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的情况，美国希望继续支持蒋介石这个烂壳子，这是它的权利。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做一切想做的事，蒋介石仍然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不需要哪个国家来支持我们。我们能够站得笔直，像自由人一样走自己的路。
周恩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根据包瑞德的叙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大发雷霆”。在某一时刻，当包瑞德告诉他蒋介石认为赫尔利和毛泽东的五点计划是迫使他丧失权力的一种方式时，毛泽东跳了起来，并喊道：“他早就该下台了。”毛泽东事实上指出，蒋介石在台上的日子如果不能以日来计算的话，那肯定是可以用年来计算的。而且如果，毛泽东说，
毛泽东重申了他早些时候的承诺，为美国在中国沿海的登陆行动提供支持，并主动提出愿意去做蒋介石一直犹豫不肯放手让史迪威去做的事：把他的部队置于一个美国指挥官的指挥之下。“我们愿意全心全意地在一个美国将军的指挥下作战，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对包瑞德说，“这就是我们对你的看法。如果你在中国的海岸边登陆，我们将在那里迎接你，并且听从你的指挥。”
12月7日，包瑞德和周恩来飞回延安，周恩来是因为在重庆没有什么可进一步再谈，包瑞德则是因为赫尔利要他说服毛泽东去接受周恩来所拒绝的。这一主动的举措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对抗，毛泽东在谈话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愤怒，并告诉包瑞德他为什么绝不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但同时又向其保证他想成为美国的朋友，甚至还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最大限度的信心，即无论在赫尔利作为中间人的会谈中发生什么，未来是属于他的。[66]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这个精明的农民共产主义者，穿着一套棉衣，住在中国西北部一个窑洞里，热情洋溢地同一个美国上校说话，几乎是非常精确地预测了未来。
当包瑞德离开这个讨论话题时，他的印象是他“徒劳无益地同两个聪明、无情和坚定的领导人（毛和周）谈了话，他们对自己职位的实力绝对确信无疑”。他试图与他们争辩，但他们的回答是自信又挑衅的那种。由于拒绝接受一项协议，包瑞德说，毛泽东将“给蒋介石一个极好的机会，来声称他一直在说的所有有关共产党人是叛徒和叛乱分子的话已被证明是无可争辩的”。毛泽东的回答是：“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骂我们是叛乱分子和叛徒，因此我们已经习惯了。他喜欢怎么说就让他去说。”
在1944年的最后几周和1945年的最初几周里，重庆的情况就是如此。蒋介石仍然待在他那僻静的别墅里，身边摆放着古董瓷器，沉默的仆人在一旁为他服务，围绕着他的是他最亲近的助手，他想听到的他们都会告诉他。而周恩来则住在重庆一条普通的小巷里，被秘密警察监视着（他们占用了同一幢楼的其他房间），同美国记者和外交官共进午餐和晚餐，散发出他一贯的魅力和他那理性的光环，并给大家提供保证：共产党所想要的一切就是打败日本，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赫尔利在他们两者之间似堂吉诃德般不切实际地来回穿梭，努力争取共识及不存在的共同的终极目标。12月4日，他、魏德迈和罗伯特·B.麦克卢尔（魏德迈的参谋长）拜访了周恩来，他们一起试图说服周接受现在的蒋介石和赫尔利的三点计划，但无功而返。
包瑞德说：“如果国民党和美国的军队把日本人从昆明和贵阳赶回去，你就会很不好看。”
尽管如此，赫尔利仍然相信他的努力会结出果实。“我们正在取得一些成果”，12月时他在给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信中如此写道，虽然在所有的历史记录中都很难找到任何成功的事实。他说他每天都与蒋介石见面，而蒋则被说服“为了团结中国的军事力量并防止内战，对他来说有必要……对共产党做出慷慨的政治让步，在国民政府中给予他们足够的代表性”。[65]
毛泽东回答道：“假如这种情况发生了的话，没有人的欢呼声会比我们的更响亮。”
在重庆看到这份反提案时，周恩来毫不意外地拒绝了，他说甚至都没有必要将其带回延安。这样就为未来两年美国艰苦的调解努力而在中国的两方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毛泽东想得到法律承认，当然他能够得到，就像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得到的那样，在民主选举中和平竞争权力，尽管这样的解决方案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想成为联合政府的一部分，但他认为放弃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无异于自杀。双方都做出了名义上的让步，以满足美国人以及迎合中国的民意，即双方希望达成协议，但双方的目标仍然是相同的：权力——国民党要保持权力而共产党则是夺取权力。
最后，包瑞德说：“如果蒋委员长被打败了，你们也没有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美国可能会从中国撤出它的全部军队（让共产党人去与日本人单打独斗）。”
蒋介石无疑是欢迎赫尔利的支持的，但这并不能使他摆脱困境。蒋介石坚定地认为，民主改革，特别是允许一个联合政府成立，将会搞垮他，但同时他又不能简单地拒绝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这个目标而不伤害赫尔利和罗斯福的善意。所以，国民党以一个自知肯定会被共产党拒绝的反提案来回应赫尔利和毛泽东的计划。相比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五点计划，这项反提案包含了三点，但其核心要点是：如果共产党愿意“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及战后重建，并把他们所有军队的控制权移交给国民政府”，作为交换，中央政府将同意承认共产党为一个合法的政党。
毛泽东说：“美国不能抛弃中国。”
赫尔利后来对罗斯福解释了蒋介石的观点的合理性，即接受一项同中共达成的协议将被视为他们自己的一个胜利，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失败，而对他来说失败将是致命的。此外，赫尔利和毛泽东在延安那块石头上签订的那份协议回避了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一个有着三千年历史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和平争夺权力的国家里分享权力？在同毛泽东一起制定交易时，赫尔利未能理解戴维斯所表述的情况，即“一个少数派反对党的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蒋介石那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机会主义者的体制，在引进任何人都可自由参与的西方民主之后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特别是当其中一支竞争力量是一个有活力的、人数激增的、有纪律的组织，并决心去摧毁那个系统并夺取政权时”。[63]赫尔利对蒋介石几乎无条件的支持是他对戴维斯所做分析的回应，但其与戴维斯可能要求他去做的完全相反，因为戴维斯是有条件交换阵营中的一个坚定成员。“到12月时，”多年后戴维斯告诉一个采访者道，“在未得到来自华盛顿的确认的情况下，赫尔利将军开始宣称，美国的政策是对中国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全力支持。”[64]这是赫尔利所坚持的一项政策，戴维斯继续说道，这项政策的宣布是如此强硬，没有任何细微的歧义或者妥协余地，但“恰巧在那个时间，其有效性……成了问题”。
毛泽东对赫尔利也很恼火，而且因为这种感觉很快弥漫开，曾经在赫尔利访问延安时出现的广泛的友好气氛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毛泽东告诉包瑞德，他理解赫尔利给他的警告，他不能强迫蒋介石签署他们同意的五点计划，但“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条款之后，我们没有想到赫尔利将军会回来，并逼迫我们同意一个要求我们做出牺牲的反提案”，他如此说道，“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此外，毛泽东警告说：“到了一定的时间，我们会觉得应该给中外各方展示这份文件，以及上面的签名。”
赫尔利拒绝了这一做法，由此他还与美国高级领导层达成了共识，后者从未对交换条件政策有过兴趣。这一观点出自总统本人，同样作为一国之首，深知处于权力顶峰的孤独，总统对蒋介石怀有天然的同情。“委员长认为有必要维护自己那至高无上的地位，”罗斯福在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你和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他是行政长官，也是总司令，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人说话严苛，或者以我们可能从摩洛哥苏丹那里得到的方式从他那里得到确切的承诺。”[62]
毛泽东当然没有公布这份文件，上面有着现在会令赫尔利感到尴尬的签名，但仅仅是他威胁要去做就已经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赫尔利，用戴维斯的话说，赫尔利“因毛泽东欺骗了他而勃然大怒”。“他妈的！”他对包瑞德大叫道。1944年年底，在拒绝重开谈判之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制定了达成协议的四个新条件：（1）释放所有政治犯；（2）撤走围困共产党的政府军队；（3）废除所有“限制人民自由的压制性法规”；（4）终止所有秘密警察的活动。[67]赫尔利被激怒了。共产党领导人必须知道，这些看似很民主的要求将使得蒋介石更难以去接受一个联合政府，因为，正如历史学家赫伯特·菲斯所表述的那样，蒋介石不得不把它们“看作相当于允许共产党进行革命而不加反对或阻止”。
