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几次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服从使他与中共其他领导人产生了冲突，当时他们之间都平等相待。1940年，周恩来和朱德都想抗击日本侵略，于是就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推动中共打了一场百团大战。这场大战给共产党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重新掌控权力的毛泽东又返回到有限进攻的游击战策略，打了就跑；他这样做，就是要恢复斯大林提出的低风险、低伤亡、最大宣传价值的标准战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最根本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即将取得政权时，他否定了中国需要美国和西方援助的理念。“他们的资本家要赚钱，他们的银行家要赚利息，以便从他们自己的危机中解脱出来——这不是什么帮助中国人民的事。”[29]他如此说道。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至少有两次，变得焦躁的毛泽东开始相信蒋介石正在加紧准备对他发动攻击——他对蒋介石于1927年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发动的大屠杀记忆犹新——他希望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样做当然会破坏或毁灭联合阵线。针对这两种情况，斯大林通过秘密无线电台告诉毛泽东，他夸大了国民党攻击的危险，并要求他保持耐心，不做任何会削弱统一战线的事。毛泽东默认了。
次年，由于德国对苏联的突然袭击，毛泽东被迫要改变这种看法，德国的突然袭击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双方都呼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罗斯福在共产党人的宣传中也从“战争贩子”转化为“开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28]
这些例子中有一个是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发生的最大军事对抗，被称为新四军事件（即皖南事变）。1941年年初，也许未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他的一位将军攻击了共产党新四军的一个师，在三天的战斗中造成了新四军的严重损失。双方都指责对方违背了统一战线。新四军的这个师已经同意国民政府的命令从长江以南撤退到长江以北。而根据国民党的说法，新四军违背了这项命令，正在趁机发展根据地。共产党声称该部只是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江，还没来得及去做就遭受了攻击。
1940年，当中国的男人被活活地用于刺刀训练，成千上万的妇女被日本人强奸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一次广播讲话，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中国国民党对这个讲话欣喜若狂，认为这是美国迈出了参战的第一步。然而，期待着支持德苏条约的共产党却处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去反对任何针对俄国的盟友德国，或德国的盟友日本的任何军事举动。因此，中共的反应是称罗斯福为“战争贩子”。《解放日报》引用其帝国主义理论警告说，美国的统治阶级正准备“驱使美国人民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屠宰场，从而为美国最富有的大约六十个家族产生巨大的战争利润”。[27]
关于这个事件极有可能共产党人的版本是真实的，因为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是符合他们利益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愤怒的毛泽东想宣告统一战线已经不复存在，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向国民党发动全面进攻。但在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为斯大林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告诉毛泽东，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人民……并尽一切努力避免内战的扩大”。[30]当毛泽东对此表示了一定的不满时，季米特洛夫又两次电告他坚持维护统一战线，于是毛泽东同意了。
因此，从西安事变以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命令有以下三个方面：支持苏联；维护统一战线；避免引起美国人怀疑共产党的长远计划是革命性的征服。1939年，当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并随后瓜分了波兰时，全世界的左派都为之感到震惊和沮丧。各国共产党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做出一个快速且尴尬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主动称赞与希特勒的联盟，在那之前希特勒还一直是他们所称的魔鬼化身。
1941年4月，斯大林给予毛泽东又一次强烈打击。他与日本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中他承认日本的傀儡“满洲国”，以此换取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蒙古名义上是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是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毛泽东始终担心的是蒋介石——他过去和未来的死敌——将会同日本讲和，然而现在却是斯大林亲自在不折不扣地做成此事！而且这笔交易将使日本有能力派更多的部队进入中国，因为它不再需要警惕俄国人的举动。除此之外，中国也宣称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且直到中共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俄国人和中共之间的密切协商、合作和协议的确还在沿用这种基本模式。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斯大林在东方最担心的是日本的攻击，类似于1905年战争的重新打响，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基地扩展到苏联的西伯利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斯大林想要一个尽可能最强大的中国，而尽可能最强大的中国是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共产党与之合作的中国。斯大林明白共产党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他们九死一生，刚刚从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蒋介石对他们的毁灭性战役中幸存下来，他们的军队现在被封锁在陕北的要塞内，与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既弱小又严重缺乏装备。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选择是去支持国民党，不做任何可能激怒其领导人蒋介石的事，或迫使他去与日本人谈和平协议，那样将使日本人腾出手来把目光投向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认可了这项新的条约。[31]他这样做是因为该条约涉及苏联的核心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由此俄国和日本之间的亚洲战争的威胁现在已经被避免了，而且斯大林也已经击败了英美挑动轴心国反对苏联的阴谋。（苏联此时还没有遭受纳粹德国的攻击。）
