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罗斯福是在努力挽救成千上万的他认为可能会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美国士兵，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排除的头等大事。但奇怪的是，罗斯福竟然会信任斯大林，这个在二十世纪被证明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主要人物。他想要信任后者。他认为，他对战后世界的愿景依赖于作为合作伙伴的斯大林的可靠性。或者，正如戴维斯后来解释的那样，总统为战后世界所想象的整座大厦都依赖于斯大林的合作和善意。“对此的处方是，”后来，戴维斯把眼光扩大到亚洲时说道，“慷慨地、宽宏大量地援助苏联，不去为各自的好处而讨价还价，支持某种领土上的要求和斯大林告诉罗斯福他要实现的其他目的。”[19]我们已经知道哈里曼试图打消罗斯福的这种信任并提醒他斯大林的目标与美国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哈里曼并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乔治·凯南警告说，斯大林的目标——他谈论的是欧洲——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上其他国家人民所追求的国家间幸福、繁荣或稳定的生活”。[20]
哈里曼不赞同这种做法。[18]对于罗斯福和斯大林就中国问题会谈半小时后所拟的最后文本，除了其他方面，他反对其中一句令人吃惊的表述，该句话大意是在满洲地区的“苏联的特殊利益要得到保证”。“特殊利益”这个措辞在语气上既模糊又专横，同时这项秘密交易——由两大强国来处置一个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的利益，甚至都不把它们的安排让那个不那么强大的国家知道一二——恰好呼应了短暂且充满暴力的六年之前所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罗斯福曾经要求并且也得到了时间去征求蒋介石对这项安排的同意，但其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而已。
凯南很清楚斯大林在寻求战后全面掌控东欧，任何与此相悖的观点都是一厢情愿的。此外，虽然许多专家都把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的盲区归因于他生命最后几周中的脆弱，但实际上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沉浸在这种一厢情愿之中。他自己的驻莫斯科大使，海军上将威廉·H.斯坦德利——曾在苏联就职直到哈里曼于1943年接任——就常常抱怨所有罗斯福派往莫斯科的特使，他们“越过我的职权，按照罗斯福的政策行事——不与俄国人对抗，给他们想要的一切，因为，毕竟他们在打德国人”。[21]
斯大林的要求陷罗斯福于困境，令他左右为难，在军事上他渴望俄国人出兵中国东北，然而公开同意苏联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则会令他尴尬。[17]为使该外交活动不至于搁浅，罗斯福告诉斯大林，他将接受这项交易，但前提是必须保守秘密。告知中国将等同于告知全世界，因为重庆政府不能保守秘密。罗斯福想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蒋介石对这项交易的同意。
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三个巨大的讽刺。第一，苏联急于攫取在东亚地区的利益，无论如何都肯定会出兵中国东北，以便在将战后条款强加给战败的日本时能够在谈判桌上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向斯大林乞求恩惠，或同意他的条件来交换一些他原本就渴望去做的事。
换句话说，作为加入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斯大林要复活其被日本据为己有的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特权，还有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列强享有的通商口岸，尽管他们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一年左右就已经放弃了这些特权。这就意味着，除了英国控制下的香港的和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门，只有苏联将保留其在中国的半帝国主义地位。不过，没有人会在雅尔塔会议上冒失礼的风险去指出这一点。
第二，美国相信给予斯大林想在满洲地区得到的东西事实上是在创造条件来加强中国的国民政府并削弱共产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好相反。诚然，苏联承诺过会离开满洲地区并把它交给中国政府，许多人也相信他们会的，而这将为莫斯科和重庆之间签订将共产党人排斥出权力中心的条约铺平道路。“俄国人承诺不干预中国事务，”亨利·卢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从而拆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台并转移了他们最近在膨胀的与蒋介石政府平起平坐的要求。”[22]但是，去相信斯大林会信守对于中国的承诺那就是太天真了。最终，斯大林在一年半后确实放弃了满洲地区，不过不是交给国民政府，而是暗中给了共产党，这样毛泽东就得到了一块根据地的控制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驱离过。