但赫尔利并没有长时间坚持这一立场。很快，他就有点莫名其妙地采取了一个显著的亲国民党的立场。他逐渐在美国人关于如何对付蒋介石的争论中确立了自己坚持的一种对立观点，而相对的那种观点是持交换条件的阵营所主张的，他们觉得不应该给蒋介石任何东西，不论是租借援助还是道义上的支持，除非从他那里得到具体的承诺作为回报，特别是有关政治改革和精简军队的承诺。史迪威的副官弗兰克·多恩曾简明地阐述过这个论点。他说，只有在“最后通牒的基础”[61]上去对待蒋介石，才可能使中国摆脱政治僵化。
如果赫尔利因毛泽东而心烦意乱，那么他要为自己阵营成员的所作所为而更加心烦意乱，这些人包括戴维斯、包瑞德，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有魏德迈。针对共产党，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和姿态，但这些行动和姿态仅仅延续了几个月前迪克西使团开始时就在美国人和有些人喜欢称呼的延安政权之间发生的接触和对话。赫尔利有意误解这些接触，巧合的是，在他那谈判努力土崩瓦解时，这些接触还在持续，而这种误解终将导致美国使馆中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意见的努力付诸东流。
因此，赫尔利只是中国这出戏中的一个美国主角。他对其他人的某些行为一无所知，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赫尔利关注的焦点，他所痴迷的仍然是试图打造一份国共协议，他不断看好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成功前景，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这块料。有一阵子，在蒋介石拒绝了赫尔利与毛泽东的五点计划后，他似乎愿意把随之而来的僵局归咎于国民政府。11月13日，他告诉戴维斯，他认为这个计划是合理的，并说他怀疑国民党不妥协的原因在于宋子文，他在戴维斯面前把宋子文称为“骗子”。[60]他宣称，蒋介石曾经答应同共产党达成协议并以此来交换史迪威的解职，然而现在，他相信宋子文在破坏这项安排。这令戴维斯大为吃惊；他是第一次听说此事。
1944年12月15日，包瑞德再次去往延安，正准备离开中国的戴维斯陪同他一起去。据戴维斯后来的记述，当他还在赫尔利的办公室时，大使接到了包瑞德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认为包瑞德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延安之行。在赫尔利和包瑞德讲完话后，戴维斯接过电话和包瑞德交谈，“赫尔利就站在身边”，两人在电话中讨论了他们的延安计划。戴维斯后来写道：“这是一次例行旅行，就像魏德迈的部属所做的那样。”[68]他的目的是“在去莫斯科之前先快速得到一个共产党威权政治的最后印象”，这样一个目的对于一位即将被派驻苏联的外交官来说似乎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没有任何坏处。
阴谋论者可从这件事中看出中美合作所证明了美国的潜在目标，这个被共产党人相信是美国“反动派”的目标是为了帝国主义剥削而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在战争结束前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各个在华情报机构的行动是值得注意的，这些行动非常诡异、极不协调，不属于任何中心计划或中心战略思想。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虽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其行动却几乎独立于任何控制。没有人能掌管一切，连魏德迈也不行，尽管他逐渐试图把间谍活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盟军在中国的战争努力的一个突出弱点是，有太多情报机构各自独立地、不协调地活动着，南辕北辙，互相误解。”[59]1944年年底，魏德迈在发给马歇尔的一封绝密电报中如此写道。
然而，赫尔利心中一直在怀疑，在他背后正发生着代表共产党的阴谋策划，他觉得戴维斯此行正是这项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戴维斯和魏德迈的其他一些部下确实喜欢共产党，和他们在一起感觉挺好，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将最终取得政权，他们觉得从军事合作开始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要赢了，”重庆大使馆的政治分析员亚瑟·R.林沃尔特（Arthur R.Ringwalt）后来说，他总结了中国通的共识，“去反对一个几乎是无法反对的运动有何意义呢。”[69]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并且几乎不加掩饰。所有这些都导致身处异乡政治世界而迷惑不解且缺乏安全感的赫尔利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
此处的教训是：一个被夹在专制独裁和自由民主两者之间的政党将战略优势拱手让给了坚定地站在其中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中的政党。
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支持，他是赫尔利与蒋介石政府的主要接触点。在戴维斯前往延安之后，宋子文打电话告诉赫尔利，他的特工已向他报告称戴维斯正在延安，赫尔利显得似乎真的不知情——尽管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告诉宋子文这个报告是不真实的。当赫尔利发现戴维斯确实去了延安后，他只能打电话给宋子文向其保证自己没有试图欺骗他。“外交部长显然已经成功地运用了一个古老的策略，即通过将不光彩的动机强加给一个无心的错误而使人处于守势。”[70]戴维斯后来如此写道。
相比之下，如我们所知，四处发展中的延安政权也有着它的秘密警察及其幽灵似的指挥官，康生，他只对被称为主席的人负责。然而当时的观察家们，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似乎从来没有将戴笠与康生做一比较，这点颇引人注目。中共的安全机构是如此封闭，如此不透明，以至于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由此几乎不会激发任何惧怕。
当戴维斯回到重庆后，他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戴维斯认为赫尔利似乎已经“平息了怒气”，但他没有。早些时候，在同戴维斯谈话时，赫尔利曾称宋子文是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的“反动派”中的一个；但现在，他认为，比起戴维斯这个外交部公认的最聪明、最敬业的官员之一，宋子文是一个更诚实的人。宋子文传递了一份他称之为来自他安插在延安的特工的可靠情报给赫尔利，大意是戴维斯曾建议共产党高层不必关注赫尔利，因为他是“一个老傻瓜”。[71]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派驻重庆的职业外交官相信情况是这样的。有些职业外交官在自己的圈子里开始把赫尔利称为“粗鲁迟钝”的人，一个“自命不凡摆出一副大人物架势的人”，一个“老顽固”，或者，借用人们给他起的一个中文绰号“大风”（Big Wind）。有位美国职业外交官叫爱德华·赖斯，他来中国已有十年之久，去向赫尔利汇报工作，整个过程被他描述为大使的一出令人难以理解的独角戏，他除了能说“你好”和“再见”之外，其他什么话也插不进。[72]“赫尔利精神不正常是不太可能的，”另一位美国职业外交官菲利普·斯普劳斯后来告诉记者称，“但在例行的内部会议上，他会援引《大宪章》《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激情四溢，以至于在他高谈阔论结束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说：‘好吧，我会投你一票。’”[73]
然而，问题是戴笠似乎同希姆莱或贝利亚一样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即使这样的比较有点夸张。戴笠的秘密警察具有盖世太保或格别乌的外在属性，在一处守卫森严的办公场所的阴影中运作，并且只效忠一个有着盛气凌人的委员长头衔的人。它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它能激起恐惧，也由于无人知道它究竟在做什么，它就激发了更多的恐惧。
对他老板的这种不利评价戴维斯颇有同感，但指控戴维斯告诉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老傻瓜的确是完全缺乏可信度的。除了宋子文那未经证实、来源不明而且明显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情报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在战争结束时，海军情报局局长托马斯·B.英格利斯撰写了有关戴笠的文章，他的结论是：戴笠尽管冷酷无情，但他必须由中国的实践来判断，而不是美国。英格利斯写道：“作为战争时期的国家警察的首领，根据按我们的标准来说绝对是残忍、野蛮的法律与习俗去对付叛徒和罪犯，这是他的职责所在。”[58]戴笠的秘密警察职能，他继续写道，已经“使他的名字在中国社会广泛的群体中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代名词，不仅令真实的各类罪犯、叛徒和通敌者望而生畏，而且那些基本上是忠诚和值得尊敬的人也对他怀有畏惧之心”。就是这些人“在大声抱怨他那缺乏证据就实施逮捕和拘留的权力，并把他描述为政治反动派的打手”，但是，英格利斯断言，戴笠只是“以他自己国家的习惯方式行使了他的战时职责”。
在美中关系史上的此时此刻，经过了四年多持续的抗战努力，受人尊敬的史迪威被解职已有四个月，因日本人要进攻重庆而引起的恐慌也刚过去不久，美国大使馆里面的情绪被新来的约翰·梅尔比描述为是“有害的”。“主要的日常活动，”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就是窃听和躲在角落里。那些听从赫尔利大使的人趾高气扬，其他人则大多敬而远之。”[74]
当时有美国人在现场，他们相信这一点。梅乐斯上校站出来为戴笠辩护，在他的回忆录里辩称戴笠的渎职行为只不过是假设的，想象多于真实。同样，在1946年1月，由一位名叫J.C.梅泽尔写的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ONI）的报告也指出，该局已收到“有关戴笠的众多不利报告”，但所有那些经梅泽尔调查核实过的报告，他写道：“都已被证明是误导性的，其中大多数是错误的，其他一些则是被扭曲的。”[57]
