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造成了战争的短暂平息，其间日本人重新集结，试图重新组织他们的补给线，并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东京最高统帅部赞成放弃其华南基地并集中兵力，而不再去防卫中国沿海预期的美军登陆点。这种战斗间歇反映了日本的困难处境，尽管从盟军的角度来解释这种间歇会暴露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的含糊之处。当时谣言满天飞，矛头直指国民政府暗中串通日本人，让后者夺取美国机场以换取对中国本身的战争的暂停。当魏德迈一如既往以外交姿态很尊重地把这些谣言告知委员长时，蒋介石的反应是“绝对不表态”，魏德迈当时如此记载道：“没有迹象、情感或其他方式可以表明他否认或者承认了这一点。他的自然反应是干巴巴的闲扯。”[38]
美国飞机还摧毁了京汉铁路的桥梁，破坏了日本人使用铁路运输替代水上运输的计划。日本人采取的对策是在铁路线被炸断的地方将物资卸下来，装到卡车上，运到铁路线修复的地方再装上火车，但美国人的炸弹摧毁了那么多的火车头，这种方法的使用也是有限的。日军或许只能得到他们原计划补给的四分之一。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军服和弹药，但汽油将在几个月内耗尽，除非采取一些行动，否则长江以南的铁路将完全瘫痪，冈村可以预见这一天的到来。
魏德迈勇敢地继续他的使命，仿佛谣言并不存在。对中国师的训练和美国顾问的指派——最终已有3000多名——仍在继续。同时，随着春天的临近，冈村无视东京帝国大本营的意见，决定实施他自己的一个大胆计划。1945年1月，他占领了桂林东北方向江西遂川的另一座美国机场。但他知道，占领这样一座小机场，只是暂时的眼前之利，或者根本就无利可图，因为陈纳德的飞机和飞行员可以简单地迁移到其他地方，再从那里恢复行动。桂林拥有基础设施、仓库、兵营、情报总部和设备，然而在遂川，根据美国官方对中国战区的记载，“日本人所继承的一切就是空空的跑道”。[39]考虑到这一点，帝国大本营决定放弃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转而守卫华南沿海。日本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原因是美国夺回了菲律宾，从而开辟了美军在中国本土登陆的集结地。
冈村的司令部设在长江港口城市汉口，在那里，他曾眼睁睁地看着陈纳德的B-29轰炸机把弹药倾泻在沿河岸散布的工厂和仓库上，造成壮观的大火，并使得大量船只拥堵在江中，多达10万吨的日本军需物资都被困在江上各处。仅12月18日一天，就有77架B-29和200架战斗机空袭了汉口及其姊妹城市武昌和汉阳（现在合并为武汉一个城市），而日本人的飞机已经被转移去守卫美国可能会在那里登陆的沿海地段，因此无法阻止此处的攻势。当一切都结束之后，这三个城市全部被笼罩在浓厚的烟雾之中。
但是，冈村认为对美军入侵的恐惧被夸大了。他想要攻击重庆并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绝非仅仅临时中止他的行动。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中国的防御如以往那样一触即溃的话，冈村还是可以希望他能把中国从战争中淘汰出局。然而，如果中国顽强抵抗的话，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防守消耗战，撤回到沿海地区并试图阻止利用中国作为跳板进攻日本本土的盟军。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供应物资在实质性地大幅增加，因此燃料和弹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每个月大约有5000吨物资经驼峰航线运来；截至1945年年初，美国的C-47军用运输机每个月的运输量达6万吨之多，日本人能充分理解这个极大的差异，因为他们的供应量在逐渐减少。事实上，如果魏德迈事先知道在这一点上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头脑中是什么想法，他就会有更多的理由来保持谨慎的乐观了。日本人的“一号”作战攻势已经放慢，因为冈村宁次的补给线拉得过长，即使在那些没有过度扩张的地方，他们也被第14航空队的有效攻击给缠住了，这也是冈村迫切想要占领桂林和柳州机场的原因。[37]
冈村选择芷江城作为其孤注一掷的新攻势的第一个目标。芷江原本是湘西一个平凡的地方，崎岖不平，没有几条道路，大部分货物运输都靠苦力在小路上肩挑背扛走村串户，或者靠在该地区的许多河流里穿行的舢板。小城本身拥有陈纳德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冈村还把它看作针对西北方300英里的重庆本身，或者还有昆明，进行轰炸的潜在基地。
魏德迈不能确定阿尔法计划是否会起作用。即使加以恰当的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是否会有战斗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否会有能激发他们斗志的将才，他对此没有一点儿信心。在他逗留中国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里，他的评估奇怪地无法保持一致。他把蒋介石与丘吉尔相比，非常坚定地赞赏蒋介石，但又对中国的军事领导持怀疑态度，他觉得中国的军事领导层患有严重的“愚蠢和效率低下”病，这使得它“冷漠并缺乏才智”，“无能为力且不知所措”，[35]因此不能或不敢就此情况准确地向委员长汇报或做些努力来加以改进。魏德迈认为保住桂林应该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第97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曾经据守在似乎很坚固的城北工事里。蒋介石一度“斩钉截铁地”让魏德迈放心，称如果日本人发动进攻，他的军队可以在桂林—柳州地区坚守两个月——但随后他们却不战而退了。“中国人的混乱无序和一塌糊涂的计划是无法理解的，”魏德迈当时写道，“我们可以花费巨大的后勤成本投入大量部队，但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坚持战斗。”[36]
1945年早春，冈村在芷江东部的平地上集结了2万日军。4月13日，在盟军空中侦察机的密切监视下，这些部队开始大举推进。迎击这一来势汹汹的军队并将其打退，以避免直接威胁重庆和昆明，是中美联合指挥部现在面临的挑战，这也是对阿尔法训练初步完成之前所产生的新合作精神的一次考验。
