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想抢劫——谁能拦得住他？他可以到处乱闯，可以入室盗窃，还可以越过警察设置的警戒线，就像我们从瞎子眼皮底下溜走一样容易！没准容易得多！
格里芬的罪恶并不在于发明实现“隐身”的方法——科学本身并无过错，而在于“隐身”所导致的诸种后果。其实，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里，格劳孔就向苏格拉底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吕底亚人古各斯的祖先在牧羊时突遇暴雨，于天崩地裂处寻得一枚戒指。牧人集会之际，当他将戒指上的宝石转向手心，别人就看不见他，一旦朝外转动便能重新现形。这一隐身幻术屡试不爽，于是他借此勾引王后，与其合谋弑君，最终夺权。格劳孔假设，倘若正义与不义之人各戴一枚戒指，皆能随欲而为，那么两者可能会做出相同选择。他认定，若无道德律令约束，没有人心甘情愿去做正义之事。这一论断与小说中斯托港畔那位水手向流浪汉马维尔的感叹何其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一八九七年《隐身人》伦敦单行本第一版的扉页上，除了书名之外，还有一行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副标题：“怪诞传奇”（A Grotesque Romance）。这个标新立异的体裁，似乎在影射导致格里芬悲剧命运的重要根源。
诚然，文学史上不乏科学研究者的堕落形象。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八一八）和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一八八六），皆是珠玉在前。无论是丧心病狂的科学怪人，抑或双重人格的变身怪医，都能在格里芬身上找到些许相似的写照。但《隐身人》的独创意义在于将科学家的自我毁灭置于更深沉的道德困境和社会反思之中。
格里芬出身卑微，尽管他才华横溢，却始终是科学界的局外人，在尔虞我诈的学术圈，饱受不公正体制的伤害，不再愿意公开发表成果，最终走上这条“怪诞”的研究之路。他生活拮据，不得不偏居陋巷，甚至偷窃父亲的钱财购置实验仪器。这与他的同侪肯普博士形成鲜明反差，后者并无多少学术创举，但身份体面，受人尊重，坐拥豪宅，还有用人照料，正在争取皇家学会的头衔荣誉。
不过，抛开这层科普表象，《隐身人》的创作意图恰恰体现在“科学”背后。迥异于威尔斯另外两部同时期代表作《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一八九五）和《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一八九八）的（反）乌托邦架构，《隐身人》的主体背景设定于英国南部的平凡村庄和港口城镇，既非时空错置的恣意畅想，亦无遥望宇宙的恢宏场面。威尔斯用狄更斯式的现实主义笔调，塑造了一系列市井人物和生活场景，并随着情节推进，着重刻画天才物理学家格里芬的沉沦历程，从而审视科学与人性的复杂纠葛，流露出对科学无限发展的忧虑。
不仅如此，格里芬也是被社会疏离的独行者。他身患白化病，在那个时代注定遭到旁人歧视。悲哀的是，为了保持隐身状态，他必须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四处寻找合适的衣服、鞋靴、假鼻子和墨镜，不顾一切地使自己能够合理“显形”，只为寻回文明社会最根本的尊严。自小说开篇起，格里芬的“怪诞”装扮就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另眼相看，甚至连孩童都对他厌恶不已。格里芬带着不被世人理解的孤独，终于向肯普道出“隐身”的初衷：
置身于那个科学革命蓬勃演进的年代，威尔斯将文学幻想与科学分析巧妙结合，赋予虚构故事以坚实的理性依托，营造出逼真可信的阅读效果。
我豁然开朗，眼前清晰地浮现出隐身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壮阔前景——神秘、权力、自由。毫无任何缺点可言。你想想看吧！而我这样一个乡村学院的小小助教，衣衫褴褛，穷困潦倒，饱受约束，还成天给一群蠢货讲课，转眼间有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不是魔法，而是方法，一种合情合理又明白易懂的方法——”
在他看来，一旦掌握隐身的本领，便可颠覆令他感到压抑的现实，冲破横亘在他身上的阶级桎梏。可他没有料到，隐身并没有让他享有这一切，反而让他遭受一次又一次的阻挠和背叛。这便是他企图推翻统治、建立“恐怖帝国”、开启隐身人“新纪元”的根本动因。最终，自诩为“隐身人一世”的格里芬在自己狂妄的野心和非法的欲望中迷失方向，颇似王尔德笔下的“道林·格雷”（Dorian Gray），深陷出卖灵魂、道德沦丧的邪路。故事结尾处，格里芬微弱地喊出最后一声“饶命”，不知他是否已经感到懊悔，但终究为时已晚。从天才到怪客，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不值得怜悯，但他的心路历程却又如此让人唏嘘：
肯普思索片刻。“这太可怕了，”他说，“可是什么魔法能让人隐身呢？”
我脑海中浮现出人人梦寐以求的那些东西。毫无疑问，凭借隐身术，它们皆唾手可得。但也正因为隐身，即便得到也无福消受。
虽然在小说前半部分，格里芬始终以匿名“陌生人”的面目现身，但其作为“实验科学家”的形象早已揭示。从数不胜数的试管，到气味刺鼻的药剂，从写满公式的日记，到灯光闪烁的仪器，种种物象作为贯穿情节的关键符码，形塑着隐身的“科学”。在与昔日同窗肯普博士的对话中，格里芬进一步强调隐身并非不切实际的超自然现象：
一百多年过去，小说中的隐身方法至今仍未得到印证，但这场悲剧留下的谜团依然在叩问我们的内心，你真的愿意拥有隐身的能力吗？殊不知，我们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实现“隐身”——在互联网构筑的虚拟空间中，我们随时能将自己设置为隐身状态，轻而易举地变成匿名写手或看客，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自由切换。在享受各抒己见的酣畅之余，我们其实也与格里芬一样，时刻面临着道德的抉择，甚至还需应对更为错综复杂的舆论场域和社会生态。我们是否还能始终保持理性，坚持内心的良知与正义？