使馆内部的分歧回应了整个美国政策的不连贯，或者，如戴维斯当时所说，认为“美国的政策只是一种现实主义和一厢情愿之间的优柔寡断的妥协”[75]是靠不住的。赫尔利一方面敦促共产党恢复他来中国后倡导的谈判，另一方面却在表达他对“延安政权”日益增加的幻灭感以及继续坚持对蒋介石的支持，在此期间又一直在加深他的猜疑：他的美国下属正在暗中破坏他的努力。与此同时，这些下属送交了厚厚一摞报告和一大堆意见，描述了蒋介石正在遭受致命的削弱并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即赫尔利在一切问题上……都是错误的。他在对共产党的支持程度上是错误的；他在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这个看法上是错误的。中国通们正在提出提供武器支持共产党，而赫尔利则愤怒地逆向而行。
国民政府秘密警察和戴笠没有遵守正当程序的细节，这是可以肯定的。也可以认为，当时在中国殴打和折磨囚犯是司空见惯的。但军统局并不是盖世太保，也不是格别乌，没有它们的效率、它们的彻底性，或它们大批屠杀的文字记载。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不是一个民主政体，但也不是法西斯政权，堪比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事实上，考虑到当时正值战时，猜疑和阴谋的氛围，一个与之竞争的傀儡政府的存在，以及共产党人的反对，令人感到惊奇的可能不是国民党的罪行太多，而是不那么多。由在华美国人汇编的有关戴笠的报道几乎根本就没有被处决或失踪的反蒋异见者的名字，这种细节的缺失表明有些关于军统局和戴笠胡作非为的报告是基于传闻的可能性，或源于这样一种趋势，因戴笠被看作国民党的傅满洲[56]而声名狼藉，受此影响，人们总是去相信据说是他干的最坏的事情。
这年年底，大使馆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这是自从史迪威离开、赫尔利到来，以及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攻势以来的第一次，也将是戴维斯出席的最后一次，几天后他就要离开这里前往莫斯科了。戴维斯回忆道：“赫尔利朝我举杯并响亮地说：‘这杯敬你，约翰。’”然后，在脑袋后面插上一枝像是印第安羽毛般的常青树枝，大声地发出一连串乔克托人的战斗呐喊后，赫尔利带着大家绕着房间跳起了蛇舞。晚会结束时，他告诉戴维斯，自己将不会再骚扰他了。“你也跟我一样。”[76]
令人好奇的是，声称在战争中发生的失踪、折磨和处决的这些总结中有着某种抽象的品质。有些被国民党镇压的受害者是为人所知的。例如，其中就包括马寅初，他是一个受过美国训练的经济学家，经常批评蒋介石。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马寅初都被软禁在家，这当然是一种镇压措施，但他没有被杀害，也没有被送到集中营或一个残酷的监狱中去；正如我们所知，当他从软禁中被释放的时候，他立即开始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激烈演讲。在战前，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头几年，戴笠的蓝衣社执行了多次暗杀，其中包括了至少两个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自由批评者，杨杏佛和史量才，后者是上海《申报》的主编、总经理。[53]此外，蓝衣社的一份出版物吹嘘说在武汉处死了大约40个“叛徒”，就是说，与日本敌人合作的中国人——这些事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六年后的七七事变之间。该组织还处死了一些与蒋介石争夺权力的竞争对手，包括一群年轻的将军，戴笠怀疑他们涉嫌在1943年年末阴谋策划逮捕蒋介石。1944年，蒋介石枪毙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将军，张德能，因为他未能抵抗日本人以保卫长沙，反而撤离该城，并据称用卡车装满了自己的财产。[54]正如陶涵所写的那样，如果蒋介石觉得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他就不会阻止自己去下命令处死大批人，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他确实这样做了。[55]
在离开中国前，戴维斯写了封电报来陈述他的观点：如果美国不愿意参与权力政治，此处他指的是认识到共产党的实力与国民党的弱点，最后将以交给苏联“一颗在中国北方的卫星”而告终。他也给赫尔利发了一份副本。五天后，戴维斯去拜访魏德迈和赫尔利并道别，他大胆地恭维赫尔利杰出的职业生涯，并说“万一他的谈判失败而陷入中国人的阴谋圈套之中”，那将是一个“可悲的高潮”。
给美国军事情报署（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拟了一份关于戴笠的报告的多宾斯上尉写道：“数以百计的戴笠的受害者被杀死了，还有数以千计的受害者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受尽折磨，不知道为何被抓或还要被关多久。”[52]
“赫尔利脸红了，接着胀得发紫。‘陛下’一旦咆哮发怒，他会打断我的背脊的。”[77]戴维斯如此写道。戴维斯由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但是魏德迈则描述了一个不寻常的后续情景，赫尔利鲁莽地、诽谤性地指控戴维斯是一个共产党员并试图暗中破坏中国政府。[78]当戴维斯强烈否认对他的指控时，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睛。第二天，戴维斯去莫斯科赴任，不久之后，赫尔利就试图要打断他的背脊了。
如果美国公众了解到，我们向一个如戴笠所操控的这样有问题的组织提供大量援助的话，不必解释，这肯定将是最不幸的。梅乐斯在这里充当圣诞老人已经很长时间了。[51]
[1] 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330.
后来，因中美合作所和梅乐斯仍在运作，魏德迈又写了一封信：
[2] Honorable Survivor：Mao’s China，McCarthy’s America，and the Persecution of John S. Service （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p.331.
戴笠主要专注于收集针对中国人和居住在中国沦陷区的外国人的情报。他对日本人的兴趣完全是次要的。他的行动方法与德国盖世太保和苏联秘密警察格别乌（OGPU）非常接近。美国继续维持与他及其组织的关系和联系已经损害了心胸宽大、思想健全的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并使之对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动机和我们表达的目的的诚意提出了怀疑。[50]
[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有关戴笠究竟如何打压异己还是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在华美国人中的传统观点是他应对大量的错误行为负责。戴维斯说他是“令人讨厌的”。[48]戴维斯说戴笠的“主要作用是追捕涉嫌反蒋的人，虽然他在日占区也拥有活动网，但主要被用来追踪地下共产党人”。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前任主任、后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高级职务的约瑟夫·拉尔斯顿·海顿，警告多诺万不要跟戴笠掺和在一起，因为戴的方法就是“用毒药、匕首和狡诈的方法搞暗杀”。[49]即便是魏德迈，尽管对蒋介石的国内手段毫不心软，也认为梅乐斯和戴笠的关系令人困扰。事实上，他恳求战争部从中美合作所撤出，并终止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他写道：
[4]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6.
在军统局内部发现的这些“鼹鼠”引起了戴笠的警觉，这也是促使他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契机之一，因为美国人在反间谍方面可能更为擅长。这七名共产党特工都被逮捕、遭受折磨并在两年后被处死。[47]共产党直到1983年才承认军统局内间谍网的存在；之前，毛泽东甚至不想去证实国民党情报机构的指控。
[5] 丹尼尔·谢司，美国起义者、军事家。马萨诸塞人，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军官，战功卓著。战后曾任一些政府职务，但马萨诸塞的经济危机开始后，他和其他一些农民被迫背负债务，又被政府错误的政策压迫。1786年，他领导农民发动了谢司起义。——译者注
1942年2月，戴笠发现一个共产党的七人间谍网已经渗透到他的组织中，这些人包括戴笠的特工在中国各地所使用电台的负责人。“这个特殊的党支部就像一把匕首，直接刺入戴笠军统局的心脏……几百架无线电台和几千个无线电话务员的秘密任务都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46]这是该间谍网的负责人，一个名叫张露萍的年轻漂亮女人的官方传记中的内容。
[6] Time，Jan. 1，1945.
但军统局也监视中国的异见者，比监视更糟糕的是——或许多美国人相信的是——逮捕并处决他们。在这层意义上，戴笠和军统局同康生和共产党情报网针锋相对，尽管在华美国人对康生的了解远比对戴笠的了解要少得多。这两个情报机构在一场持续的秘密战中相互对抗，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并持续到三十年代初，当时与共产党分裂后的国民党试图消灭对方，共产党则奋起斗争以求生存。
[7]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中美合作所的创立是一件发生在战争中的事。它的目的是帮助战胜日本，而不是要卷入中国的国内事务中去。但梅乐斯与戴笠的关系太过亲密，戴笠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这样就把美国置于同一个被越来越多的在华美国人视作集埃德加·胡佛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于一身的人关系密切的位置上。戴笠的军统局已经把触角伸向了被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他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有着一张广泛的敌后游击队网络，可以护送美国情报官员秘密前往沿海地区以便在那里观察日本人的海运活动。
[8] 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14.