周恩来还从莫斯科随身带回了30万美元，这是多年来苏联秘密给予中共的多笔财务资助中的一笔，这样做既增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掩饰了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26]即使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一夜之间陷入一场为求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战争之后，流向中共的资金也未停止。潘佐夫和莱文特别引用了从苏联档案中挖掘出来的一份文件，文件显示1941年7月3日，德国进攻开始后两个星期多一点，有100万美元被拨出用于援助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数字在1941年相当可观。
在1941年稍后时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改变了有关战略布局的一切。第一个事件是希特勒对斯大林的极大背叛。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突然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展开攻击。与法西斯结盟已两年的斯大林现在给毛泽东发出呼吁，要求全力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要他缓和本就已减弱的反对美国参战的立场。“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列强与否，如果他们反法西斯，那么他们就是好的。”[32]
历史学家盛慕真查阅了早期研究者无法接触到的中国档案，根据他的考证，毛泽东和斯大林确实如谢伟思所怀疑的那样在战争期间一直用无线电台相互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比谢伟思所认为的更为重要。[25]这部电台是一个秘密，是从早先受共产国际影响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在蒋介石“围剿”共产党的战役中这部电台已被淘汰，但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于1936年被修复了，然后被用于整个战争期间。1940年，周恩来到苏联治伤后带回中国一套无线电发射设备和两套密码——例如，“遥远的地方”这个短语指的是斯大林——从而使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联系更加可靠。延安的无线电台被称呼为“农业部”，由毛泽东最信任的一个副手管理。为毛泽东翻译斯大林发来的电文的师哲在他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一直完全控制这些电报文档，将这些文件保存在自己的住所，他人无权使用它们。这些文件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1946年被烧毁，很可能这样一来，就能守住斯大林紧密参与了中共日常事务这个秘密，在那个时候他理应“正确和慎重地”对待中国的，任何中共是苏联代理人的暗示也能够因此而避免。
第二个事件是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这使美国成为正式宣战的战士而投入战争中去，发誓动用自己的军队来击败日本并将其驱逐出中国。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电报给罗斯福，提出要“同你并肩战斗，直到太平洋地区和整个世界摆脱暴力和无休止的背信弃义的祸根”。[33]
甚至在全面抗战之前，毛泽东也一贯表现出对这一原则的服从。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在获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后的最初冲动是把他一直称为“叛徒”的蒋介石送上法庭公审，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处决，但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同意代之以一个联合阵线。毛泽东服从了，几个月后，他做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错了，斯大林是正确的。[24]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参战消除了日本会进攻苏联的任何残余的可能性，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主要担心的是蒋介石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盟，一旦日本被打败之后，这一联盟便会把注意力转向共产党。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并给予毛泽东一个机会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以对付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佳的办法就是建立起他自己与美国的关系，并赢得美国的承认成为合法政党。毛泽东已经对像埃德加·斯诺这样的左派记者做了些公关工作，但这种努力的目的既是要在中国得到足够重视——因为斯诺的书在中国能够也确实逃过了国民党的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毛泽东绝对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不变的，这也是他对美国态度友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原因之一，此举是很有谋略的一步棋。中国在发动战争和政治斗争上有着经典的三十六计，其中就包括被称为“笑里藏刀”的计谋。这条计谋的目的就是当你需要陷敌人于困境、迷惑他时，或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来说，利用他和其他敌人之间的“矛盾”以防止他们联手对付你时，你就要去讨好自己的敌人。一旦毛泽东上台执政，官方核准的语言就变成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的这种论调。他相信苏联作为革命权威的源泉也是永久性的。战争导致斯大林和毛泽东双方都暂时放弃了意识形态上的目标，把刀藏一阵子，因为这样做的话，意识形态目标有可能在以后会实现。
