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在该问题上的一个稀有的阴郁的想法，而且是一个私下的想法。就当前而言，气氛还是很活跃的。2月9日，即在毛泽东告诉政治局军事协议实际上又是一纸空文的三天之前，他对一名美国记者唱的是不同的调子。“总的来说，”他说道，“中国已步入民主阶段。马歇尔在结束内战、促进和平、团结民主上做出的努力无疑是杰出的。”[47]
这个陈述不够明确，但毛泽东似乎是想让他的政治局同事们放心，军事谈判主要是为了摆样子的。就像1945年秋天与蒋介石会晤后他那“一纸空文”的评论，他觉得协议的实际意义微乎其微，因为怎么实施掌握在他手中。在长春，蒋介石与苏联进行经济谈判的代表张嘉璈正在注视着已宣布的停火和军事整编协议的细节，他的反应是预言似的怀疑。“国民政府显然假定因为东北是个‘例外’，就可以派兵去收复我们的主权。”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但是，国民政府似乎不明白的是，“由于苏联的秘密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军队在那里的实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此外，张嘉璈注意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容易地通过东北与苏俄漫长的边境线获得他们的援助；而国民政府的战线拉得太长，并依赖于唯一一条铁路线和两个小港口。“每当我展望并思考未来，”张嘉璈写道，“我会不寒而栗。”[46]
1946年3月，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向杜鲁门汇报工作，杜鲁门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来迎接。马歇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领导人“成功地终止了过去二十年的敌对行动”。他说，国共双方“现在正忙于遣散大批军队并把剩下的军队统一整编成一支中央军队”。[48]
这一切听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共产党人似乎完成了一项他们原本始终认为无异于自杀的行为：允许政府军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并且放弃对自己的武装部队的控制权。2月12日，当马歇尔主持的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时，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这个评论表明毛泽东仍然把军事统一视为投降。“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他继续说道，“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45]
马歇尔的诚意是无可争议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心直口快，不会去粉饰困难。毛泽东因其“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述而闻名遐迩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个精辟论点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去拥有自己的军队，绝对不能只相信和平的政治斗争。但马歇尔显然真的相信，如果能给共产党人保证他们能得到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话，中共是会放弃他们独立的军队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能够这么快就理顺了原先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人民身上有着悲剧效应。”[49]
2月，马歇尔使命又经历了几次马拉松式的谈判之后，国共双方都同意缩小他们的军队的规模，军力对比维持在大大有利于国民政府这方。总之，国民党将拥有九十个师（一个满员师几乎有1.4万名官兵），而共产党仅有十八个师。大约十八个月之后，双方的部队将合并接受统一指挥。双方都将取消自己的政治委员，因此军队将首次变成非政治的，在一个政府控制之下而不是一个政党控制之下的武装力量。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所有这些条款似乎都值得注意——共产党人同意将他们在东北的部队减少到仅仅一个兵团，与马歇尔刚开始主持谈判时的三十个兵团相比，力量悬殊。国民党将获准拥有六个兵团。
[1]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51.
马歇尔报告说，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他不管去哪里，都受到了“非常热情的像在城里那么喧闹的”接待。这并不奇怪。在他们眼前的这位战胜日本的大英雄，千里迢迢来到了就在几个月前还被认为是土匪巢穴的遥远偏僻的共产党总部。这位在世的最伟大的美国人，杜鲁门这样称呼他，把延安作为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首都和施政要地给予了正式承认。他对延安的造访是对共产党新地位的一种肯定：他们正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们是军调部和乘坐美国飞机飞遍中国广大东北地区的停战监督小组的正式成员。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指出，在这些小组里的美国军官“已经完成一个惊人的任务”，这就是“去控制一个比宾夕法尼亚更大的地区，并使十八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的敌对双方能对彼此有一个和平的理解”。[44]
[2] Beal，John Robinson. Marshall in China.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0，p.68.
3月初，马歇尔开始了他的3000英里之行，穿过华北，亲自去争议地带视察现场，三人停战监督小组也在现场巡视，每个小组都由一个美国军官负责。此行的高潮是延安，其他一些美国官员——包括谢伟思、戴维斯、赫尔利和包瑞德——都在他之前到过延安，并在那里同毛泽东面对面地会谈过。延安广播电台报道说：“成千上万的人挤进现场想看一眼这位五星上将大使，共产党方面把他看作当前中国和平的领导人。”[42]马歇尔写信给杜鲁门汇报了他与毛泽东的会晤，“我说话极其坦率”，[43]意思是共产党能够得到真正的美国合作，包括给他们的军队提供武器和训练，但条件是共产党人必须诚心诚意地遵循和平的道路。马歇尔说，毛泽东“没有表现出不满，并保证和我全面合作”。
[3]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27.