威尔斯向来热衷面向大众的科学书写，认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那种抽丝剥茧式的推理创作“堪称典范”。他擅长用深入浅出的笔调，将看似枯燥的理化知识融会于字里行间。小说中，他借主人公格里芬之口，充分调动光学和生理学的背景概念，洋洋洒洒地向读者普及他眼中隐身的“几项基本原理”，寓科学于文学，配以缜密的逻辑推演，读来饶有兴味。
《隐身人》出版之后，威尔斯创造的“隐身”意象在许多现代文学作品中产生回响。D. H. 劳伦斯的心理小说《虹》（The Rainbow，一九一五）便是其中一例。主人公厄休拉望见周围人群的身影，认为他们不过是行尸走肉，“她此刻忽然想起‘隐身人’，他隐没在黑暗中，只有披上衣服才能被人看见”。纳博科夫也对威尔斯推崇备至，视其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和魔术师”。在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一九四一）中，《隐身人》就出现在塞巴斯蒂安的书架上。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的同名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一九五二）更是以“隐身”暗喻黑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在美国文坛产生深远影响。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如是评价，威尔斯的“隐身人”就是“我们孤独与恐惧的象征”。
然而真正使“隐身”超脱玄幻空想，成为科幻创作母题的，当属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代表作《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这部作品出版于一八九七年[97]，彼时正是欧洲科学技术革新的鼎盛时期，尤其是X射线和无线电波的发现，使物体透视和声音远程传播成为可能，因而有关“隐身”的探讨逐渐趋向更具科学内涵的维度。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翻译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那本有关“隐身”的著作——《译者的隐身：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他用“隐身”一词来概括译者的处境。长期以来，翻译被视为纯粹的语言转换行为，旨在忠实地传递原作的信息。人们渴望在阅读译文时如同欣赏原文一般，看不见任何翻译的痕迹，继而产生“透明”翻译的错觉（illusion effect of transparency）。这种使译者“隐身”的想法，使翻译始终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然而翻译真的能完全“透明”吗？译者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不仅涉及翻译的操作策略，更关乎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韦努蒂基于文化批评的立场，指出翻译不只“求同”，还需“存异”，并揭示译者在译文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倘若我们将视角置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回望翻译的历史，便不难发现：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对传播异质文化、重构文学经典、形塑诗学话语都具有关键性意义。
隐身，或许是自古以来人们都梦寐以求的能力。来无影，去无踪，承载着千姿百态的诉求和欲望。早在东西方的各种古典传说里，这种超凡技能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希腊神话中的冥王哈迪斯（Hades），头戴独眼巨人铸造的隐形头盔，在诸神之战中击败泰坦（Titan）。宙斯之子珀耳修斯（Perseus）亦是在隐形头盔的帮助下斩杀蛇发女妖美杜莎（Medusa）。而纵观中国的神怪故事和武侠奇谈，隐形化身法术也是屡见不鲜，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封神演义》中太乙真人的“隐身符”，被哪吒用以对付东海龙王。
这套威尔斯经典科幻小说系列的翻译自二〇一六年开始陆续推进，《隐身人》是继《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之后的第三本。在此期间，我也在持续着自己的科幻文学翻译研究工作，兴趣与日俱增。据考证，一九一五年，民国报人吴鼎（定九）和同为南社社员的戴克谐（蔼庐）就曾以“人耶非耶”为题，最早译介过这部小说。能够担当译者，重新诠释百年前的名作，我由衷地感到荣幸，同时也深知“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不易。我愿将这段翻译历程视为学术探索的一部分，斗胆“现身”，希望能够在译文之外，通过较为细腻的注解，带给读者独具特色的阅读体验，展现翻译文学历久弥新的价值和魅力。
——鲁迅《影的告别》
顾忆青二〇二〇年四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97]一八九六年三月至六月，威尔斯撰写短篇小说《车马旅店的人》（The Man at the Coach and Horses），因不甚满意而进行修改扩充，最终于次年完成《隐身人》的创作。