11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他的著名演说，认定“铁幕”已在欧洲降落了下来。斯大林也发表了自己的演讲予以回应，他宣称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一个月晚些时候，仍然还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乔治·凯南，给国务院发出了他著名的“长电报”，为后来形成的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础。
[1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7.
中共拒绝抗议苏联人在东北的存在、他们的经济要求，以及他们在撤军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加解释的拖延或从康德皇宫盗窃绘画和书法作品的行为，这也许并不奇怪。毛泽东并不想冒犯斯大林。相反，共产党人代之以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身上，并最终集中在援助国民政府的美国“帝国主义”身上——却完全忽视了美国在1943年就放弃了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且与英国夺回香港一样，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帝国主义”行为是苏联的行为。
[19] FRUS，1946，vol.9，p.157.
当这个事件的消息传回到国民政府后，中国的副参谋长向负责长春地区的苏联将军叶菲姆·特罗岑科（Yefim Trotsenko）中将表达抗议抱怨，后者回答说，这个事件是中方的错误，因为中方没有在张莘夫到来之前通知苏联军队总司令部。中国军官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回避责任的态度明显感到震惊，便指出张莘夫是在一个苏联官员陪同下前往的，而且坐在火车上的那一个排的苏联警卫在攻击发生时也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加以阻止。特罗岑科将军的答复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张嘉璈很清楚这个事件的含义。这表明在“经济合作问题被解决”[14]之前，苏联是不会允许中国恢复对抚顺煤矿的主权的。而且张嘉璈明白，“经济合作”就意味着中国默许苏联的要求，几乎就是把东北所有的大型工业都交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
[20] FRUS，1946，vol.9，p.167.
大约在张嘉璈参观前皇帝的家的同一时间，一位名叫张莘夫的中国技术专家，国民政府的一个工矿处副处长，去视察抚顺市附近的一个煤矿。他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这座矿山的中国所有权，陪同他的有一个苏联同行，以及去接管煤矿的七名中国工程师和一小队铁路警察。当一行人到达时，苏军缴了铁路警察的枪。他们告诉张莘夫，不会允许他的代表团接管这座煤矿，他们应该立即离开抚顺。于是，中国人就登上一列火车返回长春。有一个排的苏联警卫坐在另一节车厢里。当火车到达离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站时，张莘夫和随行的七名工程师被人拖下火车，剥光衣服，最后被刺刀刺死了。[13]
[21] FRUS，1946，vol.9，pp.160-61.
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秘密警察攻击这些报纸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但《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对于学生要求苏联离开东北以及停止从东北掠夺工厂和发电厂却没有表现出同情。当学生们在游行示威的时候，《新华日报》否认中国共产党曾经从苏联那里得到过任何帮助，声称共产党的“地下战士”十四年来在东北一直很活跃。[11]张嘉璈的日记中记述了他在长春时参观溥仪的康德皇宫的见闻，在这座雄伟的宫殿里日本人安置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而康德就是这位傀儡皇帝在位的年号。整个宫殿遭到苏军的抢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俄国士兵洗劫一空，甚至连灯泡都没放过。张嘉璈写道，宫里的图书馆“散落着装书和绘画的箱子。……抢劫者抢走了卷轴、绘画和书法作品”，[12]固定在中国画卷轴底部可以便利画作更好悬挂的圆柱形木棍都被撕扯出来，乱扔在地上。
[22] FRUS，1946，vol.9，pp.1380，1400.
独立的《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宣称，“既然中国已经付出了代价”，这里指的是中国被要求为东北付出的代价，“我们希望她不会被要求付出更多的代价”。[8]《纽约时报》从重庆报道称，全市各家报纸，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之外，“还包括许多过去同情过共产党的报纸，都不仅加入了对苏联政策的尖锐批评，而且还参与了一项迫使中国政府公开在东北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的运动”。[9]2月22日，1万名学生在重庆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在汉口、北京、成都、南京和青岛也都举行了示威游行。也许正如有些人所怀疑的，是CC派号召学生采取行动的，但完全没有理由去怀疑游行参加者的诚意，就像完全没有理由去怀疑1915年示威者的爱国主义一样。重庆学生游行时扛着的标语牌上写着“苏联=德国+日本”和“斯大林=希特勒+裕仁”。[10]上海的学生在苏联领事馆前面高喊“滚出满洲”。至少有一名示威者扛着一幅很大的斯大林画像，画像上横着用中文写了一个大字——“蛇”。就是在这些示威活动中，《新华日报》和《民主日报》的办公室受到冲击。
[23] FRUS，1946，vol.10，p.77.
发生在1946年最初几个月里的镇压和右派的流氓行为往往被引证为蒋介石国内地位衰落的里程碑。但是，并非所有这些事件，当然也不是其中最大的事件，即发生在全国城市里的反苏示威游行，是流氓行为。相反，这些事件似乎是针对苏联在东北的行为的爱国反应。苏联人曾答应在1946年2月1日前撤离中国东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2月11日，在雅尔塔会谈一周年之际，全世界的报纸透露出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的细节，根据这项协议，苏联人在中国东北获得特殊的新殖民主义特权。这无疑激起了许多逐渐相信外国夺走中国主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的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三十一年前的1915年，愤怒的、被唤起爱国激情的中国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这些要求包括的内容有对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和大连港及旅顺港的租期延长——几乎与雅尔塔会议上给苏联的特权完全相等。“二十一条”中包括了在东北建立日本的“主导地位”这个措辞；在《雅尔塔协定》里，苏联的“突出利益”得到了保证。这并不奇怪，特别是鉴于这种比较，非共产党中国人会做出如此强烈和不利的反应。
[24] New York Times，Mar. 21，1946.