不论梅乐斯漂亮与否，他都拥有来自很有势力的海军上将金的支持，这就给了他一种官场地位，使他能够把自己的业务从没有争议的情报搜集扩展到非常有争议的与戴笠的合作形式。他既不受美国大使馆的控制，也不受美国军事指挥官的约束，首先是史迪威，然后是魏德迈。在赫尔利之前的克拉伦斯·高斯大使曾经抱怨说，戴笠是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头子，他希望大使馆能“摆脱可能与戴笠将军有联系的陆海军军官的所有官方关系”，[43]说这句话时他针对的是梅乐斯。但是金上将在知道国务院对梅乐斯的不满后，把梅乐斯晋升为准将，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驻华美国海军机构的头头，这个机构直接听从金上将的指挥。这使得梅乐斯能随意去做他想做的事，并同戴笠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以便“在抗击日本的战争努力中实施特殊的措施”。[44]这个新的机构被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它的34个独立活动领域中包括了破坏、对日伪官员的暗杀和一所特务学校。费正清称这所学校为“破坏活动培训中心”，其位于重庆以西沿嘉陵江约12英里的一处秘密地点，名叫“歌乐山”，这名字还挺有讽刺意味。“这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海军情报官查尔斯·G.多宾斯上尉如此描述歌乐山道，“这里每个入口和交叉路口都有武装到牙齿的哨兵一天二十四小时站岗。”[45]
[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尽管为讨好对方做出的努力是伤感的，但戴笠实际上是一个坚强的、极其理智的行家，他坚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美国所有的情报工作必须处于他自己的全面控制之下。他最亲密的美国伙伴是海军上校梅乐斯，以“玛丽”之名而著称，因为当他在海军学院1922级当学员时，玛丽·梅乐斯·明特正是一个著名的百老汇明星。外号“玛丽”的梅乐斯是一个擅长社交的颇具魅力的海军军官，被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此人是海军作战部长和罗斯福的亲密顾问——派往重庆美国大使馆任武官，最初负责监测在中国沿海的日本航运以及为最终美国在那里的登陆搜集信息。费正清在回忆录里称他是“一个穿着卡其短裤和衬衫的年轻人”，他的“脸不仅长得英俊而且其实还挺漂亮，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42]
[10] Arthur R. Ringwalt，“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Arthur R. Ringwalt，” Truman Memorial Library，online at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ringwalt.htm.
美国的情报机构和戴笠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这种关系是亲密而友好的。绰号“狂野比尔”的威廉·多诺万是个企业律师，是他创立并领导了美国战略情报局。他到过中国两次，分别是在1943年和1945年，并与戴笠有过亲切的会见，随后保持着书信交往，书信中充满了恭维之词，看起来几乎是他们两人在相互模仿。“多诺万将军阁下，”戴笠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对你的仰慕之情穿越了不断延伸的距离，就像连绵不绝的滚滚波涛和飘荡在空中的云彩。”[41]
[11] Quoted in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36.
像美国战时新闻局和AGFRTS这样的团体，戴维斯后来写道，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比较平民化的元素”。但是，戴维斯继续写道，“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设在重庆的以美国海军武官梅乐斯（Milton Miles）上校为首的一个秘密组织。梅乐斯与美国在中国的其他机构不断争夺地盘，特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该局曾试图拉拢他，但未能成功。他是美国人中最接近戴笠的人，戴笠以前是黄埔军校的学员，从那时起，就成了蒋介石亲近和信任的侍从武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戴笠被任命为一个称作蓝衣社的秘密机构的头头，蓝衣社是由蒋介石的另一个黄埔学员何应钦创建的，抗战爆发后何应钦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蓝衣社这个名称表明他们都受到褐衫党和黑衫党的启发，后两者是新兴的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领导人用来恐吓对手的准军事组织，但蓝衣社也是由黄埔派系形成的一种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用来支持他们的领袖蒋介石，他们对他宣誓效忠。当战争爆发时，戴笠被任命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头子，该机构比较委婉的官方名称是调查统计局[40]，这在中国是最可怕的机构。
[12]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7.
AGFRTS的人员大多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借调而来，其中就有茱莉亚·麦克威廉斯，她后来成为著名的烹饪书作家和电视名人，改名为茱莉亚·查尔德。另一个备受推崇的AGFRTS情报人员，一个在敌后建立起十多个情报搜集中心的人，是给人印象深刻、非常能干的上尉约翰·伯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后来他指挥了一次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危险又重大的任务。
[1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57.
赫尔利的谈判是美国人在中国最引人注目和最显而易见的一种首创精神，但绝非唯一的一次。其他的均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显眼。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有许多美国机构在中国运作，包括几个不同的情报机构。例如，其中有无伤大雅的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专门收集中国和日本的书面材料并在中国新闻界传播美国政府的宣传。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候，领导该机构的是费正清，他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32年，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保持着无比广泛的交际，其中许多人曾留学美国。另一个重要的团体被称为AGFRTS，即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局，它在1944年春天正式开始运作。[39]其总部设在昆明，专事收集天气信息和日本飞机、军队和船舶的活动情报——这些情报是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又名“飞虎队”）所不可或缺的。该航空队的许多机场分散在未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上，以便展开对日本目标的攻击。
[14] Lohbeck，passim. Russell D. Buhite，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assim.
然而，蒋介石相信，政治改革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对于他来说，有着善意的天真和轻信别人的美国人，没能考虑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去寻求和解，被迫授予合法地位给一个昔日的“匪帮”，会被解读为软弱，而被视为软弱则将导致己方的力量倒戈到另一方。共产党本身将会很乐意见到他们的人气、威望和地位的急剧上升。戴维斯之所以做出一旦共产党得到美国的认可，蒋介石的许多高级军官会弃他而去的预测，其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在中国那赢者通吃的政治体系中，坚持追随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好处的。几个世纪之前，马基雅维利就警告说，一个国君邀请强大的对手来自己的王国，满心希望能解除他们的武装，削弱他们，其实是在为自己丧失权力铺平道路。蒋介石可能没有读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但他无论如何都会明白，他自己的权力不能依赖于与生机勃勃、持久稳定的共产党人达成交易，而是依赖于不与他们打交道，进而摧毁他们，以免他们摧毁他自己。
[15]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49.
说到政治改革，蒋介石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相当抽象、简略的措辞，其实际意义是允许共产党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进入政府，然后与他们争夺民众的青睐。就美国而言，政治改革会给予中国政府合法性，扩大民众的支持，并平息学生和知识分子潜在的不满和失望。联合政府将给予蒋介石更强大的部长职位，他将继续担任军队的总司令，并作为美国的一位盟友，以及他的国家的总统。
[16]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48.
同样，赫尔利肯定也感到国民党将欢迎有机会在美国风格的政治竞赛中与共产党进行和平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发言权，得票最多的党派获胜，败选方将在下次选举中等待另一次获胜机会。但对美国人来说非常简单的东西，对蒋介石来说则是极其复杂的。蒋介石的权力是建立在中国的军事首领之间的个人关系网络上，其可以回溯到他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时期，在一些关键的情况中，还可以回溯到他在日本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38]这支武装部队不单单只是一支军队；他们还是一个权力基础的网络，有些人忠于蒋介石，而其他人（往往是其中更有能力的）则独立于他，甚至可能还是他潜在的对手。蒋介石需要用忠于他自己的指挥官来指挥军队，即使这意味着要容忍他们以用不存在的士兵来填补名单的方式去获得中央政府给他们的工资，即使他们与日本人买卖战略物资来中饱私囊，即使他们是无能的指挥官。蒋介石拒绝解雇那些对他效忠的指挥官。此外，在战争期间，他拒绝给在作战中有能力但不效忠于他的指挥官提供军需物资，因为在中国那由个人军事关系编织成的网络中，他们不是他个人网络中的一部分。
[17]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主要差别相关，尽管是同盟国却不能找到共同的基础点，这就是历史学家邹谠所称的“美国人的简单性相对于中国人的复杂性”。[37]对美国人来说，其单一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既然那也是中国人的目标，美国人就不明白为什么蒋介石似乎在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措施上犹豫不决，例如改革中国的武装部队，解雇不称职的指挥官，将七拼八凑、装备落后、指挥失误的师团合并成较少数量的有纪律和有效率的部队。对于像史迪威这样的美国人来说，这种军事改革是一种简单良好的意识。它将有助于击败日本，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能使蒋介石拥有在未来与共产党的对抗中所需要的那种军队。
[18]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鉴于蒋介石拥有庞大的军队，他在国外作为“中国救世主”的声誉，以及他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所享有的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统治者的承认，为什么蒋介石要认为与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是一条灾难性的路径呢？
[19]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153.
