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David M. Glantz，Soviet Operational and Tactical Combat in Manchuria，1945，“August Storm” （Portland，OR：Frank Cass Publishers，2003），pp.1-2 and passim.
但是，毛泽东身体力行在说明的真正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周恩来总结的四个字：打打谈谈。在他的眼中，谈判的目的不是要去达成一个双方妥协的协议，而是要去争取时间，去阻止你的敌人的侵略行为，甚至你还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加强你的实力以及你作为一个和平缔造者的声誉。然后，一旦条件成熟，你可以放弃谈判，并全力以赴去赢得军事胜利。在中国，真正的战斗是不会在重庆围绕着谈判桌展开的。东北的城市和乡村才是战斗展开的地方，那里现在在苏联人的控制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后来在其他地方发生的冲突中的所谓“既成事实”，而此时毛泽东着手确保既成事实对他有利。
[2]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Situation as It Has Developed from 16 August 1945 to 10 September 1945，NARA，RG 226 （Records of the OSS），Entry 148，Box 6.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似乎也不可能会发生，即使赫尔利曾经设法向双方施压，就权力和管辖范围做出更清晰详尽划分，而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蒋介石很可能太过担心，一个联合政府会导致他丧失权力。至于毛泽东，当他一回到延安，他就可以向他最亲密的同事保证，在重庆达成的这笔交易“仅仅是纸上的文字”，是“不会等同于现实的”。[36]他的重庆之行已经达到了目的。他缓和了与美国人的关系，他急于让他们继续在旁观望而不插手。他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寻求和平的、有理性的领导人的形象。
[3] 此处指的应该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小姨多鹤》。——译者注
赫尔利敦促了双方保持对话，但没有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细节”，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他对此颇感自豪；而这一点恰好遭到了以后的历史学家们的公正批评。[35]其实，一个具体的美国计划正是当时所需要的，这个计划将如实承认中国各方的力量平衡，随后就由美国给双方施加尽可能大的、不间断的压力来迫使双方接受现实，这与周恩来提出的四十八个师并控制五个北方省份的要求是比较一致的，而中国其余的部分则仍然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手中。这样做会导致国家事实上的分裂，不过随后为召开国民大会将举行理想的选举，那将是民主的开端，也许就能避免内战。
[4] Survey of the Mukden Area Situation as It Has Developed from 16 August 1945 to 10 September 1945，NARA，RG 226 （Records of the OSS），Entry 148，Box 6.
9月18日，经过四周的谈判，毛泽东在一次热情洋溢的茶话会上抓住时机宣布：“我们必须停止内战，所有各方必须在蒋主席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共同建设现代化的中国。”[32]在他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蒋介石前往毛泽东下榻的地方，两人聊到深夜。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问自己，他对和平的呼吁是否“触动了主席的内心”。[33]第二天是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纪念日。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大批的人来到街上庆祝这个国家的国庆节，这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次。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起共进早餐，同时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模糊的协议。双方承诺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由其制定选举规则选举新的国会，并将他们的武装力量统一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34]
[5] Lisle Abbott Rose，Dubious Victor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Kent，OH：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p.132.
令这种信心十足的乐观情绪更受鼓舞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似乎满足了周恩来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提出的三项要求，在当时，因为这些要求是新提出的，所以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严重障碍。国民政府承诺释放政治犯、结束审查制度、确保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并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所有政党也都将合法化。会谈中的核心问题是允许共产党在已经建立根据地的省份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控制权。由周恩来领导的共产党代表团，要求在北方由共产党控制四十八个师和五个省份。蒋介石拒绝了这种事实上的国家分裂，但放弃了对他所谓的“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说法的坚持，他的确同意让共产党保留十二个师，这将是一支超过10万人的军队。
[6]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p.406-407.
