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形势的美国外交官递交的报告明显变得更加乐观了。驻华武官在12月初的报告中指出，国民政府的一架飞机已经被派往延安接周恩来到重庆参加关于召开难以捉摸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进一步谈判，并且共产党报纸的社论“表明对妥协措施的讨论持更积极的态度”。[47]共产党人的反对立场已经“软化”了，武官总结道，现在看来，“面对正在大批调入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央政府军队，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坚持太久”。
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会有可能相信这一点吗，尤其是当俄国人同时在充实共产党的军火库的时候？蒋介石一直希望通过外表显得强大并证明中共没有机会推翻他从而能诱导莫斯科与毛泽东保持距离。因此，蒋介石决定不去抗议苏联从东北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前日本的工厂席卷而去。他也没有做出努力去减少苏联在大连、旅顺港和东北铁路上得到的新殖民主义者的利益。他希望他能满足莫斯科，说服俄国人他们的利益所在是支持他，而不是毛泽东。这在当时是一个合理的算计，但此后的事件很快表明，这是完全错误的。
12月初，国民政府七个军的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三路并进的行动来接收华北。第一路部队直扑张家口，此地位于北京的北部并控制了到东北的主要陆路。第二路部队沿北京-古北口铁路推进占领长城地区的关隘。第三路人马，其中包括共产党报纸早前宣告已经被消灭了的部队，已经到达离沈阳30英里处，在那里一场大战正在成形。这些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
在主要的战略问题，即苏联所起的作用上，蒋介石无疑是了解共产党的两面政策的，但他仍然对苏联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感到高兴。他那能讲俄语的儿子，在长春参与了同马利诺夫斯基的谈判，12月初时告诉他，苏联已经“几乎同意了所有的政府提议，包括解除所有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武装”。[46]
12月中旬，美国情报机关相信共产党会放弃保卫沈阳。武官的报告说，共产党的统治正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48]因为政府军已经接近张家口并进入了热河省。同时，国民政府的第八集团军在美国的帮助下已在青岛登陆，并从共产党控制的山东港口，最重要的是此前阻止过海军陆战队登陆的烟台，展开攻势，一路追击共产党军队。
之后，蒋介石从北京飞抵南京，他自己原先的首都，并定居在设于中央军校内的官邸里，他为所取得的“光荣的胜利”而感谢“我们的天父”，并沿路接受了在途中等候的成群结队的市民给他的欢呼。[45]
12月的第三个星期，周恩来又回到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了。整个局势正在朝有利于国民政府这边发展，时机也是十分完美的，因为新的驻华大使即将到任，美国展开了又一次协调一致的努力来促使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这将导致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举止、声望和资历均无可挑剔的名人，两块大陆上的军事胜利的建筑大师，一个地位和声誉均使反复无常的赫尔利相形见绌的人物，乔治·C.马歇尔胸有成竹，尽管美国人之前在中国的外交努力已经失败了，但这一次他们是注定要成功的。
其他方面的局势也有所改善。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强迫八路军从秦皇岛周围地区撤离，政府军在东北取得了不少进展。一些大城市发生了学生示威，但这回换了方向，他们抗议共产党亲近苏联，而不是把国民政府作为反抗对象。1945年12月16日，蒋介石视察了北京。这是自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公认领袖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在整个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中国那光荣的前帝国首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10万学生聚集起来，在进入中国最雄伟的皇家遗迹故宫前入口处的天安门广场迎接委员长，他们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43]就像蒋介石的传记作者陶涵所描述的那样。成千上万的人挤上前来抚摸他或只是看他一眼。他的一幅巨大的画像被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44]上，画像上的人物显得严厉、专制，而不是他那慈祥的学者姿态。
[1] FRUS，1945，vol.7，pp.578-79.
俄国人继续奉行他们通常的灵活政策，在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避免任何会导致美国加快介入的行为，而毛泽东尽管对这种谨慎感到不耐烦和烦恼，但也能理解这一点。11月20日，延安给其东北局下达新指令，通知它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应把“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作为重点，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古和热河，创建强大的根据地”，[41]而不是试图去占领东北的大城市。当然，许多共产党的中下层力量，成千上万在战争期间转移到解放区去的普通干部，并不满意于这一政策。他们被告知要“从全局出发”，抗击“美-蒋”，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贬义缩略词，指所谓的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盟。国民党和中国革命者之间的争权夺势是一面镜子，反映出苏联和美国之间，“新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动派之间那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斗争，但作为一个策略问题，为了避免美国的干涉，苏联不得不“在表面上和中共划清界限”。同样，中共不得不“假装自己与苏联没有关系”，即使它本来就该“尽力使美国保持中立”。[42]
[2] Nancy Bernkopf Tucker，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91.