在返回重庆的飞机上，包瑞德坐在周恩来的身旁，他问周认为是美国还是苏联才是更大的政治民主国家。“我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周恩来回答道，但他又补充道，“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要用一百年时间才能达到这种民主状态。同时，如果我们能够享有你们今天在美国享有的同样的民主，我们也将极其高兴。”[36]千万不要介意在认为斯大林的俄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这点上所表现出的不祥的天真，或任性的意识形态上的盲目性。美国人总是会从类似于周恩来的这种评论中提取出一个善意的、让人放心的信息，即共产主义是在遥远的未来去实现的一个理想，而在漫长的实现过程中，共产党人可以成为美国人的朋友。
[20] FRUS，1944，p.201.
但是，蒋介石是很有头脑的。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同苏联人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意识形态上的关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蒋介石希望通过培育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从而能够阻止俄国人给予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然而他却发现自己在发出像不为人所相信的预言家似的警告，说共产党的性质完全是红色的，同时共产党人却从自己的立场鼓励美国人相信他们有点儿像红皮白心的萝卜一样。
[21] FRUS，1944，p.199.
这是一张什么商品清单呢？在赫尔利和毛泽东的协议中所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确切条款中虽然可能涉及一些权力和权威的分享，但是完全没有阐明有一定数量的政府部长职位会分配给共产党，而且蒋介石会留任共和国的领导人。但宋子文相信，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上了毛泽东的当。对他和蒋介石来说，很明显共产党将能够利用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存在来加强他们在获取全部权力的最终竞争中的实力，从内部获胜。换句话说，共产党人对赫尔利所做的事感到高兴的主要原因恰恰就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原因。面对着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讨论报告，蒋介石再次一如既往地表示担忧，美国人会被共产党人那虚伪的真诚表述所“忽悠”，说他们对美国和民主是如何地爱，以及如何无私地决心尽一切所能来帮助战胜日本人。现在，他曾经指望得到理解的赫尔利，却重复了这一模式。尽管蒋介石做出了反向的警告，赫尔利继续相信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把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描述为“人造黄油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者把目标定为夺取全部权力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这个信念是他的谈判策略的基础。在赫尔利经常重申的观点中，苏联人不会支持中国共产党，这就意味着如果对共产党保持强劲和一致的压力，他们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国民党占主导的政府中扮演一个弱小的角色。
[22] FRUS，1944，p.159.
当赫尔利于11月10日抵达重庆时，他立刻把自己和毛泽东签署的文件送给宋子文，想要让他转交给委员长。宋子文惊惶不安地赶到赫尔利的住处。“共产党卖给你一张商品清单（a bill of goods）[34]，”宋子文说，“国民政府绝不会承认共产党的要求。”[35]
[23] FRUS，1944，pp.157-58.
然而，乐观的赫尔利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让蒋介石同意修改后的文件会出现问题。毕竟，赫尔利自己已经签署了，他很看重美国的影响力和威望，美国希望达成一个协议，而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所迫切需要的。在他出现在延安之前，他曾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磋商，所以对蒋介石会走多远他肯定略知一二。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共产党人可能觉得赫尔利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作为一个姿态，周恩来和一个秘书陪同赫尔利随机去了重庆，大概，周恩来会在那里处理任何进一步的必要的文本提炼。
[24] FRUS，1944，p.287.
赫尔利在延安的最后一个下午时，双方都参加了包瑞德所称的“爱的盛宴，每个人都兴高采烈”。[32]后来，在会议厅外，赫尔利对毛泽东说：“主席，我认为由你和我通过签署这些条款来表明我们认为它们是公平公正的，这应该是合适的。”所以，他们就把文件搁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两人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用的是美式风格的钢笔而不是中式的印章。只是在动身去机场前，赫尔利确实加了一句告诫语。“毛主席，”他说，“你当然能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公正的，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们。”[33]
[25] FRUS，1944，p.159.
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很高兴去签署一份美国式的人权法案。他们只接受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变的原则，即除要求民主自由之外，在野党比执政党有更多要得到的东西。在1944年年底中国的情况特别是这样，当时对国民党的不满正在增长，而不是对偏远的、很大程度上不为人所知的共产党，而国民政府的反应则是极其压制的措施——监禁、新闻审查和禁止示威游行。美国在两大中国武装政党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并没有导致国民党的崩溃和共产党的掌权，但这也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的舆论上帮助了共产党。
[2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在延安达成的这项协议还包括了把赫尔利早先有关“民有”的措辞扩展到美国对中国最开明愿望的全面阐述。“联合国民政府将实施旨在促进进步和民主，建立公正、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政策”，甚至还有“人身保护条令的权利”，这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从未以任何形式存在过。[31]这些措辞明显是由赫尔利插进去的，在11月10日上午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之前，他花了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调整这个文本。赫尔利与罗斯福的政治分歧并没有阻止他在文本中插入几句罗斯福的最响亮的话语。中国的新政府“还将奉行旨在使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这两项权利更为有效的政策”。
[27]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毛泽东花了一天时间与他的支持者交换意见，第二天他向赫尔利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从而导致了后者与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当协议达成时，如包瑞德所说，共产党人“非常高兴”，这不奇怪。协议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想要的一切，包括一个“接纳各抗日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联合国民政府”。这后一个类别涵盖了在国民党专制独裁的阴影里出现的小型、非武装的民主党派，最大的是中国民主同盟，它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政党，其中许多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以这样一种方式，这项建议基本上就废除了自1927年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党专政，很明显蒋介石认为这种一党专政是他继续统治和中国的未来必不可少的——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美国的压力下他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软化是非常缓慢的。
[28]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0.
“主席，”赫尔利反问道，“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提出的条件不够公平，不足以让你加入一个联合政府，那么根据什么条件你才会愿意这样做呢？”
[29]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1.
毛泽东：军事委员会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机构，其现在的成员都根本不知内情；它是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召开过会议。
[30] Mao-Hurley dialogue is from Barrett，pp.60-62.
赫尔利：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资格能让共产党充分了解所有的军事计划和行动，还可能包括针对共产党自己的任何举动。
[31] Mao-Hurley dialogue is from Barrett，p.63.
毛泽东：如果你的双手被绑在背后，一只脚迈进门槛是毫无意义的。
[32]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3.
赫尔利：可是，这意味着一只脚迈进了门槛。[30]
[33]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4.
毛泽东没把这个提议放在眼里。
[34] 美国口语，意为欺骗某人做某事。——译者注
赫尔利改变了话题。他说，蒋先生真诚地想跟共产党达成协议，作为这方面的证据，他愿意在国家军事委员会里给中共一个席位。
[35]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228-29.
赫尔利对此的回应是指出，到目前为止非但没有逃跑，中国反而已经赢得了在缅甸和萨尔温江的胜利，而且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激烈的长篇大论中包含任何中国的敌人都可能会使用的话，那些人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内部分裂，自相纷争”。这是胡言乱语，毛泽东明白这一点。“将军，”他对赫尔利说，“我所说的有关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早就已经被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孙中山的儿子，国民党自由派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以及孙中山夫人说过了。你认为这些人是中国的敌人？”[29]
[36] Barrett，David D. Dixie Mission：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1944. Berkeley：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0，p.65.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一点上赫尔利犯的错误，他说（据包瑞德的记录）：“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无力再战。”[26]国民政府的军队有近200万人，其中77.9万人被用来封锁共产党人，而其余的政府军队一见日本人来了就逃跑。这一时期最好的历史学家估计，有40万名政府军士兵在封锁共产党人，是毛泽东给出的数字的一半，但其仍然在蒋介石的军队里占很高比例。至于相等的工资和津贴，毛泽东指出了许多美国的中国通在他们写给华盛顿的信函中就已经注意到的，如包瑞德概括的那样：“蒋介石手下的士兵大都忍饥挨饿，穿的是破衣烂衫，许多人病弱不堪以至于即便是短途行军都支撑不住。”[27]包瑞德同意这一点，他写道：“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士兵行军不到1英里后就倒下死亡。”[28]而共产党军队却都吃得好、穿得暖，而且身体状况良好。
[37]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1.
毛泽东掌控了下午的会议。他开始说话时带点包瑞德所说的“有礼貌的嘲弄”，然后猛然间展开了对蒋介石的愤怒谴责，把中国的分裂怪罪于他。我们所需要的，毛泽东说道，不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而是一个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在内的完全改组过的政府。也就是说，毛泽东坚持要求的远不止是仅仅给共产党人一个合法地位。他要求的是一个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面国民党和共产党拥有平等的地位，尽管他似乎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如有关该政府将如何发挥作用等。一旦在联合政府上不能达成一致，毛泽东对他的机会也未必抱多大信心。赫尔利的设想似乎是，国民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共产党将乐意接受其所提供的法律地位。他的五点建议规定，共产党的部队将得到与国民党军队“相同的工资和津贴”，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将得到改善。
[38]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112.