首先，他要恢复1905年俄国丧失于日本的那些土地的“主权”，即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和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岛链上的几个小岛，这些岛挡住了苏联进入太平洋的通道。[16]至于中国，斯大林希望在中国东北占有一些重大的优势，这也是俄国人于1905年输给日本人的。苏联要求控制那里的铁路，获得对辽东半岛南端旅顺港这一不冻港的永久租赁权，以及附近港口城市大连的控制权；它还要求对外蒙古的现状予以承认，外蒙古虽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是被莫斯科控制的卫星国，但因为它曾经是清王朝的一部分，后来的政府也声称其是属于中国的。
第三，正如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当然，原子弹导致了日本的突然投降，而被认为需要俄国人出手相助的美国地面攻势根本就没发生，即使是换取俄国人帮助的高价已经被支付了。
罗斯福首先问斯大林是否能够允许美国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用于对日本的轰炸，斯大林同意在靠近中国附近的阿穆尔河地区建立两个这类基地。罗斯福然后给了斯大林一份备忘录，要求联合计划在远东的作战，斯大林说他会下令配合。此举是一个突破，因为这是斯大林从抽象地承诺在太平洋战区给予帮助转到具体的计划。但斯大林说在他愿意谈论军事细节之前，他还有一些政治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始至终都涉及一个巨大的道德妥协，与独裁者斯大林合作，以便打败另一个独裁者希特勒。我们太“软弱了”，凯南说道，“以至于没有俄国人的合作就难以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这种合作一直是“老练的和有效的”。[23]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把拒绝给予希特勒的东欧控制权作为奖励而赠予斯大林，这就是现实政治的本质。
罗斯福正是心中揣着所有这些想法于1945年2月8日到斯大林在雅尔塔的书房去商谈苏联加入对日战争事宜的。除了两国元首之外，房间里还另有四人——莫洛托夫、哈里曼和两个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这次会议是双方就一年多前在德黑兰达成的非正式协议的定型，但这种定型是非常重要的。
在雅尔塔会议上，这种道德妥协被扩展到亚洲，然而俄国人的帮助并没有被扩展到亚洲，同时这种帮助也是不必要的，它只会给美国及其价值观造成严重的伤害。几个月前，即1944年的8月，周恩来曾预测俄国人加入战争的后果。当迪克西使团刚刚抵达延安时，共产党人表达了他们与美国建立深层合作和友谊的愿望，周恩来写了一篇长长的党内报告，就国际形势做出了他的分析。[24]当时他并不知道俄国人是否会加入战争，但他们的加入将是非常可取的，他写道，尽管最好不要公开表达这种愿望，以免令美国人对未来的苏中共产党联盟产生警觉。苏联的参战，周恩来写道，将意味着不亚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意味着蒋介石的失败和共产主义扩展到从华沙到广州的整个欧亚大陆——“这是蒋介石和英美保守派人士不想看到的”。
罗斯福还想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另一个目标，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高目标，即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在战争早期，美国军事规划人员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中国是对日本作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动基地，部分原因是对日本的最后进攻只能从中国领土上发起。在1945年年初，中国的贫困和武装力量的糟糕状况导致了对这一观念的舍弃。“到雅尔塔会议召开的时候，”历史学家邹谠写道，“美国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会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个强国。”[15]尽管如此，罗斯福仍然希望中国能够统一，从而能为抗日战争做出更多贡献。他也清楚苏联有能力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抑或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罗斯福曾经听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多次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都不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想要确信这些保证是真实的。如果能让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可能受阻，从而使得在对日最后战役期间破坏政治联合或一旦抗战获胜之后就挑起内战的可能性减少了。
[1]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93，211.
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认为要打败日本就必须对日本列岛本身实施大规模进攻，因为他们坚信，在抵抗中大规模的集体死亡比投降更可取。美国军方规划人员估计，对日本本土预期的进攻给美国军队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在10万至35万之间。他们进一步指出，通过加入亚洲战争，苏联能够在中国东北牵制住上百万日本军队，否则这些军队将被部署到日本本土以对抗美军登陆。后来指挥了进攻日本行动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促请罗斯福要求俄国人派遣六十个师，或者50万人以上的部队去进攻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14]
[2]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93.