在长春，一个苏联军官召集当地报纸记者并告诉他们禁止反对国民政府。几乎是一瞬间，批评国民党的传单就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支持国民党和赞扬国际合作的招贴。[39]马利诺夫斯基发誓要阻止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确立了其权威的地区的活动。他禁止共产党军队发行纸币，并表示希望国民党代表团返回长春。[40]
[3] FRUS，1945，vol.7，p.601.
国民党代表团撤出长春两天后，斯大林照会蒋介石说，他将在东北“杜绝一切暴民行动”，并提议苏联红军可以推迟撤离，以便给这种努力提供协助。几天后，俄国人告诉蒋介石，他们将保证政府军在东北各主要城市的登陆，如沈阳、长春等。同时，斯大林要求共产党从这些城市撤出他们的军队并且不得在这些地区打击政府军——即使在这一时刻，苏联还加快了从大连和朝鲜的军火库里给共产党提供武器的速度。[38]
[4] FRUS，1945，vol.7，p.602.
同一天，国民党代表团的160名成员乘坐飞机离开长春回北京，紧接着苏联就改变了它的基调。在此之前，斯大林给中共的主要战术指导是，在东北中共可以采取调动自己军队和阻止政府军队的“行动”，但不能“讲出来”；[36]中共不能公开宣布接管东北的意图。一直以来，斯大林都还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排他的关系的表象，在重庆保留了大使馆并且与延安没有官方接触。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通信往来都是非正式的、秘密的，或者通过他在延安的代表，或者通过多年前共产国际提供的无线电发报机。[37]
[5] FRUS，1945，vol.7，pp.603-604.
同时，局势已经有所好转。11月中旬，厌倦于苏联的欺骗并意图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蒋介石下令谈判小组离开长春。苏联最初的反应是加紧骚扰。共产党控制的警察部队的一名成员被打死了，于是全市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传单指责国民党，并要求驱逐国民政府代表团，然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代表团已经接到蒋的撤离命令。整个代表团的总部是“风声鹤唳”，国民政府谈判团队的经济学家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唐朝诗人。供水和电话线路都被切断了。“感觉是即将要发生一个巨大的灾难。”[35]
[6] FRUS，1945，vol.7，pp.611-12.
杜鲁门对赫尔利的突然辞职极度烦恼，他需要立刻找到另一位大使，当然他心目中也已经有了一个人选。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乔治·马歇尔，此人刚刚回到在弗吉尼亚利斯堡的家中，期待着在结束了作为一个士兵和参谋长的忙碌生涯之后有个宁静的退休生活。[34]马歇尔夫人想在他们到家后的第一顿晚餐前稍事休息，刚刚走完一半楼梯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将军，我希望你能为我到中国去。”杜鲁门如此说道。马歇尔想等到晚饭后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夫人，便说了一句，“好吧，总统先生”，就挂断了电话。一个小时后，广播新闻发布了马歇尔的新任命。“在你没有休息之前，我不忍心告诉你。”马歇尔告诉他的妻子。此处有一点不清楚的是，马歇尔本人是否明白同杜鲁门的简短交谈中的重要含义：他不仅仅是驻中国的大使，而且调解中国的两大武装政党和制止刚发生的内战这两大任务现在了也已经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7] FRUS，1945，vol.7，p.613.
几天后，赫尔利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名道姓地指责他们，特别是艾奇逊和谢伟思，费心劳神地颠覆美国对华政策，妄图把中国交到共产党手中。然后，他又去了参议院，在两天的作证过程中他再次指控艾奇逊和谢伟思密谋推翻蒋介石。“帕特·赫尔利出场时大吼一声，挥动着双拳，”《时代》杂志描述了他露面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往上翘，他的黑丝夹鼻眼镜架在鼻子上晃晃悠悠。他在他的主要话题上展开猛烈抨击。”[33]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答复中被迫答应正式调查这些严重的指控，以确定它们是不是毫无根据，由此无意中增加了它们的清晰程度。美国外交官员们按照正常程序报告了他们的意见和分析——绝无不忠行为，他如此说道。但赫尔利那耸人听闻的指控首次把在中国问题上对不忠和两面派的责难带入了公众视野，并且以其恶毒的公诉方式在公众视野中保持了几十年。
[8] FRUS，1945，vol.7，p.618.