现在的目标就是尽量争取美国人，邀请主流记者来延安，接待迪克西使团，并帮助营救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让美国人确信他们的友好情谊，并做出姿态展现共产党在1944～1945年不断完善的友好关系。周恩来对在重庆的美国游客发表意见，说共产党的意愿是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他要求国民党通过释放政治犯并遏制其秘密警察同样也做到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正如我们所知，临近1944年年底时，毛泽东告诉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他将欢迎美国部队登陆中国的土地，他会高兴地把他的部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不存在什么美国不干预中国这样的事，”1945年3月时他告诉谢伟思，“你们在这里是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友。你们的存在这个事实影响巨大。美国的意图一直是善意的。”[34]
在中共的领导阶层中没有人上过哈佛、韦尔斯利或耶鲁。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与美国之间没有私人的或公开的联系，没有富有情感的老同学关系，也几乎没有宗教关联。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反帝国主义为其核心宗旨，伴随着的是他们对全球政治的阐释，即帝国主义者本身或帝国主义者与殖民地世界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这一反帝国主义的信条表现在所有事情上，无论大小，无论涉及的是政治还是个人问题。
在某些方面，毛泽东也许说的是实话，或部分是实话，特别是当他赢得美国的帮助去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以及当他主动提出在美军登陆中国沿海时提供军事援助的时候，他是诚心的。毛泽东一直相信他自己的能力，如果能在中央政府中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他就能用它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最终夺取政权。在《雅尔塔协定》签署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超过100万人的兵强马壮、充满活力的军队，在他的指挥下，这支军队所面对的政府军却是兵源严重枯竭。如果他能够得到批准为美国登陆中国沿海提供后勤支持，那么他将能够把他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南的新地区，这可是一个既定目标。
对美国的这种看法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主要不同点之一。双方均希望通过在通商口岸取消治外法权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蒋介石始终怀疑，英国的政策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变得强大和独立，而是要使它保持软弱可欺，受西方的束缚，由此英国能保住它的帝国，包括在香港和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域外占有地，这个怀疑是正确的。但尤其是在1927年与共产党决裂之后，中国国民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在共产党人眼里，甚至国民党本身的构成也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地主和大资本家的政党。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人同共产党人一样非常爱国，致力于中国的全面独立；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靠近美国，国民党的许多领导人不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而是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蒋介石本人皈依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卫理公会；他那富有魅力的妻子上的是韦尔斯利大学；他的妻兄及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是哈佛的校友；他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是奥伯林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充斥着说英语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白修德于1940年在重庆组织过一个哈佛俱乐部[23]，他后来写道，这个俱乐部“包括了蒋介石政府中很大比例的高级官员，超过了其他哈佛俱乐部成员在约翰·F.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中可能占的比重”。蒋介石对在中国开展的传教活动和大企业持开放态度，但他未能在二战爆发前消除在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权——诸如在中国法庭上免于起诉的权利和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等——这些权利大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因此，随着国民党变得越来越像是美国的助手，它失去了反帝国主义的可信度。
然而，他所表示的把他的部队置于美国指挥之下的意愿则纯粹是公共关系之举了。“我们永远不会同意的”[35]，毛泽东于1945年1月25日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他的理由可以追溯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说，那样做将把党的军队“置于洋人指挥之下，变成一支殖民军队”。美国是帝国主义政权，苏联是革命力量。当需要区别谁是永久的朋友谁是永久的敌人时，认清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但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而言，美国的意图并不总是表现得如此善意。1915年，当战争在欧洲肆虐时，日本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迫使中国同意一系列的让步，从给予日本人满洲地区铁路的控制权到允许其佛教传道者在中国传教。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答应了这些要求，从而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特别是在学生群里。几年后，紧随着一战的结束，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写进了一个条款，授予日本控制德国在山东省青岛的殖民地的权利。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新的侮辱做出的反应是四年的抗议活动以及称为“五四运动”的自我反省，这场运动强有力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理智，包括那些很快就着手建立共产党的先驱。对他们来说，原以为是仁慈的美国人居然同意给予可恨的日本人控制中国领土的权利这一景象，验证了对“门户开放”是美国维护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委婉说法这一猜疑。
[1] Lynne Joiner，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 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p.130-31.