“事态发展良好。”[41]2月4日马歇尔写信给杜鲁门，总结了前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
[4]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69.
整个气氛都很好。蒋夫人出现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长春，她带来了3万箱糖果送给苏联军队，以感谢他们在战胜日本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战斗确实停止了，”多年后拜罗德说道，“商品和药品开始流通。很多封锁被解除了。”[39]三人停战监督小组也在进入前线。美国报纸援引军调部一位官员的话说：“大家都不再怀疑双方都希望和平，并在他们的权力范围之内尽全力去实现它。”[40]
[5] 现和平饭店。——译者注
但是，几天之内，这个机制就运转顺畅了。拜罗德每天都发出停战简报，他告诉马歇尔：“双方都过度夸大了他们对违反协议行为的说法。”[37]1月21日，两名美国记者乘坐军调部的飞机终于到达了赤峰。这是自五个月前苏联进入东北以来美国记者第一次来到东北境内。《纽约时报》的亨利·A.利伯曼（Henry A.Lieberman）善意地描述了这个“满眼都是风化泥屋的田园般的城市”，[38]现在由戴着修剪过的羊毛帽子、穿着羊皮大衣和毛毡靴子的友好的俄国士兵占据着。他引用了一个苏联指挥官说的话：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大约在同一时间，周恩来在重庆告诉记者，战斗开始沉寂下来了。
[6] Caughey，John Hart The Marshall Mission to China，1945-1947.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1，p.62.
拜罗德想立即派出一个停战小组去赤峰，但叶剑英拒绝了，称该小组中的共产党成员还没有到达。1月16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派到在共产党人手中的张家口，把中共小组成员接到北京，美国和国民政府的小组成员都在北京等待着，但是当飞机接了十四个共产党人返回的时候，发现他们竟然都不是停战小组成员，而是叶剑英的一支由一个将军和十三个卫兵组成的卫队。令美国人恼火的是，共产党人还带来了一大堆宣传小册子准备在北京散发。“很明显，叶将军并不想让停战小组去赤峰或张家口。”罗伯逊和拜罗德于17日如此报告马歇尔，他们推测这是因为共产党在那两个地方势力很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拖延都是由于叶将军未能提供代表。”[36]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44.
马歇尔致电拜罗德，后者在北京与共产党首席代表、长征老兵叶剑英见了面。经过了一两天紧张的日子之后，各方首席代表同意第二天在该地区抛撒传单宣布停火。拜罗德派出一架美国飞机去赤峰查看停战小组是否可以在机场降落，据报道机场已严重受损，但飞机未能返回，与飞行员埃斯特尔·西姆斯（Estele I.Sims）中尉也失去了联系。第二天又派出了另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总算联系上了西姆斯，他报告说他和他的飞机都被俄国人扣留了，因为他没有适当的身份证明，也没有关于他的任务的书面命令。这是由于缺乏可以作为指导的过去经验而仓促行事所付出的代价。
[8] May，Gary. 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p.139-41.
几乎就在同时，双方都开始抱怨另一方违反停火协议。周恩来于1月14日，即宣告停火一天之后，在重庆与马歇尔交谈，他抱怨说虽然蒋介石许愿可以保持赤峰这个城市的现状留待今后谈判解决，但政府军却仍在向赤峰进兵。马歇尔回答说，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他的亲口保证，政府将遵守停火协议，如果他没有遵守，那么蒋会处于一种“难堪的境地”。[35]马歇尔说，最有可能的是这种持续的敌对行动是“处于低水平的小规模行动，可以由军调部进行纠正”。
[9] FRUS，1945，vol.7，p.768.
停火协议签署几个小时后，北京成立了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称，总共有125名军官和350名工作人员，配备电台、飞机、吉普车和卡车，所有这些都得由美国运输机空运。“距离十分遥远，”马歇尔说，他概述了停战视察工作后勤方面的困难，“面积巨大，通信条件十分糟糕，甚至完全缺乏。”[33]原驻重庆的代办沃尔特·罗伯逊被派往北京任美方首席代表。来自印第安纳州的32岁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拜罗德上校，从马歇尔使命成立以来一直参与其中，将出任参谋长。拜罗德后来回忆说：“我们实际上从第二天起就有一个团队在那里。”[34]美国人用飞机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小组接到北京，在那里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酒店里。军调部的总部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所医院是由美国传教士在1906年建立的，主要开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学院共有二十栋庄重的砖楼，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大都被废弃。
[10]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419.
