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熊式辉将军率领的中国谈判小组于8月12日到达长春。他们很快就有机会来计算出俄国人用来妨碍他们实现其目的的多种方式，他们的目的就是以国民政府的官兵来取代苏联人。但是，还有不少小的障碍。例如，中国人了解到苏联人下令暂停了中国银行在满洲地区的业务活动，所以谈判小组很难支付它的开销。有一次，俄国人因抱怨一些有关苏联国内政治的新闻报道，竟然搜查了国民党在长春的办事处，传唤了全部工作人员进行审问，指责他们没有得到苏联最高指挥部的许可就擅自分发宣传品，把他们关了一夜，然后下令他们停止所有活动，包括派遣小组去满洲地区各地调查情况。[61]几个星期来，苏联人一直抱怨他们所称的在满洲地区的“反苏活动”，并且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应该对此负责。苏联人甚至拒绝让中国人派代表到满洲地区以西的热河去购买制作制服用的皮革，借口说去热河的路途“太乱”。
后来，在苏联军队向柏林进军、一路上粉碎德国师团的征途中，马利诺夫斯基在布达佩斯战役、布尔诺战役和布拉迪斯拉发战役中都是胜利者。欧洲战争结束时，他被调到亚洲，指挥苏军在中国东北击溃了日军。几年后，他出任苏联国防部长；1960年他的肖像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图片并被冠以“俄国新的强硬路线”这样的标题。杂志写道，他“性格粗鄙”且“冷漠无情”；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儿子”[60]，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这样称赞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粗壮，不苟言笑的脸上带有一种好斗的坚定，他不是一个能被吓倒的人，也不是一个会被共产党词汇里称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情绪所折磨的人。中国代表团很快就发现，他也是一个擅长用打官腔来推托和编造借口的高手。
谈判小组成员之一，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张嘉璈，在到达长春机场时便注意到此地“挤满了苏联军官和士兵”[62]，周围难以见到中国人。“然后我们发现我们不能使用本国货币，”他在日记中写道，“同一天，我接到一份报告，说苏联军队正在掠夺工业设备。”[63]这是指发电机、锅炉、广播设备、汽车，甚至办公用具。当中国人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安置他们自己的政府时，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他需要得到上级的指令。当被问到他是否能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交通工具时，马利诺夫斯基说没有车辆、船舶或者飞机可供使用，尽管他也补充道：“这个问题两国政府可以在中苏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谈判。”[64]苏联是否允许中国人接管前伪政权的印刷局？马利诺夫斯基说此事也需要征求上级的意见。
作为中苏协议的一部分，一个表面上是监督苏联向中国移交控制权的谈判委员会已经在长春市建立起来了，那里也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司令部的所在地。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手段强硬、作战经验丰富、战功卓著、坚定可靠的共产党军官，一个“没有一丝温柔和怜悯”的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在15岁时就加入了沙俄军队来逃避令人厌恶的童年生活，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战斗，参加了在他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几乎每一场沙俄和苏维埃的武装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两次负伤。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的内战中，他开始为苏维埃而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志愿兵参战，当他返回家乡时，被授予列宁勋章以表彰他的勇敢。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后，他是生死攸关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的英雄，这一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扭转了不利于苏联的局势。他因杰出的指挥才干而获得了苏沃洛夫勋章，它是苏联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勋章。
毫不奇怪，在与苏联指挥官最初的会谈中张嘉璈会得出如下的印象，即“苏联无意积极支持我们运送军队到东北”，尽管苏联的蓄意阻挠总是会遮掩在以其他方式来提供帮助的虚假建议之后。马利诺夫斯基敦促中国人利用铁路来运输人员，但中国人知道，当然马利诺夫斯基自己也知道，在山海关的共产党军队已经把满洲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铁路线切断了。
这些小规模冲突不会醒目地出现在美国军事史书上。然而，它们是发生在美国军队和一种新的敌人之间的第一次此类对抗，这种对抗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熟悉。在越南战场上，以及在更后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这种对抗产生了一个新名词，叫作“不对称战争”。敌对的游击队突然在无名的村庄里出现，开火袭击，当美国战斗机出现在天空时，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成为后来美国在亚洲的战争模式。在中国河北省铁路沿线发生的这些冲突的背景是即将到来的冷战。这些冲突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由它们所支持的第三方出面打的小规模代理战争，美苏两国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权力的竞争已经开始了。
10月里的日子在一天一天过去，苏联对满洲地区的全面控制也越来越清晰，他们的蓄意阻挠不再是小打小闹了。马利诺夫斯基的一个助手——张嘉璈认出是帕夫洛夫斯基少将——正式通知中国国民政府，他们认为所有原先日本留在满洲地区的工业设备是战利品，都属于苏联。中国人提出抗议。苏联做出让步，说日本国有产业将是战利品。日本的私人财产，相比之下要少得多，可以归中国所有。苏联在当地拥有150万官兵，中国完全无力抵抗。
佩克转乘一架飞机去秦皇岛，在那里他直接将整个东北移交给国民党指挥官杜聿明将军。双方一致同意，派遣国民政府的部队去清除铁路沿线的共产党游击队，并且为了让这些部队能够放手完成使命，海军陆战队将接管唐山和秦皇岛之间全程135英里内所有长度超过100米的大桥的守卫任务。从海军陆战队的角度来看，这项安排使他们不会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发挥直接作用；而从中共的角度来看，海军陆战队正在帮助国民政府收复的失地，正是共产党人凭借其勇敢和牺牲已经在敌后夺取并在其控制下的地区。
不难想象中国人在这个被认为是合作但实际上是发号施令的条约下的劣势地位。这位马利诺夫斯基代表着地球上第二强国的胜利之师，面对的是一个软弱、满目疮痍并且是分裂的国家的代表，这个国家所能依靠的仅仅只有来自一个遥远的超级大国所宣称的友谊。在谈到满洲地区名义上回归中国政府控制这件最紧急的事情时，熊将军通知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打算借用美国船只从香港把部队运到大连港并登陆。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是，中苏条约宣布大连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仅用于商业目的，因此允许中国军队在那里登陆将违反该条约。换句话说，恰恰就是在这个条约中，苏联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为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们有义务对之给予道义和物质支持，现在却告诉这同一个政府，它被禁止派遣自己的武装部队到属于它自己的一部分领土上去。
这种紧张局势也导致了北边更远处的武装事件。11月中旬，德威特·佩克（DeWitt Peck），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的四星将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乘坐火车途经古冶[59]，这是一个村庄，位于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岛港口之间一条主干线附近——魏德迈将军曾经强调保护这条货运线的军事必要性。突然，佩克和与他同行的部队，一队海军陆战队卫兵，受到藏在铁路北边500码左右一个村庄里的共产党军队的袭击。海军陆战队的一个飞行中队被叫来增援，在共产党占据的村庄上空模拟低空扫射——不想伤及平民——实施攻击的共产党便溜走了。当海军陆战队第7师的一个连第二天到达现场来营救时，他们发现共产党人在夜间已经把400码长的轨道给破坏了。几名中国铁路工人被埋在路基上的地雷炸死了。
张嘉璈对苏联如此直截了当且厚颜无耻的阻挠感到十分震惊，他写信给蒋介石警告说，苏联意图在北方创建一个“特殊体制”，中国东北的几个省将“完全被包围”。“我担心恐怕连东北沿海都面临被封锁的危险，”张嘉璈写道，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东北势必会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65]
在谢泼德和当地中共指挥官之间信件交往之后，残余的伪军、等待遣返但仍担负着守卫任务的日军以及共产党等各种武装团体之间接连发生了许多冲突。尽管政府军力量在不断增强，青岛仍然像海军陆战队战史所描绘的那样，是“共产主义海洋中的一个小岛”[58]，只有海军陆战队才使得这个在上海和天津之间的最大港口免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当然，这一事实在共产党人眼中意味着——与谢泼德的保证相反——美国人在中国的内战中支持了一方去打击另一方。