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了九次单独会议。他们在重庆蒋介石的私人花园里肩并肩地走着。两人穿着类似的服装，都是多年前由孙中山推广的高领束腰上衣；蒋介石穿得挺括光鲜，毛泽东穿得更为朴素。与通常在中国的模式不同，他们的会谈内容没有泄漏。直到大约五个星期后，《大公报》发布了一篇独家新闻，宣布他们的会谈十分成功。就在第二天，根据在场的《时代》周刊记者报道，毛泽东“面带微笑，充满信心”，举行了记者会，他说：“我对谈判的结果是有信心的。……中国共产党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政策。”[30]苏联也在给希望的火种扇风助力，莫斯科电台9月末快乐地广播说，中国的国共双方已经同意“为整个中国创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广播得出结论道：“这已经为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中国东北的苏联指挥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也做出了一个受到全世界的赫尔利们极其满意的欢迎的姿态，据报道他拒绝让共产党的八路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城市。白修德在《时代》杂志上一篇题为“光明与希望”的文章中报道说，苏联拒绝了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要求，显然这是一个信号，斯大林信守了给蒋介石的条约中的承诺。[31]
[7] FRUS，1945，vol.7，p.348.
两位领导人都扮演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蒋介石是完美的主人，毛泽东则是尊敬的客人，称呼蒋介石为“蒋介石委员长”并表达了他的支持。
[8] FRUS，1945，vol.7，p.433.
当他们到达重庆时，记者们已经在机场等候良久。有人问毛泽东对乘坐飞机感觉如何，他回答说：“非常有效率。”而赫尔利没再发出另一声乔克托呐喊，当他和毛泽东坐在大使馆的黑色凯迪拉克车上离开时，他喊出的声音据有些在现场观察的人士说听起来像是“Olive oil！Olive oil！”（橄榄油！橄榄油！）[27]当晚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宴会上蒋介石举起一杯米酒，说他希望“我们能有1924年的亲切气氛”。[28]他指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短暂的和谐，当时毛泽东是国民党的一位组织者而周恩来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美国记者报道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共产党宣传上的转变——中共的报纸改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而不是“反动派”的领袖。作为国民政府官方信息来源的中央社，其本身则引用了“消息灵通人士”[29]的话，大意是双方之间达成一项“全面解决方案”是“必然的”。
[9]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
8月27日，赫尔利带着两瓶苏格兰威士忌，搭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第二天，他陪同毛泽东飞往其死敌的临时首都，这是这位共产党领导人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在延安机场现场观看的人说毛泽东神情紧张，就像个“赴刑场就义”的人一样[25]，《时代》杂志如此报道称。就在他登上赫尔利的飞机前，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也将永远不会再做的事：当众亲吻了妻子江青。毛泽东是担心自己会在重庆遭到绑架，甚至被谋杀，所以他的这个姿态也许是一种告别，以防万一。但是赫尔利已经为他的安全做了担保，斯大林也一样，所以他动身了。在他们起飞之前，赫尔利将身体探出飞机舱门，发出了被一个在现场的中共人士描述为“古怪的、响亮的尖叫，好像一头捕食动物逮到了猎物一样”[26]——乔克托印第安人发出的战斗呐喊。
[10] 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CA：S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
在1945年，毛泽东完全不加保留地认同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包括在波兰的结果。对他来说，非共产党的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着“反革命”的“旧波兰”，即波兰地主和资本家；而亲莫斯科的卢布林集团则响应了“波兰人民的一致要求”，它标志着“在解放了的东欧的新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24]
[11]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405.
波兰不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蒋介石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留在中国，从来没有领导过流亡政府。此外，与波兰不同的是，中国从未成为入侵俄国的路径。尽管如此，这两种情况之间也有怪异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像卢布林集团一样，相信斯大林会为它找到扩大其控制地区的方法。蒋介石则类似于非共产党的波兰人，表面上得到俄国人的承认却又被暗中挖墙脚。在波兰，斯大林占领了领土，然后把它交给了他的波兰代理人；现在他在东北有着150万人的军队，问题是，尽管他承认蒋介石政府并且承诺会将其控制的领土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他会找到办法给共产党提供真正的权力吗？
[12] Time，Sept. 3，1945.