这样的解释，如果美国人早知道的话，定会让他们很难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在涉及中国时则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美国人一直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当其他国家都强行从中国榨取殖民特权时，他们首次制定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与美国的理想主义冲动相一致的，即帮助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民主国家。例如，当中国人被迫向在1898年义和团运动中打败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支付巨额赔款时，美国把它所收到的款项投入一个教育信托基金，以资助优秀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22]
[2]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72-7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包括美国、日本和英国，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主要成果就是一系列限制彼此海军规模的协议。在该条约制定者的眼里，这是努力防止军备竞赛和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之不易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斥责为帝国主义的“打劫”，“将迫使4亿中国人在新的国际责任下再次进入奴隶制”。[21]
[3]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383.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最强烈的吸引力是它为国际无产者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没有权力，这个解释完全适合中华民族的不满和愿望。列宁以他极具影响力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论点又发展了这个解释，毫无疑问他的论点会被灌输进如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这些地方的学生们的头脑中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少数垄断企业手中；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导致这些垄断企业——它们控制了代表统治阶级的政府——到全世界凡是它们能够去的地方去寻求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它们产品的市场。这个理论以其富有说服力的、容易理解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即使有几分机械的——措辞解释了年轻革命者需要了解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切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耿耿于怀的百年耻辱的开端。毕竟，除了垄断和贪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武力以确保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印度鸦片之外，鸦片战争还能是什么呢？列宁的理论解释了通商口岸、外国租界、日本赤裸裸的侵略、颓废和特权，以及在华外国人仆妾成群的奢华生活方式，他们可以免除中国法律的追究，他们的传教士传达的信息是中国的信仰和习俗均劣于外国的信仰和习俗。深深嵌入在中国早期革命者和爱国者脑海中的是这样的信念：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暴利是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做生死斗争的最后堡垒。
[4] Joseph W. Esherick，ed.，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308.
伟大的革命家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和金日成死后，他们的遗体被做防腐处理，并置于展厅以供公众瞻仰。这种做法的起源在于俄罗斯东正教对圣徒的崇拜，其教义认为，精神上的纯洁胜过肉体的衰败；共产党采纳了这个理念，认为至高无上的革命领导人将永远活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之中。
[5] FRUS，1945，vol.7，pp.337-38.
同样，考虑到中国后来与苏联的彻底决裂以及这个国家对民族独立的强烈依恋，要重新唤起对一个听命于外来权威的时代的回忆是需要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力的。不过，在中国革命者试图模拟和效仿苏联的宏伟成功的那几十年里，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如同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教会中权威和顺从的关系，其中貌似教皇的统治者基于世俗圣经颁布法令，其真实性由神圣的、绝对无误的科学共同提供担保，或至少由胜过其他分析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优越性所通告。
[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6.
中国共产主义特有的语言，它的符号和话语模式，它的宣传风格，它的木版印刷的图文，它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观念，它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它的报纸和极端严肃的理论期刊，它的内部争论和斗争的专门词汇，它发明的全套意识形态标签词汇集，全部是新近创造出来各种主义，如“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背弃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后来用在像毛泽东、朝鲜的金日成、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和越南的胡志明这些获胜的革命者身上，对神一般的天才领袖的狂热崇拜所使用的奉承之词——所有这一切都移植于俄国原版的百科全书中的术语、概念、信仰和技术，受其孕育并获支持。在无数遭受压迫和殖民统治的人的眼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苏联成为一个通向辉煌未来的开拓者——“社会主义国家”[20]，一方乐土。
[7]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26.
当中共领导人或他们的家人得了重病时，他们就会赴莫斯科治疗。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任妻子，贺子珍和江青。1939年，周恩来从马背上坠落摔坏了胳膊肘骨头后，也去莫斯科求医。组织成员身份是包罗万象的，限制严格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1938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时候，数十名，也许是几百名在俄国的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清洗，并被发配到古拉格。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人都是被其他中共人士所检举的。林英的父亲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度过了十七年，她认为康生后来对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时就认识的共产党同事的迫害，其目的就在于要掩盖他原先在苏联检举中国革命者时所扮演的角色。林英十几岁时问她的妈妈（一位忠诚的革命者），斯大林那“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何能犯下如此不公正的罪行，她母亲的回答是：“你所谈论的仅仅是个别事件，代表了革命的曲折，它们不能遮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功绩，它们不能玷污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否就其成员消失在苏联监狱体系中向苏联提出过抗议，数百人在那里从此杳无音讯。人们只能猜测这样做的原因。
[8] Time，June 18，1945.