在日本人占领桂林三天后，魏德迈与蒋介石及其部属举行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其间，他提出了一个增强中国防御能力并最终能击退日军的总体计划。这个代号为“阿尔法”的计划将装备和训练三十九个中国师，每个师都配有美国顾问小组；普遍营养不良的中国军队将得到充足的给养；将要引入战场紧急医疗后送和伤员救治这些在中国还非常陌生的概念；每名士兵也将得到足够的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将遵循史迪威在印度兰姆训练中国军队时所创立的模式，那些中国军队在缅甸作战表现极佳。
中国军队第74军第51师位于连接芷江东西两面一条主要公路的几英里处，预期日军会沿此公路进犯。但是，在湘西这边的日军借助迷宫似的丘陵和山谷潜入了大批部队从而甩掉了横在他们和芷江之间的国军。同样的战术日军于1942年在缅甸成功地应用过，当时日军士兵迅速穿越丛林，避开了道路，以谋略胜过了英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
机场附近有一家年代久远的旅馆，美国飞行员常去那儿喝酒，与当地女孩跳舞，然后同她们退隐到沿主楼两翼而建的小卧室去。桂林被誉为自由中国的性都绝非没有缘由。有个极受欢迎的场所名叫“利多俱乐部”，在那里某位自称法蒂玛·伊斯梅尔（Fatima Ismail）的女人负责招待客人，但大家普遍怀疑她出卖情报给日本人。
第51师的美军联络官是路易斯·V.琼斯上校。中国师长告诉琼斯，他正在从该地区调出两个团的兵力试图阻止日军渗透，因此琼斯便率领一支无线电通信小队、一个翻译，以及44名苦力，跟着他们在山间长途跋涉。第二天，他发现这两个团已经冲出了日军可能经过的山谷。第三个中国团，未与其他两个团一起出动的第151团，还留在原位，4月17日晚该团独自投入战斗抗击日军。第二天，琼斯赶上了中国师长并说服了他重新部署自己的部队；这样一来，面对来犯之敌他们的战线拉开达6英里之宽。
到了晚上，飞行员和飞机维护人员在机场附近的竹棚中享用牛排和啤酒，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坐下来听当天的作战任务分配介绍。[34]他们谈论着侥幸脱险的经历以及他们那些被击落再也没能回来的好友。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亡命之徒恨之入骨，其中有些是战争难民。他们聚集到桂林正是因为美国人在那里，他们会设法搞到租借法案的物资，然后到黑市倒卖；或者，正如人们普遍怀疑的那样，在美国飞机起飞的时候，操作无线发报机向日本人告密。
19日，该师师长请求空中支援。第二天来了1架飞机，第三天有4架，但随即大雨降临，空中行动被迫中止。日军第116师和第133步兵团的士兵在地面上顽强地进攻，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缓慢推进。不久，他们占领了山门镇，这给他们在小山上提供了一个作战据点。但是，如正史记载的那样，尽管压力巨大，中国的第151团“顽强地坚守着”。[40]
桂林是中国南方一座古老的城市，街旁有着柱廊，店铺都有宽宽的骑楼遮挡日晒，这是一处历尽沧桑、景致如画但被污染了的破旧地方，附近的山脉优雅美丽，尖尖的山峰凸起在青翠的乡间。几乎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美国飞行员就在那里的军用机场飞进飞出，他们能瞥见漓江的美景，清晨的阳光闪烁在下面水牛耕作着的稻田上，即使是飞行员驾驶着为世人所知的最具杀伤力和最现代化的飞机去执行轰炸和扫射任务。
其他中国部队同样如此，沿着75英里长的防线全面抵御着日军的进攻。当山门镇西北方的前线出现一个很大的裂口时，中国的第18军迅速前移，防止了敌人的突破。在防线的其余地段，中国军队各部均“勇敢坚守，并且对日军的每一步推进都报之以反击”。[41]同时，抗日战争期间一些罕见的情况也正在发生。芷江成为一直延伸到昆明的一系列基地之一，大量物资被运到这些基地。一家野战医院被建立用来救治伤员，还成立了一家车辆维修公司，以便使受损的运输物资的卡车可以得到修复并继续发挥作用。供应网点从芷江开始沿着公路和可通航的河流向四处延伸。粮食、武器——冲锋枪、60毫米迫击炮、布朗式轻机枪——弹药甚至夏季军服被运到这些供应点，然后再用卡车或舢板转发给中国军队，甚至在战线的后方还成立了移动式外科医院。
桂林和柳州失陷的后果是严重的、令人担忧的，因为这两地不仅是美国大型空军基地的所在，而且还控制了进一步向西的道路交通，特别是去贵阳和昆明。昆明是经驼峰航线运来的物资的终点，是即将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的起点，也是美国物资的发散点，没有从美国运来的那些物资，中国是可能无法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坚持下来的。
在这片偏僻的中国土地上，战斗持续了几个月。最终，共有八座基地医院在运作，受伤的中国士兵因此能得到医疗救治，而不是像在这漫长战争期间的开始阶段那样只能坐以待毙。因为可以从洞庭湖流域用船将大米运到湖南东北部再用卡车分送到部队，所以没有必要再出现中国士兵中常见的恶性行为：去当地村庄偷窃食物或极度忍饥挨饿。的确，一支军队必须吃饱了才能打仗，中国的国民党军队中似乎往往缺失这个基本要点，但在芷江战场上绝对不是。
在几个星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宣布离胜利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多年来，日本人一直占据着中国沿海，”他说，“他们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军队，最近还在加强他们的控制。他们已经接管了一条从广州到汉口到北平的内陆补给线，他们还占领了这条路线东边对我们飞行员很有帮助的三个机场。”[33]此外，日本仍拥有抵御入侵的强大的国内防线，其生产能力仍很强大，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充足。
同时，琼斯上校的经历表明，在中国指挥官和他们的美国顾问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1942年史迪威在缅甸遭受的挫折——在那里他的命令要不被蒋介石忽略，要不就是被他撤销——1945年在湘西再也没有重演过。有个名叫乔治·L.古德里奇的上校联络官，他是1945年2月来华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此人报告说：“每当形势发生了变化，将军就把联络官请到地图前，在解释了战情之后，就征求他的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随后下达的命令，都是按照联络官建议的计划执行的。”[42]