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中，这个消息引起了“一片哗然，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大家把憋了很久的话都纷纷说了出来”，[31]苏联问题专家约翰·梅尔比在他的日记里如此写道。赫尔利的指责现在已经暴露了“我们的内部争论：我们在这里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及对立观点之间的极度怨愤”。国民党人感到失望，但共产党人非常高兴。一直在谴责赫尔利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总代表的延安广播电台在广播中说：“在重庆的中国内战煽动者遗憾地辞职了，（但）中国人把它视为美国人民的胜利。”[32]
[9] FRUS，1945，vol.7，p.687.
这是耸人听闻的消息，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纽约时报》全文转载了赫尔利的声明，并在头版另一篇文章中将其描述为“职业外交官对外交政策实施的强烈谴责”。在一篇社论中，《时代》杂志郑重其事地建议杜鲁门政府调查这项指控并“给予国家一定的保证……高层所采纳的政策确实被如实地贯彻下去”。[30]但赫尔利还没罢休。
[10] FRUS，1945，vol.7，p.691.
在给记者的信中，赫尔利说出了他所认为的美国的中国问题的根源：不是苏联的阴谋，不是共产党的攻击性，也不是对蒋介石普遍的幻灭，他说，而是专业的美国外交官，尽管他做了努力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但他们还留在拥有权力和责任的位置上。不论在记者会上，还是在他的书面声明上，赫尔利都没有指出具体名字，只是提到“那些职业外交官，（他们）站在了中国共产主义武装政党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一边，其政策是保持中国的分裂状态”，[29]但显然他指的是那些曾对他的判断提出质疑的在重庆和华盛顿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在美亚案件中被判无罪后已被重新分配到东京担任麦克阿瑟的顾问，伴随他一起去东京的还有约翰·埃默森和乔治·艾奇逊，后者就是几个月前写给国务院的那封信的正式作者，信中称赫尔利对中国情况的报告“不完整也不客观”；约翰·戴维斯，赫尔利最讨厌的人，他现在在莫斯科，是乔治·凯南的一个重要助手；还有范宣德，国务院东亚事务的负责人，赫尔利在他的信中抱怨说，他是“我的一个上司”。
[11] FRUS，1945，vol.7，p.664.
杜鲁门以为赫尔利同意了，然后就去和他的政府成员共进午餐。席间，他接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赫尔利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最终打算辞职了。未礼节性地预先告知总统或国务卿他的这个决定，固执任性到底的赫尔利最终释放出了他累积起来的愤怒，压垮了他应该有的更好的判断力。
[12] FRUS，1945，vol.7，p.652.
这一次赫尔利拒绝合作。26日，即在福莱斯特和帕特森举行会议的前一天，他告诉伯恩斯说不想再回到中国去。他说自己正在考虑辞职。伯恩斯试图说服他留下来，说他的国家需要他，蒋介石也坚持让他当大使。11月27日，就在伯恩斯、福莱斯特和帕特森举行会议的当天，赫尔利去白宫拜访了杜鲁门，杜鲁门告诉他中国的局势看来日趋严重，他需要马上赶回去，最好第二天就走。
[13] FRUS，1945，vol.7，p.653.
福莱斯特尽管在同伯恩斯的会议上似乎什么也没说，但他注意到在做出推迟海军陆战队离开中国并给国共双方施加压力要求谈判解决冲突的决定时那种近乎随意的方式。他在日记里这么写道，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官腔毛病的症状是多么普遍，在随后的几年里，受到这种毛病摧残的关于中国政策的文件太多了”。[28]
[14] FRUS，1945，vol.7，p.629.