我们是从林英（Sin-Lin）写的一本令人刻骨铭心的回忆录中知道这一切的，她在苏联长大直到13岁，在1950年回到中国之前都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谁。这些中国孩子同来自其他国家的革命家的子女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其中有些人来自如南斯拉夫、越南、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家，他们在一起唱一首歌，歌名为“国际儿童之家颂”（“在我们心中燃烧着抗议/像黑暗中愤怒的火焰”）[18]，还要去学会热爱斯大林，他们被教导说，斯大林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
[9] Esherick，Joseph W.，ed. 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Ⅱ Di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New York：Random House，1974，pp.350-53.
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创建一支职业革命家的骨干队伍，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先锋，它提供的帮助，不仅有在意识形态培训上的内容，而且还有许多很实用的方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中共领导人往往为躲避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疲于奔命，他们的孩子中有三十几个，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在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的帮助下隐蔽在上海，这个组织是由共产国际建立的，作为其促进外国共产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16]当这个隐蔽所被关闭后，斯大林安排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前往苏联。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已经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年轻“英雄”，几乎在整个二战期间都留在苏联。毛泽东的女儿娇娇——后来称为李娜——也在苏联度过了她的整个童年，以至于在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她回到祖国时，几乎都不会说中文。这样的孩子共有一百多个，都是热诚的中国革命者的后代，他们的父辈或在莫斯科学习，或在那里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工作，或是已经回到中国“闹革命”而将子女留在那里。[17]他们中有刘少奇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的一个女儿，林彪的一个后代，还有许多其他人的子女，所有这些孩子都由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负责照料。
[1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2.
1923年，羽翼渐丰的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通过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其结盟，结果是他们同时成为两个党的党员。换句话说，这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莫斯科对中共与更大更强的国民党的关系做出决定性指导的一个早期例子，这种指导实际上从未中断，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止。
[11]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3.
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尽管不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这所学校是共产国际于1925年建立的，目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培养来自殖民地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这所大学的一位校友是刘少奇，直到1966年之前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并且是1942～1944年整风运动的策划者之一。后来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曾于1926年短暂地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然后换到了另外一所离克里姆林宫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姐妹学校，那所学校则是由共产国际于1921年创建，专门培养一支未来的中国革命队伍。二十年代初周恩来在欧洲的时候，曾经是中共旅欧支部执委会成员，他招募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赴莫斯科就读上述两所大学。通过这些方式，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一个训练场地和一个精神圣地，这对于来自波兰、德国、保加利亚和朝鲜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一样。
[12] Mao Zedong，“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vol.4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online edition，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4/mswv4_65.htm.
从那时起，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涉及的内容远比单纯的建议、金钱和道义上的支持更广泛，更深入。这是一种完整的文化和政治传输。这是一套词汇，一种称为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一套做法，以及一种崇高的、令人着迷的、激动人心的政治远景，涉及历史上的进步力量战胜剥削和反动势力。自从1921年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直到五十多年后逝世，毛泽东从未背离过这一愿景。当他于1949年6月发表了他那关于“一边倒”的讲话时，毛泽东把他即将到来的成功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这是最卓越的武器，其光辉和希望随着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而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他说道，“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15]
[13]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43.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时期。当时，一群中国左派知识分子，毛泽东也在其中，于1921年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顾问被派到中国进行监督指导并提供资金。他们给初出茅庐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名义下的话语风格、宣传基调和分析模式。他们还向其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而仅仅比共产党早几年成立的国民党，也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组织的，并接受苏联顾问的指导，但是当蒋介石于1927年激烈地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之后，他也与莫斯科决裂了。他让苏联顾问卷铺盖回国，然后转向其他地方寻求资金和支持，只剩下中共作为还接受共产国际密切监督指导和资助的唯一的中国政党。
[14] Robert Carson North，Moscow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C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96.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塑造成温和与民主的政党的努力重现了过去一桩著名的事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即从1923年到1927年，斯大林在对党员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提出了他的计划，要把蒋介石“像挤柠檬一样挤过之后再扔掉”。[14]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挫败了该计划。如今，在1945年，这项计划再次被推出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注定会取得成功的。
[15] Ma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毛泽东的温和政策，包括他向美国伸手示好，就是以此种方式同他的目标和斯大林的长期革命目标完全保持一致的。他与迪克西使团成员的友好交谈，他对记者的温和、亲民主的表述，他那支持美国在中国领土上登陆的提议——所有这一切行动不只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而且是根据他的命令来执行的。此外，这些命令与斯大林给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命令是相同的——采取一种“渐进式”的立场，去吸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促使西方领导人相信他们不具威胁性的节制。这就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得到中国小民主党派的公开拥护，以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和结束国民党监视中国公民的要求。
[1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25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和斯大林与西方盟国进行着战时的交往。其目的并不是与美国的友谊，而是维持必要的安排以待条件改变。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了解美国那本能的反共冲动，因此，他们竭力压制那些冲动。他们竭力说服美国人通过迫使国民党接受一个联合政府，并给予共产党人武器用于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支持中共的战时目标。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两件事，那么随后，如潘佐夫和莱文所写的那样：“中共将能够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挤’下权力宝座……最终夺取政权。”[13]
[17]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p.86-89.
