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宣德被派到瑞士工作了几年，后来又去了摩洛哥，但他在麦卡锡政治迫害中也受到攻击，仅凭捕风捉影且显然站不住脚的证据就指责他为共产党员。他被迫于1952年从国务院辞职。费正清也被麦卡锡之流指责为不忠，并经历了一段极其紧张而艰难的时期，当时他和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其中最知名的有欧文·拉铁摩尔，都经受了美国国会的调查。但是，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不同的是，费正清因他在哈佛大学拥有历史学教授职位而受到保护，在那里他培育了几代学者、记者和外交官，包括本书的作者，给他们传授了有关中国的知识。
谢伟思，在同盟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担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助手，后来在1952年同样遭到解雇。1957年，联邦最高法院为他恢复原职，不过，由于美亚事件中对他的指控仍然阴影缠身，他无法继续做一名外交官。他辞了职，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图书馆馆长和编辑。
毫无疑问，不论是在谁的手上失去，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与苏联密切结盟并帮助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是美国的一个巨大失败。毛泽东本人因美国的失败而几乎欣喜若狂。在1949年8月《白皮书》发布后仅一天，毛泽东在他的一次著名演说中，引用了艾奇逊自己的话来讽刺美国的立场。他指出，艾奇逊承认蒋介石无法挽救，是因为他的政府“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毛泽东问道，那么，既然美国明白中国人不再需要他，为什么还要给国民党提供帮助？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毛泽东称，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和一场“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但美国失败了，毛泽东说，因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3]毛泽东还强调了他称为的“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他说，这就阻止了美国“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
约翰·帕顿·戴维斯后来分别在苏联、德国和秘鲁任职。在1948年时，他因1943年一架载着他和另外一群人的飞机坠毁在缅甸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领导能力而被授予自由勋章。但在1954年，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虽然没有掌握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仍裁定他缺乏“判断力、审慎，以及责任心”。他被国务院解雇，他的安保审核也被剥夺。他去了秘鲁首都利马并成为当地一个成功的家具制造商，后于1999年去世。
毛泽东那充满胜利欢欣的讲话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解读。其一是把它看作一个声明，共产党中国和帝国主义美国因它们的敌对本性决定了必须是死敌。其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变相的希望，希望美国在中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希望美国拒绝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因为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正常的或至少非对抗性的关系本来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实上，在做出敌视共产党这个抉择后，美国使得毛泽东别无选择，就像他在1949年另一次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只能向苏联方面“一边倒”，这就导致了长达二十五年的互不信任和敌意。
马歇尔幸运地经受了麦卡锡风暴而基本上毫发无损。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是，那些级别较低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够在战争结束后恢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最终因中国的“丧失”而几乎全都在劫难逃。
是否有可能存在不同结果呢？对于这个困难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作家、政治家和学者给出了激烈的、相互冲突的答案。在辩论的一侧始终有一方辩称，如果美国行动更坚定，更加有先见之明，美国是可以从共产党人的猛烈攻击中挽救蒋介石的，中国也就会慢慢地朝亲西方的民主方向演变。假如美国提供给国民党更多的帮助；假如美国当时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更加明晰；假如美国不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停止在日本占领期间消灭共产党的战斗；假如美国在1946年年初蒋介石初步取得了几乎是成功的攻势期间运送更多的国民党师团去东北；假如史迪威和中国通们没有在蒋介石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重拳打击之际去玷污他的声誉——那么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
即使是乔治·马歇尔这样备受推崇的风云人物，人人都认为他是远离任何怀疑的可能性的，竟然也承受了麦卡锡的指责。马歇尔在中国始终坚持他徒劳无功的努力去调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直到他于1947年最终离开中国，取代詹姆斯·伯恩斯出任国务卿为止。就在那个时候，他制订了帮助欧洲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计划，其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51年，麦卡锡出版了一本书，指责马歇尔要为共产党在中国接管政权负责。在一份从发表起就因荒谬夸张而一直臭名昭著的声明中，他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阴谋集团，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恶行，使得人类历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险行为都相形见绌”。
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几个人提出了这种观点，最突出的也许是与罗斯福总统关系紧密的表兄弟约瑟夫·艾尔索普，战后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专栏作家。正如我们所知，艾尔索普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只有“白痴”[4]才看不到共产党会成为苏联的马前卒，反对蒋介石集中力量于未来同共产党的斗争的愿望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艾尔索普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在战后调遣大批自己的军队到中国去，从而确保国民党能够建立其统治。