美国就是这样发现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内战中越陷越深了，它既忽视了庄莱德的警告不要做事“三心二意”，也忽视了魏德迈的警告：除非承诺投入更多、时间更长，否则将不会起作用。最终形成的政策是一种比较中庸的措施，因为那两个主要的选项，一个是放弃盟友，另一个是投入大量美国军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伯恩斯的“明智的做法”甚至都没有核查一下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拒绝坐在一起美国该怎么办。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国家的一个趋势，当处于一个迷惘困惑的时期时，它往往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尽量满足持相反意见的选区但又不能去做出任何明确的或难以承受的承诺；同时，不管多么渺茫，它还是要去培育这么一种希望，即如果冲突双方通过美国调解下的谈判能解决他们的分歧，那么整个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15] FRUS，1945，vol.7，p.632.
虽然伯恩斯明白要求苏联人去做他们坚持认为早已在做，而伯恩斯知道他们并没有在做的事是毫无意义的，但他也提不出任何新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危机。相反，他又回到了以前美国官员曾提议的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相同模式。“考虑到各种因素，”他说，“也许明智的做法是试图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坐到一起来，也许要告诉蒋介石委员长，除非他赞同这么做，否则我们将停止援助他的政府。”[27]他建议请赫尔利大使马上返回中国以把这个信息再次转达给中国领导人。会议决定，海军陆战队将暂时继续留在中国，但究竟还要留多久似乎没人知道。同时，美国将给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施加更大压力，以促使他们达成协议并停止他们之间的战斗。
[16]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418.
伯恩斯重复了中国驻美大使告诉他的话：苏联曾经承诺不允许任何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
[17] FRUS，1945，vol.7，p.642.
伯恩斯：可是，俄国人早已受条约约束只能支持国民政府，所以这就“很难搞清楚我们应该如何就这个问题去和苏联政府交涉”。
[18] Life，Nov. 19，1945.
福莱斯特：“不，但我们可以要求他们支持蒋介石政府。”
[19] Cited in Utley，Freda. The China Story. Washington，DC：Regnery，1951，p.143.
第二天的会议一开始，伯恩斯念了一遍帕特森和福莱斯特的信。之后，福莱斯特表示反对“现在就将海军陆战队突然撤出华北”。针对可能会招致公众反对的任何在中国的长期军事承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美国应该同俄国人好好谈谈，并“让联合国也参与进来”。但是，伯恩斯问道，美国究竟要俄国人去做什么呢？是要他们在已经承诺撤离的日子，12月2日，之后还留在东北吗？这个日子可是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
[20] New York Times，Feb. 25，1945.
就在那一天，魏德迈又给马歇尔发出了一封电报，重申了他那“深思熟虑的意见”，即没有“美国和/或盟国的进一步援助”，蒋介石将无法得到华北和东北的控制权，就东北而言，还得加上“苏俄的全心全意的合作”。[25]在他与蒋介石的会谈中，魏德迈说，中国领导人已经同意“暂时放弃收复东北”，转而把重点放在华北。但即使这样，魏德迈说，可能对他来说也困难太多。因为铁路线太长，而且“共产党人的破坏”太严重。魏德迈并不是说美国应该“抽身而退”，而仅仅是要明确表示，如果美国选择帮助国民政府，那么这种帮助将不得不是大量而长期的。“此外，”魏德迈警告说，“让我既执行帮助中央政府军队的命令，同时又执行避免参与自相残杀的内战，这是不可能做到的。”[26]
[21] Time，Sept. 3，1945.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与卢斯的观点没有分歧。在他们于11月26日和伯恩斯举行会谈的前一天，帕特森和福莱斯特写了一份备忘录，完全不同意魏德迈对国民政府控制华北和东北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观态度。帕特森和福莱斯特不愿轻言放弃。对魏德迈的结论也还没有进行详细的审查。国务卿和战争部长没有用军事技术力量去影响相对强势的国民政府，也没有去影响苏联支持的共产党。他们没有谈及中国国内对蒋介石的幻灭，也没有谈论中国传统中那种帝王间禅让天赋君权的可能性。他们没有去讨论为确保蒋介石在他与共产党的权力争夺中占上风需要多少部队和物资。福莱斯特和帕特森绝对不会同意美国可能抛弃长期盟友、自己则抽身而退这种想法。“不加慎重考虑就从任何既定目标撤退看来是不可取的。”他们在给伯恩斯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美国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支持政策，“世界舆论就会指责我们抛弃盟友”。[24]
[22] White，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241.