“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1949年6月22日，就在取得对全中国的控制权之前，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如此说道，该讲话总结了推翻清王朝后的四十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八年。毛泽东说，在国内我们已经学会了“唤起民众”，“在国外”，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2]
[18]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91.
毛泽东同样相信这一点，由此他知道，他的终极目标和斯大林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他最终在中国夺取权力将能够，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句名言，使东风压倒西风，或者不用这种隐喻语言来说就是，有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特别是由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
[19] Sin-Lin，Shattered Families，Broken Dreams：Little-Known Episode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Persecu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talin’s Gulag，trans. Steven I. Levine （Portland，ME：Merwin Asia，2012），p.118.
但在1945年——包括稍早和稍后——毛泽东并没有以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其作为卫星国被剥夺了自由和独立。他看到了苏联在那里的宗主地位——尽管他不会这样称呼——这是为了国际革命所拟的一个盛大的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张似乎仍然非常古怪，很难相信在美国或是在中国居然有人会去信它。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这个主张激发了像毛泽东那样的成百上千万人的强烈愿望，他们看到整个世界被分裂成两半，一半是受剥削的、半主权的或像中国那样半殖民化的穷国，另一半是富有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在他自己的利益和苏联的目标之间几乎没有冲突，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矛盾”。学者亚历山大·V.潘佐夫和史蒂芬·I.莱文在他们合著的毛泽东传记中，广泛借鉴了潘佐夫所获得的以前无法得到的苏联档案中的相关内容，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战争趋于结束，斯大林在亚洲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彻底改变世界舞台上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并使之有利于苏联”。[11]而这种重新排序的关键是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
[20]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29.
戴维斯把他的错误归因于“低估了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的承诺”，这是对的。但是，中国通们还犯了另一个分析上的错误，即把势力均衡作为国际关系中的运行原理。他们认为中国想利用美国这个威胁较小的力量来制衡苏联那令人畏惧的力量，这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中国在几十年以后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们所低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革命俱乐部中的会员资格，这是在他们的个性和身份上本质的、根深蒂固的精髓。作为本身是诚实且性格直爽的人，谢伟思和戴维斯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承认斯大林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以及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斯大林；一旦冷战开始，他将别无选择，只能站在苏联一边。逻辑和经验告诉美国人，将自己融入从属于莫斯科的国家集团中去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逻辑和经验说毛泽东愿意看到苏联控制东欧，但为了避免自己也落入虎口，他想与美国创造一种战略平衡。
[2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58.
然而，大多数有力证据表明，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尽管在那么多事情上是如此正确，尽管他们在绝大部分判断中是如此精明和现实，但恰恰在这一点上错了。多年以后，戴维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认为很有可能“在政治上拿下”中共是“不现实的”。[10]
[22] 即清华留学预备学校及“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译者注
这种认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接触似乎非常偶然并且不那么重要的看法，支持了包括史迪威、戴维斯和谢伟思在内的中国通的信念，即中国共产党人会欢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部分是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较少依赖苏联，因此，一旦上台，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实现这个目标，就不太可能成为亚洲巨大的反西方共产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去预测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可以被引诱脱离苏联的怀抱就非常有意义了。
[23] White，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Harper & Row，1978，p.73.