赫尔利在延安出席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是在11月8日。赫尔利主导了上午开始的开幕式，提交了一份书面的五点计划给毛泽东。这份文件呼吁国共两党“为统一指挥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而携手合作，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并重建中国”。其中有一段内容显然是由赫尔利撰写的，并且令人想起数十年来美国所做出的按照基督教和民主的形象改造中国的努力，文件进一步呼吁双方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奋斗。在下一个段落里，它提到了国民政府将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合法政党。
[3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5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7.
于是，赫尔利致力于完成此项任务。在他与蒋介石和重庆的共产党人最初的会议中，一项协议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至少在赫尔利身上是这样。这将是一个五点计划，其中中国共产党将基本上被承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党，交换条件是同意将其军队置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之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将乐意接受这一安排，为什么不呢？如果共产党的领导人愿意放弃对自身武装部队的独立控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承认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蒋介石肯定曾非常怀疑赫尔利能说服毛泽东同意这个方案。
[40] 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译者注
在这方面，蒋介石和罗斯福优先考虑的重点完全不一致，一个是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另一个则是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士兵的生命。对于美国来说，将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置于同一个“围栏”，就像费斯后来所比喻的那样，成了一种灵丹妙药，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每个人，包括那些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都互相不同意对方的人，都支持这个解决方案。甚至陈纳德，美国人中蒋介石的最好朋友，也告诉罗斯福，我们需要的是“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真正统一”[25]，从而使蒋介石所知道的即将到来的内战不会发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需要罗斯福的个人代表发挥他的历史作用。
[41]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
这就是派遣了数百万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加入战争的美国总统，现在正在做他必须要做的事情，即坚持让美国做出牺牲的受益者去承担它应分担的责任。罗斯福的顾问们一直在告诉他，如果中国失去了昆明，它将基本上被战争淘汰出局，那样的话“至少需要多出一年，很可能是数年的额外战争……才能打败日本，解放中国”。[24]但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赫尔利、艾奇逊与陈纳德的警告竟然都是夸大其词。日本人没有攻击昆明或重庆的计划，不需要撤出使馆。蒋介石的“纵深防御”战略在这方面是有效的。同时，蒋介石认为，把100万日军牵制在中国，他已经分担了战争的责任，而且，他可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提出反问，美国总统说“我们拯救中国的努力”究竟是什么意思？中国已经坚持了八年，其中四年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那时美国却在给日本供应战略原料。既然美国“正在全世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不能再继续坚持几个月或者甚至数年？他认为拯救中国就意味着不再同日本打仗，反正它已经几乎被打败了，而是要确保一旦日本被英勇的美国人解决掉之后共产党不能上台执政，难道这是错误的吗？
[42] Fairbank，John K. 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215.
罗斯福对这些警报的反应是增加对蒋介石的压力，让蒋去做他恰恰不能做的事。9月16日，他在魁北克与丘吉尔会谈期间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长信，警告后者称，当“我们在全世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当“我们迅速推进跨越太平洋时”，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很可能一切都太晚了”。现在需要的是“你们方面立即要采取有力行动”，否则后果将是一场“军事灾难”。[23]具体而言，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做两件事：一是马上在萨尔温江采取行动，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二是交给史迪威“无限制指挥你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只有办好这两件事情，罗斯福暗示道，美国才可能源源不断地援助蒋介石。“我已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罗斯福总结道，“因为看起来在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很明白，你们和我们拯救中国的全部努力将会因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而付诸东流。”
[43]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8.
针对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部队一直缺乏决断力的后果，陈纳德将军也提出了警告。他在9月底直接向罗斯福做了汇报，称这种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即将失去的华东将意味着失去能够攻击日本军用建筑关键要害点的所有机场。这也意味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极大削弱，而延安政权的力量则相应得到增加。中国显然面临着内战的严重危险。此外，如果中国发生内战，延安政权就有着赢得胜利的绝佳机会，无论有或没有俄国的援助。但俄国人也肯定会给予援助。我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被承认的；但我不能整个忘记一个暗示性的事实，即延安领导人在苏德条约签订时所采纳的严格的共产党路线。我不需要指出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莫斯科紧密联系的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打乱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或者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22]
[44]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99.
就在同一天，12月6日，当赫尔利的“惊恐”电报发给斯特蒂纽斯时，乔治·艾奇逊，这位颇有天赋、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重庆美国大使馆中的二号人物，写信给斯特蒂纽斯称：“我们不希望变成杞人忧天者，但在我们看来情况似乎很清楚，是时候采取预防措施并尽我们所能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此类突发事件了。”[21]这指的是日本人会绕过昆明，代之以直接进攻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艾奇逊建议非必要的美国人员疏散撤离，并建议另择一处作为备选的临时首都，也许在遥远的中国西部，他还建议重庆大使馆里的所有机密文件以及密码机上的核心部分和转子部分都要毁掉。艾奇逊把一切都考虑到了，甚至要求华盛顿提供“相当数量的美国货币储备供应……因为中国的货币很可能会变得毫无用处”。
[45]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College Park，Maryland （hereafter NARA），RG 38，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Records of the U.S. Naval Group，Box 39b.
赫尔利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弥漫着除国共关系之外别的事件导致的情绪危机，最严重的一个是由日军持续的“一号”作战攻势而中国却未能阻止所引起的。“当我刚刚到达时，我认为日本的目标很明显是我们在昆明的基地，这也是蒋委员长的意见，”赫尔利在给斯特蒂纽斯的早期电报中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是令人绝望的，如果我们不把日本人阻止在昆明之前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做出的所有抗议声明都将对历史的结论没有任何影响。美国将在中国失败。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你应该动用你所有的力量来给予魏德迈获胜所需要的一切。”[20]
[46]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44.
1943年，罗斯福派赫尔利第一次访问中国，以便为蒋介石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做准备，美国总统将在开罗会见丘吉尔，然后前往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会议。一年后，赫尔利回来了，一如既往地乐观和喜欢喧闹，随时准备接受作为罗斯福总统在中国的特别代表的新工作。
[47] 据国内资料记载，军统电台案案发是在1940年春，而张露萍等七位党员牺牲是在1945年7月14日。此处及上一段1942年2月的说法作者应有误。——译者注
对他的第一项任命就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在白宫召见赫尔利，并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有点儿海盗血性的男人。”[18]日本人正在侵袭欧洲和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并封锁了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所率的7.6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被困在巴丹半岛。赫尔利被要求找到打破封锁的方法，他接受了这项使命。他去了澳大利亚，雇了船，给被围困的士兵送去弹药和其他物资。至少有一例，如前所述，他让偷越封锁线的船只挂上日本国旗来加以伪装，这显然是一个海盗的技术动作——罗斯福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假如赫尔利被敌人俘获的话，日本人很可能把他当作罪犯处死而不是把他当作战俘赋予他战俘的权利。“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船只、计划、人员和武器上不如日本军队”[19]，他后来如此说道，对悄悄穿过日本包围圈的船只中失去了两条这个事实悲伤不已。最终，当麦克阿瑟逃到澳大利亚后，美国人投降了，并且被迫加入了前往战俘营的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
[48]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8.
他也是罗斯福新政的一个坚定不移、直言不讳的对手，有一次他当面对罗斯福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反对你政治上代表的一切。”[17]但是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则是个不能不用的大好人。
[4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0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赫尔利曾在赴法国的美国远征军中服役，获得上校军衔。战后他在胡佛政府内任战争部长。1939～1940年，在恢复了作为一个石油公司律师的生涯后，他因墨西哥征用案而获得了全国关注，他在延安给包瑞德叙述了这个案子。墨西哥的行动引起了美国愤怒的民族主义回应，墨西哥一方也同样坚决拒绝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有好几个月，赫尔利代表辛克莱参与谈判，报纸上的预言是不可能也不会达成什么交易。但赫尔利与双方的民族主义强硬派进行斗争，达成了墨西哥为辛克莱被征用的财产做出补偿的协议。在这出戏的所有美国演员中，几乎只有赫尔利一个人接受了接管辛克莱控股公司的墨西哥的主权权利。“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当时如此说道，“他知道他的公司的利益取决于合作与让步的政策。”[16]
[50] NARA，RG 38，Box 39.