毛泽东认为，如果一切顺利，苏联军队大量进入东部战线将起到与苏军进入波兰同样的效果，斯大林在波兰设计的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方法，或多或少，是可以在中国复制的。约翰·戴维斯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苏联红军进入华北，”他写道，“那么即使那些同情美国的人遭到清洗，美国的援助和合作被有效地阻止或消除，也将是不足为奇的。”[23]无论红军到哪里，他强调称：“俄国的政治统治都会紧随其后。”在波兰，斯大林曾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最终举行自由选举；同时，将建立一个代表波兰所有主要政治派别的临时联合政府。其中一个派系是非共产党的流亡政府，虽然其总部设在伦敦，但给西欧的盟国军事行动贡献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另一派是亲苏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该机构是斯大林在卢布林成立的，卢布林是苏军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取的波兰东部的第一个城市。当苏联军队横穿波兰时，德国军队在苏军面前节节败退，卢布林集团获准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联合政府中的非共产党成员被挤到一边不予理会，或干脆遭到监禁。1945年3月，以召开一次会议商议波兰的政治安排为饵，苏联引诱16名非共产党波兰人去卢布林，他们在那里被逮捕，并被带到莫斯科受审，然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监狱。斯大林那聪明和无情的策略导致波兰的纳粹独裁政权被一个屈从于莫斯科的波兰傀儡政府所取代，之后这个政府整整持续了四十五年。
[13] Time，Sept. 3，1945.
不管怎样，对毛泽东而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并不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是苏联进军中国东北。在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中国领土四天后，他写道，准确地说，这一举动的“政治影响”是“无法衡量的”[21]；比“那两颗炸弹”更为重要——落在长崎和广岛上空的那两颗。如果原子弹的威力是如此巨大，毛泽东问道，为什么美国会要求俄国对日本发动战争？事实上，他继续写道，要在至今经得起检验的中国史学上确立一个“事实”，那么许多人所持的战争是由原子弹结束的信念就是不对的。这是出自“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报刊和通讯社的影响”[22]的产物，真相正如毛泽东所看到的那样，是苏联红军的参战才导致日本最终投降。
[14] New York Times，Oct. 14，1945.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在1945年中苏签订条约时，毛泽东有充分的理由感受到形势在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其一是，斯大林如同以往那样，当他着手实施一项毛泽东不喜欢的政策时，就会向中共提供秘密保证，称他的行动是符合中共的长期利益的。即使在斯大林发电报指示毛泽东去重庆时，他还告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二号人物，当时与另一名共产党高级干部高岗一起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的和谈只不过是一个战术。同时，他告诉他们，正如有两个学者就这一事件所写的那样，“会谈将给中共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从而使他们能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重组并调动军队”。[20]
[15]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6.
最糟糕的是，毛泽东因斯大林的警告而受挫。根据他的俄语翻译师哲的回忆，他对去重庆的命令“非常苦恼，甚至愤怒”[18]，但他也理解这源于苏联领导人非常不愿意挑起有核装备的美国去积极反对苏联和中共在中国的战略目标。一年后，毛泽东在接受左翼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与斯大林不同，他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会遭受原子弹的攻击，他非常相信思想上觉醒了的群众那种能够战胜有先进武器的敌人的能力。[19]就是在那个时候，即1946年，毛泽东开始使用“纸老虎”这个词来形容美国的实力，这个词他连续用了好几十年。
[16]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8-9.
斯大林还让毛泽东去重庆，毛泽东也照做了，尽管与赫尔利的看法相反，他既不是出于软弱也不是被苏联抛弃。我们曾经看到过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演讲中表达的对苏联帮助的信心，即使在当时苏联的帮助还不是很明显。斯大林对中苏条约的认可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担忧，但从根本上说，他还是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战术行动，一个必要的欺骗。[17]
[17]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2.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可令人回想起在1926年和1927年共产党人占领上海的企图，当时在正统的苏联指导下，他们全力以赴去组织城里的工人。现在，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里，共产党的“红色工人”占领了十多家工厂，在那里他们对抗着亲国民党的“黄色工人”。这座城市的学生们也渴望罢工。但在8月15日，驻亚洲美国军队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发出了一号命令，这道命令指示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单位只能向国民政府当局投降。毛泽东没有权力派军队去控制上海。同时，蒋介石致函冈村宁次，授权他使用武力抵制任何共产党人要解除他的武装的企图；强烈反共的冈村肯定会抵制共产党接管上海。但阻止毛泽东的计划的，正是一向很谨慎的斯大林；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这个计划将引发一场直接的内战，对此他和中共都还没有准备好。8月21日，他拍发了两封电报到延安，告诉毛泽东停止行动，同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时一样，毛泽东服从了。
[18] Shi Zhe，Feng yu Gu：Shi Zhe hui-yi-lu ［Peaks and Valleys：The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Hungxi Publishing Co，1992），p.215.