随着1945年的来临，冈村和日本能够就最近在中国赢得的一些重要胜利来为自己庆贺一番——这与其他地方的战争形成了对照，如在太平洋、菲律宾和缅甸遭受的毁灭性损失，还有早些时候在中途岛、硫磺岛和其他太平洋环礁打的败仗，这些已经给日本帝国招来了厄运。尽管如此，在1945年年初，似乎还看不到日本有丝毫要放弃的想法。美军指挥官也不会相信最艰难的战斗已经在他们身后。1944年11月，就在新来的魏德迈还在熟悉情况时，日军占领了仍然在中国人手里的广州—汉口—北京铁路的部分路段，从而形成了从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一路延伸到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一条完整的铁路线，这将可能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供应线，如果美国和日本要在中国土地上最后打一场一决胜负的战役的话。与此同时，第11军以四个追求荣耀的师团和一连坦克的兵力，占领了位于桂林和柳州的美军机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就是从这些机场起飞骚扰日本在华供应线和轰炸海上运输船只的。
5月2日，在武阳山谷的入口处，中国的第5师直接面对从南路进犯的敌人。在得到美国顾问的赞同后，它做出了包围日军的决定，据官方历史记载，这项决定“取得了圆满成功”，缴获了“相当数量的日军装备，包括火炮、一些文件以及6名战俘”。[43]在之后的日子里，中国的第121师向北移动，并成功地攻击了日军的左翼。其他作战部队从北顺势而下，在日军集结地后面切入，迫使敌人夺路而退。
1940年，冈村宁次升为大将并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此时共产党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日军以其残酷的战术做出反击，这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他指挥下的日本军队应该对学者们估计的270万非战斗人员死亡负责。[32]在此之后，1944年，冈村是“一号”作战攻势的总指挥，这场攻势在1944年延续了好几个月，企图征服整个华东和东南地区，并沿途拔除美国第14航空队的基地。他的照片上显示出一个严厉、阴沉、冷酷、身穿制服的男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浑身上下渗透着铁的纪律、毫不留情屠杀敌人、为天皇赢取胜利荣耀等日本军事价值观。
5月11日，中国第18军第11师攻占了一个日本供应仓库，连同500匹战马。同时，看到了要避免失败所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意识到帝国大本营针对沿海重新部署的命令，冈村宁次决定不再派遣增援部队，并下令部队撤出芷江战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参与了长江流域的一些重大战役。1939年春天被调到北部省份后，冈村要求允许使用毒气，声称需要给他的部队“胜利的感觉”[31]，随后他指挥了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化学武器攻击。
大约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显然察觉到一个机会，便做了他以前常常做的事情。他给他的指挥官何应钦下令去夺取湖南省的衡阳市。这正是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觉得蒋介石总是缺乏的那种敢作敢为和气魄。不过，这是一种干扰，魏德迈在得知这道命令之后提醒蒋介石，如果蒋介石不告诉他就对自己的将军们发号施令的话，那么他，魏德迈，就不能很好地协调整个战役。魏德迈还说，中国军队还未就夺回衡阳所需规模的作战行动做好准备工作。蒋介石让步了，他说，他还没有下令，只是表达了一个意见。[44]换句话说，魏德迈设法做成了暴躁的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说服中国政府的主席和总司令不要随意插手。
冈村属于日本军官中残酷无情、意志坚定并有能力激起担忧的那种类型。自从他指挥部队在1932年占领上海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因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个命令当地妇女强迫卖淫的指挥官，还给她们起了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慰安妇”。在几乎所有被日军侵占的领土上，日军官兵都能得到她们的“服务”。
截至6月7日，芷江保卫战已经结束。日本人撤回到原先的阵地。芷江之战应该被计入中国的胜利。对重庆和昆明最直接的威胁被避免了。进一步向东朝广州和香港进军的道路为中国军队敞开了。日军遭受的损失是1500人死亡，5000人受伤。中国的伤亡较高——近7000人死亡，12000人受伤——但中国在战争中投入的军队比日军多得多。在评估自己的失败时，日军指挥官将其归因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而这个进步甚至是在“阿尔法”所设想的训练计划还未结束之前战争就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所取得的。
就在这种政治上的操控发生之时，战争在中国继续进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火，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做出了最后的努力，妄图一战而彻底击败中国。冈村把手下82万人马分成二十五个师、一个装甲旅、十一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个独立旅。[30]这些部队按三个编队部署——华北方面军占据黄河和长城之间的地域，第六方面军面对华东地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第十三方面军在上海和长江流域下游。冈村亲自指挥的第六方面军，拥有五个师和228门大炮，是一支令中国战区司令部的美国人，特别是其司令魏德迈将军，在夜间都难以入眠的精锐部队。