马利诺夫斯基总是备有某种合理的替代方案，他让中国人及其美国护卫放心，尽管大连这个东北最大的和最好的深水港不向他们开放，但他们可以往北在葫芦岛和营口这两个小一些的港口让部队登陆，美国人不想打仗，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当美国船只组成的小舰队抵达葫芦岛后，他们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控制了港口并发誓如果政府军试图在那里登陆他们将不惜一战。[66]
谢泼德回信说他在那里并不想消灭任何人，共产党想进入青岛是不可取的，并且“海军陆战队第6师绝不会帮助中国冲突中的任何一方”。此后不久，谢泼德与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肩并肩站在一起，在青岛赛马场接受1万多名日本官兵的正式投降，建这个赛马场的时候，青岛还是德国的殖民地。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景。就像早些时候在烟台一样，指挥美国军舰的海军少将丹尼尔·巴比负责帮助国民政府夺回领土控制权。如果真要打起来，巴比有足够的兵力去对付共产党人，但他接到的指令是避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他告诉国民政府就此事去与苏联谈判。熊将军向马利诺夫斯基正式提出在葫芦岛登陆一事，他指出苏联指挥官曾向他保证过能在那里安全登陆的。马利诺夫斯基曾给出从11月5日到10日之间作为登陆的窗口。美国的特遣部队是11月7日到达的。然而，马利诺夫斯基答复说，共产党的部队没有经过苏联控制下的区域而是来自南方，所以他能做什么呢？这位非常“助人为乐”的马利诺夫斯基建议熊将军去同八路军商量此事，熊式辉将军自然说他不能这样做。他心里很清楚，共产党人是不会因为他要求他们离开就会客气地放弃葫芦岛，允许政府军在那里登陆的。当熊式辉又问马利诺夫斯基如果共产党部队和政府军之间发生冲突俄国人会怎么做时，苏联指挥官的回答是他会停止干涉中国的内政。
10月11日，海军陆战队一个侦察连登上了青岛码头，青岛是从烟台穿过山东半岛位于其西南方的一个大港口城市。八路军控制了青岛附近内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沿海大部。国民政府还远在他乡。海军陆战队接管了这个港口城市，并将离城10英里的机场置于其保护之下。在初次登陆后的两天内，师长小莱缪尔·C.谢泼德少将，后来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山东的共产党指挥官，信中提议双方在“消灭剩下的日本军队和其他叛军”[57]的行动中进行合作，后者指的是汪伪政权的军队。他说共产党正在准备进入青岛，他期望不会遭到海军陆战队的抵抗，他希望海军陆战队不要介入迫在眉睫的与国民政府军队的“公开冲突”。
美军特遣队仍然在巴比将军指挥下改向营口进发，这是国民政府部队登陆东北港口的最后选择。到营口后，由共产党任命的市长在码头上向站在登陆舰栏杆边的美国人大声呼喊，共产党会抵制政府军队任何登陆的努力。于是，巴比遵照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命令，下令舰队撤回到海上。政府军的登陆只好向南转移到秦皇岛港口，的确，美国特遣部队在渤海上航行了数日却没有结果，最终只得在11月中旬让所载军队在秦皇岛港上岸。
这无疑是事实。在中国没有什么军队，除了苏联红军，在火力和战术上能与海军陆战队媲美。然而，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还是紧张和艰难的。他们从等待遣返的日本人那里获知，那时日军巡逻华北的公路和铁路时经常遇到八路军游击队的狙击、伏击、地雷和对轨道与信号设备的破坏。这个责任现在已落在美国人头上了，他们坐在满是灰尘的烧煤的火车上，或是乘着吉普车和卡车在泥泞的公路上巡逻。无论1万英里外穿西装打领带的官僚会说什么，海军陆战队所面对的是想让他们离开的棘手的本地武装，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一本海军陆战队战史记载道，从长城到沈阳“每一英里铁轨、每一座桥梁、每一个道岔都是共产党攻击的潜在目标”。[56]在中国执行任务的整个期间，海军陆战队遭遇了18次武装冲突和几次小规模袭击，共有12人阵亡和42人负伤。
此刻，蒋介石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蒋经国，在长春加入了中国谈判小组。11月4日，蒋经国去拜访马利诺夫斯基并向他抱怨说，共产党的军队阻止了政府军预期在营口的登陆。马利诺夫斯基的答复是，在营口的苏联军队人数甚少，所以阻止共产党队伍的调动是不可能的。“很清楚，”张嘉璈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故意让八路军的人进入葫芦岛和营口，以便阻止政府军在那里登陆的努力。”[67]
而且，天津至北京公路上的交火和约翰·伯奇的被杀证明这里已不再安全，即使这种危险在美国军事领导人眼中似乎还不那么严重。在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和海军部长詹姆斯·F.福莱斯特（James F.Forrestal）会面的时候，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Robert P.Patterson）把这些与中共的摩擦事件看作某种“轻喜剧”，声称海军陆战队可以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而不会碰到“严重的阻碍”。[55]
张嘉璈开始明白苏联蓄意阻挠的原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时友好关系在战后恶化了。有很多次，马利诺夫斯基都用“严厉”的语气抗议国民政府让美国派军舰到大连。张嘉璈了解到，俄国人想排除在东北的任何美国军队，这就置中国于困境之中。造成这种局势的背景是，美国采取了行动来排除苏联在占领日本中发挥作用，而占领日本正是莫斯科所要求的，作为其军队参加了五天战争的回报。[68]苏联的宣传在鼓吹毛泽东早已提出的理论，即扭转亚洲战争局势的是俄国人对东北日军的进攻，而不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胜利以及原子弹的使用。这也是俄国人为他们系统剥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地区工业之举辩解的所谓正当理由。占有日本建造的工厂只是为了补偿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如果美国坚持垄断战后的日本，那么苏联将在东北亚予以回敬。
一切变化得太快了。仅仅几个月前，当抗战还在继续进行时，美国军官和中共政治局成员还在延安一起参加星期六晚上的舞会。在中国沦陷区的田野和村庄里，友好的八路军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营救被击落的美国空军士兵。现在共产党的政策，除了没有真正的公开交火之外，却使得美国人极不安全，以至于他们决定要离开。
于是，游戏还得继续下去。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下一个有益的建议是国民政府空运部队进入沈阳和长春，为实施这项计划而在11月举行的谈判进展缓慢。但此时蒋介石对整个东北局势越来越悲观了，他不能确定如果他强行行事是否能占上风，他也担心朝内战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招致全体人民的愤怒。这很容易理解。已经重新活跃的中国新闻媒体充满着希望避免内战的热情表述。10月末，10名自由派教授在仍然因战乱而内迁的几所大学的所在地昆明发出一封公开信，敦促毛泽东和蒋介石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并召开一个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美国大使馆注意到这种情绪的增长，提出警告说：“这些教授都对他们所说的‘美国对华新政策’感到痛心，他们对美国给予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感到困惑难解，他们认为这种支持只会增加蒋介石的决心，不在中国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也不交出现在由国民党拥有的任何真正的权力。”[69]
在“凯托克廷”号上，巴比向魏德迈证实该地区确实没有日本军队，这就意味着海军陆战队任何形式的登陆都不能代表解放一个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而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招致“共产党的痛恨”。[53]在巴比的敦促下，美国最高指挥部决定放弃在烟台登陆。共产党赢得了一场胜利，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至少有一位在现场的美国记者做出了报道。迪尔曼·德丁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已经给了国民党政府——“现在的关系已经接近内战”——大量的帮助，把政府军队运往北方并直接接管了天津、北京以及秦皇岛。“有关烟台的决策将画出一条线，当前美国不会在涉及中国敌对党派的问题上越过此线去支持蒋介石总司令。”[54]
共产党人巧妙地调整自己以便与这种日益增长的舆论趋势保持一致，他们同样抱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也同样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事实上，蒋介石已经宣布计划于1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所有的政治派别将在这次大会上决定选举以后的国民大会的方式。蒋介石这样做似乎是回应知识分子中的呼吁和来自美国的要求走向民主的压力，的确，他也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些步伐。那年春天，蒋介石主持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国民党自1938年以来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决议案中有一项是要求当年晚些时候召开一次全国会议以便为新的国民大会安排多党选举。[70]蒋介石也终止了在部队主要单位派驻政治委员的制度，这是在他的美国顾问敦促下采取的行动，其目标是摆脱政党对军队的控制。当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特别是结束了新闻审查制度并释放政治犯。难道这些都是纯粹装饰门面的吗，就像共产党和许多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在蒋介石统治之下的中国政府仍然是一党独裁，但已经允许并容忍公众的批评；这样的开禁举措已经在空气中发酵。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并且，重庆谈判结束时，毛泽东也在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几天前的9月27日，在获知美国计划要派遣部队到这个港口城市后，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参谋长叶剑英发了一封电报给魏德迈，告诉他既然附近没有日本人，在该地区部署美军将被共产党视为干涉中国内政。[51]尽管如此，“凯托克廷”号旗舰，在“路易斯维尔”号巡洋舰及其海军陆战队特遣队护卫下，于10月7日早上到达烟台。巴比少将，这位来自俄勒冈，曾在新几内亚、菲律宾和婆罗洲指挥过海军陆战队作战的两栖战专家，派出一名美国上校要求共产党人离开，但会见了美国上校的共产党官员客气地拒绝这样做。他复述了叶剑英告诉魏德迈的话。由于“中国军队得到了与敌人战斗多年并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本省人民的支持”，这里一切都秩序井然。[52]同时，叶剑英给魏德迈司令部又发出了第二次警告：如果美国部队登陆，可能会出现麻烦，而责任将在美国一方。