周恩来很快去了一趟延安以便让中共中央委员会审批他们在重庆做出的决定，在他返回重庆时，周恩来亲自递交了一封毛泽东写给马歇尔的信。“民主的大门现在被推开了，不管这道缝现在仍然是多么窄。”这位主席在信中如此写道。周恩来说他想转达一则奇闻给马歇尔听，从中可以揭示共产党人的态度。[32]在延安有传言说毛泽东很快将访问莫斯科，周如此说道。毛泽东对此大笑，他说他还不打算休假，尽管休假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即使他真要去什么地方休假的话，毛泽东说，他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他确信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
[11] Henry Byroade，“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onlin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byroade.htm.
中国的谈判双方均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共产党人尤其如此。1946年1月12日，停火协议生效及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两天后，《解放日报》宣布：“国共两党停战命令的颁布，受到全中国人民普遍热烈的庆祝。全中国人民为此而掀起的狂欢，不亚于日本投降时所引起的狂欢。……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30]周恩来此刻向马歇尔保证说，共产党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政府的目的进行合作”。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周恩来说，他重复了一年前与包瑞德同乘一架飞机时告诉后者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中国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还差几十年的距离，而且在此期间，“即将在中国开创的民主应遵循美国的模式。……我们的意思是获得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自由企业和个性的发展”。[31]
[12] Forrest C. Pogue，George C. Marshall：Statesman，1945-1949，vol.4 （New York：Viking Press，1987），p.29.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当年在全世界推销的一张配方，由新闻自由和法治所支撑的自由竞争的政党制度，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对警察权利的限制。这样的建议是不可能出自苏联的，因为苏联排斥自由竞争的政党的想法。毫无疑问，这部分是因为政治协商会议公布的计划中所承诺的民主性质受到了中国人民兴奋的欢迎，也是因为在马歇尔身上凝聚了大量的信任。在赫尔利所失败的地方，他成功了，或者看起来成功了。
[13]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363.
政治协商会议在随后的岁月中很少再引人注目，因为它的寿命很短，而且没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在当时它具有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威望。它将为一个联合政府搭建框架，包括一个多党组成的新的国务院，大致相当于一个内阁，其中国民党将获得刚刚过半数的席位。然后，将召开一个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这份文件有望以美国宪法为蓝本如法炮制，建立起一个对行政权力加以制衡和限制的制度。总之，政治协商会议是要建立一项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民党会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对于一个被享有无上权力的帝王统治了数千年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1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363.
现在，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将做美国人想要他做的一切。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重要的姿态。自由民主的理想被提出来作为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蒋介石承诺，在十日之内，中国所有的公民权利将得到保证，新闻审查将予以终止，政党将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仅仅在七天之内，所有政治犯都会被释放——除了亲日汉奸之外。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协商会议于1月10日开幕，中国正在迈出史无前例的另一步。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召开过把自由竞争的政党召集在一起的集会。
[15] Lyman P. Van Slyke，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vol.1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6.
马歇尔很高兴。中国的各方已被证明远远比所有那些预言失败指日可待的悲观主义者更加好打交道。1月13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向部队下达停止战斗、原地待命的指令，双方都承认中央政府部队在东北属于“例外”。蒋介石随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了令美国人欢欣鼓舞的讲话。多年来，美国一直在敦促他进行政治改革，放松他的控制，以及让敌对政党合法化并允许它们真正参与政府工作。美国人曾抨击国民政府的专制，它的新闻审查，以及放手让戴笠和他的秘密警察恫吓、拷打和监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魏德迈告诉马歇尔说：“我试图告诉蒋介石要实施政治自由化，镇压只会把知识分子、小商人和学生驱赶到反对派那里去。”[29]
[16] Lyman P. Van Slyke，ed.，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vol.1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11.
那天晚上，正如他后来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所说的，马歇尔登门拜访蒋介石。当他第二天早晨见到张群和周恩来时，他告诉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突破。他说，委员长已经“慷慨地同意在不涉及赤峰和多伦的情况下签署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28]问题解决了。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前几分钟，这三个人宣布停火协议达成了。
[17] Van Slyke，Lyman P.，ed.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The Report and Appended Documents. 2 vols. Arlington，V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76，p.7.
