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年底，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派他的在华代表伯德中校赴延安和共产党商谈进一步的合作。与伯德随行的是包瑞德，他是奉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之命去延安探讨在共产党控制区驻扎美国伞兵的可能性。他们恰好与戴维斯同一航班，如我们所知，后者的延安之行是趟告别之旅。在回忆录中，戴维斯声称对伯德和包瑞德之任务的性质只有一个模糊印象。他们三人到达延安是12月15日。第二天，伯德和包瑞德去见毛泽东和其他人。在随后的三天里，他们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未来可能的合作制订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包括在共产党作战单位里派驻美国特别军事小组人员，对日军“一般打了就跑”，就像伯德在一份备忘录里所记载的那样。[13]更为重要的是一项制度性的承诺，该计划设想要为2.5万名共产党游击队战士提供美国装备。作为交换，如伯德所写下的那样，美国将接受“（中共的）65万军队和250万民兵的全面合作，只要魏德迈认为有战略需要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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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会同意这个计划：给他们装备不良的2.5万名士兵提供装备。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国民党人会以同样的理由强烈反对它，因此，事实上这项计划未产生任何成果。战争时期产生了大量机构，这些机构中的权威人士炮制出了许多方案，多诺万和他的计划恰好就是这种情况之一。然而，伯德的提议在赫尔利身上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从那时候起，赫尔利成了外交部中国事务专家的不共戴天之敌，他坚持认为，是他们故意破坏了他的调解努力。不论是因为官僚主义的迂回曲折，尤其是碰到多诺万这样的人，还是因为某种不那么邪恶的动机，赫尔利未被告知伯德延安之行的特殊使命。如果他知道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是什么，他肯定会予以强烈反对，因为伯德的合作建议承诺给共产党人实质性的帮助，同时却想避开与国民党人达成协议的麻烦。与此同时，赫尔利认为，在1944年年底去延安的三个使者——伯德、包瑞德和戴维斯——身上，都有着最邪恶的动机。他发给罗斯福的电报是他打出的第一拳，由此展开了使在他手下辛勤工作的外交界中国专家以及魏德迈属下的军官们蒙受耻辱的长期战役，其不仅要让他们蒙受耻辱，而且还要把他们从所在的服务岗位上清除出去。
此处确实是有点疏忽，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有人能比当时的戴维斯看问题看得更清楚。
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赫尔利的电报，把它转给了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即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此人又转给了陆军总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马歇尔又发给了阿尔伯特·魏德迈。魏德迈当时在战场上，正在努力促使国民政府军队在萨尔温江前线继续展开攻势。马歇尔要他给出一个解释，魏德迈立刻回复道在他的指挥下没有任何人有“不忠诚的计划”。魏德迈对赫尔利非常生气，因为其在未告知的情况下给总统发出了这么一封控告电报。毕竟，遭到赫尔利指控的有不当行为的人在他的属下，包括他的参谋长麦克卢尔。魏德迈对指控全然否定令赫尔利心神不宁。在中国战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华大使之间的情形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他们之间多日没有说话——在重庆他们共用一栋房子！“这真是尴尬极了，因为我们不得不坐在一起吃饭，”魏德迈后来写道，“直到一天晚上赫尔利走进我的房间，当时我正半躺在床上看书。他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握着我的右手，因他对我的行为而向我道歉。”[14]
正是为了支持他那具有激动人心的可能性的观点，戴维斯写下了三篇富有远见的论述共产党的文章并发往华盛顿。在文章中，他淡化了偏向共产党人的观点，代之以强调他们的民族素质，他有力地评价了从苏联控制下把中国共产党“赢过来”的可能性——这个观点他后来承认是“低估了意识形态对共产党行为的影响力”。[10]但在当时，明显影响他的因素不光有军事合作前景，而且还有延安接待他的热情和幽默，那些友善的周六晚上的舞会，那种如教友间一样所具有的非正式性，以及他那发自内心的信念：共产党人是真诚地渴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毕竟，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与美国的友谊会给他们带来远比与俄国的亲近多得多的收益。戴维斯在1944年年底写道：“他们现在已经朝着正确方向转了，只有当受到来自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时，他们才会再度返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11]至于整风运动，戴维斯后来写道，他“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但“我没有深入探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权力问题上，以及美国能做些什么来吸引延安远离苏联”。[12]