与蒋介石的谈判结束后，除秦皇岛外，八路军封锁了满洲地区所有港口。11月中旬，林彪占领了长春，这是苏联人指定为空运国民政府军队的目的地城市之一。总是热切地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苏联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蒋介石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如果他能和俄国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向他们证明不会在东北给他们惹麻烦，仍然可以说服他们不去帮助共产党人。所以，空运计划也就被放弃了。[71]
次日，罗基少将在海军指挥官丹尼尔·E.巴比（Daniel E.Barbey）海军少将的陪伴下，登上了“凯托克廷”号指挥舰，沿山东北部海岸航行去执行占领烟台港的任务。美国人知道，共产党人在战争结束后的那些日子里已经从日本人手中夺取了烟台。烟台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无论谁占有这个港口城市，都可以用它来运送部队，通过大连港然后去东北，中间只需穿过渤海150英里的水面，即将到来的争夺中国的第一仗就是在东北打响的。
[1] FRUS，1945，vol.7，pp.519-20.
同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凯勒·E.罗基（Keller E.Rockey）少将，主持了天津地区所有日本军队的投降仪式，后者大约有5万名官兵。[50]受降仪式场面宏大，盛况空前——一支海军陆战队乐队，一支护旗队，美国国旗和中华民国国旗在飘扬着，地点就在法式市政大楼前面。这栋大楼是该城最雄伟的欧式建筑物，现在已改作第三两栖军的指挥部。用绳索圈出的受降场地外面挤满了人，有些人从屋顶往下看。一组6名日本军官走过海军陆战队警卫跟前朝受降桌走去，在罗基少将面前象征性地放下他们的佩剑。随后，当他们被押送到在旁等候的汽车边时，中国人纷纷发出憎恶的嘘声。
[2]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40-41.
对中共这项指导方针的第一个检验发生在北京附近，周恩来曾警告沃顿将军那里会有抵抗。10月5日，一支海军陆战队侦察小队在从天津到北京的路上发现了36个分散的路障，卡车大小的这类车辆无法通过。共产党想要阻止从港口运送物资到以前的帝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营地，国民党士兵也在乘飞机抵达。第二天，当海军陆战队的工兵在一个步兵排的掩护下去清理道路时，四五十个共产党士兵从周围的树林里向他们开了火。[49]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了伤，整个排被迫撤退。第二天，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坦克排开到现场，以岸边一艘航母为基地的飞机也飞来保护，他们清除了路障，没有发生进一步的事件。
[3]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406.
在确信苏联不会干涉之后，中共制定了一项咄咄逼人的战略，以应对新的美国军事存在。就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的那一天，《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准确地指出：“不管美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登陆实际上会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不可避免地协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一亿人民。”[47]几天后，这家报纸警告说，美国军队不应该进入“已经被解放的和没有日本军队的地方”。共产党的政策是对美国人讲礼貌，甚至欢迎他们，“如果他们尊重我们的利益的话”。但如果他们试图强行进入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反对正式通知他们，并准备以武力抵抗”。[48]
[4]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46.
如果他能够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这些，斯大林就没有理由只是为了多得到些好处就冒风险去与有核武器的美国人为敌。所以，他尽最大的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去实施一种特别灵活的甚至在当时看来有点自我矛盾的政策。他敦促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但当他们这样做时，他又会抑制他们，并要求他们向国民政府做出让步。之后，当局势许可时，他会再次敦促中共采取更加好斗的政策。斯大林熟练地操控着。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他从来没有失去自己的影响力，即便有时候他的谨慎在毛泽东身上激起了阵阵受挫后的愤怒。同时，他与国民政府又保持着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直到他帮助调动的军队迫使国民政府流落他乡。
[5]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56.
有着这样的战略，斯大林自然是胜券在握。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华北，当然他也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在他的边境他就赢得了一个他自认为会是友好甚至恭顺的政权。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将是最好的结果。然而，斯大林知道共产党也许会失败。如果国民政府占了上风，斯大林可以声称自己在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上是无辜的，同时保留他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收益，在旅顺港驻扎苏联军舰，并维持同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这个政府还依赖着他的善意。在这两种情况中，斯大林都将成功地取代日本成为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力量，彻底扭转1905年俄国被击败和日本占领满洲地区造成的影响，还能在苏联西伯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保持一个安全缓冲区。
[6] David McCullough，Truma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424.
这个基础是日本投降后几个月里在斯大林的帮助下逐渐奠定的，但共产党人的运动大都在暗中进行，斯大林的帮助也是秘而不宣的。斯大林一再地保证说他将履行同中国国民政府签署的协议，赫尔利和其他一些人愚蠢地相信了这些保证。足足有好几个月，美国人都处于困惑和不确定的状态，然后才恍然大悟斯大林的政策仅仅是口头上信守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尽一切可能在帮助中国共产党，除了不去激起美国的强烈反应之外。
[7]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6.
毛泽东对此非常清楚。他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是农民游击队的形象，擅长于用农村包围城市，却又不需要去赢取这些城市。然而，早在1945年春末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工业、交通系统和生产财富的方式，以便抗衡国民政府对上海附近工业区的控制。[45]“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在七大结束时的一次会议上说，“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46]
[8]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14.
满洲地区之前至少有两次充当了征服或试图征服全中国的基地，最近的一次是在1937年，当时日本人从他们控制的伪满洲国派出师团向南进攻。三个半世纪前，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羸弱不堪，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派出他的军队穿过满洲和中国内地之间群山中的关口。就像后来的日本人一样，他们爬上了长城——面对强悍的入侵者长城从未发挥过非常有效的屏障作用——然后他们像洪水那样涌向广袤的华北平原，以及数以千计无防备的村庄。毛泽东在后来的一些重大战役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控制了满洲地区并不是控制了中国，但它可以为任何反叛力量提供巨大的优势。
[9]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5.