“中国战区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45]官方历史下了如此的结论。中国人采纳了一些“与他们的习惯做法”全然不同的行动方式，这“反映了他们的合作精神和魏德迈、麦克卢尔及其参谋人员的说服力这两方面的成果”。但并非一切都很顺利。美国人特别提到了中国军队允许被包围的日军部队逃亡的倾向，这是在中国的战争中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况下所写的三十六计，目的是通过总是让给敌人一条退路来避免战争的过高代价。中国国民党人坚持这项传统，这是令他们的美国顾问恼怒的事。但美国人也表示，如果装备良好并指挥得当，这支军队打起仗来不会比任何人差。
令人吃惊的是，赫尔利那么轻易地怀疑中国通们有着隐藏起来的阴暗邪恶的动机，却如此轻易地被一块糖果哄得团团转。他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可能试图通过提供有关他们意图的虚假保证来抵消美国的努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赫尔利与之争斗的中国通之一，约翰·戴维斯，现在正在莫斯科，他试图警告自己的老上司不要被花言巧语所蒙骗——然而，后来被指控对共产党态度过软的却是戴维斯，而不是赫尔利。“曾经有大量的忠告提供给（赫尔利），但他没有表现出接受的愿望。”[29]乔治·凯南如此评论道。
除此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此次表现来得正是时候，许多美国观察者都认为对于蒋介石的军队，他们只能抱现实的绝望态度，相信这支军队是无可救药、难当其任，并且还总是拒绝参战的。难道毛泽东没有告诉过包瑞德国民党的部队见到日本人只会转身就跑，而不是奋勇杀敌？芷江战役是一个重要例子，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挺身而出，勇敢作战，并取得了胜利。
于是，赫尔利再一次出门到国际外交这片险象环生的水域里去天真地游泳。他会见了丘吉尔，后者尽职尽责地同意支持蒋介石政府并鼓励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协议，但后来丘吉尔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然后，赫尔利又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见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们向他保证称会支持蒋介石政府，就只是他的政府，他们不打算支持中共。
但也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某种既阴险毒辣又耸人听闻的情况，困扰着此后几年中有关中国的任何形式的自由讨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美亚间谍案”的一段插曲，其影响到了所有中国问题专家，但谢伟思遭受到的打击是最直接、最具毁灭性的。这一切都始于1945年1月，当时有份颇具影响力的小杂志——《美亚》杂志，其读者多半都是在国务院或大学工作的对亚洲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发表了一份无关痛痒的报告，题为“英帝国在亚洲的政策”。
但是，正如他的未经授权的传记作者罗素·D.布希特（Russell D.Buhite）所指出的那样，他很可能是假装义愤填膺，或至少是夸大其词。赫尔利完全清楚将苏联引入战争的必要性，他也接受了拿中国的什么东西作为给他们的回报的随之而来的必要性。他所想要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不切实际地希望得到的——是莫斯科和重庆之间的交易，这将阻止苏联对中共的援助。[28]赫尔利似乎准备让自己挑起这副重担，要亲自出马去伦敦和莫斯科（他后来说此举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虽然并不确定），以便争取获得英国和苏联对他的中国政策的支持。
肯尼斯·威尔斯看了这篇文章，他当时在战略情报局南亚处工作，该局是中央情报局在二战时的前身。韦尔斯注意到该报告的某些部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出自他就东南亚的英美关系所写的一份报告的部分章节。韦尔斯的报告是被列为机密文档的。他想知道《美亚》杂志是如何得到他的报告的。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想知道，于是他们监控了《美亚》的编辑，并且在一次不合法的行动中，闯入了该杂志的办公室，试图发现卖国泄密的可能源头。
甚至在此之前，赫尔利还催促总统告诉他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信息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起初，罗斯福对他的大使否认他和斯大林之间曾有过关于中国的秘密协议，但在最后一次访问白宫时，赫尔利终于让他道出了真相，罗斯福给赫尔利看了同斯大林达成的交易的文本。在后来对这起事件的叙述中，赫尔利说他被深深震撼了。“美国的外交官们”，他指控道，已经“放弃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且（画出了）共产党征服的蓝图”。[27]
[1]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191.
1945年4月初，还是在华盛顿，赫尔利召开了一次涉及面广泛的新闻发布会，这次发布会受到了重庆和延安的关注。[26]赫尔利在会上毫不含糊地宣布不会给共产党任何援助，因为这种援助就等于承认除美国承诺支持的政府之外另有一个中国政府存在。赫尔利还插入了一个体现他那一贯的乐观的声明，声称中国各党派正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统一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最主要的信息是，在这种统一得以实现之前，绝不能“促进和援助中共军队的发展”。这个声明与国务院几个星期前给予魏德迈的立场文件是不一致的，但没有人出面来反驳这个被新闻界称为“赫尔利少将”的人。
[2] FRUS，1945，vol.7，p.115.