谈判到了最后关头。这天就是被长期拖延和期待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PCC）的第一次会议。将有代表各个党派的38名代表出席会议——8个代表国民党、7个代表共产党、9个代表民主同盟、5个代表青年党、9个代表党外人士。突然间，这个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名但从未谋过面的群体，将被授予决定中国未来政治形式的使命。但是，如果内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将是一个悲剧”，马歇尔说，呼吁中止在1月9日召开的会议，因为继续召开将毫无意义，“只会使这个会议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27]
[18]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53.
即使是有了这样的共识，这也是好几天经几次马拉松式的谈判后才取得的，但在其他事项上的谈判几乎都谈崩了。分歧集中在两个城镇上，一个是赤峰，位于现在的内蒙古东部，另一个是多伦，赤峰往西约125英里。这两地在当时都属位于北京北部和东北部被称为热河的省份的管辖；现在，热河已并入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国民党人声称他们曾与苏联达成协议，苏军撤走后由他们来接管这两个铁路枢纽所在的小镇。周恩来坚持认为苏联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地都已经被八路军占领。国民党军队正朝这两地进逼，他说，这使得冲突几乎难以避免，既然最终军队都会改编整合，政府就没有理由“现在就用武力来加速接管这些地方”。[25]随着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即1月9日，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同意把东北作为一个例外，“但我们不能同意这一个”。[26]
[19]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3.
如果国民政府不被允许去接管由前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包括的东北省份，并因此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把部队调往那里，这样的协议是不会被接受的。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允许它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是苏联也在中苏条约的条款里承诺要协助中央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去这样做。然而，东北也正是共产党势力较强，已经有部队渗透并占领了日军武器库的地方。但是，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热切的妥协姿态，接受了被谈判者称为停火后不能在东北调动军队的“例外”。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政府将被允许把部队运送至东北并在东北境内调动，从而在苏联人撤出之后恢复中国的主权。中共则被要求将他们的军队保留在现有的位置上。[24]
[20] FRUS，1946，vol.9，p.18.
给国共双方带来分歧的问题不是是否同意停火。双方都希望停火，至少停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另一方占有优势的地区。困难的问题是，停战之后什么样的部队调动可以得到允许，从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利用停战来为未来的敌对行动抢占先机。一般情况下，各方都同意应该只允许极少数的部队调动。已经参战的部队应该守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直到以后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所有中国军队将被整编入一支唯一的国家军队——原则上双方也都接受这个想法。
[21] FRUS，1946，vol.9，pp.116-18.
马歇尔在重庆的一所住宅里刚安顿下来，就马上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一起展开了一系列密集的磋商。蒋介石派来参加这些会议的代表是张群，一名陆军将军，同蒋总司令相识时两人都还是青少年。代表共产党的则是周恩来。三人在当前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举行了几次时间相当长的会议。看起来，双方都想要制止已经在中国多个地区爆发了的内战，马歇尔也证明了自己是个完美的调解人——耐心、务实、注重细节，并能显示出对双方都公平相待。
[22] FRUS，1946，vol.9，pp.41-42.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使命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机会去继续展开政治攻势。让他们分享国家权力成了压在蒋介石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共产党人知道，这是美国人所要求的，同样也是中国的公众舆论所想要的。共产党人知道马歇尔希望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军队，但他们可以对这个要求采取拖延的办法，争取时间，同时通过招募新兵来增强自己的实力。[23]与此同时，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会投入战斗，如果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即便是当他们的出类拔萃的使者周恩来正在诚心诚意地参加马歇尔的使命。换句话说，目前这个局势是斗争和谈判同时进行的最完美时刻。
[23]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1-22.
毛泽东的估计也是如此。他知道斯大林将帮助中共，此时斯大林也正在东北帮助中共扩大它的势力，但至少在眼下，苏联要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继续在表面上表现出支持国民政府在东北重建控制权的计划。即使毛泽东想违抗苏联领导人的告诫，在军力平衡上他也做不到。到1945年年底时，国民政府已经把一些最好的接受了美式训练和装备的部队——所谓的阿尔法部队——部署在葫芦岛和沈阳之间，并且正在向承德、热河和张家口的共产党根据地推进。“随着中央政府向热河开进并在河南和江苏集结军队，共产党人的地位正在恶化”，美国武官在1946年1月5日报告称，共产党遭遇到“供应困难、伤亡惨重、天气极冷和武器不足”的问题。[22]
[24] FRUS，1946，vol.9，pp.73-104.