满洲地区的面积大约是60万平方英里，比法国、德国和波兰三国面积的总和还大。它拥有现代工业经济所需要的丰富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和日本在1905年为争夺它而开战，也是为什么日本在1931年占领它。满洲地区的人口几乎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黄海和巨大的渤海湾有着极好的终年不冻港——大连、旅顺、营口、葫芦岛等。在南边，它能威胁到与之非常接近的华北地区一些关键的战略要地，尤其是北京，它距离满洲地区最南部的辽宁仅有约100英里，而距长城仅50英里左右。最重要的在战略上，它与苏联有着1000英里的边境线，另外与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古也接壤，所以无论哪一方占有这个地区，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俄国人提供的武器并且拥有广阔的腹地作为无法攻克的避难所。
[10]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
伯奇的被杀，恰逢共产党人对任何被认为是阻拦他们前进的人变得更加严厉的时刻。那四名“西班牙猎犬”小队的美国士兵仍被关押着。几周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另一支小队也被陕西省的共产党人逮捕并关押。[44]很快，以山东为中心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人都用枪口来大声表达反对美国的任何干预。
[1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8.
当时整个小组曾一度试图寻找当地的共产党指挥官，伯奇抓住了一个传令兵的衣领，使劲晃动，还问他：“你是土匪吗？”那个指挥官，就是最初下令逮捕他们的那位军人，此时命令他的士兵解除伯奇和他的情报小组的武装。根据董庆生上尉的叙述，他在这个事件中受了伤但幸存下来并给美国调查人员提供了证词，伯奇被射中大腿，然后被抬到火车站附近的煤渣堆，最终用刺刀捅死。“尸体被发现时是裹在一张草席里面，”情报小组中另一个幸存者W.J.米勒中尉后来向魏德迈汇报说，“他的手和脚都被捆住了。左大腿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右肩膀上有一个大洞，整个脸被毁得面目全非。”
[1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6，citing Zhu Yuanshi，“Liu Shaoqi yu Kangzhan Jiesu Hou zhengduo Donbei di Zheng Dou” ［Liu Shaoqi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Northeast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Jindaishi yanjiu ［Modern History］，no. 5 （1988）：pp.124-45.
共产党的军队放了他和他的小组，接着第二次把他们拦了下来，第三次则是8月25日在一个叫黄口车站的地方。伯奇的副手，一个名叫董庆生（Tung Chin-sheng）的国民党军官，试图说服共产党人，称美国人是朋友，扣押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会导致“共产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严重误解”。伯奇拒绝解除他的小组的武装。他要求面见共产党的指挥官。他表现出愤怒甚至专横的态度，这导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死是他自己挑衅的后果。
[13]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3.
他就是伯奇奉命去取得联系以便帮助其侦察潜在的空军基地的那个人，但这不符合共产党人的愿望。共产党人同郝鹏举属下四个师的很多指挥官都有着密切接触。战争结束时，蒋介石命令郝鹏举等待并入国民政府军队。共产党人则想说服他去他们一方，所以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美国人干涉这个计划。当伯奇情报小组的4名美国人、7名中国人和2名朝鲜人经苏北抵达山东时，他们被共产党军队拦住了。随后双方进行了愤怒的谈判。伯奇到那里去并无意图要干涉正在出现的国共之间在华东的争权夺势。他只是想勘察飞机场，所以他愤怒地要求共产党人允许他继续自己的使命。
[14]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3.
山东在战时的情况说明了共产党人和日本人之间不言而喻的休战状态，双方都不想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在实质上的巨大军事僵局中。共产党人也设法与汪伪政权进行秘密合作，因为其主要敌人都是作为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能够牵制相当大部分的国民党军队，这对伪政府和日本人都是有利的。在山东的这一秘密互利关系中，有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一个名叫郝鹏举（Hao Pengju）的前国民党军官，此人投靠了伪政权，当上了华东地区警备司令。
[15] Zeng Kelin，“Dadi Chongguang：Youguan Dongbei Jingun Huiyi，” ［Recover the Land：Recollections of Marching into the Northeast］，Renwu ［Figures］ 184，no. 5 （1984）：77-78.
伯奇主要是替专门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搜集情报的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局工作，为此他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监听站。日本投降后，伯奇奉命去山东省侦察第14航空队能使用的机场，以便接回关押在那个地区的日本集中营中的美军战俘。[43]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他的使命是复杂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在山东这个地区，共产党人历尽艰辛才在敌后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山东省的战略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的大小和中心位置，而是由于它的两个主要港口——南部的青岛和北部的烟台——控制了通往中国大部分海岸线的通道，尤其是东北地区。1945年年初，中共曾经提议，美国人可以使用江苏省北部的一个港口，就在山东以南，以此换取朱德要求的2000万美元，以作为一种行贿资金帮助他从伪军那里得到武器。
[16] Ivan D. Yeaton，Memoirs of Ivan D. Yeaton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76），p.116.
伯奇的名字多年后被一个极右政治运动所采用。但如前所述，他当时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军官。他曾受到史迪威的称赞，被戴维斯所推崇，并由国防部宣布是“我们组织内的杰出的情报人员之一”。[41]保罗·弗瑞曼，另一个战略情报局军官，在长沙郊外他那小小的总部里遇见过伯奇，发现后者是个“25岁左右瘦瘦的年轻人，爽朗，充满热情，性格很有吸引力”。[42]珍珠港事件之前伯奇曾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当时美国在抗日战争中还是中立国，他亲眼见证了日军无数的暴行，使他成为“坚定的抗日分子”。他“在工作中极其认真，知识渊博”，弗瑞曼后来写道。伯奇出生于佐治亚州的梅肯，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如弗瑞曼所述，他认为“这是上帝的战争，在我们这边都是好的，日本那边都是坏的”。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6-107.
毫不奇怪的是，共产党会把美国的立场视为不友好。在1945年的秋天，当美国的空运正在进行着并且海军陆战队也在执行他们的任务时，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陷入了一种紧张和小规模的对抗中。8月15日，约翰·伯奇上尉成为第一个被亚洲共产党军队杀害的美国人，也是后来成千上万被杀的人之中的第一个。
[18]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7.
9月，杜鲁门总统成功地提出了一项处理外交矛盾的杰作。他说，应蒋介石提供援助的请求，美国将提供飞机、舰艇和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支持。他说，提供这些援助将不会使美国在中国即将来临的内战中支持其中一方，这是美国一厢情愿的做法的最佳例子。在他对华政策的声明中，杜鲁门援引了美国的民主理想，指定美国的援助不能被“转而”用于同中共打内战或“支持不民主的制度”[40]——这个要求听起来不错，但忽视了一个麻烦的事实，蒋介石政府正是一个不民主的机构。从那时起，美国的特使们就多次警告蒋介石，美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如果内战爆发，美国就会停止援助。
[19]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11.
共产党人早已在全力同国民党激烈争夺地盘，攻击铁路线也是他们干的。艾奇逊同意魏德迈的看法，也认为海军陆战队是必不可少的，他写道：“存在问题的港口都位于最可能发生麻烦的地方……因此，美国军队的存在将加强国民政府的地位，有助于从—开始就防止发生任何骚乱情况，这也是蒋委员长所希望的。”[39]这口吻听起来根本不像是要置身于中国的内战之外。
[20] New York Times，Oct. 30，1945.
魏德迈确实考虑过这些问题。他认为赫尔利对苏联的乐观是幼稚的。他相信它的长期计划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去接管整个国家，这导致他得出与范宣德相反的结论。魏德迈大声疾呼，由美国来“牢固地”占领一些主要港口地区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中国的局势有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中国有400万～600万名日本侨民，其中包括100万仍持有武器的士兵，他们需要被遣送回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难民也在设法返回他们战前的家园。这个国家有着迫切的经济需求，必须立即加以满足。煤炭必须从唐山附近的矿山用火车运到港口——魏德迈把守护这些煤炭称为“军事需要”[38]——否则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会没有燃料供应给像上海之类的地方的发电厂和工厂，如果经济崩溃的话，他警告说，将会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
[21] Yang Kuisong. Mao Zedong yu Mosike de enen yuanyuan[The Love-H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Moscow]. Nanchang：Jiangxi Renmin Chuban She[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Co.]，1999，p.228.