谢伟思和其他外交界支持者的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对毛泽东的看法变得过分乐观。他们上了共产党的当。这一结论是无法避免的。但他们绝不是亲共的，绝不像赫尔利和从事政治迫害的委员会为“失去”中国而竭力责怪他们时所声称的那样。赫尔利坚持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字眼——“不忠”——是丑陋的诽谤。直到四十年后，当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再次前往中国时，美国才重新享有有关中国问题的始终是高水准的报告和分析，就像被赫尔利从他们的岗位上清除掉的谢伟思、卢登、戴维斯、艾奇逊、赖斯、约翰·埃默森等人当年所提供的那些报告那样。
[3] Ringwalt，oral history.
那些已经不能在涉及中国的职务上为美国效力的外交官，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源源不断地提交令人瞩目的且往往是很精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谢伟思写了一些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报告，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分裂，描述了战争双方的宣传战，分析了为什么有些中国人会与日本合作、对公众舆论实施审查的效果、共产党是如何能够把根据地扩大到被日占区中去等许多其他话题，甚至还提到了国共双方写在墙上的口号和所画的宣传画，以及它们所展示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此外还有两党竭力为自己打造的形象和诋毁对方的形象。谢伟思在1945年3月提交的有关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将领的报告是中国政治内部运作的一个有技巧的解剖，它说明了除其他方面之外，为什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削弱潜在对手比晋升有能力的军官更为重要。这种彻底运用“分而治之”的权术，谢伟思写道：“在蒋介石看来也许是他唯一的选择。由于本身薄弱，中央政府的唯一希望，根据其有限的看法，就在于削弱所有反对派团体，并使它们始终处于弱小和不团结的状态。蒋介石眼里的‘统一’显然意味着主宰一切。”
[4] Ringwalt，oral history.
赫尔利还对美国外交人员前往延安下了禁令，因此中国通们曾经享有的会见共产党高级官员的捷径被切断了。后来，谢伟思也曾报告说，赫尔利把外交信函展示给中国国民党官员看的习惯会有削弱性效应，因为这些报告的来源可能会受到威胁。谢伟思说：“有些人被召唤到大使面前去听他的长篇训斥，而他使用的是剥皮匠人的语言。”赫尔利的胜利并不是导致同中共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它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它证实了毛泽东和他的谋士们无论如何都倾向于相信的观点，即美国是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必将是他们的敌人。
[5]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22.
无论罗斯福的推理是什么，赫尔利现在手握总统给予的信任投票，他将用它来压制在这一领域里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无异于一场清洗，对象是那些曾在该国生活多年，能说其语言，了解其环境和主要人物的人。约翰·戴维斯很走运，他已经离开中国去了莫斯科，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对他极为赞赏。但3月时赴延安报道中共党代会的谢伟思，刚返回重庆就获悉他被要求立即赶赴华盛顿，他照办了，成为一架军用飞机上的唯一乘客，经南亚、中东、非洲和南美长途旅行，于4月12日到达，刚巧就是罗斯福去世的那一天。亚瑟·林沃尔特也被重新分配工作。其他一些人也难逃此劫，包括一位三秘，一位翻译官，以及使馆二号人物乔治·艾奇逊。在赫尔利的坚持下，艾奇逊被弗吉尼亚银行家沃尔特·S.罗伯逊所取代，此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就因为这点，他和赫尔利相处得很好。
[6]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49.
当时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尽管对中国人的骄傲而言是毁灭性的，但《雅尔塔协定》必将把美国更密切地与蒋介石政府捆绑在一起。根据秘密协议的条款，俄国人承诺只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而不是给它的意识形态盟友共产党。而现在，居然有人提议美国有效地承认共产党作为事实上的中国北方的政府，而且不顾一个联盟政府的意愿，提供武器和援助给这个事实上的政府！如果蒋介石因为美国给其敌人的援助而垮台，那该怎么办？那样的话，就像历史学家加里·梅撰文所称，俄国人将被从只支持国民党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由此他们能够，”梅总结道，“加入中共的努力，夺取对中国的控制权。”[25]
[7] FRUS，1945，vol.7，p.201.
和以往一样，罗斯福根本就没有兴趣用枪指着蒋介石的头来逼其让步。他也许觉得，尤其是在他同斯大林于雅尔塔签署了秘密协定之后，他无法通过迫使蒋介石做出蒋认为将导致推翻其统治的让步来进一步羞辱这位中国领导人。在罗斯福眼里，问题的关键是结束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并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友好的国家。把蒋介石变为一个顺从的附庸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8] FRUS，1945，vol.7，p.158.
战线被划出来了，赌注则是美国在亚洲的作用的本质。但是，针对一个贫穷的亚洲国家其弱势政府面临共产主义革命时美国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展开的第一轮美国人的较量中，赫尔利能直接接触总统是张王牌。他去了白宫，白宫已经收到了持反对意见的3月2日重庆电报的复印件，费斯记录下了事情的结果：“总统支持赫尔利。”[24]共产党人将不会得到武器或物资供应，未经国民政府事先批准也将不会与他们达成单独协议。
[9] FRUS，1945，vol.7，p.157.