针对苏联参与对日战争是否必要或是值得的，美国政府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务院总的来说是反对与苏联就此达成协议的。最近离开重庆去莫斯科就任新职的约翰·戴维斯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他并不知道斯大林在那里向罗斯福做出了秘密承诺）就明智地预言，俄国人在亚洲开辟战线“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参与对日本发号施令并建立新的战略边界”。[13]在戴维斯和国务院其他官员看来，去打败一个敌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却只是邀请一个凶险的未来战略对手去占领刚刚赶走战败之敌的那块领土，这是前门驱狼后门揖虎，毫无意义。此外，也有一些高级军官，如在美国海军中位列第二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以及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五星上将、绰号“哈普”的H.H.阿诺德，他们都认为亚洲的战争只要通过封锁日本就能取得胜利。
[3] Zhou Enlai，Zhou Enlai nianpu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Zhou Enlai］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Co.，1991），pp.600-603.
考虑到苏联的宏大目标和它在东欧的行动，难免不会想到已经有人在担心斯大林是否想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事实上，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有关苏联在欧洲的目的和苏联在亚洲的目的也许会有类似的可能性。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的近期目标是一旦战争在欧洲结束，就让苏联参战对付日本。在1943年举行的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以及与哈里曼会谈时，斯大林都已秘密同意了这项原则，但现在罗斯福想要同他敲定具体细节，比如他将出动多少军队，还有苏联参战的确切日期。
[4] New York Times，Nov. 17，1944.
到这三位领袖在雅尔塔会晤时，俄国人早已在华沙任命了一个即将成立的波兰傀儡政府，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虽然各方达成了一个动听的协议，承诺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将来会举行自由选举，并且较笼统地保证了欧洲被解放了的人民“恢复主权和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11]的自身权利，但正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二把手、后来的遏制战略总设计师乔治·F.凯南在当时所说的，这些文字实际上是“最拙劣的那种含糊其辞”。[12]当波兰共产党后来不兑现所承诺的选举时，西方盟国完全无能为力。后来在1945年，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了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作为交换，它吸收了一些非共产党成员。苏联控制下的波兰成了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被公认的一个事实。
[5] FRUS，1945，vol.5，pp.817-20.
三大国的领导人就波兰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尽管很委婉且没有提及1939年苏联吞并了这个国家一半的领土。罗斯福和丘吉尔支持战争开始时在伦敦成立的非共产党的波兰流亡政府，他们敦促做出一项安排，使其能与苏联资助的共产党组织竞争权力，假定是通过选举，但苏联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一目标时达成。在雅尔塔会议的前几个月，即1944年8月，波兰家乡军（Polish Home Army）发动了著名的华沙起义，战斗在城里逐门逐户、一条街挨一条街地进行了两个多月，试图驱逐纳粹占领者。起义的时间被设定在苏联军队刚好到达华沙中心维斯瓦河的另一边时，但苏俄军队却在那里停滞不前了，斯大林在观望和等待着德国人消灭波兰的非共产党的武装抵抗，然后把华沙夷为平地。斯大林很高兴看到那些波兰人被消灭掉，他们是极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派来对抗苏联的影响的。
[6] Walter Isaacson and Evan Thomas，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249.
至于波兰，美国代表团中的人，包括罗斯福、哈里曼和国务卿斯特蒂纽斯，都对苏联领导人不加掩饰的含糊言辞感到震惊。一个“自由、独立和强大的波兰对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10]，斯大林向西方盟国保证。但是，斯大林继续说道，因为德国是借道波兰而入侵苏联的，苏联就“必须在该国（波兰）占完全的主导地位”。
[7] FRUS，1945，vol.5，p.843.