但是，这些中国军队如果不靠美国飞机运送又怎么能够到位呢？如果他们不能维持秩序，那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能阻止共产党及其俄国保护人去接管中国东北部所有港口的话，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美国应该只是站在一边，听任这种情况发生吗？如果不是，美国该如何避免偏袒一方呢？如果美国确实偏袒一方，那么在公众大声疾呼和平的情况下，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能这样做呢？
[22]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1.
范宣德提出的是个关键问题，即美国是否应该干涉中国？这个问题从1945年到1946年被提出并探讨了无数次，甚至当美国在进行干预时，无论怎样慎重，在越来越激烈的中国国内的争吵中，官方层面上也都还是保持中立的。这项政策既模糊又矛盾，因为其本身的目标就是不可调和的，其一是帮助国民政府运送部队和扩大其权力，其二则是拒绝被拖入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正在加剧的冲突。为了使美国能脱身于中国国内的争吵，范宣德希望中国军队能执行美国人被派去执行的任务。
[23]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26.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美国国内公众要求和期待美国军队从战争中返回家园，而不是去执行新的、非常遥远的部署的形势下展开的。这架历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的解散是如此迅速、如此杂乱，以至于杜鲁门称之为“解体”。假如他试图加以阻止，他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卡洛得出的结论是：“他很可能会受到弹劾；既然战争胜利了，敌人粉碎了，整个国家渴望自己的年轻男女回归家乡的情感是压倒一切的。”[36]这种公众情绪大大地限制了美国在中国做出重大承诺的能力。中国通们对海军陆战队的部署感到紧张不安是出于有关联的其他原因：这种部署实质上是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而这正是美国官方政策所要避免的。国务院中国科负责人范宣德问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如果共产党试图接管海军陆战队控制的港口的话，美国人该怎么办。范宣德指出，美国人将要么不得不击退他们，要么“靠边站”，让他们接管，这两个选择没一个是吸引人的。“除非有压倒一切的军事原因要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去执行这些部署，”他写道，“否则这个计划就应该被放弃以利于中国军队的占领。”[37]
[2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2.
此外，海军陆战队接管了前德国殖民地青岛，此地曾被称为“（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一部分”。[35]琼斯将军指挥一个北京联队驻扎在东交民巷，那里聚集着庄严的外国驻华使馆及其附属的公寓、俱乐部、教堂和酒店，几十年前被义和团围困过。海军陆战队的职责之一是保护天津至北京和天津至秦皇岛的铁路线，并保护养护铁轨的中国工人。10月初，在靠近天津东边机场的一家原法国兵工厂成立了一个飞行联队，其他空军部队则驻扎在青岛和北京附近的机场。生活在铁路附近成百上千个土坯房村落中的中国农民，几乎都已经习惯了美国执行侦察任务的飞机在中国糟糕的交通网上空发出的嗡嗡声。
[25]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2-33.
在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同时，魏德迈开始帮助国民党把军队从大多数设在中国西南方的基地空运到东部和北部地区。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行动。魏德迈在写给取代了受人尊敬的乔治·马歇尔出任总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将这场行动称为不亚于“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使用飞机的部队大调动”。[34]两个月来，中国的上空充斥着巨大的四引擎C-47军用运输机发出的嗡嗡声和隆隆声。大部分飞机都从印度飞越驼峰，接上军队后，将他们送到新营地，然后再飞越喜马拉雅山返回印度。这些飞机把3.5万名士兵从柳州送到上海，两地距离长达900英里；它们还把中国远征军的4万名老兵从芷江途经800英里运到南京；此外，还有数千名其他部队的士兵被空降到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
[26] OSS Records，NARA，RG226，Entry 148，Box 7.
但这只是短暂的休战。没过一个月，共产党人就展开了一系列不间断的行动：狙击、骚扰、彬彬有礼的谈判，以及不那么彬彬有礼的恐吓，试图阻止美国人帮助国民政府集结军队。
[27]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几天内，海军陆战队全面铺开，一个营向北航行到满洲地区南边的秦皇岛港，在那里他们发现一些现已解散的伪军正与共产党游击队交火。秦皇岛不仅在历史上就是通往东北的沿海门户，而且还是从内陆省份河北的煤矿运煤来到此地的汽车的终点站。美军指挥官约翰·J.葛姆雷中校下令以海军陆战队取代伪军守住防线，共产党人停止了射击，表示他们愿意合作。
[28]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上午10点30分，海军陆战队第1师第7团的指挥官路易斯·R.琼斯准将率领一队人马乘坐登陆艇通过海河河口的沙洲到上游的港口去安排部队登陆。在琼斯的船经过时，成群的中国人站在从河口到港口全长15英里的沿线观看。次日，海军陆战队第7师乘火车到天津，在那里，挥舞着纸制美国国旗的人多如牛毛，以至于陆战队的卡车不得不强行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前往他们设在原先的公共租界里的驻地。
[29]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然而，不管欢迎与否，9月30日上午，在日本投降六周后，也是毛泽东、蒋介石和赫尔利都在重庆专注于他们的谈判时，一支属于第三两栖军的大约2.5万人的部队出现在海河河口，这是北方大城市天津的塘沽港的入口处。[33]对于大多数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景象。许多中国的小舢板从河口涌现，陆战队员们排列在登陆艇栏杆边，与中国船夫交换着互不相通的问候，并购买一些廉价小饰品作为纪念。
[30] OSS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NARA，Entry 148，Box 6，Folder 87.
在北京之行结束时，沃顿收到一张内容为要求见他的纸条，上面写着“人民反对蒋介石”，这是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提到的。那天晚上，周恩来突然出现在美国人的总部，直截了当地发出警告：共产党“将为阻止海军陆战队进驻北平而战”。随后是被沃顿称为“暴风雨”般的长达一小时的会谈，其间沃顿同样直截了当地告诉周恩来，海军陆战队特遣队会利用公路和铁路来到北京，而且这支部队将“完全有能力长驱直入，穿过共产党在其前进路途上聚集的任何部队”。[32]就在几个月前，毛泽东几乎恳求过美国让其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现在，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局势已彻底改变，美国军队不再受到欢迎。
[31]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66.
在朱德的照会送到重庆使馆后，共产党再次做出努力劝阻美国帮助在华北的国民政府。威廉·A.沃顿准将，第三两栖军司令官的参谋长，于9月的第三周从关岛飞到中国，为海军陆战队员月底来华做准备。沃顿在战争爆发前已在亚洲待了十二年，主要是在华北地区。他能说中文，也很了解中国。他飞到上海，在那里见到了赫尔利，随后又去天津与日本人商谈关于海军陆战队接管当地驻防事宜，日本人极其配合。然后，他又去北京为预期抵达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安排住宿。
[32] Benis M. Frank and Henry I. Shaw，The 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vol.5，Victory and Occupation （Washington，DC：Headquarters，U.S. Marine Corps，1968），pp.547-48.
美国人也认定有必要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去中国，特别是有5万名成员的第三两栖军（ⅢAC）。这支特遣队经历过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几次战役的洗礼，战争结束时在关岛接受了训练，准备投入预期中的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因此，将这支部队派到中国，能确保应付混乱局面并帮助完成遣返日本军人和平民的重大任务。
[33] Henri I. Shaw，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1.
因此，针对蒋介石的请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责成魏德迈帮助中国遣返日军，恢复部分失地，尽管命令同时明确表示，美国军队需“避免在中国参与任何自相残杀的冲突”。在许多在华美军军官的眼里，这项要求似乎既天真，也无法得到执行。正如魏德迈在一系列尖锐的、越来越恼火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将政府军运送到共产党已经存在的区域就是参与到中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中去。共产党当然也会这样认为。8月15日之后，谴责美国的行动成了延安报纸和广播的主题，其通常被描述为“支持中国反动派打内战”。[31]
[34] Schaller，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265.