像赫尔利这样的人是必然会从政的，他在一个民主党占优势的地区以共和党身份去竞选州参议员，不过仅以相差无几的得票率输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有一个名叫小维克多·洛克（Victor Locke Jr.）的最好的朋友，后者是个有着四分之一乔克托印第安人血统的共和党人，尽管其名字听起来像英国人。洛克能说乔克托语，并且被塔夫脱总统任命为乔克托部落的大酋长。洛克任命赫尔利为这个有着2.8万名成员的部落的国家律师。在这个职位上，他于任期内所经手判决的118例案子中赢了115例，其中一例挽救了俄克拉荷马乔克托部落，使之免于破产。他在法院和国会中慷慨陈词，阐述了印第安人在历史上遭受的虐待，以及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需要做出的纠正。1916年，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再次任命赫尔利为乔克托部落的国家律师，威尔逊写道：“帕特里克·赫尔利是极少数为印第安人服务而不利用它为自己谋私利的值得信任的人之一。”[15]
[51]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89.
“对方律师在本案中要求基本法则，”赫尔利回答道，“这很简单，不会产生误解。这是摩西在西奈山上传下来的。那就是你不可偷窃。”
[52] NARA，RG 38，Box 39b.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石油公司工作上。在一桩案子里他独自一人赚了5万美元。在另一桩案子里，别人支付给他一块草原土地作为报酬，这块地很快就因被不断扩大的塔尔萨城市包围而升值了。他是涉及印第安人领地相关法律的专家，这使他常常卷入涉及土地权益和采矿权的案子中去。一次，在一个涉及非法转让土地的案件中，他对手的律师向法官抱怨赫尔利未能坚持“基本法则”。
[53]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04-105.
一年之内，25岁的赫尔利获得了他的法律学位。三年后，当他刚满28岁时，他就当上了塔尔萨市律师协会的主席。
[54]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73.
1898年，随着西班牙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爆发，赫尔利试图成为西奥多·罗斯福的一个狂野骑士，但被拒绝了，因为当时他只有15岁。他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进了印第安纳大学，在这所专为乔克托和奇克索印第安男孩开设的学校里，他是班上唯一的白人男孩。他爱好广泛。在学校的管弦乐队中他演奏法国圆号，在足球队和棒球队里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还率领学校辩论队保持了不败纪录。1905年他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俄克拉荷马的印第安服务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首府华盛顿，在那里他被录取到国立大学法学院（后来被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合并了）。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他未经通报进入白宫，并私自闯进总统办公室，以他曾经几乎成为一名狂野骑士为由，要求总统给他一份政府工作。故事的下文是，罗斯福当即加以拒绝，理由是如果赫尔利拥有一份政府工作，他将成为一个懒惰的醉汉。总统对他说，最好回到俄克拉荷马去干点儿自己的事。
[5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05.
赫尔利1883年出生于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境内[14]，他有过艰苦的、丰富多彩的、坚韧不拔的、从穷乡僻壤步步高升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于所有那些他将在他的海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出自常春藤盟校的东部人。从11岁开始，他就在乔克托印第安人保留地境内的煤矿干活来帮助养家。他的母亲去世时，他才13岁，根据非常欣赏他的正式传记的作者所言，他继续工作，送煤或驯马或干他能找到的各种零工，即使在这种困境中，他仍旧贪婪地阅读，梦想成为一名律师。他晚上去位于乔克托保留地菲利普斯镇一所新开的夜校上学，白天则在一个煤矿干活当骡夫（把驮着煤炭的骡子赶出矿井），然后给当地一个肉贩放牧。他是一个喜欢户外生活的孩子，一个乔克托年轻人的朋友（他对他们保持了一生的忠诚和同情），一个俄克拉荷马灌木丛林地上的骑马好手。他聪明好斗，敢作敢为。
[56] 英国作家Sat Rohmer于1913年出版的小说Fu Manchu中的主人公，是当时西方流行辱华观念中的一个中国人，后成为一系列其他仿效作品中的典型东方歹徒形象。——译者注
美国的计划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战败国起了作用，但是在中国，由于国民政府的缺陷和共产党的强力反对，其被证明是一个很难推行该计划的地方，身居现场的观察者如果比较聪明的话就能理解这一点。“赫尔利到达延安时，想的是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同共产党联合起来，这与说服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家危急时接受两党合作没有多少差异。”[12]戴维斯多年后这样说道。赫尔利从未能理解戴维斯的观点。到达延安后，他告诉包瑞德，他曾经解决了辛克莱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一项痛苦且高度引人注目的争议，此外他还得到了一笔100万美元的酬金，他似乎认为，如果他能成功处理好那项谈判，他也可以把中国人的事给办好。[13]包瑞德很怀疑，如果在墨西哥和辛克莱之间的那场纠纷中，双方同中国问题的双方一样，也不急于为一笔好交易达成协议的话，最终将会是什么结局。
[57] NARA，RG 38，Box 39.
因此，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美国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把和平带给中国的努力源于美国最深切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在世界各地培育自由企业和自由民主价值观来推进其商业和战略利益。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说法，这是在全世界实现民主，或者，就像后人所表述的那样，看到人权的进步。二战结束前和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在中国看到了从战时遭受破坏的灰烬中重建一个现代化的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并且，这一愿景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事实上，即使赫尔利没有意识到，他的到来也标志着中国所拥有的最后一个机会，即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其公民享有的保护和权利是美国一直在全世界普及的目标。
[58] NARA，RG 38，Box 39.
换个说法，戴维斯的观点是，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接受对方的条件都意味着自己的毁灭。双方都想在国内冲突中脱颖而出，他们都知道，一旦日本人被赶走，内战就会爆发。双方也都希望避免在中国和国际舆论面前表现得不肯妥协，成为拒绝和谈并代之以内战的一方，这种共同的愿望给了赫尔利一次开局机会。
[59] Yu，Maochun. 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99.
就共产党人而言，他写道：“美国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和最大的担心。”[11]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接受美国的援助（这将是他们与蒋介石达成妥协的回报），他们就可以迅速控制中国的大部（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许不需通过内战”。在戴维斯看来，这是因为一旦中共得到美国的认可，蒋介石军队的许多军官和官僚就会抛弃他，蒋当然明白这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担心在于美国的援助只会给予蒋介石，而且他得到的援助越多，戴维斯写道：“促成他打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统一中国就会耗时更久、代价更高。”
[60]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9.
那些职业中国通，其中大部分人已到中国十多年，并且在全国各地有过不同的任职，很快就对这位新任特使成功的机会持怀疑态度。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有太多的仇恨，太多的以往流血事件，最重要的是，太多不可调和的终极目标，以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无法达成任何持久的妥协，中国通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巧合的是，就在赫尔利到达重庆的那一天，早已在那里的约翰·戴维斯拟了一份电报给美国国务院，电文中他非常现实地列举出中国两大政党相互之间的看法以及对美国的看法是如何互相冲突。
[61] Tsou，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93.
在战时的大多数时间内担任驻华大使的克拉伦斯·高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感觉与史迪威很匹配，却一直被排斥在决策圈外。并且，与赫尔利不同，他不能直接面见美国总统。同样与高斯不同，赫尔利无意去聆听谢伟思、戴维斯和卢登等中国通的意见，他们都是魏德迈的专门政治顾问并继续给他提供报告。“如果我没有得到美国的政策，那么我将制定美国的政策。”[10]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就如此宣布。他也确实这样做了，遵循他的异想天开的思路，在他需要时可以得到总统的支持，而政府的替代观点则基本上被他的风头所盖掉。
[62]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63" id="m63">[63]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28.
斯特蒂纽斯出身于长岛上的一个名门望族，先后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任总经理，1941年他成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1943年任副国务卿。他显然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的经验，包括他作为战争资源局主席的角色，完全是国内的，尽管作为租借法案的行政官他也程度有限地处理过对外事务。历史学家们描述1944年罗斯福任命斯特蒂纽斯为国务卿是其意图绕过国务院直接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征兆。特别对于中国来说，总统往往通过他的亲信顾问哈里·霍普金斯与蒋介石沟通，霍普金斯与蒋介石的姻亲兄弟孔祥熙和宋子文保持着密切联系，后两人常常待在华盛顿。
[64]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45-46.
赫尔利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粗俗流浪汉的品性，但来到中国，他就只能是一个门外汉了。在接下来的数周里情况变得很清晰，他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去完成他的主要任务，即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当时接管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唯一一个外行。其他人中还有爱德华·斯特蒂纽斯，他是罗斯福的新任国务卿，也是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中未能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物。像赫尔利本人一样，他的任命几乎也是机缘巧合。恰好在需要的时刻他脱颖而出，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对手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对照，他们分别是老谋深算、出身名门的宋子文和精明过人、经验老到的周恩来。
[65] FRUS，1944，vol.6，p.748.