对于持完全相反观点的赫尔利而言，这份电报无疑是战争宣言。显然，它在时机选择上不只是同他到达华盛顿的时间一致，并且还在这项政策辩论发生的时候挖了他的墙脚。以他那种名人的性格特点，他不能够看透这份电报的真相，这是一群聪明且消息灵通的人士所表达的急迫甚至勇敢的不同意见。而他却指控道，这是“不忠的行为”。去武装共产党就是去承认共产党为“有武装的交战方”，而这将“导致国民政府迅速被推翻”。赫尔利现在感觉他无法去相信使馆内或外交部门的任何一个人，他的这种信念又被随之而来的事实加强了。3月5日，他被召到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开会，在会上，如他所说，他受到了“训斥”，并被迫去为他认为已经解决了的政策问题辩解。得到他的授权并对他持完全同情态度的传记作者引述他在那个场合对他自己的描述道，他面对着“国务院中一大批亲共分子作为我的法官向我发问”。[23]
[10] FRUS，1945，vol.7，p.218.
据谢伟思后来说，使馆工作人员中的所有政治官员都同意这份电文。[20]即使是魏德迈的参谋长默文·E.格罗斯（Mervin E.Gross）——魏德迈不在职位上时由他指挥——也表示赞同。电文写道，美国应该向蒋介石递交一份最后通牒。罗斯福应该“以明确无误的措辞告知蒋介石，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同能够在这场抗日战争中协助我们的共产党和其他适当的团体进行合作并提供补给”。[21]此外，没有必要等到国共合作协定接受之后再向中国领导人发出这份通知。正如历史学家赫伯特·费斯就这项争议所概括的那样，这份政策建议将“确保所有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合作；将共产党人控制在我们这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使国民党人确信其明显的最终打内战的计划是不可取的；以及推进中国的统一大业”。[22]
[11]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0.
因此，中国通们决定采取一个激烈的步骤。他们指定谢伟思撰写一篇分析报告送交华盛顿，时间上要与魏德迈和赫尔利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正好一致。当赫尔利不在时，负责大使馆事务的外交官乔治·艾奇逊表达了对这一举措的一些疑虑。“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叛徒，猫儿不在老鼠就闹翻天。”[19]他如此说道。因此，为预先阻止这一可能性，他们插进了这样一句话：“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所以此时应该是就此事进行讨论的一个有利时机。”然后艾奇逊在文件上签了名，文件就发了出去。文件不加掩饰地宣称赫尔利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是“不完整和不客观的”，这是一份外交人员内部表示不同意见的声明，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12]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0.
在重庆，中国通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政策处于危机中。E.J.卡恩，《纽约客》杂志的一个作者，在七十年代初采访了卢登、戴维斯、谢伟思和其他中国通。他们告诉他，当时他们都住在重庆的同一幢房子里，“周围没有女性，晚上的时间他们都断断续续地靠他们在桥牌、飞镖或填字游戏上的爱好来打发，或者也用来分析和重新分析中国那令人沮丧的情况”。他们越来越认定“如果他们不尽快去做一些事情，那么美国至今试图在中国和为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付诸东流”。[18]
[13] Gary May，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 （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4.
蒋介石的坏心情可从以下例子略见一斑，当他出席国民参政会这一很少召开且没多少权力的机构的一次会议时，一个名叫邹鲁的来自广州的党国元老询问了周恩来提出的允许共产党派一名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在这个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未来的战胜国将讨论建立联合国一事。令蒋介石烦恼的是，共产党人已经在利用委员长拒绝扩大中国在会议上的代表性的举动进行宣传，声称中国将在整个世界面前显得是个没有代表性的独裁国度，就和现在一样。美国大使馆就此次国民参政会的记述是这样说的，蒋介石“大发雷霆，严词训斥了邹鲁……并广泛地谴责了自由派人士”。[17]一涉及共产党的话题，蒋介石就“气得满脸通红，他的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当他的话音一落，受惊的听众一片沉寂，接着他就宣布休会”。
[14]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15" id="m15">[15]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02.
就蒋介石而言，他非常清楚自己所处的困境，并因此时而忧郁，时而愤怒。在《雅尔塔协定》签订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恐惧和怀疑”[15]，是否对他隐藏了什么东西，当然他是对的。他不是傻瓜，他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就此事询问罗斯福，而当蒋介石得知罗斯福允许在《雅尔塔协定》中写进秘密条款时，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完全出卖了”。[16]
[16] Taylor，Jay. 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02.
尽管非常聪明也非常现实，范宣德的替代方案还是缺乏具体的实践性。它没有回答有关同共产党单独进行军事交易会对国民政府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这将是对蒋介石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而且还很可能促成他下台。蒋介石不愿放弃自己的一党统治在什么时候能被用来证明美国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是合理的呢？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范宣德的文件说明了在正需要强有力的、头脑清醒的领导层时，却缺少明确的方向和有利的选择。罗斯福总统已是风烛残年，已经没有人能在美国政府的顶端就中国问题提供领导意见。相反，是最没有资格，最喜怒无常、危险而不明智的人在现场负责，以来填补空缺。
[17] FRUS，1945，vol.7，pp.239-40.
这些意见通过某种途径被刊登在国务院一份有关中国政策的文件上，当魏德迈抵达华盛顿时会被转交给他，但引人注目的是，文件对赫尔利保密。这份文件是为弥合那些赞成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人和那些希望与共产党建立关系的人之间的分歧而做的努力。文件写道，中国的短期目标就是要打败日本，这是魏德迈应该全力以赴的；而要在政治领域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团结所有中国派系，当然，这是赫尔利正在试图去做的。文件认为，如果美国能够武装各派，包括共产党，这将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能使它变为可能的情况出现。比如说，如果美国在某一时刻需要派部队在中国沿海登陆，那么美军指挥官“应该做好准备去武装共产党人”。此外，虽然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一个统一的中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应该在委员长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在这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性”[14]是很重要的。
[18]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2.