赫尔利在他突然辞去大使一职后回到他在俄克拉荷马的家中并三次竞选美国参议员，但都没有成功。一直到他于1963年去世，他都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坚持认为是中国通们对美国不忠才导致了灾难。但主要挑起指控任务重担的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他指责美国国务院的所谓共产党人要对失去中国负责，要对其他方面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负责，这竟然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艾尔索普还认为，美国人民一旦明白了所涉及的战略利益，就将支持在中国对共产党发动战争。然而，战争一结束就要求美国军队返回家园的大量呼声表明艾尔索普完全错了。极有可能的是，假如听从了他的建议，美国会发现自己陷入像二十年之后在越南所经历的那种困境——把自己束缚在亚洲大陆上无法打赢的一场代价高昂的消耗战之中。共产党太根深蒂固、太强大，获得的苏联支持太稳定，随着冷战正在世界各地展开，苏联人将非常高兴地看到美国人在中国流血和死亡。而且，正如艾奇逊所正确地表述的那样，在克服国民党政府的缺陷这个问题上，美国根本就无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并非所有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务的美国人都受到了指控并要承担责任，但其中许多人确实惨遭厄运。曾作为中国战区司令而指挥若定甚至颇为明智的魏德迈，也加入了对外交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横加指责的行列，草率地怪罪他们破坏了美国的利益。魏德迈姗姗来迟的指控是很奇怪的。当他在中国期间，包括1945年年底和1946年年初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夺取东北控制权的竞争正如火如荼展开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月份里，他写了很多紧急报告发往华盛顿，但其中没有一次他所持的立场是国务院的中国通涉嫌不忠。他后来才提出这些指控；里根总统在1985年给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与此相反的选项是要求美国不再支持国民党，从而不会招致毛泽东的愤怒。这就是中国通们的观点，而且这个观点要比艾尔索普的观点更好。不幸的是，像戴维斯和谢伟思这样的人物，尽管都是很聪明、很敬业的公职人员，但他们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频繁接触时，对共产党太过天真以至于目眩神迷。他们对毛泽东的偏爱并没有改变美国的政策方向。尽管对国民党的幻灭和对共产党的英雄描绘大量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美国在介入中国的“自相残杀的冲突”中时仍然站在蒋介石，而不是共产党一边。
然而，与杜鲁门政府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白皮书》并没有解决争端。最重要的是，它未能阻止错误和邪恶的指控的重演，这是赫尔利在1945年年末辞去驻华大使一职后发起的，其坚持认为是国务院中的一群亲共产党中国的专家破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那合法的亲美政府。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对美国国内所产生影响的关键特征，从蒋介石的失败所带来的打击中涌现出来一些右翼煽动者，他们策划了可耻的迫害，把失败归咎于政府内部一些“阴谋者”的叛逆行为。
如果美国更早抛弃蒋介石并在中国国内斗争中保持中立，就像毛泽东在1949年8月的讲话中似乎模棱两可地暗示的那样，这么多年的对立是否能够被避免呢？多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舆论的洪潮给出了答复：“是的”。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中，许多学者、记者、外交政策专家和普通百姓一直认为，美国不仅反对亚洲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去支持右翼独裁者，从蒋介石开始，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正是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导致了革命政党在世界范围内风生水起——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越南共产党或者，之后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都把美国视为敌人。从这种观点来看，中美对抗是被误导的美国决策的产物，其本身也反映出在美国的辩论中未能聆听那些更明智的声音。
就在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前，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本长达1054页的文件汇编，其目的是要捍卫美国政府，回应有关美国须为现在是很明确的，即中国会“丧失”在共产党手中而承担责任的指控。这本著名卷宗的正式名称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1944年到1949年时期》，但被普遍称为《对华关系白皮书》（也简称《白皮书》）。1949年1月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为此书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并不是因为美国的任何过错；中国是被蒋介石政府“丢失”的，这个政府已经变得“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无法挽救，尽管如《白皮书》上所表明的，美国多年来一直做出巨大的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这个观点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时可能是正确的，但用在中国这个特定情况中，就很难具有说服力了。一方面，在中国实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就如同一项庞大的军事干预一样，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容易产生强烈意见分歧的事件中，民主国家往往会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大规模的干预将会遭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反对，因为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拯救一个遥远的且并不怎么民主的政权显然难以使他们相信是正当的。