斯大林并没有特别渴望会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对他有利，他也不希望受制于来自盟友的压力而在自己的胜利面前倒退回去。截至1945年2月，他的军队已经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无意放弃这样控制权。
[8] S. M. Plokhy，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131.
他丝毫没隐瞒自己的意图。这次雅尔塔会议是战时三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是1943年在德黑兰，那时斯大林就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并不急于再次见面，他坚持要求下一届峰会在某个离他很近且方便的地方举行，要不然就干脆别开会。这就要求罗斯福先坐火车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接着花十天时间乘坐海军巡洋舰到地中海岛国马耳他，在那里他将与丘吉尔会合；然后再搭飞机飞七个小时到塞瓦斯托波尔，美国飞机还得凌晨3点时起飞，以避免可能的德国空军的攻击；最后，他们还得乘坐汽车沿一条蜿蜒曲折的路线行进90英里，穿过群山最终到达雅尔塔。[9]但是，为了实现就战后世界的形态达成某种理解的愿望——包括从罗斯福的立场上来看最重要的是，苏联同意参加联合国，这是罗斯福为战后世界构思的宏伟理想方案的核心内容——罗斯福顺从了斯大林的要求，甚至不惜冒损害自己健康的风险。
[9] Rudy Abrahamson，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ill Harriman，1891-1986 （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70.
然而，这个邪恶的、玩世不恭的德苏联盟最终还是解体了。1941年6月，德国入侵法国一年后，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闪电战，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同时发动进攻，由此几乎一夜间就把斯大林从一个同谋者转变成仇敌。希特勒的叛逆行为破坏了斯大林早期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迫使他必然要与英国和美国建立联盟，英美则遵循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原则。现在，在雅尔塔会议上，经过将近四年与德军交战及许多代价巨大的苏联的胜仗之后，斯大林下决心要从战时盟国那里得到对苏联势力范围（占领区）的认可，这是他未能从已失败的与希特勒的交易中所得到的，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要的范围要大得多。
[10]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166-67.
作为1939年到1942年之间的盟友，斯大林和希特勒都犯下了大肆屠杀敌人的罪行（且伴随着对本国公民的大量谋杀或监禁），只要能扩张他们的利益，就可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德国的铁蹄肆意践踏了比利时、挪威、荷兰和法国，并准备在东方实施大规模种族迫害；而斯大林则吞并了波兰的东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以及罗马尼亚北部和东部的省份（比萨拉比亚、摩尔多瓦和北布科维纳）。斯大林还入侵了中立的芬兰，不过，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芬兰人成功地进行了部分抵抗，虽然失去了一些领土，但从不屈服于苏联的控制。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位于德国认可的苏联的“势力范围”[8]——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实质就是一个占领区。
[11] 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74.
同时，在卡廷森林里，苏联秘密警察执行了斯大林批准的一项行动，杀害了2万多名波兰公民，其中包括在1939年入侵时俘获的8000名军官。这是一场由秘密警察苏联内卫军及其毫无人性且残忍的领袖拉夫连季·贝利亚组织的先发制人的攻击，目的是消除任何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波兰的领袖人物。苏联人把惨案的动机及不可饶恕的暴行都归咎于德国人，这个厚颜无耻的谎言居然被世界各地相信了几十年。1941年1月，在纳粹入侵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半年后，希特勒和斯大林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合作，签署了一项德苏边界和商业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原料来交换德国的工业机械。
[12] Isaacson，Walter，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p.246.
苏联随之于两个星期后也侵入了波兰，但英国或法国都没有对其宣战，部分是因为没有针对苏联的防御条约，部分则是因为同时与德国和苏联交战将是荒谬的，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对西欧及其自由造成最直接威胁的就是希特勒。在该条约签署后，德国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将注意力转向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侵犯，以及对英国的轰炸行动。这一切都在1940年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发生了。
[13]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48.