马歇尔要求更多的细节，于是魏德迈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赫尔利的陈述确实大部分是正确的：一些军官，即伯德和包瑞德，后者在麦克卢尔的命令下，的确曾同毛泽东进行过会谈。鉴于麦克卢尔的角色，很难相信魏德迈会对此主动行为一无所知，但从不介意。在一封发给战争部的电报中，他为发生在共产党和“为赫尔利将军真诚地聘用的我的军官”之间的“未经授权的轻率讨论”[15]表示道歉，尽管他不同意这是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破裂的原因，但是他承认这件事“会使得（赫尔利）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遇到更严重的困难”。为进一步和解而尽自己的职责，魏德迈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他宣布所有的美国军官发誓从此不给除重庆政府以外中国境内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援助——这是一项对麦克卢尔-包瑞德主动行为的明确否认，如果是未直言的话。[16]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充分理由赞成叶剑英的计划。如果美军确实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在那个阶段美国军事规划人员认为为了打败日本有必要这样做——共产党人的帮助是必要的。周恩来告诉戴维斯，如果美军到来，“他们会在降落地区半径200英里的范围内动员当地人民为美国军队提供劳力和食品”。换句话说，共产党人“提供了在其权力范围内所能提供的一切合作”[9]，戴维斯在他日记里透露道，他明显对正在展露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并相信这将可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谁能判断，”他后来写道，“如果美国……接受了毛泽东的合作邀请，延安威权政治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这一切的结果是，在这件事情中能直接联系罗斯福的唯一角色赫尔利，感觉到他对下属不忠的怀疑被证实是正确的。他究竟是否了解真相，即这件事其实源于多诺万，而伯德和包瑞德只不过是简单地服从命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当然，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赫尔利所相信的那样，由于看到可以不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就能得到美国援助的前景，所以共产党人敢背弃与赫尔利的谈判。但如果他们在12月末和次年1月那几周里有过那样的想法的话，他们也会很快打消这个念头，谈判就能得到恢复。
伯德并不是同共产党洽谈军事或准军事合作的唯一一位美国官员。1944年11月初，就在魏德迈抵达中国仅仅四天之后，长征老兵、八路军现任参谋长叶剑英就戴维斯提出的美国人的想法做出了回应，认为美国可以在山东、江苏交界处的连云港实施一次诺曼底式的登陆。共产党人将予以全面配合，这将成为一次重大的联合作战，在范围上类似于美国与国民政府军队在缅甸和云南省的军事行动。叶剑英提议共产党派出5万人的军力来支持五个师的美军；这种支持将包括破坏日本人的通信，并牵制日本军队以使他们远离到达的美国人。[8]戴维斯立刻明白了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获得今后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美国武器。他也清楚美军在中国沿海的登陆将使美国军队离开中国的南部和西部，而此时正是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攻势的时候，这将使得昆明甚至重庆都可能缺少保护。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毛泽东有更多理由相信，中国的事态正在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而这不是与美国军方官员的一些不确定的对话所能得到的。并且，这一事件几乎很快使得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早已发生的一切都与未来无关。
多诺万渴望在情报事务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就像与戴笠和国民政府的合作一样。共产党在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领土上都有游击队和特工，显然能够给美国提供大量的情报。[6]此外，共产党人在同迪克西使团中的战略情报局官员，特别是克罗姆利的会谈中明确表达了他们欢迎和鼓励这种兴趣。共产党人需要设备，特别是无线电台，他们的军队和特工可以在他们广泛的解放区使用。他们还希望对他们的情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1944年9月，战略情报局同意给十四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提供电台。到1945年4月时，大约1.4万磅的美国设备，大多是轻量级的电台和零配件，已被空运至延安，并且还有更多设备正在运输中。对于战略情报局驻中国副代表威利斯·伯德（Willis Bird）来说，他所承担的战略情报局配合共产党人的活动，足以使他用全部精力来与延安打交道了。[7]
[1] Barbara Tuchman，“If Mao Had Come to Washington，” Foreign Affairs 51 （Oct. 1972）.
在基本事实上赫尔利并没有全错。他所犯的灾难性错误是他指控“魏德迈属下某些官员”搞破坏和不忠，其实所发生的一切都只能说明美国对华政策整体性的不连贯，所有这些机构的运作在其行动上或多或少都具有独立性。戴维斯对赫尔利的结论，尽管毫无疑问是自私自利的，似乎也是真实的。当时他给他的妻子写道，这是因为“大使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阴谋的旋涡之中而有点困惑”。[5]这项阴谋的主要发起人则是人称“狂野比尔”的多诺万，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的头头。
[2] FRUS，1945，vol.7，p.168.