中国问题还引起了家庭内的争吵。在每个人的眼里，中国都是一头不同的野兽。诚然，我们“对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因为中国连年不断的内战”，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现在还有没有一个被叫作中国的还在运转的国家……美国可以而且应该去与其打交道？”卢斯给自己的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肯定。“大多数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中国这个简单事实的重要性，即中国的合法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未流亡）维持着自己作为至少拥有一半国土的唯一政府的地位，并且在另一半国土上也拥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忠诚。”[23]
[23] Life，Nov. 19，1945.
这些冲着卢斯所讲的话，几乎等同于战斗檄文，其结果是白修德被召回美国并丢掉了在《时代》杂志的饭碗。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毁掉了在不屈不挠的卢斯和富有才气、斗志旺盛的白修德之间父子般的关系。白修德曾经在他的重庆办公室外边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他所写的东西和杂志上登出来的东西如果有什么相似的话纯属巧合。白修德甚至还反对过美国帮国民政府空运军队，他争辩称，在中国的美国军官很可能会被共产党游击队包围，派他们到中国会让美国卷入亚洲的内战，反过来这又会把中共推入苏联的怀抱。
[24] FRUS，1945，vol.7，p.673.
这篇文章是有意要证实卢斯给蒋介石的写照：一个明智的受人爱戴的形象。但他在此事上的执着却使《时代》杂志的编辑与他们自己的驻华明星记者发生了争执。白修德拒绝撰写卢斯想要的崇拜蒋介石的封面故事。白修德在给《时代》杂志纽约总部的电报中抱怨说，卢斯想要的故事无非是一纸“老调颂词”，不过是想“再次证明中国的这位严厉暴君是合法的”。[22]
[25] FRUS，1945，vol.7，p.680.
卢斯决心同这些态度对抗，这场战斗的一部分是要刷新他的那位中国英雄已经被玷污的名声。9月，他把蒋介石的肖像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仅仅一周前，丘吉尔也在封面上出现。卢斯的潜台词是在欧洲和亚洲在战时有两位伟大的胜利者，未来有两位伟大的人物。封面上的蒋介石身穿未佩戴勋章的简单军服，英俊潇洒，双眼炯炯直视前方，他的仪表刚毅坚定，但又被一丝睿智的笑容软化了几分。“时年57岁的蒋介石，站在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顶峰上，”同时刊出的一篇文章不吝溢美之词，“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重要的事实已经变得非常清晰：蒋委员长已经证实了那些为人们长期拥有的信念，即他的政府是牢牢嵌在人民广泛的支持之中的，并且一旦得到和平，就能够在中国实现有效的治理。”[21]
[26] FRUS，1945，vol.7，p.684.
庄莱德曾经说要忽视诸如中国国民党的严厉政策等这类细节，但是公众并没有忽视它们。实际上，公众之中已被撕开了一条深深的裂缝，从中演化出了在缓慢恶化的蒋介石的声誉和对共产党人的更浪漫的看法。“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被称为‘共产主义’是有点令人困惑的，”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这个民主主义者的最著名支持者，5月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写道，“共产主义在中国是一件打了折扣的事情。”[19]在一本名为《亚洲的解决方案》的新书中，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他曾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写道：“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比国民党的政治结构更接近民主。”他继续写道，蒋介石可以是一个“联合人物”，他“不必担心失去他在政府中的权威，在这个政府中与共产党的党派差异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协调”。[20]
[27] FRUS，1945，vol.7，p.686.
福莱斯特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在亚洲大地上实现美国目标将要遇到的障碍。他所考虑的是在国内方面的心情：希望美国士兵能安全返回家园，不要被派去为一个本身就是腐败和不民主的政府执行代价高昂的任务。挥舞着写有“立刻撤军”标语牌的示威者们正在马路上游行。全国各地的社论中都在提出同样的要求。而卢斯的回答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和我们自己的命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8]
[28] James Forrestal，The Forrestal Diaries，ed. Walter Millis （New York：Viking，1951），p.111.