苏联对波兰的企图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之前一直没有被世人所提及。去谈论六年前的事件一直被认为是徒劳无益的、不明智的，也是失策的，那时斯大林和希特勒以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瓜分了波兰。1939年，这两个独裁者目睹他们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这份秘密协议规定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抹杀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波兰，开辟一条以流经波兰首都华沙的维斯瓦河为界的新的德苏边界。条约签订一周后的9月1日，德国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毁灭性闪电攻势，入侵波兰并迅速占领了它的西半部，导致与波兰签订了条约规定一旦德国入侵就要协同防卫的英国和法国对之宣战。
[14]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50.
在这段时间内，在哈里曼心目中中国似乎并不是主要考虑的对象，尽管他也很担心苏联在中国的意图。4月21日，罗斯福逝世后的第九天，他警告说，苏联很可能在“马其顿、土耳其尤其是中国”“造成进一步的麻烦”。[7]他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在苏联占领中国东北之前同中共达成协议，俄国人“肯定会在那些地区建立一个受苏联支配的共产党政权，由此中国就会被完全分裂”。哈里曼在这句话中也做出了与其他美国官员同样的一厢情愿的假设，这就是，借助某种方式，只要蒋介石可以吸引毛泽东加入中国的统一政府，中国就不会有苏联的恶意干涉，但此后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个假设是非常错误的。不过，在他和其他战后规划师心目中，中国仍然不如欧洲那样是他们的主要考虑对象。在雅尔塔会议后的几个星期里，只有波兰才是令大多数美国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说明了美国和苏联在目标、实践和价值观上的不相容性。
[15] Tsou，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71.
在莫斯科，哈里曼对这种幸福的远景开始失去信心，原因是斯大林的攻击性行为，他也越来越感觉到在同斯大林及其代表谈话中的强硬，斯大林想象出了一个与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1945年4月4日，他发了一封愤怒的电报回华盛顿，抱怨俄国人行事“从他们的私利的立场出发”。[5]他们实施新闻审查“以防止公众了解事实”。他们“无情地在所占领的敌对国家里剥夺一切他们可以搬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哈里曼察觉出斯大林的目标中有着某种极其恶意的东西。他意识到，苏联的独裁者并不是罗斯福所认为的那个人，会以互惠的方式对慷慨的对待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哈里曼写道，“苏联的计划是建立极权主义，终结我们所知的个人自由和民主。”[6]
[16]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223-24.
快到1944年年底时，罗斯福总统参加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2万人群众集会，这是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庆祝美国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4]苏联大使，安德烈·A.葛罗米柯，也出现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圆形剧场里；指挥家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也到场指挥了节目中的管弦乐部分。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出席并在讲话中提到“伟大的红军”。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谈到了一个“机会——整个世界以前从未知道的——促进全人类的自由和幸福”。罗斯福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欢呼下，给大家描绘出他和斯大林之间“日益增加的意愿”，以去“建立经久不衰的和平”。
[17] Plokhy，S. M. Yalta：The Price of Peace. New York：Viking，2010，pp.224-25.
由战时合作所带来的对苏联的温情在六十年后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大量文件曝光了斯大林那毁灭性的罪恶。现在一切都很清楚：在1945年，整个世界正在走向一次碰撞，不仅仅是权力，而且还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关个人自由、有限政府、防止滥用权力之类的重要理念，正受到来自一个肆无忌惮且偏执粗鄙的巨头的挑战。但在当时，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一年前，在“遏制”苏联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之前，以及在核恐怖平衡时代到来之前多年，苏俄对德取得的巨大胜利主导了国民的情绪。罗斯福，正如我们所知，培养了对斯大林的热诚的信任，直到他于1945年4月逝世为止，特别是他相信他和苏联领导人将在战后永远延续他们的联盟。
[18] Abrahamson，Rudy. 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ell Harrima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90.
毛泽东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重新考虑局势的人。W.埃夫里尔·哈里曼，富兰克林·罗斯福派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大使，也在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之际沉浸在令人忧心的有关斯大林和苏联的想法的深入思考之中。如后来的记载所述，他被现实绑架了。哈里曼是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家里在长岛拥有一处带马场的房产，他从小就在有着四十个卧室的豪宅里长大，他同斯大林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是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比不上的。在他绝大部分的遭遇中，哈里曼一直是他的总统对战后世界的宏伟构想的支持者。根据这个构想，即将战胜轴心国的大国联盟能使他们的友谊和联盟永存至未来，从而确保全球的和谐与和平。
[19]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47.