马寅初至少还避免了实际上的牢狱之灾，其他许多人则难逃厄运。1957年，成千上万的人被划为“右派”，包括众多受过西方教育并从国外回国帮助建设新中国的人。他们中许多人被送往劳教所去“改造”思想。许多人就死在了那里。1958年，储安平被打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然而，同样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也会确信，当一个长期存在的盟友面临着可怕的挑战时完全听任其自生自灭，这将是可耻的，过于狭隘利己的，也是与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到1945年年末，很明显，斯大林公然违背了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义务，把东北交付于毛泽东手中，此时如果袖手旁观、不出手相助就会违背美国人的公平感。现在回想起来，很容易看出，当时所做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而蒋介石也因此失去了中国大陆。但是，当时这一切都是很不明朗的。当华盛顿做出帮助蒋介石的决定时，他似乎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在中国打一场胜仗，如果不是在东北的话，在长城以南也会是稳操胜券的。
马寅初被清除出公共生活，受到了一系列荒谬的政治罪的指控，并承受着一种非人待遇；毛泽东逝世后，像费孝通一样，他也被恢复了名誉，并能够重新恢复他的学术生命。
塑造中国和中国未来关系的主导力量不是美国的选择，而是苏联和毛泽东的本质和行动。那些年里的转折点不是在华盛顿做出的一些决定，或是赫尔利的新闻发布会，或是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北京、天津和上海，而是苏联在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勉强接受与国民党的政治交易的进一步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尽管美国为调解双方做出了不懈的共同努力。一旦斯大林派出100多万士兵占领东北，中国的内战就在所难免，因为毛泽东明白，国民政府不再具有消灭他的军事能力。当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与斯大林会晤时，恳请苏联派兵进攻中国东北，而且苏联的进攻也得到了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支持。但是，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当时就看穿的那样，不论美国是否要求他出兵，斯大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个军的兵力，由无情的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率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是“丧失”在蒋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赢得了胜利。
其他人有着相似的遭遇。马寅初，这位在1944年曾把蒋介石比喻为“真空管”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储安平，他在《客观》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得他在日本投降后的那些日子里成为一个突出的人物，当上了《光明日报》的编辑。《光明日报》是一份主要读者为知识分子的报纸。当马寅初提出中国要实施人口控制规划后，他失去了信任，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人口控制是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使第三世界保持软弱可欺的一个阴谋。
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不是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而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亲近以及他对苏联帮助的需求。毛泽东所需要的来自强大的和更近的俄国人的支持和善意，远远超过了他所需要的来自矛盾的和遥远的美国的支持和善意。冷战已经开始了。苏美之间的敌意也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即使毛泽东不想这么做，他也不能忽视斯大林的要求而只能“倒向一边”，在以斯大林为主的世界里中立是不被允许的。
1956年，在后来被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运动中，费孝通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结果他被迫站在狂呼乱叫的人群面前承认自己的“反人民罪行”。后来，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他被红卫兵小将殴打，并被迫去打扫厕所。不同于许多其他受害者的是，费孝通活了下来，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但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原本是最能出成果和最有用的二十三年。
但毛泽东并不想采取一个中间立场。毛泽东不是塔列朗，总是在寻求权力平衡。他是一个有远见的革命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波式的影响下，他也深深地浸透在这种以激进和暴力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全球文化中。毛泽东的性格、信仰和抱负以及他领导的运动，而绝不是在华盛顿所做出的一些决定，在引导着中国的历史。如果换一个人物，情况也许会不同。一个不那么注重意识形态的人物，会与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争取早日和解。这样的一个人物可能会一直努力，就像当时刚刚独立的印度那样，从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受益。他可以像多年以后的纳尔逊·曼德拉那样，选择与以前的敌人“一笑泯恩仇”。但斯大林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他拥有领导权的路径，而且阶级斗争也一直是他的信条。“骑墙是不行的，”毛泽东在1949年夏说道，当时国民党正在节节败退而他正准备接管政权，“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5]
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毛泽东总体来说对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是执行了一项他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权力的长期斗争中所采取的温和政策。许多批评过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职务。费孝通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以及享有声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成员。
[1] Mei Zhi，F：Hu Feng’s Prison Years，ed. and trans. Gregor Benton （London：Verso，2013），p.18.