诚然，如乔治·凯南1946年1月初在莫斯科写给伯恩斯的信中所说，苏联不会做出任何明显的努力去破坏马歇尔的使命。在凯南眼中，苏联是“一支扩张主义的力量”，受到“革命传统、民族主义野心，以及好动的本性”的驱使。凯南补充说，莫斯科不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中国，“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不同我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对我的人’”。[21]凯南还就斯大林习惯性的欺骗提出警告。苏联的体制，按照其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理论划分，允许党去执行被政府“虔诚地发誓要抛弃”的政策——就像斯大林对伯恩斯所做的那样，说苏联政府没有给予中共任何援助，而苏联共产党所做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凯南所说的革命传统会引导克里姆林宫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成功，但如果他们太软弱，那么一个顺从的国民党控制的中国也将是可以接受的结果。因此，为了在中国拥有一个顺从的政权，苏联将维持一种令人困惑的两面讨好的政策。
[25] FRUS，1946，vol.9，p.104.
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对马歇尔的使命表示欢迎，这一点，从目前来看，是与他们的整体战略保持一致的。1945年12月初，毛泽东给前线干部发出了指令，不要在冬季打仗，而是要在东北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以后与国民党决一胜负。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总提防着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要毛泽东这样做。1946年1月，马歇尔的使命才展开短短几个星期，斯大林就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忠告，永远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因此要小心别去激怒美国，使它站在蒋介石一边在中国实施大规模干预。[19]在1945年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按伯恩斯所说，斯大林已经“做出保证会支持国民政府并愿意履行这项义务”。斯大林否认了在东北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他认为中共软弱、无关紧要而不予考虑，伯恩斯也许是出于一厢情愿，轻易地就上了这些欺骗性保证的当。“我的估计是”，伯恩斯总结道，斯大林“不会刻意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我们统一中国的努力”。[20]
[26] FRUS，1946，vol.9，p.104.
重庆此时已经进入严酷的冬季，多雾、多雨、寒冷。乌云在江河上方翻滚。前一天，梅尔比沿着两旁都是商贩摊位的滑溜泥泞的小巷赶去周恩来的办事处替马歇尔来访做前期工作。在美方到达重庆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的新特使会见了周恩来，据马歇尔说，周恩来“强调了他们对于停止敌对行动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周恩来前一天也去过机场，在机场他告诉马歇尔，他非常钦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观点以及华盛顿的民族独立精神——这是一个不那么微妙的让对方放心的说辞，即共产党人同样追求独立，而不会屈从于苏联。马歇尔理解周恩来做出的合作保证后面的保留条件，那就是中共从来没有表示过加入与国民党的联合政府的意愿，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并且如蒋介石所坚持的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话。
[27] FRUS，1946，vol.9，p.104.
在他们南京会面后的第二天，马歇尔和蒋介石一起飞往重庆。重庆虽然不再是国家的首都，但仍然有许多政府机关和使馆留在那里，周恩来还住在共产党那有些破旧的办事处里，并且与马歇尔的谈判也将在此进行，或至少在这里开始。梅尔比写道：“所有大小官员都到机场来迎接美国人和中国总司令的到来。”[18]警察试图把共产党人赶走，迫使美国人出手干预以阻止这种行为，梅尔比回忆道，这就是造成当时心情“一点儿都不愉快”的一个原因。
[28] FRUS，1946，vol.9，p.105.
马歇尔以他那美国人的方式以及以一个将成功取决于说服别人妥协意愿的谈判者方式，选择在这个早期阶段把国共冲突归咎于双方的误解，或者，如他所说，归咎于一个“在敌对双方之间的恐惧、不信任和猜疑的障碍”。[17]他似乎认为蒋介石夸大了中共与莫斯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更多的是战术需要，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的反映。实际上，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比马歇尔更接近现实。中国的冲突不是由于沟通不畅，而是由于存在着两个政党，这两个政党都在寻求无可匹敌的权力并代表着不可兼容的社会和政治意愿。
[29] FRUS，1946，vol.9，p.40.
蒋介石因马歇尔与史迪威的友谊而感到不安，这位中国领袖最讨厌的美国人就是史迪威了，但是当马歇尔到中国后的第二天，在南京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时两人都谨慎地回避了这个话题。马歇尔再次向委员长确认杜鲁门总统的政策包括“清除中国的自主军队，如中国共产党的军队”，[15]这显然是蒋介石、最想听到的。马歇尔说，他的目标，也是杜鲁门的目标，是要“通过和平手段，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案”，尽管这并没有引起蒋介石的反对，但它不完全是蒋的目标。蒋介石的目标是借助他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共产党人威胁他的统治，如果使用武力是他最好的选择，他是会随时准备采用的。按照马歇尔的转述，蒋介石告诉马歇尔说，“苏俄和中共之间肯定有着明确联系”，后者依赖于前者，前者在东北给了中共武器装备并且在大连、葫芦岛、营口等地非常“不友好也不合作”。蒋介石肯定苏联的目的是“要在东北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政权。他说东北的苏联军事指挥官故意拖延苏军从东北撤出，以此作为帮助共产党人的一种手段”。[16]
[30] Liberation Daily，monitored by FBIS，Jan. 12，1946.