第二天，伯恩斯在同罗伯特·帕特森和詹姆斯·福莱斯特会面时大声读了范宣德的备忘录，这两人分别是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帕特森特别赞成忽视范宣德的观点，同时也忽略魏德迈的观点。根据戴维斯的描述，帕特森是个“很起劲的”人。他就是那个把共产党攻击海军陆战队视同为“轻喜剧”而毫不在意的人。他深信有关共产党力量的报告是“夸大其词”。在这次会议上，他对福莱斯特说，他刚刚与亨利·卢斯交谈过，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强力亲蒋的社论，文中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在道义上有义务给予蒋委员长全力支持，卢斯说他从帕特森口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应。
[29] New York Times，Nov. 29，1945.
作为对庄莱德意见的部分反应，范宣德表明了一个根本性的观点：所期望的行动并不总是有效的行动。他就中国问题提出了三个选择：第一，退出；第二，继续现行的政策；第三，扩大使命。虽然没有说得那么直接，但他似乎倾向于第一个，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使有我们的援助，蒋介石能够通过军事手段给华北和满洲带来持久的稳定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17]因此，在一项已经失败的事业中再去消耗美国人的生命、资源和声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30] New York Times，Nov. 28，1945.
庄莱德的立场……在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府的大多数决策中都是很典型的。某种情况中的力量现实，即使能被理解，也往往会服从于“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因为先例、承诺、道德冲动、情绪，以及包容一切的“国家安全”而应该去做的事情。于是，政策的成本因素就这样常常被忽视了。[16]
[31]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39.
范宣德认为，庄莱德的宣言中缺失了大量信息，尤其是没有仔细审查成本和成功的可能性。把为自由而战说得天花乱坠固然不错，但决策者需要评估宏伟的理想主义目标是否真正可以实现。正如约翰·戴维斯之后所说的：
[32] Radio Yenan，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Nov. 28，1945.
庄莱德的分析是建立在对美国实际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不过，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人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美国人的信念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大革命，就是走向自由民主的进步是至高无上的美国利益，因为其本身是善的，是被压迫人民的一盏明灯，而且因为最和平最安全的世界将是民主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庄莱德的备忘录中回响着后来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那种激动人心的理想主义。它也具有非常吸引美国人的威尔逊总统似的特色，即在世界事务中支持正义一方。鉴于后来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文革中的疯狂，以及其他所有这类现象——庄莱德呼吁采取的预防性立场为其获得了值得回顾的吸引力。然而，当时在中国该做何种选择是完全不清楚的。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国民党有着严重的缺陷；恰恰是共产党人在打着民主和公民权利的战士的旗号，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和西欧，都有如此众多标榜自己是进步人士的人被吸引到他们身边去。如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有过真正的民主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晰。但站在以后的立场上来看，关于国民党对中国来说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的说法就没有任何疑义吗？
[33] Time，Dec. 17，1945.
这个陈述很具说服力，而且还预示着未来将有更多这类有关在亚洲其他国家采取坚决、有效行动的声明，就像约翰·F.肯尼迪在1961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成功和自由的生存”。庄莱德的上司范宣德把这项声明转交给了伯恩斯，但也有很多人提出的论点是站在另一边的，尤其是范宣德自己。
[34] John Robinson Beal，Marshall in China （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0），pp.1-2.
最大的危险是，亚太地区战后的残局将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后果，即一个被日本控制的中国，被另一个不能接受的后果，即“一个被苏联左右的中国”所取代。防止中国永久分裂，应该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应优先于如政治改革或避免“自相残杀”等其他利益。美国可以选择简单的退出，但如果这样做，或者如果提供“给中国的只是三心二意的援助”，那将“摧毁我们所寻求实现的一切”。庄莱德总结说，美国需要“坚决、有效地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以实现在中国已经收复的地区，包括满洲地区，恢复秩序”。[15]
[35]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26.
现在情况不同了。威胁蒋介石生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苏联支持者，庄莱德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容忍的。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回荡着一种道德上的义愤，一种深沉的焦虑，即如果美国不能当机立断，那就会把大半个中国拱手让给共产党政权，这样的结果将不只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还将是可耻的。庄莱德写道，中共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对华北的控制”，同时“迫不及待地企图夺取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和教唆”，譬如以大连是一个自由港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来阻止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美国如何面对这些公然违反条约的行为，庄莱德写道：“（将）对中国、对远东、对世界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14]中国共产党控制华北和东北将意味着对中国事务的“外国干涉”，即苏联的干涉，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庄莱德断言，将无异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36]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3.