共产党想尽快调动军队到一切他们能去的地方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反应是请求魏德迈帮助将政府军空运和海运到中国北部和东部。美国同意这样做，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划下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冲突红线。苏联是暗中帮助共产党，而美国是公开地帮助国民政府，尽管给出的理由不那么光明正大。帮助空运的表面原因是让国民政府去接受日军投降，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华北还有100多万日军，其中很多是在临时充当警卫，收缴他们的武器，用政府军替换他们，并把他们送回国去是二战中未完成的一件重大事项。
[35]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p.3-4.
苏联人不是傻瓜，他们当然明白“红雀”小队搜集情报的目的，他们最终命令小队离开沈阳。10月中旬“红雀”小队离开了，但在离开之前，它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即将出现的危险局势。“中共的八路军……已经明确地表示它打算占领东北的这一部分，”小队的报告上写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央政府能不能不费枪弹就开进沈阳地区？”[30]
[36] David McCullough，Truman（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474.
“美国人在沈阳非常不受俄国人的欢迎，”“红雀”小队9月13日报告说，“也许是因为俄国人不希望美国人观察到他们的如下行为：在他们于11月1日离开之前，他们在执行一项系统的掠夺政策。每一台机器的每一个部件都被拆走，商店和仓库的所有库存商品都被搬走。当他们结束行动时，沈阳将成为一座空城。”
[37] FRUS，1945，vol.7，pp.570-71.
与此同时，美国与苏联的紧张局势并未缓和。8月29日，美国人报告说，俄国人已经通知他们没有足够的油料来给美国飞机加油，因此“所有来沈阳的飞机必须备足返程汽油。……在任何方面不要指望俄国的合作”。同时，当地发生了用汤姆生冲锋枪顶着抢劫美国人的行为，还出现了“B-24轮胎被扎穿，醉酒辱骂美国佬，公然侮辱美国国旗等行为”。[29]小罗伯特·希尔斯曼上尉和其他三名美国人被一名苏联士兵抢去了手表、随身武器以及钱，据希尔斯曼说，那个士兵还“用卑鄙的方式侮辱杜鲁门总统和美国人”。这几个美国人找到苏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们要回了自己的随身武装和一块手表。“苏联将军向我们保证这个士兵会受到惩罚；然而，第二天这个士兵被安排在我们住的酒店外面的路口站岗，每次我们经过那里时，他都利用他所占的有利位置对我们冷笑。我相信这是有计划的侮辱。”
[38]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10.
这些战俘的遣返工作是“红雀”小队待在沈阳的表面理由，但它很快确定了在那里的秘密行动，就是密切关注俄国人和中国人并报告他们的活动。这包括9月7日“突然且未经宣布”[27]的中共军队第一支部队的到达。原先的汉奸们也因战争的突然结束而惊慌失措，他们通过创建警察部门和所谓的维持治安委员会来维持沈阳的秩序，还把国民党徽章缝到他们的伪军制服上，以此拼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红雀”小队观察到八路军在搜查并逮捕这些人。[28]共产党人很快就把张贴在全市所有建筑物上的国民党旗帜移除或涂抹掉了。红旗数量激增，有些人挥舞着红旗，在街头流行的标语中也有“打倒蒋介石”和“满洲支持共产党”等内容。
[39] FRUS，1945，vol.7，p.571.
战略情报局的小队一到战俘营，就开始发回有关从新获救的美国大兵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在日本人手里死亡的几千名美国士兵的情况。[26]来自亚拉巴马州克罗斯维尔的雷·哈里森中尉是侦察机飞行员，1942年4月2日在菲律宾被捕。他说，有398名飞行员登上一艘从马尼拉把他们运到中国东北的日本船，只有13人在旅途中活了下来。“红雀”小队估计，从菲律宾撤离的1600名战俘在四十五天的航程中，有1300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
[40] FRUS，1945，vol.7，pp.559-62.Feis，pp.371-73.
这些小队在到达后的第二周内就分别就位。北京的“喜鹊”小队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战俘营。“鸭子”小队在山东中部的潍县也发现了一个。“红雀”小队在8月16日空降到沈阳郊外的一个地方，赶在苏联人到达之前先到那里以便等苏联人一到就搜集有关他们的情报。当苏联人确实抵达后，美国人立即就感觉到苏联军队针对他们有一种些微的骚扰和不友好，这预示着两国未来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冲突。“红雀”小队很快了解到附近有个战俘营，关了1321个美国人和几百个其他国家的人。[25]“红雀”小队想靠近去解救战俘，但苏联人阻止了他们的努力。“俄国人非常不合作，”“红雀”小队的一个成员，R.H.赫尔姆少校8月25日在给赫普纳的信中写道，“他们敷衍我们，直到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到关了我们的人的战俘营去‘解放’他们，然后把功劳归于他们自己。他们整整花费了四天时间才安排我们去战俘营。既不关心又不合作，假如情况倒过来，是我们面对一个类似的苏联小队，我们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的。”
[41]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5.
美国也开始采取行动。战略情报局同所有人一样，对战争的突然结束感到措手不及，马上将其使命由搜集日本占领者的情报转为搜集有关战后局势的情报。“虽然我们已经出了丑，但我们会尽力及时加以弥补。”[22]战略情报局驻华情报小组负责人理查德·赫普纳上校在给多诺万的信中如此写道，仅仅几天前，多诺万才结束他的中国之行回到美国。自从战争在欧洲结束后，战略情报局就已经扩大了其在华活动的规模，目前在华特工人数已近2000。[23]截至8月12日，即朱德的照会被送到重庆美国大使馆的同一天，赫普纳已经组织了几支小队空降到中国各地。[24]代号为“喜鹊”的小队去北京；“鸭子”小队去山东；“麻雀”小队去上海；“火烈鸟”小队去海南岛；“红雀”小队去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其他几支小队分别前往亚洲其他地方——“鹌鹑”小队去河内，“乌鸦”去万象，“老鹰”去朝鲜。
[42] Paul Fillmann and Graham Peck，China：The Remembered Life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8），p.186.
在这一点上，因毛泽东仍在重庆，一个名叫吕易的中共军队领导人告诉他，部队已经从烟台抵达大连，烟台是八路军于8月23日占领的。[21]吕易说，中国人在那里与苏联人接上了头，苏联人告诉他们，中共部队在乡村的活动不会受到干涉，在大城市里，他们也能够组织无武装的民众组织。
[43] W. J. Miller，“Account of the Death of Captain John Birch，” OSS Headquarters，Central Command，Sept. 14，1945，NARA retained file.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5-41.
“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武装了民众”，一个共产党发言人在重庆向美国记者承认道，意思是指那些被允许越过苏联防线的平民“志愿者”，“他们可能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一些武器”。[20]以这样的方式，共产党士兵就能够占领葫芦岛和营口这些东北口岸城市后面的阵地。这些部队中有许多人是从共产党的华北根据地经陆路穿过内蒙古到达东北的，但也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原先是在东部的山东省，他们就需要乘船到东北。
[4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241.
与苏联上校的会面结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举行了一次深夜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个战略方针，可以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一句口号加以概括，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派遣2.5万名干部和20万人的军队到北方。身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了他的批准意见，在几个月内，东北的中共军队人数已经达到40万，统一归林彪指挥。[19]苏联人表面上信誓旦旦会遵守中苏条约，在形式上禁止八路军武装通过他们的防线，但又另找了一个借口，允许他们以平民身份通过。然后，这些“平民”就能得到日本武器，而这些武器大大地优于他们原先那些不被允许带进东北的武器。
[45] Steven I. Levine，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26.