范宣德相当肯定赫尔利的使命会失败，尽管他也不喜欢共产党，但在没有任何真正有吸引力的选择下，他的政策建议是非常接近中国通的。他认为，对于美国和中国而言，最佳选择是让蒋介石继续执政，但蒋必须迅速转变以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则很可能会被推翻，最有可能就是被中共推翻。[13]但是，范宣德明白，蒋介石不可能放弃一党专政，由此，美国需要有“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个失败政府的失败领导者。这个替代方案或多或少就是谢伟思和戴维斯所推荐的：武装共产党而不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19]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2.
接收这些情报的人是远东事务局中国科的头儿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一个外表高贵的45岁年纪的堪萨斯人，他之前在中国有过分布广泛的六个不同职位，包括在重庆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在此任上他对主要的中国通非常熟悉——但并不总是分享他们的看法。范宣德就像大部分职业外交官一样，有点儿看不起赫尔利，他喜欢热衷于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倡导者戴维斯和谢伟思，但他也认为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看法有点狂热。“他们太过火了”[11]，在谈起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时候，范宣德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加里·梅，在年龄上他们比范宣德要小十来岁，但比他还更不耐烦，而且因为他们都认识到蒋介石的缺点，所以更倾向于“把所有美德归功于共产党”[12]。这是他在1944年时的一次演讲里所说的，演讲虽没有提及戴维斯和谢伟思的名字，但显然在他心中有他们的位置。
[20]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68.
与此类似，谢伟思和卢登写信给魏德迈，辩称，“委员长试图消除所有政治反对派，甚至会在必要时付诸武力的意图”，以及他更关注自己国内的反对派而不是去抗日的习惯，就是国民党逐渐丧失自己人民的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它的军事绩效拙劣的原因。“支持委员长是可取的，只要有确凿证据表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集结中国的全部力量来抗日，”这两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写道，“支持委员长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它不是目的本身。”[10]
[21] FRUS，1945，vol.7，pp.87-92.
“克里姆林宫很可能知道，美国对‘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的深刻怀疑和敌视会使美国公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偏见，”戴维斯写道，“斯大林元帅肯定会被告知……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相信这样的说法：只有通过蒋介石，中国才能在战争与和平中实现自己的命运。”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这种“参与现实政治的无能”，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我们所追求的：尽可能快地打败日本，以及一个团结、强大和独立的中国的出现。而苏联很可能会得到……在中国北方的一颗卫星”。[9]
[22]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71.
当时在莫斯科就任新职的戴维斯，从他的角度在同一天的一封电文中详细阐述了美国与延安保持更密切关系的好处。他说，莫斯科肯定在“幸灾乐祸”地观察着中国的局势发展，蒋介石的政权不断衰败，共产党在不断发展壮大，而美国仍然不确定该怎么做。如果美国与延安合作，戴维斯断言，美国就会有机会加强中共内部的务实的民族主义派别，同时削弱“那些倾向于依赖苏联的教条主义者”。
[23] Lohbeck，Don. Patrick J. Hurley. Washington，DC：Henry Regnery，1956，p.381.
卢登在这个美好的判断中所反映的，要么是有几分“用来欺骗外国游客的舞台背景”的元素，要么就是中国问题专家们那促进与共产党合作的渴望使得他们过于心急地在共产党身上找出国民党所缺乏的美德。但是，共产党人如果拥有更好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就可能为抗日战争做出重大贡献，在这一点上卢登无疑是正确的。
[24] Feis，Herbert. The China Tangle：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p.272.
在旅程中，卢登及其团队成员曾与当地指挥官谈论过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物资，以及他们将如何处置这些物资。从他本人的观察和他们的答案中，卢登估计，如果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炸药”，共产党军队“最多只需提前四十天的通知就可以瘫痪掉华北的铁路交通”。卢登还重申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是“自由民主的党派和稳健的民族主义者”。[8]
[25] May，Gary. China 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 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s，1979，p.126.
1945年年初，卢登的观察结果终于抵达华盛顿，在那里这些结果直接引发了激烈的就中国问题进行的持续辩论。卢登的第一手观察与戴维斯、谢伟思、包瑞德和伯德一直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他强调了共产党人活动地域的范围和他们所享有的来自当地民众的支持。他写道：“共产党的军队和行政管理得到民众的支持是个现实，没有正当的理由可加以怀疑，这一点我们必须在未来规划中加以考虑。”[7]共产党受到其统治下人民的欢迎这个印象不是，就如某些人（即赫尔利）所认为的那样，“用来欺骗外国游客的舞台背景……给农民提供体面的待遇、基本的公民权利、充足的食物和足够的衣服这种简单易懂的共产主义纲领，实现了八路军和人民之间的真正团结”。
[26] New York Times，Apr. 3，1945.
1945年1月回到延安后，卢登发现机场跑道上有一架美国飞机即将飞回重庆，于是他上了飞机，回到大使馆，并给他的中国通同事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当他遇到赫尔利的时候，卢登自然期望大使对他的探险至少会有点儿好奇，但赫尔利最感兴趣的似乎是这次旅行究竟是谁授权的（答案是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官），以及无论这个人是谁，又是谁授权给了他。[6]
[27]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203.