贾德身处万里之外，但即便是在现场的美国人，特别是来延安已经一年半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也都没有见到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总部有任何强烈的来自苏联的影响，或者甚至有其存在。有着敏锐观察力的谢伟思认为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最大的可能是同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之间使用“一部在延安的电台”。但是，他也认为这种联系是最低限度的。1945年3月，当谢伟思最后一次访问延安时，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多年缺少来往了，或许一年内只有一两架次的飞机，而且这些飞机中途停在中国西部的兰州加油时还被国民政府的特工进行了彻底搜查。最后一架从莫斯科飞来被仔细搜查的飞机是1944年11月降落在延安的那架。根据谢伟思的计算，1945年年初在整个延安总计有三名俄国人，一名是个外科医生，另两名是塔斯社记者。更重要的也许是，在迪克西使团的观察员与中共军队的所有重要接触中，包括与他们的游击队战士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都没有发现俄国的武器和装备”，这是可以用来支持贾德的说法的。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31.
然后是二战的实际经验。在整个战争期间，毛泽东从苏联那里得到的都是戴维斯所说的“不公正待遇”。苏联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来没有在共产党人的反蒋斗争中公开支持过他们，从未承认他们可作为一个替代政府（就像他们对待波兰共产党人那样），甚至从未给过他们多少武器。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还提供武器装备给国民党人，以便支持他们抵抗共同的敌人——日本人，这些装备包括后来成为中国空军主力的战机。即使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的公开承诺仍旧是要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后来的内战中，苏联驻华大使，与他的美国同行形成对照，居然伴随着国民党一起撤退到南方。即使是像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这样的人，一个认为毛泽东会将俄国人的利益看得比中国的利益更重的热忱的亲蒋议员，都发现斯大林本人在他与中国的关系中完全是“正确的和考虑周到的”。[8]贾德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过去七年中莫斯科在支持或供应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无论是物资上还是指导上”。[9]
[2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22-23.
王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语言来批评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的偏向”，这样就更加深化了把毛泽东首先作为一个中国的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国际革命家的看法。他在一系列斗争中战胜了王明，并在四十年代初达到了顶峰，他似乎以他那独立的实用主义战胜了斯大林的正统观念，毛泽东在他自己的著作里也强调了这一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
[26] Pantsov，Alexander V.，and Steven Ⅰ. Levine. Mao：The Real St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2，p.334.
毛泽东在中共内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多年来被称为“归国留学生”或“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批人，为首的是骄傲的、雄心勃勃的早期党员王明。王明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就被派往莫斯科学习，除了中途回国一两年，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1937年。他错过了在上海的和在毛泽东的农村苏维埃的所有革命行动。他没有参加长征，因此也就没有附加在这个创造出神话的事件上的声望。但是，他从自己与世界革命中心的联系中获得了极高的身份，他曾经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代表接触频繁，因此被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共产国际成立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发誓要为“以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以此作为彻底废除国家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战斗到底。
[27] Mao，“Interview With New China Daily correspondent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ept.1，1939，in Collected Works，vol.2，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17.html，p.70.
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公认事实的支持。毛泽东几乎从一开始——肯定是从1927年国民党血腥的反共政变起——就是一个非正统的革命家。在上海发生屠杀大批共产党人的惨案后，毛泽东把党引向农村，他相信受压迫农民可以成为革命的基础。毛泽东在江西省建立了一批农村苏维埃——仿照强大的工人苏维埃，或叫作委员会，这些工人苏维埃为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铺平了道路。
[28] Mao，“Interview With New China Daily correspondent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ept.1，1939，in Collected Works，vol.2，online at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2/mswv2_17.html，p.72.
有些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掌权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确让中国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这是因为美国把他推到了那个方向。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多次对斯大林的作为感到怒不可遏，因为苏联领导人毫无悔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后来，毛泽东说起过斯大林的“不忠”。他称斯大林为“这个虚伪的洋鬼子”。[6]他因俄国人在东北地区和中国西部的新疆行使半殖民地权力以及斯大林对待他的傲慢态度而感到羞辱。这种观点认为，他会让他的国家脱离苏联的控制。
[29] Mao，“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在这种看法的背后有着一种历史的解释，即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俄国人，也从未得到过多少他们真正的援助，有时还会感到被他们出卖了。中共始终向往的，就如毛泽东多次向迪克西使团代表陈述的那样，是从与美国的正常和友好的合作中受益。毛泽东想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需要，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独立于苏联，这就招致了在北部边境上的巨大威胁，几乎是对中国的咆哮，反对中国与遥远的美国去搞战略平衡。赫尔利本人也相信这一点，这是他与中国通之间意见一致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话题上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曾亲自向他确认，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30]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49.