共产党人对这种安排感到很高兴，这是他们一直盼望的机会。这意味着在具体实践中，尽管他们将被排除在几个大城市之外，但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军队派到任何地方去。在放弃了夺取上海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之后，毛泽东宣布了共产党的战略是占领农村，动员当地的民众。这暂时不会导致蒋介石政府被推翻，但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要挤进去，给蒋介石好好洗把脸，但我们还不想割掉他的脑袋。”[18]
[46]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
9月中旬，马利诺夫斯基从他设在沈阳东北方向吉林省的主要城市长春的司令部，派了一名使者去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讨事宜。这在延安是一件大事。共产党人告诉迪克西使团成员要远离机场，第二天上午，共产党安全部队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围住了机场。中午，苏联使节所乘的飞机从沈阳抵达延安。[16]从机舱里出来了一小队穿制服的苏联军事人员，他们很快就被迅速护送到中共的总部去。马利诺夫斯基的使者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指出中共军队必须撤出东北。[17]迪克西使团的成员可能听到了有关这个声明的风声，也许这就是其目的所在，尽管执行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伊凡·D.伊顿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丝毫没有提及这一点。总之，苏联使节公开讲话之后，当晚就同中共领导人举行了秘密会谈，其间他阐释了苏联真正的政策。东北的大城市，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将被移交给国民政府，共产党将不得不退出这些城市，但苏联红军会支持在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军队，只要这些部队打出地方武装的旗号就行。
[4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6.
他们高度赞扬我们的军队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但是，由于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他们要求我们不要以八路军的名义展开活动，因此，经仔细研究后，我们决定将我们的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Autonomous Army of the People of the Northeast）。……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接管了沈阳兵工厂、仓库、军用服装厂、自来水和电力公司、邮局、银行和广播电台。我们还利用广播电台报道了我军进入东北的重要新闻，大力宣传了党的政策，反复播放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其他革命歌曲。我们还派出部队到其他城镇去。[15]
[48]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16.
9月9日，当毛泽东正在与赫尔利和蒋介石谈判时，他接到之前派到东北去的八路军一支部队的司令员曾克林的报告，描述了其十天前到达山海关港口外时受到了苏联军队指挥官的热烈欢迎。他们两人举行了一场被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形容为“盛大的入城庆典”，在这之后，苏联允许曾克林、他的部队和文职干部继续前往锦州港然后再到沈阳，沿途接管各地区。此时大约就是白修德报道说的，俄国人把“他们的手背”伸给（拒绝）了八路军，但是根据曾克林的叙述，在沈阳大和旅馆特地为他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宴会上他被尊为贵宾。“他们亲切地称我们为‘同志们’。”曾克林后来这样描述他的苏联东道主，
[49]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2.
当然，此时衣衫褴褛的中国共产党的士兵和苏联红军老战士之间的关系迅速回暖，尽管苏军曾经把中共部队阻挡在沈阳城外。当他们初次见到八路军时，杨奎松写道，苏联人把他们当成土匪，因为他们装备太差，穿的衣服也太破，这促使延安责令其各军事单位注意他们的穿着。但这种早期的谨慎很快就被亲密热情的联系取代了。
[50] New York Times，Oct. 8，1945.
毛泽东回到重庆继续同蒋介石谈判的第二天，中共在延安针对已经被派到东北去的八路军部队颁布了一道命令。这支中国军队应不再打出八路军的旗号，而是改为东北志愿军（Northeast Volunteer Army）。他们应避免引人注目，坚持走偏僻小路，只进没有苏联红军部队驻扎的村庄和城镇，并避免出版报道部队运动消息的报纸。这些命令中引人注目的是延安的信心，他们相信将从俄国人那儿获得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必须保守秘密。“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该命令称，“他们对我们在东北的活动持宽容的态度，只要我们不造成外交困难。”[1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杨奎松是如此阐述这个问题的：“苏联红军不仅暗中协助在东北建立根据地，而且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14]
[51]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65.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116-17.
虽然苏联提供了缴获的武器，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很难知道究竟他们能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或者莫斯科将如何在帮助他们的愿望和根据中苏条约完全不能帮助他们的义务之间搞平衡。不过，共产党人明白，最终他们是和俄国人同属一个阵营，并且有着相同的目的。“他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刘少奇对他的同事说道，在毛泽东不在期间他回到了重庆，“他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也是。”[12]
[52] Ronald H. Spector，The Ruins of Empire：The Japanese Surrender and the Battle for Postwar Asia （New York：Random House，2007），p.54.
8月12日，即长崎原子弹爆炸三天之后，但在裕仁天皇发表投降公告之前三天，朱德已经下令让四支武装部队赶赴东北同已在那里的苏军展开合作。[9]几天后，在前往重庆的前夕，毛泽东派出九个团到东北，并告诉几年前从那里来的共产党干部回到东北家乡去。[10]然后，毛泽东一边在重庆的花园里同蒋介石散步，承认他的权威，一边继续调兵遣将把中共的势力扩大到东北，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蒋介石政权。一如既往，缴获日军的武器是装备极差的共产党关键性的直接目标。早在1月，朱德就曾要求花2000万美元从伪军那里购买武器。虽然就苏联而言，提供武器给共产党是对中苏条约的公然违背，但现在苏联的确成了他们主要的武器提供者了。很快，苏联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925架飞机、360辆坦克、2600门大炮、8900挺机枪，以及大量的小型武器。[11]这些武器最终有多少落到了共产党人手中并不清楚，尽管其中大部分都应该是清楚的。
[53] Frank，Benis M.，and Henry Ⅰ，Shaw. The History of U.S. Marine Corps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Ⅱ. Vol. 5，Victory and Occupation. Washington，DC：Headquarters，U.S. Marine Corps，1968，p.559.
* * *
[54] New York Times，Oct. 9，1945.
这就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随着战争的结束不断恶化的潜在原因，即使美国的使节试图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促成一项和平协议。一些与赫尔利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的事情发生了。到目前为止一直因中苏条约而感觉被抛弃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因苏联进入了中国的东北而大受鼓舞，底气十足。中国共产党人再不像以往那样迫切需要美国了，现在他们认为美国是可有可无的。他们不希望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但他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发现美国人行事违背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勇敢地面对它。几个月前，毛泽东曾对谢伟思说：“美国不干涉中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你们在这里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盟友。你们的存在这个事实影响是巨大的。”[8]现在，毛泽东明白了美国的干预将不可避免地帮助他的对手与他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因此，共产党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美国看作实现自身目标的一个障碍。
[55] FRUS，1945，vol.7，p.646.
现在，苏联人已经在中国东北安营扎寨了，他们的军队由顽强的布尔什维克老将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美国驻重庆大使馆苏联问题专家约翰·梅尔比对他的评论是一个“没有一丝温柔和怜悯”[7]的人。一旦苏军在东北驻扎下来，所有过去岁月里的其他争论和可能性——尤其是美国出台一项更明智的政策是否可能早就促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莫斯科——就全都变得无足轻重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急剧且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现在能感觉到他们已是胜利在望。苏联的进攻意味着共产党在华北将占据优势，除了美国以与最近结束的战争同等的规模再付出巨大努力之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赶出去了。
[56]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8.
然而，日本对最后通牒不予理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伯恩斯的意见总是被杜鲁门驳回。杜鲁门是老罗斯福之后唯一在战争中真正参加过战斗的美国总统，而且，就像半年前在雅尔塔的小罗斯福一样，他最优先考虑的是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我已经得到了我到这里来想要得到的——斯大林将于8月15日对日开战，没有任何条件，”7月18日他从波茨坦写信给妻子道，“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将提前一年结束这场战争，想一想有多少孩子因此而不会送命呢！”[6]
[57]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6.