赫尔利说他之前就对这一计划略知一二，但“我不知道该计划已被提交给了共产党人，直到共产党人请魏德迈为毛泽东和周恩赴华盛顿与你会晤确保一条秘密途径时才真相大白。他们要求魏德迈保守秘密，不让国民政府和我知道他们要拜访你的提议”。[4]
[3] FRUS，1945，vol.7，p.176.
毫不奇怪，1月11日有封从延安给赫尔利的信件到达了。在信中，毛泽东以国民党没有显示“丝毫真诚”为由拒绝恢复谈判。三天后，因毛泽东的拒绝而恼怒的赫尔利拍发了一封长电报给罗斯福，其中叙述了他前几个月的谈判努力，从上一年11月初他访问延安开始。赫尔利告诉罗斯福，就在他已经快要成功时，突然莫名其妙的，“共产党甩掉了我们”。赫尔利接着告诉总统，这种“共产党人立场的剧变”，他们拒绝恢复谈判，即使蒋介石做出了重大让步，是因为魏德迈属下的“某些官员”[3]一直在给共产党人提供他们几乎想从美国得到的一切，而没有要求他们同意与国民党达成协议。“这些美国官员制订了一个在共产党控制地区使用美国伞兵部队的计划。这项计划为在游击战中使用美国人指挥的共产党军队而做了准备。该计划以美国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为前提，完全绕开了中国的国民政府，并直接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美国物资。”
[4] FRUS，1945，vol.7，p.176.
赫尔利一直在费劲地试图让陷入僵局的会谈重新开始。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他把周恩来派回重庆。就在同一天，驻西安的领事爱德华·赖斯解释了毛泽东不那么急于如此做的原因之一：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在继续扩大。他写道，最近共产党利用了国民政府在河南的失败“创建了一大片新的共产党控制区”[2]，这片地域包括山东、江苏、湖北和河南的部分地区。赖斯的观点是每当蒋介石政府失去一块地盘，就会以如下两种方式被分配：“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输给了日本，乡村地区的控制权则输给了共产党。”
[5] 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 W. Norton，1972），p.385.
即便这项请求被赫尔利转交，罗斯福是否会接受毛、周前往华盛顿去拜访他的请求呢？这是极不可能的。美国总统是不会将声望和合法性给予反对其盟国政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他也不会同意他们加入联合政府之时要坚持的条件：在他们的解放区保留他们建立的百万大军。因此，赫尔利扣压毛、周的请求，也并不能那么可怕地被认为是失去了一个机会。共产党人这个姿态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赫尔利对其的反应，因为他们要求克罗姆利不要告诉赫尔利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明确的和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的一些部下企图通过破坏他的调停计划来帮助共产党人。
[6]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6.
除此之外，毛泽东几乎肯定会试图说服罗斯福，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意义上的共产党，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决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企业、禁锢其批评者或搞农业集体化的共产党。正如我们所知，几个月前在延安接受哈里森·福尔曼的采访时，毛泽东曾把自己比作林肯，无疑他也将会跟罗斯福去谈他曾经同福尔曼谈过的有关“解放奴隶”的话，意思是指中国的贫困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来改善民生”，而不是像苏联那样去残酷地消灭阶级敌人。按照这些原则，毛泽东甚至还可能为罗斯福阐明他所领导的运动的重大意义，即它代表了亚洲的一次巨大动荡，某种全新的东西，一波旨在争取共产党后来称之为“解放”的渴望和决心的浪潮。他也可能给罗斯福这位天生的反殖民主义者一个选择：忽视这种原始的新生力量，或是让美国与之为盟，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去扶持这个正在出现的庞然大物，不论罗斯福喜欢与否。
[7]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毛泽东会告诉美国总统，他将很高兴地让一位美国指挥官来指挥他的军队共同与日本人作战。在1945年年初，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原子弹将在那一年8月结束太平洋战争，最普遍的假设是，战争将继续下去，至少还要再打一年或两年。为了打败日本，人们认为，美国将不得不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有一个已经在桌面上讨论的选项是让部队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这个地区将作为一个集结待命区供最后向敌人领土发起总攻。另一种选择，它也是在军事规划人员中被更为看好的，即继续进行中的“跳岛战术”，并利用如冲绳这样的近岛作为攻入本土的集结待命区。然而，毛泽东敦促他在延安见到的美国人使用中共的军队来保护可能到达中国土地上的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毫无疑问，他们会遭遇日本人的激烈抵抗，他会把这项提议重复说给罗斯福听。
[8]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1.