正如我们所知，在1946年7月时，民主同盟的几名成员因害怕刺杀了两位民盟成员的右翼暴徒而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寻求临时避难。其中就有费孝通，中国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农村研究的先驱，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自燕京大学（后称北京大学）毕业后，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先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同他的很多同事一样，他是通常与共产党结盟的民主同盟的一个成员。在战争期间，他生活在流亡昆明的一所大学里，在云南省的乡村从事研究。他甚至还到美国去生活了一年。他在中国的出版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享有相当的知名度。
[2] Mei Zhi，F：Hu Feng’s Prison Years，ed. and trans. Gregor Benton （London：Verso，2013），back cover.
去做他们所做的事是有风险的。像左翼作家联盟一样，属于一个亲共的组织，或者只不过批评几句蒋介石和国民党，就要冒坐牢和酷刑的危险。然而，除了他们中少数几个确实痛苦地遭受过苦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之外，大多数反对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能够保住自己的饭碗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出版小说、诗歌和散文，教学，以及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寅初的例子，在公开聚会上表达他们的意见。
[3] Mao Zedong，“Farewell，Leighton Stuart，” in Selected Works，vol.4，online edition，http：//www.marxists.org.
胡风是本书提到的几个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专家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公开醒悟帮助了将公众舆论的潮流扭转为反对蒋介石并支持还不那么知名的共产党。他们分属不同的信念派别。有些人，像胡风一样，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些则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中的所有人，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接受其令人满意的必然性，及其体现了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敌人之外全人类进步渴望的主张。中国同其他地方——从古巴到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都因其中央政府的腐败、肮脏及无能而得到增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实际运作并不怎么了解，但也在1949年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时给予他们热烈欢迎。
[4] Joseph Alsop，cited in Klehr，Harvey，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Prelude to McCarthyism.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20.
梅志，散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家，六年后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即便获释了，她仍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这是中国的一种说法，意思是感染上了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她被迫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以便清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胡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其后整整二十五年几乎都被湮没在中国监狱系统里。在此期间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理由是，他后来说道，他根本就没有犯过什么罪。胡风的罪行是撰写并传播了一篇一面世即刻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长文，文中他批评了中国的新领导者强加给艺术和文化的限制。这种冒犯行为导致毛泽东宣布他为“反革命集团”的领袖，毛泽东还下指令称：“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2]1979年，毛泽东逝世三年后，胡风被释放出狱，又过了三年，他被正式平反。但他因长期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最终陷入受折磨过度的精神失常，于1985年去世。
[5] Short，Philip. Mao：A Life. New York：Henry Holt，1999，p.421.
当警察半夜来到的时候，梅志和她的丈夫，中国最知名的文学评论家胡风，不忍心告诉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两人即将被捕。[1]于是，他们说客人已经到了；他们把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安顿上床，和他们亲吻互道晚安。然后，他们就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