就在苏联庞大的军队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给新四军，这是他在中国东部的主力部队，命令它“集中主要力量占领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共产党派使者去见在上海的日本指挥官，他们正在等待正式的投降机会然后被遣送回国；中共也派人去和汪伪政权的一些成员见面，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合作以在那里举行反正起义。国民党秘密警察注意到了这个动向并成功地暗杀了傀儡政权的两名高级官员。毛泽东不听劝阻做出了与上海地下党高级官员的建议相反的决策，命令在上海市周围占有约10英里宽的一圈地盘的新四军派出3000人的部队潜入上海发动起义。[16]
[19] Mao，Collected Works，vol.4.
多年后，在谈到应斯大林的要求他赴重庆出席赫尔利主持下恢复的和谈时，毛泽东怨恨地指责斯大林的“背叛行为”，他把斯大林称为一个“虚伪的洋鬼子”。他还说“因为斯大林坚持，他才被迫去的”[15]，这似乎是真实的。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毛泽东采取激进行动，特别是试图在局势还未成熟之前就想去夺取全部权力。日本人发动的战争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军队按中国标准扩张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十八个解放区的人口，大部分解放区是在北方的农村地区，但也有一些是在东部和南部。现在，毛泽东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占领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城市。
[20] Goncharov，Sergei N.，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7.
在赫尔利和其他人眼里，毛泽东拒绝与蒋介石恢复和谈好几个星期之后，于8月下旬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重庆出席某种中国的峰会就是最好的证明。谈判将恢复，赫尔利认为原因是共产党人是软弱的、孤立的，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2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00.
如果蒋介石对此还忧心忡忡的话，赫尔利却是欣喜交加、毫无疑心，因为在他看来，“俄国已经保证了它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对重庆政府的全面支持，从而剥夺了敌对的延安共产党政权去拥有其最强的外国盟友的可能性”。[11]赫尔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这种乐观精神感染的人。“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支持者赶出去了，”[12]《时代》杂志宣称，“他们失去了来自苏联同志的帮助的希望……可能会被迫放弃他们自己的军队和政府，然后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少数派去接受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里的他们的位置。”[13]《纽约时报》的报道更为慎重，但口径是一致的，其结论是与莫斯科达成的协议“最大限度地减小了，至少在目前，爆发灾难性的中国内战的危险”。[14]
[22] Mao，“The Situation and our Policy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ug. 13，1945，in Collected Works，online at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4/mswv4_012.html.
8月14日，即天皇裕仁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苏联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了。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控制大连、旅顺港的海军基地，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以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作为交换的是他答应只承认蒋介石政府，把东北转交给蒋介石的部队，不给中共任何援助，所有这些承诺他都可以违反且不受任何惩罚，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
[23] FRUS，1945，vol.7，p.325.
这个观点没有涉及意识形态，没有想发动一场全球革命，而且这些话也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蒋介石放心。此外，斯大林向他保证，苏联人将在离开时把他们在东北夺取的所有领土移交给他，而且只会给他，斯大林还承诺苏联军队三个月之内就会离开。蒋介石比赫尔利更现实，他知道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风险：出卖大量的中国主权以换取某种他非常清楚斯大林极可能会打破的承诺。在莫斯科举行的斯大林和宋子文之间的最后一轮谈判中，斯大林利用了蒋介石最大的担忧，他暗示说，如果中国不按照他的条件来签订一份协议并且立即签署的话，其后果就可能是苏联大量援助中国共产党。[10]即使有了新的协议，莫斯科也很有可能通过把东北交给共产党而不是国民政府来帮助他们，所以蒋介石处境尴尬，为避免可能强加给他的后果，他只好屈服。这是一场赌博，但他还是认为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给了他最好的机会，让苏联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98-99.