这在用词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毛泽东感受到极大的威胁时，他是极其友好的。在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始终感觉受到美国支持下的进攻延安的威胁，如果斯大林被与德国人的战争所压垮而无法施以援手的话，这种进攻就会很快到来。现在，他感觉威胁减少了，他告诉党员们，“不要怕（美国人的）愤怒，还有他们的大声指责”。[3]同时，毛泽东对美国人仍然坚持他的“魅力攻势”，这是一些历史学家所给的称谓，美国人在延安还能继续见到他，一起谈谈在情报搜集上合作的可能性，如何营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以及接受毛泽东称之为美国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毛泽东没有对他所遇到的美国人泄露他在党内高层所做的有关转向苏联的讲话内容。但是，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当他听说了雅尔塔会议之后，一些有关他夺取全部权力的前景的新想法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内心，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20]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 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188.
这似乎是共产党人在赫尔利主持的谈判中采纳更强硬路线的原因，但是如我们所知，赫尔利却归咎于伯德、包瑞德和麦克卢尔。在他看来，他们再加上以戴维斯为首的中国通们，沆瀣一气，破坏了他的调解。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事实上向毛泽东报告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结果，不过他也不必这么做。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应该知道战略前景在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斯大林会想要加入对日作战，部分原因在于想要实现其长期目标，即收复俄国1904～1905年耻辱地败给日本所丧失的领土，这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来说并非坏事。在雅尔塔秘密协定签署后次日，毛泽东在延安给党员们做了传达，共产党前几年的政策——支持蒋介石和向美国伸出友谊之手——在朝一个更激进、更好斗的方向转变。几周前，毛泽东还在延安的桃园舞会上鼓励迪克西使团成员以及包瑞德和伯德等特使与中国姑娘翩翩起舞。现在，毛泽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准备不惜流血来反对“美-蒋”，该词是共产党人对美国-蒋介石联盟的带贬义的简略称呼。
[21] Abrahamson，Rudy. Spanning the Century：The Life of W. Averell Harriman.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2，p.345.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在毛泽东同意了赫尔利的持续恳求恢复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之后，他已经于1月22日抵达重庆。但关于雅尔塔的消息显然说服了毛泽东，谈判应该被推迟，于是他命令周恩来即刻返回延安。正如研究这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得出的结论一样，毛泽东认为，即将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的这个消息意味着，或迟或早，苏俄将加入亚洲的战争，这“肯定会增加中共在中国政治事务中的分量”。因此，毛泽东决定暂时推迟与赫尔利的会谈，“以充分利用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在远东不断增加的影响力”。[2]
[22] Life，Sept. 10，1945.
2月3日，雅尔塔会议开幕的前一日，毛泽东发电报告诉周恩来，“斯大林在会见丘吉尔和罗斯福”，并且有关这次会议的结果之后斯大林也将保持联系。考虑到整体保密的程度，毛泽东是没有办法预先知道意义重大的雅尔塔会议即将开始的消息的，除非斯大林告诉他。[1]
[23] Gaddis，John Lewis. George F. 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Penguin Press，2011，p.189.
从1945年2月4日到11日，三大巨头——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约瑟夫·斯大林——将在那里会面并在他们之间决定战争的最后战役和塑造之后的力量平衡。会议是在严格的战时保密条件下举行的。直到会议结束，美国人和媒体甚至都还不知道罗斯福离开过美国。但间接证据强烈表明，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前不久就已经知道了，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是斯大林告诉了他，用的是一部连接他们双方的秘密电台。这部电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维持了苏俄和中共的密切联系。
[24] Sheng，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82.
新年之初，毛泽东成了最早知道即将发生某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的人之一。这件事将发生在寒冷的黑海沿岸的一个地方，一个除俄国人以外极少有人听说过的地方：雅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