战争结束时，马歇尔已满65岁。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弗吉尼亚家族——他的祖先中有一位是美国的第一任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他上了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击败反对美国殖民统治的菲律宾游击队暴动的战争中曾担任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欧洲远征军指挥官约翰·J.潘兴的门生。战后三年里，马歇尔一直指挥着第15步兵团，在世纪之交义和团反抗时，这支传奇部队被部署到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约瑟夫·史迪威，后者当时是第15步兵团的一个营长，自那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紧密的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的当天，罗斯福总统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之后的六年里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5年他接受了到中国调解的使命。
[31] FRUS，1946，vol.9，pp.151-52.
马歇尔对这一现实的预测给出了严厉的回答：“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要帮助我。”[14]
[32] FRUS，1946，vol.9，p.152.
当马歇尔于1945年圣诞节前夕抵达上海时，迎接他的也有类似的告诫意见。在华懋饭店刚安定下来还没几分钟，他把魏德迈召到他的套房。“我告诉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后来回忆道，“他绝不可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一项可行的安排，因为仍然掌握着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是铁了心不会放弃一丁点儿权力的，而共产党这边同样也是铁了心要夺取所有权力，在苏联的帮助下。”[13]
[33] FRUS，1946，vol.9，p.351.
马歇尔使命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但也有出自个性的原因，马歇尔拒绝轻信任何在他到任之前的悲观预测。他的参谋长，陪同他去中国的亨利·A.拜罗德上校在华盛顿时告诉他，他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1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年轻的马歇尔曾被派驻中国，艾萨克·纽厄尔（Isaac Newell）当时担任驻华美军司令，他也写信给马歇尔，称“你已经……接受了一个难题，其难度同你刚刚解决的那个不相上下”。[12]
[34] Byroade，Henry.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Online at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byroade. htm.
换句话说，不管蒋介石怎么做，美国都将提供船只和飞机帮助他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尽管他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马歇尔的目标将是实现中国的和平的政治解决，因此运送更多的政府军是不必要的。但不可否认，如果一切努力都失败了，美国最终的立场会是继续援助蒋介石，而这种帮助将构成站在国民党一边卷入中国的“自相残杀”。
[35] FRUS，1946，vol.9，p.347.
马歇尔完全同意伯恩斯的观点，并帮助找出理由来向杜鲁门总统证实。为了给中国冲突双方某种激励以便能相互做出让步，他说，在是否给蒋介石提供更多援助这个问题上应该不要给出明确答案。美国的政策中应该有一种故意含糊不清的元素。但如果蒋介石“未能做出合理的让步”，马歇尔说，把他在会议上的立场做了一个总结，“那么随之而来的悲剧性后果将是一个分裂的中国，以及苏联人很可能重新在东北接管权力，这两者的综合效应将导致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主要目的遭受失败或损害”。[9]这个观点将所有反对意见一扫而空，它表明：在已经做出那么多牺牲之后，在珍珠港事件与巴丹死亡行军、硫磺岛、塞班、珊瑚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以及原子弹之后，在太平洋战区超过10万名美军死亡和25万人受伤之后，在超过2.1万名美国军人关押在日军战俘营遭受恐怖拘禁之后，最终的结果却是比日本控制下的中国更加糟糕——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控制下的中国。杜鲁门被说服了，伯恩斯也接受了。马歇尔得到正式指示，如一个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要尽量促使双方做出合理让步以便达成停战协议。……如果中共拒绝这样做，他得到授权可运送政府军到相关地区。但是，如果蒋委员长拒绝这样做……他不会被抛弃。”[10]
[36] FRUS，1946，vol.9，pp.362-63.
范宣德的论点没有任何吸引力，这是由迫在眉睫的冷战所注定的。伯恩斯在与马歇尔和总统共同出席的那个星期天上午的会议上亲口做了阐述。伯恩斯认为，如果美国未能帮助蒋介石，苏联人将推迟他们承诺的从东北撤军，在那里他们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他们在华北的根据地，包括河北、陕西和山东。最终，那几十万仍然在华北的日本人将被迫向共产党投降。苏联人将会以与他们已经在主宰的东欧同样的方式来主宰中国，成立一个恭顺的共产党政府以取代在纳粹占领期间成立的通敌政府。
[37] FRUS，1946，vol.9，p.373.