可想而知，这对蒋介石而言是个极其坏的消息。这是一种国家耻辱，一种出卖，是对庄重公开地声明要恢复中国全部主权完整这个承诺的背信弃义。尽管围绕着雅尔塔有那么多偷偷摸摸、窃窃私语的东西，但蒋介石和宋子文极有可能早已知道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主要是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俄国人会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后者是会这样干的。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明白，没有苏联的同意他不可能在全中国继续执政。所以，他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给其的指示是基本上同意所有的雅尔塔条款。他放弃了中国历史上所拥有的外蒙古，斯大林则想把外蒙古变成他的一个傀儡国家。对于斯大林来说，反对帝国主义是他的信念支柱，但他也承认在中国问题上的这些让步实际等同于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也就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同西方列强签订的那种。不过，他认为自己的要求——例如，控制大连的港口和旅顺港以及东北的铁路——不仅对于苏联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中国的安全也同样必要。他告诉宋子文，再过几十年日本又会以一个大国的面貌出现，中国和苏联需要有一个条约来阻止其野心。“应该让日本一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然后它才会保持安静，”斯大林说，“我们同中国关系的总体规划就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9]
[25] Time，Sept. 10，1945.
杜鲁门政府也相信这一点——或者，如果政府的某些高级官员不是很相信这一点的话，他们仍然会认为，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给一个美好的未来提供最好的希望，而获得这一协议的一种方式就是要让苏联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但是，美国人已经在雅尔塔同意给俄国人在中国享有某些特权。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一直是瞒着蒋介石的一个秘密，因为受影响最大的将是这个领袖，但现在战争即将结束的前景意味着这个秘密不能再保持下去了。7月，杜鲁门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向他概述了罗斯福在雅尔塔已经同意的条件。
[26] Shi Zhe，Feng yu Gu：Shi Zhe hui-yi-lu ［Peaks and Valleys：The Memoirs of Shi Zhe］ （Beijing：Hungxi Publishing Co，1992），p.21.
公平地说，大多数识破斯大林伪装的美国官员，像戴维斯和凯南，都认为严峻的形势使得在中国由国共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势在必行。用一项协议来捆住毛泽东的手脚，这是唯一能够让他承认现有中国政府权威的办法，并且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就支持了赫尔利的努力。除了被赫尔利整肃的中国通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觉察到这样的交易是极其不可能的。但赫尔利确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了与重庆保持良好的国与国的关系，会乐意抛弃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会使斯大林在中国东北享有将其作为半殖民地的特权，这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答应他的。在赫尔利看来，斯大林将与国民党达成一项协议，因为斯大林知道赫尔利所知道的，那就是与中国通的危言耸听的预测相反，共产党太弱了，根本无能力夺取政权。7月，赫尔利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谈起共产党实力时用了三倍“夸大”（exaggeration）这个词。他辩解道，共产党人的军事实力，在他们控制下的土地面积，以及他们所享有的受欢迎程度都被夸大了，但他没有给这些不正确的结论提供任何证据。斯大林曾经和蒋介石签订过协议，据此他进一步认为，毛泽东会明白自己是多么孤立，并且会很快地做出让步。赫尔利写道：“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最终将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国民政府中去。”[8]
[27] Time，Sept. 10，1945.
赫尔利不想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会对中国采取不同于波兰或罗马尼亚的方式。斯大林的军队即将要占领中国的一些省份，这些省份紧挨着中共在敌后建立起了游击网络的几个省份。正如戴维斯曾警告的那样，去相信假如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选择，它就会把那些领土交给被由其控制的媒体指责为“反动”的政府，而不是去交给被同一个媒体描述为“民主”的共产党，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28] Time，Sept. 10，1945.
赫尔利不予理会，他似乎也没有对苏联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意图有所留心。甚至在他于4月初赶赴莫斯科之前，俄国人就已经把一个顺从它的共产党政府强加给了罗马尼亚，并且他们也表达了要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移到曾是德国领土的地方的意图，以此来交换将并入乌克兰的一大片东部领土——他们这样做一点儿也没有按照在雅尔塔做出的承诺，去和英国或者美国进行磋商。很显然，斯大林还打算在波兰把一个亲苏集团推上台，这就促使罗斯福直接向斯大林抱怨，他的行动将危及“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赫尔利似乎也没有注意到苏联报纸上的评论，根据国务院中国事务司的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所述，它们的目标是“推翻重庆政府——苏联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赞扬中国共产党并提高他们的声望”。[7]
[29] Time，Sept. 10，1945.
但是，那么想要在专业中国通的分析和行动中去发现隐藏的邪恶动机的赫尔利，却相信斯大林的保证意味着一切。在赫尔利与斯大林会谈仅仅几天之后，当时在场的哈里曼就警告说，赫尔利过于乐观了。一位帮助总结了哈里曼出于华盛顿利益对时局的分析的助理说：“斯大林元帅是不会无限期地与蒋介石合作的，只有当俄国人在远东参战时，他才会充分利用并支持中国共产党……”
[30] Time，Oct. 8，1945.