他们相信赫尔利已经与他们为敌，这个看法肯定可以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倡议的时机。不难想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在1945年年初会对罗斯福说些什么，因为他们将要说的肯定与他们告诉赫尔利、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以及那段时间内能够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内容完全相同。共产党人希望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从而实施共产党人所说的“民主改革”，即允许他们与中国所有的抗日党派一起加入一个“联合政府”，而不要求他们放弃他们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的对大规模军队的控制权。但是，共产党人最想从美国得到的是子弹和枪炮。毫无疑问，毛泽东也会要求把这些东西直接提供给共产党人，他肯定会说，正是共产党在承受着抗击日本的主要重担。
[9]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通过克罗姆利少校转达的这个信息使用了“非官方”这个词，其无疑是让美国能够接受一个共产党代表团而不违反只有蒋介石政府才能够正式代表中国的原则。本着这种精神，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要求不要把他们的秘密行动告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在那时，即使赫尔利正试图让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加入联合政府共同抗击日本人，共产党人也把他认定为是个对手，会阻止他们越过他而直接去见美国总统。在这点上他们是正确的。魏德迈忽视了毛泽东将此信保密的请求，并遵照外交礼节，把电报转给了赫尔利，赫尔利把它扣下了。这一提议就这样从未被转交给华盛顿。共产党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主动发出了询问，却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0]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美国领导人错失了去支持在亚洲渴望变革的巨大力量的机会，如果对这些力量哪怕至少是保持中立而不是摆出作为它们的全球主要敌人的姿态，那么二十世纪的历史就会是无限地更加和平与幸福。另一种观点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苏联这个榜样的鼓舞，必然会采取激进的、反美的途径，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与美国的冲突，无论这种冲突是什么。
[11]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2.
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克罗姆利发出的请求过了二十七年并经历了美国在亚洲的两次战争之后才得以实现，毛泽东的确与一位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见面了，不过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北京，并且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党政权的领袖，他的多年执政时间都曾被用来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粉碎美帝国主义。1972年的突破有可能发生在一代半人之前吗？如果有可能，中国共产党是否绝不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一边倒”，意思是在冷战时期的紧张岁月里倒向苏联集团一边？如果中国没有倒向一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两场为阻止敌对的共产党政权的扩张而由美国出面打的代理人战争，是否就绝不会打起来？
[12] Davies，John Paton. 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 New York：W.W. Norton，1972，p.363.
毛泽东提出的会见罗斯福的要求同另一个亚洲革命领袖胡志明，今天的“越南之父”，提出的要求是相似的。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之前很久，胡志明就曾要求美国给予帮助来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而且是两次，但均被忽视了。在1945年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两个最高领导人登上一架飞机飞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晤，这样的想法暗示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困扰美国与亚洲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错失而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无法估量的损失？
[13] Memo from Willis Bird to chief of staff，subject：Yenan trip，24 Jan. 1945，RG 38，Entry 148，Box 7，Folder 103，“Dixie.” Cited in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87.
克罗姆利告诉魏德迈，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而非其他人，“即刻就能单独或共同赴华盛顿出席探索性的会晤，如果罗斯福总统在白宫表达这个愿望并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的话”。从未离开过中国的毛泽东，一个中国的罗宾汉，或者中国的列宁（叫什么取决于你的观点），现在要求访问白宫！
[14]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313.
克罗姆利曾经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日本工作过，此时是延安军事观察组的一个成员，凭此身份，他能出现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间——观看在户外演出的京剧，参加周六晚上的舞会，以及出席美国情报人员能见到中共领导人的其他非正式聚会。至少有一次，他甚至与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一起跳舞。江青来自上海，原先是个艺名叫蓝苹的二流演员，虽然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但也难以掩盖她带有几许风骚的魅力。
[15]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93.
1945年1月10日，从上一年7月开始就一直生活在延安窑洞里的雷·克罗姆利少校，给在重庆的魏德迈将军拍发了一封紧急加密电报。“延安政府，”克罗姆利写道，当时他极有可能是坐在一张木桌边点着一盏煤油灯，“想要派遣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到美国去，给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和官员解释中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1]
[16] New York Times，Feb. 15，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