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深。范宣德强烈地反对进一步援助蒋介石，如果蒋对马歇尔的使命构成障碍的话。[8]给蒋介石更多的武器将导致内战，而共产党很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范宣德认为，其后果对美国来说不会是灾难性的。他认为，鉴于中国的广袤和向往独立的力量，中国不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假如共产党真的赢了——那又怎么样呢？中国已经遭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到处是一片废墟，亟须基本的重建和改造，其所有精力都会被国内的紧迫需求所占用。因此，如果蒋介石拒绝政治解决，美国应该拒绝运送他的军队，即使这意味着共产党人将夺得因日本军队撤离而空出的地区的控制权。中国的分裂尽管不是好事，但也不会是灾难性的，而且，不管怎么说，最终还得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美国人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范宣德的观点清晰地表述了对外关系的更深层看法，即要认识到按照自己的规范来塑造世界时美国的力量是有局限性的，以及要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结局的必要性。
[38] New York Times，Jan. 21，1946.
如果中国的局势是不确定的、模糊的，那么美国的政策也充满了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在到中国就任之前，马歇尔出席了一次星期天上午的会议，在座的有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及其顾问，包括迪安·艾奇逊，他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以及范宣德。魏德迈从中国汇报了蒋介石的持续要求，期望美国帮助运送更多的部队到华北和东北，很明显，这些部队在那里将被用来阻止共产党人的扩张。因为这个要求违背了美国不卷入中国“自相残杀的冲突”的政策，问题自然就出现了：美国应该同意这一要求吗？如果同意的话，蒋介石组建联合政府的动机就会减少，因此不急于做出答复似乎是适当的。但马歇尔想知道，如果是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阻碍了所期待的协议的话，美国的政策会是什么。
[39] Byroade，Henry.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Henry Byroade.” Harry S. Truman Library. Online at trumanlibrary. org/oralhist/byroade. htm.
“在那里发生的谋杀和暴行是令人震惊的。”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中如此写道，他指的是12月初在昆明发生的事件——尽管梅尔比本人并不在昆明，也不是很清楚、很具体地了解那里正在发生的谋杀案。“很多国民党人是真的吓坏了，但这样的情况仍然在继续。”[7]
[40] New York Times，Feb. 2，1946.
此刻国民党军队完全控制了昆明，他们强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阻止了在云南大学中央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从而导致了一个由教师成员出面演讲的露天集会。大会被军队向人群头顶上方鸣枪示警而打断，但学生们已经表达了他们的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要求美国军队撤离中国。示威主要是针对国民党政府，它所坚持的一党统治、它的腐败，以及它的秘密警察的恐怖活动。在中国，学生示威游行有着特定的含义，其历史意义可追溯到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强烈抗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五四运动”。据报道，在昆明的示威游行中，因为当局试图强行恢复秩序，有学生遭警察突袭而被杀害或受伤，但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1946年，给马歇尔的谈判提供了一种反对意见的背景声音，这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丧失民心的一个标志。
[41] A full set of carbon copies of Marshall’s letters to Truman are in NARA，Joint Chiefs of Staff，records of Admiral Leahy，RG38，Entry 117，Box 2.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爆发了学生示威，那里的几所大学仍然还留在它们战时流亡的地方。在战争期间，昆明一直是陈纳德的飞虎队的总部并在云南军阀龙云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比起大多数中国的沦陷区，昆明一直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较少受到国民党战时的限制。此地也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抵抗了日军并实施了反攻的中心，因为中国军队在陈纳德的战机那不可或缺的支持下，把日军从怒江峡谷赶回了缅甸。在一场著名的战斗中，龙云在一位中国将军阵亡之后亲自指挥部队反败为胜，并重新集结中国军队防止敌人横渡怒江，否则那将是一场大灾难。但随着战争的结束，蒋介石派他自己的军队到昆明，经过几天的流血冲突后，他们接管了城市，龙云则被打发到重庆去做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
[42] Radio Yenan，monitored by FBIS，Mar. 6，1945.