此刻，可能只有期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来发出最强有力的坚持到底的呼吁了。然而，这项使命却落在中国科的一位外交官员的头上（赫尔利认为其中大部分人员都是阴谋反对他的）。此人名叫庄莱德，是又一位工作十分勤奋的来自俄克拉荷马的职业外交官，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西安当领事，但现在已经回到美国任中国事务司司长。战时他一直被同事们认为比大多数中国通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但这在当时并没妨碍他加入那些职业外交官的共识：美国应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让他去进行政治改革，美国不应该不顾一切把自己和蒋介石绑在一起，以及如果军事上有必要，美国应该与共产党人合作。
[37]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5.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其与亚洲的关系中面临一个今后它将非常熟悉的两难境地。它认为，拒绝帮助一个友好的政府是不能接受的，但提供这种帮助所带来的潜在成本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在后来类似的情况下，每一个建议都会导致针对其自身的反建议。派遣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范宣德担心这可能会给苏联一个不从东北撤军的借口，而它现在已承诺12月初撤回它的军队。（最终，俄国人直至1946年4月才全部撤出它的部队。）撤出海军陆战队并退出中国？美国战时在亚洲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帮助建立一个友好、统一、独立的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它已经在生命和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如果现在退出，就是前功尽弃。
[3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 * *
[39]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27.
魏德迈接着给马歇尔提出建议——似乎忘记了对给共产党送去一场伟大“胜利”的担忧——他指出最好的出路，将是完全从中摆脱出来，从而“排除卷入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魏德迈进一步建议称，或许将东北置于新成立的联合国的保护之下会是一个解决办法，同时，国民政府能集中精力去收回对华北的控制权，魏德迈预测道，即使这样去做，也需要花费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辛苦努力。无论哪种方式，魏德迈明确地表示，美国都将面临一个基本选择：要么退出，要么深深卷入中国那不间断的内乱之中，并且去冒随之而来的各种风险，包括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可能性。
[40]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35.
对于苏联，魏德迈非常现实，他说苏联与蒋介石的代表维持着一种“外表的合作秀”，但“看来绝对是在为中共创造有利条件去逐步占领华北和满洲的重点地区”。在魏德迈眼里，蒋介石的问题主要不是军事问题。他喜欢蒋介石，他发现蒋非常“真诚”和“无私”，但是蒋被一帮“只对自我扩张感兴趣的寡廉鲜耻之徒”所包围。魏德迈说，听中国政治家说话感觉他们就像持不同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行动上却是通过欺诈和阴谋来实现自己发财致富的目标”，而委员长在腐败问题面前却表现得“不知所措和无能为力”。[13]
[4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魏德迈发自中国的报告极少提供值得乐观的理由。他告诉马歇尔，蒋介石“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在共产党人反对的情况下去占领满洲地区”，[12]甚至他要收复长江和长城之间的华北地区都没有把握。“这片地区十分广阔、交通有限，人们是否忠诚也值得怀疑，”魏德迈告诉马歇尔，“共产党游击队和破坏者可以并且可能……骚扰和限制中央政府军队的调动。”
[4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4.