面对赫尔利的暴躁和顽固不化的头脑，中国通们着手反击，他们的反对逐渐成熟并发展到对他们的老板和大使的公开不服从。这年秋末，雷蒙德·卢登和迪克西使团的其他三名成员开始了一段长达1500英里、历时四个月之久的旅程，从延安正南约150英里到阜平，旅程中大部分地区据说都处于日本控制之下但已被共产党军队渗透。卢登的观察记载给中国通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几个男人穿上中式冬季棉服先乘坐吉普车前进，然后换骑骡子，再徒步穿越崎岖的山岭地带，有时在1英里左右就有日军小股部队出没。一路上他们见到了共产党游击队，游击队员们坚定朴实的信念、他们的献身精神，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那健康的体魄和高昂的士气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遇到了来自城市的年轻中国人，在农村教书。他们看到原始的工厂在制造各种产品，从纺织品到炸药。他们没看到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军事行动，因为在华北地区中日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停火，在这种氛围下，除了一些打了就跑的小规模的攻击之外，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百万大军没有与日本军队实际交战。有一次，这五个美国人遇到了一架被击落的美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他们在共产党人护卫下安全地通过敌人的防线。这是一次壮举，需要在沿途大片地区进行精心组织，再加上当地人民的合作。
[28] Buhite，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3，pp.203-205.
（一）共产党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他们正在追求民主原则；（二）国民党那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个人的政府其实并不是法西斯。这是争取民主原则。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如果我们认识道路，如果我们有清醒的头脑、宽容和耐心，我们是会有所帮助的。[5]
[29] Kahn，E. J.，Jr. 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 New York：Viking Press，1972，p.158.
一直以来，赫尔利坚称自己是在成功的边缘，如果不是因为像戴维斯、包瑞德和伯德这些人的非法干预，他原本早就可以达到目的了。矛盾的是，尽管他在其他一切事物上都不同意他们的见解，赫尔利认为毛泽东的追随者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观点倒是与中国通们的观点相一致。“我停下来观察，在这个沉闷且有争议的地方，有两个基本事实正在出现，”赫尔利在2月时写道，此时重庆谈判已经崩溃，周恩来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则对美国人发出的返回谈判桌的请求置之不理，
[30]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31" id="m31">[31] Bix，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2.
有这样一个例子，赫尔利把林沃尔特提交的一份文件搁置了好几个星期，该文件描述了拨给蒋介石政府的武器的流向，或是卖给了共产党或是在局部冲突中丢失了。当林沃尔特询问大使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份报告时，赫尔利把宋子文召到他的办公室，当着林沃尔特的面给宋看那份文件。毫不奇怪，宋子文宣称这不是真实的。这份报告就此从未发出。[4]
[32] Bix，Herbert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HarperCollins，1990，p.366.
令美国使馆中职业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魏德迈手下的工作人员惊愕不已的是，赫尔利开始检查起他们所写的报告来。“他说，他被派往中国是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我们不应该报告任何反映国民政府（低劣）的品质和才干的事情，”美国使馆的高级政治事务官员亚瑟·R.林沃尔特后来回忆道，“我们会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写成报告，而他却拒绝呈报。”[3]
[33] New York Times，Feb. 9，1945.
赫尔利的诸多传记中有一本把他的这种暴戾脾气归咎于身体不适、重庆的阴湿和污秽、失眠甚至牙痛，这是大使最容易犯的。[1]赫尔利需要眼镜却不肯戴，结果常常是头痛欲裂。他的注意力是短暂的，他不能看冗长的文件。有一次，在重庆的鸡尾酒会上，中国客人都在场，他却和麦克卢尔大吵了起来，以至于只有靠朋友的干预才使得他们免于拳脚相向。他几乎不受人尊重，即使大多数人对他都能做到举止得体。共产党人管他叫“小胡子”。[2]在62岁这个年龄上，他遭受着智力衰退的痛苦，这已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了；至少，一些观察者相信情况确实如此。“随着频率增加，（赫尔利）常常会忘记他在哪里，同谁在一起，甚至他刚刚说了些什么。”《时代》杂志的贾安娜（Annalee Jacoby）如此告诉一位采访者道。
[34] Severeid，Eric. Not So Wild a Dream.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47，pp.337-38.
正如我们所知，赫尔利是一个在194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动辄勃然大怒的人。他深信，他所做出的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的努力趋于失败，正是因为一些外交官员希望他失败，伯德和包瑞德与毛泽东及其阵营中的其他人就有关情报合作和支持美国在中国东北的伞兵的会谈就是这种不忠的证据。
[35]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36" id="m36">[36]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37" id="m37">[37]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38" id="m38">[38]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39" id="m39">[39]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0" id="m40">[40]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1" id="m41">[41]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2" id="m42">[42]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3" id="m43">[43]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4" id="m44">[44]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w45" id="m45">[45] Romanus，Charles F.，and Riley Suth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Time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59，p.290.
1945年2月底，魏德迈与赫尔利一起离开了中国，一个星期后抵达华盛顿。魏德迈四处奔走制订计划以在春天时使用中国沿海的一个港口。赫尔利的目的则更模糊，更具政治性，也更易引起分歧。他被在重庆听到的传言所困扰，据说斯大林和罗斯福于2月在雅尔塔会面时就中国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他希望从罗斯福本人那儿得到真实信息。他还希望被授予有关中国政策的全部控制权，并且将这项政策公之于众——基本上就是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