甚至在亚洲的战争还未结束之时，杜鲁门政府就越来越看清苏联企图控制东欧的目的，随即做出了一些短暂的但为时已晚的努力来抢先阻止苏联在亚洲的类似努力。7月，在波茨坦举行的由斯大林、杜鲁门和克莱门特·艾德礼（会议期间接替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出席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正在考虑放弃苏联进攻满洲地区对迅速结束抗日战争是必要的这一观点。伯恩斯的一个亲密助手回忆道，他想“在中国问题上运用策略击败斯大林”。[5]原子弹是一个秘密，但波茨坦会议向日本发出了最后通牒，不投降则面临灭亡，于是伯恩斯希望日本早日投降，如此就可以抢在苏联派兵进入中国实施《雅尔塔协定》的规定之前使其失去意义。
[58]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7.
苏联对中国东北辽阔领土的占领标志着亚洲的一个转折点。这使得美国期望在战后亚洲做出的安排变得不可能，根据这项安排，中国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也是潜在的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将统一在一个既民主又对美国友好的中央政府之下。一旦苏俄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站稳了脚跟，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临时性权宜协定就破裂了，世界正进入冷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华盛顿和莫斯科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谋求全球霸权的生存竞赛中冷面相对。
[59] Shaw，Henry Ⅰ.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1945-1949. Washington，DC：Historical Branch，G-3，U.S. Marine Corps，1968，p.9.
这些既成事实包括了一个近乎荒谬的反常现象：经授权去接受日本投降的集团没有能力去受降，而有能力去受降的集团却被剥夺了权利。通过把国民政府军队运送到位，这个难题原本是能够被克服的。但无法克服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最可怕的既成事实：150万久经沙场的苏联官兵在中国东北的存在，而与其接壤的又是中国共产党势力最强大的地区。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很难被夸大的，尽管赫尔利几乎完全视而不见。
[60] Time，May 30，1960.
但共产党身居战略要地，尤其是陕西、河北和山东这几个省份，当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国民政府在这些地方的军事存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事实。有一段时间，唯一可用来阻止共产党接管这些地区的军队就是原本该投降的日本军队。这就是蒋介石向日本发出他那近乎绝望的指令的原因所在，要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同时，还要保持他们所占领地区的和平。日本人照办了，从而使自己成为八年来他们一直试图消灭的这个政府的盟友。几个星期以来，日军击退了共产党试图解除他们武装的努力，他们还在华北最重要的铁路线上巡逻。尽管这样利用日本的军队是必要的权宜之计，但这也是国民政府软弱的表现，表明这个政府缺乏准备，难以去控制国际协定指定给它的地盘。
[61]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p.88-89.
在某些方面，朱德确实有些夸张——比如被他们“包围”的日伪军的精确的百分比，还有他所持的观点：共产党一直在战斗，而国民党却刀枪入库。共产党人在宣传他们一直在坚强地、勇敢地和不断地抗击入侵者上是极其成功的，但他们的百万大军主要是参与一些小规模的打了就跑的攻击，除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之外，几乎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
[62]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2.
赫尔利说的是抽象的原则，打的是如意算盘，而朱德却在揭示现实。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这是他们战时在敌后努力创建解放区的成果。他们在解放区建立了平行的政府，并创建了农民组织。他们也有着近百万的武装部队，还得加上数量更大的民兵组织，许多这样的部队就驻扎在表面上被日军和中国的傀儡政权控制的地区——就像那些美国飞行员被八路军带到安全区时所发现的那样。
[63]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3.
于是，朱德收到了一封礼节周到的回复。信中拒绝了他声称的要求受降的权利，提醒他那些著名的协议，并且本着善意的精神，要求他和共产党提供合作。美国人拒绝在战时武装共产党，现在他们又将共产党排除出了战利品分享者之列。
[64]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5.
当然，赫尔利没有同意。在看过朱德的照会后，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警告说若同意朱德的要求，其代价将是中国的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因为共产党会很快放弃同蒋介石的谈判，双方将别无选择只得开战。赫尔利继续相信4月在莫斯科时他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里得到的保证，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且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确信苏联已经出卖了中国共产党，又软弱又孤立的中共将别无选择，只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他也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实现这一点。他非常信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宋子文和斯大林在朱德的照会到达重庆前一天签署的。按照赫尔利的理解，这项条约的重点是要让中国放弃一些在东北的主权以换取苏联的承诺，如条约中明确规定的：“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援助，所有支持和援助都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4]赫尔利向华盛顿保证，这份文件“结论性地证明苏联政府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而且两国政府在满洲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这意味着苏联会加快速度将东北转交给国民政府控制。
[65] Donald G. Gillin and Ramon H.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76.
当美国大多数士兵、外交官和特工人员还在为原子弹的威力和战争的迅速结束而感到惊喜的时候，美国政府却不得不迅速做出决策。首先，如何回应朱德的要求？当然，可以选择承认朱德所提出的事实并在战后争夺地盘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这样做基本上就是那些专业的中国通，如约翰·戴维斯和其他人，在1944年秋季和冬季所建议的。他们承认这样一种政策会迅速导致中国分裂成两半，一半是黄河以北，包括东北，归共产党，黄河以南的另一半是国民党的地盘。戴维斯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认为，这样一条路线也会使美国避免去支持内战的最终失败者。在他们看来，这也可能使中国共产党避免进入苏联的轨道。就像戴维斯1945年6月时在一份备忘录里所写的那样：“如果美国政府去年下半年（当时苏联还未做好在亚洲展开行动的准备）就接受一个分裂的中国的事实并且现实地大力寻求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话，莫斯科是否能指望延安的绝对服从就成了一个问题。”[3]
[66]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84-85.
朱德的照会向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发起了一个挑战。此外，共产党还不仅仅只是给外国使节发送外交照会，不仅仅只是声明参与受降的理论权利。在日本投降后数小时，甚至之前，他们就在采取行动，派出他们偏重思想教育且只配备轻武器的游击队到他们即将和国民政府展开争夺的地区，脚踏实地，“先下手为强”，这个词后来常用于指先派地面部队进入某个地区。国民党也试图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共产党明显占有地理优势。换句话说，裕仁天皇投降的消息还在中国人耳旁快乐地回响时，这个国家又将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
[67] Gillin，Donald G.，and Ramon H. Myers，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The Diary of Chang Kia-Ngau. Stanford，CA：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1989，p.104.
朱德的照会的弦外之音是明确了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现在选择用广播来表达。他们不只是一个武装政党，就像赫尔利喜欢称呼他们的那样。他们是中国的一个合法的替代政府，是一个拥有约四分之一全国总人口的政府，即便他们这项声明所针对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受条约约束只能支持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政府，而这个政府暂时还避难于重庆。共产党通过比公认的政府战斗得更加顽强更加勇敢而赢取了他们的权力，在共产党人眼中，当成千上万的村庄被万恶的入侵者攻陷时，那个政府却只是放弃、逃跑或者袖手旁观。
[68]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p.390-95.
朱德的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新阶段。表面上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即接受日本的投降，实际上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接受日军投降的一方将得到他们的武器和所控制的地区，这两者在中国迫在眉睫的内战中都能转化成实力。
[69] FRUS，1945，vol.7，pp.476-79.
照会接着开始陈述其主要观点，称这些成就已经为共产党赢得了权力去“接受已被他们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并接管他们的武器、物资和资源”。照会是由朱德以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签署的。同一时间，延安电台广播中以较少的外交辞令也表达了相同说法：“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2]
[70]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05-306.
8月16日，日本正式投降后的第二天，在重庆的美、英、苏三国使馆分别收到了由延安共产党总部发来的一份照会。照会一开始就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取得的成就。照会提到，共产党军队已经收复了“被国民党政府放弃的有1亿多人口的大片失地”。[1]这支军队现在已经有100万正规军，并且在十九个解放区里共有地方民兵220万。照会以精确的数字断言，侵华日军的69%（不包括东北）和中国亲日傀儡政府军队的95%都在最近结束的战争中“被我们的军队抗击和包围着”，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却“采取袖手旁观、坐享其成的政策”。
[71]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