在摆脱了最好的中国通们之后，美国大使于1945年4月从华盛顿返回重庆途经莫斯科时，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告诉了赫尔利最想听到的，即他们会支持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达成和解的努力。正如凯南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做出这个承诺时是可信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绝对不会同意任何让其放弃自己的军队的要求，而蒋介石也绝对不会同意允许毛泽东保持他自己的军队。在这方面，支持美国在华政策意味着绝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31] Time，Sept. 24，1945.
苏联的进攻是一项加以掩饰的侵略政策的主体部分，这项政策大胆且非常成功。它的另一部分是要欺骗美国和中国的中央政府以便对苏联的意图保持满足的状态。斯大林最大的担心是——尤其是在为美国所独有的原子弹显示出可怕的威力之后——美国将对苏联在东方的扩张产生警觉，并可能采取行动来加以阻止，最有可能的就是给予蒋介石大量支持，甚至派遣美国军队到华北地区。因此，斯大林1945年的计划就是要在不让美国人感到紧张的情况下完成其影响力的扩张。眼光总是十分敏锐的戴维斯当时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克里姆林宫在给亚洲做政治手术时将特别小心翼翼，在接下来的两年或三年内会尽可能地减少给美国造成的震惊和痛苦。”[6]莫斯科将继续实施它所称为的“麻醉”政策，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没有比赫尔利更好的或更不谙内情的助手了。
[32]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1.
俄国人进攻行动的最大受益者是残忍、不道德的现实政治大师斯大林，对他来说这是在东亚扩大苏联势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更大计划中的一部分，或者，就像乔治·凯南在一份电报中所列举的苏联战后目标一样，寻求“对位于中亚地区毗连苏联边境的中国各个省份的控制”。[5]斯大林曾在雅尔塔向罗斯福保证，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三个月内他将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他一天不差地兑现了他的承诺。他还发誓要在苏联攻入东北三个月内离开那里。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3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21.
许多平民被迫自杀，日本军官们则鼓励他们这样做，认为这是比遭受俄国人或中国人报复的更好的一个选择。多年后，有部颇受欢迎的中国电视剧[3]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孩的故事，她非常恐惧地发现她住的整个村子都被自己人毁了，于是就逃到一个中国家庭避难，后来她成了一个中国男人的小妾。当美国“红雀”情报小队询问在沈阳发生的暴行时，苏联最高指挥部解释说，第一批入城部队中有很多士兵的家庭都被德国人毁了。这些“复仇军”被用作突击队，一个苏联两星将军报告说，“他们的心态很不正常”，“一门心思就想要抢劫、杀戮和强奸”。[4]
[3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9.
苏联对中国东北日军的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主要的陆上战役，也是战争中最大和最轻易的军事胜利之一。进攻发生在美国原子弹袭击广岛的三天之后，距之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也仅仅几个小时，毫无疑问在确保日本投降这一点上苏军的进攻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在促使日本决定放弃战斗中也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苏联军队的表现，即使按照二战的标准，也是惊人的残忍。俄国士兵成群结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抢劫和强奸，受害者大多是住在那里的日本平民。毫不奇怪，经过十四年屈辱的占领，要实施报复的不仅仅是俄国人。俄国人允许“所有非日本人公开抢劫三日”[2]，美国的一个名为“红雀”的情报小组从沈阳报告说。
[35]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361.
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是在1945年8月9日午夜过后一分钟，当时十一个军团100多万名苏联官兵高喊着“杀死日本鬼子！”沿着一条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攻入日本人占据的伪满洲国。[1]衣着残破、军援枯竭的日军无法与久经沙场的苏军匹敌，苏军配备了27000门重炮，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还有3700架飞机。尽管日军知道苏军最终会发动进攻，但他们还是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这些物资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交付的，用了近70艘货轮运到海参崴。十四年前用来攻克东北并在战时大多数时间占领着这里的日军，是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但此时关东军的大部分已经被调去防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攻击。几天之内，苏联人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和华北的部分地区。
[36] Mao，“On the Chungking Negotiations，” Collected Works，vol.4，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