中国的反苏敌意及其为求势力均衡而与美国改善关系的行为大大地证实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直都是愿意听从如戴维斯所说的“美国人的提议”的，至少会对美国产生非敌对的关系，只要美国不去坚持其盲目和弄巧成拙的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3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1.
1960年，戴维斯的备忘录问世十五年后，毛泽东领导中国愤怒地与昔日的盟友和社会主义兄弟苏联决裂，指责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犯下的罪行和敌对行为，所用的高调夸张言辞是中共对其敌人的一贯用语。除了口水战之外，还有1969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西伯利亚之间边界乌苏里江上有争议岛屿上的武装冲突。这种新的对抗为中断了又一个十多年的中美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重新修好铺平了道路，这一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3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73.
这些会谈坚定了谢伟思的信念，美国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实质上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失去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去同中共建立亲密关系。几个月前，在那次访问延安时，谢伟思写道：“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可能曾有过的偏向苏联的任何倾向似乎都成了过去的事情。”[4]美国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上都是一个可期待的合作伙伴，远比苏联强大得多，而且对东北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如新疆，都没有殖民主义的图谋。“结论是，”谢伟思在1944年9月写道，“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更为重要。”现在，他和戴维斯都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的是，美国需要根据这一事实采取行动。1945年4月中旬，戴维斯从莫斯科提交了他写的一份备忘录。[5]他警告说，国民党不仅缺乏民众支持，它甚至还没有制订计划去吸引民众的支持，并且国民党“效率低下、贪赃枉法、腐朽没落”，毫无可能去战胜“充满活力、纪律严明”的共产党。至于共产党人，戴维斯继续写道，他们开始时是“作为莫斯科的世界革命政策的工具”，但在战争期间他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援助极少，这些战争经历把他们推向了民族主义的方向。然而，他们是否还会决定成为“俄国对外政策的自觉自愿的工具”？他们是否会“愿意根据等于或高于他们给予苏联的条件与我们进行合作”？我们真的不知道，戴维斯承认道。“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如果有哪个共产党政权比较容易被美国在政治上‘吃掉’的话，那就是延安。”
[3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88.
但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管谈判是否成功，不论美国是否给中共提供武器，毛泽东深信不疑地对谢伟思说，中国和美国将是天然盟友。毛泽东说它们有着“同情、理解和共同利益的牢固纽带”[2]，谢伟思如此转述了他的话。它们双方都“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和个性化的……天生爱好和平，不侵犯别人，也不搞帝国主义”。基于这些原因，谢伟思在电报中继续总结毛泽东的评论道：“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冲突、隔阂或是误会。”共产党人的目标是适度的，毛泽东说，这使得包瑞德后来将其称为“土地改革者的废话”。这些目标就是减租、累进税制，以及“民主制度”。至于美国，毛泽东重复了几个月前他给包瑞德的保证，即使美国拒绝给他的部队提供“一枪一弹”，共产党人也“将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提供和实践合作。只要是他们能够做的……共产党人都认为是责任和义务”。[3]但是，如果美国确实认为武装共产党人是合适的，那么两国都将从中受益。同日本人的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国人会“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不朽友谊”。
[34] Lyman P. Van Slyke ed.，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w35" id="m35">[35]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90.
谢伟思于1945年3月最后一次访问了延安，其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使他确信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一种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机会就在眼前，需要美国去抓住它，只要美国有智慧愿意这样做。当时，他得到消息称美军已经荡平了日本在冲绳的据点，他觉得这个消息使毛泽东处于“非常良好的精神状态，边说边从椅子上站起来，绘声绘色，谈话中充满戏剧性的装饰，时不时加进一些有趣的轶事”。对于由美国大使赫尔利居中调解的与蒋介石的谈判被证明“无果而终”，毛泽东表示了失望，为此他归咎于蒋介石，但他又充满自信、胸有成竹，称如果蒋介石再次试图用武力来消灭共产党，其注定会失败。“在内战期间，我们要比现在弱一百倍，蒋介石都不能打败我们。”[1]毛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