魏德迈是美国在华的关键人物，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罗伯逊或其他任何人，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战争部长都会向他征求意见，此时魏德迈处于悲观、焦虑不安的状态。几个月前在华盛顿时，他像赫尔利一样，驳回了有关共产主义危险的说法，自信地说可以相对容易地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国民政府的软弱，而且还有不现实的美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是：是的，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会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导致给蒋介石的“间接帮助或支持”，但这并不等于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1月23日，与蒋介石重申要求更多美国援助的“紧急呼吁”的同一天，魏德迈给马歇尔拍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指出了这种说法的自欺欺人之处。他不怀疑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必要性。他写道，撤出海军陆战队就是给共产党人那“令人厌恶的宣传战和恐吓行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胜利。”[11]但是，支持国民政府“将肯定使美军卷入这场自相残杀的争斗中去。在这一点上不容犯错。……如果美国的政策是要帮助中国统一并置满洲地区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话，我们就需要明确了解这种后果”。
[4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到11月中旬时，来自武官处的报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震惊和悲观。“僵局的形成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因为在拿出一个解决方案上至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7]“冲突正在全线展开，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处于内战状态。”共产党人在进攻太原，在河北山西交界处出现了“激战”，八路军正在继续破坏东北的铁路线，力求防止政府军调往东北。大约在同一时间，驻天津的美国领事通知华盛顿，中国北方正常的铁路服务“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共产党人正在“抢劫火车、埋设地雷、拆除铁轨、烧毁枕木并大规模毁坏路基”。[8]11月18日罗伯逊的报告中给出这样的结论：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内战“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周后，他写道，尽管国民政府在把共产党赶出河北省和东北之间的沿海通道山海关的战斗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共产党占领了苏联军队撤离后的真空地带，凭借已经到位的一支估计有10万人马的军队，他们现在似乎已“根深蒂固”了。[9]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最后希望是蒋介石计划在12月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人曾表示他们将参加此次会议，这个大会至少可能带来内战的中止。但后来共产党人宣布他们绝不会出席这个大会，于是大会被取消了。罗伯逊说，此次大会的取消是“这个阴沉的一周中最黑暗的一面”。[10]
[44] 原文误为午门。——译者注
几天后，魏德迈再次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给他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让他把中国军队运到东北，但是，魏德迈说，鉴于莫斯科难以令人信服的行为，“我们的政策一直认为这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事”。[6]
[4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蒋介石催促魏德迈将军派美国军舰再运送两个中国兵团经天津到北方去。魏德迈予以拒绝，回答说美国已经为国民政府运送了足够兵力去接受日本投降了，他没有得到授权去提供更多的帮助。魏德迈在电报中告诉马歇尔，“持不同政见分子”，他这里指的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才是造成目前严重麻烦的原因，因此调运增派的部队不在我们的任务范围内”。[5]此外，魏德迈说道，他希望11月中旬能撤出海军陆战队，蒋介石已经在东北有五个军了，再帮助运输更多政府军部队去那里，就意味着延长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部署时间。
[4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9.
10月也有一些好消息。罗伯逊报告说海军陆战队帮助国民政府接受了日本在北京的驻军的投降，罗伯逊说，这能起到“减少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不断增长的共产党的威胁”的作用。但几个星期过去后，来自中国的大多数消息都是令人震惊的。罗伯逊转交了美国武官处的周报，这相当于有关共产党人的进展和苏联的欺诈的一份不间断记录。11月初，罗伯逊报告说新四军在撤出江苏和浙江这两个省份，这将“增强共产党军队在北方的实力”。[3]接下来的一周罗伯逊公布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威胁看来越来越大。”共产党人正在袭击铁路沿线，并声称要继续进攻，除非国民党停止其部队调动。与此同时，10月里有关国共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乐观情绪正在消退。罗伯逊说：“目前看来几乎毫无希望能够达成任何永久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4]
[47] FRUS，1945，vol.7，pp.694-95.
在抵达中国之前，罗伯逊在美国政府中的经历是驻澳大利亚租借法案办公室主任。后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会成为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这个位置上他被称为蒋介石的顽固支持者。但当他在中国担任临时代办时，他同赫尔利完全两样。他很有礼貌，行动很有理性，“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2]，就像一位同事后来所描述的那样；“礼貌之化身”，另一个同事则这样评价他。毫无疑问，后来他仇恨共产党而喜欢国民党，但他在1945年写的有关毛泽东和苏联的阴谋的报告看起来不是教条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与赫尔利不同，罗伯逊写的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其他人，如身在现场的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的报告。
[48] FRUS，1945，vol.7，p.700.
在10月和11月，从美国驻华外交渠道涌入的有关共产党迅猛发展和国民政府麻烦不断的报告越来越多，华盛顿的情绪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悲观。10月初，来自西安美国领事馆的情报说共产党在黄河以北正变得“日渐活跃”。笼罩在美国决策者心头的景象是共产党军队在华北不可阻挡的渗透。新任临时代办沃尔特·罗伯逊（Walter Robertson）是在赫尔利清洗了使馆人员之后来到重庆的，他告诉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由张家口、北京和大同三地形成的三角地带的大部分区域，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人口稠密地区——张家口是通往蒙古的门户，大同是通往东北的长城上的一个关隘，北京不仅是一个大城市，作为前帝国首都，还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此外，共产党人正表现出“对美国的极度反感”，罗伯逊如此说道，他们越来越向苏联靠拢。苏联占领了原先的日本武器库并把“大部分战利品移交给了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在条约上承诺只援助中国的中央政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