“马歇尔，”梅尔比着重提到，因这些无法调解的行动而“变得非常生气——也许还有些泄气”。
[25] New York Times，Apr. 30，1946.
暴力迹象越来越多，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每天晚上都有大规模群众集会，公开讨论问题。每次一开会，戴笠的警察就会成群结队地来起哄，并投掷石块，一次比一次多。有关政治犯的话题得到越来越多的特别关注。上周一，政府答应七天后释放全部政治犯，但是有关很多人被杀的传言在四处流传。而在此地肆虐的疟疾，被当作死亡的原因。[7]
[26] 阿拉莫为美国的一个城市，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中经顽强抵抗后被墨西哥人占领。——译者注
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但所承诺的释放政治犯并没有实现，或者，至少是这个政权的许多反对者声称蒋没有做到。延安广播电台强烈地连续不断地抱怨这一点。1946年1月，亲共作家郭沫若遭到警察殴打。在重庆，有人组织了反苏集会，美国外交官相信这是CC派操纵的，亲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的《民主日报》的办公室被洗劫一空。这些流氓行径激起共产党愤怒的宣传攻势。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27] FRUS，1946，vol.9，pp.791-93.
1945年12月下旬，原战时新闻局的负责人费正清，给国务院提出警告，称前两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蒋总司令最终被抛弃”[6]，而抛弃他的正是美国应该最想培养的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费正清说，“自由派人士说，他们在蒋政权之上看不到希望”，因此1946年2月和3月对这些人的恐吓行径只能强化这种感觉。
[28] FRUS，1946，vol.9，pp.791-93.
尽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实施的反民主行为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当时许多政治活动家正在蒋介石身上寻找诚信的迹象。很多人还记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戴笠的蓝衣社实行的白色恐怖，那时蒋介石政权的许多反对者都被处决或投入监狱。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更系统的反自由暴行这个事实也没能够提升国民党的诚信声誉，而此时最需要的就是信任。这些事件给了反国民党的宣传者一个机会，来把国民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从此，共产党报纸开始频繁地使用这个词。
[29] FRUS，1946，vol.9，pp.791-93.
在历史所记载的野蛮的歹徒行径中，这些事件相对较小，但也留下了它们的印记。有两桩发生在那几个月中的暗杀事件将永远载入史册，但这种暗杀事件实在太多了，以至于很难用一个数字来对应地概括一个恐怖统治。就连随时准备宣传右派违法行为的共产党报刊也没有报道1946年春天，当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时，又发生的新的政治逮捕。
[30]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February 10，1946.
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本人不仅廉洁，也愿意致力于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制定的政治自由化，但他无法控制国民党内部决心要搞破坏的极右派。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充分证实这一观点。就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时，民主同盟组织了大规模会议，有多达2000人参加，来讨论当前的事件，显示了正在发生的民主的产生过程，这是令人钦佩的。但是，这些会议被一伙“有组织的流氓”所破坏，一名美国外交官向华盛顿汇报这些事件时用了这个词，这些破坏活动是陈氏兄弟所指使的——或至少是这么怀疑的，尽管没有确切证据。那些破坏场景极其可恶，匿名的打手冲入和平的讨论会场，殴打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1946年1月下旬，中国民主同盟在秘密警察搜查了其一名代表的家后宣布将抵制政治协商会议以后的会议，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威胁坚持到底。
[31]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Apr. 2，1946.
最初，马歇尔认为问题出自国民政府和他称为“势不两立”的一个派系，后者是一群不想失去自己特权和地位的将军与一群国民党内部所谓的CC派分子[5]，其得名于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此二人从1911年大革命起就与蒋介石相识。蒋介石许多最重要的盟友——他的参谋长何应钦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都是二十年代初黄埔军校的学生，而蒋介石当时是学校的校长。但陈立夫和陈果夫在蒋介石的人生中出现得更早，那时是1911年大革命前夕，蒋刚从日本一所军校毕业返回中国，并加入了力图推翻清朝的革命军。时任当地革命领袖和上海都督的陈奇美，成了蒋介石的靠山。陈氏兄弟是陈奇美的年轻侄子，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他俩在国民党队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多年后，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坚决反共的右派那强大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32]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Apr. 21，1946.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
[33]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May 20，1946.
国民党已经着手力图通过把军队调入东北来击败共产党，尽管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但以马歇尔的军事专家的观点来看，他们现在还处于“一个严重薄弱和危险的军事地位，对此共产党有充分认识并相应地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2]马歇尔记得上一年12月在白宫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即便蒋介石的行为造成了和谈的破裂，也要继续支持他，但这并没有减轻他对停火未能守住而感到的沮丧。同样令人泄气的是，随着共产党人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对美国也变得更加敌视了。1946年7月美国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得出结论，在马歇尔于1945年年底抵达中国和在1946年春季爆发新的敌对行动之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的变化是从“克制的希望到公开的对抗”。[3]除非有一个越来越不大可能的“妥协安排”，马歇尔说，否则“华北将陷入彻底的混乱之中，战事将不可避免地四处蔓延”。[4]
[34]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June 7，1946.
1946年3月，乔治·马歇尔人还在美国，中国的事情就开始土崩瓦解了。4月时，他匆忙赶回重庆，几周之内他给杜鲁门的报告中早先的那种乐观就已无影无踪。“前景不容乐观，”在4月6日给总统的信中他写道，“我发现在满洲问题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已经彻底决裂了，敌对行动在不断加强，并向南蔓延威胁到中国内地。”[1]
[35]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