赫尔利很快试图与毛泽东建立一种有着共同基础的意识，与他共享出身农村的背景和对朴实语言的偏爱。他们经过一个正在放羊的人身边时，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他年轻时也曾是个牧羊人。赫尔利则说他一直是个牛仔。当这个中美小组横穿延河河床时，毛泽东告诉他的客人，河水在春天上涨，在夏天则干涸。赫尔利告诉毛泽东，在俄克拉荷马，河流在夏天时也都变得非常干涸，以至于你可以根据鱼扬起的尘埃来判断哪里有鱼。当救护车在一个正在艰难地对付一头倔强的骡子的中国农民旁边经过时，赫尔利大声喊道：“鞭打他的另一边，查理。”包瑞德把这个有些费解的叫法（查理？）翻译给被搞糊涂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将军言辞中的粗俗和与任何能被轻易识别出来的思维模式毫不相关的谈话方式”[9]使得这项翻译任务更为困难。
[66] Mao’s conversation with Barrett is from Barrett，pp.70-75.
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显著的增长，凭借的是充满活力的、杰出的组织工作，并借助于在中国国内观众面前巧妙的自我表现。但是，他们成功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入侵，为此蒋介石被迫推迟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给了他们一个建立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机会。
[67]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19.
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而言，在他们之中出现了美国总统的特别代表是他们长期艰苦斗争旅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就在短短的几年前，他们刚刚摆脱了在蒋介石手中遭受的灭顶之灾。1937年，长征结束并在他们的第一个避难所宝安短暂停留之后，共产党队伍的人数从一年前开始艰苦跋涉时的10万急剧减少到只剩下7000。现在，他们可以自豪地声称他们的军队有近100万人，再加上估计有250万人的民兵作为储备力量。共产党控制的大约有9000万人口的地域分布在华北被占领和未被占领的地区。
[68]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5.
欢迎仪式后，赫尔利、毛泽东、周恩来和包瑞德登上救护车，向着由城墙围绕的延安一路颠簸而去，在场的所有参与者肯定被一种历史可能性的感觉所打动。
[69] Ringwalt，oral history.
因为任何美国飞机抵达延安机场都是一个重大场合，所以包瑞德在赫尔利到达时在现场迎接，周恩来也在现场，但他不知道这位从C-47飞机里现身的高个、花白头发的人是谁，即使赫尔利尽其所能来给对方留下引人注目的第一印象。他穿着一身被包瑞德描述为“我一辈子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量身定制的军装”，佩戴着三排军功绶带。（这导致包瑞德带点讥讽地说：“将军，除了谢司起义[5]之外，你拥有了所有军功绶带。”）[6]周恩来问包瑞德，那个穿着蓝色加衬大衣、体现出新来者的华丽身份的人是谁。当他被告知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时，他马上“消失在一阵尘埃中”[7]去接毛泽东。很快，主席就从他那辆破旧的救护车里出现了。一支仪仗队也很快集合起来，吹响了军号，赫尔利敬礼回应，就在此时此刻，他发出了乔克托印第安人的呐喊，喊声令共产党人惊诧不已，这正是赫尔利与众不同之处。就像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所描述的那样，他力争把他那粗犷的牛仔背景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显示他“放荡不羁的善意”。这就是他打破沉默的方式。借助硬塞进来的一个牛仔的比喻，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说：“他试图将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关进一道通用法则的藩篱之内，并把它们转变成一个追求法律和秩序的委员会。”[8]尽管在史迪威的前线跌跌撞撞，赫尔利仍持乐观态度，认为自己的善意、颇具说服力的魅力和简单的常识，就可以克服中国两大武装政党相互仇恨及利益冲突的障碍。
[70]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5.
赫尔利乘坐一架定期往返为迪克西使团成员运送邮件和物资的美国C-47军机，从阴冷潮湿、遍地瓦砾、游荡着死神的重庆来到了令人振奋的、空气新鲜清爽的延安。日期是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到达中国近两个月之后。在重庆那短暂的几个星期内，他已经与共产党代表举行过会议。他一到达就投入调解两个互相敌对的武装政党的使命中，以便使它们能够联合各自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但他还是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访问延安的邀请，甚至无视毛泽东本人的一封私人信件，因为他想确认蒋介石对他的外交努力的默许。不过，即使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到共产党人总部去面见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准备，他也没有事先让他们知道他的行程。
[71]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6.
之前从未遇到像赫尔利这样的人的，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大使馆的政治官员，以及魏德迈将军的部属，也都不知道如何对待他，最终，他们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并导致了一个丑陋事件的发生，其间有人受到恶意的鲁莽指控，有人的事业被毁于一旦，美国也失去了就中国问题展开有理性的辩论的可能。
[72]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22-23.
约翰·戴维斯把罗斯福总统的在华特别代表帕特里克·J.赫尔利发出的这声巨吼称为“一声长长的嚎叫”。[4]包瑞德说这是一种“印度安人的战斗呐喊”。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有着毋庸置疑的丰富经验，生活中也敢作敢为，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赫尔利这样的人。此人一开始对他们充满魅力，之后却让他们失望不满，最终令他们困惑、为难、勃然大怒，同时合理化了他们那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意识形态倾向。
[73]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p.122-23.
1944年11月7日，一声响亮的狂吼在延安机场跑道的草坪和光秃秃的褐色丘陵上响起，毛主席和周将军——当时的外国人都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拥有的这个称呼——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表情。”[3]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包瑞德上校后来写道。
[74] Melby，John F. Mandate of Heaven：Records of a Civil War，China，1945-1949.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8，p.23.
从1944年年末到1946年年初发生的事件表明，以下两种观点，即认为不与共产党合作是个错误的观点和应该给予蒋介石更多支持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两者的立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即要根据美国的标准由美国来塑造世界，并且一旦美国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它就有能力做好。正如我们所知，美国的政策是拙劣的、前后矛盾的，且往往是临时起意的；它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的产物。在这点上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其中包括制定合理的目标并理智地实现它们的重要性，而不是大声宣布不切实际的目标，然后在无法实现之后只得遭受信誉和自信上的损失。但是，决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不是美国的政策。中国的未来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力量来决定，对此，虽然拥有巨大但并非无限的实力的美国，从来就没有实施过决定性的控制。
[75]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8.
还有一种论点也常常被提及，这种论点与谢伟思和其他外交界中国问题专家所持观点恰恰相反；提出这个论点的有美国新任使节帕特里克·赫尔利，有亨利·卢斯，有魏德迈将军，有后来被称为“中国游说团”的成员，还有在华盛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后来对自己认为应对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负责的那些人实施了政治迫害。这个论点的内容就是，外交官员对毛泽东的乐观看法再加上他们对蒋介石的诋毁导致了对国民党支持的削弱，如果这种支持没有被削弱的话，共产党是不会上台的，如此一来在朝鲜和越南发生的战争也就永远不会发生了。
[76] Davies，John Paton. 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8.
然而，对于戴维斯、谢伟思和史迪威而言，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民主的潜力；他们似乎更像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农村税赋的改革而绝不是更激进或更革命的东西；他们将走自己的充满活力的独立和民族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斯大林和俄国人的路。说他们错，并不是要谴责他们或者去发现他们玩忽职守。他们都是些勇敢、聪明、诚实和令人钦佩的人，试图在迷茫的环境里苦心探索出真相。此外，比起他们在分歧很大的美国政府内部的对手，他们要更为现实，他们的政策指令也更加合理。处于他们那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中，极少会有人比他们做得更好。但是，他们也犯了错误，他们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同美国的价值观和期望的相容性。在以后的岁月里，许多人争辩说，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走上激进主义道路是因为他们首先被西方推入孤立和不安全的境地。但那时发生的整风运动表明，这是不正确的。在延安的美国人所未曾看穿或理解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夺取全部权力之后变得非常明显的毛式统治的构成元素，其实在这一切还未发生之前几年它们就已经存在了，其中还包括对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方法的采纳。
[77] John Paton Davies，China Hand：An Autobiograph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239.
多年来，美国与众多的独裁者维持着良好关系，像蒋介石那样的独裁者也包括在内。一旦冷战爆发，就绝不是一个国家的国内安排来决定其与美国的关系，而是是否与苏联结盟，并把自己置身于为苏联的目标而服务之内。自从迪克西使团执行它的使命的那几个月之后，在漫长岁月里，众多观察家和学者有力地辩称，不存在任何因素使中国必然对美国怀有敌意。如果华盛顿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与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构建了一种独立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给予蒋介石一边倒的支持，那么，如谢伟思所言，我们就有可能不会与“我们曾经期望的亲密朋友和盟友”分手，至少我们会有某种比“充满仇恨的敌意”更好的东西。[1]最重要的是，谢伟思和许多其他学者及观察家在以后的岁月里辩称，我们就不会在一场无情的血腥内战中以支持失败的一方而告终，由此“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很可能不会发生”。[2]
[78] Wedemeyer，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Henry Holt，1958，p.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