在马歇尔到达中国时，因日本战败所引发的兴奋已经被酸楚的、愤愤不平的、悲观的情绪所取代。抗战结束后国家已陷入内战之中这个现实正在到来。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正在从西边的陕西到东边的山东之间许多地区展开激烈的战斗。破坏抗战胜利的兴奋心情的并不仅仅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分裂。在非共产党组织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争议，特别是在国民党和几个代表商人、知识分子及学生的民主党派之间，这些党派是随着战时对政治活动的限制被解除而诞生的。在许多方面，蒋介石仍被看作带领国家经历过多年抗战的英雄而受到尊敬。他在中国是最出名的人物，他的画像无处不在，他的讲话在亲国民党的报刊上被正式报道，而且他有一个富有魅力的妻子，当她访问华盛顿时能在白宫下榻。但是，对执政党的幻灭也开始蔓延开来，并且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有以下这种感觉：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存在是强加于人的新帝国主义，那些用皮带抽打黄包车夫的海军陆战队员就是一个例证。
[43] NARA，Leahy records，RG38，Entry 117，Box 2.
马歇尔的一些随从外出观看这种美国占领下的情景。他们在深夜时返回军舰的途中，看到一些海军陆战队员在举行黄包车赛车比赛作为消遣。他们雇了些苦力，而这些军人则坐在黄包车的乘客位置上。比赛沿着宽阔的南京路和静安寺路或上海的其他主要马路进行，这还不算太出格。马歇尔手下一名成员报告说：“更糟糕的是他们试图以某种方式驱赶苦力，通常是用皮带抽打苦力的后背。”[6]
[44] NARA，Leahy records，RG38，Entry 117，Box 2.
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马歇尔。当他的飞机于1945年12月20日在上海降落时，中美两国的仪仗队都在场迎接。阿尔伯特·魏德迈，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指挥官，用一辆黑色别克轿车护送他到华懋饭店[5]。这家饭店宏伟灰暗的大厦坐落在上海著名的外滩，十六年前，诺埃尔·科沃德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剧作《私生活》。华懋饭店是公共租界的地产大王伊拉克犹太人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建造的，是能够展示外国人管理下的那部分上海的场所，从那可以俯瞰宽阔的黄浦江，江上拥挤着帆船、舢板、轮船，现在还加上了美国的海军舰艇。此时，马歇尔所在的这座城市几乎等同于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引人注目地展示着他们的存在。他们在城里著名的赛马场踢足球、打棒球，晚上又醉酒寻欢，去探索《时代》杂志微妙地称为“荒淫享乐的城市生活”。上海和其他城市都是他们的乐园。
[4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6.
梅尔比是12月底在重庆时第一次见到马歇尔的，感觉马歇尔给他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直接印象”，尽管他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曾经组织军队和后勤并指挥了打败轴心国的战役的马歇尔，以从不干涉他所任命的指挥官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和从不试图从远处干预战场决策而闻名于世。随着梅尔比的逐步了解，他对马歇尔有了一个“不断加深的印象，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战士，而且在真正做到谦逊和宠辱不惊这个意义上确实是一个伟大人物”，[4]然而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在中国进行外交斡旋这个任务甚至会比打赢一场全球战争更令人沮丧，更充满意料之外的障碍。根据梅尔比的观察，马歇尔毕竟是个“其视野和经历都受到职业军人身份限制”的人。
[46]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231.
梅尔比没有说为什么许多人对马歇尔使命的形成感到遗憾，但最有可能的是这种遗憾出自于对美国的担忧，投入自己的资源和自己的声望冒极大风险去追求非常明显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国内的美国人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前者对冲突双方之间强烈的不可调和性有着现实的体会，而后者始终秉持着政治妥协和权力斗争制度化的非暴力的坚定信念，双方都完全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但或许马歇尔本人居高临下的形象、他的高度、他的战无不胜的经历能凌驾于这一切之上。“他是一个谦虚的人，完全没有虚荣心。”[2]马歇尔的一名高级助手在第一次看到他后的家信中如此写道。他是一个会在战争期间拒绝接受任何奖励或勋章的人，觉得当士兵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时候去接受奖励是不合时宜的。“我这一辈子见过了太多的士兵，”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参加马歇尔于参谋长任上退休的仪式时对他说，“而您，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战士。”[3]
[4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26.
每个人都在这里急得团团转，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知道这个大人物要亲自来大家都怕得要死……一种高潮后跌到低谷的迹象开始显现出来，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感觉，整个这一切都是在压力和恐慌之下凭空想象出来的。这里的许多人现在都后悔了，但除了必须去面对之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就任只会损害他的盛名，而不会有任何好结果。[1]
[48] New York Times，Mar. 17，1946.
“人人都在等待着马歇尔，他的身上寄托着太多的期望。”约翰·梅尔比在他的日记上如此写道，还有两天杜鲁门那杰出的新使者即将到来，他将去避免中国的一场内战，假如有人能做到的话。
[49] New York Times，Mar. 17，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